掙扎的帝國

看完了卜正民《掙扎的帝國》，是哈佛帝制中國史的元明部份。書中以元明文獻紀錄的龍蹤開始，指出它多少反映出元明兩代在氣候與政治上的艱難。元明兩朝都需要面對南北在地理、文化與經濟分隔的問題，也因為國家命令與經濟因素出現移居潮，特別是從江南地區向西遷移。國家規模大令中央對地方難以監控，中央集權與地方行政間總是在折衷。

元明兩朝在全球小冰河時期下需要面氣候變化帶來的各種災害，如大雪、乾旱、洪水、蝗災、疫疾與饑荒。作者將兩朝最嚴重受災時期稱為「劫難」(slough)，指出元明共出現九次劫難，以發生時的年號命名︰元佔三次，分別為元貞1295-97、泰定1324-30與至正1342-45，明佔六次，分別為景泰1450-55、正德1516-19、嘉靖1544-46、第一次萬曆1586-88、第二次萬曆1615-17與崇禎1637-43。

氣候與人的關係可用兩種方式理解，一是皇帝道德與氣候有關，前者改善可令後者較為穩定，二是無力百姓認為氣候反常是天地人失衡的自然循環，只能忍受與問卜。作者也指出元明也不是總是災年，元初五十年、明初九十年、明隆慶年間都是相對豐年，總體大概是每一百年有十三年災年，每一陰沈階段最後總會恢復光明，除了明朝最後幾年例外，一切都變得黯淡無光。

元朝大汗血腥爭位的情況留下成為中國準則，在明朝也可看到其遺緒。統治者個人魅力是統治的相關因素，朱元璋與朱隸獨裁統治，掏空儒家原本關於義務與互惠的核心價值，但獨裁在其後皇帝統治下無以為繼。朱元璋訂下的祖法無法更改，造成後來明朝繼承人危機，在正統皇帝朱祁鎮被俘後應由誰繼承上格外明顯，後來朱祁鎮再奪皇位，與過往元朝爭奪大汗的傳統相似。

嘉靖皇帝朱厚熜過繼前任皇帝一家而繼位後，希望追封生父為皇帝，也引發稱為「大禮議」的朝廷爭議，最後皇帝獲勝。到萬曆皇帝朱翊鈞意圖改立三子為太子時，朝臣強烈反對，長久的「國本之爭」以皇帝放棄告終，多少影響朱翊鈞後來乾脆不理政事。

獨裁之下君臣「忠誠」的條件是，只有大臣會出錯，君主是體系不可或缺的重心，這種忠誠對君主與人臣都造成困境，君主想要凌駕一切約束的權力，但不知如何實現，人臣則無法兼顧成法體制以及效忠君主兩者，堅持一項必會令另外一項受侵害。

元明在物質上遠超當時世界任何國家社會，經濟成長的組織與資本屬於私人，但營運卻屬於公家，在國家的基礎設施中運作。國家在經濟的角色包括交通體系、徵稅、鹽與貴金屬專營、儲存糧食、經營作坊，以及提供行政與司法機關處理經濟爭端。

由於大運河修繕不佳，元朝向大都補給主於依靠海路。到明朝永樂皇帝再次定都北京後，朝廷開始投注巨資修濬，大運河於1415年重開直至明朝滅亡，為商業運輸提供一條主要幹道。明朝城市隨商業發展而成長，特別是長江三角洲下游地區，如上海與杭州。明代政府對城市各種如防火等問題視而不見，城市菁英依靠調整正式治理規範，以適應城市不再是農村的現實。

元朝稅率按1299年估計約為3.4%，到明朝1393年估計稅率已是9.1%，這可能是因為收稅效率提高、實際人口多於戶籍數字，或者經濟變得更有生產力。元朝政府實施包稅與強制公家勞役，這兩種做法有違道德而且欠缺效率，在明朝時取消，改為里甲制。但按作物與勞役徵稅與日漸發展的商業貨幣經濟脫節，1570年張居正主導一條鞭法正式將稅制改為劃一以銀兩繳納，急增的白銀需求，則由日本與新大陸大量輸入得以舒緩。

元明兩代越多越多人從事非糧食農產或手工業，糧食的商業作物角色加強，地方糧食可能因商業行為導致短缺，官方預備糧倉在十五世紀以無法妥善因應糧食短缺。政府發放儲備資金理應可以應付饑荒，但有時饑荒可大至無糧可買的規模，而且發放賑濟金也容易被官員中飽私囊。元明時期九次劫難更是令國家或市場都無法應付，形成救災無門的困局。

明代為增加耕地面積，農民圍水開山造田，但圩田令水位上升，增加氾濫風險，梯田破獲山地水土與動植物棲地，造成生態危機。森林資源也因過度砍伐，明朝末年在人口稠密地區消失，西陲森林也急速減少，並導致華南虎幾近滅絕。

元明兩代缺乏唐代世家大族與宋代官宦世家，各家庭改為組織較大的宗族網絡，以姻親關係尋求力量。社會關係重男輕女，存在扼殺女嬰的做法，令性別明顯失衡，估計男女比例曾低至100:50，女性主要出路是嫁作人妻、出家為尼、作偏房妾室或成為娼妓。每個家庭必須有一個兒子以繼嗣，沒有兒子的家庭以過繼、招贅或將牌位供進佛寺，確保祖先有人祭祀。男性適婚年齡為15至24歲，女性為15至19歲，與12歲以下女性性交在元律中視作強姦。女性平均生下四名存活嬰兒，但順利成人者只有兩或三人。

蒙古人征服中國後將人分為四層，即蒙古人、色目人、漢人與南人，並制定不可更動的職業體系。明朝朱元璋不按民族分類，而是以廣泛社會分類將民眾分成士農工商，職業區分則棄置不用。隨著經濟發展，農民被推到社會底層，有時甚至仕紳也被推到時代新寵商人之後。仕紳家族希望最少要一名子弟或女婿獲得功名，這是菁英地位的來源。但到了明代末年，金錢逐漸成為身份地位衡量標準，仕紳與商賈的分界模糊，一個富裕之家，多數會以一名子弟從商，另一名致力提升家族身份地位的策略雙重投機。父系傳承優勢地位由四種禮儀鞏固︰成年冠禮、婚禮、喪禮與祭禮，這套禮儀背後有家庭財產的基礎，例如先人墓地就是一種家族財產。

元明人們相信宇宙蘊含天、地、人三種力量，天監管萬物，是眾神的國度，只有天子可以向其祝禱，地是人們生活的領域，有若干涉入日常生活的諸神，如灶神與門神，地獄則在地底深處，死者放逐於此，等候投胎。

對老百姓來說，儒、道、釋三教都是他們精神生活所需，三種信仰是相同事物的不同表達形式。明代中期王陽明開創的儒家學派認為德性來自本心，而非後天學習而來，應以身體力行來顯現。作者認為，天生具備德性與儒、道、釋一體兩大觀念，或許都是基於對「整體」的強烈願望塑造。

萬曆讀書人努力想主張一統世界的存在而願意「格物」，可以接受較能與觀察相符的西方地圓說，並在普世一致高於差異不同的信念下，較接受天主教的學說。但在1644年滿州人勝利後，尋求統合所有傳統與信仰之士失去道德根據，無法為他們更多元廣闊的世界觀辯護。

元明兩代各種商品流通消費，藝術鑑賞興起為舊宋南方人與蒙古人之間找到共同點。到明代，能在財富、教育程度與人脈關係符合擁有奢侈品要求的家庭增加，文化教養成為仕紳家庭專屬知識項目。元代工匠必須服務國家，到明代工匠開始以獨立製造者自居。明代萬曆以後書籍出版與讀者大幅增加。明代家具更為精緻，特別是各式座椅。白底藍飾瓷器設計源自波斯，十四世紀在國際需求下由中國製造更精緻產品，銷往波斯市場，景德鎮為瓷器製作中心。在繪畫與書法上，十六世紀董其昌提倡業餘文人書畫是美學表達最高形式，高於宮廷畫家與匠人。

自漢朝起歷代中國政權以兩種辦法經營對外關係，一是正式朝貢，二是部份體制化的貿易。元朝多次派艦隊對南洋，以泉州為南海貿易口岸，其後屢次海禁與解禁。明朝建立後海外各國再度來貢，永樂帝希望到更遠處確立朝貢體系，派鄭和下西洋。當國家外交與國際貿易沒有矛盾，朝貢與貿易就能相輔相承。但在走私對國家經濟控制造成壓力，以及外邦商人同時也是使節時，朝貢與貿易會出現衝突。

當明代十五世紀禁止外國商旅在國境長期定居，南海地區就成為中國商品與全球貿易交匯的區域。海上貿易以兩條主要路線組織，兩者都以月港與泉州為起點︰東洋航線朝向台灣，向北為往日本的支線，但主流是向南到菲律賓，經摩鹿加(香料群島)，轉西到爪哇。西洋航線沿大陸海岸線下行越南，穿過泰國灣，到達麻六甲。

西班牙人以美洲白銀進入南海貿易體系，福建商人快速反應，盡量載貨到馬尼拉換取白銀。例如1639年一百斤杭州絲綢在中國賣一百兩銀，在馬尼拉則可賣二百兩銀，報酬無需折換成其他貨幣或商品，可直接變現。但貿易也不時引發緊張局面，1603與1639年馬尼拉兩次出現西班牙人與中國人衝突，造成數萬中國人死亡。然而貿易的利潤對雙方都太大，一兩年後貿易就恢復過來。

白銀大量湧入中國，造成萬曆後期「錢淹腳目」的情況，商賈之家財富暴增，地位也從四民之末大為提升。海外貿易也為月港人張燮及其友人帶來新時代意識，在《東西洋考》中記載海洋知識，並提到月港人以海為生，與異邦人頻繁交流，已不是「男耕女織」的民眾，但這些新知識卻不受當時讀者重視。白銀潮流也帶來葡萄牙水手、士兵、鐵匠、砲手與傳教士，特別是耶穌會傳教士與萬曆晚期知識份子往來。

明代在1586至1588年面對第一次萬曆劫難時，因張居正在1580年代初的財政改革留下大批存銀得以支撐。在1615年第二次萬曆劫難起，乾旱、水患、嚴寒、饑荒、蝗災與沙塵暴接連在全國不同地區發生，直至1620年萬曆駕崩。1619年薩爾滸戰役明朝大敗於滿州，軍事威脅與財政困難更為嚴重，而徐光啟計劃雇用外國砲手的計劃在政治鬥爭下流產。

崇禎皇帝需要面對自1320年代起最長的氣候劫難︰1630年代氣溫大幅下降，第一場嚴重饑荒在1632年，接著1635年大規模蝗災，1637年全面旱災，持續七年，1633年起西北地區瘟疫，1641年山東嚴重瘟疫。百姓喪失一切，朝廷財政枯竭。流寇自西北興起，流竄華北，1644年4月24日流寇領袖李自成攻陷北京，崇禎自縊。

作者總結指，元朝同時採用遊牧民族貢物習俗與農業國家徵稅傳統的混合制度，而明朝放棄原先世界性帝國的姿態，認為關外草原在傳統習俗與利益與中國相異。十三世紀後期至十四世紀大陸的世界經濟體帶領元朝西向發展，十六與十七世紀以南海為中心的世界經濟體系則將明朝與印度洋及太平洋貨流連結。元明兩代的氣候劫難，破壞原先稻種完全適應環境的穩定情況。人們需要更完善的知識，但在人口眾多耕作密集的情況下，更動現有知識的風險太大，原有適應能力最後脆弱瓦解。

明代也在南海世界經濟體系中出現新的情況，與舊日謎團糾纏而難以理清。清朝1644年興起造成全球帝國秩序驟然改變，關閉海岸邊界，以大汗取代皇帝，重新帝國擴張的野心。而在差不多時間，歐洲各國訂立西發利亞和約，建立今日世界秩序的國家主權典範，讓國家成為世界體系基本參與者，承認國家主權並禁止干預別國事務。國家成為公有政治實體，集中並為國家利益分配資源，這種新形態帝國走上與滿州舊帝國不同的發展道路。

中國最後的帝國

看完了羅威廉的《中國最後的帝國︰大清王朝》，這是哈佛大學出版社《帝制中國史》最後一本，叢書最後兩本有中文版，內容屬通史，但角度與傳統帝王史不同，較多面。

本書指滿州是清朝後建構出來的民族，十六至十七世紀滿州不是遊牧社群，是農業、狩獵與貿易混合的社會，其中人蔘貿易為愛新覺羅氏帶來大量白銀，一項估計指新世界流入明朝白銀有四份之一流入愛新覺羅氏，成為征服明朝的經濟來源。

在中國，唐宋與晚明清初兩次經濟革命令生產力上升，令帝國得以擴張，但在清朝中期人口增長後這種策略不再可行。跨越清朝的核心課題，是國家的規模需要多大，在和平時代帝國以軍事系統、儒學、自理團體與有效官僚組織維持較小規模政府，但到清末國內人口壓力、社會複雜度與地理流動增加，對外需與國際社會競爭，只以過往小規模政府顯得力不從心。

清朝政治制度較創新的是理藩院、內務府與軍機處，理藩院負責治理外圍省份，包括蒙古與西藏，舉行各種儀式整合內亞諸民族至帝國。內務府為皇帝提供個人服務，成員來自女真、蒙古與朝鮮上三旗，以防止漢人宦官恢復勢力。此外，內務府也負責管理皇室財產、織造、關稅、貿易、礦產、鹽政、牲口與朝貢。軍機處起初是非正式軍事諮詢機構，逐漸變成宮廷內常規樞密會議，但不屬帝國正式官僚結構，而是為皇帝提供私人建議。

在1720年代前清朝稅收包括按成丁人口課徵的丁稅，以及按擁有田地收穫量課徵的田稅，此後取消丁稅，稱為「攤丁入地」。十八世紀中期清朝在盛世下多次減稅，施行儒家理想的「仁政」，但在土地生產力增加也不增加稅率，其後人口增加而需要新動員能力時，課稅不足卻耗盡國家力量。

清朝以三級科舉選拔官員，科舉大致上是高等語文素養測試。考取功名需要一定社會門檻，因考生須受密集而長時間的教育，一戶家庭需犧牲一名男性勞動力應試，而且可能落榜。宗族會建立共同資金資助族內考生應考，但大致上只有經濟頂端10%人口有能力參與科舉。在廣大而文化多元的帝國中，科舉制度讓志願者密集接受同一課程，吸收政府認可的正統意識形態，這群人屬地方最有影響力社群，有助團結帝國。

清朝官僚層級最低為縣，縣數目在人口增加後並未增加，縣官薪俸不足，與地方財政沒有明確分界，多少會以「非正式收入」彌補不足。縣官仰賴胥吏、幕友、地方精英、里長與甲首治理地方，胥吏是非正式官員，地方地位較穩固，往往掣肘縣官；幕友是縣官私人幕僚；地方精英與佃農及窮鄉有利益衝突，卻也協助國家協調衝突甚至包稅；里長與甲首屬非士鄉階層，協調各農戶戶籍登記與解決紛爭。

清政府在糧食供應、貨幣監管與司法訴訟三方面扮演積極角色，以買低賣高的常平倉制度穩定糧食價格，在十八世界有重要影響；以銀元與銅幣為貨幣複本位制，調整兩種貨幣金屬在市場的相對供應量，由地方官員釋出或買進銅幣，並在徵稅中選擇收取的貨幣；雖然沒有成文民法，但地方官員會引用刑法條文裁斷民事糾紛，清政府樂於宣揚自己願意聽訟，因為這代表爭訟者支持國家的合法權威。

雍正時期致力於國家建構，執意將官僚體制合理化，廢除農奴與其他賤民階級制度，減少士紳特權。繼承人乾隆逆轉許多前任政策，減免賦稅，不再追求創造國家機器，強調帝國內不同階級身份與族群，珍視滿族傳統，恢復士紳特權。

現在西方歷史學者已不再描寫清朝是受害者或特例，而是同時期近代早期帝國之一。與蒙兀兒、俄羅斯、鄂圖曼及大英等帝國一樣，清朝也有相同帝國野心，在廣大範圍集權管理、經營多元族群並存邊界，以及侵略擴張。清朝前一百五十年領土比明朝增加一倍，並大致保留至今，當中征服新疆、西藏與台灣，成為二十一世紀仍困擾中國的前清遺緒。

清朝期間最大的變化是人口密度增加，新大陸糧口作物與天花種痘普及，還有殺害新生兒做法減少，導致人口成長，從1700年代約一億五千萬增至1800年超過三億。邊地與高地移民活動興盛，清廷也有意推動，特別是移至西北地區。土地開墾熱潮雖然增加糧食產量，也造成生態環境破壞，水土流失，引發洪水，尤其是在華南地區。

十六世紀中至十八世紀末中國發生第二次商業革命，地方鄉村社會大為商業化，跨區貿易開始涵蓋主食作物與其他較低價商品。到十八世紀末，全國十分之一穀物、四分之一以上生棉、一半以上棉布、十分之九以上生絲，以及幾乎所有茶葉都是為在市場售賣而生產。美洲白銀流入與以銀徵稅令地主需要現金付稅，佃農也要以現金繳交田組，令他們更有動機轉向現金作物。手工業與礦業興起，城鎮層級都市化尤其在江南最為明顯，發展出自己獨特文化與認同。跨區貿易在不同區域與中間人分散，讓許多獨立商人可以低資本參與貿易，但層層講價與品質控質困難令中國商品較不利於與外國商品競爭，為中國商人進入全球經濟帶來障礙。清朝人口大量成長需要政府扶持各行各業經濟，令清朝幾乎比中國任何朝代都更積極熱衷貿易。

作者指在滿清征服中國之前一百多年，朝貢與貿易關連體制已失去主導地位，走私無法抑制，維持朝貢制度也所費不菲。到1683年康熙皇帝宣布結束海禁與遷界令，開放沿岸港口作私人海洋貿易，並建立關稅網絡。內亞貿易也在此時遷至邊境市集，進行非儀式的交易。朝貢仍保留為外交機制，但在經濟上已無甚重要。

乾隆時期，朝廷以廣州體系管理西方貿易，1745年廣州實施商人擔保制，西方船隊需由廣州商行擔保與監督，1757年廣州成為唯一對西方開放貿易港口，1760年外國人到訪中國時間、居住地與貿易對象受限制。1793年英國派遣馬戛爾尼使團要求開放貿易，遭乾隆拒絕，讓「叩頭」一詞成為西方視中國為專制權威的象徵。

十八與十九世紀之交清朝面對三項困境︰西方擴張的外來衝擊、長期社會經濟問題累積的長期危機，以及朝代循環相關的嚴重政府失能。在1753至1812年間，人均耕地因人口增長而減少43%，人均耕地少於半英畝。十九世紀初商業衰退，政府產業政策又不合時宜，例如官方銅收購價過低令礦場無法經營。受教育人口相對官職數目過剩，1800年每70名有功名者只有一個官位，引發有才智年輕人不滿。朝代衰落在乾隆晚期至道光特別明顯，官僚系統腐敗令嘉慶陷入兩難，無法徹底整肅官僚體制。地方人民遭受剝削式稅收，是1896至1804年北部白蓮教起事的部份原因。為鎮壓白蓮教朝廷總共花費約一億二千萬兩，用盡戶部庫房儲備，令清朝最後一百年各層級行政能力長期受損。到1820年代，由於全世界銀供應短缺，同時中國白銀流出，銀價高漲，引起貨幣體系混亂，最後形成稱為「道光蕭條」的信用與經濟危機。

十八世紀末至十九世紀初英國以鴉片維持中國貿易，十九世紀中葉估計中國已有10%人口上癮，尤其是在士人與軍隊中。工業革命令英國更積極為過剩工業產品尋找新消費者，以「自由貿易」為名要求清朝取消對西方商業活動的限制。1815年維也納會議確立的民族國家關係及新軍事技術，也讓西方更能找到理由逼使中國改變既有外交模式，強逼大清帝國「開放」。鴉片戰爭後1842年中英簽訂《南京條約》，清朝需賠款2100萬銀元，令國庫雪上加霜，也為其後列強賠款開先例。《南京條約》將香港島割讓英國，開放五個通商口岸，也展開了外國租借土地為租界的時代。鴉片戰爭也在漢人產生「功能性反滿」的新觀點，這觀點較基於愛國熱誠而非種族仇恨，認為中國要有效抵抗西方侵略，外來清朝統治者必須下臺。

清代中國存在各種偏差團體，擁有與眾不同的意識形態，包括盜匪、兄弟組織、千禧宗教與叛亂者。盜匪以好漢的文化理想為中心，強調個人榮譽與男性情誼，大部份團體會在失去首領後迅速解散。兄弟會與宗教組織抗拒正統社會的階級組織，基於信仰、師徒關係或結拜兄弟方式聯繫。部份宗教團體遵從末世信仰，認為世界日漸腐化後會透過千禧年更新。各會社成員要彼此犧牲及互相幫助，領導人為成員提供醫藥、工作機會或武術教學。天地會、哥老會與青幫較偏向兄弟會那一端，白蓮教則較偏向宗教一端。

1850至1864年太平天國嚴重挑戰清帝國存續，作者指該運動在廣州醞釀並非巧合，廣州是鴉片戰爭後的產物，在1842年貿易轉往北方後走私者嚴重失業，與英國作戰的團練失去工作，前述的反滿主義也因廣東三元里抗英事蹟興起。太平天國與天地會一樣認為南方人是「真正的」漢人，因北方幾百年來受內亞征服王朝污染。最後平定太平天國的不是清朝直轄部隊，而是當地士紳領導的軍隊，尤其是湘江流域上層士紳。湘江流域文化極為排外，精英文化非常保守。當地精英透過商業或親族網絡連繫各村團練，至少暫時獲得原本是知縣專有的權力與影響力。

太平天國造成約3000萬人死亡，長江中下游人口大量減少，令長江三角洲勞力價值高於土地，佃農地位提高。運輸路線減少，輪船重要提高，為英美船運業者帶來優勢。國內貿易結構改變，徽州與山西商人地位受損，由廣東與寧波移民社群取代。上海接收江南各地富商，迅速躍升為中國最重要城市之一。為刺激地方商業，湖北巡撫胡林翼招募有功名者擔當商業角色，產生主導清朝最後五十年的新階層紳商。軍隊解散後流入城市，當中失業者組成武術取向或犯罪傾向的組織，對清政府與地方精英構成威脅。

1862至1874年同治「中興」可從四種觀點詮釋。一是認為它是西方影響下的清朝「現代化」，社會經濟結構重組，由西方人主持海關，設立同文館翻譯與傳播科學知識，派遣學童留學美國。二是認為同治中興是悲劇，曾國藩等湘軍身為漢人，但效忠滿清，關注社會階級道德重整，追求傳統模式，借鏡西方作法是保守改革的妥協。三是視同治時期為政治權力轉向省或地方政府的開始，特別是淮軍的李鴻章。貿易稅收由地方政府徵收，主要財政來源從中央轉至地方，地方官員的查核與制衡逐漸消失，掌握地方官任命權，組成稱為幕府的個人官僚機構。四是認為同治時期權力由政府官員轉至地方顯貴，地方精英掌握非政府組織與影響力，擁有軍事指揮、執行軍法與士兵薪餉分配的權力，並擁有地方收稅的管轄權。

在清代早期，統治者自視為身兼多職的皇帝，統治著多元而分隔的民族群體，而不是一個中華帝國的異族統治者。但在同治時期，清國已成為歐式主權國家禮儀的參與者，條約中自稱為「中國」皇帝。1870年代再次征服新疆，已變成是中國統治者的行動。按此觀點，新疆與滿州就需要中國化。

1860至1911年晚清農村徹底貨幣化，城市不在地地主興起，佃農與地主的家長式關係由資本主義式契約與金錢關係取代。城市人口增加，公會與其他組織獲得半官方權力，例如善堂推動的慈善活動。1865至1895年中國都城出現大量機械化工廠，由地方政府推動，著重國防，追求國家「富強」。

中國在十九世界後期在朝鮮推動一種多國帝國主義，以抗衡日本壟斷性帝國主義的意圖。1894年兩國因朝鮮而引發中日戰爭，結果清朝慘敗，向全世界展示清國的脆弱。這種脆弱產生的真空，形成襲擊整個東亞的帝國主義潮流，也令許多清朝民眾相信有必要不計價實行日式西化，展開立憲運動。

日本輕易打敗清帝國既令西方政府認為有機可乘可掠奪中國，也產生西方對「黃禍」的恐懼。社會達爾文主義下西方競相獲取國家利益，自1895年至1910年西方急劇掠奪清朝不是出於自信，而是恰恰相反。《馬關條約》明確給予日本在清領土設立工廠的權利，打亂列強微妙的平衡，各國紛紛在中國設立工廠，出現可稱為工業革命的現象。條約也割讓滿州南部遼東半島給日本，破獲列強尊重清朝基本領土主權的未言明規則，列強開始在清朝領土劃分自己的「勢力範圍」。

面對帝國主義威脅，十九世紀末中國出現群眾政治的興起，愛國主義也轉化為真正的民族主義，民族認同與家庭、家族及地方忠誠相競爭。1895至1900年新形式的激烈政治行動分成三種，一是由上而下的近代化改革，二是由下而上的排外主義群眾反抗，三則是革命。革命在此時只影響極少部份人，激進改革則以康有為為中心，1898年得到光緒皇帝認同實行改革，但引起朝廷官員反對，「百日維新」由慈禧太后終結，滿族統治才是根本問題的情緒蔓延。

排外活動更為民粹暴力，高潮是1900年義和拳運動，當年6月攻擊北京的外國使館，列強組成聯軍攻入北京，與清朝簽訂《辛丑條約》。條約規定給各簽署國連利息共六億六千八百萬兩，清帝國除土地稅外幾乎所有稅賦來源都因破產清算而受外國控制，其經濟負擔是往後數十年間積弱不振的根源。條約簽定後，幾乎沒有人再相信清帝國的國家主權。

十九與二十世紀之交在清帝國扎根的民族主義受社會達爾文主義影響，保留了反自由主義的種子，在1911年後將顯示在優生學式「種族淨化」與各領袖接連的獨裁野心中。

1900年起清廷推行新政，實施比自強運動影響更深遠的計劃，扭轉過去百多年政府經濟規模萎縮過程，轉為逐漸建立更進取有力的現代國家。新政最打破傳統的是廢除科舉，以西式學堂取代。新政經費部份來自外債，讓政府深陷債務問題之中，部份則來自各省，扭轉財政資源地方化的趨勢。1908年11月光緒皇帝與慈禧太后接連過世後，清朝在1911年責成內閣只任命少數漢族官員，拖延憲法頒佈，限制國會權力，宣佈國有化鐵路等措施，都成為革命的導火線。

十九世紀末開始日本留學生擁抱革命，到1907年末學生領導革命的階段已幾乎殆盡。職業革命家孫逸仙在1894年建立第一個反清革命組織，策劃多次不成功的革命。到1911年他的影響力已所剩無幾，10月革命時身在海外，直到革命大致為既成事實才獲追認，比較像偶像般的革命領袖。1908年後革命最關鍵角色是城市改革派精英，包括傳統大型商人、紳商與傳統士人。他們越來越無法忍受舊政府制度施加的限制，以及外國控制鐵路等經濟權利。在新政時期他們是「地方議事會」與「省諮議局」代表核心，透過這些機構成為自覺而團結的力量。

1911年為中國提供絕佳革命時機，財政危機、自然災害與地方暴力事件顯示，清朝已無力統治帝國。革命過程幾近平淡，但出現許多針對旗人與滿人標記的暴力種族屠殺。權力與控制轉移在各省各地有別，外國企業未受很大影響。1912年2月，宣統皇帝退位，清朝與兩千年帝制就此告終。

作者指，以陸地歐亞帝國範例看待清朝，其在1911年滅亡可說是適逢其時︰羅曼諾夫帝國在1917年瓦解，鄂圖曼帝國在1910年代已解體。這些早期帝國面對二十世紀科技轉型，似乎都因為規模過大而缺乏效率。另一方面，假如以中國長期朝代興衰看待清帝國，政治分裂時期通常是在兩個「帝國」興起之間，那麼1911年似乎就不那麼像時代里程碑，清朝循環也許在1927、1937甚或1949年才真正結束。

The Euro

看完了Stiglitz的The Euro，本書2016年出版，由於主題是現在進行式，部份內容到現在可能已經不適用，不過大致上還可以參考。

作者一開始就指歐元區1992年採用單一貨幣，卻沒有建立讓其可行的制度，令綁定匯率造成後來的衰退與蕭條。歐元本來應該是提升歐洲經濟表現與政治及經濟聯繫的工具，但後來手段卻變成目標，為了維持歐元令歐洲團結受損，危機國家陷入蕭條。

在經濟與政治多元下採用單一貨幣，代表這些國家之間只有單一匯率與利率，即使這一匯率與利率適合大部份成員國，運作上也需要各種制度協助不適合的少數國家，而歐洲未能建立這些制度。除了歐元本身的結構外，作者也批評在歐元危機後歐洲採取的政策，特別是向危機國家施行撙節政策，大幅削減政府開支，推行無關終止衰退的「結構改革」。作者認為歐元結構本身才是最需要改革，但改革進展緩慢，令歐元區無法恢復增長。

作者認為歐元區面臨選擇，它可以推動整合，建立共同銀行存款保障與共同借款機制；或者考慮讓歐元區有序分拆為兩個或更多的貨幣區，雖然財政與情感的代價龐大，總比在混亂中結束好；第三項選擇是作者提出的「彈性歐元」，承認現時歐洲整合不足以維持單一匯率，讓各國的歐元匯率有異，但保留歐元已建立的成就，待歐洲各國足夠團結後才逐漸收窄匯率差距，邁向單一貨幣體系。

經濟整合超越政治整合無法順利，原因在於整合會令各國更為互相依靠，令一國行動影響其他國家，因此更需要集體行動，確保各國做更多有利聯盟其他成員的事。此外，大部份政策會令部份人獲益，部份人受損，政治整合可讓部份贏家得益轉移給政策受損者，在其中一項政策受損者也有信心下次他們會獲益，長遠而言令所有人都更好。換言之，沒有足夠政治整合，經濟聯盟不能採取必須集體行動令整合適用於所有人，部份群體也幾乎比沒有整合情況更差。

在歐元危機後，危機國家必須「自願」接受德國接受的方案，以避免拒絕接受帶來的後果，包括被逼退出歐元區。危機國家並不相信這些「自願」方案，導致這些方案不大可能有效實行，而且在政治上也難以維持。希臘選民以公投表示並不接受這些方案，但即使歐元區國家據指保有大部份主權，希臘政府卻不得不接受，這令歐洲民主價值受損。而且如下面所示，希臘人民需為這些方案忍受社會代價，卻沒有帶來據稱出現的經濟復甦。

歐元危機後歐元區經濟狀況並不理想，2015年區內GDP僅高於2007年0.6%，特別是危機國家GDP水平倒退；危機國家國民大量出國尋找工作，令國內人才減少；政府支出下跌，失業率在2015年為近11%，尤其是青年失業率是平均失業率一倍；不平等增加，希臘的堅尼系數從2010至2014年增加5%，2012年希臘兒童貧困率估計為40.5%。經濟無法快速恢復至全民就業水平，摧毀了人力與組織資本，帶來長期不良影響。

單一貨幣聯盟令個別國家不能依靠調整匯率，讓商品價格下跌增加出口，也不能任意調整利率以維持全民就業，因此在面對經濟衝擊時需要以其他方法調整。作者以美國各州為例，指出這些調整機制之一是移民，而美國各州有共同語言、全國社會計劃與美國人身份認同，令移民相對容易。

另一調整機制是聯邦財政支持，特別是全國福利計劃如醫療保險、失業保險與社會保障，聯邦政府也有裁量權直接支持有困難的州份，例如在這些州花費更多軍事開支。第三項機制是聯邦儲備局與聯邦存款保險公內可出手拯救陷入嚴重困境的國內銀行，各州不需要獨力拯救金融危機。

歐元區在缺乏這些調整機制下，當成員國之間經濟結構不夠相似，單一貨幣聯盟難以確保所有國家維持全民就業以及沒有國家不會長期貿易失衡，部份國家為達至全民就業，在短期內只能維持對外赤字。

歐元區的趨同條款限制成員國政府財政赤字，令區內國家面對危機時，不能運用利率、匯率與財政赤字工具回應。歐洲部份有力人士聲稱「內部貶值」，即下調國內工資，可帶來調整經濟的效果。但危機經驗則是即使在高失業率下工資下跌仍然有限，可以有效工資理論指工資過低會減弱工人誘因解釋。工資下跌也未能有效刺激出口，企業資金來源不足，並已受危機衝擊，為整固資產負債表而保持價格不變。內部貶值帶來的GDP下跌卻遠超預期，原因在於與對外貿易無關的非交易商品需求與產出下跌，而且在危機國家欠債以歐元計價下，內部貶值令債務負擔增加，經濟變得更脆弱，所有支出減少。

作者指像德國以限制工人工資增長的競爭性貶值，是「以鄰為壑」的政策，讓自己實質匯率相對低於其他歐元成員國。在危機中，保持盈餘令原本受衝擊而不足的總需求較難上升，而且在處理國際貿易不平衡上，盈餘國家減少盈餘比赤字國家減少赤字容易，例如提高國內工人最低工資，讓工人所得增加，購買更多包括國外的商品。德國是作者寫作時歐元區盈餘最多的國家，2015年盈餘估計為4520億美金，這令區內其他成員自行減少赤字非常困難。

作者也批評歐元區注重政府財政赤字而不是貿易赤字的做法，指貿易赤字可以由私有部門過剩引起，限制政府赤字不會減少這種貿易赤字。西班牙與愛爾蘭的例子顯示，即使兩國政府在危機前有盈餘，當私有部門貿易赤字造成的房產泡沫爆破，也會影響經濟表現。

在危機中資金對銀行體系的信心，會受銀行體系所屬政府是否有能力並願意拯救受困銀行影響，這又部份取決於減少紓困可能的制度框架、紓困所需特別基金與確保存戶全身而退的程序是否存在。危機中資金外流時，危機國家的銀行需要支付更高利息才能留住資金，但更高利息令企業難以借貸，經濟放緩，這又會令銀行更易陷入危機，需要進一步提供利率，形成惡性循環。

歐元區內歐洲中央銀行為整區設定單一利率，但各國政府債利率卻各有不同，經濟表現較差與負債較多的國家借債利率較高，表示歐元結構本身就會令各國差距擴大。此問題解決方法是歐元區內所有銀行全面的共同存款保險，以消除資金從歐元區弱國流至強國的誘因。然而德國強調共同存款保險會導致財富轉移，而歐元區不是轉移聯盟，在沒有共同結算程序之前，不能設立共同存款保險。

歐洲在金融管制上進度緩慢，現時歐洲管治架構較易令各國「爭相向下」，放寬管制與減稅以競逐資金與金融機構，而且歐洲通用的金融管制與監管也未必能切合不同國家環境。歐洲各國也在國內負債、技術勞工、公共投資、科技與財富上出現差異，這需要在共同歐洲債券、歐洲投資銀行、工業政策等方面尋求解決辦法。

作者認為歐洲中央銀行的根本問題是缺乏民主問責，歐元危機與全球金融危機已顯示出中央銀行不斷進行政治決定，其政策有重大分配影響，貨幣政策並非只是技術官僚行事。歐洲中央銀行只獲授權關注通貨膨脹，忽略金融穩定，也對失業率缺乏關注。此外，當物價因食物與燃料價格而上升時，歐洲中央銀行為壓低通脹而加息會進一步削弱需求，令受食物與燃料價格影響的勞工再受打擊。

在危機時當時歐洲中央銀行行長特里謝譴責工資水平過高，無視於當時歐洲需求不足的事實，甚至威脅西班牙首相改革勞工市場，否則不會拯救西班牙銀行。中央銀行家多數出身至金融業，也會透過旋轉門在離職後重任金融界高職。作者質疑這會令中央銀行，不論在美國還是歐洲，偏袒銀行與金融市場的朋友，放鬆金融業的管制，帶來其後的危機。

歐洲中央銀行時獨立中央銀行的論點建基於三項假設︰只需要處理通貨膨脹、以貨幣政策打擊通脹是純粹技術官僚事務、中央銀行獨立有助於打擊通脹。金融危機後證明前兩項假設並不成立，第三項則是對民主極為不信任，認為貨幣政策落在民主政府手上會出現以通脹刺激經濟贏取選舉。但作者指事實上民主選民較這假設有智慧，強烈懲罰過度支出的政府。

繼美國與日本後歐洲中央銀行也推出量化寬鬆試圖令經濟復甦，但此政策在各國都效果有限，作者指這是由於量化寬鬆協助經濟的三種途徑效果較弱︰以匯價下跌刺激出口因貿易伙伴同樣如此而失效；房貸與長期利率雖然下跌，但壟斷銀行享受低利率帶來的額外利潤，未有相應增加放貸；股價上升甚至泡沫只令非常富有者受惠，對增加需求影響有限。

作者對三頭馬車——歐盟委員會、歐洲中央銀行與國際貨幣基金——在歐元危機後向危機國家推行的各種政策多有批評。財政緊縮政策令經濟放緩，政府收入減少，社會支出增加，對改善政府財政幫助有限。外來勢力強加並非累進、缺乏民主共識的稅收，引發國內不滿，損害社會信任與自願服從。私有化處理不當造成壟斷、貪污與外國控制，相關企業不顧民眾利益，利潤外流也令國際收支平衡更差。削減退休金猶如盜取工資。國際貨幣基金附帶條件的拯救計劃未能挽回信心。

作者也批評三頭馬車推行的「結構改革」與危機無關，注重非貿易商品不會改善經常帳，對牛奶、麵包規格與藥物售賣方式的規定更是無關宏旨。作者指對經濟真正重要的改革包括︰容許歐元區成員國推行適合自己的工業政策、推動平等、平衡歐元區各成員的權利、改革金融界與應對氣候變化。

為了令歐元體系更可行，作者建議歐元區結構應實行以下改革︰一，組成有共同監管、存款保險與結算程序的銀行聯盟，而在景氣不佳時監管需要靈活應對。二，建立共同債券，如歐元債。

三，改革穩定框架，包括修改馬斯特里赫特趨同條款；建立穩定團結基金在有需要時提供拯救銀行、失業保險、中小企業貸款等款項；建立自動穩定機制；為創造信貸提供彈性，例如為歐洲中央銀行與歐洲金融監管機構設立更多工具；管制金融蘇過度擴張；推行更主動抗景氣循環的財政政策。

四，減少成員各國差異，包括防止盈餘、盈餘國推行擴張的工資與財政政策、改善成員國的公共基建。五，推動全歐全民就業與增長的宏觀經濟政策，特別是歐洲中央銀行使命應包括就業、增長與經濟穩定，而不是只著重通脹。

六，各成員國的改革，包括促使金融業服務社會、改革企業管治、建立適用於大量企業與家庭同時破產的破產法，以及推動環保投資。七，致力於共享繁榮，限制各成員國「爭相向下」的管制放鬆與減稅競爭，並在歐洲層級中加強重分配機制，例如徵收全歐層面入息稅。

在應對危機政策方面，作者強調處理危機需要裁量權與彈性，不能只遵從既有規則。政策應從緊縮政府開支轉為推動經濟成長，意識到財政政策的作用，可透過增稅同時增加開支發揮「平衡預算的乘數效應」。部份歐元區國家，特別是希臘，高債務已長期拖慢經濟增長，作者認為這些國家應實行債務重組，並可以GDP計價債務為工具，這也有讓債權人與債務人利害一致的好處。

假如歐元區無意或無法實行上述改革，假如是由希臘退出歐元區，作者建議可以電子貨幣形式讓希臘貨幣轉換成希臘歐元，透過匯率調整與貿易限額管理國際收支平衡，以增稅及債務重組應對財政赤字，包括將歐元計價債務改以希臘貨幣計價，並需要註銷部份債務。更容易的做法是德國與部份北歐國家退出歐元區，採用新貨幣，好處是餘下歐元危機國家可調整歐元匯率，不會增加債務負擔。

在更整合歐元改革與歐元區分離之外，作者也提出彈性歐元的選項。其基本理念為保留歐元區既有成功制度，但不同國家歐元匯率在一定範圍內波動，當歐元各國隨時間日漸趨同，波動範圍或許能逐漸縮小。這選擇同樣需要電子貨幣與出口配額配合，也需要為各國盈餘設限，並積極推動生產力趨同，例如基礎建設、教育與科技突破的公共投資。

作者總結指，現時單一貨幣正威脅歐洲的未來，繼續匍匐而行並不可行，不應為歐元犧牲更重要的歐洲計劃。為了歐洲與世界，歐洲應作出更好選擇，改變現時的歐元體系。

合作的物種

看完了《合作的物種》，主題是探討合作行為怎樣在演化中出現，由於作者研究方法運用代理人基模型，內容有許多數學符號，大體略過。

本書兩個論點為︰一，人並非只為自利合作，也真心認同合符道德行為本身有價值，為群體成功付出能激起正面情緒，沒有貢獻會引發羞恥或罪惡感；二，這些道德情操建立的原因，是我們祖先自然與社會結構傾向讓彼此合作群體比其他群體更適合生存與發展，合作傾向有演化的根源。合作行為不只限於親屬與互惠互利，範圍遠超家庭，而且只有一次合作機會人們也願意合作。更根本的解釋是人們合作會感到愉快，自覺有義務合作，也會在懲罰「搭便車」的人時感到愉悅，作者稱這些感受為「社會偏好」。

作者提出利他社會偏好得以維持的三種原因︰一，人們會以不同方法保護利他成員不受自利成員剝削，如漠視或放逐自私者；二，社會化系統令個別成員內化合作規範，為公共目標貢獻與懲罰違規者本身成為值得追求的目標；三，群體間資源與生存競爭是人類演化的決定力量，多數成員合作群體較能在挑戰中生存，佔據缺乏合作精神群體的土地，並以繁衍及文化傳播推廣合作行為。

人類在認知、語言與身體能力令其合作形式較為獨特，這些能力有助形成社會規範、建立體制、推廣規定、說明後果、警告與懲罰違規者，心理能力則發展出社會情緒與非親屬身份特徵，令代價高昂的群體衝突更容易發生。人類發展可形塑特質與漫長成熟期令社會情緒與身份建立更可行。運用投擲武器令群體懲罰違規成員代價減少，更容易狩獵大型動物，為合作帶來利益，投擲武器也令群體衝突更致命，群體競爭形成更有力的演化力量。

即使自己沒有得到甚麼，人們仍會與他人合作、獎勵合作者與懲罰搭便車者，這種行為偏好稱為「強相互性」。各種實驗發現受試者一開始會積極合作，但團體內有較多搭便車者時，合作次數會越來越少。強相互性的人懲罰搭便車者有助合作，但有效懲罰需要有正當性，懲罰要傳遞出道德信號。不同文化群體行為有極大差異，但沒有群體只遵循自利公理，群體界線則會影響利他行為。

作者指僅以互惠利他解釋人類合作行為的限制，是在超過兩人的群體中，成員無法由自己的收益推斷背叛從何而來，而報復式背叛也會波及其他成員，在其他成員誤將報復式背叛視為搭便車行為時，會激起更多報復式背叛，令合作無法維持。在缺乏社會偏好的情況下，人們不一定會將私人資訊如實轉為公開資訊，因而令互惠利他或爭取聲望的間接互惠模型，無法充分解釋不考慮道德、只關心一己之利者的合作行為。

現有對更新世晚期人類的知識，也不支持親緣利他或互惠利他足以解釋更新世晚期人類合作的說法。更新世晚期人類祖先生活並不侷限於封閉小型群體，家族與自利不是僅有社會基礎。當時的人類交遊廣闊、熱心公益並相當好戰，為共同保險、貿易、交配等網絡帶來好處，也在結盟與戰爭中獲益。更新世晚期高死亡率與人口急劇減少分散，群體時常衝突與氣候不穩也令群體本身的壽命有限，這都不利於互惠利他演化。遺傳資料則指出群體內部成員血親關係不太親近，因此以親緣為基礎的選擇模型也不可行。

群體層級制度傳承來自以習得行為為基礎的文化傳播，在作者的模型中，族群成員成年或新成員會遵循既有制度，但這不是規矩學習的結果，而是在大家都如此行事時，這樣做是最好的回應方式。個人是基因或習得個人行為的載體，群體則是制度的載體，成功群體成長至一定程度後會分裂成兩個群體，在挑戰下滅亡的制度失敗群體所在地，則會由鄰近群體佔據，兩種情況都會複製制度。規範成員競爭的群體制度也會受選擇壓力限制，當群體採取食物分享、防止男性領導者壟斷繁衍權力等減少差異的制度時，可促進個人成本高卻對群體有好處的行為擴散。

在沒有正向或負向聚合的族群中，不論本位還是利他特性都不能在偏好高收益的文化或基因選擇過程中倖存。本位與利他特質在早期人類間擴散需要三項條件︰一，多數利他者需同時有本位傾向，而且本位者同時是利他者；二，本位利他者必須要有其他本位利他者共處同一群體；三，人類祖先的生活環境，必須能讓足夠多本位利他者願意為同胞與外人衝突，並在資源競爭中勝出。這些群體利益或許可以抵銷對本位與利他特性不利群體內部選擇力量。

既然懲罰背叛者需要付出代價，更可能會波及合作者，懲罰或許會降低所有群體成員的平均收益。此外，當懲罰者人數沒有優勢，懲罰搭便車者的代價就會很大，而且代價要由自己承擔。作者指以上困難可以兩項實證特質解決，首先是只在懲罰者足夠多時才會實行懲罰，否則懲罰者只會口頭上表示願意進行懲罰，以規避懲罰成本。其次，懲罰有規模報酬遞增的特性，當懲罰者人數上升時，實行懲罰的總成本會下降。考量這兩項特質後，懲罰既可以在罕見情況下擴散，也可以在很普遍時提高群體平均適應能力，但是會降低懲罰者的適應能力。

社會偏好的文化傳播受三方面互動影響，一是親代傳給子代的「垂直傳播」，當親代部份特性與更高適應能力有關，就能成功演化；二是鄰居、老師、宗教領袖等長輩與年輕人互動產生的「斜向傳播」，讓年輕人更社會化以內化特定規範；三是以收益為基礎的社會學習，人們會比較自己與他人的行為，並仿傚看來較成功者的做法。

文化傳播與內化過程獨特地影響人類對情境的享樂式反應，令降低適應能力的行為也可能受推廣。相對於天擇，以文化傳播內化規範在激發提升適應能力行為上也有更好表現，原因是個人適應能力最大化通常不會令群體成員平均適應能力最高，而且相對於以基因傳播的特性，文化傳播內化規範面對環境轉變時能更快適應。

羞恥與罪惡感這些社會情緒，令人類可以免卻最適化的複雜過程，只接收一條簡單訊息︰無論做的是甚麼，可以的話立即停止，並以後不再做。兩項選擇優勢令社會情緒得以成功演化︰一是有些人資訊不完整，處理資訊能力不足，或可能傾向低估未來增加的成本與利益，在缺乏社會情緒下，人很可能會對社會的非難反應遲緩，擁有社會情緒則可警告我們避免不良後果。二是社會情緒，特別是羞恥，會帶來群體競爭優勢。因為在羞恥感普遍時，對反社會的懲罰格外有效，懲罰只需偶一為之，故此羞恥感普及可讓群體更為合作，懲罰代價較小，面對挑戰時存活機率也更高。

作者總結指，社會偏好擴散來自人類建立制度的獨特能力，以及習得行為的文化傳播。此外，更新世晚期的大量採集遊群，也令強相互者與其他利他合作者在競爭中佔優勢。「基因文化共同演化」與「多層次選擇」，構成作者解釋利他合作行為在人類普及的解釋主軸。

機率陷阱

看完Gerd Gigerenzer的《機率陷阱》，主題是生活中風險的應用與誤用。作者指在聽到某事發生的機率時，要先了解這數字的分母是甚麼，例如明日降雨機率有30%，不是指明日有30%時間下雨，也不是指有30%專家說會下雨，而是如果明天重複一百次，有三十次會下雨。絕對風險與相對風險也值得留意，譬如說風險增加百份之百是說相對風險，但絕對風險可能只是從七千份之一增加至七千份之二。

我們非常害怕短時間造成大量傷亡但機率很低的事，這種「可怕風險」在社群少於一百人的狩獵社會中，大量傷亡可能會造成群體滅絕，但現在個人存亡已不再依靠人數較少的部落，只是腦內恐懼並沒有消失，可怕風險繼續觸動我們內心恐慌。

作者認為只要用合適方法，教育可以令人們更認識風險與分析。專家有時是製造問題的人，自己不夠了解風險，缺乏與大眾溝通技能，或存在利益衝突。複雜的解答並不一定解決複雜問題，簡單原則反而較為聰明，少即是多。

已知風險與未知風險屬不同層次，我們掌握已知風險所有可能、後果與選擇，需要邏輯與統計思考幫助我們決定；未知風險在現實世界更常出現，當中我們要面對突發狀況，作者指，這需要利用直覺與經驗法則幫助決定。人生許多問題，需要同時運用兩種技能才能解決。

機率有三個面向︰頻率、實體設計與信心程度。頻率與算數有關，計算發生次數除以總數以得出相對發生頻率。實體設計是人為創造出特定機率，例如骰子的完美對稱設計令每一數字出現機率為六分之一。信心程度建基於人的經驗與印象，例如證人的證詞可信程度有多高。頻率與實體設計是已知風險，但信心程度主觀而充滿變數，未必能處理世上所有未知情況。

經驗分則能在有意識或潛意識下使用，潛意識運用經驗法則就是直覺，特點為︰一，在腦海中很快閃過；二，我們不是很清楚其背後邏輯與原因；三，感覺不會強至我們想付諸行動。

將已知風險當成沒有風險會產生「零風險錯覺」，例如檢測出陽性結果不代表一定患病，也可能是假陽性。將未知風險誤以為是已知風險則是「風險可知錯覺」或「火雞錯覺」，例如感恩節前火雞認為自己最安全，或者投資模型應用在真實世界反而導致災難。

作者指大腦運作方式是︰大腦無法接收所有外界資訊，但大腦智慧能以現在資源做出聰明猜測，這系統能犯下好的錯誤，可以從錯誤中學習。作者與《快思慢想》的Daniel Kahneman在直覺與認知偏誤的看法頗有不同，作者認為接受外界資訊再根據環境推測是人類認知體系的優點而非缺陷。好錯誤能幫助我們不斷學習發現，會犯錯的系統才是有智慧系統。

各種行業、企業與群體都有不同處理錯誤的文化，光譜一端是不敢犯錯的犯錯文化，出錯時會盡力隱藏，難以從中學習與發現；光譜另一端是改錯文化，鼓勵成員公開檢視錯誤，鼓勵好錯誤。作者舉例在運用檢查表上，航空業較接近改錯文化，醫療業則較接近犯錯文化，差異包括︰首先，醫院權力架構令檢查表較難落實，讓護士不易越權提醒醫生的缺失；其次，航空安全後果由乘客與機師共同承擔，但在醫院，病人過世不會令醫生有生命危險；第三，航空公司不太可能隱瞞墜機事件，但病人由醫療疏失死亡較少受報導。

防禦性決策是指為保護自己在事情出差錯時不受波及，所以比起較理想的選項，還是選擇較能保護自己的選項。在醫療上是醫生因害怕被告，讓病人接受不必要檢測或治療，就算這些程序可能危害病人生命安全的防禦性醫療。一項對美國賓夕法尼亞州醫生的調查指，最常做的非必要檢測是CT、MRIs與X光。醫師不會因過度治療而被告，反而因害怕被告不敢提供最好的意見。在美國，金錢也是防禦性醫療一項重要誘因，醫生為病人進行各種檢測，可從保險公司領取大筆保金，好好解釋病情，卻不會帶到多少錢。

不需親身經歷，我們也可以兩種方式學習恐懼，即社會模仿與生物準備。社會模仿指所屬社會族群害怕某事，那我們也要害怕此事。這讓不同文化間，甚至同一文化內，令人恐懼與安心的事物可以有很大差異。生物準備融合先天條件與後天刺激，我們對某項事物的恐懼已內建在身體，並由社會刺激激發，例子有蜘蛛、爬蟲類、打雷、害怕被拒絕等恐懼。

儘管銀行專家預測表現不佳，但企業主管仍花費請專家預測，或許是因為不知道銀行預測不準備，但也可能是因為請人預測能分攤自己的責任，當企業損失時將責任推給銀行，是一種防禦性決策。

複雜投資模型表現不比簡單的1/N法則——平均分配資金在N種投資目標——好，反映凡事應盡可能簡單，但不能過於簡化，當中決定準則是︰一，未知因素越多，越應簡化；二，眼前選擇越多，越應簡化；三，歷史數據越多，複雜模型越適用。

雖然作者訪問大企業管理人員時發現當中不少以直覺決策，層級越高的主管越會仰賴直覺，但他們在公開場合中卻不會承認。對直覺敬而遠之的理由有︰大家預期決定是基於合理解釋、群體決策中很難以直覺為自己辯護與焦慮沒有全盤考慮所有事實。作者指主管會以事後製造理由與防禦性決策隱藏直覺，前者花費企業時間、金錢與資源，後者則會造成最佳選擇無法實現。作者認為，良好領導由充滿經驗法則的工具箱，以及快速判斷哪條規則適用甚麼情境的直覺力構成。

作者指出在未知情況下，最佳解答不一定會有最好結果，選擇避免最壞結果的極小極大經驗法則更能減少不確定性。運動專長也反映出無意識智慧，經驗老到者有意識思考反而會令表現變差。在第一次去的餐廳點餐，比起忙於搜索整份菜單找出最好選擇，選擇第一項選項或跟隨友人反而既可省下時間，又可減少或許會錯失最好選擇的沮喪。購物也是如此，比起尋找永遠無法得知是最好的可能，選擇第一個夠好的選項更令人滿意。

我們總是覺得多名子女中排中間那位較少受父母照顧，這未必與父母是否偏心有關。作者以1/N規則模擬多名子女受父母照顧時間，在兩名子女時每名孩子的總照顧時數一樣，但在三名子女或以上家庭，中間的小孩從未與獨得與父母相處時間，總是要與其他兄弟姊妹分享父母照顧，長遠而言在十八歲前得到父母照顧總是比兄弟姊妹少，而且兄弟姊妹年齡平均相差年齡越高，中間的孩子得到父母照顧越少。

作者提出以自然頻率代替機率傳達風險訊息，讓人們更容易了解問題︰

現時醫療系統醫生與病人信任受損，除了因為前述的防禦性醫療與利益衝突外，也因為醫生受訓練時統計思維教育成效不佳，學習的目的只是為了期末考試。作者建議醫學院以自然頻率教學並重新設計課程，公眾也應能免費使用醫學資料庫、免費取得病歷與免費使用醫學期刊，以更容易接觸正確醫學訊息。

早期前列腺癌早期雖然似乎可增加五年存活率，但對實際死亡率的影響卻不大。原因在於早期篩檢會找到更多不會繼續發展的病例，令存活病例增加，這卻令許多本來沒必要接受治療的人受到傷害。

防範金融風險的慣常方式，是訂立越來越複雜的制度，但作者指這只會帶來確定幻覺，反而不如以限制財務槓桿這簡單原則有效。避免銀行大到不能倒也不能指望銀行自行評估風險，因為這無法評估未知風險，縮小銀行規模、區分一般銀行與投資銀行業務、讓金融業更透明以及個人拒絕大銀行與高風險產品，都是防止銀行過份冒險的做法。

作者對媒體報導風險新聞的第一法則是，媒體越是報導某健康風險，對個人的危險就越小。政府對金融風險比低機率健康風險的政策取向差天共地，可能是因為說客對政客的影響，製藥業可從政府干預健康風險得利，銀行業卻不希望政府介入。

作者為風險教育教材定下三大主題——即健康風險、金融風險與數位風險知識——與三種技能——統計式思考、經驗法則與風險心理——以解決日常問題為重點。 統計式思考是處理數字的能力，例如理解下雨機率；經驗法則是在不確定環境中做好決定的能力；風險心理是關於影響我們行為的情緒與社會力量。

對健康常識教育，作者指教學應早於青春期，在五至十歲開始，並與同學共同學習，內容包括烹飪與運動等實用技能、健康知識與心理建設。金融教育教育孩子如何處理自己財務，架構與健康教育類似，內容包括記帳、債務陷阱、金錢觀等。數位教育目標是培養不被數位科技控制的能力，內容包括數位風險知識與數位自制能力。作者總結指，面對風險，專家並不一定做得更好，民眾應有豐富知識與勇氣，勇於思考，為自己做決定。

The wealth of humans

看完了Ryan Avent的The wealth of humans，主題是二十一世紀技術與工作可能會怎樣發展。作者指工作除了是獲取資源的手段外，也是個人身份的來源，建構日常生活，提供個人滿足感並與社會連結。自上一代起，工作扮演這些角色的效率下降，技術進步則帶來更進一步的壓力。

數位革命以三種方式改變工作︰一是自動化，讓機械取代更多工人；二是全球化，令工人需與全球同業競爭；三是科技大幅增加部份高技術勞工的生產力，讓小數人可獲巨大利益。這三種趨勢結合，產生勞工過剩的現象。經濟與社會將嘗試調整，意味著許多工人工資停滯、不平等增加與另外許多人與工作世界漸失聯繫。社會不是將找到辦法增加工作或尋找其替代，就是工人會透過政治體系破壞干擾他們世界的力量。

然而維持工作與再分配的平衡極為困難。富裕與特權者不想補貼窮人，貧困者可能認為富裕者提供的重分配，留下貧富者間不平等的巨大差距，貧困者也可能無法接受他們無法有效發揮的經濟。假如重分配管理不當，有才能或雄心個人為改善經濟努力的誘因可能會消失，導致增長停滯，社會盈餘不足以為社會所有成員提供更高生活水準。

分開財富「創造者」與財富「享受者」的世界觀，忽略財富是在社會的基礎上建立。所有人都是社會的參與者，依據廣泛社會共識行事。當共識解體，財富就會消失。社會需要選擇大多數成員可接受的財富分配方式，或者體制分裂令所有人可獲的社會財富減少。

數位革命令社會財富更為重要，新科技令重要社會建制如財產權更能獲利，而且增加財富的活動也變得更為社會本質。數位革命為社會財富分配帶來緊張︰國家需要更好分配社會財富，但這會帶來收緊社會成員圈子的壓力，這令個人與社會，以及社會圈內人與圈外人之間出現衝突。

數位革命邏輯上的終點是經濟不需要人類勞動運作，這不會在近期出現，但作者指建立支持大眾數位繁榮制度的努力已經開始，其目的不是確保所有工人從經濟增長中獲益，而是為不工作者建立制度，因為經濟增長已不需要他們的工作。

像蒸氣與電力等可稱為「廣泛用途科技」，在生活許多不同層面都能更有效行事。數位科技似乎也展現廣泛用途科技的特質，其出現與革命地改變社會與經濟的延滯，可能是因為社會需要時間學習怎樣有效運用新科技，以及爆發地增長需要之前數十年的進展。

社會需要在數位革命帶來更佳商品、服務與體驗，以及社會與經濟上的動盪之間取捨，尤其是數位創新對工作擔當重要社會制度的影響。新科技令高技術勞工的生產力大為上升，高生產力的工作總數減少，大部份勞動力需在薪酬與生產力較低的工作就業。以高等教育提高勞工生產力的做法，至少在較發達國家，在高等教育率接近50%時似乎到達上限。

在勞動力過剩，勞工只能接受低工資的情況下，人手服務的需求增加，低工資也令企業較不積極推行自動化。這種勞動力過剩跡象近年已在發達國家出現，引起令人不安的趨勢︰實質工資增長緩慢、所得不平等增加、勞動所得佔總所得比例下跌。

自動化工作與勞動力過剩會為就業帶來三難︰一，高生產力與工資；二，抵抗自動化的能力；三，僱用大量員工的潛力。壓裂開採頁岩氣工資較高，工作也較難自動化，但規模有限；製造太陽能板既高生產力又能大量生產，但工作容易自動化；部份人手服務業較難自動化並能僱用大量員工，但工資難以提高。

醫療與教育行業容易受「鮑莫爾成本症」影響，即在社會其他高生產力行業推高工資時，低生產力行業工作也需提高，以吸引足夠勞工留在行業，這導致行業工資不符生產力增長地增加。數位革命潛力在於讓較少人處理現時由許多人做的工作，教育與醫療等公共行業或是需減少人手，或是需在僱用大量人員下，以低生產力與高收費為代價。

作者認為，新科技為未來帶來的機遇，較有可能是摧毀更多工作，同時減低大部份重要消費商品與服務的價格，這表示即使工資停滯，實質生活水準也可能提升。因為工資與重要服務及娛樂成本下跌，不工作變得更為吸引，這會為社會保障制度帶來壓力，可能令社會分裂成為社會計劃付費的工作者及依靠社會計劃者。當富有者減少對貧者的援助，會導致兩群人出現激烈政治衝突，這些衝突由手握權力者形塑與決定。

勞動力過剩令勞工經濟權力低下，也與重要經濟決定日益無關。以往勞工以各種排外手段主動取得較稀缺的地位，包括性別、種族、國界等歧視、工會與執照。但現在的工人在勞動市場中缺乏議價能力，也難以透過工會直接與僱主談判，只能依靠政治體系尋求協助。當既有政治制度無法提供援助，個別工人就更可能參與激進的政治運動。

在數位時代，特別是高生產力職位以搬動資訊為業，大型企業以整合內部資訊提供顧客所需，令企業內部資訊流動更為重要。企業經濟價值繫於其勞工互動的方式，由誰獲取企業成功的利潤就沒有簡單答案。數位革命令外判更容易，企業自行僱用勞工偏向於合作性質工作，令個別勞工貢獻難以量度的工作上。資訊重要提高使企業文化，即知道甚麼資訊有價值及如何行事更相關。但企業文化並非由個別員工建立，少數員工離職不會大為改變企業文化，但全體員工離去則會。假如整體員工組織合作，他們可能得到企業文化帶來的利潤，若非如此，回報更有可能由高層主管與東主獲取。

社會資本是在特定社會脈絡才有價值的個人知識，需要一定數量有相近意識的人才能運作。在富裕經濟體「去物資化」，即其價值著重於服務的環境下，相對於做事本身，做甚麼與應該怎樣做的知識更有需求，因此運用社會資本的比重增加。

各國間的貧富差異也可從社會資本差異角度分析，即使有健全制度，民眾仍需擁有何謂恰當行為、如何應對「不正常」行為、正式與非正式制度是否可信等知識，以強健的社會資本讓制作運作。吸納新來者從社會資本較低社會至較高社會，是提高人均社會資本的有效方法。假如多數新來者認同應內化新的社會資本，整體社會資本完整就不會有很大改變。然而，科技革命為社會資本帶來更大價值，為社會財富應如何分配與誰可算是社會群體一員帶來激烈政治爭議。

社會資本視乎特定社會脈絡，大城市因而受惠。大城市能容納更高程度的分工，令生產力提升；工作機會較密集，令不幸失去工作的人較有機會在同一行業再找到工作；資訊在城市可以快速收集、分析與傳遞，尤其在數位時代高價值但不易以電子訊息傳遞的複雜理念與生產行為模式。大城市更為熱門，但房屋供應有限，令房價急速上升。這令生產力與所得上升最快的地區，人口無法同步上升。人們因房價較低遷至較低生產力地區，造成勞動力錯配，擠壓工資水平與生產力。擁有高生產力城市物業的地主受惠，並創造出高社會資本社群以排除他人加入的尋求機制。

新興國家過去透過全球供應鏈，在技術不需提升太多下也可以供應廉價勞動力參與富裕經濟體生產活動。作者認為，數位革命令這種增長模式較難實行，富裕經濟體將以其社會資本優勢再度享有幾乎獨佔的地位。在經濟去物質化中，新興國家正出現「過早去工業化」，甚至從未工業化，這令人憂慮，因為歷史上幾乎唯一成功的經濟發展方向，就是以工業化提升技術與能力。

先進經濟體也要面對經濟成長所得未能流向工人，導致需求長期不足的「恆滯」問題。中央銀行刺激需求的難度日益增加，原因在於急速全球化與全球儲蓄過剩、獲利投資機會不足與以及分配不均加劇。透過低息與借貸保持需求無法持久，在借貸抵押資產價格停止上升後造成2007年嚴重金融危機。危機後所得與支出仍然失衡，雖然新興市場儲蓄減少，但富裕國家企業在利潤率創新高下增加儲蓄。人口老化、經濟活動去物質化與分配不均更嚴重也令需求疲弱持續。

為解決疲弱需求，讓購買力交到願意消費與投資的人手中，政府可以直接支出，例如增金轉移與大型公共投資。資金可來自稅收或舉債，或者印刷貨幣。更長遠的辦法是勞工得到經濟增長所得更大份額。作者提議可提高勞工議價力量，以及在高生產力城市大量興趣房屋，既可透過建設提高需求，也能減慢這些城市的房價上升，勞工相對具生產力土地的比例下跌，也令勞工佔經濟增長所得份額增加。

作者提醒，在數位與全球化時代，全球需求與儲蓄投資平衡會影響任何連繫全球金融體系的經濟。此外，要維持需求有序增長，需要從儲蓄者再分配購買力至消費者，不論是透過貨幣貶值、通脹、借貸增加或政府直接轉移。直接轉移是最不危險的方法，但任何重分配都是激進政策，政府不見得會在沒有危機威脅下主動推行。

在提高最低工資與資薪補貼之間，分別在於成本由僱主(視乎僱主在市場的力量，轉嫁消費者)還是納稅人負擔。兩者都需要面臨抉擇︰在就業只能在低工資維持下，大幅提高最低工資可提升現職勞工所得，卻會導致就業人數明顯下跌。假如由政府劃一補貼，即推行基本收入，工資最低一群勞工則會發現完全不工作可能更為吸引。這逼使政府從以下三者選擇︰一是容許較大部份勞動力不參與勞動市場，二是繼續讓較大部份勞動力處於貧困，三是確保較大部份勞動力完成足夠消磨時間的工作。

其餘讓勞工更具生產力的方法包括教育，這在發展中經濟體會帶來好處，但正如前述，在高等教育擴張近乎上限、技術勞工相對較不稀缺的發達經濟體，更多技術勞工只會讓其議價能力下降。增加資本投資，例如在高生產力城市興起房屋與基建，對增加勞工生產力與減少其過剩有幫助，但這策略在金融市場發展不足的經濟體較難收效。

發展中經濟體居民移居發達經濟體可提高其生產力與所得，但在企業社會資本為增長瓶頸時，會令勞動力過剩加劇，已居於發達經濟體者無法受益。典型選民希望自己的生活水準隨時間改善，假如他們相信讓餅變大能令自己所得份額增加，就會支持刺激經濟增長政策，否則就會支持重分配。同理，新來者如果促進經濟增長，能令自己份額增加，選民不會太介意有更多人分餅，但在增長減慢時，或至少典型選民認為自己所得份額減少時，更多人來分餅就會引來政治關注。

在富裕世界，不平等加劇已有數十年，為何政治家對此反應緩慢？作者估計可能是由於科技發展抵償部份工資停滯、部份居民從物價較高城市移居較便宜城市與消費不均依靠借貸增加上升不多，但最重要的是，政治體制頑固抗拒改變。尤其是在兩黨制政制中，不滿者可能不得不留在原黨，以黨內運動獲取控制權。至於在不同政制的國家，現在已出現不同層面的碎片化，令組成穩定政府更困難，在歐洲分離與民族主義興起。意識形態重組，或會令部份主要民主國家的政治立場根本轉變，然後不同國家及國際組織間會以難以預測的方式互相競爭。

未來人們可能會有更多休閒時間，但他們也渴望有自主動能，雖然不想被逼做不愉快工作才能養活家庭，卻也不想遭劃為沒有需要，或者以受指派做無意義工作為代價接受慷慨福利。但數位經濟能否提供這種工作條件並不明確。人們所想與經濟及政治系統能提供的衝突將反映在政治領域，各種關於如何達至「好生活」的敘事帶來政治衝突，外國政府、偷走工作的新移民、貪婪銀行家與無能政治家都會成為受譴責的妖魔。

工會議價能力在職業分散與替代勞工科技更多下前景暗淡，人口老化令國家在文化上更為保守，讓工作條件令人滿意的未來並不明顯。政府繼續面對人口應同質並有利重分配，數目較多而較不重分配、較不平等並易受政客煽動情緒，還是排除地緣政治外在壓力、保持較大、共同體與重分配特質的取捨。

作者指，我們希望與誰共享社會這問題，最簡單的答案是「像我們那些人」，但這答案獨斷而不精確，總是有某種特質可定義某人既「像我們」又「不像我們」。較好的答案是︰「像我們」意思就是人類，身為人就是指擁有權利共享從已有知識演變那些社會制度產生的財富。我們面對的問題是如何處理好，既不能預期在其他國家這樣做時，任何社會會無條件開放邊界，也應該意識到假如我們幸運處於富裕社會，為其貢獻而有資格分享其得益同時，並不代表我們對這位置有獨佔權利。沒有人本該貧窮，也沒有人本該專橫地富有。

對於未來，作者認為樂觀之處在於工業革命前車之鑑，指出經濟轉型中危機與廣泛改善生活曾經怎樣發生。至於悲觀之處，是現在正如工業革命時一樣，沒有人指引社會讓科技為最多人帶來最大好處的方向。更現實與更理想主義的原因是，社會進步唯一方法是透過不同社會力量混亂、隨意與難以駕馭地交錯，沒有保證這次會與上次一樣順得結束。作者的結論是，面對未知，很容易會感到恐懼，但我們對這轉型的強大力量不應害怕，而應盡可能寬宏大量。

The End of Alchemy

看完了Mervyn King的The End of Alchemy，作者是前英倫銀行行長，當時負責應對2007-9年的金融風暴。本書主題是銀行與貨幣為何總是一再帶來危機，標題的煉金術是指，相信所有紙上貨幣都能轉換為有內在價值的商品，但事實上，任何貨幣都取決於對其發行者的信任。銀行存款由長期具風險的貸款支持，這些貸款無法迅速轉為貨幣。

本書經常提到四項概念︰失衡(disequilibrium)指經濟狀況無法持續，在一段時間後消費與生產模式會出現大轉變；根本不確定(radical uncertainty)指未來不確定至無法以可知及全面的後果列表概率呈現；囚徒困境(prisoner's dilemma)指合作的障礙令最佳後果難以達成；信任(trust)是市場經濟運作的元素，也是貨幣與銀行的核心。

市場經濟其中一項重要角色是連結現在與未來，協調今日與往後的消費及生產決定。在本書出版的2016年，異常低利率阻礙儲蓄，而儲蓄是未來需求的來源，假如這種情況持續，會令投資回報率下降，並讓資源投放在沒有利潤的計劃中，這都會拖低未來經濟增長率。市場經濟似乎未能有效連結現在與未來。作者認為當中的原因有二︰一， 根本不確定令連結現在與未來總是出問題；二，指引政府與中央銀行如何穩定經濟的經濟學家流行智慧，對根本不確定產生龐大失衡不夠著重。

自1970年代起西方世界為改善貨幣、匯率與銀行系統管理進行三項實驗︰一是中央銀行更為獨立以穩定通貨膨脹，後來發展為通脹目標政策；二是容許資本更為自由流動，同時在歐洲內與特別是中國等經濟增長國家鼓勵固定匯率；三是移除銀行與金融活動管制，推動競爭並允許銀行更多元與擴張，以達成金融穩定的目標。

作者指這三項實驗帶來好、壞與難看三種影響。好的是1990至2007年產出與通脹出奇穩定，即所謂大穩定時期(the Great Stability)。壞的是債務水平上升，固定匯率令各國貿易順逆差加劇，部份順差國家大量儲蓄，部份國家則以借債抵銷逆差，前者儲蓄意欲多於後者消費意欲令長期利率下跌，繼而令資產價格上升，房價上升讓人們必須提高借貸以購屋。難看的是銀行體系發展至極為脆弱，大型銀行持有資產上升，各銀行更為互相連結，銀行股本比例下跌，槓桿率上升。至2008年，難看的影響令壞影響遠多於好，令三項實驗都失敗。

各國對2008年危機前全球不平衡的問題並非一無所知，但沒有單一國家有誘因應對，假如個別國家自行應對，只會令經濟減慢及失業上升，對全球經濟或銀行體系沒有實質影響，這反映出囚徒困境的行動困難。資本由發展中國家透過西方銀行體系「上流」至已發展國家，低實質利率推高資產價格，並使金融機構與投資者為尋求高回報更為冒險，令銀行資產負債表急速擴張。全球經濟失衡與銀行資產負債表擴張兩項因素互動，令2008年的危機變得如此嚴重。

作者指這場危機帶來三項未有回答的問題︰一，為何各相關參與者在走向嚴重問題與世界經濟顯著調整前沒有採取行動改變？二，為何可視為這場危機起因的背後因素沒有得到多大改變？三，為何需求疲弱變得根深柢固，不受更多貨幣刺激措施影響？作者認為，要回答這三項問題，需要更為深入觀察從過去繼承的貨幣與銀行結構，以及今日世界經濟失衡的性質。我們無法完全預計未來的可能，對未來判斷出現的「錯誤」，是所有金融危機故事的核心。

作者認為，2008年危機後持續需求不足不是由於短期衝擊，而是之前預先消費引起的根本衰弱，停滯是危機前國內消費過高的結果，背後的失衡必須解決。現時利率對於短期需求快速增長而言是過高，對於長期適當平衡消費與儲蓄而言卻是過低。主要經濟體國內消費與儲蓄失衡同時，各國間也繼續出現外部不平衡，中國貿易順差與美國貿易逆差再度擴大，在歐元區，德國貿易順差是GDP的8%，荷蘭則更高。低利率無法改正需求失衡的情況，復甦緩慢反映問題不是暫時，而是更為根深柢固。

不論任何形式，貨幣都需要滿足兩項條件︰一是接受程度，例如人們願意接受以此貨幣買「東西」；二是穩定，即貨幣在未來交易的價值可作合理預估。現時較發達經濟體中貨幣主要形式為銀行存款，佔各國貨幣總量超過九成。在正常時期，信貸供應改變主要受向銀行借款者的需求影響；但在危機時，信貸供應則可能反映銀行借貸意欲，在這種情況下，中央銀行依靠刺激借貸需求彌補貨幣緊縮遠較平時困難。

當代經濟中貨幣在金融交易的接受程度，遠較其在買「東西」的接受程度重要。在極不穩環境下，某些貨幣形式可能無法獲接受為付款方式，人們對流動價值儲存的渴求可能會急速上升，這令貨幣與流動性非常緊密連繫。在2007至08年危機中，流動性需求急升，令中央銀行需創建緊急貨幣，增加中央銀行儲備。

管理貨幣價值穩定非常困難，部份原因在於政治建制無法抵抗創造貨幣以作收入，或用於短期刺激經濟措施取悅大眾的誘惑，直至明顯出現通貨膨脹。明確以維持幣值為法定責任的獨立中央銀行，證明能在1990至2000年代早期大穩定時期穩住通脹，作者指這是過去二十五年管理貨幣的主要成就。然而，在好景氣時提供適量貨幣以達至物價穩定，以及在壞景氣時提供恰當質量緊急貨幣以應對危機，這兩者的平衡至今仍然並非完美。

作者指以黃金為貨幣雖然有獨立於政府的吸引力，卻有兩項主要缺點︰一，黃金極為笨重不便；二，更為根本的是，黃金供應無法輕易由政府擴張，這在危機中流動性需求大增時是嚴重弱點，在正常時期也會令經濟增長上限由黃金相對貨物與服務價格決定，帶來通貨緊縮壓力。

貨幣的角色在於促進信任以作承諾與訂立合約，並能以今日的勞動轉換為通用購買力，以在現時不可能完整預知的未來運用，在資本主義經濟中擔當流動儲備的角色。在正常時期，廣泛不同資產都可能獲接受為貨幣，但在危機中，中央銀行貨幣是最後付款方式與價值儲存，其他資產因失去獲接受的信心可能變為無法流動。貨幣在「好」與「壞」時期的角色對理解危機前經濟問題不可或缺。

銀行在2007年危機出現前面臨囚徒困境，假如他們事先退出冒險放貸，不再購買複雜衍生工具並減低槓桿率，他們短期獲利就會比競爭對手少。即使一早知道風險，跟隨群體也比較安全，銀行因此沒有誘因行動以避開危機。

銀行資產相對GDP比例近百年來大幅上升，在美國升至與GDP相同，在英國則是GDP五倍。因為銀行在經濟中角色重要，市場相信政府不會讓銀行破產，即使出現問題納稅人也會介入，令銀行借貸利率較低。這種無形資助令銀行可以更為冒險，並擴張規模令自己在經濟中更為重要，因而實際上得到納稅人更多無形資助。批發融資提供更多短期借貸，令銀行可更為冒險，令其長期資產與短期債務更為錯配。

自1980年代起，銀行管制放鬆以及衍生工具發明帶來兩種影響︰一，這令銀行資產負債表規模不再與實際住戶與商業經濟活動連繫，因為衍生工具的交易沒有限制。二，銀行焦點從需要謹慎評核借款者以經營貸款，轉為統一進行與監察的證券交易，投資銀行在這過程中興起。這兩項發展改變最大型銀行的商業模式與文化，銀行以擴大規則為目標，因為「大到不能倒」可以更便宜地借款，同時新的複雜金融工具交易大幅擴張，發行銀行與投資者都不清楚這些工具的風險。銀行文化也更推崇運用複雜數學發明新金融工具的聰明人，也令道德標準受侵蝕，所有主要銀行都出現不當行為的醜聞。

銀行特別之處在於結合到期轉變——借短期債務作長期放貸——與風險轉變——將安全存款轉為具風險的貸款，銀行在貸款時為借款人建立存戶結餘，這些存款是可用作支付的貨幣，這種銀行創造的貨幣是今日貨幣主要形式。由安全的銀行存款——貨幣——轉化為非流動風險投資，就是貨幣與銀行的煉金術。

這種煉金術得以維持，在於所有儲戶不會在同一時間提取存款，但當可觀存戶同時提款時，銀行被逼要求其借款者立即還款，導致借款者資產大平賣，令銀行收回款項可能比已貸款額低。銀行也可能不得不拒絕存戶提款的要求。這種系統脆弱的原因有二︰一，特別是近期，大部份銀行融資的股本很少，以致資產稍為下跌就可能令銀行存款價值有問題。二，即使沒有壞消息，在部分存戶提走存款時，其他存戶在銀行存款可能受損時，加入提款行列是理性的做法。銀行擠兌是自我實現預言，當銀行流動儲備用盡後它可以很快倒閉。

有四種方式解決銀行系統煉金術的問題，其一是銀行在可能擠兌時關門，停止提款要求，但這會表示出令存戶信心受損的訊號，可能加速擠兌出現。其二是政府保證銀行存款以消除擠兌誘因，這是對銀行的無形資助，也會鼓勵銀行冒險，但在根本不確定的未來下無法避免。其三是取消銀行有限責任制，以避免管理他人金錢的不負責行為。其四是中央銀行向受擠兌銀行提供正式貸款，也就是擔當「最後放款者」。

金融工程讓銀行與影子銀行近乎無限地製造更多資產，這帶來兩項影響︰一，這些新工具主要在大型金融機構之間交易，令整體金融體系更為互相連結，任何一間機構出問題都會令其他機構有麻煩。二，總體資產負債表不受實體經濟規模所限，令銀行與影子銀行以驚人速度擴張。在危機後沒有人知道哪一間銀行最為曝險，所有機構都受懷疑，令風險溢價持續高於危機前。

對於未來，作者指渴望與相信「確定」誘人而危險，人們很容易因無法理解其觀察事件的特定環境，誤信錯誤的故事。風險可以依靠可觀察結果判斷保險合約，不確定則是無法定義甚至想像所有未來結果，不能為它定下機率。根本不確定為完全與競爭市場帶來缺口，許多未來事件無法事前想像，因而也不存在相關的期貨市場。

面對根本不確定，人們不可能計算行動的「預期效用」，因此不存在最適化的行為。人們面對不確定時不是最適化(optimise)，而是適應(cope)，在新環境、刺激與挑戰中反應與調整。行為經濟學找出人們在甚麼情況下不會最適化，但作者認為行為經濟學指人們總是「不理性」並不貼切，在根本不確定的環境下，試探法(heuristics)可能是適應未知未來的理性方式。

適應策略有三項元素︰一，將問題分類為是否適用於最適化行為；二，假如不適用，則以一套經驗規則或試探法 適應；三，一套敘事以整合最重要資訊，擔當試探法選擇與決定動機的基礎。試探法必須可行，敘事則必須可信。適應策略不是所有問題與環境的通用解決方法，而是回應特定問題的粗略與理性方式。出問題不一定是由於非理性行為或外來衝擊，也可能是選擇的試探法不符環境。

作者舉出試探法應用在金融市場的兩項例子︰其一是J.P.摩根總裁評估新金融產品時，需確定管理高層明白新產品，原因是可以向高層解釋的產品出問題時風險較低。其二是2007年前銀行資本要求以資本相對經風險權重資產比例計算，但在不確定下資產風險計算可能嚴重誤導，更粗略但簡單的方式是限制銀行槓桿率。

在根本不確定的世界，金融市場在一定程度上替代部份不存在的市場，卻造成市場已幾乎無限提供適應不確定方式的幻覺。根本不確定也為金融市場的流動性幻覺帶來問題，金融煉金術依靠的資產並不流動，流動性來自市場持續出現的買賣雙方，但根本不確定可干擾買賣雙方，令市場在一日之間不再流動。因為根本不確定意味著指引投資行為的敘事或適應策略本身不時更改，導致交易者對金融資產價值的觀感與交易意願急劇改變。

根本不確定令未來不可能預測，因而無法知道股價是否理性。股價波動是因為投資者試圖適應不可知的未來，他們對未來利潤的判斷可以非常不穩。股價並不是由客觀基本因素決定，而是由對基本因素的敘事決定。在流行敘事改變，或證實現時故事誤導的事發生後，股價可以大幅轉變。

中央銀行在貨幣管理上有兩項重要責任︰一是確保好景氣時，貨幣量增長率足以維持幣值大致穩定，二是在壞景氣時，貨幣量增長率足以維持流動性，以滿足私人部門無法預測的需求擺動。由於貨幣管理的挑戰無法事前預測，中央銀行需要有一定程度裁量權，以回應通脹短期變動。

通脹目標政策以中期通脹目標與短期回應經濟衝擊為元素，由獨立中央銀行推行通脹目標政策在於清晰簡單，既指導中央銀行政策，也為私人部門通脹預期設定目標，通脹預期會影響設定工資與價格水平，因而影響通脹。通脹目標令中央銀行不需要在每次得知影響經濟表現的新事情後改變框架，無需以單一模型判斷未來通脹走勢。

2007年金融危機後，決策者以宏觀審慎政策(Macro-prudential Policy)維持金融穩定，包括直接管控金融市場，例如限制貸款相對入息比例，以及間接管控，例如要求銀行在風險放貸中增加股本融資。這些政策需要中央銀行與其他監管者合作推行，相較利率政策較難推行與解釋，缺乏民主授權的中央銀行管制微觀經濟也可能帶來質疑。

2009年英美中央銀行創造大量貨幣卻未有帶來通脹，當中原因為︰一，貨幣供應增加同時，銀行體系與經濟對流動儲備的需求也急速提高；二，包括銀行存款的廣義貨幣只是溫和增長。作者也指出在銀行利率接近零的情況下，貨幣政策出現報酬遞減，難以令住戶放棄未來以在現時消費。

當通脹重回目標水平時，中央銀行也會面臨兩難︰容許通脹高於目標一段時間，還是讓通脹符合目標水平，後者會令實質利率無法下跌，令復甦不會出現，前者則會影響市場通脹預期，繼而令未來通脹水平變動。以通脹刺激經濟的策略會「前後不一」(time inconsistent)︰現時承諾未來會做的事，在未來到達目標時卻不會實行。

中央銀行擔當最後放款者，目的是為短暫流動性不足的銀行提供流動性以渡過恐慌。但問題在於身處根本不確定下，無法知道銀行是短暫流動性不足還是無力償債。最後放款者可避免流動性問題變成無力償債問題，但不是所有無力償債問題都能以最後放款者行動轉變為流動性問題。假如金融機構處於無力償債問題，即現有資金不足以吸收損失並避免損失時，只靠提供流動性不足以解決問題。

過往最後放款者應「無限向提供優質抵押品者以懲罰利率放款」的智慧，應用在今日的最後放款者會帶來兩項問題︰一，「優質抵押品」的定義，今日銀行持有大量非流動並無法在市場流動的資產，如貸款或複雜金融產品。最後放款者需要為這些抵押品「打折」(haircut)才能放款，折扣由2%至高於50%，這會為最後放款者援助設下上限，令銀行存戶與短期債權人提取款項的誘因增加，在極端情況下會使最後放款者援助變成死亡之吻。

二，銀行因接受最後放款者援助會帶來污名而抗拒援助，因為接受援助表示銀行需要流動性支援，令銀行以其他方式融資的能力受損。延期通報受中央銀行援助銀行有助減少污名問題，但無法完全消除銀行的抗拒，令最後放款者行動可能規模不足與過遲。

要求優質抵押品與懲罰利率的問題，令中央銀行與政府放鬆向最後放款者援助的要求，並開始轉向紓困。這令納稅人需要承擔風險，也給予銀行誘因擴張體系內的煉金術。作者提出的解決方案是，將最後放款者應對危機角色，轉變為銀行在好壞時期都可借款的制度，並確保銀行在好景氣時留下足夠抵押品，以在壞景氣時可獲取流動性滿足短期債權人需求。這將會在稍後更詳細說明。

貨幣「最適」範圍是不同國家或地區經歷相似衝擊，擁有單一勞動市場，對通脹有相似態度。這包括長期平均通脹目標的選擇、短期通脹與就業取捨的決定，以及達成這些目標的市場信譽。上述因素並非純粹關於經濟，也與政治極有關係。歷史上，國家加入或離開貨幣聯盟很少是關於「貨幣最適範圍」這概念，選擇何種貨幣往往是政治行動。

不同民族國家組成貨幣聯盟的基本問題是，過去通脹率不同的長期歷史，導致各國預期通脹率有別。在單一利率貨幣聯盟下，預期通脹不同意味著實質利率不同，起初較高通脹國家的實質利率較低，刺激需求並推高工資與物價，令通脹持續。這種差異令較高通脹國家在充分就業下出現貿易逆差，並須以較低通脹國家的借貸填補。

貨幣聯盟分成貸款國與借款國兩方，帶來政治身份緊張，例如2015年歐元區的德國與希臘。2007年後全球經濟下滑，加上歐元區邊陲國家失去競爭力，導致這些國家出現財政問題。在貨幣聯盟中恢復競爭力過程漫長而痛苦，為降低實際兌換率進行的「內部貶值」以長期大量失業，讓貿易商品與服務行業工資與價格下跌，這會令民主社會受壓。

作者指，歐元區未來不得不實行以下其中一項或多項方法︰

一，邊陲國家繼續高失業，直至工資與價格下跌至回復競爭力水平，採用浮動匯率風險太高的小國可能只有此一方法。

二，讓德國與其他順差國家高通脹一段時期，同時抑壓邊陲國家工資與價格，以消除各國競爭力差異，這會令歐元下跌一段長時間，不受德國歡迎。

三，放棄試圖回復歐元區內競爭力，承認需要從北向南無限而顯著轉移，以資助邊陲國家在充分就業下的貿易逆差與償還債務，這在歐元區南北各國都不受歡迎。

四，接受歐元區局部或全面分解。

歐元經驗為國家與貨幣聯盟的關係帶來三項教訓︰一，應確保貨幣聯盟成員整合為相同工資與價格通脹後才允許加入。二，聯盟建立後，重要的是監控與避免工資與價格通脹出現差異，以免導致成員失去競爭力，並只能以長期大量失業回復。三，未來經濟衝擊無法預測，除非成員彼此非常信賴並願意向受衝擊國家提供轉移，而這需要很高的政治整合，否則貨幣聯盟會承受很大壓力。

為減少或消除煉金術，作者認為需要一套措施處理銀流動性與無力償債問題。在根本不確定下，銀行管制在這一刻顯得太苛刻，下一刻卻可能變得太寬鬆，例如資本與風險加權資產比例或流動性覆蓋比率限制，既令模型變得複雜，危機後也證明無法反映真正風險。

2007年危機後有意見重提以「芝加哥計劃」管制銀行︰強制銀行以100%流動儲備抵押存款，其餘風險放貸必須以股本或長期債務融資，分開支付系統「狹義」銀行與非流動「廣義」銀行。芝加哥計劃好處是完全消除銀行擠兌，但作者指其缺點為︰一，從現行體制轉型至 芝加哥計劃會帶來混亂，強制現行機構的結構與資產負債表進行昂貴重組。二，完全分開「狹義」與「廣義」銀行，會令投資設備、房屋或其他實體資產融資的融資更昂貴，失去以不同方式連結存款者與借款者的潛在效能。

三，最重要的是，根本不確定意味著市場無法為所有可能意外提供保險，要由政府保險填補角色，在銀行不再擠兌下，意料之外事件的風險，會集中在住戶與商業直接持有的資產價格上，中央銀行難以決定應干預何種資產。允許債務融資的好處是，尤其在取得抵押品下，借款者無需仔細管控借款者活動的所有細節，只需留意抵押品的價值。而且即使完全分開「狹義」與「廣義」銀行，銀行仍可利用不同抵押品借短貸長，繼續其煉金術。

作者的提案是中央銀行以全天候典當商(pawnbroker for all seasons)取代最後放款者，其目標為一，確保所有存款由實際現金或中央銀行保證的緊急儲備提取額支持；二，確保所有銀行強制參與並預付流動性保險保障；三，設計出有效向金融體系煉金術徵稅的系統。

全天候典當商的基本原則為，確保銀行總是有足夠可用現金滿足存戶或其他短期債權人的需求，關鍵在於檢視銀行資產與負債。在資產方面，銀行會決定將其資產多少部份供中央銀行檢視並用作抵押品，中央銀行為不同類型資產提供不同折扣率，決定銀行在任何時候可向中央銀行借款總額。評估抵押品與計算折扣率的安排會在遠早於任何危機前進行，變成中央銀行身為全天候典當商的例行職責。銀行獲准的借款額，加上其已有中央銀行儲備，會變成其「有效流動資產」。

在銀行負債方面，中央銀行檢視銀行活期存款與短期無擔保債務，計算銀行的「有效流動負債」。銀行管制要求為有效流動資產須多於有效流動負債，除槓桿比例限制外，現有資本與流動性管制均可由這條簡單規則取代。這條規則會成為一種強制保險，在危機時中央銀行會自由以已同意的條款貸款，不需要加上懲罰性利率，因為這在計算抵押品折扣率時已包括在內。

作者提出以二十年過渡期轉型至全天候典當商體制，讓銀行漸漸補回不足的有效流動資產。全天候典當商的好處有︰一，認識到在危機中，由有償還能力政府支持的中央銀行是流動性唯一來源，能將非流動資產轉為流動所有權。二，從現狀自然轉型至私人部門煉金術消失。三，無需只選擇現狀還是極端100%儲備銀行業務，容許金融機構選擇其資產負債表結構。四，解決現行最後放款者的道德風險問題。五，利用現時的非常環境，包括量化寬鬆創造貨幣令銀行流動資產比率較高，以及中央銀行已建立評估與管理抵押品的基礎，並讓後者變為恆常措施。六，管制將變得遠為簡單，只包括有效流動資產須多於有效流動負債與最高槓桿率限制兩項。

對於在根本不確定下，折扣率無法準確計算的問題，作者指折扣率可以較粗略與現成的方法計算，在設定後也應在一段時間，例如三年內不得更改。中央銀行也應如同典當商一樣，在計算折扣率時比較保守，有疑問時折扣率應傾向較高一方。折扣率是煉金術的稅項，其規模應該反映納稅人為銀行提供無形保障的成本。對部份難以理解的資產，折扣率應該是100%。

銀行面臨破產風險時，全天候典當商體制會給予銀行一年時期重組。銀行處置(resolution)因存款(負債)與放在中央銀行的抵押品(資產)可從破產銀行抽出而較為簡單，存款與抵押品帶來的流動儲備可轉移另一銀行。這讓處置當局在處理銀行其他部份時不會嚴重干擾存戶。對於銀行股本相對資產比率，作者認為10%是適合的起點，以避免股東有誘因冒險並將損失置於債權人或納稅人身上。

由於交易永遠不會完全地即時，作者認為在可見未來內都不會走向完全脫離某些形式貨幣的支付系統。銀行帳戶用於進行預期付款或持有通用購買力流動儲備將一直存在，因此全天候典當商也繼續有其需要。在根本不確定下，中央銀行未來也會需要提供流動性滿足需求，即使貨幣真的消失，社會也需要中央銀行規限會計單位，計算貨品與服務價格。

在決定未來消費時，家庭與企業可能會面對協調問題。當市場沒有訊息告訴生產者，現時消費減少是否代表未來消費增加，若是如此消費增加又會在何種商品與服務出現時，家庭與企業無法透過市場協調未來消費計劃，令總需求可能低於充分就業水平。同樣，當人們對未來消費過度樂觀，造成未必要投資與無法維持的榮景時，也會令未來消費無法協調。協調問題是囚徒兩難的例子，需要集體行動以穩定經濟。

需求不足帶來的失業不能以降低工資刺激勞動需求解決，原因是工資下跌可能令消費者的消費下跌，繼而改善企業與家庭對未來需求的預期，令總體消費自我增強，這就是「乘數」效應。在經濟衰退時增加貨幣供應也無法刺激消費，因為流動性需求之高，令注入更多貨幣只會吸收為閒置現金，不會影響現時消費。

明斯基(Hyman Minsky)指危機由長期穩定導致過份樂觀，令風險低估與資產價格過高，繼而使消費及債務過多，結果造成金融衝擊。作者認為明斯基的觀點有兩項問題︰一，明斯基相信危機總會在榮景後出現，但作者指2007年危機前整體經濟表現與長期平均相近，每一場危機都有其獨特規律。二，明斯基的理論依靠住戶及商業非理性，長期穩定令人過份樂觀，隨後則過度悲觀。作者認為，這在事後可能言之成理，但對預測未來可能出現的危機沒有很大幫助。

正如前述，作者形容在根本不確定下，人們決定儲蓄與投資並不是依靠複雜最適化模型，而是選擇反映合理敘事的試探法。在可借款與貸款下，長期預算對短期消費的限制極為微弱，人們可以偏離可持續消費水平很長時間。估計未來收入的「錯誤」在多年後才會反映，造成消費與儲蓄失衡。

人們在決定消費時有兩部份試探法︰一，在經濟整體消費看來可持續時，個人終身收入也應預期不變，換言之，人們會從現時消費是否能持續的觀感，推論出大致終身收入的變化估算。二，只有在個人際遇有變，或對經濟的信念有重要變動時，人們才會改正終身收入估算。

這兩部份試探法表示，沒有對經濟走勢持續程度觀感的重大衝擊時，消費傾向於穩定。住戶與企業現時對終身收入的估算，也很可能相較現實有「錯誤」，並以同一方向累積，導致現時消費計劃逐漸遠離現實的失衡。金融市場允許人們對未來下注打賭與交易，令「錯誤」者損失更大，消費觀感與實際消費都會更為擺動。

在人們對試探法背後敘事的觀點更正造成經濟下滑時，嘗試返回以往消費走向會是錯誤，這時推行刺激需求政策在短期看來有幫助，但無法改變更正失衡的需要。作者認為起因不同的衰退不能以同一式應對︰商品與股票價格可能會自我修正；信心不足可由恢復對未來總消費走勢信心的政策克服；中央銀行因降低通脹造成的衰退，可在通脹預期減至理想水平後重回正常貨幣政策回復；敘事修正帶來的經濟下滑，則只能以經濟轉向新的均衡，消費轉至終身預算限制的現實觀點時解決。

作者指，2008年之前的失衡問題無法只由一國貨幣政策解決，例如試圖以加息減低國內需求，令預期可持續需求降低較低而現實的路徑，卻可能會因只有一國行事，對經濟長期是否可持續的信念沒有影響，反而令貨幣升值與國外需求更弱。這反映當時全球經濟出現失衡，沒有單一國家能在其他國家同時調整下走向新均衡，所有主要經濟體都面臨囚徒兩難。

對於歐元區債務問題的未來，作者提議可參照二戰後處理德國債務的方法，讓邊陲國家延期償付其他歐元成員國的外債，直至負債國達至貿易順差，為債權國與負債國建立誘因合作減少貿易差距。歐元區不應抱有債權國總是會得到償還的幻象，不斷推延並向負債國借貸更多，不願承意壞帳損失。

作者指未來對加強國際合作應有四項目標︰一，重振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透過改革其投票系統加強其正當性，包括取消單一國家否決權；二，實際中央銀行間互換協議的永久體制，讓各中央銀行能快速互相以任何貨幣貸款，滿足短期流動性不足；三，採納浮動匯率；四，由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監管，同意主要經濟體重新平衡及重返正常利率的時間表。作者認為，消費與儲蓄在國內與國際間持續失衡，以及重回一戰前不穩定的多極世界，是世界經濟兩項主要威脅，需要新的世界秩序以避免下次危機發生。

作者認為未來生產力增長不一定悲觀，原因是未來科技突破總是無法預測，現在預期重大發明時期已過去並沒有說服力。決定長期經濟增長因素在各國也有差異，顯示危機後普遍緩慢增長較多是由於宏觀經濟表現而不是創新步伐減慢。過去表現也反映，經濟學家預測未來的紀錄不佳，往往犯下以短期波動為基礎推斷增長趨勢的錯誤。

作者總結指，未來改革三項元素包括︰一，提高生產力，包括減少壟斷、增強競爭、減低儲蓄與消費的稅務扭曲、取消複雜的稅項寬免、減低邊際稅率、減少公共服務成本、降低對私人部門的規管負擔、改善公共基礎建設等。二，推動貿易，例如讓先進國家在服務貿易自由化。三，恢復浮動匯率，讓匯率在現時失衡下發揮穩定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