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完了小熊英二的《如何改變社會》，主題是日本的社會運動發展。作者指，日本在1965至1993年屬工業社會，資方僱用大量工人，工人由工會組織，所得較高；消費者購買力增強，工業產品容易賣出；都市中產階級出現全職女性；政治相對穩定。工業社會弊病是齊一與標準化，商品與工作形態相跟，女性選擇有限。
其後日本進入後工業社會，資訊科技發展與全球化，令工廠外移。工作改由非典型員工與外包處理，「麥式工作」增加，工會組織變弱。人們變得「自由」與「多樣」，更多不屬於任何組織。社會福利預算減少，貧富差距加劇，就業競爭更為劇烈，教育差距更受父母所得差距影響。後工業社會的特色是，人們更可能以不同方式生活，消費品更便宜，娛樂消遣增多，但年輕人無法負擔房租，只能繼續與父母同住。
作者指，從工業社會轉至後工業社會的問題一度由公共支出掩蓋，但1990至2000年代政策轉變，刪除補助金與公共投資後，支撐基礎完全動搖，社會問題在發生災害時浮現。。
在初期工業社會，社會運動以勞工為主，指導運動的則是都市知識階層。這類社會運動特色為道德主義，即知識份子意識自己是菁英，勞工與農民則是被剝削一方，因此前者必須捨棄自己的特權。運動組織以先鋒黨形式為特色，只有少數人能成為黨員，並必須通過審查。道德主義與先鋒黨結合，令參與社會運動的知識份子必須加入先鋒黨，放棄個人生活，遵守黨的指令。從結果來看，先鋒黨組織成功例子幾乎都發生在發展中國家。
晚期工業社會的「新社會運動」不是階級運動，不受先鋒黨指導，也沒有強烈道德主義色彩，有嘉年華與祭典元素。運動以「自由」為口號，批判工業社會生活形態均質化。運動以年輕人與女性階層為中心，批評代議民主制，主張直接行動，重視表現自我。
進入後工業社會，自由度與多樣性大增，「勞工」、「年輕人」、「女性」等分類範疇已無法成立，「我不幸是因為我屬某一類人」的意識也就無法維持，人們反而將責任歸於心理等個人原因。我群意識無法維繫，陷入難以整合的狀況，社會運動變得難以推展。
作者認為，日本戰後的社會運動有三項特徵︰追求絕對和平、深受馬克思主義影響與強大的道德主義，三項特徵都與二戰後不希望重返戰時體制的意見相關。這些特徵產生的弱點是，社會運動忽視個別議題，運動如果不從社會黨或共產黨指導，變為推翻資本主義的運動，就無法成為改變社會的力量。支持社會運動但不信仰馬克思主義的人，後來很多都感到失望，對任何運動都感到懷疑。
1960年安保鬥爭大部份參與者以共同體成員身份參與，如學生自治會、工會、町內會等。安保鬥爭牽涉到戰爭經驗的和平問題，以「民主」為代表反對回到戰前體制。運動只維持約一個月，原因包括首相岸相介下台，非日常熱潮難以持久，以及繼任首相池田勇人提出「所得倍增計劃」，並表示無意修憲。
1968年社會運動與1960年有各種差異。在經濟快速成長下共同體開始鬆動，技術改變令熟練工人較不重要，削弱工會連結。大學升學率提高，大學自治會開始無法動員學生。政治團體動員能力減弱後，彼此競爭更為劇烈，依賴金錢與暴力。與西歐不同，68年的「宗派」仍以先鋒黨模式運作，各自分裂，有部份採取武裝鬥爭路線。
作者認為，1968年學生運動熱潮再次出現，最大因素是大學教育大眾化。考試競爭更為劇烈，但大學設施跟不上升學率，授課內容乏味，校園擠擁，大學生人數增加也意味成為菁英的機會降低。越來越多學生感到空虛，認為這不是大學應有的樣子，不如趁學生時代搞一場運動。公害問題與越戰突顯出對社會的欺瞞感，點燃起學生運動。
68年學生組織「全共鬥」與以往不同的是，它是以「自由」個人名義參加，聚集各種想法的人。但實際上參與學生戴著所屬「宗派」或大學的頭盔，外表比較像軍隊。參與的團塊世代保守而集體主義，也看到性別歧視的實例。
作者指，這種形式的問題是，社會運動者硬將已不適用於當時的社會關係與意識形態帶進運動，不同宗派加入全共鬥以先鋒黨模式吸收成員。當運動熱潮冷卻，留下來的多是屬宗派者。結果不同宗派為掌握主導權引發權力爭奪，出現各種內部暴力，令運動走向分裂。宗派滲透也令全共鬥走向馬克思主義，讓運動訴求超出校內問題，校內訴求反而失去實現的機會。為擴張組織，宗派更重視花俏的鬥爭手法吸引新成員。
到1969年底，社會運動已幾乎退潮，警方取締更為嚴格，響應者減少，內部暴力變得更為強烈。留下者變得更為道德主義，否定想要找工作的自己，同時沒有自信自己正確，因此容易指責他人是叛徒。在道德主義的凝重氣氛下，部份團體開始主張武力鬥爭。
到1970年代初，經濟成長中只有少數人生活未受改善，參與學生運動者自身明明沒有特別的問題意識，但又不想自己在玩革命的家家酒，轉而支持被歧視部落、在日朝鮮人、沖繩問題等日本國內少數團體。1972年聯合赤軍事件成為學生運動結束的契機，人們開始認為打著「革命」與「正義」口號的人很危險。當局也進行政策調整，通過公害管制法、推動福利改革、整頓都市環境等，令事態得以收拾。
1970至80年代，日本工業社會成型，人們的「自由度」減少，引發廣泛共鳴的社會議題不多。大學生不再有必須關心政治的意識。政府以公共補助支援減弱的農村與商店會。企業、家庭、學校成為都會的新共同體。社會運動傾向自由參加的網絡型運動，少數群體社會運動受到注視。
1980年代反核運動主要行動者變成都市主婦，她們特別關心食品輻射污染問題，經濟上相對穩定，子女長大後也有時間與體力。但在社會安定期下，大多數人即使對政治不關心也無礙生活，政治人物也不曾感受對現有政治體制的威脅。
1990年代後期開始，日本工業社會失效，越來越多民眾感到沒有被代表。2011年福島核電廠事故後，出現許多訴求零核電的示威行動，當中有許多三十歲世代為主的「自由」受僱者參與。遊行透過網絡與推特號召宣傳，引起眾怒的，是政府公開資訊與善後的方式，並擴展為無法忍受特權階級。社會運動越來越走向自由參加模式，沒有任何團體有穩定的動員能力。
作者指，日本現在全體成員不願遵從、不表同意的情形，反映出政治體制失去正當性。正當性攸關民眾是否有「我們的代表」意識，單單得到很多選票不夠，還要是某個「群體」的代表。當人們變得「自由」，喪失從屬意識時，「群體」就無法成立。
在政治集會中，全體參加者群眾喧騰對展現人民力量至為關鍵。示威行動不單看參與人數，也要令人覺得行動代表著社會的意見。參加者熱烈討論，充分感受自己正在參與，認知到決策結果是「大家一起決定」，這種熱鬧喧嘩的過程形成「我們」與「全體」。假如政治只有投票與遊說，就會變得越來越無聊，讓更多人認為政治只是少數人的事，也有更多人不會接受與認同。
在全球化後工業社會中，人們變得「自由」，同時對未來越來越無法預測，也逐漸無法被人接受與認同。人們被籠罩在眾多選項與他人眼光中，失去相互扶助與自豪，被逼向沒有資訊收集能力與金錢就活不下去的狀態。
分類不能維持，市場無法操縱，人們相互依賴與重視的規範消失，傳統與市場都不可依靠。面對這種狀況，保守主義主張回歸舊有生活形態，但無法停止分類失效與高度反身性。特權階層自己很「自由」，卻要求對方採取「傳統」行動，造成少子化、過勞、家庭暴力、離婚增加等反效果。
無法忍受社會不穩定的人投向基本教義派，視傳統為永恆不變，拒絕與他人對話，躲在自己的認同中，認為對方是笨蛋。因為懶得與外界接觸，無法與他人建立良好關係，基本教義派要強逼多數人贊同他們時，可能訴諸最力與金錢攻勢。
作者認為，既有「我群」正在消解，民主必須積極建構新的「我群」。問題之一是民眾不願參加對話，既不習慣也沒有專業知識。若要改變，只能鼓勵對話主體，賦予他們力量，例如由政府或專家普及知識、提供職業訓練、普及大學教育、公開政策資訊並舉辦公聽會、為非政府組織提供補助促進自發活動、利用地方資源建立小規模高增值產業等。
作者指日本現在福利政策思考方式，是等問題出現再事後補救，這已經太遲，而且花費成本過高。除了財政援助外，福利政策也需要提供諮詢、再教育與工作介紹，否則受助者無法融入社會。嚴厲懲罰受助人幾乎沒有成功例子，反而令人更難與主流社會整合。
福利補助建立在受助人分類的方式，無法保護越來越多不在任何類別的人。分類政策缺乏整合，容易產生不公平與不合理。福利與職業捆綁，也讓產業轉型更為困難。為了防範於未然，作者認為應提供基本保障給所有社會成員，既可靈活應對，不會有人排除在外，也省卻審查的麻煩與成本。
現有福利政黨建基於保護的構想，其問題是保護者與被保護者的關係固定，造成主體衰弱，容易變得不關心與依賴。在反身性增加的社會，既有方式必然陷有困境。要突破這種困境，就要賦予被保護者力量，讓他們有能力自立與判斷，並有機會參與。比起行政機關，地方自發組織更能掌握現狀，讓地方人士集結民眾可展現更大成效。
作者指，當代社會沒有中央控制室，期望「換個首相做看看」，只為像不斷喜新厭舊一樣，創造出無法改變的結構。引入自由競爭原理的政策手段，也反而引發「自己不被當一回事」、「別人得到較好照顧」、「將我應有的權益還來」等批判與不滿。作者認為，在當代日本，只有在普遍認知「自己不被重視」的基礎下展開行動，促進對話與政治參與，並連結到「改變社會」與建構新的「我群」。
各種社會運動理論，例如資源動員論、議題焦點週期論、創新擴散理論、建構主義、行為主義等，都只能涵蓋一部份現實。人們應了解理論建立的前提與適用範圍，掌握不同理論工具在適合時譯用。在實踐中，社會運動首先要設定目標，然後選定倡導或施壓對象，弄清哪種方法較有效。
社會運動很難提出成功的方程式，但失敗的方程式卻有明顯傾向。忽視時代背景與社會條件，套用舊有成功經驗，很可能會失敗。將運動當成「組織」看待，很容易引發路線之爭，或變成只跟代表談判的虖戲。為保護組織要某人加入與退出，都會降低運動正當性，減低民眾參與意願。將人當成不變的個體，容易促成團體分裂為「溫和派」與「激進派」，結果通常是兩者都失去影響力。
作者認為，運動應看成一種動態過程，而不是組織。運動是眾人為了某種目標而聚集，擬定並實行某種計劃的過程。參與人數應該依運動目的判斷。運動除了是達成目的之手段，也是製造連結與賦權的手方法。運動方式不是一成不變，只要符合「改變社會」目的即可。運動與政治人物都有其苦衷與侷限，沒有原則妥協與要求不可能的事都沒有必要。
在運動中，每個人都可以分派工作扮演不同角色，而這種角色並非固定不變。運動有趣之處在於大家一起創造，歡樂與炒熱氣氛非常重要。運動是一種社交場合，氣氛熱絡就能形塑超越「自我」的「我群」，產生一種與人數不同層次的說服力，更能打動人心。
假如自己不發聲，旁人看來自己就是一面牆壁，而自己也會當周圍的人是牆壁。靜靜等待不會有任何改變。自己站在安全位置，將對方當成可換零件被動消費，並不會得到滿足。行動、運動、與他人一起創造社會，是一件很快樂的事。
作者最後指，本書不會是萬能的正確解答，寫下此書的目的，是賦予讀者力量，協助他們踏出下一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