本日看完了伏爾泰的《路易十四時代》，看書的次序並沒有規律，只是隨便看看，所以有時所得不多。
看伏爾泰寫的歷史對比現在歷史教科書的歷史是很有趣的，例如教科書說甚麼三十年戰爭後，國家主權意識因為厭戰情緒而出現，開始互不侵犯的原則等。但看《路易十四時代》，戰爭還是喜歡發動就發動，荷蘭立了國後又差點完蛋，西班牙那邊簡直時有實力的傢伙指了位繼承人說說就算，結果又是代表兩強的兩方對立，勃蘭登堡選侯嶄露頭角，離鐵與血的統一還有很久，英國是喜歡篡位就篡位，奧地利還是想挽回戰後的頹勢，等等，幾乎看不到有甚麼互不侵犯出來。厭戰情緒甚麼的，只是沒錢時的事，國家開始回復了，又無無謂謂再打一場。
公民意識之類在教科書只看到法國大革命之後，但在這之前荷蘭已有了公民政體，瑞士也已經是「百分百」的共同體了。在伏爾泰看來，法國，或者說巴黎人，空有熱情，三分鐘熱度，欠缺計劃，所以改革總是不成樣子。或者，假如伏爾泰看到法國大革命，也會覺得這是民眾狂熱的產物，而不是理性的結果。說起來，假如沒有拿破崙，法國大革命會不會變成一場暴民產生的鬧劇呢。歷史總是充滿偶然，而象徵事件僅是後人的幻想。
看到那時的宮廷與教會，就更覺得歷史是機遇的產物了。法國宮廷為了控制新教徒，讓他們花精神在經濟活動上，沒有空造反，反使他們富裕起來；到了要趕他們出國，結果也是連他們的技術和資金都消失了，損失的反而是法國。不管資本主義精神與新教倫理有沒有「選擇性親和力」也好，能夠讓這種精神成為物質力量的，至少在法國，反而是不時想打壓新教徒的宮廷。而天主教在一些無關痛癢的地方激烈爭論，以及教皇為了回復權威而作出的干預，也不經不覺使人對天主教感到厭倦，讓這些看來沒大意義的行動促成人們對理性的憧憬。宮廷與教會，兩方都看似是與啟蒙沒甚麼關係，但沒有他們，啟蒙大概沒來得那麼快。事件的因果關係，許多時與行動者的計劃大為不同。
寫歷史的人隨時代不同，寫出來的歷史也會隨時代不同，伏爾泰認識的路易十四時代，與現在認識的路易十四時代，差別似乎不只在於現在的歷史資料較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