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爭史

看完了《戰爭史》，書中以討論克勞塞維茨「戰爭是政治的延續」開始，指出克勞塞維茨忽視不同文化帶來不同戰爭形式。從克勞塞維茨以辯證方式分析戰爭，認為越壞越接近「真正的」戰爭來看，他與馬克思分析政治問題的方法頗為相似。作者指出，復活節島實際需要壓過神權政治對戰爭的抑制，祖魯王國四周動亂令它變得極為尚武，馬穆魯克因宗教禁止共同信仰者互相作戰而造成軍事奴隸，日本武士刻意限制火藥發展以維持社會秩序，都是與克勞塞維茨描述不同的戰爭形式。

二十世紀富國加大自上而下的軍事化，反殖民運動則自下而上推動軍事化，造成兩次世界大戰的慘痛代價，以及貧窮世界壓逼政權更為鞏固。作者相信，戰爭已不再是解決爭端有效與理性的手段，戰爭成本明顯超過收益。要建立戰爭沒有立足之地的世界政治經濟，需要新文化管理人與人之間的關係。

從世界地理看，全世界有70%陸地太高、太冷或缺水，無法展開軍事行動。由於大海遼闊，索敵與補給困難，加上海上風暴阻撓，海戰方面大部份都在近岸發生，並集中在少數海域。

阿茲特克人或其他非鐵器社會中，武器穿透力弱，作戰高度程式化，目的通常是報復與懲罰對方的侮辱，一旦達到神話或神靈的需要即告結束。公元前第二個千年中期，蘇美爾人裝備青銅武器與鎧甲，配備複合弓，並曾經發動長距離的戰爭。到西元前第二個千年結束，馬戰車出現，在公元前1700至前1400年征服歐亞文明中心。牧民在管理畜群與屠宰的經驗，讓他們與農民作戰時冷血善戰。然而牧民在征服土地後，若希望把農田改為牧場，卻會受到自然限制，令他們或者只能在大草原與農耕之間的邊境擴張，或者與農民同化。

伊斯蘭教在七世紀所向披靡的可能原因，是伊斯蘭教中虔誠與富裕並不衝突，累積財富是行善之舉，而且伊斯蘭教消除了領土與親屬關係，其使命是讓整個世界歸順真主。

作者從軍事史中列出六種主要軍事形式︰專屬一種階層的武士，如日本武士與西方騎士；為酬勞提供軍事服務的僱傭兵；由奴隸組成的奴隸兵；擁有國籍、職業的常備軍；由國家徵召的義務兵；以及由所有公民組成的民兵。

大約在公元前1400年左右鐵開始普及，讓武器供應與開墾土地的能力大為增加，令尚武民族更有能力襲擊他國，軍隊規模更大。馬鐙發明後，九世紀歐洲的封建騎兵可以穿上鐵製鎖子甲，縱馬奔馳作戰。但在火藥到來後，鐵的威力到了盡頭，騎士作戰方式衰微。

後勤方面，作者指歷史上步兵負重不會多於七十磅，撇除一半必需裝備，以每日需要三磅固體食物計算，攜帶的給養大約十至十一日。步兵行軍速度最快是每天二十英里，不可能在不偏離行軍路線下找到足夠糧食滿足每日需求，需要運輸給養。軍需受運輸與食物容易腐壞限制，可能令士兵營養不良。鐵路大為改進運輸軍需與人員的效率，也令第一次世界大戰動員規模更大。在工業時代，軍需產業成為戰爭重要一環，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尤為明顯。

火藥時代在十八世界形成戰爭的困局，火槍、大炮與騎兵互相制約，直至耗盡財力與人力才結束戰事。法國大革命後，公民軍隊誕生，政治成為戰爭重要一環，戰爭的破壞更為徹底。在原子彈出現後，戰爭有可能造成地球毀滅的結果，發展出「保證互相毀滅」的理論。

作者最後總結，二十世紀的戰爭極為殘酷，容易令人認為戰爭不可避免趨向極端。然而，原始人的行為證明，人有能力限制戰爭行為的性質與影響，以豁免、習俗與形式避免最壞結果。從其他軍事文化可以學到許多，把政治與戰爭區分開則是更大的智慧。

數學教你不犯錯

看完了《數學教你不犯錯》，主題是數學思考與生活的關係。書中舉的第一個例子，是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數學家沃德建議怎樣增加戰機的裝甲，沃德認為應該加固在發現彈孔數最少的引擎中，因為回來的飛機某部份彈孔多，顯示這個部位能夠承受攻擊。這種思考方式與數學家總是問假設是甚麼有關，以返航飛機的彈孔頻率，推斷飛機哪個部位較少中彈，需要假設返航飛機為所有飛機的樣本，這項假設並不正確。

兩項變項的關係不一定是線性的，非線性的思維是指，應該朝哪個方向前進，是應更多還是更少，取決於目前的狀態。例如稅收與稅率的關係是非線性，降低稅率有可能增加稅收，也有可能減少，至於應該是怎樣，需要依靠艱難的實證工作。線性思考也會令線性迴歸的推論出現問題，例如以過往肥胖人口趨勢推論未來，甚至會令某些年後肥胖人口比率超過100%。

國際新聞經常會用到在某國的多少人相當於本國多少人這種比例，但這種方式的問題是，假如用不同地方相比，就會得出不同的數字。而且，有些災難是不能互相比較的，不是一個數比另一個數大的問題。用比例來描述像美國不同州腦癌佔全州人口比例，會發現人口較少的州份較常出現在最高與最低兩端，這與「大數法則」有關，即較小樣本中個別極端情況的比重較大。

作者也提醒要記住以下的口訣︰數字會變負時，免談百分比。因為正負效果會抵消，例如就業職位在某行業會增加，另一行業會減少，使用百分比的話，就會造成「某行業創造職位佔總新增增位175%！」這種混淆的說法。在真實世界的問題，需要知道數字之外的事，作者指，「用一個數除另外一個數僅僅是計算，搞清楚你該用什麼除什麼才是數學。」

「聖經密碼」聲稱聖經蘊藏預言未來的訊息，可以用特定方式來解讀。作者指數學家對此深存懷疑，因為巧合可以是人為創造，例如巴爾的摩經紀人故事中，經紀人向10,240人發信預測股票走勢，一半說會升，一半說會跌，然後向正確的一半再寄信，一半說會升，一半說會跌，如此類推，十次之後會有十個人收到連續十次正確的訊息，好像經紀人真的料事如神。只要樣本夠大，不大可能的是也會發生。此外，聖經密碼的規則也有曖昧空間，使用總是與之吻合的拉比稱呼。假如使用不同的稱呼方式，就會找不到聖經密碼。

不大可能發生的事經常發生，也表示科學論文的統計方法可能會出問題，只看到符合結果的例子，對不符合的例子視而不見。許多科學研究都以p值來排除虛無假設，也就是研究因素沒有造成影響的假設。p值是指假如虛無假設成立，實驗結果這種情況出現的機率是多少。p值少於0.05，即二十次才會有一次，是排除虛無假設的傳統門檻。p值本身並沒有說明研究因素的影響有多大，尤其在醫療上，即使相對風險可能增加一倍，絕對風險可能仍然極低，p值也不能偵測短暫而微小的影響。

作者將以p值少於0.05排除虛無假設的做法稱為「歸渺法」，即︰假設虛無假設為真，在虛無假設為真下，觀察現象出現的可能非常低，但觀察現象的確出現，因此虛無假設不大可能為真。問題是，相當不可能不等於完全不可能，例如六合彩攪珠，每次出現的結果都是相當不可能出現，但某一結果總是會出現的。

當某種現象本身在人口中的機率就極低，通過檢定但實際上沒作用的偽陽性結果，就可能會遠比真陽性結果多。如果科學領域以統計顯著性為研究發表門檻，就會令某次因巧合成功的結果發表，其他相同做法但失敗的結果則無法公開。在政治科學、經濟學、心理學與社會學論文中，p值在0.05附近的研究竟然比其他p值的研究多，表示論文作者很可能刑求數據以取得通過門檻的p值，這對科學本身並無幫助。由p值改用信賴區間在統計方法上是同一回事，但可以顯示區間的效果程度，而在得不到統計顯著結果時，也可以知道是否有證據顯示介入沒有作用，或者搞不清楚介入帶來正向還是負向作用。

貝氏推論是指先以事前機率描述看到證據前的信心，再在看到證據後調整以得出事後機率。事後機率既會受證據影響，也會受事前機率影響。這反映出我們總是以原有知識與信念為準，再以新的證據進行調整。貝氏定理的機率，是指我們相信的程度，而我們會傾向選擇簡單、可以目前知識解釋，而不是複雜、以全新現象才能解釋的理論。我們也要注意能解釋同樣觀察結果的理論可以有很多個。有些問題，例如宗教信仰，作者認為，人們還是最好用非量化的方式處理，數學最好保持沈默。

買彩券時以機率乘上結果價值可得出期望值，這不是指我們期望結果的數值，因為彩券只有贏與輸，期望值是指同樣情況下多次下注，平均會得出的結果。通常彩券的期望值都會比售價低，平均而言會是開辦彩券一方得益。作者對投注美國威力球的建議是︰不要玩；要玩的話，待獎金極高才玩；挑別人不想挑的號碼。

也曾出現彩券期望值比售價高的情況，就像2005年美國麻省的大贏錢樂透。在期望值可加的特性下，在某些情況大量投注大贏錢樂透理論上會有賺頭，的確也有人這樣做。在這些年間，大量投注的玩家賺到錢，形同莊家，開辦樂透的州政府取得獎券稅，輸家則是其他玩家。這情況不是第一次發生，十八世紀早期，伏爾泰就靠鑽彩券空子賺了大錢。

經濟學家會用效用(utility)為生活每件事定價。在實務上，將出錯機率減至零的成本相當大，甚至更勝於獲益，也就是說有時讓錯誤出現比減少錯誤的效用高。效用也有非線性的特性，增加一單位的金錢，並不會與增加的效用成正比，已有金錢越多，增加的效用越少，甚至可能會降至零。作者也指出，預期效用理論無法分析「未知的未知」，也就是不確定性。

越有錢越能夠承擔風險能以預期效用理論來解釋，對於收入微薄的人來說損失例如十萬元就是嚴重效用損失，但對有錢人來說就不大重要。有錢人認為期望值是正值的賭局，在收入微薄的人而言會是負值。把雞蛋放進許多不同的籃子中，是較乏味但有成果的投資方法。

滿足「每一對點都恰屬於一條共有的線」，以及「每一對線都恰包含一個共有的點」兩條幾何公設的理論，後來發展成通訊的數學理論，用於更正通訊時受雜訊干擾的訊息。抵擋雜訊能力與通訊速度此消彼長，這形成通訊通道的容量。利用幾何的公設，更正碼就可以在訊號被雜訊干擾後重構原有訊息。

既然從期望值看玩樂透不是好選擇，為甚麼人們繼續玩？卡尼曼與特弗斯基的前景理論認為，人們通常會偏離效用曲線另尋出路，低機率事件會得到較大權重。更簡單的解釋時，買樂透本身就是小小快樂一下。這也可以與企業家精神類比，縱使成功機會非常小，經營生意的效用本身就是創業主要理由。

身高既受先天也受後天影響，特別高可能是先天與後天因素都發生作用，其子女只遺傳到先天的因素，因此子女雖然很可能都會比平均高，但會比父母矮，這種現象稱為向平均值迴歸。體重、企業表現、棒球員全壘打數目等，都會出現向平均值迴歸的情況。醫學治療與社會政策也應考慮向平均值迴歸，否則有機會將無用的做法誤以為有效。

兩個變項的關係可以用相關這個數字表達。在紀錄不同特徵以辨識個別紀錄時，特徵之間的相關越高，有效的辨識訊息量就越少。由於一個檔案的數位彼此相關度可能頗高，相關也可以用於壓縮資訊，讓數碼檔案儲存在較小的空間。從幾何的角度看，相關就是N維(N=個案數)空間兩個向量的夾角之餘弦(cos)，夾角為0°，餘弦為1；夾角為180°，餘弦為-1；夾角少於90°，兩個變數是正相關，多於90°是負相關，等於90°，相關是0，兩者毫不相干。

相關是不可傳遞的關係，作者指有點像有血緣關係，例如父親與兒子有血緣關係，母親也與兒子有血緣關係，但父母沒有血緣關係。同樣，高濃度「好膽固醇」與降低心血管事件的風險有關，而某些藥能夠有效提升「好膽固醇」濃度，但這並不代表這些藥一定能降低心血管事件風險，當中部份可能會降低心血管事件風險，但部份不會。醫學研究的困難在於，人體極為複雜，可量度的特徵極少，而相關卻不可傳遞，意味著新藥很容易會失敗。

兩項變數不是相關也不代表沒有關係，相關只偵測到線性關係，面對像是U形的關係時，相關無法看出關係。相關也不等於因果，相關既不能指出是否有第三個因素導致相關，也不能指出兩項變數誰是因誰是果。在制定公共政策時，只能做最好的猜測然後下決策，在未完全確定就不作任何建議，原可拯救的性命就會因此喪失。

作者也提醒在非隨機的樣本中找出相關，有機會是統計的幻象，例如在醫院中抽樣，病人總是因為某些病情入院，如果他們不是因為糖尿病入院，高血壓就成為更可能的因素，這樣糖尿病與高血壓就會呈現負相關，但原因不過是所有樣本都是病人。

個人選擇集合起來有時會形成不理性的情況，在選項多於兩個時，例如有ABC三個選項，按總數計有機會出現反對A的人比反對B多，反對B的人比反對C多，反對C的人卻比反對A多這種情況，真正的民意並沒有從數字中反映出來。在兩個選項中再加入一個無關選項，也會令最後結果出現變化。不論是用優先順序計分法，還是排序複選制(IRV)，都有可能出現每個選項在一對一競爭下，輸給其他兩個選項中的一個，這種情況稱為康道塞悖論，即選民偏向A甚於B，但B卻成為選民的選擇，這對B與C亦然。

作者強調，數學並不是少數孤單天才的活動天地，並不是只有最棒的人才值得做數學，而且數學主修生也並不一定需要成為數學家。數學也需要艱苦工作，到最後出現的一瞬間靈感，其實都是之前有意識及無意識工作做好心智準備的結果。總是有人會比自己超前，但即使不是每個人都是高斯，透過通力合作還是令數學得以發展，數學是群體的事業。

作者指，數學提供一條可以不確定的道路，不過是有原則的道路，斷言不確定的原因與程度。追求過份精準是問題，在差別極小的情況下，訊號已經遭雜訊淹沒，真正是甚麼已沒有意義，不應假裝自己知道。作者最後指，數學就是擴充常識的額外手段。

搞甚麼，又凸槌了

看完了《搞甚麼，又凸槌了？！》，主題是在壓力下犯錯。「專業學養魔咒」是指專家預測初學者的表現時犯下錯誤，因為專家是運用程序記憶行事，而程序記憶是內隱的，新手卻是運用外顯記憶行事。作者提議，在評估下屬的工作技巧與能力時，與經驗較淺的人交換意見也許會更精準。

記憶分為程序記憶與外顯記憶，當中再細分成不同類型，在壓力下犯錯的情況也會有不同，解決方法也不一樣。做其他工作時保存資訊的能力稱為工作記憶，例如一邊朗誦文句一邊記憶字母。作者研究發現工作記憶容量越高的人，在壓力下表現變差的程度會較高。原因是工作記憶容量越高，越會運用明確的解決方法，但這在壓力下會失去方寸，而原本工作記憶容量較低者，總是會用捷徑方式猜測答案，在壓力下也是如此，雖然這樣做表現不算好，但在壓力下不會變得更差。

作者提議，在手頭工作需要大量工作記憶時，若能暫緩一步，而不是全力衝刺，可讓體力得以恢復，表現可能會更好。平時在壓力下練習，也能學會保持沈著冷靜，比較不會在壓力下犯錯。

在運動訓練中，練習與訓練是提升表現的關鍵，但過早專業化訓練卻不見得正確。孩子接受多樣化的休閒比賽，有機會嘗試不同運動，較不會對單項運動心力交瘁，提高自信，而且不會因過早專門訓練令身體部位勞損。研究發現當運動員意識過多時，往往較容易在壓力下犯錯。讓純熟的高爾夫球手在推捍時分心，他們的表現反而會比較好。

較近期研究指工作記憶雖然有先天的差異，但不是不可改變的，環境與腦力操練都能影響工作記憶。讓孩子接受從易到難的腦力訓練，與工作記憶相關的工作表現會提高，這種做法似乎對成人也有影響。作者提出，腦部像肌肉一樣，經過練習就能肩起更大的工作量。研究也發現每天玩一小時複雜的電玩遊戲，專注與記憶技能的表現也有所提升。

男女認知能力不同是一種根深蒂固的觀念，例如認為女性較不能攀上數學與科學的頂峰。作者則指出，在固有的刻板印象下，女性得不到機會發揮，也沒有人扶持，會令這種印象自我加強。此外，像SAT-M一類測驗並不能一視同仁測出能力，例如解題對策有所不同會影響測驗表現。單是刻板印象本身也足以壓低成就，表現出色的女性在壓力下，需要運用更多工作記憶以對抗負面情緒，成績因而受到影響。研究也提出男女表現差異可能與孩童玩空間遊戲的機會有關。各國比較顯示，國家對女性的態度，與該國男女數學成就的差異明顯相關，兩性態度越平等性別差異就越少。

有數學焦慮的人會因焦慮佔據工作記憶而下跌。以橫式還是直式解題腦部運作也會有差異，用橫式解題時人們計算時與閱讀相似，用直式計算則較像解決空間問題。研究發現，改用利於空間問題解決的直式，就可以減輕語文大腦資源的部份負荷，限制憂慮帶來的危害。在壓力時找藉口，將緊張情況變成沒那麼嚴重的情境，也對考試有幫助。

作者提出多種有助處理考試壓力的做法︰寫下自己的眾多成就，增強自信，並點出單一測驗並不能界定自己；寫下自己的憂慮，以抑制自我懷疑；以冥想等思想訓練確認並放下念頭；以能強調自己傾向成功的方式設想自己；重新詮釋自己的身體反應；暫時離開幾分鐘以激發突破；目睹同類人的成功榜樣；在壓力下練習；將中間步驟寫下，減省記憶資源；想出有意義的方法組織需要記誦的資訊。

運動場上的失誤許多時是運動員思慮過多引起，憂慮會令這種情況惡化，令運動員過於注重細節，反而更易搞砸，心理學家稱為分析導致癱瘓。傑出運動員的動作比較像事前編妥程序，只需准予行事就能落實，但遇上壓力時，腦部的交流就會增長，影響動作的執行，以致較易失準。

作者指，模擬在場上會遇到的練習對處理壓力有好處。別想太多，儘管去做，或者讓運動員分心，運動員在壓力下較少失準。專注在要做的目標，而不是怎樣去做，聚焦於策略而不是技術，也能讓熟練的運動員避免在壓力下表現拙劣。假如在壓力下犯錯，運動員也應接受過去的表現，藉機學習如何在未來改善。

在面試時，作者提議一開始就提出一組基本框架，讓主持面試者理解為甚麼你是最佳人選。微妙地模仿主持面試者有利於產生好感。思索自己要講甚麼，而不是不應講甚麼，以免適得其反。

在職場需要發表演講時，作者指，平時參與戲劇或即興表現課程以練習自嘲，習慣這種經驗，會比較不擔心萬一出錯會有甚麼後果。照著已記住的內容發表，設法不去過於斟酌字句。或者在關鍵轉折前稍為停頓，讓自己有時間重整思緒。

面對生活壓力，作者認為，寫出當中的擔憂與事件，能幫助提升工作記憶，並防止生活其他層面滲透進來。過於專注失敗情況或如何實現完美目標，可能會令人忽視邁向成功的必要小步驟。提醒自己有扎實根底成功，情況在自己掌控之下，增強自己的動力。做好準備，但不需要過度期望，過於擔心帶來的壓力往往會導致失敗，形成自我應驗的預言。

不平等的審判

看完了Benforado的《不平等的審判》，內容是以心理學與神經科學的新研究，點出隱藏在刑事司法制度背復的機制。作者指出我們在判斷時，一般都是根據極為有限的證據，就直接跳到結論。我們為犯罪受害者所貼的標籤，會大為影響他們受到的待遇。當受害者被貼上局外人的標籤，例如酒鬼，腦部活動不會將他看成有心思、有想法、有感覺的人，不需要認真看待。在特別壞的罪行中，為了希望世界是公平的，我們也會想找到受害者的錯處，以消除不適的感覺。

標籤也會形成受限的視角，讓我們只聽到確認自己想法的資訊，捨棄矛盾的資訊。即使是在確認DNA鑑定結果時，專家在聽到檢察官預設的不同框架中，也會對DNA樣本作出全然不同的解釋。由於會忽視相反跡象，我們也往往沒有察覺到自己已經貼了標籤，或標籤可能有錯。作者認為，處理現場的人在評斷受害者時，應將事實的資料與相關人員共享，但不應共享標籤，例如「這個人是醉漢」。

作者提出訊問嫌犯的「里德詢問與審問技術」對防止不實自白沒有幫助，反而助長不實自白出現。偵訊人員利用最小化——將罪行說是沒大不了——與最大化——強調證據已確鑿——技巧，長時間向嫌犯施以巨大精神壓逼，讓即使是沒有做過的嫌犯都更可能認罪。在得到嫌犯自白後，調查人員、律師、陪審團與法官都開始用有罪的眼光看待個案，由於確認偏見令其他證據看起來更有力。有一例子是自白後審訊拒絕進行DNA測試，而有八宗案例即使DNA結果證明無罪，警察、律師、陪審團與法官都因為嫌犯自白忽略DNA檢驗結果。作者問，在承認犯罪然後得到寬待，或者堅持自己無罪，但要面臨陪審團不同意並被重判的風險，要求有罪自白是不是恰當的做法？在美國，因為認罪協定，只有不到十分之一刑事被告站上法庭，這反映出嫌犯不敢冒險進入刑事司法體系的各種程序。

我們考慮一個人為甚麼犯罪時，會依賴只看外觀、對犯罪者的片面印象，不顧及周遭的環境。例如我們會認為一個人的行為，來自其固定性格、喜好與信念所作的自由選擇，犯罪者一定是邪惡的人，為滿足個人慾望行事。我們低估了大腦運動對行動的影響，例如大腦損傷、腫瘤、前額葉皮質區機能障礙、杏仁核出現問題等。此外，環境對犯罪也有重要影響，例如胎兒或嬰幼兒時期營養不足、母親懷孕時吸煙、接觸重金屬環境、遭社交孤立、朋友行為不良。年齡也是犯罪的重要因素，十六至二十四歲的暴力犯罪者，比其他年齡的暴力犯罪者加起來還要多。在暴力犯罪中，戴上面罩、持槍、環境輕微脫罪等現場因素，都可能令人犯下兇殘罪行的機會增加。作者指，我們都有可能做出傷害別人的事，我們都可能是罪犯，這很難令人接受，對於正義的法律體系而言卻是不可或缺。

作者提及一宗檢察官隱瞞血型化驗報告，導致被告十八年無辜受獄，並幾乎處死的案例。我們在欺騙時會將自己的行為合理化，以保持品德高尚的形象，例如故意貶低欺騙行為與相關損害的因果連結。在辯論性訴訟制度中，檢察官積極主張自己的立場，但最終決定權不在他們身上，檢察官可能會覺得自己較不需為行為造成的後果負責，增加欺騙被告的行為。在審判開始前與定罪後，不正當行為也較易合理化。

檢察官沒有提交重要證據、隱瞞證人作偽證的事實、明知執法官員損毀證據等都屬於失職，而不是主動的犯罪行為，較容易找到合理理由辯解，例如不清楚或忘掉。當周圍的人都這樣做時，欺騙也似乎更可以接受。檢察官也可能將自己的錯誤行為說成對，例如感覺自己處於劣勢，或貶低欺騙或說謊的對象，例如覺得讓被告入罪是在守護正義。檢察官的道德規範模糊，有很大裁量空間，讓創造力對欺騙行為發揮最大影響，不正當行為可以重新詮釋。檢察官的壓力沈重，也可能會消耗其自制力，容易做出欺騙行為。

作者指出，法律體系大部份欺騙行為不會被看到，要減少就要改變法律專業人員對自己角色的定位，其角色是要確保刑事程序正直健全，這需要建立機制加強監察，以及對檢察官施以道德提示。

背景與經驗會影響我們的判斷，形塑我們認為甚麼才是客觀的事實，這會影響陪審團成員的認見。即使是同一場面，不同意識形態與文化也會令人看到不同的事，但當事人不會覺得是身份決定自己的觀點。陪審團意見也會因為法官要求達成共識而更受影響，在與多數人相反時，我們通常會聽從多數意見，並認為自己不理智，大部份陪審團結果都可以由事先得知多數成員的意見預測。錄影視角也會帶來偏見，當自白錄影只有嫌犯身上的視角，會令被判有罪的機率加倍。錄影的確有助減少警察暴力，但作者提醒我們應小心使用角度有限的錄像，或許也可規定必須得被告同意才能將這些錄像當成證據。由於背景會影響陪審團是否公正，應該讓陪審團的預先審查能夠減少偏見，例如以「內隱聯結測驗」理解陪審員的刻板印象。

證據顯示證人指認犯人的錯誤率頗高，假如真正行兇者在其中，有三分之一證人認為真正兇手不在，即使證人指認某人，當中也有三分之一指認錯人。當指認正確的證人被要求再指認一次，而這次沒有行凶者在其中，又有一半人選了另一位無辜的人。甚至一開始行凶者不在指認隊伍之中，證人也有一半機會選擇一位無辜的人，而不是不作指認。

作者提出指認錯誤並不是偶然，而是人類記憶本人就有限制與缺陷，而刑事司法制度加深了這些限制與缺陷。對證人而言，直至事發之前，相關物件與人和自己沒有明顯關聯，很容易會忘記當中細節。記憶也會修改與重構，當我們聽到某件事的新資訊，就很可能會將它與自己記得的內容混合，甚至可能記得自己不曾經歷與觀察的內容。虛構的記憶通常十分具體，讓它們看來可信。

雖然光線、證人視力、年齡、觀察時間與距離、對方是否相同種族、受到心理壓力等都會影響記憶，法律體系卻認為許多重要變數並不相關。大幅肢體動作後，記憶正確率也會下跌，這表示與攻擊者對抗過反而會更難記得那個人。執法人員運用證人的方式也很隨意，合成肖像畫對指認嫌犯幫助有限，合成過程甚至會取代證人原本的記憶。犯罪現場模擬(show-up)極具暗示意義，通常會造成錯誤指認結果。指認時間離案發太久也會有重要影響，大概七天之後正確程度就會明顯下降。證人當面指認加害人的過程也容易出問題，當證人在認人前看到嫌犯的照片，就有可能將這記憶貼到案發現場的情境中。而在多次指認中，假如某人是唯一多次出現在指認行列，由於證人越來越確信自己見過這張臉，誤認的風險也會增加。

新聞報導、與其他證人閒聊與警察互動對證人記憶的影響可能最大，尤其是當警察透露某些細節，令證人受到暗示，或者打斷證人，催促證人想出細節，常常會令證人想起根本沒有發生的事。大部份法官與陪審員也對證人的記憶太有信心，忘記有些因素會影響證詞多大程度正確可信，因而過份仰賴個別證人的指認結果。當證人顯得特別自信，陪審員會更傾向判處有罪，即使自信不一定代表正確。證人也因為需在法庭上再次作出指認而感到壓力，假如證人在此刻才放棄指認，就顯示自己前後不一致，也會浪費警察與律師的辛勞。

作者認為，我們要讓司法體系內外人士相信現存制度出現問題，證人會犯錯，而且錯誤率頗高。記憶扭曲不只會影響被判有罪的人，也會令警方與檢察官按錯誤方向辦案，無法找出真正犯人。增進證人回憶正確與完整程度的方式之一是認知性晤談(cognitive interview)，儘量減少開放式問題與對證人的干擾。證人的記憶與頭髮樣本或指紋一樣，容易遭到誤用，需要受仔細監測或客觀評估。

作者提到司法體系的「專家悖論」，即假如對於某件事，專家比我們更有資格評估，我們應尊重專家的意見，但實際做法卻剛好相反，我們依賴自己充滿瑕疵的分析技巧，認為自己有能力辨別專家是否說謊，然後欣然接受專家誤導與無用的證據。我們相信依靠常識提供的線索可以知道一個人是否說謊，但許多我們以為相關的元素，例如手腳是否擺動、目光閃避、外表英俊、有可敬身份、啡色眼睛、臉較大等等，與對方是否說謊並不相關。實驗測試人們區分謊言與真實的正確率只有54%，比隨機亂猜只好一點，但我們對自己的判斷卻很有信心。陪審團被要求注意誤導的元素，例如證人的行為舉止，反而更容易判斷錯誤。

陪審團與法官也可能會過份高估科學證據，尤其是功能性磁振造影與神經科學。許多神經生物學家關心以現有科學水平，以遺傳學與大腦功能的整體研究應用到特定個人值得懷疑。作者認為，問題在於現在法官的教育，無法令他們回答相關的科學爭議，在決定是否採納專家證言，完全不是根據該方法是否科學，訓練法官具備科學知識是解決方法之一。在直到科學真的非常穩定可信之前，由於檢察官與被告面對的困難有別，作者認為警察不應在偵訊時使用腦部掃瞄，被告則可以用這種證據當作保護自己的盾。

與所有人一樣，法官不能免於偏見，其背景與經驗必然會影響其看法、情緒、立論與判斷，這讓法庭缺乏多元性成為問題。遵循先例的法律體制，也會讓過去觀點較為偏狹的案例形成現有法律架構。法官也會根據直覺作決定，這可以很有用，但也可能會造成系統地錯誤。研究發現法官也會受定錨效應(anchoring effect)影響，提出一個不相關的數字會影響被告判刑年期，專門知識似乎只讓法官對這項決定更有自信。

法官無法不受偏見與不相關事實影響，即使這是法律上的要求。一項研究也發現在一日中甚麼時間裁定會對裁判結果有影響，剛開始上班與用餐休息後較容易通過假釋申請，一天尾聲或休息時間前則幾乎不會通過。法官也會出現「收窄分層」(narrow bracketing)的現象，即把判斷對象分成小組，每組的結果大致一致，例如連續批准四宗假釋申請後，第五宗較不可能通過。

法學院訓練要求不「訴諸感情」，但保持淡然不代表人們的偏見減少，也不表示這就是客觀與公正。法學教授重視法學意見、法條架構與意義，希望彰顯法律一致與可預測，但這種看來是幫助法官確保客觀的解釋方式，反而遮蔽了真實。例如文本原旨主義聲稱法官判決只能根源文本，但文本通常不會只有一種解釋，找出法條來源的歷史意義，本身就是全憑主觀與推測。

法官有時會在進行事實調查時會引用外部資料來源，但他們接觸的「事實」可能會有瑕疵或造成誤導，特別是當法官依直覺作判斷後，再尋找可以支持這個判斷的資料時，會讓法官的研究用於完成特定推論，而不是顧及所有可能情況。法庭之友(friend-of-the-court)提供的資訊也會選擇事實，為某一方辯護，而法院卻不為資料作任何審查，以支持法官早已決定好的結論。作者認為，為了發掘隱而不顯的偏見，司法體系應更努力留下紀錄，以判斷實際的表現，為法官提供判決後的回饋。

我們的道德判斷通常是快速而自動的捷思過程，而不是理性的思考。有時我們不知道道德判斷是怎樣來，但還是可以侃侃而談判斷過程的理由與正當。心理學家發現，我們施以懲罰的最大原因不是威懾或隔離犯罪者，而是報復的欲望。當法律聲稱處罰時要考慮犯罪者的心智能力，但被告實際精神狀態或能力卻較不相關，而是與做成的損害本身比較有關。例如當一名十四歲男童從高向下面的汽車丟汽水瓶，假如瓶子純粹偶然地導致他人死亡，我們便會高估男童的控制能力、故意程度與自由意志，似乎是先決定好處罰，然後才證明它是正當的。

以懲罰重整道德秩序的欲望，有時會壓過我們對公平待遇的承諾。受到報復心態影響，受害者與被告的種族、被告的外觀、行為舉止、法官與陪審員對死亡的恐懼、被告的價值觀是否與法官或陪審員一致、法官或陪審員是否相信邪惡是不能改變的特質，都會改變懲罰的嚴重程度。

單獨監禁會令原本的精神疾病惡化，並引發新的精神問題。長期單獨監禁會引起抑鬱、焦慮、認知能力受損，也常會做出自殘行為。我們對單獨與長期監禁視而不見，可能是因為傷害隱而不見，受苦者與我們有距離，而隔離不是直接造成痛苦，而是剝奪與人接觸這項不可或缺的事。

大量監禁與犯罪率下跌的關係也不是看起來這麼簡單，美國的再犯罪率一直在40%，較少運用監禁的加拿大犯罪率變動與美國一致，而且監獄內發生的大量犯罪未有納入犯罪率統計。聲稱嚴厲懲罰帶來威懾作用的出發點也與實際不符，法律複雜難懂，犯罪者通常並不了解，即使了解，也不能在多變與無法預測的變數下作出完整的成本效應分析。犯罪者也會受認知偏見影響，例如認為罰款加上社會服務令比單是罰款較不嚴厲。監禁的感受也會隨時間改變，在「制度化地習慣」後，受刑人釋放時並不會覺得再待在牢內一年有那麼不快。

作者提出，威懾作用要有所發揮，必須讓潛在罪犯認為他們一定會被抓，並會受到明確而立即的處罰。低被捕率與司法拖延，都會令懲罰的威懾作用減低。作者認為資源可投入於增加警察存在感，儘量讓犯人覺得犯罪會被發現，會較易達成目標。處罰必須讓人感到不快，但不必太久，這也有助加快司法程序。

現時美國的監禁方式不但無法提供威懾作用，還可能增加未來的犯罪行為。監獄過於擠擁，獄內教育與職訓計劃不足，受刑人無事可做，部份人會進行暴力的舉動。受刑人在監獄變得殘暴，得到犯罪的人際網絡，在受刑期間失去與社會的聯繫與工作經驗，部份人因單獨監禁精神出現問題，這都讓受刑人更難重投社會。過於嚴厲的懲罰也會令人覺得法律不值得尊敬，更加不想遵守法律。北歐的經驗顯示，著眼於再社會化受刑人，致力讓他們改過遷善，再犯罪率全世界最低，反映這是可行的方向。

許多研究認為真誠的自我反省不能發現偏見，但這卻是司法體系規定的做法。例如在陪審員篩選中，法院會問候選陪審員有沒有信仰、感覺、生活經驗或其他理由，會影響他們作有罪判決，並假設陪審員答不會就等於沒有偏見。司法體系以為沒有偏見是可以選擇的，其實對於腦中許多自動過程，我們的控制力微乎其微。陪審員篩選程序對律師與法官的偏見也沒有限制，律師想要任何種族的陪審員除名，只需要隨便找一個與種族無關的理由，不必有說服力。

作者認為法律制度花太多精力保障嚴格執行程序，不太關注實質正義。例如當警察已事先告知疑犯有甚麼權利，就認為權利已獲得保障，即使疑犯有精神疾病。警方也會試圖以容易被聽者誤解與忽略的方式宣讀權利宣言，例如不經意提起與不在逮捕那刻宣讀。程序的複雜，反而製造出公平的假象，令體制問題更難被發現。

我們在理解法律制度的資訊途徑存在不平等，對大多數人而言，根據沒有渠道得知是甚麼影響警察、法官、陪審員等人的行為。學者研究的刊物昂貴，研究者也不願過度註釋自己的資料應用於實務上。這些研究成果卻形成審判顧問這門產業，成員過半數受過心理學家訓練，負責指導證人作證、研究甚麼陪審員特徵對自己一方有利、媒體關係、模擬審判等。

問題在於審判顧問的收費高昂，越有錢的人越有辦法找到幫助在體制中有利於自己，社會底層則沒有辦法，不斷在體制中往下沈淪。本書提到的心理學與神經科學發現，既可以用來促進正義，也可以用來阻礙它，而審判顧問將這些發現變成價高者得。現有司法環境鼓為委託人多做一點，也令使用人類心理人知識操縱法律上的行為人，不僅受到允許，甚至值得稱讚。

對於未來，作者指出現在已有新技術可以利用，不需總是依靠不可靠的人類，如DNA痕量證據分析、警察裝備全景掃描相機、協助調查的手機程式等。警察也可以接受急救訓練，處理打鬥造成的主要傷害，救護車配備止血藥傳明酸，以拯救更多暴力受害者的性命。法律上的行為人可自由裁量範圍也應該受限，例如成立獨立團體為所有法官提供報告，由控辯雙方出資成立獨立專家小組，限制陪審員決定證人或專家是否可靠，改善指認嫌犯的做法。電腦也可以代替法律行為人的「思考」，例如以手機應用程式引導巡警調查。

在較長遠的未來，作者提出可以捨棄由真人出席參與的現實審判，消除外在表現帶來的偏見，減低人口特徵、身體語言、語調、服裝的效果。虛擬審判也減少在法庭上作證或陪審團席的心理壓力，證人就沒有必要事先排演，造成記憶扭曲。虛擬環境標準化也法庭內的所有人更舒適，審判可以完整紀錄有助上訴法官了解實際發生甚麼事。審判也可以上呈給多組陪審團，讓我們知道審判結果是否一致，也讓更多人可以看到審判，令它更為透明。甚至辯護人提出的證據也不需要即時傳播，先由律師提出質疑，假如得到法官同意，有問題的證據就可以不必呈交陪審團。如果刑事司法制度可以重新設計，作者認為訊問疑犯、證人指認，甚至矯治環境都可以虛擬進行。

要讓原本講求對立的刑事司法制度改變，作者認為我們或許可以讓警察重新思考其工作，不是要把人關起來，而應該要改善社區的安全。偵查人員的目標也不應是讓對方承認有罪，而是把可靠的資訊蒐集起來，注意資訊的正確。律師的存在不只是為了服務客戶，檢察官與辯護人都應該追求體制的正義，方法之一是將如蒐集與調查證據等法律工作，交給一個以上的獨立機構。認罪協商阻斷正當程序的實現，不是保障憲法的捷徑。獄卒可以像北歐那樣比較接近社工角色，幫助囚犯重返社會。我們也應設法減少大眾與囚犯的鴻溝，設法讓他們可以完全回復公民權。

我們也可以思考將犯罪當作公共衛生的議題，刑事司法制度不是為了尋找責難對象，而在於修復損害。問題解決法院(problem-solving court)是過去二十年間的新發展，這種法院根據違法者的精神病、吸毒或賣淫史，為他們度身訂造治療的方式。讓刑事司法制度不再以責難為核心，可以讓受害者參與司法程序，並將社會資源轉作預防犯罪。

作者最後指，真正重要的是我們要行動，歷史的軌跡不一定歸向正義，除非我們將它導向正義。

Economism

看完了James Kwak的Economism，economism在本書是指依靠基本經濟學教訓解釋所有社會現象。作者指，經濟主義忽視不配合的事實與假設，將現實世界問題簡化時簡單模型解答。它以非意識形態的外觀出現，以思考框架的形式運作，這也是其影響力的原因之一。經濟主義也因其簡潔與能夠解釋許多情況而具吸引力，複雜社會現象簡化成供應與需求曲線，讓人相信自己第一次能夠清楚理解世界。

作者指出，經濟主義並不是經濟學本身，而是第一年學到的經濟學模型，加上忘記模型背後假設，以及從不分析現實世界資料的結果。作者也提及經濟主義與政治議題相關，供應與需求模型視不平等為不相關，市場產生的結果，就是在可能情況中最好的結果。而在現實世界中，經濟主義往往用於增加不平等，或者證成現有經濟體系中產生的不平等。

在美國，經濟主義散播始於二戰期間的始創人，奧地利經濟學家米塞斯與海耶克。經濟主義指供需競爭市場會帶來可能情況中最好的結果，為商界與富人提供概念框架對抗新政帶來的限制，他們資助推廣經濟主義的學者與智庫，並在1970年代與政治行動聯繫，讓經濟主義成為保守政治運動內容之一。經濟主義通過各種智庫與商界推廣，在大眾媒體中傳播，在1981年列根擔任美國總統後產生更深遠影響。

接著作者以各種例子描述經濟主義怎樣與現實不符。經濟主義指最低工資只會令就業數低於均衡，減低社會福祉，但分析實際數據的經濟學研究顯示出各種結果。提高最低工資不一定增加失業，原因包括僱主未必可以在工資增加時以機器取代員工，特別是小規模僱主；大規模僱主則可能有足夠市場議價權，供需法則對他們並不適用；成本提高可由提高價格彌補，特別是以高收入顧客為對象的商品；提高工資也可能會增加勞工生產力；最後，較高最低工資增加勞工購買力，由於較貧困者花費其收入較大部份，較高最低工資有可能刺激經濟活動。

經濟主義也指最高收入一群近年收入大幅增加並無不妥，因為高收入反映這些人的邊際生產力。但作者指出，財富500強總裁、華爾街高層與矽谷富豪的高收入，與以社會角度來說的邊際生產力並無明顯關係，而且很常只是依靠運氣。他們決定工作多少也不一定與巨額薪酬有關，其財富已足夠一生所用，可自己選擇是否工作，而選擇工作者更可能是出於享受或追求滿足感，較少是出於金錢。

關於稅制，經濟主義明確強調減低非常富有者的稅負，並下調或廢除投資收入的徵稅，認為兩者都可以令整體儲蓄增加，促進資本形成與刺激投資。但實際數據顯示資本所得最高稅率對儲蓄、資本形成與經濟增長沒有很大影響，可能原因包括︰一，人們決定儲蓄與否時並未考慮自己的稅率；二，較高資本所得稅率可能導致中等收入家庭提高儲蓄，以供退休之用；三，行為經濟學發現大多數人的財政決定，並不是基於複雜潛在回報率計算，而是依靠簡單法則如「有剩餘則儲蓄」或「儲蓄薪金10%」；四，對非常富有者而言，當中許多似乎都希望財富越多越好，較高稅率並不會讓他們減少儲蓄並增加消費；五，即使減稅可以增加個人儲蓄，但政府稅收減少，意味著政府需要增加借貸，可供私人部門的資本因而減少。

調整所得稅也並未如經濟主義預測般令所有人工作時數改變，只對已婚女性有輕微影響，所謂「工作創造者」的富人並沒有改變工作時數，最多只是更努力避稅。作者也指出，政府支出並不像經濟主義聲稱越少越好，法律與秩序、財產權、契約、競爭與貨幣體系都需要政府參與。任何稅收帶來的損失都需要與利益比較，這需要複雜與大量事實的分析，而不是經濟主義的籠統宣言。

在醫療方面，經濟主義偏好競爭市場的方案，認為人們像購物般考慮自己負擔能力選擇醫療服務最好。具體政策建議是更多「成本分擔」(cost sharing)，例如所謂「高額免賠額」(“high-deductible”)保險計劃，要求人們自行承擔一定數額後才能申領保險賠償。據稱這種計劃可以令保險客戶變成更聰明的消費者，減少不必要開支，因而在競爭市場中令保費降低。

實際上，作者引用著名經濟學家Kenneth Arrow指出，醫療與其他市場並不相同。醫療開支並不會定期出現，我們在大多時間並不需要醫療照護，但在有需要時則極為重要。由於不是定期消費醫療服務，我們缺乏知識與經驗成為聰明的選擇人，沒有能力適當選擇醫療服務。按美國的實際數字分析，較高水平成本分擔反而會令有效的治療較不普及，人們會較少購買，或者購買不適合的醫療服務。

Arrow也指出私營醫療保險市場幾乎注定有缺陷，慢性病患者或老年人的收費很可能高於其可負擔水平。作者指，社會上有部份人無法負擔醫療服務，意味著社會整體福祉受損，醫療服務不能僅以價高者得的方式分配。

作者指，假如要避免私營醫療保險市場中有人無力投保，就需要禁止價格歧視，即對不同人有不同收費的做法。但這樣做又會帶來逆向選擇的問題︰保費對健康者而言過高，因此拒絕投保，這會讓風險池只剩下病患，因而推高保費，這又令更少人投保。為解決逆向選擇需要強制所有人，包括健康者都必須投保，但貧窮家庭可能仍然無力投保，因此又需要向貧窮家庭補助。最後，個別保險商可能會只挑選健康者承保，這需要以在保險公司之間轉移資金的風險調整機制彌補。

與其要以這種複雜方式提供仍然未能觸及全體的醫療體系，作者指除美國外其餘已發展國家已有另一選擇︰稅收支付的統一醫療保險體系，使用大部份醫療服務都不視乎支付能力。按已有表現評估，採用這種方式的已發展國家，醫療表現都與美國相近或表現更好，而醫療支出卻比美國少。

對於金融業，經濟主義認為金融市場可令風險更有效分配，偏好較高風險者可在金融市場購買相應產品，賺取較高回報。管制金融市場沒有必要，因為市場參與者都清楚自己承擔的風險。然而作者從2005年選擇性利率浮動房貸(Option ARM)指出，一般人不能理解當中法律條文，選擇這種貸款以購買或重貸房屋者不是消費者，而是次按證劵的原料，缺乏管制導致的，是大量極不可能償還的貸款出現。

經濟主義也假設銀行會理性追求最大利潤，按風險收取相應的回報。但作者指出「銀行」不可能像理性個人的假設般行動，原因是經濟學著名的代理問題，即銀行僱員為自己的利益著想，可能會犧牲銀行的利益。銀行高層直至2007年一直進行高風險的CDO交易，很可能是因為這能帶來短期利潤，讓自己的花紅增加，而不是認為CDO的風險與回報相應。到2007年CDO市場崩盤，銀行損失慘重，但高層已收下巨額回報。2008年雷曼兄弟破產引發金融體系危機，也反映出部份大型銀行已「大到不能倒」，這與供需模型中的競爭市場並不相符。

在貿易方面，經濟主義以比較優勢的原則認為，任何對貿易的限制都只會減少整體福祉。但作者指出國外貿易總會產生贏家與輸家，即使貿易能令整體福祉增加，也需要重分配措施讓輸家得到贏家部份成果。在缺乏增加重分配措施下，貿易很可能會令高收入群組收入增加，整體消費者受惠輕微，但受國際競爭而淘汰的行業員工則陷入貧困，其餘工人的工資受壓，最終令整體不平等增加。作者也批評跨太平洋戰略經濟夥伴關係協議(TPP)與自由貿易的關係甚少，反而是保護大型跨國企業利益的規則。

作者最後指，經濟主義並不總是正確，但它聲稱據有絕對真理，因而不容任何討論。經濟主義也總是用於證成富人偏好的政策與不平等情況，甚至讓部份政治家真心相信這就是正確見解，讓既有秩序免受民主的挑戰。作者認為，要減少經濟主義的影響，就要理解模型的假設與限制，不再認為經濟主義模型必然正確。此外，面對經濟主義定義社會福祉為消費者剩餘加生產者剩餘，假定社會組織的目的就是增加物質繁榮，我們也需要對集體追求有新的社會觀。

昭和天皇

看完了Bix的《昭和天皇》。裕仁受教育時以明治時的架構理解周遭世界，當時國家權力被定義為以家族親密關係為基礎，天皇如同父母，絕對君權觀念納入公立教育體系中。明治時期成立的皇軍以嚴苛紀律與天皇道德權威為從屬基礎，軍隊同時保護外來入侵與在國內執法，兩者從未得到釐清。裕仁的教育混合傳統與現代化，既有儀式禮節也有現代科學教育，裕仁本身也成為業餘海洋生物學家。

1921年3月，裕仁完成在御學問所的教育，出訪歐洲，加強自己積極參與世界事務的形象。身近則認為裕仁雖然資質不錯，但缺乏自信並拙於社交。裕仁也從英王喬治五世中，學到君主應有自己政治判斷，以及以典禮與儀式深入人心的重要。

1925年3月，日本眾議院通過高壓的《治安維持法》，旨在禁絕無政府主義、共產主義與共和主義思潮。新法實際後，「國體」成為政黨間互相攻擊的政治手段，「國體」不再只是天皇行使主權，社會秩序與道德都納入「國體」觀念範圍。日蓮宗乘勢成立「國柱會」，以「澄清國體」得勢，敵視民主，標榜反猶，部份成員獲升為陸軍高級將領，如1931年滿州事件主謀石原莞爾。代表民族主義的日蓮宗運動，成為催生日本極端民族主義的有力媒介。

1926年12月，大正天皇去世，裕仁繼位，定年號為昭和。 自1927年起，裕仁身邊的宮廷派設法讓天皇在背後自由行使權力，卻不必承擔責任，內閣決定必須反映天皇的意志。1928年登基儀典後，政府處置批評天皇者的措施變得更為嚴厲，打壓世俗派領袖，監視新聞界與大學自由派知識份子。登基儀典讓報紙與廣擋服從國家意志，盲目迎合時代潮流，自我審查。其後國內經濟情況惡化，社會衝突加劇，種族主義興起以安撫時局，促成日本民族主義向世界擴張的衝動。作者認為，登基儀典反映出神道極端二元論，在1930與40年代扭曲日本人的認知，認為本國純粹種族與世界對抗，是正義與神聖的戰爭。

1930年倫敦海軍條約讓政黨內閣與軍隊發生衝突，反對條約的軍方與右翼份子認為，條約是英美白人列強對日本強加限制，認為要扭轉這些政策就要排除墮落的政黨政治與宮廷近臣。同年11月，首相濱田雄幸被殺。1931年，關東軍發動九一八事變，侵佔滿洲。裕人並未趁此機會支持內閣，壓制軍方，反而接受既成事實，即使陸軍僭越也無所謂，只要有好結果就好。

1931年10月，陸軍激進軍官試國發動政變事敗，但主事者未受嚴懲，內閣已無法壓制軍方。陸軍出現「皇道派」與「統制派」派閥鬥爭，兩者都旨在建立軍事獨裁並積極對外侵略，前者不惜政變以達成目標，以蘇聯為主要敵人，強調軍事與民族「精神」；後者則較傾向合法改造政府，以集結整體國力對抗，提升科學技術與工業現代化，促進全國精神動員為手段。兩個派系衝突益發激烈，貫徹整個1930年代的日本政壇。

1932年5月，海軍青年將校殺害首相犬養毅，始於大正時期的政黨內閣實驗結束，由篤信國體的「新官僚」組閣。1933年3月，日本因滿洲問題退出國際聯盟，沒有資料顯示裕仁注意到外交孤立會衍生甚麼問題，對他來說與陸軍維持良好關係更為重要。1936年2月26日，陸軍基層軍官發起叛亂，殺害大臣起事。裕仁決意鎮壓叛變，拒絕另組新閣，以最高統帥身份平叛。二二六事件讓裕人確信要以憲法維持他的軍事統帥權，認知到自己的權力無可限量，也開始偏向陸軍的統制派，認同批准巨額軍事預算。

1936年8月，日本通過「國策基準」，定下確保華北資源、準備對蘇戰爭，甚至支配西太平洋與東南亞等遠超日本國力能負荷的目標。這反映出日本官僚菁英用字含糊，放棄各方辯論以解決歧見，反而總之先把不同立場都放進國策的特色。政府與軍方的分歧越趨複雜，導致東京參謀本部與前線軍官的意見對立。裕仁強逼政府與軍方統帥統合的政策文書，實質上力促海外擴張，更在不久後鼓動無休止的戰爭。

1937年7月8日，日軍在北平附近的盧溝橋與中國守軍衝突，日本政府決定借題發揮，以掌握平津地區，並得到裕仁積極支持。日本以「事變」之名進行與中國的戰爭，原因在於避免美國限制工業與原料出口，以及神道中日本必然為道德與正義化身，因此攻擊中國不過是「事變」與表達「八絃一宇」使命的「聖戰」。

1938年10月，日軍地面行動在攻克武漢與廣州後轉向守勢，短期內勝利無望，但日本領導層彷彿是硬著頭皮繼續打下去。1939年5月，關東軍在諾門罕附近與蘇聯交戰敗北，但關東軍主事者只受到調職處分。1940年，德軍壓倒性征服西歐，德蘇簽訂互不侵犯條約，裕仁受到更大壓力同意陸軍建議德、義、日三國同盟，9月宣佈結盟。

作者指，正是由於中日戰爭，日本海、陸軍才得以擴充軍事工業，得到1941年秋冬對付英美上升的鉅額經費，並在佔領區掠奪與軍管，可以說是中國消除抑壓日本軍事支出的因素。作者也認為日美之戰並非不可挽回，裕仁其實不需急於接受軍方對外交交涉設下的時間，也不必同意外交需向備戰讓步。他可以集中力量於對華戰爭，調動滿蘇邊界兵力投入中國戰場，或是可以暫時接受英美警告，不介入歐洲戰事並以此圖利。但裕仁被軍方強硬派說服，選擇接受到時限就宣告開戰。對日本決策的各方而言，擴大戰端比冒著統治體系崩解終究有利得多。

1941年12月向英美開戰後，日軍順利佔領南洋重要戰略地區，但因為欠缺仔細盤算的終戰計劃，未能及時停止，採取較有彈性的戰略。1942年6月5日，海軍在中途島戰敗，損失四艘大型航空母艦，但海軍事後並未分析研究中途島一役損失慘重對未來作戰的影響。1942年秋天，裕仁堅持死守瓜達康婿爾島，直至同年年末才放棄，令日本在太平洋戰場遲遲未改為採取守勢。日軍接連戰敗，1944年7月，首相東條英機下台。10月，裕仁與統帥部強逼菲律賓日軍在雷伊泰與美軍決戰，戰敗，日本聯合艦隊幾近殲滅。

1945年沖繩戰役反映出裕人的個性缺陷︰拘泥於死板程序、不知變通，過度注重細節，拒絕接受敗局並未雨綢繆。1945年4月，在沖繩之役造成慘重傷亡，與日本本土城市多次被美軍空襲後，裕仁才表示有意求和。裕仁遲至八月十五日才正式宣佈投降，作者認為原因在於裕仁與統治菁英設法爭取保全戰後天皇地位，以及軍方高層對蘇聯調停的期望過高。直至原子彈投下與蘇聯參戰，加上民間批評皇室聲浪日增，才令裕仁原則上接受波茨坦宣言。

裕仁在終戰詔書重新塑造其愛好和平、被動戰爭旁觀者的形象，對自己不肯主動終止戰爭含糊其詞，避而不談決策者的責任，反而提出「全國皆應分擔責任」的觀念。美軍佔領日本後，麥克阿瑟希望利用天皇以改造日本人民精神，佔領軍旨在轄免裕仁的戰爭責任，並盡量利用日本既有政府組織，這與日本保護國體的策略不謀而合。

盟軍總部民間情報教育局在1945年12月發起運動，將絕大部份戰爭責任歸咎於少數「軍國主義者」，描繪百姓與天皇均受矇騙。日本統治菁英則提出「鑒於周邊局勢，帝國被逼發動大東亞戰爭」，天皇對突襲珍珠港全然不知情的日方官方說法，成為日後保守派政客對大戰觀點的主幹。盟軍與日本領袖在保護天皇一事中，基本上頗有共識。

1947年5月，裕仁在麥克阿瑟與首相幣原重喜郎催促，皇族成員威脅要天皇遜位，以及畏懼會受東京戰犯法庭起訴下，屈服接受日本的新憲法。此後終其一生，他始終無法調整心態，接受自己只是象徵性君主的地位。1946年的東京審判聽任國際法屈從於現實政治而扭曲，美國獨大，麥克阿瑟掌握大權，盟國各國政府以自己國家利益為先，法律與道德純屬次要。東京審判後，日本右派人士認為是鬧劇，馬克思主義知識份子批評天皇與商界領袖免於責任，民間則普遍能夠接受，繼續埋首於重建工作。作者也指東京審判讓日本民眾得知戰爭領袖的謊言與罪行，讓許多人立志日本不應再發動戰爭，也有助民眾接受新憲法。

自戰後起，日本政府對戰爭責任的態度一直是「雙重標準」，對外接受戰爭責任，對內則否認之，裕仁正是此「雙重標準」的最大象徵。1948年起，美蘇衝突加劇，裕仁在幕後支持日本與美國軍事同盟。1960年美日簽署安保條約的過程受到在野黨、工會與學生團體強烈反對，統治菁英無需搬出天皇就安然渡過這場國家危機，使裕仁期望有朝一日恢復政治影響力的美夢落空。

自1976年起，裕仁開始起草第二份《聖談拜聽錄》，試圖重新界定其歷史地位。1987年9月，裕仁健康開始惡化，1989年1月7日病逝。作者最後指，日本從二次大戰產生的許多問題仍未解決，日後會否有政治領袖利用天皇體制，阻止民主政治與民權思想，是日本在新千禧年必須深思的重要問題。

Philosophy and Real Politics

看完了Raymond Geuss的Philosophy and Real Politics，是一本政治哲學小書。本書批評以「理念理論」看待政治的哲學方式，認為這忽略了人的不確定與政治學習並非單線。作者主張政治哲學必須以現實為本，考慮在特定環境中推動實際人類的因素。政治是關於行動與行動的脈絡，立足於歷史，像工藝或藝術，而不是應用理論。

政治是以下三條問題的回答︰一，甚麼人對甚麼人做甚麼事，以讓甚麼得益；二，在特定次序、時機與優先程度下，集體需要做出甚麼選擇；三，集體行動這樣做的原因，或者合法性是甚麼。政治哲學的任務，在於理解實際發生甚麼、依特定面向評價發生的事、對行動概括定位、創建概念，以及與意識形態聯繫。政治理論可以是與意識形態假象對抗，批評意識形態，也可以是自己扮演意識形態角色，主動推動意識形態或轉移注意。

作者指與實際為本政治哲學相對的觀點，包括以權利為中心的理念化法律體系，以及以特定美德為中心的理念化社會，兩種觀點都忽視構成人類生活的歷史與社會學。作者用諾齊克理論為以權利為中心的例子，此理論假定有自然的主體權利，作者則指歷史上存在沒有自然主體權利觀點的較複雜社會，假設這種權利存在不會令我們更理解這些社會。

至於以特定美德為中心的理念化社會，作者以羅爾斯在《正義論》的理論為例，指出羅爾斯的理論帶來以下疑問︰正義是否在直觀上必然處於首要地位？人們對正義是否有清楚、已成共識的正義概念？政治理論以正義直觀為起點是否最適合？「在無知之幕下於原初位置選擇」是否前後一致及有用？如果正義是指平等分配，問題在於平等總是有不同面向，一方面的平等會成為另一方面不平等。如果正義是指「公平」，公平的定義在不同歷史下有差異，視乎環境脈絡。

由此，正義概念可以是指︰一，給予人們他們「應有」的；二，按功過看待；三，視乎總體的美德與卓越；四，與份額、資源或成果相等有關；五，公平或無私程序的觀念。羅爾斯的觀點似乎有幾點不足︰以總體卓越定義正義幾乎是循環定義；「作為公平的正義」堅定處於首要位置未有明確原因；羅爾斯的「我們」，似乎只是指寫作時的美國公民；「無知之幕」排除部份資訊以獲得事先希望的結果，但又沒有移除人們在壓抑與意識形態下的假象；沒有討論權力議題；將「直觀」視為人類本性，但人們的直觀本身反映其他社會轉變；沒有提及規則的執行與演變，而缺乏權力的規則只是空洞無物。作者認為，權力理論沒有位置的理論取態不但嚴重不足，而且因為它令人迷惑而有害。

作者最後指，在我們已知的社會中，權力是實際上廣泛出現的事實，在考慮政治時，建議先考慮權力。以理念理論談論道德，旨在讓我們的世界簡化為善與惡的二分，但在描述實際政治的用處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