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完了Reich的《拯救資本主義》，主要是討論美國近年經濟利益向富人傾斜，以及如何扭轉這種情況。作者同意全球化與科技取代人力的確令美國勞工承受壓力，但這兩項因素無法完全解釋現時情況，忽略了政治權力日益集中於企業和金融菁英，而政治權力又能影響經濟運作規則的事實。
「自由市場」與「政府介入」何者較佳的辯論，未能注意到以下幾項關鍵主題︰市場組織如何演變？為何現時組織無法令繁榮共享？市場基本規則應該為何？作者強調，任何市場都需要政府制定與執行遊戲規則，這些規則對經濟與社會的影響比政府大小更為重要。「自由市場」是似是而非的迷思，讓我們不檢視哪些規則被改變，規則是為誰服務。
資本主義需要為以下五大基石制定規則︰
1. 財產︰能擁有甚麼
2. 獨佔︰能允許多大的市場力量
3. 合約︰甚麼能夠買賣，要根據甚麼條件
4. 破產︰買方無法償付時要怎樣做
5. 執法︰如何確保沒有人違反規則與欺詐
不是這些決定「入侵」自由市場，而是這些決定「建構」自由市場。沒有這些決定就沒有市場。在制定市場規則時，權力與影響力已隱藏在制定過程中，由此造成的經濟得失偽裝成「客觀市場力量」的「自然」結果。
金錢與權力總是連結起來，以權利改變市場機制以符合自身利益者，往往也是支持恆定與理性「自由市場」的同一批人。「自由」被用於證成少數大公司與富人鞏固與加大權力，降低職場中一般勞工的自由。企業獨佔的自由，同樣降低消費者選擇的自由。作者指出，在這些情況中，不連結權力，自由就少有意義。那些宣稱站在自由一邊的人，事實上是站在有權者的一邊。
在財產權上，甚麼條件下甚麼可以擁有，以及擁有多久，涉及社會權力的分配與道德。奴隸制是否違法，以及「公有地悲劇」要怎樣解決，都必須由政府來執行。給予發明家足夠所有權，同時讓大眾能夠負擔發明成果，也需要立法、行政與司法機關平衡。
近年美國的趨勢是，擁有專利權的人將其經濟力量轉化為政治與法律權力，令專利權變得更強大與持久。製藥公司也積極進行政治捐款，以輕微改變延長專利，積極行銷處方藥，禁止購買外國藥物，付錢給醫師開藥，並為延遲學名藥上市付費。版權年限在美國在不斷延長，在作家死後七十年作品才進入公共領域，難以認為這會給作家更多創作誘因。大公司經濟與政治影響力持續增加，以及智慧財產權日趨複雜，都令何謂財產的政治決定，通常擴大與鞏固既有財富與權力。
對於公司是否有「過度」的市場力量，也是由政府作出決定。大企業透過延伸智慧財產權、擴大天然獨佔、併購同業、取得業界標準的網絡與平台控制，獲得經濟的掌控權，並增加對政府決定的影響力。美國寬頻昂貴而低效、生化公司孟山都獨佔種子專利、高科技公司忙於創造標準與平台、華爾街大銀行掌控金融業，以及醫療保健產業與保險業從醫療法案中獲利，既顯示反托拉斯法喪失原本視野，也反映經濟力量集中產生的政治影響力。
政治力量對甚麼可以交易及如何交易的影響日增，例如2014年美國上訴法院裁定從遙遠消息來源取得的秘密資訊不算是內線交易，大公司提供的使用條款需要消費者放棄應有合法權利與私隱，貸款利率上限撤銷，員工必須簽署非競業條款。當大公司決定合約在法律上能允許甚麼，以及能執行甚麼規則，相對缺乏力量的人別無選擇。這種「自由市場」不提供實際的替代方案。
大公司與富人擁有足夠政治影響力，塑造符合他們需要的破產法。過去二十年美國每一家大型航空公司都至少破產過一次，迴避過去工會合約的承諾。2008年華爾街無法償債得到政府注資，損失由小額投資人與業主負擔。學生貸款也不能引用破產法。2013年底特律宣布破產，市政憑證投資人與退休市政府員工大為受損，但同屬大底特律的鄰近奧克蘭郡富裕居民不受影響。破產法中基本的政治與道德問題，是「我們」是誰，又對彼此有何義務？但「自由市場」很方便地掩飾了這些問題。
既得利益也會在執法過程中發揮影響，最隱密的就是關於哪些個案「沒有」執行。當事情出錯，擁有顯著政治影響力的產業可免於受到起訴，例如槍枝製造業者免於產品產生騷亂的責任，奇異公司不需對福島核電廠反應爐出問題負責，2010年墨西哥漏油事件中英國石油公司未受充分監督，大銀行不受聯邦儲備銀行紐約分行監管等。既有利益也會確保國會不撥出足夠的執法經費，職業安全與衛生局、國家公路交通安全局、國稅局與執行金融改革法的政府機構都經費不足。食品安全現代化法2011年通過後執行經費甚少，因此幾乎沒有執行。
有影響力者也會製造許多漏洞與例外，令法律幾乎不可能執行。華爾街以成本效益分析不充分挑戰證管會，在法庭上有先天優勢僱用專家與顧問提供想要的觀點。對大企業違規的罰款相對其利得影響甚小，而且通常來自和解。政府缺乏資源面對曠日廢時的審判，傾向和解法律案件，卻會逐漸削弱執法機制。與犯罪有關的公司主管毫髮無損不受處罰。
美國眾多法官與檢察官是透過選舉任職，為金錢影響市場規則提供另一管道。大企業捐款及特定法官與檢察官候選人，以得到有利於它們的裁決與檢控決定。私人訴訟的費用非常昂貴，也給大公司與富人另一種先天優勢。許多大企業都以掠奪訴訟阻礙新企業進入市場，以鞏固與擴大經濟主導地位。近年最高法院對集體訴訟更為限制，也降低消費者團體聯合強制法律執行的能力。
假定個人待遇是按照其「價值」支付，忽略了界定市場的法律與政治制度，也忽略了權力。透過影響「自由市場」的基本規則，大公司提高公司利潤與股價，所得最高千分之一的高階主管、銀行家、基金主管越來越依此得益。對社會最富裕成員而言，為使他們工作，目前誘因全然不是必要，而且與其工作的社會價值不相稱。
在美國，股東對公司總裁的待遇影響不大，董事會則由總裁的親信擔任。自1990年代中期，總裁待遇更大部份以股份形式發放，給予總裁謗因在短期內提高股價，即使這要在長期付出代價。近年買回股票已成為企業支出主要項目，在2003至2012年間，標普五百企業大部份稅後盈餘用於買回股票。公司實際買回股票的時間並不公開，但總裁則知道這項內部消息，以便賣出自己持股與執行選擇權。
有研究指出，給予總裁最高待遇的公司，公司給股東的績效較差。即使最後將公司搞砸，總裁在離職時仍得到數以百萬美元計的款項。由於美國讓企業給總裁的待遇扣稅，實際上就是納稅人在補貼總裁的豐厚待遇。資本利得稅率低於所得稅，最大的贏家也是總裁。以客觀評估而言，總裁並不「值」其得到的待遇。
華爾街大到不能倒的銀行接受隱藏補貼，如果撇除這項補貼，這些銀行根本就沒有能力在2013年發放267億美元紅利。即使華爾街被發現進行內線交易，透過政治捐獻、遊說與僱用大批就可以脫身。基金經理人也能運用租稅漏洞，就其收入視為資本所得，繳交較低的稅率。
美國家庭實質所得中值長年停滯，2014年9 月的鐘點實質工資質1979年相同，大學畢業生實質每小時工資在2000年至2013年間下降。市場組織改變提高大公司與華爾街獲利能力，同時降低中產階級的議價力量與政治影響。
1980年代金融管制放寬後，公司襲擊者能夠得到資金發動不友善併購。企業總裁感受到要拉高股價的壓力，最直接的方式就是削減資薪開支。勞工議價能力減弱，生產力與勞工所得之間失去連結。在跨國貿易協議中，大公司與華爾街的利益勝過勞工利益。
中產階級需要承受更多經濟風險，可以一夜之間失去工作與醫療保險。退休金轉為提撥制，當股市大跌時退休計劃跟著大跌。工會在1970年代末起衰落，勞工議價能力降低。服務業企業對員工成立工會設置障礙，即使部份是非法行為，也執行法律的全國勞資關係委員會經費不足，對僱主只施加輕微罰款。美國一般勞工失去議價能力，反映出政治經濟體系中的「反制」力量顯著下降。
在2013年，美國工作貧窮族已達4700萬人，相當於每七名美國人中就有一名。國會不提高聯邦最低工資以抵銷通貨膨脹，令最低工資實質價值一直受侵蝕。政府援助標準改為要求受助人必須工作，但他們得到的工作只提供最低工資。結果越來越領取食物勞的人，同時也是受僱的在職員工。新工作規定只是在降低失業窮人同時，增加工作窮人的數目。學校經費按區分所得的距離增加，每位學生經費差異擴大，直接不利於貧困兒童。
不工作的富人在近年所得暴增。越來越多不工作富人是透過繼承獲得財富。頂層富人從投資賺取大量成益，透過投資於政治也取得資體資本利得更大份額。朝代信託年期限制放寬、最高稅率降低、遺產稅取消、資本利得稅下降、未實現利得免稅，對繼續財富者都有莫大好處。富人也可透過捐獻扣稅，同時慈善基金收益收入免稅，相當於政府補助。這些捐獻也很少是給窮人，大部份是捐給歌劇院、藝術博物館、交響樂團、劇院，以及菁英大學。
作者指，經濟權力集中趨勢在經濟或政治上都不能持續。在經濟方面，中產階級與窮人缺乏購買力，將無法維持經濟前進。在政治方面，越來越多美國人斷定這是場不正當手段危害他們的遊戲，社會結構將因此解體。不公平感會導致廣泛違反規定，參與者缺乏忠誠，受害者則通常選擇以各種方式破壞體系。
自1980年代起美國經濟的反制力量減弱，以基層群眾為會員的組織萎縮、工會人數下降、地區組織處於劣勢、政黨變成由上而下的大型募款機器，靠近有錢利益團體、民意代表聽命於政治捐款。最高法院也加快大公司與富人付錢塑造有利規則藉此獲利的循環，提高政治捐款上限與收窄貪腐定義。許多美國民眾不再投票，藐視政治並感到無力。
作者認為，底層90%民眾在經濟上有許多共通點，他們組成聯盟將能形成新的反制力量。結束對大型公司的「企業福利」日益得到跨黨支持。美國政治未來可能從兩黨對抗，變成反建制派對建制派，當兩黨未能回應時代需求時，或許會出現第三個政黨。這些反制力量首要目標，是改革競選經費制度，公開所有政治選舉經費來源，將大資金逐出政治圈。出任公職與大企業的旋轉門需要受到限制。專家證人的公共證詞與出版都需要公開外部資金來源。
為終結目前預先向上分配，反制力量尋求縮短專利與版權保護期；禁止「為延遲(學名藥)而付費」協定；不准因小幅改變而延長產品專利；禁止製藥公司推廣本身的處方藥物。反托拉斯將用於防止有線電視、金融業、醫療業與網路平台的獨佔，企業不得擁有對食物鑝關鍵的基因專利。保險公司不再豁免於反托拉斯法。
華爾街大銀行規模應受限，投資銀行與商業銀行業務需要區隔。禁止企業要求員工、承包商與加盟商接受強制仲裁。禁止任何形式內線交易。股東應對總裁待遇有反對權，有權強逼改選全部董事。破產法應給予勞工合約比債權人優先的地位，並允許學生貸款與第一棟房屋抵押貸款重組債務。
最低工資將提高至工資中值一半，按通脹調整。低工資產業可透過佔多數的快速表決方式組成工會。國際貿易協定要顧及本國勞工的工作機會可能受危害，並以貿易利得建立完善再就業制度。執法資源需足以完整執行所有法律與規則。懲罰需足以阻遏企業與違法者。提供充分私人與集體訴訟。教育資源不應按地區所得不同分配。
作者提出，尋求市場內更公平的分配，必須重新塑造大公司。其中一項可能方法，是公司稅率依據總裁待遇相對勞工待遇中值的比率而定。其他方案包括員工加薪幅度與生產力增長相配的公司稅率較低，以及給員工更多直接所有權。
1980年代起盛行的股東資本主義，造成的後果是多數美國人工資低滯或下降、經濟不安全感增加、外包工作、社區遭遺棄、總裁待遇飛升、短視專注每季盈利，以及2008年幾近崩潰的金融業。作者提倡，反制力量應尋求員工擁有代表，而且員工投票權與員工跟公司的利害關係成正比，防止單一個人或利害關係人擁有大部份投票權。
在新科技下，例行生產服務的工作減少，親身服務的工作增加，但實質待遇因需要與其他勞工和機器競爭而下降。負責找出及解決問題，以及策略思考的符號分析服務，所得有所成長，但也逐漸受科技取代。當工作由越來越少人完成，利潤將流向更少的一群，其他人只有更少錢購買生產出來的東西。在未來，即使對全球財富徵稅，恐怕也無法達到四五十年前普遍分享的繁榮。
作者指，與其課稅與轉移財富，較合理方式是讓更多人分享未來的財富。當有足夠的反制力量，社會可以選擇不讓少數人累積大量財富的市場規則，但仍給予創新者足夠誘因發明。何謂適當平衡沒有正確答案，但當有足夠反制力量，民眾將更信任政治經濟制度決定，代表社會自願做出的取捨。
為確保所有公民都能分享未來經濟成長，最直接的做法是提供所有滿十八歲美國人基本所得，為收受者提供最低的得體生活水準。基本所得允許人們追求有意義的藝術或嗜好，讓社會享受這些自發努力的成果。其他替代方式包括讓每位公民分配極小一部分智慧財產權，或者在每名孩子出生時給予定量股票與債券。
作者總結，市場是人類創造的產物，規則由人類制定。關於未來的重要辯論不是政府大小，而是政府是「為誰」而設，以及如何設計市場規則，使經濟產生一種多數人認為較公平的分配，而不必造成既成事實後進行大規模重分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