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完了Ryan Avent的The wealth of humans，主題是二十一世紀技術與工作可能會怎樣發展。作者指工作除了是獲取資源的手段外，也是個人身份的來源，建構日常生活，提供個人滿足感並與社會連結。自上一代起，工作扮演這些角色的效率下降，技術進步則帶來更進一步的壓力。
數位革命以三種方式改變工作︰一是自動化，讓機械取代更多工人；二是全球化，令工人需與全球同業競爭；三是科技大幅增加部份高技術勞工的生產力，讓小數人可獲巨大利益。這三種趨勢結合，產生勞工過剩的現象。經濟與社會將嘗試調整，意味著許多工人工資停滯、不平等增加與另外許多人與工作世界漸失聯繫。社會不是將找到辦法增加工作或尋找其替代，就是工人會透過政治體系破壞干擾他們世界的力量。
然而維持工作與再分配的平衡極為困難。富裕與特權者不想補貼窮人，貧困者可能認為富裕者提供的重分配，留下貧富者間不平等的巨大差距，貧困者也可能無法接受他們無法有效發揮的經濟。假如重分配管理不當，有才能或雄心個人為改善經濟努力的誘因可能會消失，導致增長停滯，社會盈餘不足以為社會所有成員提供更高生活水準。
分開財富「創造者」與財富「享受者」的世界觀，忽略財富是在社會的基礎上建立。所有人都是社會的參與者，依據廣泛社會共識行事。當共識解體，財富就會消失。社會需要選擇大多數成員可接受的財富分配方式，或者體制分裂令所有人可獲的社會財富減少。
數位革命令社會財富更為重要，新科技令重要社會建制如財產權更能獲利，而且增加財富的活動也變得更為社會本質。數位革命為社會財富分配帶來緊張︰國家需要更好分配社會財富，但這會帶來收緊社會成員圈子的壓力，這令個人與社會，以及社會圈內人與圈外人之間出現衝突。
數位革命邏輯上的終點是經濟不需要人類勞動運作，這不會在近期出現，但作者指建立支持大眾數位繁榮制度的努力已經開始，其目的不是確保所有工人從經濟增長中獲益，而是為不工作者建立制度，因為經濟增長已不需要他們的工作。
像蒸氣與電力等可稱為「廣泛用途科技」，在生活許多不同層面都能更有效行事。數位科技似乎也展現廣泛用途科技的特質，其出現與革命地改變社會與經濟的延滯，可能是因為社會需要時間學習怎樣有效運用新科技，以及爆發地增長需要之前數十年的進展。
社會需要在數位革命帶來更佳商品、服務與體驗，以及社會與經濟上的動盪之間取捨，尤其是數位創新對工作擔當重要社會制度的影響。新科技令高技術勞工的生產力大為上升，高生產力的工作總數減少，大部份勞動力需在薪酬與生產力較低的工作就業。以高等教育提高勞工生產力的做法，至少在較發達國家，在高等教育率接近50%時似乎到達上限。
在勞動力過剩，勞工只能接受低工資的情況下，人手服務的需求增加，低工資也令企業較不積極推行自動化。這種勞動力過剩跡象近年已在發達國家出現，引起令人不安的趨勢︰實質工資增長緩慢、所得不平等增加、勞動所得佔總所得比例下跌。
自動化工作與勞動力過剩會為就業帶來三難︰一，高生產力與工資；二，抵抗自動化的能力；三，僱用大量員工的潛力。壓裂開採頁岩氣工資較高，工作也較難自動化，但規模有限；製造太陽能板既高生產力又能大量生產，但工作容易自動化；部份人手服務業較難自動化並能僱用大量員工，但工資難以提高。
醫療與教育行業容易受「鮑莫爾成本症」影響，即在社會其他高生產力行業推高工資時，低生產力行業工作也需提高，以吸引足夠勞工留在行業，這導致行業工資不符生產力增長地增加。數位革命潛力在於讓較少人處理現時由許多人做的工作，教育與醫療等公共行業或是需減少人手，或是需在僱用大量人員下，以低生產力與高收費為代價。
作者認為，新科技為未來帶來的機遇，較有可能是摧毀更多工作，同時減低大部份重要消費商品與服務的價格，這表示即使工資停滯，實質生活水準也可能提升。因為工資與重要服務及娛樂成本下跌，不工作變得更為吸引，這會為社會保障制度帶來壓力，可能令社會分裂成為社會計劃付費的工作者及依靠社會計劃者。當富有者減少對貧者的援助，會導致兩群人出現激烈政治衝突，這些衝突由手握權力者形塑與決定。
勞動力過剩令勞工經濟權力低下，也與重要經濟決定日益無關。以往勞工以各種排外手段主動取得較稀缺的地位，包括性別、種族、國界等歧視、工會與執照。但現在的工人在勞動市場中缺乏議價能力，也難以透過工會直接與僱主談判，只能依靠政治體系尋求協助。當既有政治制度無法提供援助，個別工人就更可能參與激進的政治運動。
在數位時代，特別是高生產力職位以搬動資訊為業，大型企業以整合內部資訊提供顧客所需，令企業內部資訊流動更為重要。企業經濟價值繫於其勞工互動的方式，由誰獲取企業成功的利潤就沒有簡單答案。數位革命令外判更容易，企業自行僱用勞工偏向於合作性質工作，令個別勞工貢獻難以量度的工作上。資訊重要提高使企業文化，即知道甚麼資訊有價值及如何行事更相關。但企業文化並非由個別員工建立，少數員工離職不會大為改變企業文化，但全體員工離去則會。假如整體員工組織合作，他們可能得到企業文化帶來的利潤，若非如此，回報更有可能由高層主管與東主獲取。
社會資本是在特定社會脈絡才有價值的個人知識，需要一定數量有相近意識的人才能運作。在富裕經濟體「去物資化」，即其價值著重於服務的環境下，相對於做事本身，做甚麼與應該怎樣做的知識更有需求，因此運用社會資本的比重增加。
各國間的貧富差異也可從社會資本差異角度分析，即使有健全制度，民眾仍需擁有何謂恰當行為、如何應對「不正常」行為、正式與非正式制度是否可信等知識，以強健的社會資本讓制作運作。吸納新來者從社會資本較低社會至較高社會，是提高人均社會資本的有效方法。假如多數新來者認同應內化新的社會資本，整體社會資本完整就不會有很大改變。然而，科技革命為社會資本帶來更大價值，為社會財富應如何分配與誰可算是社會群體一員帶來激烈政治爭議。
社會資本視乎特定社會脈絡，大城市因而受惠。大城市能容納更高程度的分工，令生產力提升；工作機會較密集，令不幸失去工作的人較有機會在同一行業再找到工作；資訊在城市可以快速收集、分析與傳遞，尤其在數位時代高價值但不易以電子訊息傳遞的複雜理念與生產行為模式。大城市更為熱門，但房屋供應有限，令房價急速上升。這令生產力與所得上升最快的地區，人口無法同步上升。人們因房價較低遷至較低生產力地區，造成勞動力錯配，擠壓工資水平與生產力。擁有高生產力城市物業的地主受惠，並創造出高社會資本社群以排除他人加入的尋求機制。
新興國家過去透過全球供應鏈，在技術不需提升太多下也可以供應廉價勞動力參與富裕經濟體生產活動。作者認為，數位革命令這種增長模式較難實行，富裕經濟體將以其社會資本優勢再度享有幾乎獨佔的地位。在經濟去物質化中，新興國家正出現「過早去工業化」，甚至從未工業化，這令人憂慮，因為歷史上幾乎唯一成功的經濟發展方向，就是以工業化提升技術與能力。
先進經濟體也要面對經濟成長所得未能流向工人，導致需求長期不足的「恆滯」問題。中央銀行刺激需求的難度日益增加，原因在於急速全球化與全球儲蓄過剩、獲利投資機會不足與以及分配不均加劇。透過低息與借貸保持需求無法持久，在借貸抵押資產價格停止上升後造成2007年嚴重金融危機。危機後所得與支出仍然失衡，雖然新興市場儲蓄減少，但富裕國家企業在利潤率創新高下增加儲蓄。人口老化、經濟活動去物質化與分配不均更嚴重也令需求疲弱持續。
為解決疲弱需求，讓購買力交到願意消費與投資的人手中，政府可以直接支出，例如增金轉移與大型公共投資。資金可來自稅收或舉債，或者印刷貨幣。更長遠的辦法是勞工得到經濟增長所得更大份額。作者提議可提高勞工議價力量，以及在高生產力城市大量興趣房屋，既可透過建設提高需求，也能減慢這些城市的房價上升，勞工相對具生產力土地的比例下跌，也令勞工佔經濟增長所得份額增加。
作者提醒，在數位與全球化時代，全球需求與儲蓄投資平衡會影響任何連繫全球金融體系的經濟。此外，要維持需求有序增長，需要從儲蓄者再分配購買力至消費者，不論是透過貨幣貶值、通脹、借貸增加或政府直接轉移。直接轉移是最不危險的方法，但任何重分配都是激進政策，政府不見得會在沒有危機威脅下主動推行。
在提高最低工資與資薪補貼之間，分別在於成本由僱主(視乎僱主在市場的力量，轉嫁消費者)還是納稅人負擔。兩者都需要面臨抉擇︰在就業只能在低工資維持下，大幅提高最低工資可提升現職勞工所得，卻會導致就業人數明顯下跌。假如由政府劃一補貼，即推行基本收入，工資最低一群勞工則會發現完全不工作可能更為吸引。這逼使政府從以下三者選擇︰一是容許較大部份勞動力不參與勞動市場，二是繼續讓較大部份勞動力處於貧困，三是確保較大部份勞動力完成足夠消磨時間的工作。
其餘讓勞工更具生產力的方法包括教育，這在發展中經濟體會帶來好處，但正如前述，在高等教育擴張近乎上限、技術勞工相對較不稀缺的發達經濟體，更多技術勞工只會讓其議價能力下降。增加資本投資，例如在高生產力城市興起房屋與基建，對增加勞工生產力與減少其過剩有幫助，但這策略在金融市場發展不足的經濟體較難收效。
發展中經濟體居民移居發達經濟體可提高其生產力與所得，但在企業社會資本為增長瓶頸時，會令勞動力過剩加劇，已居於發達經濟體者無法受益。典型選民希望自己的生活水準隨時間改善，假如他們相信讓餅變大能令自己所得份額增加，就會支持刺激經濟增長政策，否則就會支持重分配。同理，新來者如果促進經濟增長，能令自己份額增加，選民不會太介意有更多人分餅，但在增長減慢時，或至少典型選民認為自己所得份額減少時，更多人來分餅就會引來政治關注。
在富裕世界，不平等加劇已有數十年，為何政治家對此反應緩慢？作者估計可能是由於科技發展抵償部份工資停滯、部份居民從物價較高城市移居較便宜城市與消費不均依靠借貸增加上升不多，但最重要的是，政治體制頑固抗拒改變。尤其是在兩黨制政制中，不滿者可能不得不留在原黨，以黨內運動獲取控制權。至於在不同政制的國家，現在已出現不同層面的碎片化，令組成穩定政府更困難，在歐洲分離與民族主義興起。意識形態重組，或會令部份主要民主國家的政治立場根本轉變，然後不同國家及國際組織間會以難以預測的方式互相競爭。
未來人們可能會有更多休閒時間，但他們也渴望有自主動能，雖然不想被逼做不愉快工作才能養活家庭，卻也不想遭劃為沒有需要，或者以受指派做無意義工作為代價接受慷慨福利。但數位經濟能否提供這種工作條件並不明確。人們所想與經濟及政治系統能提供的衝突將反映在政治領域，各種關於如何達至「好生活」的敘事帶來政治衝突，外國政府、偷走工作的新移民、貪婪銀行家與無能政治家都會成為受譴責的妖魔。
工會議價能力在職業分散與替代勞工科技更多下前景暗淡，人口老化令國家在文化上更為保守，讓工作條件令人滿意的未來並不明顯。政府繼續面對人口應同質並有利重分配，數目較多而較不重分配、較不平等並易受政客煽動情緒，還是排除地緣政治外在壓力、保持較大、共同體與重分配特質的取捨。
作者指，我們希望與誰共享社會這問題，最簡單的答案是「像我們那些人」，但這答案獨斷而不精確，總是有某種特質可定義某人既「像我們」又「不像我們」。較好的答案是︰「像我們」意思就是人類，身為人就是指擁有權利共享從已有知識演變那些社會制度產生的財富。我們面對的問題是如何處理好，既不能預期在其他國家這樣做時，任何社會會無條件開放邊界，也應該意識到假如我們幸運處於富裕社會，為其貢獻而有資格分享其得益同時，並不代表我們對這位置有獨佔權利。沒有人本該貧窮，也沒有人本該專橫地富有。
對於未來，作者認為樂觀之處在於工業革命前車之鑑，指出經濟轉型中危機與廣泛改善生活曾經怎樣發生。至於悲觀之處，是現在正如工業革命時一樣，沒有人指引社會讓科技為最多人帶來最大好處的方向。更現實與更理想主義的原因是，社會進步唯一方法是透過不同社會力量混亂、隨意與難以駕馭地交錯，沒有保證這次會與上次一樣順得結束。作者的結論是，面對未知，很容易會感到恐懼，但我們對這轉型的強大力量不應害怕，而應盡可能寬宏大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