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我們要懂公眾語言？

看完了《為什麼我們要懂公眾語言？》，主題是有關公眾語言的理論與實務，也就是修辭。作者以公共語言幾種修辭手法為引子︰論點壓縮成聊聊幾字(compression)、以局部代表全體(metonym)、以滑坡謬論略去推理步驟(proleptic)、暗示問題是善惡對立之爭、以最強烈的方式表達(maximal)。修辭是為特定情景與受眾設計，為了追求修辭衝擊的力量，有意無意會犧牲公共語言解釋的功能。

作者指，修辭與公民結構、體制、組織同樣重要，近年廣泛的政治危機，同樣是政治語言的危機。當修辭以震撼取代複雜、條件制約與不確定，視攻擊對象為不可修正，將「事實」當成某種意見，就會斷絕理性辯論的可能，令許多市民一心想迴避政治。辯論中最低限度的禮貌與互相尊重受到侵蝕，對言論自由的容忍度流失，甚至有越來越多人希望加以箝制。一旦公眾語言喪失解釋與激勵的力量，民眾與政治領袖的聯繫也受到威脅。作者相信這就是現時民主政體碰到的麻煩。

民粹風潮與政客雖然自稱反修辭，但作者指這也是一種修辭，其基本原則為︰徹底捨棄政治論述的謹慎與溫和，以憤怒、震撼策略與極度簡化政策等手法取代，公眾語言唯一的價值就是「真」，盲目崇拜有話直說，浮動善變，用完即棄。

新科技發展令大眾有更大權力選擇媒體內容，為新聞編輯與主管帶來兩難︰不再勉強受眾接受有價值的內容，還是堅守新聞原則卻坐視受眾大幅流失。無論哪種媒體，標題、摘要、列表等風格流行，新聞都變得更短，內容越來越誇張，譴責越來越強烈。細微差異或理應斟酌的前提乾脆全面刪除。邏輯讓位於人格，事實與辯論的篇幅縮小，意見的角色更為重要。意見在事見發生後幾秒內急速湧現，但不成比例地是偏激反應，形成回饋循環(feedback loop)。

現代技術官僚習慣用證據與邏輯為政策辯護，但政客卻需要突顯政策尖銳、能作政治動員的一面。當政客就任政職，會發現自己陷入兩種不同修辭的陷阱中。在當代政治更強調激情、新聞更受簡化壓力、治理更為複雜、媒體批評更尖銳下，對政客從期望到失望的落差更大。政客總是無法實現承諾，人民不再信任現任官員，尋找新鮮面孔與聲音，然後再度循環。

在過程中，公眾不再有能力掌握特定政策，不知道需時多久才看到結果，也無法評斷政策成敗。讓幾乎所有政治進展發生的含糊、彈性空間，在修辭上找不到共鳴。原本務實的政治中心基礎向兩邊極端蔓延，我們就此損失不確定的可能、傾聽他人的雅量、考慮證據與政治現實並隨之調整的彈性。

理性主義者認為，語言必須奠定在理性與證據，邏輯論證才是關鍵，人格與情感偏離重點而危險。真實主義者則認為，如果理念、文字從人們的行為與文化情境中抽離，就不再有意義與關聯。修辭理性主義忽略人格與情感，試圖建立理性完美系統的計劃缺乏根據；真實主義則可能變成沒有論述的個性，同樣無法察覺現時公眾論述已失去平衡。

行銷語言是現在全世界通行的修辭，常用到放大正面元素、避免批評與界定、略去脈絡、急逼、簡短等手法。政治行銷在二十世紀後半急速發展，在擬定廣告策略、思考政策與形象定型前已經出現。掌握質化與量化研究方法與各種行銷技巧，已成為政治顧問與選戰經理的先決條件。各種政治行銷技巧，主要是為了減少受眾投入同理心、無須承受不必要心理衝擊，卻因此犧牲有體系的辯論與解釋。數位科技與社交媒體令政治行銷更為精細，以自然選擇的方式找出最有效的修辭。

一般人會運用謹慎、精明等實踐智慧協助抵抗行銷宣傳。如果我們對一般人的實踐判斷有信心，就不大可能相信行銷話術會所向披靡，對民主的優勢會較有信心。但假如我們認為一般人非常好騙，缺乏內省能力，也許就會相信行銷可能永遠欺騙所有人，少數清醒者可以忽略不計，並要求更多意見檢查，認為再討論也沒有意義。

作者引用哲學家麥金泰爾(Alasdair MacIntyre)描述當代道德問題爭辯的三種特徵，指出為何價值歧見爭辯難以解決︰一，辯論雙方的觀點根本無法適用同一標準衡量，變成斷言與反斷言；二，人們通常不會坦承互不相讓的道德世界觀是個人偏好，而是包裝成非個人、客觀價值與標準的架構較量；三，近一二百年巨大的社會與文化變遷，使表達世界觀的語言處於失序狀態，就像「正義」一字沒有共識定義與前後一致的用法。

仇恨言論(hate speech)一詞經常在新聞出現，但它究竟是甚麼意思並不清楚。我們知道甚麼是仇恨罪(hate crime)，行為本身必須被認定是犯罪才成立。仇恨言論卻是鬆散的概念，有時能指以言也可能入罪，其適用範圍往往超出法律規定。當仇恨言論概念落在主權代理者或自命正義之士手上，就會有打著仇恨言論大旗，肆意打壓看不順眼人與事的危險。如果所有仇恨都能入罪，那麼身為人就可能會犯法。作者認為，言論自由無法保證壞事就此絕跡，但也不能反過來相信，打壓言論自由就是答案。

作者提出，面對公眾語言扭曲，有兩座希望的燈塔。其一是認為與生俱來的實踐智慧、謹慎精明讓人們有能力區分有效跟可疑的公眾語言。其二是期望修辭有朝一日能在辯論、風格與同理心達至新的平衡，成為作者稱為「批判的說服」(critical persuasion)，體察情緒與認同的合理需求，並追求現實的真理。

日本史的誕生

看完了《日本史的誕生 東亞視野下的日本建國史》，作者指出，日本史僅在公元七世紀「日本」這國家建立後才出現，在此之前的日本史，都是廣義的中國史。在漢朝時，日中貿易由漢朝委任的日本大部落獨佔，並與樂浪郡交接。公元57年，「漢委奴國王」遣使至洛陽，公元107年，朝貢的則是「倭國王帥升」，這反映出漢朝委任代表會變更，日本王權仰仗與中國的特殊關係。

東漢末年，軍閥公孫度割據東北，邪馬台國女王卑彌呼成為公孫度指派的貿易代表。公元238年，魏滅公孫氏，翌年卑彌呼使節到洛陽，此事記於＜魏志倭人傳＞。晉代魏後，邪馬台國於公元266年再次遣使。後來發生五胡亂華，中國軍隊於公元313年從韓半島撤退，地方諸國開始走上自己的路。

作者認為，＜魏志倭人傳＞是中國作者陳壽受政治因素影響寫成。陳壽由張華提攜，而張華曾在東北任職，因此陳壽不太可能因為缺乏知識而誇大邪馬台國。但＜魏志倭人傳＞的描述的確不符現實，作者認為，這是因為陳壽在晉朝寫作，為了足以與魏臣曹真曾經在西方吸引貴霜帝國來使相比，故將晉朝開祖司馬懿經營的東北來使邪馬台國，寫成媲美貴霜帝國的大國。《三國志》中沒有＜西域傳＞，也是出於同樣原因。

邪馬台國的位置眾說紛紜，作者明言根據＜魏志倭人傳＞的扭曲描述很難確認，但作者也先後提出兩種猜測︰一是在關門海峽附近，二是在大阪灣難波的津。不管如何，邪馬台國與倭諸國都是貿易城市，當中也有以華僑為主的「國」。遣使至中國的邪馬台國並不是王國，更像是各貿易城市聯盟的代表。

作者指出，七世紀《日本書紀》提到之前的天皇事跡並不全然可信。河內王朝仁德天皇的事跡，可見於中國南朝《宋書》＜蠻夷列傳＞在公元478年的倭王書信，提到其祖武力征服各國，並向韓半島進軍，於公元369年受到百濟承認。

《日本書紀》提到公元591至628年由女王推古天皇統治，但這與《隋書》＜東夷列傳＞的記載有矛盾，＜東夷列傳＞指當時倭王為多利思比孤，是一位男王。公元609年，隋朝使者裴清出使倭國，所見亦為一位男王。作者認為，這可能與《日本書紀》由天武天皇下令編纂，而天武天皇之父舒明天皇奪取倭國背後有黑暗內情有關。

公元630年唐滅突厥後，倭國先後四次派使者遣唐。與下一世紀有別，這時的遣唐使不是為了學習中國文化，而是為了不被強大的唐帝國吞噬，為維持獨立而拚死努力。

公元660年，唐滅倭國在韓半島的同盟百濟，舒明天皇的皇后皇極（齊明）天皇計劃西征，中途病死，其子天智天皇繼續作戰，公元663年於白村江海戰敗於唐軍，倭人被趕出韓半島。為防禦外敵，天智天皇著手統一日本列島，遷都近江大津，訂立《近江律令》，定國號日本，公元668年即位天皇。作者認為此時是日本的誕生。

公元673年，天智天皇之弟討伐天智天皇之子，即位天武天皇。天武天皇下令編纂《日本書紀》，用古老假定的皇室合理化男性繼承。《日本書紀》記載第十至十二代天皇的事跡，全部是以天武天皇及其上一代的實際事件為藍本。第一任天皇神武天皇的事跡，也可與天武天皇在討伐其姪的壬申之亂中對照。

作者認為，從漢武帝征服韓半島後，八百年來日本列島一直受中國文明衝擊，在政治、軍事、經濟上屬於亞洲大陸，但尚未有屬於自己的歷史。直至公元七世紀，受到強大唐帝國衝擊，倭人面對威脅而必須採取自我防衛，為了與中國對抗，主張獨自的自我認同，才著手編纂自己的歷史。

日本最初的歷史《日本書紀》，表現出「日本與中國對立」、「獨自從天繼承正統的國家」這些思想，永久決定了日本的性格。日本人自七世紀起一直在意中國的存在，又避免與中國建立深入的關係。

作者最後指，本書的嘗試是，理解各國史料的政治性質，以世界史一部份看待、書寫日本建國史。

專業之死

看完了《專業之死》，主題是美國人以無知為榮的現象。作者指，雖然美國人一向有看不起專家的現象，但現在他們不僅相信錯誤，而且緊抱錯誤拒絕學習。其頻率之高，範圍之廣，怒氣之盛都令作者感到可怕。「各自表述」成為爭辯打完場的口號，人們無法承認有些事就是有標準答案。

作者擔心，在網絡資訊充斥下，越來越多一般人欠缺基本常識，連基本證據法則也不願相信，拒絕學習按邏輯推論。專家與一般人的界線面臨崩潰，部份人帶著沒有根據的傲慢，可說比純粹無知更為糟糕。公民將專家當成某種技師，但拒絕彼此的對話，自信已掌握足夠資訊。

作者認為，現在許多美國人將政治上票票等值，當成任何議題的任何意見也該在價值上沒有差別，是一種對實質平等的錯誤信仰。這些美國人認為沒有誰比誰更聰明，學習只是淺嚐即止，可說是違反教育讓人謙遜、不斷學習的宗旨而行。作者指，這些問題部份扎根於人性，部份是美國高等教育的毛病，部分來自科技與媒體，也有部份是專家與一般民眾間缺乏理解。

現代社會運作有賴社會分工與專家，尊重彼此專業，專注於自己領域上，讓眾人達到非一人之力可及的高度。專家與公民難以理性討論在過去已存在，但現在更令人憂慮的情況是，對知識體系不信任的帶頭者，往往是理論上應知道不該這樣做的人，例如受過高等教育的父母在決定子女是否接種疫苗是更為昧於事實。有些美國人覺得對抗專家意見，好像就代表比較有文化深度。

政治辯論與公共政策制定本質就是衝突。在美國，政策辯論越來越像雙方都沒做功課地比爛，兩邊看法雖然不同，但都是錯的。當中有一種自我中心、目空一切、容易變成惱羞成怒的堅持︰意見沒有高低之分。對部份美國人而言，說他錯就是說他笨，糾正就是一種侮辱。他們堅信只要主觀意見夠強，就能模糊意見與客觀事實的界線。

作者指不論專家、知識份子或專業人士，都是掌握特定技術或知識體系，並以此執業為主要謀生方式。專業必然少數而封閉，由學習、天分、經驗與同儕確認集合而成。專家透過經驗累積的技術不見得能量化，也無法速成，只能投入時間、反覆練習而累積。專家的知識一定在一般人之上。自學成功的專家不是不存在，但他們是例外中的例外。更多是普通人不知道專業的門檻，以為能夠理解就有能力分析。

我們每個人都有許多弱點，令公共辯論易於變成互相吵鬧。作者直言，專家與普通人溝通困難，原因之一是公民普遍程度太差。「鄧寧—克魯格效應」描述，能力越是不足的人，對自己的能力就越有信心。當講話沒邏輯的一方不知自己沒邏輯，專家與普通中的對話總是會不歡而散。

確認偏誤是建設對談最常見的阻礙，它指出人有傾向留意與自己成見相同的資訊，忽視對想法構成威脅的資訊。我們會專注於讓自己恐懼或希望得到確認的資訊，記住印象深刻的事，忘記不夠戲劇化的事。確認偏誤可說是一種求生機制，不理性恐懼會控制我們，但不理性樂觀則不會。

專家也是人，也會受確認偏誤影響，因此科學會將研究結果送交他人進行同儕審查，由比較沒有利害關係的人帶著研究者與現實對質。一般人不會特別意識到這些過程，學術圈以外的爭議也沒有這種外部審查機街，確認偏誤容易衍生出無法推翻的主觀看法。不少人所說的「證據」，只是「我覺得對的東西」，而不是「由公認原則測試過，確認其真實的事情」。

偏方、迷信與陰謀論都算是確認偏誤與無法證偽觀點的經典案例，當中以陰謀論最難推翻。駁斥陰謀論會「充實」陰謀論的內涵，缺乏證據與互相矛盾反過來可以「證明」陰謀的強大。陰謀論廣受歡迎其中一項理由，是它會撩撥人心的俠義精神與英雄主義。對無力理解現實又不願承認的人來說，陰謀論是誘人的出口。陰謀論也在人們面對恐懼的事情時，為他們提供脈絡或意義。

日常對話中經常會提及不應以偏概全(generalize)，但作者指出這樣說的意思其實是不應搬出刻板印象(stereotype)，兩者混淆會造成溝通困難。刻板印象是社交惡習，但以偏概全(概化)則是根據可觀察事實作出的概率陳述。概化是描述而不是解釋，可以量化與確認；刻板印象則是預先的結論，容易引發主觀情感。作者認為，專家與處理主題保持距離，較能消除情緒干擾與後續偏見。

我們不想讓人知道自己知道或在乎他們錯誤，懶得為自己的專業辯護，也會動搖我們溝通資訊的能力。這種「平等偏誤」來自我們對被群體接納的心理需求，研究發現這會讓能力較差者較預期更常主張自己的看法，能力較佳者則會在對造中接受同伴明顯有誤的提案。這種考量的潤滑人際關係，卻會在需要實事求是時造成重大犧牲。

人們也很不願意承認自己在對話中跟不上與聽不懂，網絡資訊時代讓人更有衝動假裝無所不知。現代人會掃瞄報紙頭條或文章就分享在社交媒體，雖然根本沒有閱讀內容。政治信念會令事情更為複雜，因為信念反映出我們自視是甚麼樣的人。

作者也批評美國高等教育發展變成消費者導向體驗，學生學到最重要的事，就是消費者永遠是對的。大學吊詭地成為專業不受尊重問題的一環。高等教育普及後，大專院校競爭激烈，提供的只是「上大學」這種體驗。學生獲得顧客般的待遇，無從學習謙虛自律。

進大學應該是學習的起點而不是終點，老師尊重學生意見也不代表兩者學識平起平坐。但現在任何老師要點破這幻象，就會被學生全力反擊。部份學校課程只剩下輕鬆愉快的營養學分，課程分數灌水，及格標準降低。教學評鑑遭到濫用，將大學貶抑一筆買賣，學生要求物有所值，而不是入學訓練批判精神。

新一代學生運動排除異己、教條主義，甚至出現語言與肢體恐嚇，只是為了雞毛蒜皮的小事。參與學生了解的，是發高比的是激情與音量，而不是理性與證據。大學生一方面疾呼要學生治校，另一方面卻又堅持大家要把他們當成小孩看待。作者憂慮，在大學四年都學不會尊重老師與學校的人，出了校門也不會懂得尊重公民社會其他成員。連大學生都不能成為講道理的意見領袖，不能辨別客觀事實與主觀感受，那美國人就有大麻煩了。

網絡擁有前所未有的龐大資訊，幾秒就能在搜尋器出現在人們面前，但其品質高低就只能碰運氣。網絡充斥劣質訊息與半吊子觀點，有時是因為作者懶惰或能力不足，有時則是出於貪婪或惡意。

網絡令人損失辨識資訊好壞的基本研究能力。用關鍵字搜尋不是研究，只是問問題。真正的研究辛苦而枯燥，需要人有能力找出真實資訊，擷取其重點、分析、化為文字，然後呈現出來。網絡改變了我們閱讀、推理與思考的方式。我們要求即時、易懂、顧及視線效果、只給我們想要聽的資訊，也就是能在最短時間內花最少力氣吸收的解答。

網絡令我們變得不厚道與沒耐性，無法進行有建設的討論。任何時間都可與任何人對話並不一定是好事，有時人就是需要暫時緩和自省，才有時間吸收與消化資訊。網絡不給人們這種餘裕，讓其回應不經大腦，並為了面子在事後捍衛自己的直覺反應，拒絕接受新知或承認錯誤。

網絡令各種散播虛假資訊謀利的產業得以產生。人們在決定好自己要相信甚麼後，才在網絡上找證據，包羅萬有的網絡自然會令相信任何事的人都滿意。很多問題上網查過後比一無所知更糟。很多人上網調查後自以為掌握了甚麼，其實只是懷恨一大堆自己不明所以的資料。他們分不清哪些事只是自己瞥見過而有個印象，哪些事是自己扎扎實實實地知悉。在螢幕看過與真的理解並不是一回事，但研究發現網友會將兩者混淆。

大部份人在網絡上只是在找，並沒有真的在讀。研究發現人們只會看網絡文章的標題跟前面幾句，快速篩選他們想要的東西。網絡使用者會自然對先跳出來的搜尋結果產生認同，但很少人會質疑搜尋引擎的運算順序是否靠得住。

作者認為，很多人對維基百科與各種線上資源的誤解，以及對群眾智慧整體的誤解，都可以歸結為一點，也就是知識不等於一堆混雜的人事地物湊在一起，也不是丟硬幣猜結果。維基百科的價值是供應基本資訊，但需要分析的複雜議題，它就不太有效。

學習新事物需要耐心與傾聽，但網絡卻反而讓人忘記如何建立友誼，反而老是互相挑釁。輕輕一點就能分道揚鑣的網絡讓人更為涇渭分明，不與傾聽他人意見。這讓我們失去思考、辯論、承認錯誤與接受指正的能力。當中隱藏著一種扭曲的平等觀︰大家都有社交媒體帳戶，所以大家都沒有差別，故此人們可以自戀地對任何人指指點點。由於網絡上的一切都沒有決定性證據，所以每個參與辯論的人都會極力主張自己正確。這讓每個人的政治偏見或錯誤認知，都不怕找不到歸宿。

作者批評新聞界並未讓人更了解世道，反而令人感到混亂。科技與資本主義結合，令新聞界變成按市場需求的資訊生意。媒體數目急升，競爭更為劇烈，資訊量多質劣，回應消費者希望每件事更快、更簡單、更悅目、更有趣的訴求。

一般人覺得看了看手機，就等於掌握天下事的脈搏。現代媒體為個人度身訂造的選項，讓確認偏誤更為強烈。作者指，這代表美國人不僅所知不多，而且他們僅有的知識還是錯誤的。太多人觀看電視新聞時已有定見，他們看新聞只是想在同溫層得到確認。電視有數以百計頻道，任何偏見都能得到滿足。當大多數人覺得自己已經「很懂了」，專家意見自然無足輕重。

當記者也欠缺對報導主題的專業，問題就會更加嚴重。現在記者入行的門檻拉低，原本是技藝的新聞報導變成正規課程，追求制式作法。業界強調形式、外貌與速度多於內容，信口開河的標題就能便宜行事。記者懶得向專家詢問資訊是否正確，或者追查數據確認事實，只看得到他們相信的事情。

作者的建議是，專家應該知道何時要說不，不該將這責任推給記者。新聞消費者面對新聞時，應該謙虛、接觸不同立場與國家的媒體、不要覺得身旁都是壞人，並要有判斷力，在消費媒體時疑問報導是否可靠。閱讀與注意時事是熟能生巧的技術，最好天天都看。

專家也會出錯。作者細分專家失敗的種類，首先是科學本身就會出的錯誤，這包括單純失誤以及整個領域尚未突破的先天局限。這是學術研究必然存在的一環，專家也無能為力。專家能保證的，是遵循科學原則的方法，將犯錯與落入思考陷阱的機率降至遠比一般人低。

專家錯誤還會出自專家撈過界。當專家脫離其專業，他們就只是一般人，學歷多麼優異不代表他說甚麼都正確。就算專家沒有過界，當他們不只提出解釋，更想預測未來時也會出錯。預測未來違反了科學解釋過去的基本原則，但社會對預測的需求總是比解釋多。這在專家與其服務對象之間，形成一股自然無解的張力。

最後一種專家失敗就是欺騙與瀆職，雖然最少見但最危險。有時是我們以為的專家根本不是專家，或者真專家以假榮譽誇大其資歷。當真正的專家說謊，既會帶來直接後果，也會令社會對專業信任下跌。學術欺騙的例子時有發生，一般人會疑問學術研究是否可信。作者則指，一個主題領域的興衰，極少取決於單一研究的成敗。一項研究可能會造假，但數百項研究同樣造假等級就完全不同。

作者指，專家功能無法正常發揮，專家與一般人都有責任要負。專業人士必須承認並公開自己的錯誤，然後說明自己會如何修正。一般人不應要專家改行當預言家，並了解無心之失與心存欺騙的差異。公民應該要認識所謂名嘴與專家的來歷，讓自己更能鑑別接收到的意見，認知自己知道與不知道甚麼，同時帶著懷疑謙遜接觸專家意見，並理解真正制定政策的不是專家，而是官員。

專家與公民的關係建基於互信，當信任崩解，民主本身就可能陷入危機，變成暴民政治或技術官僚菁英統治。常識敗退與無知進逼，多少令公民與公共政策脫節惡性循環。公民覺得越來越疏離，也不想知道經濟、科學與政治體制如何運作。一般人對專家的表現紀錄沒有興趣，喜歡能白說大話，與自己意見相同的專家。

作者提出大眾對專家與官員的誤解中，值得優先思考的五項課題︰一，專家無法控制官員接受建議；二，就算官員接受建議，專家也無法控制如何實踐；三，專家無法指揮政策從概念到執行的整個過程；四，專家不能控制官員是否選擇地聽取建議；五，專家只能提供選項，不能替民眾作價值判斷。

作者感嘆，民主制度要穩定運作，前提是選民必須深思熟慮後決定。公眾無知經惡意操弄，就會變質成政治鬥爭的武器。民主是參政權的平等，是一人一票、每票等值、法律一視同仁的平等，而不是每個意見都一樣，主觀感受重於客觀事實的齊頭式平等。

許多人言必稱「我們人民」，但他們指的根本是「我」，單數的我，非我族類都不可以相信。無知可以改善，但與傲慢、自總與憤世嫉俗結合的無知則無藥可救。傳統的解決之道已經無效︰高等教育、媒體與網絡都在加劇民眾堅持無知。專家束手無策，覺得已經受夠。

作者悲觀總結，或許釜底抽薪的解決方法，需要一場未能預見的災難。沒有民主與包容，就得面對如戰爭、經濟崩潰或壓逼群眾等可怕命運。我們只能寄望事情一發不可收拾之前，公民、專家與官員可以克服困難，對專家與菁英在民主的角色進行深入辯論。

真確

看完了《真確》，內容是討論我們對世界有錯誤認知的現象與原因。作者的調查顯示，我們許多人對世界無知，給出種種與實際不符負面答案，比隨機亂猜更差。作者認為這種過度誇大的世界觀，源於我們大腦運作的方式。

作者談及我們的十種直覺偏誤，並提出思考工具培養求真習慣。第一種偏誤是二分化，認為世界只分成「我們」與「他們」、「已開發」與「發展中」、「富國」與「窮國」等。這種印象在1965年時或許正確，但2017年世界多數人(75%)已身在中等所得國家，活在低所得國家人口只有9%。

作者建議更現實的分類是將國家分為四級，一二級界線是2美元，二三級界線是8美元，三四級界線是32美元，大概十億人在第一級，三十億人在第二級，二十億人在第三級，十億人在第四級。大多數人都在第二與第三級，與1950年的西歐與北美生活水準相當。

二分化直覺偏誤來自比較平均值、比較極值與自己的上層目光。為扭轉這種偏誤，作者建議我們檢視分佈狀況，發現個體間重疊之處，注意多數個案都落在中間，以及不要從俯瞰目光認為底下所有事都一樣。

第二種偏誤是負面型直覺偏誤，我們傾向留意壞事而不是好事。世界許多進展緩慢分散，不易受人注目，但各種進展累積起來則是巨大進展，例如赤貧人口比例在二十年內減半、四十年來壽命提高10歲、識字率提高至86%，以及另外許多生活改善。

負面型直覺偏誤有三種情況︰對過去的錯誤記憶、新聞媒體與社運人士選擇報導，以及擔心說壞事正在好轉會顯得冷血。作者提醒，慶祝現有成功是一回事，繼續目前奮鬥是另一回事，兩者並不衝突，失去希望反而無法達成目標。

為扭轉負面型直覺偏誤，作者提出我們應區分狀態(現在怎樣)與改變趨勢(變好或變差)之別，事情可以既是糟糕也在變好。我們應留意好消息絕少會報導，逐漸進步不會成為新聞，新聞多也不代表變事多。我們也不應沈浸於美化過去，要珍惜現有成果，相信未來世代也能跨過障礙。

第三種直線型直覺偏誤認為趨勢會一直持續，例如以為地球人口會不斷增加，但聯合國的預測是逐漸趨平。正如小孩身高不會一直增長至400公分，許多趨勢都會有直線以外的走法，例如迅速攀升後趨平的S型，迅速減少後趨平的滑梯型、只在特定間隔提高的駝峰型、一直翻倍的倍增型等等。為了明白一項現象，我們需要確實了解線的形狀，不能假定它就是直線。

第四種恐懼型直覺偏誤與人類過去演化的環境有關，現在則變成媒體吸引注意力的工具，扭曲我們對世界的認知，讓我們錯估天災、航空安全、戰亂危害、化學物、恐襲的危險程度。面對恐懼型直覺偏誤，我們應留意新聞與自己的注意力都偏重恐怖消息，風險不是自己感覺多害怕，而是有多危險與自己暴露在多少危險，並避免在驚恐時下決定。

第五種失真型直覺偏誤讓我們將單獨數字與特定例子想得過於重要。有兩種工具可扭轉失真型直覺偏誤，其一是比對數字，單獨的數字沒有比對基準就沒有很大意義。在比對許多數字時，先找出最大的那些數字，它們通常比其餘全部加起來還重要。其二是善用除法，例如將數字除以總人口，找出的比例通常更具意義。

第六種概括型直覺雖然必要而有用，但它可能令我們誤將許多不同事物歸為一類，甚至以特例套用在整個分類。作者提議，要知道哪些簡單分類會導致偏誤，極好方式之一是旅行，體驗自己在家鄉習以為常的一套可能沒有用處，甚至造成危險。扭轉概括型直覺偏誤需要我們質疑自己偏好的分類，作者提出五種這樣做的方法︰尋找同一類別相異之處，不同類別相似之處；留意「多數」只代表超過一半，如果可能應問清楚百分比；當心別把特例當通則；假定自己不是「正常」，別人也不是笨蛋；注意適用某一群體的做法未必適用於另一群體。

第七種宿命型直覺偏誤認為固有特質決定命運，事情永遠會是這樣。作者提醒，文化、國家、宗教與人都不是石頭，會不斷改變。例如女性生子數目並不是受宗教固定不變地影響，不論宗教，赤貧女性都生下更多孩子，在所得增加後生育率都會減少。為扭轉宿命型直覺偏誤，我們要注意緩慢改變不是沒有改變、樂於更新知識、跟父母與祖父母的價值觀比較，認識價值觀改變之大，以及蒐集文化改變的例子。

第八種單一觀點直覺偏誤讓我們以為所有問題都有一個肇因，所有問題都有一個解答。這種思考可以省下許多時間，卻讓我們看不到不符這觀點的資訊。作者建議，我們應時常檢驗自己喜愛的概念，保持虛心，與不同人談話。雖然這樣我們會沒時間建立許多見解，但許多錯誤見解還不如幾個對的見解。

抱持單一觀點有兩個主因，其一關乎專業，專家只是自己領域的專家，在其他問題上與普通人表現差不多，有些社運人士專注自己的領域，甚至有意無意將關注的議題放大。不靠數字不能理解世界，但單靠數字同樣不能，要看到數字背後的現實世界。抱持單一觀點的另一原因關於意識形態，認為某種政治方式可以解決所有問題。公部門與私部門的答案不是只能擇一，而是視情況而定，而且兩者並行。

第九種怪罪型直覺偏誤會替壞事找出簡單清楚的元凶，讓我們誇大特定個人或群體的重要，沒看見複雜的真相，也很難解決問題。作者指出，壞事發生時，我們該把矛頭指向系統而非個人，好事發生時，我們也該把更多功勞歸功於默默推動成功的體制與科技。假如我們真的想改變世界，就得弄清楚世界真正運作的方式，而不是只想揍人一拳。

第十種急迫型直覺偏誤告訴我們再不做就沒機會，現在就要下決定，但事情幾乎從來不是這樣，不是非得擇一不可。作者堅持不應訴諸恐懼，談到未來是該抱開放態度，清楚其中牽及的不確定。有時最有用的行數就是改善數據以獲得更正確的認識。社運人士自己要冷靜才能採取明智的行動，不致危及民眾的信任。

作者最後對求真習慣如何運用在日常生活提出多項建議。在教育上，我們該教孩子基於事實的架構，訓練他們善用上述求真習慣法則，最應該教他們抱持謙虛與好奇，樂於說出「我不知道」，主動吸收新知識。

在職場上，企業應依照基於事實的世界觀做事，了解未來全球市場成長主要在亞洲與非洲，注重這兩地的員工，知道全球化仍未結束，並在投資時擺脫對非洲的天真認知。記者應時常檢視自己對世界的認知並加以更新，培養求真思維。我們也應明白新聞終究不算是增進世界觀的理想管道。各種專業團體也可以嘗試提問更多事實問題，找出自己所屬團體的無知。

作者相信，終有一天所有人都擁有基於事實的世界觀，因為基於事實的世界觀更有助把人生走好，也讓人更安心，並知道我們該怎樣令世界變得更好。

犯錯的價值

看完了《犯錯的價值》，是一本談論錯誤的書。作者指我們「知道自己是對的」令人愉快，認為自己判斷正確是常態。當面對錯誤時，我們會感到秩序失常與羞愧。錯誤總是與愚蠢聯繫，但作者指出，犯錯是人類學習與改變過程關鍵一環，讓我們修正自己的看法。作者說本書的宗旨是︰培養對錯誤的親密感受，增加討論錯誤的用語，拓展檢討錯誤的興趣，同時對常受忽略的犯錯經驗多加著墨。

人們看待錯誤有兩種模式，一種是悲觀模式，視錯誤為令人尷尬恐懼的事；另一種是樂觀模式，認為犯錯的感受不限於可恥與失敗，也可以是驚訝、困惑、興奮等等。作者指，以根除錯誤為目標有三項問題，一是我們會相信自己能明辨對錯，這卻與想要擺脫錯誤的信念互相矛盾；二是根除錯誤的努力總會引發意想不到的後果；三是根除錯誤容易變成根除與自己不同事物的心態。

科學革命看待進步不是依靠根除錯誤，而是靠延續錯誤。知識進步需要現有觀念瓦解，讓位予新觀念與發現。錯誤不但不會讓人遠離真理，反而能逐步引領人們導向真理。

錯覺與知覺失誤反映出感覺與現實的差異，讓人體會到，就算最有競服力的景象也未必是現實本身，沒察覺到的認知過程正是容易出錯之處。錯覺令人明白，我們不知道何時會犯錯，又會犯甚麼錯，但肯定一定會犯錯。

我們很擅長忽略自己的無知。例如在重大事件時的「閃光燈式記憶」感覺栩栩如生，但研究顯示，這些記憶與其他記憶一樣，準確度隨時間降低。記憶由多重特殊過程組成，每一次喚起記憶都要重組呈現。有些記憶栩栩如生，不是因為這些記憶為真，而是我們太常想起。

知道的感覺不代表實際知道。即使我們找不出真正的原因，也喜歡解釋事情，自信說出自己實際不知道的答案。當我們宣稱自己知道某些事情，本質上就是在就自己不可能出錯。如果要處理犯錯的可能，我們就無法用知識的觀念，必須轉而接受信念的想法。

我們的信念就是世界模式，不管信念多麼堅定不移，模式本身都可能動搖。心理信念的存在是為了幫助我們預測與制定政策，信念組織起來，成就了「我們是誰」的概念。

我們也有將所有事情理論化的傾向，並會自己當下的信念只是基於事實，雖然別人的信念可以是因為偏見與私心。當我們認為自己的信念是基於事實，對不同意見者就會有各種假設︰認為對方缺乏正確資訊；認為對方愚蠢、腦袋有問題；假設對方刻意漠視與忽略真相。

運用歸納推理，我們可以手邊證據來選出最適合的答案，不用找到充分證據才能下結論。但我們不能證明歸納正確，只能知道這至少比其他答案更可能是對的。歸納是我們智慧的重要一環，這表示錯誤是智慧不可或缺的一部份，而不是過程走偏的結果。

當猜測運作良好時，我們會是反應快、效率高的思想家，但也會製造許多想法上的偏見，令人妄下定論。偏偏確認偏誤會令我們容易重視支持自己信念的證據，忽略反面證據。我們會對反證視若無睹，認定反證對信念沒有影響，堅持例外能證明規則，或者不理會任何違背信念的資訊。

我們無法完全獨立思考，每個人在根本上都很依賴他人的想法。但我們判斷二手訊息時，通常都是先相信了那個消息來源，就對消息照單全收。這也表示我們抱持某些信念，擁有的是某個信念社群的會員資格。成為社群一員有實際與情感上的好處，令人有強烈誘因與周圍眾人保持信念一致。

抱持特定觀點的社會，可能會面對反對意見不足的問題，這包括︰一，社區過度支持我們的想法；二，社區保護我們免於外人的異議；三，社區讓我們即使聽到外界異議，也會置若罔聞；四，社區會消除內部異議。這容易助長我們自以為是的信念，蒙蔽我們犯錯的可能。

狂熱份子認為只有自己才能掌握真理，堅信自己正確，認為自己不可能出錯。這種對確定感的渴望存在於每個人心中。確定感最危險的特徵，是不利於觀點轉變，失去想像力與同理心，不在乎別人的事情。

另一方面，如果我們要腳踏實地過日子，有時確定是唯一的選擇，以此為基石建立自己的世界觀。確定感有助於行動，對生存與成功不可或缺，在演化過程有重要作用。我們預設的認知立場是相信，確定比懷疑來得容易。

我們渴望正確而恐懼犯錯，常常認為自己無法放棄信念。當許多信念隨時間而減弱消失時，我們的記憶會無聲無息抹去錯誤。對於突然改變的信念，我們傾向將犯錯經驗濃縮至幾乎消失不見，就像直接從正確A跳至正確B一樣。

當我們會陷入百分之百錯誤的經驗時，既迷失於這世間，也迷失了自我。但作者也指出，這樣犯錯讓我們學到自己還有多少成長空間，奪去我們所有理論，有可能帶來真正的改變。有時我們不肯承認錯誤，特別是舊有信念已投注大量心力，又沒有新信念取代。承認錯誤需要智慧，也需要情感上的技巧。

深信不疑的事情出錯時，我們不得不回答「哪裡出錯了？」這個問題。重大錯誤發生後往往會產生許多新理論，以弄清甚麼信念要棄置，甚麼值得保留。全盤接受與徹底否定是答案的兩端，中間有許多較混亂的可能答案︰輕描淡寫、避重就輕、出爾反爾、強詞奪理等。我們判斷錯誤大小會趨向保守，但最初看似明智的保守主義，有時會演變為歇斯底里感情用事，瘋狂湮滅犯錯的事實。

人們為錯誤開脫時常用「我是錯了，但是……」法則，例如說自己只是時間上搞錯、差一點就實現、有出乎意料的事發生、怪罪他人、即使犯錯也是為了大家好等等，彷彿只要開始解釋，錯誤就不再是個錯誤。

面對錯誤時，過濾掉不快資訊，否認錯誤，是一種心理防衛機制。當我們不願意證據確鑿的真相，就必須同時騙人與自我欺騙。作者指，矢口否認錯誤不只是拒絕接受困難複雜的外在世界，全盤接受也不只是接受事實，兩者更重要的地方是如何接受自己。

在親密關係中，人們的核心信念最容易受到侵犯要挑戰。要承認自己的方式並非最好很難，放棄堅持自己正確令人感到不快。追求正確與追求肯定混為一談，這有助解釋為甚麼在親密關係的爭執，人們會覺得受背叛排斥，小事變成激烈爭吵。作者認為當中教訓是，我們偶爾可以犯錯，也應該能心平氣和接受他人偶爾犯錯，依然保持親愛。幸福不是永恆不變的愛，而是讓愛將我們慢慢改變。

錯誤代表我們與自我疏離的時刻，當我們連自己都可能誤解，就表示我們自己當下在某方面特定自我認知有錯。如果我們視自我為恆常可理解的個體，會使我們排斥犯錯或改變的可能。犯錯能夠改變我們最強烈的方法之一，就是讓我們面對自己，變得更富同情心，不將錯誤當作他人無知、愚蠢或邪惡的表現，不會一直想批評別人。

為預防錯誤，我們可培養彼此傾聽能力，各人可以暢所欲言，環境公開透明，避免保密文化，允許每個人看見出錯徵兆時能夠說出來。作者認為這也是民主治理代表的一種方法，它會接受錯誤存在，削弱錯誤各種危險化身。任何政治體系想要成功，就要能夠容納錯誤，法律可以變更，有政黨制度與言論自由。自由如果不包括犯錯的權利，那就不是自由。政治開放的政府必須擁抱錯誤，接受自己有時會犯錯，讓異議者與告密者發言。

作者在結尾指，虛構與藝術世界「悖離事實」，我們可以想像虛構世界，與我們犯錯的能力無法分開。我們所有藝術受惠者都在享受錯誤的極致樂趣。如果我們像接納藝術一樣接納錯誤，就能讓我們在自己立場以外替他人設想，幫助我們成為獨立個體，有著更多可能。

民粹大爆炸

看完了《民粹大爆炸》，內容是歐美民粹主義的發展過程。作者指，民粹主義不能以左、右或中間派來定義。它不是意識形態，而是一種政治思考方式，動員一般「民眾」對抗「菁英」。民粹主義認為自己的訴求不能透過協商達成，這注定會讓人民與建制衝突。這種特色導致民粹運動掌握政權時，有時會發生認同危機。

民粹主義另一特色是，它們通常是政治危機的警示燈。只有在人們認為當時政治常規與自己的關切不一致時，民粹主義才會成功。民粹運動並不常達成自己所設目標，但它們點明現行政治意識形態必須修復，標準的全球觀點正在崩潰。

民粹主義最早出現在美國，作者認為其真正開始於1890年代人民黨，要求政府幫助農民。1930年代龍恩的分享我們財富協會，主張對富人徵稅幫助較低收入家庭，影響羅斯福推行第二次新政。1960年代華萊士反對中央政府與種族融合，呼應了美國中產激進派的訴求，他們認為富人不用承擔更多政府開支，而要由中產負擔。

1990年代，美國主要政黨都支持新自由主義，支持跨國企業與全球化，放鬆管制，對企業減稅。在工作機會減少、移民增加、放鬆金融管制產生危機後，激起民粹派對現行共識的挑戰。裴洛與布坎南先後嘗試參選總統，但1990年代晚期經濟向好下聲勢下降。

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後，出現從極右翼攻擊新自由主義的茶黨運動，以及從左翼攻擊的佔領華爾街。2016年美國總統選舉，川普以反對自由貿易協定與生產外移、限制移民、訴諸「沈默多數」等取向，吸引共和黨白人勞工與中產選民。桑德斯以攻擊富人、提倡全民健保、分離投資銀行與商業銀行、恢復政府資助競選活動等政見，嘗試激起99%與1%巨富之間的衝突，得到不少對未來感到悲觀的民主黨人與年輕人支持。

歐洲直至1970年代才有類似民粹主義的政黨。1970年代經濟衰退後，主要政黨逐漸支持放棄公部門擴張，偏向自由貿易、解除金融管制與全球資本主義。1980至1990年代，來自非洲與亞洲的難民大幅增加，歐洲開始出現反移民浪潮。右翼民粹政黨透過連結反移民情緒興起，但他們支持福利國家，變成勞工的政黨。歐盟與歐元區運作令一般公民難以影響，民粹政黨聯合起來反抗「民主赤字」，主張自己的「民主性」。

2008年起歐元危機掀起一波民粹新浪潮。西班牙與希臘等負責國家受到致命打擊，卻無法透過貶值貨幣脫困。歐洲委員會、歐洲中央銀行與國際貨幣基金「三巨頭」，要求希臘嚴格減少公共開支以取得援助，引起國內廣泛不滿，導致激進左翼聯盟興起。然而，激進左翼聯盟取得政權後，變成中間偏左主流政黨，與三巨頭達成協議。

西班牙的我們可以黨主張一般人與上層人產生衝突，反對西班牙政府的緊縮開支政策。該黨一度在2015年12月選舉中成為第三大黨，但次年6月的選舉卻流失大量選票，有意見認為是因為其政見變得與社會勞工黨太過相似。作者認為，當民粹政黨變成只是建制中另一政黨，它就不再清楚地為人民對抗菁英，以致選民不再受到它們的訊息激勵。

右翼民粹派主要在北歐與中歐，主要推動力是移民問題。移民、恐怖襲擊與移民犯罪在北歐同時增加，令右翼民粹的主張變成可信。丹麥人民黨與奧地利自由黨主張嚴格限制移民，兩黨都獲得成為執政多數關鍵的支持。

英國獨立黨成功令英國脫離歐盟，其基礎是工業衰退小城鎮、勞工階級與年長公民。法國在歐盟國家中最直接受移民與恐怖攻擊增加影響，反對寬鬆移民政策的民族陣線勒龐，在2012年總統大選第一輪中得票第三，2017年第一輪得票第二。

作者在結論指，當代民粹主義不同於法西斯主義，前者對全球政治施加離心力，著重於自己的國家。民粹主義在工作外流、歐元運作失效、經濟不平等、移民令資薪下降的憂慮、社區問題等方面指出，這些議題必須加以處理。民粹主義也令主流政黨的經濟辯論部份轉向。

作者在寫作當時預測川普或者不會當選，但會激發後來的仿效者。桑德斯淡出後，仍會對民主黨有確定的影響。歐盟2012年的穩定法案，大幅限制以赤字減緩失業，再加上移民問題，都令左翼與右翼民粹政黨的壓力越來越大，甚至可能直至其他幾個國家也決定脫歐。

如何改變社會

看完了小熊英二的《如何改變社會》，主題是日本的社會運動發展。作者指，日本在1965至1993年屬工業社會，資方僱用大量工人，工人由工會組織，所得較高；消費者購買力增強，工業產品容易賣出；都市中產階級出現全職女性；政治相對穩定。工業社會弊病是齊一與標準化，商品與工作形態相跟，女性選擇有限。

其後日本進入後工業社會，資訊科技發展與全球化，令工廠外移。工作改由非典型員工與外包處理，「麥式工作」增加，工會組織變弱。人們變得「自由」與「多樣」，更多不屬於任何組織。社會福利預算減少，貧富差距加劇，就業競爭更為劇烈，教育差距更受父母所得差距影響。後工業社會的特色是，人們更可能以不同方式生活，消費品更便宜，娛樂消遣增多，但年輕人無法負擔房租，只能繼續與父母同住。

作者指，從工業社會轉至後工業社會的問題一度由公共支出掩蓋，但1990至2000年代政策轉變，刪除補助金與公共投資後，支撐基礎完全動搖，社會問題在發生災害時浮現。。

在初期工業社會，社會運動以勞工為主，指導運動的則是都市知識階層。這類社會運動特色為道德主義，即知識份子意識自己是菁英，勞工與農民則是被剝削一方，因此前者必須捨棄自己的特權。運動組織以先鋒黨形式為特色，只有少數人能成為黨員，並必須通過審查。道德主義與先鋒黨結合，令參與社會運動的知識份子必須加入先鋒黨，放棄個人生活，遵守黨的指令。從結果來看，先鋒黨組織成功例子幾乎都發生在發展中國家。

晚期工業社會的「新社會運動」不是階級運動，不受先鋒黨指導，也沒有強烈道德主義色彩，有嘉年華與祭典元素。運動以「自由」為口號，批判工業社會生活形態均質化。運動以年輕人與女性階層為中心，批評代議民主制，主張直接行動，重視表現自我。

進入後工業社會，自由度與多樣性大增，「勞工」、「年輕人」、「女性」等分類範疇已無法成立，「我不幸是因為我屬某一類人」的意識也就無法維持，人們反而將責任歸於心理等個人原因。我群意識無法維繫，陷入難以整合的狀況，社會運動變得難以推展。

作者認為，日本戰後的社會運動有三項特徵︰追求絕對和平、深受馬克思主義影響與強大的道德主義，三項特徵都與二戰後不希望重返戰時體制的意見相關。這些特徵產生的弱點是，社會運動忽視個別議題，運動如果不從社會黨或共產黨指導，變為推翻資本主義的運動，就無法成為改變社會的力量。支持社會運動但不信仰馬克思主義的人，後來很多都感到失望，對任何運動都感到懷疑。

1960年安保鬥爭大部份參與者以共同體成員身份參與，如學生自治會、工會、町內會等。安保鬥爭牽涉到戰爭經驗的和平問題，以「民主」為代表反對回到戰前體制。運動只維持約一個月，原因包括首相岸相介下台，非日常熱潮難以持久，以及繼任首相池田勇人提出「所得倍增計劃」，並表示無意修憲。

1968年社會運動與1960年有各種差異。在經濟快速成長下共同體開始鬆動，技術改變令熟練工人較不重要，削弱工會連結。大學升學率提高，大學自治會開始無法動員學生。政治團體動員能力減弱後，彼此競爭更為劇烈，依賴金錢與暴力。與西歐不同，68年的「宗派」仍以先鋒黨模式運作，各自分裂，有部份採取武裝鬥爭路線。

作者認為，1968年學生運動熱潮再次出現，最大因素是大學教育大眾化。考試競爭更為劇烈，但大學設施跟不上升學率，授課內容乏味，校園擠擁，大學生人數增加也意味成為菁英的機會降低。越來越多學生感到空虛，認為這不是大學應有的樣子，不如趁學生時代搞一場運動。公害問題與越戰突顯出對社會的欺瞞感，點燃起學生運動。

68年學生組織「全共鬥」與以往不同的是，它是以「自由」個人名義參加，聚集各種想法的人。但實際上參與學生戴著所屬「宗派」或大學的頭盔，外表比較像軍隊。參與的團塊世代保守而集體主義，也看到性別歧視的實例。

作者指，這種形式的問題是，社會運動者硬將已不適用於當時的社會關係與意識形態帶進運動，不同宗派加入全共鬥以先鋒黨模式吸收成員。當運動熱潮冷卻，留下來的多是屬宗派者。結果不同宗派為掌握主導權引發權力爭奪，出現各種內部暴力，令運動走向分裂。宗派滲透也令全共鬥走向馬克思主義，讓運動訴求超出校內問題，校內訴求反而失去實現的機會。為擴張組織，宗派更重視花俏的鬥爭手法吸引新成員。

到1969年底，社會運動已幾乎退潮，警方取締更為嚴格，響應者減少，內部暴力變得更為強烈。留下者變得更為道德主義，否定想要找工作的自己，同時沒有自信自己正確，因此容易指責他人是叛徒。在道德主義的凝重氣氛下，部份團體開始主張武力鬥爭。

到1970年代初，經濟成長中只有少數人生活未受改善，參與學生運動者自身明明沒有特別的問題意識，但又不想自己在玩革命的家家酒，轉而支持被歧視部落、在日朝鮮人、沖繩問題等日本國內少數團體。1972年聯合赤軍事件成為學生運動結束的契機，人們開始認為打著「革命」與「正義」口號的人很危險。當局也進行政策調整，通過公害管制法、推動福利改革、整頓都市環境等，令事態得以收拾。

1970至80年代，日本工業社會成型，人們的「自由度」減少，引發廣泛共鳴的社會議題不多。大學生不再有必須關心政治的意識。政府以公共補助支援減弱的農村與商店會。企業、家庭、學校成為都會的新共同體。社會運動傾向自由參加的網絡型運動，少數群體社會運動受到注視。

1980年代反核運動主要行動者變成都市主婦，她們特別關心食品輻射污染問題，經濟上相對穩定，子女長大後也有時間與體力。但在社會安定期下，大多數人即使對政治不關心也無礙生活，政治人物也不曾感受對現有政治體制的威脅。

1990年代後期開始，日本工業社會失效，越來越多民眾感到沒有被代表。2011年福島核電廠事故後，出現許多訴求零核電的示威行動，當中有許多三十歲世代為主的「自由」受僱者參與。遊行透過網絡與推特號召宣傳，引起眾怒的，是政府公開資訊與善後的方式，並擴展為無法忍受特權階級。社會運動越來越走向自由參加模式，沒有任何團體有穩定的動員能力。

作者指，日本現在全體成員不願遵從、不表同意的情形，反映出政治體制失去正當性。正當性攸關民眾是否有「我們的代表」意識，單單得到很多選票不夠，還要是某個「群體」的代表。當人們變得「自由」，喪失從屬意識時，「群體」就無法成立。

在政治集會中，全體參加者群眾喧騰對展現人民力量至為關鍵。示威行動不單看參與人數，也要令人覺得行動代表著社會的意見。參加者熱烈討論，充分感受自己正在參與，認知到決策結果是「大家一起決定」，這種熱鬧喧嘩的過程形成「我們」與「全體」。假如政治只有投票與遊說，就會變得越來越無聊，讓更多人認為政治只是少數人的事，也有更多人不會接受與認同。

在全球化後工業社會中，人們變得「自由」，同時對未來越來越無法預測，也逐漸無法被人接受與認同。人們被籠罩在眾多選項與他人眼光中，失去相互扶助與自豪，被逼向沒有資訊收集能力與金錢就活不下去的狀態。

分類不能維持，市場無法操縱，人們相互依賴與重視的規範消失，傳統與市場都不可依靠。面對這種狀況，保守主義主張回歸舊有生活形態，但無法停止分類失效與高度反身性。特權階層自己很「自由」，卻要求對方採取「傳統」行動，造成少子化、過勞、家庭暴力、離婚增加等反效果。

無法忍受社會不穩定的人投向基本教義派，視傳統為永恆不變，拒絕與他人對話，躲在自己的認同中，認為對方是笨蛋。因為懶得與外界接觸，無法與他人建立良好關係，基本教義派要強逼多數人贊同他們時，可能訴諸最力與金錢攻勢。

作者認為，既有「我群」正在消解，民主必須積極建構新的「我群」。問題之一是民眾不願參加對話，既不習慣也沒有專業知識。若要改變，只能鼓勵對話主體，賦予他們力量，例如由政府或專家普及知識、提供職業訓練、普及大學教育、公開政策資訊並舉辦公聽會、為非政府組織提供補助促進自發活動、利用地方資源建立小規模高增值產業等。

作者指日本現在福利政策思考方式，是等問題出現再事後補救，這已經太遲，而且花費成本過高。除了財政援助外，福利政策也需要提供諮詢、再教育與工作介紹，否則受助者無法融入社會。嚴厲懲罰受助人幾乎沒有成功例子，反而令人更難與主流社會整合。

福利補助建立在受助人分類的方式，無法保護越來越多不在任何類別的人。分類政策缺乏整合，容易產生不公平與不合理。福利與職業捆綁，也讓產業轉型更為困難。為了防範於未然，作者認為應提供基本保障給所有社會成員，既可靈活應對，不會有人排除在外，也省卻審查的麻煩與成本。

現有福利政黨建基於保護的構想，其問題是保護者與被保護者的關係固定，造成主體衰弱，容易變得不關心與依賴。在反身性增加的社會，既有方式必然陷有困境。要突破這種困境，就要賦予被保護者力量，讓他們有能力自立與判斷，並有機會參與。比起行政機關，地方自發組織更能掌握現狀，讓地方人士集結民眾可展現更大成效。

作者指，當代社會沒有中央控制室，期望「換個首相做看看」，只為像不斷喜新厭舊一樣，創造出無法改變的結構。引入自由競爭原理的政策手段，也反而引發「自己不被當一回事」、「別人得到較好照顧」、「將我應有的權益還來」等批判與不滿。作者認為，在當代日本，只有在普遍認知「自己不被重視」的基礎下展開行動，促進對話與政治參與，並連結到「改變社會」與建構新的「我群」。

各種社會運動理論，例如資源動員論、議題焦點週期論、創新擴散理論、建構主義、行為主義等，都只能涵蓋一部份現實。人們應了解理論建立的前提與適用範圍，掌握不同理論工具在適合時譯用。在實踐中，社會運動首先要設定目標，然後選定倡導或施壓對象，弄清哪種方法較有效。

社會運動很難提出成功的方程式，但失敗的方程式卻有明顯傾向。忽視時代背景與社會條件，套用舊有成功經驗，很可能會失敗。將運動當成「組織」看待，很容易引發路線之爭，或變成只跟代表談判的虖戲。為保護組織要某人加入與退出，都會降低運動正當性，減低民眾參與意願。將人當成不變的個體，容易促成團體分裂為「溫和派」與「激進派」，結果通常是兩者都失去影響力。

作者認為，運動應看成一種動態過程，而不是組織。運動是眾人為了某種目標而聚集，擬定並實行某種計劃的過程。參與人數應該依運動目的判斷。運動除了是達成目的之手段，也是製造連結與賦權的手方法。運動方式不是一成不變，只要符合「改變社會」目的即可。運動與政治人物都有其苦衷與侷限，沒有原則妥協與要求不可能的事都沒有必要。

在運動中，每個人都可以分派工作扮演不同角色，而這種角色並非固定不變。運動有趣之處在於大家一起創造，歡樂與炒熱氣氛非常重要。運動是一種社交場合，氣氛熱絡就能形塑超越「自我」的「我群」，產生一種與人數不同層次的說服力，更能打動人心。

假如自己不發聲，旁人看來自己就是一面牆壁，而自己也會當周圍的人是牆壁。靜靜等待不會有任何改變。自己站在安全位置，將對方當成可換零件被動消費，並不會得到滿足。行動、運動、與他人一起創造社會，是一件很快樂的事。

作者最後指，本書不會是萬能的正確解答，寫下此書的目的，是賦予讀者力量，協助他們踏出下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