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改變社會

看完了小熊英二的《如何改變社會》，主題是日本的社會運動發展。作者指，日本在1965至1993年屬工業社會，資方僱用大量工人，工人由工會組織，所得較高；消費者購買力增強，工業產品容易賣出；都市中產階級出現全職女性；政治相對穩定。工業社會弊病是齊一與標準化，商品與工作形態相跟，女性選擇有限。

其後日本進入後工業社會，資訊科技發展與全球化，令工廠外移。工作改由非典型員工與外包處理，「麥式工作」增加，工會組織變弱。人們變得「自由」與「多樣」，更多不屬於任何組織。社會福利預算減少，貧富差距加劇，就業競爭更為劇烈，教育差距更受父母所得差距影響。後工業社會的特色是，人們更可能以不同方式生活，消費品更便宜，娛樂消遣增多，但年輕人無法負擔房租，只能繼續與父母同住。

作者指，從工業社會轉至後工業社會的問題一度由公共支出掩蓋，但1990至2000年代政策轉變，刪除補助金與公共投資後，支撐基礎完全動搖，社會問題在發生災害時浮現。。

在初期工業社會，社會運動以勞工為主，指導運動的則是都市知識階層。這類社會運動特色為道德主義，即知識份子意識自己是菁英，勞工與農民則是被剝削一方，因此前者必須捨棄自己的特權。運動組織以先鋒黨形式為特色，只有少數人能成為黨員，並必須通過審查。道德主義與先鋒黨結合，令參與社會運動的知識份子必須加入先鋒黨，放棄個人生活，遵守黨的指令。從結果來看，先鋒黨組織成功例子幾乎都發生在發展中國家。

晚期工業社會的「新社會運動」不是階級運動，不受先鋒黨指導，也沒有強烈道德主義色彩，有嘉年華與祭典元素。運動以「自由」為口號，批判工業社會生活形態均質化。運動以年輕人與女性階層為中心，批評代議民主制，主張直接行動，重視表現自我。

進入後工業社會，自由度與多樣性大增，「勞工」、「年輕人」、「女性」等分類範疇已無法成立，「我不幸是因為我屬某一類人」的意識也就無法維持，人們反而將責任歸於心理等個人原因。我群意識無法維繫，陷入難以整合的狀況，社會運動變得難以推展。

作者認為，日本戰後的社會運動有三項特徵︰追求絕對和平、深受馬克思主義影響與強大的道德主義，三項特徵都與二戰後不希望重返戰時體制的意見相關。這些特徵產生的弱點是，社會運動忽視個別議題，運動如果不從社會黨或共產黨指導，變為推翻資本主義的運動，就無法成為改變社會的力量。支持社會運動但不信仰馬克思主義的人，後來很多都感到失望，對任何運動都感到懷疑。

1960年安保鬥爭大部份參與者以共同體成員身份參與，如學生自治會、工會、町內會等。安保鬥爭牽涉到戰爭經驗的和平問題，以「民主」為代表反對回到戰前體制。運動只維持約一個月，原因包括首相岸相介下台，非日常熱潮難以持久，以及繼任首相池田勇人提出「所得倍增計劃」，並表示無意修憲。

1968年社會運動與1960年有各種差異。在經濟快速成長下共同體開始鬆動，技術改變令熟練工人較不重要，削弱工會連結。大學升學率提高，大學自治會開始無法動員學生。政治團體動員能力減弱後，彼此競爭更為劇烈，依賴金錢與暴力。與西歐不同，68年的「宗派」仍以先鋒黨模式運作，各自分裂，有部份採取武裝鬥爭路線。

作者認為，1968年學生運動熱潮再次出現，最大因素是大學教育大眾化。考試競爭更為劇烈，但大學設施跟不上升學率，授課內容乏味，校園擠擁，大學生人數增加也意味成為菁英的機會降低。越來越多學生感到空虛，認為這不是大學應有的樣子，不如趁學生時代搞一場運動。公害問題與越戰突顯出對社會的欺瞞感，點燃起學生運動。

68年學生組織「全共鬥」與以往不同的是，它是以「自由」個人名義參加，聚集各種想法的人。但實際上參與學生戴著所屬「宗派」或大學的頭盔，外表比較像軍隊。參與的團塊世代保守而集體主義，也看到性別歧視的實例。

作者指，這種形式的問題是，社會運動者硬將已不適用於當時的社會關係與意識形態帶進運動，不同宗派加入全共鬥以先鋒黨模式吸收成員。當運動熱潮冷卻，留下來的多是屬宗派者。結果不同宗派為掌握主導權引發權力爭奪，出現各種內部暴力，令運動走向分裂。宗派滲透也令全共鬥走向馬克思主義，讓運動訴求超出校內問題，校內訴求反而失去實現的機會。為擴張組織，宗派更重視花俏的鬥爭手法吸引新成員。

到1969年底，社會運動已幾乎退潮，警方取締更為嚴格，響應者減少，內部暴力變得更為強烈。留下者變得更為道德主義，否定想要找工作的自己，同時沒有自信自己正確，因此容易指責他人是叛徒。在道德主義的凝重氣氛下，部份團體開始主張武力鬥爭。

到1970年代初，經濟成長中只有少數人生活未受改善，參與學生運動者自身明明沒有特別的問題意識，但又不想自己在玩革命的家家酒，轉而支持被歧視部落、在日朝鮮人、沖繩問題等日本國內少數團體。1972年聯合赤軍事件成為學生運動結束的契機，人們開始認為打著「革命」與「正義」口號的人很危險。當局也進行政策調整，通過公害管制法、推動福利改革、整頓都市環境等，令事態得以收拾。

1970至80年代，日本工業社會成型，人們的「自由度」減少，引發廣泛共鳴的社會議題不多。大學生不再有必須關心政治的意識。政府以公共補助支援減弱的農村與商店會。企業、家庭、學校成為都會的新共同體。社會運動傾向自由參加的網絡型運動，少數群體社會運動受到注視。

1980年代反核運動主要行動者變成都市主婦，她們特別關心食品輻射污染問題，經濟上相對穩定，子女長大後也有時間與體力。但在社會安定期下，大多數人即使對政治不關心也無礙生活，政治人物也不曾感受對現有政治體制的威脅。

1990年代後期開始，日本工業社會失效，越來越多民眾感到沒有被代表。2011年福島核電廠事故後，出現許多訴求零核電的示威行動，當中有許多三十歲世代為主的「自由」受僱者參與。遊行透過網絡與推特號召宣傳，引起眾怒的，是政府公開資訊與善後的方式，並擴展為無法忍受特權階級。社會運動越來越走向自由參加模式，沒有任何團體有穩定的動員能力。

作者指，日本現在全體成員不願遵從、不表同意的情形，反映出政治體制失去正當性。正當性攸關民眾是否有「我們的代表」意識，單單得到很多選票不夠，還要是某個「群體」的代表。當人們變得「自由」，喪失從屬意識時，「群體」就無法成立。

在政治集會中，全體參加者群眾喧騰對展現人民力量至為關鍵。示威行動不單看參與人數，也要令人覺得行動代表著社會的意見。參加者熱烈討論，充分感受自己正在參與，認知到決策結果是「大家一起決定」，這種熱鬧喧嘩的過程形成「我們」與「全體」。假如政治只有投票與遊說，就會變得越來越無聊，讓更多人認為政治只是少數人的事，也有更多人不會接受與認同。

在全球化後工業社會中，人們變得「自由」，同時對未來越來越無法預測，也逐漸無法被人接受與認同。人們被籠罩在眾多選項與他人眼光中，失去相互扶助與自豪，被逼向沒有資訊收集能力與金錢就活不下去的狀態。

分類不能維持，市場無法操縱，人們相互依賴與重視的規範消失，傳統與市場都不可依靠。面對這種狀況，保守主義主張回歸舊有生活形態，但無法停止分類失效與高度反身性。特權階層自己很「自由」，卻要求對方採取「傳統」行動，造成少子化、過勞、家庭暴力、離婚增加等反效果。

無法忍受社會不穩定的人投向基本教義派，視傳統為永恆不變，拒絕與他人對話，躲在自己的認同中，認為對方是笨蛋。因為懶得與外界接觸，無法與他人建立良好關係，基本教義派要強逼多數人贊同他們時，可能訴諸最力與金錢攻勢。

作者認為，既有「我群」正在消解，民主必須積極建構新的「我群」。問題之一是民眾不願參加對話，既不習慣也沒有專業知識。若要改變，只能鼓勵對話主體，賦予他們力量，例如由政府或專家普及知識、提供職業訓練、普及大學教育、公開政策資訊並舉辦公聽會、為非政府組織提供補助促進自發活動、利用地方資源建立小規模高增值產業等。

作者指日本現在福利政策思考方式，是等問題出現再事後補救，這已經太遲，而且花費成本過高。除了財政援助外，福利政策也需要提供諮詢、再教育與工作介紹，否則受助者無法融入社會。嚴厲懲罰受助人幾乎沒有成功例子，反而令人更難與主流社會整合。

福利補助建立在受助人分類的方式，無法保護越來越多不在任何類別的人。分類政策缺乏整合，容易產生不公平與不合理。福利與職業捆綁，也讓產業轉型更為困難。為了防範於未然，作者認為應提供基本保障給所有社會成員，既可靈活應對，不會有人排除在外，也省卻審查的麻煩與成本。

現有福利政黨建基於保護的構想，其問題是保護者與被保護者的關係固定，造成主體衰弱，容易變得不關心與依賴。在反身性增加的社會，既有方式必然陷有困境。要突破這種困境，就要賦予被保護者力量，讓他們有能力自立與判斷，並有機會參與。比起行政機關，地方自發組織更能掌握現狀，讓地方人士集結民眾可展現更大成效。

作者指，當代社會沒有中央控制室，期望「換個首相做看看」，只為像不斷喜新厭舊一樣，創造出無法改變的結構。引入自由競爭原理的政策手段，也反而引發「自己不被當一回事」、「別人得到較好照顧」、「將我應有的權益還來」等批判與不滿。作者認為，在當代日本，只有在普遍認知「自己不被重視」的基礎下展開行動，促進對話與政治參與，並連結到「改變社會」與建構新的「我群」。

各種社會運動理論，例如資源動員論、議題焦點週期論、創新擴散理論、建構主義、行為主義等，都只能涵蓋一部份現實。人們應了解理論建立的前提與適用範圍，掌握不同理論工具在適合時譯用。在實踐中，社會運動首先要設定目標，然後選定倡導或施壓對象，弄清哪種方法較有效。

社會運動很難提出成功的方程式，但失敗的方程式卻有明顯傾向。忽視時代背景與社會條件，套用舊有成功經驗，很可能會失敗。將運動當成「組織」看待，很容易引發路線之爭，或變成只跟代表談判的虖戲。為保護組織要某人加入與退出，都會降低運動正當性，減低民眾參與意願。將人當成不變的個體，容易促成團體分裂為「溫和派」與「激進派」，結果通常是兩者都失去影響力。

作者認為，運動應看成一種動態過程，而不是組織。運動是眾人為了某種目標而聚集，擬定並實行某種計劃的過程。參與人數應該依運動目的判斷。運動除了是達成目的之手段，也是製造連結與賦權的手方法。運動方式不是一成不變，只要符合「改變社會」目的即可。運動與政治人物都有其苦衷與侷限，沒有原則妥協與要求不可能的事都沒有必要。

在運動中，每個人都可以分派工作扮演不同角色，而這種角色並非固定不變。運動有趣之處在於大家一起創造，歡樂與炒熱氣氛非常重要。運動是一種社交場合，氣氛熱絡就能形塑超越「自我」的「我群」，產生一種與人數不同層次的說服力，更能打動人心。

假如自己不發聲，旁人看來自己就是一面牆壁，而自己也會當周圍的人是牆壁。靜靜等待不會有任何改變。自己站在安全位置，將對方當成可換零件被動消費，並不會得到滿足。行動、運動、與他人一起創造社會，是一件很快樂的事。

作者最後指，本書不會是萬能的正確解答，寫下此書的目的，是賦予讀者力量，協助他們踏出下一步。

拯救資本主義

看完了Reich的《拯救資本主義》，主要是討論美國近年經濟利益向富人傾斜，以及如何扭轉這種情況。作者同意全球化與科技取代人力的確令美國勞工承受壓力，但這兩項因素無法完全解釋現時情況，忽略了政治權力日益集中於企業和金融菁英，而政治權力又能影響經濟運作規則的事實。

「自由市場」與「政府介入」何者較佳的辯論，未能注意到以下幾項關鍵主題︰市場組織如何演變？為何現時組織無法令繁榮共享？市場基本規則應該為何？作者強調，任何市場都需要政府制定與執行遊戲規則，這些規則對經濟與社會的影響比政府大小更為重要。「自由市場」是似是而非的迷思，讓我們不檢視哪些規則被改變，規則是為誰服務。

資本主義需要為以下五大基石制定規則︰

1. 財產︰能擁有甚麼
2. 獨佔︰能允許多大的市場力量
3. 合約︰甚麼能夠買賣，要根據甚麼條件
4. 破產︰買方無法償付時要怎樣做
5. 執法︰如何確保沒有人違反規則與欺詐

不是這些決定「入侵」自由市場，而是這些決定「建構」自由市場。沒有這些決定就沒有市場。在制定市場規則時，權力與影響力已隱藏在制定過程中，由此造成的經濟得失偽裝成「客觀市場力量」的「自然」結果。

金錢與權力總是連結起來，以權利改變市場機制以符合自身利益者，往往也是支持恆定與理性「自由市場」的同一批人。「自由」被用於證成少數大公司與富人鞏固與加大權力，降低職場中一般勞工的自由。企業獨佔的自由，同樣降低消費者選擇的自由。作者指出，在這些情況中，不連結權力，自由就少有意義。那些宣稱站在自由一邊的人，事實上是站在有權者的一邊。

在財產權上，甚麼條件下甚麼可以擁有，以及擁有多久，涉及社會權力的分配與道德。奴隸制是否違法，以及「公有地悲劇」要怎樣解決，都必須由政府來執行。給予發明家足夠所有權，同時讓大眾能夠負擔發明成果，也需要立法、行政與司法機關平衡。

近年美國的趨勢是，擁有專利權的人將其經濟力量轉化為政治與法律權力，令專利權變得更強大與持久。製藥公司也積極進行政治捐款，以輕微改變延長專利，積極行銷處方藥，禁止購買外國藥物，付錢給醫師開藥，並為延遲學名藥上市付費。版權年限在美國在不斷延長，在作家死後七十年作品才進入公共領域，難以認為這會給作家更多創作誘因。大公司經濟與政治影響力持續增加，以及智慧財產權日趨複雜，都令何謂財產的政治決定，通常擴大與鞏固既有財富與權力。

對於公司是否有「過度」的市場力量，也是由政府作出決定。大企業透過延伸智慧財產權、擴大天然獨佔、併購同業、取得業界標準的網絡與平台控制，獲得經濟的掌控權，並增加對政府決定的影響力。美國寬頻昂貴而低效、生化公司孟山都獨佔種子專利、高科技公司忙於創造標準與平台、華爾街大銀行掌控金融業，以及醫療保健產業與保險業從醫療法案中獲利，既顯示反托拉斯法喪失原本視野，也反映經濟力量集中產生的政治影響力。

政治力量對甚麼可以交易及如何交易的影響日增，例如2014年美國上訴法院裁定從遙遠消息來源取得的秘密資訊不算是內線交易，大公司提供的使用條款需要消費者放棄應有合法權利與私隱，貸款利率上限撤銷，員工必須簽署非競業條款。當大公司決定合約在法律上能允許甚麼，以及能執行甚麼規則，相對缺乏力量的人別無選擇。這種「自由市場」不提供實際的替代方案。

大公司與富人擁有足夠政治影響力，塑造符合他們需要的破產法。過去二十年美國每一家大型航空公司都至少破產過一次，迴避過去工會合約的承諾。2008年華爾街無法償債得到政府注資，損失由小額投資人與業主負擔。學生貸款也不能引用破產法。2013年底特律宣布破產，市政憑證投資人與退休市政府員工大為受損，但同屬大底特律的鄰近奧克蘭郡富裕居民不受影響。破產法中基本的政治與道德問題，是「我們」是誰，又對彼此有何義務？但「自由市場」很方便地掩飾了這些問題。

既得利益也會在執法過程中發揮影響，最隱密的就是關於哪些個案「沒有」執行。當事情出錯，擁有顯著政治影響力的產業可免於受到起訴，例如槍枝製造業者免於產品產生騷亂的責任，奇異公司不需對福島核電廠反應爐出問題負責，2010年墨西哥漏油事件中英國石油公司未受充分監督，大銀行不受聯邦儲備銀行紐約分行監管等。既有利益也會確保國會不撥出足夠的執法經費，職業安全與衛生局、國家公路交通安全局、國稅局與執行金融改革法的政府機構都經費不足。食品安全現代化法2011年通過後執行經費甚少，因此幾乎沒有執行。

有影響力者也會製造許多漏洞與例外，令法律幾乎不可能執行。華爾街以成本效益分析不充分挑戰證管會，在法庭上有先天優勢僱用專家與顧問提供想要的觀點。對大企業違規的罰款相對其利得影響甚小，而且通常來自和解。政府缺乏資源面對曠日廢時的審判，傾向和解法律案件，卻會逐漸削弱執法機制。與犯罪有關的公司主管毫髮無損不受處罰。

美國眾多法官與檢察官是透過選舉任職，為金錢影響市場規則提供另一管道。大企業捐款及特定法官與檢察官候選人，以得到有利於它們的裁決與檢控決定。私人訴訟的費用非常昂貴，也給大公司與富人另一種先天優勢。許多大企業都以掠奪訴訟阻礙新企業進入市場，以鞏固與擴大經濟主導地位。近年最高法院對集體訴訟更為限制，也降低消費者團體聯合強制法律執行的能力。

假定個人待遇是按照其「價值」支付，忽略了界定市場的法律與政治制度，也忽略了權力。透過影響「自由市場」的基本規則，大公司提高公司利潤與股價，所得最高千分之一的高階主管、銀行家、基金主管越來越依此得益。對社會最富裕成員而言，為使他們工作，目前誘因全然不是必要，而且與其工作的社會價值不相稱。

在美國，股東對公司總裁的待遇影響不大，董事會則由總裁的親信擔任。自1990年代中期，總裁待遇更大部份以股份形式發放，給予總裁謗因在短期內提高股價，即使這要在長期付出代價。近年買回股票已成為企業支出主要項目，在2003至2012年間，標普五百企業大部份稅後盈餘用於買回股票。公司實際買回股票的時間並不公開，但總裁則知道這項內部消息，以便賣出自己持股與執行選擇權。

有研究指出，給予總裁最高待遇的公司，公司給股東的績效較差。即使最後將公司搞砸，總裁在離職時仍得到數以百萬美元計的款項。由於美國讓企業給總裁的待遇扣稅，實際上就是納稅人在補貼總裁的豐厚待遇。資本利得稅率低於所得稅，最大的贏家也是總裁。以客觀評估而言，總裁並不「值」其得到的待遇。

華爾街大到不能倒的銀行接受隱藏補貼，如果撇除這項補貼，這些銀行根本就沒有能力在2013年發放267億美元紅利。即使華爾街被發現進行內線交易，透過政治捐獻、遊說與僱用大批就可以脫身。基金經理人也能運用租稅漏洞，就其收入視為資本所得，繳交較低的稅率。

美國家庭實質所得中值長年停滯，2014年9 月的鐘點實質工資質1979年相同，大學畢業生實質每小時工資在2000年至2013年間下降。市場組織改變提高大公司與華爾街獲利能力，同時降低中產階級的議價力量與政治影響。

1980年代金融管制放寬後，公司襲擊者能夠得到資金發動不友善併購。企業總裁感受到要拉高股價的壓力，最直接的方式就是削減資薪開支。勞工議價能力減弱，生產力與勞工所得之間失去連結。在跨國貿易協議中，大公司與華爾街的利益勝過勞工利益。

中產階級需要承受更多經濟風險，可以一夜之間失去工作與醫療保險。退休金轉為提撥制，當股市大跌時退休計劃跟著大跌。工會在1970年代末起衰落，勞工議價能力降低。服務業企業對員工成立工會設置障礙，即使部份是非法行為，也執行法律的全國勞資關係委員會經費不足，對僱主只施加輕微罰款。美國一般勞工失去議價能力，反映出政治經濟體系中的「反制」力量顯著下降。

在2013年，美國工作貧窮族已達4700萬人，相當於每七名美國人中就有一名。國會不提高聯邦最低工資以抵銷通貨膨脹，令最低工資實質價值一直受侵蝕。政府援助標準改為要求受助人必須工作，但他們得到的工作只提供最低工資。結果越來越領取食物勞的人，同時也是受僱的在職員工。新工作規定只是在降低失業窮人同時，增加工作窮人的數目。學校經費按區分所得的距離增加，每位學生經費差異擴大，直接不利於貧困兒童。

不工作的富人在近年所得暴增。越來越多不工作富人是透過繼承獲得財富。頂層富人從投資賺取大量成益，透過投資於政治也取得資體資本利得更大份額。朝代信託年期限制放寬、最高稅率降低、遺產稅取消、資本利得稅下降、未實現利得免稅，對繼續財富者都有莫大好處。富人也可透過捐獻扣稅，同時慈善基金收益收入免稅，相當於政府補助。這些捐獻也很少是給窮人，大部份是捐給歌劇院、藝術博物館、交響樂團、劇院，以及菁英大學。

作者指，經濟權力集中趨勢在經濟或政治上都不能持續。在經濟方面，中產階級與窮人缺乏購買力，將無法維持經濟前進。在政治方面，越來越多美國人斷定這是場不正當手段危害他們的遊戲，社會結構將因此解體。不公平感會導致廣泛違反規定，參與者缺乏忠誠，受害者則通常選擇以各種方式破壞體系。

自1980年代起美國經濟的反制力量減弱，以基層群眾為會員的組織萎縮、工會人數下降、地區組織處於劣勢、政黨變成由上而下的大型募款機器，靠近有錢利益團體、民意代表聽命於政治捐款。最高法院也加快大公司與富人付錢塑造有利規則藉此獲利的循環，提高政治捐款上限與收窄貪腐定義。許多美國民眾不再投票，藐視政治並感到無力。

作者認為，底層90%民眾在經濟上有許多共通點，他們組成聯盟將能形成新的反制力量。結束對大型公司的「企業福利」日益得到跨黨支持。美國政治未來可能從兩黨對抗，變成反建制派對建制派，當兩黨未能回應時代需求時，或許會出現第三個政黨。這些反制力量首要目標，是改革競選經費制度，公開所有政治選舉經費來源，將大資金逐出政治圈。出任公職與大企業的旋轉門需要受到限制。專家證人的公共證詞與出版都需要公開外部資金來源。

為終結目前預先向上分配，反制力量尋求縮短專利與版權保護期；禁止「為延遲(學名藥)而付費」協定；不准因小幅改變而延長產品專利；禁止製藥公司推廣本身的處方藥物。反托拉斯將用於防止有線電視、金融業、醫療業與網路平台的獨佔，企業不得擁有對食物鑝關鍵的基因專利。保險公司不再豁免於反托拉斯法。

華爾街大銀行規模應受限，投資銀行與商業銀行業務需要區隔。禁止企業要求員工、承包商與加盟商接受強制仲裁。禁止任何形式內線交易。股東應對總裁待遇有反對權，有權強逼改選全部董事。破產法應給予勞工合約比債權人優先的地位，並允許學生貸款與第一棟房屋抵押貸款重組債務。

最低工資將提高至工資中值一半，按通脹調整。低工資產業可透過佔多數的快速表決方式組成工會。國際貿易協定要顧及本國勞工的工作機會可能受危害，並以貿易利得建立完善再就業制度。執法資源需足以完整執行所有法律與規則。懲罰需足以阻遏企業與違法者。提供充分私人與集體訴訟。教育資源不應按地區所得不同分配。

作者提出，尋求市場內更公平的分配，必須重新塑造大公司。其中一項可能方法，是公司稅率依據總裁待遇相對勞工待遇中值的比率而定。其他方案包括員工加薪幅度與生產力增長相配的公司稅率較低，以及給員工更多直接所有權。

1980年代起盛行的股東資本主義，造成的後果是多數美國人工資低滯或下降、經濟不安全感增加、外包工作、社區遭遺棄、總裁待遇飛升、短視專注每季盈利，以及2008年幾近崩潰的金融業。作者提倡，反制力量應尋求員工擁有代表，而且員工投票權與員工跟公司的利害關係成正比，防止單一個人或利害關係人擁有大部份投票權。

在新科技下，例行生產服務的工作減少，親身服務的工作增加，但實質待遇因需要與其他勞工和機器競爭而下降。負責找出及解決問題，以及策略思考的符號分析服務，所得有所成長，但也逐漸受科技取代。當工作由越來越少人完成，利潤將流向更少的一群，其他人只有更少錢購買生產出來的東西。在未來，即使對全球財富徵稅，恐怕也無法達到四五十年前普遍分享的繁榮。

作者指，與其課稅與轉移財富，較合理方式是讓更多人分享未來的財富。當有足夠的反制力量，社會可以選擇不讓少數人累積大量財富的市場規則，但仍給予創新者足夠誘因發明。何謂適當平衡沒有正確答案，但當有足夠反制力量，民眾將更信任政治經濟制度決定，代表社會自願做出的取捨。

為確保所有公民都能分享未來經濟成長，最直接的做法是提供所有滿十八歲美國人基本所得，為收受者提供最低的得體生活水準。基本所得允許人們追求有意義的藝術或嗜好，讓社會享受這些自發努力的成果。其他替代方式包括讓每位公民分配極小一部分智慧財產權，或者在每名孩子出生時給予定量股票與債券。

作者總結，市場是人類創造的產物，規則由人類制定。關於未來的重要辯論不是政府大小，而是政府是「為誰」而設，以及如何設計市場規則，使經濟產生一種多數人認為較公平的分配，而不必造成既成事實後進行大規模重分配。

歷史大口吃

看完了《歷史大口吃》，主題是食物對人類歷史發展的影響，核心是「人類改變了植物，而植物又回過頭來轉化了人類」。農業孕育出文明，食物貿易讓各地互通，吸引歐洲國家建立全球帝國，蔗糖與馬鈴薯是工業革命的基礎，食物也是戰爭的關鍵。二十世紀的綠色革命，則令世界人口急劇增加。

耕地不僅是由生物組成，也同時是技術構成的風景，在一萬年前左右開始在各地獨立出現。玉蜀黍是馴化作物的最好實例。相對其近親，玉蜀黍的穀粒外露，在大自然處於繁殖劣勢，卻更吸引人類種植。玉蜀黍的穗較大，方便農夫採集，在馴化過程中越長越大，變得只能仰賴人類才能存續。以玉蜀黍為主食會缺乏離胺酸與色胺酸，以氫氧化鈣處理的人類技術才讓玉蜀黍可以維繫整個文明。水稻與小麥等其他作物也一樣，在馴化過程中成為更方便的食物，但也是在自然中更脆弱的植物。

人類學與考古證據顯示，相對於農牧，以漁獵—採集維生的人工作時間較少，營養較充足，身體較健康。既然如此，為何人們要開始農牧？簡單答案是，採行農牧是漸進過程，人們不明白發生甚麼事，直至為時已晚。其中最重要因素之一是，約公元前九千五百年開始，氣候突然變得溫暖、潮濕而穩定。人們也更為定棲，加上人口增加壓力，逐漸依重可保存的多產穀類。藉由農牧生產補充糧食，逐漸由選擇變成必要。

農業密集化讓人們分成不同工作與專業，也出現貧富之別，權力從對食物的掌控而來。在漁獵—採集中，共享較能確保大多數人在大部份時間有食物，讓群體生存的機會較大。當人們逐漸轉為農牧，可以積聚剩餘物資，就會開始出現社會區別。

從平等到分層過程中，其中一個重要階段是「大人物」的出現。大人物的功能有如物資交換所，決定如何最好分配物資。大人物的地位取決於其慷慨與分享，沒有強制追隨者的能力。從大人物發展為強勢領袖的過有許多不同理論，有理論主張是農業工程增加大人物的權勢，有理論認為穀倉令大人物得到流動資本，有理論則指爭奪農地的衝突令勝利者以統治階層出現。到了早期城市出現，社會分層無疑已經發生。

在早期文明中，社會結構由食物界定。人們以食物與農務繳稅，食物也是臣屬邦國的貢品。菁英階層向神祇供奉牲品獻祭，讓神祇能繼續賦予自然界生命，同時讓菁英階層成為農民與神祇之間的媒介，以正當化財富與權力分配不平等。

香料是羅馬帝國時期的奢侈進口貨，對香料的熱愛也驅使歐洲人探索世界。羅馬帝國派船隻行經印度洋，航向印度購買異國珍奇。香料也經陸路橫越世界，不同地方的貿易連接中國與地中海東部。沿貿易路線流動的不只是貨物，也包括發明、語言、藝術風格、習俗與宗教。商人與地理學家互相依靠，製作更精密的地圖。伊斯蘭教透過貿易傳播，遠及香料群島，成為貿易網絡的共同法則，也令歐洲排除在印度洋貿易之外。

十四世紀，香料貿易為歐洲帶來黑死病。1453年君士坦丁堡落入土耳其手中後，歐洲的東方貿易路線完全封鎖，歐洲香料價格日漸提高。歐洲航海家開始探索繞過伊斯蘭地區到印度的航線。哥倫布在向亞洲探險時，因錯誤的計算發現美洲。達伽瑪在1497至99年成功沿非洲航向印度，其後葡萄牙以武力試圖控制香料貿易。作者稱香料為「帝國的種子」，因為香料貿易，歐洲各國開始在世界各地爭奪利益。

自哥倫布後，全球作物以前作未有的速度與規模遷移，其中主角是蔗糖與馬鈴薯。甘蔗原產於太平洋島嶼，歐洲人在美洲建立甘蔗園，從非洲輸入大量奴隸，讓蔗糖成為十七至十八世界大西洋貿易主要商品之一。製糖過程也使工業組織新模型更為具體，組織生產線、運用動力裝置與機械與工人分工大規模出現，都是自甘蔗園而起。

十八世紀一連串饑荒，令馬鈴薯在歐洲得到普及。玉蜀黍與馬鈴薯使歐洲在同樣面積土地生產出遠較多的糧食，加上農業技術改善，令人口快速成長。到十八世紀末，農產量上升似乎已追不上人口成長。馬爾薩斯在1798年出版《人口論》，認為人口成長速度必定會高於糧食生產增加，造成糧食短缺。雖然後來證明，人類將會有史以來第一次，人口成長不受以往的生物性限制束縛。

這有史以來第一次的事件就是工業革命。作者指，英國工業化是幾種獨立發展趨勢驗合的意外結果，最重要的三項是︰農業生產力提高，促使手工藝更專業化；石化燃料的使用增加；以及更為依重進口食物，當中愛爾蘭人吃馬鈴薯，並生產小麥出口至英格蘭。1845與46年，愛爾蘭馬鈴薯絕收而陷入嚴重飢荒，逼使英國國會廢止《穀物法》，不再限制糧食進口。工業革命也許終究沒能令人類逃離馬爾薩斯陷阱，只是從農地限制危機，轉換成大氣吸收二氧化碳能力的危機。

在戰爭史上，最具毀滅性的武器，就是對食物供應的控制。在機械化運輸出現前，糧食與秣料供應通常嚴重限制軍隊行動。士兵通常在行軍途中從周圍國家搜索食物，這視乎行軍路線周遭國家的富庶程度。古代運輸糧食的最佳方式是船運，但受到港口位置所限。

在十八世紀歐洲，物資積存在補給站，由專門馬車運送，意味著無法實行閃電攻擊與長期行軍。拿破崙改變了當時做法，重新以極簡方式規劃後勤，軍隊以輕裝行旅，並就地取材。法軍以此在1805年奧斯特里茨戰役先後擊破奧軍與俄軍，但1812年侵略俄羅斯卻因俄方焦土策略而缺乏補給。

1810年罐頭食品在法國問世，隨後軍人開始攜帶各種罐頭口糧作戰。同一世紀機械化運輸出現，士兵、糧食與彈藥通過鐵路與蒸汽火車快速運輸。在美國南北戰爭中，北軍洗劫農場與磨坊，並拆毀通到的所有鐵道，令南軍兵糧不足，無法防守。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罐頭食物與鐵路運輸令士兵守在塹壕時，可以持續得到給養。到坦克車預示機動化戰爭時代來臨後，供應燃料與火藥，就變得比供應糧食更為重要。

在二十世紀中葉，食物成為政治意識形態的武器。1948年蘇聯封鎖柏林，美軍空運物資回應，將之用作對抗共產黨的武器。蘇聯史達林在1929年宣佈農場集體化後，以搜刮糧食對付宣稱的「階級敵人」。以史達林為榜樣的毛澤東在1950年代推行大躍進，也令大批農民挨餓，造成歷史上最慘重的饑荒。由於長期無法穩定糧食供應，蘇聯在1991年正式消失。

現今公然以食物為武器較為少見，但食物在西方民主國家找到更微妙的政治角色，當中的因素包括︰全球化令西方消費者能買到各種食物；人們對選擇食物的後果與政治運作更感興趣；食物可以聚集更廣泛的社會關注。由最早的廢奴運動，到現在公平貿易、環境保護與反外國食物，都以食物為發送社會訊號的強力手段。但作者指出，真正的變革終究需要政府採取政治行動，選擇食物絕不可能取代在投票箱投票。

二十世紀人工合成氨與高產量「矮性」品種引起綠色革命，令糧食供應增加七倍，增長速度超過人口成長的三點七倍。綠色革命幫助數億人脫離貧窮，為亞洲經濟興起提供基礎。然而，也有批評者認為綠色革命嚴重破壞環境，逼使農民不斷依賴昂貴的種子。作者提醒，任何新綠色革命都需要學習1960年代以來學到的教訓，匯集不同農業技術運用於不同地區。

作者總結，食物一直是人類歷史的基本成份，在未來也肯定是不可或缺。

第一次世界大戰

看完了尼爾·費格森的《第一次世界大戰》，作者指本書嘗試回答關於一戰經濟史及社會史的十條問題︰

1. 這場戰爭是否不可避免？
2. 德國領導人為何在1914年孤注一擲？
3. 為何英國領導人決定介入？
4. 這場戰爭被公眾輿論熱烈歡迎嗎？
5. 宣傳是否令戰爭持續進行？
6. 大英帝國經濟優勢為何未能令同盟國快速戰敗？
7. 德國的優勢軍力為何在西線無法擊敗英法軍隊？
8. 為何人們繼續戰鬥？
9. 為何人們停止戰鬥？
10. 誰贏得了和平，誰最後為戰爭買單？

作者的答案大致為︰

1. 戰爭並非不可避免。當時反軍國主義聲浪正在升高，外交手段曾經成功化解強權間的帝國主義衝突。英國與德國沒有締結正式協約，主要是因為德國對大英帝國沒有構成足夠的威脅。

2. 德國領導人採取行動，是因為意識到自己的衰弱，由於政治與財政限制無法贏得軍備競爭。作者認為，假如德國軍國主義程度能夠與法俄相比，就不會有太多理由認為自己衰弱，也不會冒險發起先制攻擊。

3. 英國介入歐戰是將領與外交官秘密計劃的結果。對法國的官方參加歐戰承諾並不存在，英國政府也不認為必須支持比利時中立。英國參戰的關鍵，是一小群人誤讀德國意圖，並誤導下議院，卻同時不做任何準備工作。假如英國置身事外，德國的戰爭目標——俄國在東歐受挫、中歐建立關稅同盟、德國接收法國殖民地——與英國利益互補。

4. 戰爭初期如此多人志願從軍，理由之一是當時失業人口因戰爭大幅增加。許多人對戰爭並不歡欣鼓舞，意識到這是一場「末日大戰」。

5. 戰爭令許多報紙流通量巨幅增長，但大多數報紙仍受到財務損失。戰爭宣傳越靠近前線效力就越低，只有基於事實的宣傳才能有效強化戰鬥意志。

6. 協約國有明顯經濟優勢，但英國與美國運用資源的效率低下。德國也沒有被所得與短缺食物分配不佳拖垮。

7. 同盟國軍隊殺敵能力遠比協約國高，協約國的消耗戰戰略也沒有成功。1918年夏天形勢翻轉，更大問題是出於德國戰略錯誤，而不是協約軍進步。

8. 士兵繼續作戰不是因為國家強逼，也不是受軍國主義洗腦。關鍵在於︰士兵繼續戰鬥，是因為覺得沒甚麼大不了。士兵並不厭惡殺人，也常常低估自己被殺的機率。戰鬥的士兵也只活在當前與下一秒，當戰爭開始像是永不結束，宿命論就在士兵之間流行。

9. 1918年8月德軍崩潰，大批士兵投降，成為決定戰爭勝負的因素。這戲劇轉變不易解釋，可能原因之一是，在此之前，投降與接受戰俘都是危險的事。更有可能是，1918年春季攻勢明顯失敗、德軍將領魯登道夫呼籲停戰，以及疾病問題擴大，導致德軍士氣普遍低落。德國士兵願意投降，並不是對暴力感到厭倦，證據是在東歐及其他地方戰爭仍未消減。

10. 第一次世界大戰成為君主制與共和制長久衝突歷史的轉捩點；布爾什維克在俄國奪權；戰勝國付出的代價遠超所得利益；一整個世紀經濟進步的成就受到摧毀；以「民族自決原則」當成和平指導原則是致命錯誤。

叛道

看完了阿林斯基的《叛道》(Rules for Radicals)，內容主要是如何組織群體進行政治活動的指南，在相關主題中是不時會提及的經典。一開始作者指出，本書談論的是革命，不是天啟，要改變世界就要了解政治行動的一些準則，而不只是做流於口號的基進分子。

組織運動者需要溝通的藝術，基本概念是在聽眾經驗範圍內溝通，並充分尊重對方價值觀。溝通也需要幽默感，以更容易傳遞訊息。真正基進分子要做的，是要眾人攜手為眾人做有益社會的事，而不是「做自己的事」，與他人形成隔閡。

組織者從真實世界著手，而不是從自己希望的世界起步，這意味著在體制中努力。在體制中努力的另一原因，是人們總是恐懼踏出新一步。準備工作對行動不可或缺，要建立強大組織需要時間，過程單調乏味，但這就是遊戲進行的方式。

作者指，除了在體制中努力外，其他都只是高喊「燒毀體制」的修辭垃圾，在高度技術化、電腦化、機械化、大眾媒體當道的社會毫無作用。以瘋狂行動令大多數民眾恐懼退縮，不過是政治失常者所為。

體制有時會令組織者感到毫無希望，但作者認為實際的答案是基進分子只有三項選擇︰一，自憐自艾；二，成為精神失常者，開始丟炸彈，但令人民轉向「法律和秩序」；三，吸取教訓，組織，建立力量。基進分子必須不斷施加壓力，保持行動的熱度，令政治人物不得不回應。

作者提出，民主理想源於以下理念︰自由、平等、自由選舉多數決、保護少數人權利、在宗教、經濟與政治事務上多元效忠的自由。民主理想的弱點與力量都是人民，當人民放棄其公民身份，或希望參與公共事務卻不得其門而入，就會令公民進一步陷入冷漠、匿名、去人性的情境，開始依賴公權力。民主內部的敵人，就是潛藏而有害的惰性。

對組織者而言，每件事都是相對且變動的，但他能夠回應社會不同情境下的各種現實，也相信如果人們有選擇的權力，長遠而言，大多時候他們都會做出正確選擇。基進分子相信人民，他的工作是組織他們，令他們追尋平等、正義、自由、和平等價值時，有權力與機會面對未來各種無法預料的危機。

政治現實主義者知道，權力政治競技場主要由自覺的短期自動驅動，當中道德只是為了便宜行事與自利的修辭。當我們進入現實世界，就必須理解每件事都有其不可分割的對立面，任何政治天堂都有其不好的一面。將任何程序描述為「正面」或「負面」，正是政治文盲的標誌。

作者將人類分成三種階級︰一是有權勢者，二是一無所有者，三是介於兩者之間的私產微薄者。私產微薄者既尋求安全，又想得到更多，內心存在利益衝突與矛盾，既會出現偉大的領導者，又產生許多宣稱支持正義、平等與機會，卻不參與任何實際行動的無作為者。

作者自道其個人哲學定錨於樂觀主義，因為樂觀主義帶來希望與有目標的未來，也帶來為更美好世界奮戰的意志，讓人能夠堅持下去。奮戰沒有盡頭，但生命就在前方，一個人不是在生命的挑戰中測試自己，就是縮在山谷中，無夢想、日復一日地生存，害怕冒險進入未知。要求人類擔當其兄弟的看守者，並非因為人類「更好的本性」，而是基於自利，為了自己的安全。最實際的生活就是道德的生活。

作者指，「目的可以合理化手段嗎？」這問題沒有意義，真正問題永遠是「這個特定的目的可以合理化這個特定的手段嗎？」在行動中，一個人不總是有既符合個人良知也與人類利益一致這種餘裕，首選永遠都是後者。判斷標準必須植根於世界現狀，而不是源於世界應該怎樣的一廂情願幻想。

作者提出一系列目的與手段的倫理規則︰

一，對目的與手段倫理的關切程度，而個人利害攸關程度，以及與衝突現場的距離成反比。
二，手段的倫理判斷會隨評判者政治立場而定，己方動機必須完全散發正義光芒，對手的動機必須自然邪惡。
三，在戰爭中，目的幾乎可以合理化任何手段。
四，必須在行動發生當下時代背景判斷，而不是從其他任何時期的觀點判斷，倫理標準必須有彈性以隨著時代延展。
五，對倫理的關注程度隨可用手段增加而增加，反之亦然。對作者而言，倫理就是做對大多數人來說最好的事。
六，目的越不重要，就越有餘裕對手段進行倫理評估。
七，一般而言，成功或失敗是判定倫理的決定性因素，沒有「成功的叛徒」，因為他會成為開國元勳。
八，手段有多道德取決於它是在瀕臨失敗，還是即將勝利之時使用，在絕望中使用某些手段避免失敗不會引起道德問題。
九，任何有效手段都會被對手自動斷定為不合倫理。
十，依你所有做能做之事，然後為它穿上道德外衣，一切有效的行動都需要道德證照。
十一，目標必須以概括性用語表達，例如「自由、平等、博愛」，以適應行動帶來的非預期後果，並體現各種人類重要的價值。

作者指，權力就是做一件事的能力與才能，組織存在的唯一理由，就是為了爭取權力，以實踐或促成其共同目標。想要好好使用並控制權力，就必須認識權力而不畏懼它。自利也不只是馬基維利的狹隘定義，而是多變並會令人追逐超乎預期的目標。

妥協帶有軟弱與放棄原則的陰影，但對組織者來說，妥協是關鍵，意味著達成交易、得到喘息，通常是指勝利。自我不同於自我中心，自我中心者傲慢、虛榮、急躁、無法理解人們，自我的組織者則尊重自己與他人尊嚴，讓他們從絕望轉為反抗。衝突也是自由開放社會的根本核心，民主的生活方式，並不是避免冒犯自己的同胞，而是各種不和諧的和聲。

對組織者來說，經驗與溝通這兩件事最為根本。組織者只能在其聽眾經驗範圍內進行溝通，他需要以想像力涉入其他人所經歷的事，與他們有同感，並消化他們發生之事以累積更多經驗。組織者要學習地方傳奇、軼事、價值觀、俚語，避免使用當地文化陌生的修辭，導致溝通斷絕。但他必須坦誠不作假，不應裝模作樣。

最優秀組織者應最大程度具備各種理想的特質特質，任何組織者則至少每樣特質要有一定水準。這些特質包括︰

好奇心。組織者永無止境探索個人身上的內在問題，讓其他人詢問「為甚麼」，這是反抗的開始。

不敬。對組織者來說，沒有甚麼是神聖的，他不停挑戰，激起不安，這種不敬植根於他對生命之謎深深尊敬。

想像力。這讓組織者進入類人類緊密認同並探索人類困境，也是有效戰術與行動的基礎。組織者必須以想像力從對手的角度出發，預知他們的反應。

幽默感。大笑既是維持心智平衡的方法，也是理解生命的關鍵。幽默感有助組織者辨識與理解各種矛盾，也令他能夠運用諷刺與嘲弄的強大戰術。

對較佳世界的模糊想望。組織者大部分工作單調重複，只參與事物整體的一小部分，能讓他持續下去的，是對更大圖畫的模糊想望。

人格組織有序。組織者必須妥善組織自己，面對不合理時保有理智，為了改變這項目標能夠接受不合理並參與其中。組織者也必須對周遭每件事觀察入微，不斷學習。

完美融合的政治精神分裂。組織者不能成為狂熱信徒，他知道議題必須兩極化推動人們行動，但也知道協商時刻來臨時，議題差異並不是那麼大，而兩者必須和樂共存。

自我。如前所述，指一個人毫無保留相估自己有能力完成他必須去做的事。組織者必須毫無恐懼接受，機會總是不利於他們，但人生即行動，不能逃避。

自由開放思維與政治相對性。組織者各種特質形成他可彈性變通的人格，不會遇到預期以外的事就無法應付。他不會精神崩潰而變得憤世嫉俗與理想幻滅，因為他不依賴幻想。他將創造視為生命意義最重大的本質。

作者特別指出，組織者必須具備溝通的藝術。組織者對他人經驗至少要有粗淺認識，這不僅可用於溝通，也能強化組織者的同理心，促進更深入溝通。假如組織者試圖與他人溝通，卻無法在對方經驗找到他能夠藉以接收並理解的論點時，組織者就必須為對方創造經驗。

當溝通是為了說服與談判時，除了進入他人經驗外，也需要搞清楚對方的主要價值或目的，並控制自己的行動方向，對準那個目標。

另一關於有效溝通的格言是︰人們必須自己做決定。就算組織者對社區應該做甚麼有很好的想法，他也會想建議、策動、說服社區朝那個方向行動，但永遠不會直接告訴社區該怎麼辦。組織者不應發號施令與解釋說明，這將會開始逐步累積下意識的反感，讓人們覺得組織者在貶低他們，不尊重他們的尊嚴。當組織者在討論過程中，發現自己事先認為的戰術並不是最合適，他也要能夠放手允許其他人找到答案。

溝通的重要因素之一是人際關係。在與對方建立以共同投入為基礎的穩固私人關係前，組織者不會碰觸對方的敏感議題，否則對方會完全不聽。反之，在與對方關係良好時，對方就會樂於接納傳遞的訊息。只在一般基礎上溝通，而未分化進入經驗細節，會變成只是華麗的修辭，承載意義相當有限。

議題溝通要足夠簡單，易於理解，這些議題必須是這個地方的這種不道德，令這些人受苦。只有在一個人吸收並理解各種具體要素，然後回頭將這些要素與一般性概念連結，一般性理論才會變得有意義。

新來組織者為人接受，是依靠成功說服社區關鍵人士及其他人，他站在社區一邊，知道如何戰鬥讓事情改變，他不是自顧自做事的人。組織者需要社區居民信任其能力與勇氣，能夠給予明確承諾，幾近是勝利的保證，並有對抗高壓當權者的勇氣。

作者明言，信賴通常不是依靠愛，而是權力與恐懼造就。組織者的任務，是用計對付與設餌引誘當權者，讓當權者公然抨擊他是「危險的敵人」。「敵人」一詞顯露出當權者對組織者的恐懼，令組織者置於人民那方，並給予組織者建立自身權力以對抗當權者的手段。

組織者也需要使他能以「是你們請我來」回應「誰叫你來」的問題。他必須受當地重要單位邀請，為自己播下受邀種子，令他們相信組織者是最勝任之人。

組織最初的重大問題之一，通常是人們不知道自己要做甚麼。這引發許多組織者疑惑，民眾是否有能力為民主社會做決策。這種幻滅發生，部分是因為組織者浪漫化窮人，部分原因在於組織者與任何人說話時，都面對陳腔濫調式回應。作者指，這些組織者不明白的只是這個問題︰如果人們覺得自己沒有改變惡劣處境的力量，那麼他們就不會去思考這件事。正如假如手上沒有大量金錢，未來也不會有，那麼何必現在就去想怎樣花這筆錢一樣。作者解釋︰

唯有在人們真的有機會行動和改變處境時，他們才會全盤考量自己的問題——然後，他們會展現能力、提出正確的問題、尋求特別的專業建議，以及追尋各種答案。於是你瞭解到，相信群眾不只是一種浪漫的迷思。不過在此你也看到了，溝通和教育最重要的先決條件是，讓人們有理由去求知。而能給予人們理由且讓知道變得不可或缺的是，創造出力量的工具或處境。(p. 184)

組織者或許知道，解決一項問題將引發另一項問題，但他不會明說，以免引發並面對他人徒勞的感受。組織者明白生命充滿變動、相對與不確定，但他必須待在一起打拚者的經驗中，依特定方案與解答，明確而肯定地行動。

在組織初期，組織者挺身站在危險處境前頭，充當保護盾，出現任何問題時負起責任，事情成功功績都歸於當地民眾。組織初期階段，組織者要負擔所有麻煩工作，隨著組織實力增強，風險下降，民眾漸漸走向前承擔風險，組織得以成長。

任何行動都需要有個理由，加以合理化。社區會向組織者辯解，為甚麼他來之前沒有組織與爭取權力解決問題，並反駁各種組織程序，以對組織者及自己證明自己有理。組織者必須辨認合理化，才不會陷入溝通問題，或者視合理化說詞為真實處境。

組織者進入社區後的首要事項，是建立群眾權力基礎。在建立群眾權力基礎之前，他一無所有，無法對抗任何事情。在這時其戰術的重點是︰這樣做會為組織帶來多少新成員，增強組織實力。

作者明言︰改變來自權力，而權力來自於組織。為了能夠行動，人們必須聯合起來。組織者的任務是，以「組織」這個概念，不斷贏得有限的勝利，在人們身上建立信心與希望。組織者必須謹慎挑選對手，避免挫敗令士氣低落。

如果組織者的工作是抨擊冷漠並讓人們參與，就必須抨擊社區現行的組織生活模式。社區組織第一步是社區瓦解，破壞現存的組織，並組織新事物。組織者必須找出爭議與各種議題，而不是避開它們。因為除非爭議存在，否則只靠關心不足以刺激人們的行動。接下來，組織者的任務就是煽動衝突，發展力量，以有效衝撞並改變各種現行模式。

社區居民可能都有重複發生的嚴重問題，但社區本身並沒有議題，議題是你可以對它做甚麼的事。組織者藉行動、說服與溝通讓人明白，組織會賦予他們權力，讓他們能夠為這些問題做點甚麼。組織必須基於大量議題，以行動讓組織保持活力。

在高度流動都市化社會中，「社區」是指利益共同體，而不是有形社區。組織者與社區成員接觸時，首先會開始聊的，就是藉著組織及其力量，他將得到自己活著的證明，而事情將脫離生活的單調乏味。組織者始終要尊重個人的尊嚴，因為參與是民主生活方式的命脈。唯有當人們在解決自身問題扮演積極角色，他們才會散發自尊。

關於戰術，作者列舉出權力戰術的法則︰

一，權力不僅是你有甚麼，還是對手以為你有甚麼。
二，永遠不要超出你群眾經驗範圍。
三，盡可能超出對手的經驗範圍，造成困惑、恐懼與退卻。
四，逼迫對手遵照他們自己訂的規則行事。
五，嘲弄是人類最強大的武器，嘲弄無法反擊，也會激怒對手。
六，好戰術是你群眾喜歡的戰術，讓他們盡情享受執行。
七，拖延太久的戰術會變成累贅，人們對任何議題只能在有限時間維持高昂興致，過後就成了例行公事。
八，不停施壓，運用戰術與行動，利用各種事件達成目標。
九，威脅採取行動比行動本身更嚇人。
十，戰術的重要前提是，發展可向對手持續施壓的行動。
十一，如果對一種負面情況施壓夠深，它會轉變成另一面。
十二，成功進擊的代價是具建設性的替代方案，不能落入對手「我們不知怎麼辦，請你告訴我」的圈套。
十三，挑選目標，鎖定目標，將之人格化與兩極化，對特定人物咬著不放，不要令對手可以互相規避責任。目標要是人格化身，而不是普遍抽象的事物。

遇上難解情境，不可能翻書尋找答案，因為相同情境很少重複發生。戰術必須理解為上述法則的特定應用，組織者要運用想像力，將法則與特定情境結合。

有權有勢者深受失去權力的恐懼所擾，這個階級之內互相衝突。組織者可評估如何利用這種內部權力爭奪制定有效戰術，以一方的力量去對於另一方。一無所有者不要死命反抗有權有勢者，而要有計劃、有技巧地屈服，不斷逼使讓有權有勢者依循自己的道德與規則，令其優勢成為其敗因。

戰術的成敗由時機決定。一旦開戰並確定戰術，重點是不能讓衝突維持續太久。若要採取杯葛行動，要小心避開生活必需品，讓自由派人士樂於「犧牲」並覺得自己高貴。假如要讓行動持續又不成為累贅，就要不斷插入新議題。

當某項戰術已使用過，它就不再超出對手經驗範圍，對手會想出對策令戰術無效。對於出自衝動與憤怒的行動，組織者主要任務是立即發展出理論依據，賦予行動意願與目標，否則參與者無法解釋行動，行動會迅速瓦解失敗。

作者說，戰術不是謹慎冷靜的理性產物。意外、對手出乎意料的反應、不得已與隨機應變，決定了戰術的方向與性質。然後組織者需要分析性的邏輯，評估自己所處位置、下一步能做甚麼，以及即將面臨的風險與機會。

作者展望他當時的未來時，指出中產階級是行動組織的關鍵。大學校園的運動者與基進分子是中產階級產物，也是它的反叛者。但作者指出，當力量與人民就在社會多數的中產階級，要累積變革力量就不能忽視他們。運動者想要拋開過往，只是毫無用處的自我沈溺。

運動者應該明白，自己中產階級的背景有無比價值。如果他要組織，他就必須理解其父母的生活方式，而非幼稚而裝腥作勢拒斥。他自己必須變得足夠「老古板」，以戰略敏感看待中產階級行為的本質，與他們對粗魯、咄咄逼人、侮辱褻瀆行為的心理障礙。

作者認為，當時的中產階級比窮人更強烈感到挫敗與迷失，他們麻木、困惑並因害怕而沈默不語。運動者要走進中產階級現場，與他們討論手段與戰術，藉此令他們感受到自己擁有做各種事的力量。戰術必須從中產階級經驗範圍內著手，接受他們對粗鄙、庸俗與衝突的反感。要輕柔地推動他們，對手的反應自然會「教育」他們，令他們「基進化」。

作者最後寄語︰只要我們相信，我們就會看見黎明。

Other People’s Money

看完了Other People’s Money，主題是金融的本質與近年金融化現象的起源。作者認為金融業只是其中一種行業，應該與其他行業受同樣原則評斷。金融業主要在四方面貢獻社會與經濟︰一，提供支付體系；二，配對借方與貸方；三，管理生命週期與不同世代間的個人資產；四，應對在生命與商業活動的風險。

作者認為，金融化現象雖然令金融業擴張，在服務上述四方面卻沒有很大進步。金融業表面上賺取的豐厚利潤，只是從其他行業掠奪而來，並未反映其對經濟的貢獻。更多的金融管制並未能解決問題，應該改變管制的哲學，注意行業結構與個人誘因，著手處理令制裁無法執行的政治力量。

金融化現象有兩項主要元素︰以交易取代人際關係，與金融業的結構重組。金融業變成交易主導，並不是因為實體經濟需要改變，而是由金融市場全球化、衍生證券市場出現、金融分析數學工具發展、遇上管制放鬆浪潮等一連串因素影響而成。固定利率產品、外幣與商品(FICC)成為新交易文化的核心。

金融機構由合夥企業轉為有限公司，以籌集更多資金，並讓舊有合夥人將商譽價值折現。在變為公開上市公司後，金融機構管理層作好決定的回報，大於作壞決定的損失，因此對風險管理的誘因減少，也較注重短期表現。在各國金融機構向全球擴張，投資銀行與零售銀行業務結合後，也根本沒有人能管理這些大型跨國複合體。金融機構高層報酬因為股權花紅而急增，但薪酬水平與表現相關的證據卻很薄弱，高層薪酬提高更可能是代理人問題的結果。

經濟學提供自由市場意識形態，並自1960年後發展出各種金融經濟學模型，對金融政策造成影響。作者指出風險交易市場增長雖然帶來好處，但資訊不對等會令交易有灰色空間。風險市場在歷史上有兩種形式︰一種是以資訊不對等對賭，一方贏家是另一方的輸家；另一種是共同承擔風險，各出資者在遇上不幸時互相幫助。

經濟學定義的理性並未考慮人們實際特質，包括追逐夢想、喜歡自己可以控制的感覺、偏向樂觀，以及面對不確定性時以故事作解釋。按照經濟學其中一派的效率市場模型所稱，所有已知資訊已反映在股票價格上，但假如是這樣，股票市場根本不應有交易出現。

作者認為，「格林斯潘學說」，即金融創新必然令風險更有效分配的說法，在兩種層面下不正確。一是它以為風險轉移屬於保險一類，而不是透過資訊不對等對賭那一類。更大的錯誤則是它關注的只是金融體系風險，而不是實體經濟關注的風險，例如失業、意外、疾病等，這些風險是由家庭與國家承擔。

金融機構大到不能倒，出現嚴重道德危機，缺乏誘因評估信貸品質。金融從業員與投資者的個人關係由交易取代，相互信任消失，由透明度取代。金融中介的規模與活動急增，但中介服務的品質大為下降。金融服務不是照顧的最終使用者，而是為了中介自己。

對於金融業特別強調的流動性，作者指出，金融業並無特別，所有行業都有這種情況，例如所有人同時購買牛奶也會令供應不足。流動性是指有序回應突發需求的能力，方法是保有存貨，或者暫時轉移其他用途的貨物滿足需求。對金融服務最終使用者而言，流動性只需要中等程度已足夠，極端的流動性只是金融市場專家的需要，目的是為交易而交易。

如果股票之間不會互相影響，只需要不多的上市公司就足以令風險分散。但假如股票互相影響，即使再多上市公司也不能分散風險。至於「另類資產」，則更像是現有資產重新包裝，即使如果槓桿與重新包裝，當中資產的風險也不會改變。資產抵押債券運用的是「追尾」策略︰有高機率獲得中等回報，但有低機率大幅損失。當金融機構用其他人的錢來下注，加上「追尾」策略與購入資產者往往是高估價格者的「贏家詛咒」，交易就會偏向高槓桿與波動的活動。

事件準確反映在企業價值的時間增加，但評價資產經理表現的間隔變短，令股票市場的基本價值派被交易派取代。企業越來越費心於滿足市場預期，而不是商業現實所需。投資銀行為賺取巨額佣金推動違規交易。金融管制像貓捕鼠，更多管制帶多更多鑽空子行為，在管制、稅務、會計與法律上套利。未來預期利潤按現時市價計算，令交易員不需要理會這些利潤是否真會實現，到時他們已經賺一大筆後離去。

作者認為，金融機構並不是真的賺很多錢，交易部門與零售部門互相補貼，後者事實證明會得到政府全數保障。金融機構的股東獲利率並不高，許多利潤已付給高層職員。資本回報率既可以靠利潤上升，也可以靠資本減少而增加，銀行採用後者，以極高槓桿率推高資本回報率。政府對金融機構的保障等於採取追尾策略，在出事時需要提供大規模補貼，也令許多本來不會出現的金融活動發生。

作者指，金融體系兩大主要功能，是尋找新投資機會與管理已有長期資產，以資本分配及儲蓄為管道。在房貸融資方面，美國近年房貸金融中介鏈不斷加長，借貸雙方聯繫減弱，不良貸款管理欠佳，證券化與資產負債表外的活動增加，但資本分配的效率卻沒有改善。基礎建設融資被複雜難明的金融交易綁架，令開支大為增加。

對現代的大型上市公司而言，許多重要資產是無形資產，而且可以自行產生足夠現金供投資所需。部份大型公司借錢只是為了避稅，與商業活動無關。為中小型企業融資的機構，需要貸方擁有相關行業知識，與企業建立個人關係，借貸雙方在地理上集中也更為有利。中小型企業融資不可能由電腦程式有效運作，也不能由巨型金融複合體完全取代。

金融化現象後儲蓄管道的中介鏈也更長更複雜。各國銀行體系存款最大用途都是住宅房貸，但銀行近年在資產負債表上加上許多互相借貸的合約，擴大資產負債表。以2012年的德意志銀行為例，其資產價值為二萬億美元左右，資本只有其五十分之一，而衍生產品曝險則達五十多萬億美元。雖然這些曝險部份已作避險，但當中0.1%承受損失已足以侵蝕銀行所有資本。作者表明，不應該讓這些交易活動摧毀整個儲蓄管道，政府應分隔開銀行的儲蓄管道與交易活動。

我們需要投資管道轉移收入與消費到不同時間與世代。過去投資管道中介負責管理資產與風險，近年則轉為透明的中介，由儲蓄者本身承擔投資風險。由於透明中介透過交易費與佣金收費，他們更有興趣將現有資產以金融工程包裝轉售，偏向行動，為短期獲利可以不理會銀行與企業的長期關係。

現時資產經理缺乏尋求行內新投資機會的技能，也對已有投資機會缺乏認識。作者認為，即使是大型資產經理也不可能同時對數以千計公司有充分認識，他們的投資組合應該更為集中，減少持股數目。資產經理彼此的活動與投資組合，應按投資風格或專業領域更為專門化，並對企業管理層更為支持。不斷要求投資基金流動與透明，既要花費大量成本，回報表現也不比封閉基金好。

1980年代起，傳統、國內、通常非正式的金融安排，由全球化與績效制統一與取代。雖然這過程被稱為管制鬆綁，但實際上金融業管制的範圍與責任穩步增加。金融管制以監管銀行與監察證券市場為兩大主流。在監管銀行方面，巴素爾體系據稱有三條支柱︰資本要求、監控與披露。但作者指監控與披露實際上並無有效執行，銀行財務狀況表日益不透明，政府安全網則令遵從披露要求的意欲更低。資本要求名義上只是8%，與其他企業相比甚低，實際上則因為資本按風險加權計算而更低，而且銀行以證券化與結構投資工具(SIVs)進一步鑽規則空子。

在監察證券市場方面，當中哲學是假設所有交易都只基於資訊進行，監管當局的主要目前是讓公眾獲得更多有用資訊。結果是監管當局更像是賭場的監管者，著重參與市場交易的人，而不是市場用家的利益。促進交易活動本身變成目的，實體經濟企業與儲蓄者的需要未受重視。提供更多資訊並未提高資訊的質素。監管當局旨在保護市場，但未有保護證券市場的顧客。

金融管制需要面對的困難，包括受到強大遊說團體的政治壓力，監管機構難以聘請有能力的基層職員，監管者不容易挑戰金融機構的行事方式，因為許多資訊與知識都只有金融機構本身知道。預防措施本身也沒有政治吸引力，處理好已發生的危機才會獲得公眾掌聲。

作者以電力為例，指出假如政府試圖透過操控電力供應與價格管控經濟，許多人都會認為這不是好提議，因為結果會是電力供應與使用缺乏效率。但中央銀行與貨幣政策正是做類似的事，調整利率以影響信貸與流動資產的供應。利率上升會影響房屋購買者，下降會影響領取退休金人士。向銀行提供低成本資金會提高銀行獲利，增加流動性供應，傾向推高資產價格，對不同收入組別與世代產生重要分配影響。這些影響許多是不可取的意外結果，反映貨幣政策並非自動與客觀。

作者批評，現時經濟政策總是在想「市場會有甚麼反應」，市場預期變成政策目的本身。英、美、法政府在可見將來會債務違約的機率基本上是零，但債務目標仍然對這些國家的經濟政策有重要影響。這些國家本來應該利用低息機會，發行短債以更有利條款為債務再融資，並投資基礎建設。但它們卻大量購買自己的債務，以維持資產價格並幫助銀行體系重新建立資本。

作者提出，金融體系需要更根本的改革以保持穩定，改革原則應包括︰重新建立簡單、直線而短的中介鏈；重建專門、聚焦、與金融服務用家有直接連繫的金融機構；要求處理或建議如何處理他人金錢者遵守忠誠與謹慎原則；以刑事與民事懲罰執行管理他人金錢者的行為準則；同等對待金融服務與其他行業；不再以金融業界為經濟政策工具。

作者指，強健的體系應該簡單、能夠應付失效並擁有備餘應對，現有金融體系沒有這些要素。零售銀行與投資銀行服務有利益衝突，兩者應該分隔。金融中介與交易員的角色並不一致，應該明確分開。投資管道的資產經理應更為分工，滿足用家需要，特別是小型商業部門。金融犯罪應以嚴格責任執行，即使金融機構高層自己沒有故意違規，在出現損失時也需要負責。

改革金融業在金錢對政治的影響沒有減少下難以成功，遊說團體左右選舉，旋轉門令政治家與官員受收私人部門好處，令政策不符合公眾利益。作者承認，金融體系不會突然變得更為滿足實體經濟需要，但長遠而言，理念會發揮影響。在民主社會中，對抗權力濫用的最有效方法，就是以教育創造更知情的公眾意見。

網絡讓我們變笨？

看完了《網絡讓我們變笨？》，主題是網絡怎樣改變我們的腦部與行為。作者指，在我們熟習運用網絡後，以往冷靜、專注、不受干擾的直線思考頭腦，被需要簡短、不相連、經常同時激發地吸收與發佈資訊的頭腦取代，而且越快越好。

大腦神經具可塑性，會因為我們的經驗而改變，卻也會為我們行為定調，將透過活動強化的神經迴路定形。例行活動會越來越快，沒用到的迴路則會被剔除。各種科技並不純粹只是工具，也會在使用時強化與削弱特定神經迴路。

作者以印刷頁面為例，指出閱讀比口述令人更容易理解文字意義，並發展出長時間集中的能力，讓讀者可自行在文字中建立關連。作家寫作更為個人與偏離正統，並可以修正自己的作品，擴充自己的論證與抽象概念。

網絡時間增加件隨著閱讀印刷出版物時間減少。網絡是一種萬用媒體，取代以往眾多功能單一的工具，能夠與讀者互動、提供超連結、能輕易搜尋內容、同時展示多媒體內容。作者認為，單是將紙本書籍內容移至具連線功能的電子裝置，就會令它變成很像網站的東西，身處網絡的種種干擾，以連結與其他數位功能讓讀者四處漂流。

當閱讀的目的主要是為了有參與感，社交因素凌駕文學因素，作家的風格會改變，使用容易被人接受的風格，以方便別人討論。對網絡影響的研究指出，線上環境會促使我們閱讀變得草率、思考急逼而不專注、學習膚淺而不深入。網絡一方面抓住我們的注意力，讓我們不斷觀看螢幕，卻又會透過快速連發的訊息與感官刺激，打散我們的注意力。

使用網絡時，大腦廣泛區域都會活動，為衡量眾多連結、瀏覽相關網頁下決定，同時處理無數感官刺激。腦部資源分配至這些決定，會干擾認知與記憶能力，犧牲深度閱讀，無法透過思考創造豐富連結，變為單純的資訊解讀者。當短期工作記憶的資訊超過認知負荷，資訊就無法深入轉為長期記憶，難以分辨資訊是否重要。

網絡本來就是設計成中斷系統，一種刻意用來分散注意力的機械。每一次訊息通知都代表思緒短暫中斷，腦內資源需要暫時重新分配。當中斷頻率很高，思索會分散，記憶會受阻，我們也會變得緊張不安。注意力轉移需要「轉換成本」，大腦需要花時間改變目標，並阻擋前一項工作殘留的認知干擾，增加我們忽略或誤判重要資訊的危險，過度高估當下發生的事。

大多數網絡使用者平均只花不到半分鐘觀看一個頁面。數位閱讀變成快速掃視內容，容易令人接觸廣泛主題，但涉獵不深。掃視閱讀本身成為主要閱讀方式，讓我們在手眼協調、反射作用與視覺提示處理能力得到改進，可能也加強了快速解題能力與稍為擴充工作記憶。但我們會犧牲有深度與創意的思考能力，更容易依賴既有想法與解決方法。

在腦部，外顯記憶需要經過突觸固化與系統固化才能儲存下來，腦部記憶需要處理一段時間才能成形，記憶品質取決於處理的過程。人腦不同於電腦，在於生理記憶永遠處於更新狀態，在回憶時也會再次獲得新的連結與脈絡。儲存新記憶不會限制大腦的能力，反而會使其增長。當我們用網絡替代個人記憶時，固化過程減少，同時工作記憶負擔增加，反而令我們變得更健忘。

作者提出，在評斷任何一種新科技或進步時，必須同時對所得與所失保持敏感認知。讓認知過程自動化的軟體輔助技能很有幫助，但也可能會影響我們的思考習慣，限制我們的想法，遵照別人寫的劇本行事。

需要大腦寧靜專注的不只是深度沈思，還有同理心與同情心。大腦需要花時間才能超出身體直接的感受，了解與感覺某情境的心理與道德層面。如果我們作出攸關他人社會與心理的道德決策時沒有足夠時間，就可能會無法完全體會他人的心理狀態。作者提醒，假如科技巨輪轟然向前，可能會掩蓋只有透過沈思與反省才能得到的細膩感受、想法與情感，令算計式思考成為唯一一種受認可與採用的思考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