機率陷阱

看完Gerd Gigerenzer的《機率陷阱》，主題是生活中風險的應用與誤用。作者指在聽到某事發生的機率時，要先了解這數字的分母是甚麼，例如明日降雨機率有30%，不是指明日有30%時間下雨，也不是指有30%專家說會下雨，而是如果明天重複一百次，有三十次會下雨。絕對風險與相對風險也值得留意，譬如說風險增加百份之百是說相對風險，但絕對風險可能只是從七千份之一增加至七千份之二。

我們非常害怕短時間造成大量傷亡但機率很低的事，這種「可怕風險」在社群少於一百人的狩獵社會中，大量傷亡可能會造成群體滅絕，但現在個人存亡已不再依靠人數較少的部落，只是腦內恐懼並沒有消失，可怕風險繼續觸動我們內心恐慌。

作者認為只要用合適方法，教育可以令人們更認識風險與分析。專家有時是製造問題的人，自己不夠了解風險，缺乏與大眾溝通技能，或存在利益衝突。複雜的解答並不一定解決複雜問題，簡單原則反而較為聰明，少即是多。

已知風險與未知風險屬不同層次，我們掌握已知風險所有可能、後果與選擇，需要邏輯與統計思考幫助我們決定；未知風險在現實世界更常出現，當中我們要面對突發狀況，作者指，這需要利用直覺與經驗法則幫助決定。人生許多問題，需要同時運用兩種技能才能解決。

機率有三個面向︰頻率、實體設計與信心程度。頻率與算數有關，計算發生次數除以總數以得出相對發生頻率。實體設計是人為創造出特定機率，例如骰子的完美對稱設計令每一數字出現機率為六分之一。信心程度建基於人的經驗與印象，例如證人的證詞可信程度有多高。頻率與實體設計是已知風險，但信心程度主觀而充滿變數，未必能處理世上所有未知情況。

經驗分則能在有意識或潛意識下使用，潛意識運用經驗法則就是直覺，特點為︰一，在腦海中很快閃過；二，我們不是很清楚其背後邏輯與原因；三，感覺不會強至我們想付諸行動。

將已知風險當成沒有風險會產生「零風險錯覺」，例如檢測出陽性結果不代表一定患病，也可能是假陽性。將未知風險誤以為是已知風險則是「風險可知錯覺」或「火雞錯覺」，例如感恩節前火雞認為自己最安全，或者投資模型應用在真實世界反而導致災難。

作者指大腦運作方式是︰大腦無法接收所有外界資訊，但大腦智慧能以現在資源做出聰明猜測，這系統能犯下好的錯誤，可以從錯誤中學習。作者與《快思慢想》的Daniel Kahneman在直覺與認知偏誤的看法頗有不同，作者認為接受外界資訊再根據環境推測是人類認知體系的優點而非缺陷。好錯誤能幫助我們不斷學習發現，會犯錯的系統才是有智慧系統。

各種行業、企業與群體都有不同處理錯誤的文化，光譜一端是不敢犯錯的犯錯文化，出錯時會盡力隱藏，難以從中學習與發現；光譜另一端是改錯文化，鼓勵成員公開檢視錯誤，鼓勵好錯誤。作者舉例在運用檢查表上，航空業較接近改錯文化，醫療業則較接近犯錯文化，差異包括︰首先，醫院權力架構令檢查表較難落實，讓護士不易越權提醒醫生的缺失；其次，航空安全後果由乘客與機師共同承擔，但在醫院，病人過世不會令醫生有生命危險；第三，航空公司不太可能隱瞞墜機事件，但病人由醫療疏失死亡較少受報導。

防禦性決策是指為保護自己在事情出差錯時不受波及，所以比起較理想的選項，還是選擇較能保護自己的選項。在醫療上是醫生因害怕被告，讓病人接受不必要檢測或治療，就算這些程序可能危害病人生命安全的防禦性醫療。一項對美國賓夕法尼亞州醫生的調查指，最常做的非必要檢測是CT、MRIs與X光。醫師不會因過度治療而被告，反而因害怕被告不敢提供最好的意見。在美國，金錢也是防禦性醫療一項重要誘因，醫生為病人進行各種檢測，可從保險公司領取大筆保金，好好解釋病情，卻不會帶到多少錢。

不需親身經歷，我們也可以兩種方式學習恐懼，即社會模仿與生物準備。社會模仿指所屬社會族群害怕某事，那我們也要害怕此事。這讓不同文化間，甚至同一文化內，令人恐懼與安心的事物可以有很大差異。生物準備融合先天條件與後天刺激，我們對某項事物的恐懼已內建在身體，並由社會刺激激發，例子有蜘蛛、爬蟲類、打雷、害怕被拒絕等恐懼。

儘管銀行專家預測表現不佳，但企業主管仍花費請專家預測，或許是因為不知道銀行預測不準備，但也可能是因為請人預測能分攤自己的責任，當企業損失時將責任推給銀行，是一種防禦性決策。

複雜投資模型表現不比簡單的1/N法則——平均分配資金在N種投資目標——好，反映凡事應盡可能簡單，但不能過於簡化，當中決定準則是︰一，未知因素越多，越應簡化；二，眼前選擇越多，越應簡化；三，歷史數據越多，複雜模型越適用。

雖然作者訪問大企業管理人員時發現當中不少以直覺決策，層級越高的主管越會仰賴直覺，但他們在公開場合中卻不會承認。對直覺敬而遠之的理由有︰大家預期決定是基於合理解釋、群體決策中很難以直覺為自己辯護與焦慮沒有全盤考慮所有事實。作者指主管會以事後製造理由與防禦性決策隱藏直覺，前者花費企業時間、金錢與資源，後者則會造成最佳選擇無法實現。作者認為，良好領導由充滿經驗法則的工具箱，以及快速判斷哪條規則適用甚麼情境的直覺力構成。

作者指出在未知情況下，最佳解答不一定會有最好結果，選擇避免最壞結果的極小極大經驗法則更能減少不確定性。運動專長也反映出無意識智慧，經驗老到者有意識思考反而會令表現變差。在第一次去的餐廳點餐，比起忙於搜索整份菜單找出最好選擇，選擇第一項選項或跟隨友人反而既可省下時間，又可減少或許會錯失最好選擇的沮喪。購物也是如此，比起尋找永遠無法得知是最好的可能，選擇第一個夠好的選項更令人滿意。

我們總是覺得多名子女中排中間那位較少受父母照顧，這未必與父母是否偏心有關。作者以1/N規則模擬多名子女受父母照顧時間，在兩名子女時每名孩子的總照顧時數一樣，但在三名子女或以上家庭，中間的小孩從未與獨得與父母相處時間，總是要與其他兄弟姊妹分享父母照顧，長遠而言在十八歲前得到父母照顧總是比兄弟姊妹少，而且兄弟姊妹年齡平均相差年齡越高，中間的孩子得到父母照顧越少。

作者提出以自然頻率代替機率傳達風險訊息，讓人們更容易了解問題︰

現時醫療系統醫生與病人信任受損，除了因為前述的防禦性醫療與利益衝突外，也因為醫生受訓練時統計思維教育成效不佳，學習的目的只是為了期末考試。作者建議醫學院以自然頻率教學並重新設計課程，公眾也應能免費使用醫學資料庫、免費取得病歷與免費使用醫學期刊，以更容易接觸正確醫學訊息。

早期前列腺癌早期雖然似乎可增加五年存活率，但對實際死亡率的影響卻不大。原因在於早期篩檢會找到更多不會繼續發展的病例，令存活病例增加，這卻令許多本來沒必要接受治療的人受到傷害。

防範金融風險的慣常方式，是訂立越來越複雜的制度，但作者指這只會帶來確定幻覺，反而不如以限制財務槓桿這簡單原則有效。避免銀行大到不能倒也不能指望銀行自行評估風險，因為這無法評估未知風險，縮小銀行規模、區分一般銀行與投資銀行業務、讓金融業更透明以及個人拒絕大銀行與高風險產品，都是防止銀行過份冒險的做法。

作者對媒體報導風險新聞的第一法則是，媒體越是報導某健康風險，對個人的危險就越小。政府對金融風險比低機率健康風險的政策取向差天共地，可能是因為說客對政客的影響，製藥業可從政府干預健康風險得利，銀行業卻不希望政府介入。

作者為風險教育教材定下三大主題——即健康風險、金融風險與數位風險知識——與三種技能——統計式思考、經驗法則與風險心理——以解決日常問題為重點。 統計式思考是處理數字的能力，例如理解下雨機率；經驗法則是在不確定環境中做好決定的能力；風險心理是關於影響我們行為的情緒與社會力量。

對健康常識教育，作者指教學應早於青春期，在五至十歲開始，並與同學共同學習，內容包括烹飪與運動等實用技能、健康知識與心理建設。金融教育教育孩子如何處理自己財務，架構與健康教育類似，內容包括記帳、債務陷阱、金錢觀等。數位教育目標是培養不被數位科技控制的能力，內容包括數位風險知識與數位自制能力。作者總結指，面對風險，專家並不一定做得更好，民眾應有豐富知識與勇氣，勇於思考，為自己做決定。

The wealth of humans

看完了Ryan Avent的The wealth of humans，主題是二十一世紀技術與工作可能會怎樣發展。作者指工作除了是獲取資源的手段外，也是個人身份的來源，建構日常生活，提供個人滿足感並與社會連結。自上一代起，工作扮演這些角色的效率下降，技術進步則帶來更進一步的壓力。

數位革命以三種方式改變工作︰一是自動化，讓機械取代更多工人；二是全球化，令工人需與全球同業競爭；三是科技大幅增加部份高技術勞工的生產力，讓小數人可獲巨大利益。這三種趨勢結合，產生勞工過剩的現象。經濟與社會將嘗試調整，意味著許多工人工資停滯、不平等增加與另外許多人與工作世界漸失聯繫。社會不是將找到辦法增加工作或尋找其替代，就是工人會透過政治體系破壞干擾他們世界的力量。

然而維持工作與再分配的平衡極為困難。富裕與特權者不想補貼窮人，貧困者可能認為富裕者提供的重分配，留下貧富者間不平等的巨大差距，貧困者也可能無法接受他們無法有效發揮的經濟。假如重分配管理不當，有才能或雄心個人為改善經濟努力的誘因可能會消失，導致增長停滯，社會盈餘不足以為社會所有成員提供更高生活水準。

分開財富「創造者」與財富「享受者」的世界觀，忽略財富是在社會的基礎上建立。所有人都是社會的參與者，依據廣泛社會共識行事。當共識解體，財富就會消失。社會需要選擇大多數成員可接受的財富分配方式，或者體制分裂令所有人可獲的社會財富減少。

數位革命令社會財富更為重要，新科技令重要社會建制如財產權更能獲利，而且增加財富的活動也變得更為社會本質。數位革命為社會財富分配帶來緊張︰國家需要更好分配社會財富，但這會帶來收緊社會成員圈子的壓力，這令個人與社會，以及社會圈內人與圈外人之間出現衝突。

數位革命邏輯上的終點是經濟不需要人類勞動運作，這不會在近期出現，但作者指建立支持大眾數位繁榮制度的努力已經開始，其目的不是確保所有工人從經濟增長中獲益，而是為不工作者建立制度，因為經濟增長已不需要他們的工作。

像蒸氣與電力等可稱為「廣泛用途科技」，在生活許多不同層面都能更有效行事。數位科技似乎也展現廣泛用途科技的特質，其出現與革命地改變社會與經濟的延滯，可能是因為社會需要時間學習怎樣有效運用新科技，以及爆發地增長需要之前數十年的進展。

社會需要在數位革命帶來更佳商品、服務與體驗，以及社會與經濟上的動盪之間取捨，尤其是數位創新對工作擔當重要社會制度的影響。新科技令高技術勞工的生產力大為上升，高生產力的工作總數減少，大部份勞動力需在薪酬與生產力較低的工作就業。以高等教育提高勞工生產力的做法，至少在較發達國家，在高等教育率接近50%時似乎到達上限。

在勞動力過剩，勞工只能接受低工資的情況下，人手服務的需求增加，低工資也令企業較不積極推行自動化。這種勞動力過剩跡象近年已在發達國家出現，引起令人不安的趨勢︰實質工資增長緩慢、所得不平等增加、勞動所得佔總所得比例下跌。

自動化工作與勞動力過剩會為就業帶來三難︰一，高生產力與工資；二，抵抗自動化的能力；三，僱用大量員工的潛力。壓裂開採頁岩氣工資較高，工作也較難自動化，但規模有限；製造太陽能板既高生產力又能大量生產，但工作容易自動化；部份人手服務業較難自動化並能僱用大量員工，但工資難以提高。

醫療與教育行業容易受「鮑莫爾成本症」影響，即在社會其他高生產力行業推高工資時，低生產力行業工作也需提高，以吸引足夠勞工留在行業，這導致行業工資不符生產力增長地增加。數位革命潛力在於讓較少人處理現時由許多人做的工作，教育與醫療等公共行業或是需減少人手，或是需在僱用大量人員下，以低生產力與高收費為代價。

作者認為，新科技為未來帶來的機遇，較有可能是摧毀更多工作，同時減低大部份重要消費商品與服務的價格，這表示即使工資停滯，實質生活水準也可能提升。因為工資與重要服務及娛樂成本下跌，不工作變得更為吸引，這會為社會保障制度帶來壓力，可能令社會分裂成為社會計劃付費的工作者及依靠社會計劃者。當富有者減少對貧者的援助，會導致兩群人出現激烈政治衝突，這些衝突由手握權力者形塑與決定。

勞動力過剩令勞工經濟權力低下，也與重要經濟決定日益無關。以往勞工以各種排外手段主動取得較稀缺的地位，包括性別、種族、國界等歧視、工會與執照。但現在的工人在勞動市場中缺乏議價能力，也難以透過工會直接與僱主談判，只能依靠政治體系尋求協助。當既有政治制度無法提供援助，個別工人就更可能參與激進的政治運動。

在數位時代，特別是高生產力職位以搬動資訊為業，大型企業以整合內部資訊提供顧客所需，令企業內部資訊流動更為重要。企業經濟價值繫於其勞工互動的方式，由誰獲取企業成功的利潤就沒有簡單答案。數位革命令外判更容易，企業自行僱用勞工偏向於合作性質工作，令個別勞工貢獻難以量度的工作上。資訊重要提高使企業文化，即知道甚麼資訊有價值及如何行事更相關。但企業文化並非由個別員工建立，少數員工離職不會大為改變企業文化，但全體員工離去則會。假如整體員工組織合作，他們可能得到企業文化帶來的利潤，若非如此，回報更有可能由高層主管與東主獲取。

社會資本是在特定社會脈絡才有價值的個人知識，需要一定數量有相近意識的人才能運作。在富裕經濟體「去物資化」，即其價值著重於服務的環境下，相對於做事本身，做甚麼與應該怎樣做的知識更有需求，因此運用社會資本的比重增加。

各國間的貧富差異也可從社會資本差異角度分析，即使有健全制度，民眾仍需擁有何謂恰當行為、如何應對「不正常」行為、正式與非正式制度是否可信等知識，以強健的社會資本讓制作運作。吸納新來者從社會資本較低社會至較高社會，是提高人均社會資本的有效方法。假如多數新來者認同應內化新的社會資本，整體社會資本完整就不會有很大改變。然而，科技革命為社會資本帶來更大價值，為社會財富應如何分配與誰可算是社會群體一員帶來激烈政治爭議。

社會資本視乎特定社會脈絡，大城市因而受惠。大城市能容納更高程度的分工，令生產力提升；工作機會較密集，令不幸失去工作的人較有機會在同一行業再找到工作；資訊在城市可以快速收集、分析與傳遞，尤其在數位時代高價值但不易以電子訊息傳遞的複雜理念與生產行為模式。大城市更為熱門，但房屋供應有限，令房價急速上升。這令生產力與所得上升最快的地區，人口無法同步上升。人們因房價較低遷至較低生產力地區，造成勞動力錯配，擠壓工資水平與生產力。擁有高生產力城市物業的地主受惠，並創造出高社會資本社群以排除他人加入的尋求機制。

新興國家過去透過全球供應鏈，在技術不需提升太多下也可以供應廉價勞動力參與富裕經濟體生產活動。作者認為，數位革命令這種增長模式較難實行，富裕經濟體將以其社會資本優勢再度享有幾乎獨佔的地位。在經濟去物質化中，新興國家正出現「過早去工業化」，甚至從未工業化，這令人憂慮，因為歷史上幾乎唯一成功的經濟發展方向，就是以工業化提升技術與能力。

先進經濟體也要面對經濟成長所得未能流向工人，導致需求長期不足的「恆滯」問題。中央銀行刺激需求的難度日益增加，原因在於急速全球化與全球儲蓄過剩、獲利投資機會不足與以及分配不均加劇。透過低息與借貸保持需求無法持久，在借貸抵押資產價格停止上升後造成2007年嚴重金融危機。危機後所得與支出仍然失衡，雖然新興市場儲蓄減少，但富裕國家企業在利潤率創新高下增加儲蓄。人口老化、經濟活動去物質化與分配不均更嚴重也令需求疲弱持續。

為解決疲弱需求，讓購買力交到願意消費與投資的人手中，政府可以直接支出，例如增金轉移與大型公共投資。資金可來自稅收或舉債，或者印刷貨幣。更長遠的辦法是勞工得到經濟增長所得更大份額。作者提議可提高勞工議價力量，以及在高生產力城市大量興趣房屋，既可透過建設提高需求，也能減慢這些城市的房價上升，勞工相對具生產力土地的比例下跌，也令勞工佔經濟增長所得份額增加。

作者提醒，在數位與全球化時代，全球需求與儲蓄投資平衡會影響任何連繫全球金融體系的經濟。此外，要維持需求有序增長，需要從儲蓄者再分配購買力至消費者，不論是透過貨幣貶值、通脹、借貸增加或政府直接轉移。直接轉移是最不危險的方法，但任何重分配都是激進政策，政府不見得會在沒有危機威脅下主動推行。

在提高最低工資與資薪補貼之間，分別在於成本由僱主(視乎僱主在市場的力量，轉嫁消費者)還是納稅人負擔。兩者都需要面臨抉擇︰在就業只能在低工資維持下，大幅提高最低工資可提升現職勞工所得，卻會導致就業人數明顯下跌。假如由政府劃一補貼，即推行基本收入，工資最低一群勞工則會發現完全不工作可能更為吸引。這逼使政府從以下三者選擇︰一是容許較大部份勞動力不參與勞動市場，二是繼續讓較大部份勞動力處於貧困，三是確保較大部份勞動力完成足夠消磨時間的工作。

其餘讓勞工更具生產力的方法包括教育，這在發展中經濟體會帶來好處，但正如前述，在高等教育擴張近乎上限、技術勞工相對較不稀缺的發達經濟體，更多技術勞工只會讓其議價能力下降。增加資本投資，例如在高生產力城市興起房屋與基建，對增加勞工生產力與減少其過剩有幫助，但這策略在金融市場發展不足的經濟體較難收效。

發展中經濟體居民移居發達經濟體可提高其生產力與所得，但在企業社會資本為增長瓶頸時，會令勞動力過剩加劇，已居於發達經濟體者無法受益。典型選民希望自己的生活水準隨時間改善，假如他們相信讓餅變大能令自己所得份額增加，就會支持刺激經濟增長政策，否則就會支持重分配。同理，新來者如果促進經濟增長，能令自己份額增加，選民不會太介意有更多人分餅，但在增長減慢時，或至少典型選民認為自己所得份額減少時，更多人來分餅就會引來政治關注。

在富裕世界，不平等加劇已有數十年，為何政治家對此反應緩慢？作者估計可能是由於科技發展抵償部份工資停滯、部份居民從物價較高城市移居較便宜城市與消費不均依靠借貸增加上升不多，但最重要的是，政治體制頑固抗拒改變。尤其是在兩黨制政制中，不滿者可能不得不留在原黨，以黨內運動獲取控制權。至於在不同政制的國家，現在已出現不同層面的碎片化，令組成穩定政府更困難，在歐洲分離與民族主義興起。意識形態重組，或會令部份主要民主國家的政治立場根本轉變，然後不同國家及國際組織間會以難以預測的方式互相競爭。

未來人們可能會有更多休閒時間，但他們也渴望有自主動能，雖然不想被逼做不愉快工作才能養活家庭，卻也不想遭劃為沒有需要，或者以受指派做無意義工作為代價接受慷慨福利。但數位經濟能否提供這種工作條件並不明確。人們所想與經濟及政治系統能提供的衝突將反映在政治領域，各種關於如何達至「好生活」的敘事帶來政治衝突，外國政府、偷走工作的新移民、貪婪銀行家與無能政治家都會成為受譴責的妖魔。

工會議價能力在職業分散與替代勞工科技更多下前景暗淡，人口老化令國家在文化上更為保守，讓工作條件令人滿意的未來並不明顯。政府繼續面對人口應同質並有利重分配，數目較多而較不重分配、較不平等並易受政客煽動情緒，還是排除地緣政治外在壓力、保持較大、共同體與重分配特質的取捨。

作者指，我們希望與誰共享社會這問題，最簡單的答案是「像我們那些人」，但這答案獨斷而不精確，總是有某種特質可定義某人既「像我們」又「不像我們」。較好的答案是︰「像我們」意思就是人類，身為人就是指擁有權利共享從已有知識演變那些社會制度產生的財富。我們面對的問題是如何處理好，既不能預期在其他國家這樣做時，任何社會會無條件開放邊界，也應該意識到假如我們幸運處於富裕社會，為其貢獻而有資格分享其得益同時，並不代表我們對這位置有獨佔權利。沒有人本該貧窮，也沒有人本該專橫地富有。

對於未來，作者認為樂觀之處在於工業革命前車之鑑，指出經濟轉型中危機與廣泛改善生活曾經怎樣發生。至於悲觀之處，是現在正如工業革命時一樣，沒有人指引社會讓科技為最多人帶來最大好處的方向。更現實與更理想主義的原因是，社會進步唯一方法是透過不同社會力量混亂、隨意與難以駕馭地交錯，沒有保證這次會與上次一樣順得結束。作者的結論是，面對未知，很容易會感到恐懼，但我們對這轉型的強大力量不應害怕，而應盡可能寬宏大量。

The End of Alchemy

看完了Mervyn King的The End of Alchemy，作者是前英倫銀行行長，當時負責應對2007-9年的金融風暴。本書主題是銀行與貨幣為何總是一再帶來危機，標題的煉金術是指，相信所有紙上貨幣都能轉換為有內在價值的商品，但事實上，任何貨幣都取決於對其發行者的信任。銀行存款由長期具風險的貸款支持，這些貸款無法迅速轉為貨幣。

本書經常提到四項概念︰失衡(disequilibrium)指經濟狀況無法持續，在一段時間後消費與生產模式會出現大轉變；根本不確定(radical uncertainty)指未來不確定至無法以可知及全面的後果列表概率呈現；囚徒困境(prisoner's dilemma)指合作的障礙令最佳後果難以達成；信任(trust)是市場經濟運作的元素，也是貨幣與銀行的核心。

市場經濟其中一項重要角色是連結現在與未來，協調今日與往後的消費及生產決定。在本書出版的2016年，異常低利率阻礙儲蓄，而儲蓄是未來需求的來源，假如這種情況持續，會令投資回報率下降，並讓資源投放在沒有利潤的計劃中，這都會拖低未來經濟增長率。市場經濟似乎未能有效連結現在與未來。作者認為當中的原因有二︰一， 根本不確定令連結現在與未來總是出問題；二，指引政府與中央銀行如何穩定經濟的經濟學家流行智慧，對根本不確定產生龐大失衡不夠著重。

自1970年代起西方世界為改善貨幣、匯率與銀行系統管理進行三項實驗︰一是中央銀行更為獨立以穩定通貨膨脹，後來發展為通脹目標政策；二是容許資本更為自由流動，同時在歐洲內與特別是中國等經濟增長國家鼓勵固定匯率；三是移除銀行與金融活動管制，推動競爭並允許銀行更多元與擴張，以達成金融穩定的目標。

作者指這三項實驗帶來好、壞與難看三種影響。好的是1990至2007年產出與通脹出奇穩定，即所謂大穩定時期(the Great Stability)。壞的是債務水平上升，固定匯率令各國貿易順逆差加劇，部份順差國家大量儲蓄，部份國家則以借債抵銷逆差，前者儲蓄意欲多於後者消費意欲令長期利率下跌，繼而令資產價格上升，房價上升讓人們必須提高借貸以購屋。難看的是銀行體系發展至極為脆弱，大型銀行持有資產上升，各銀行更為互相連結，銀行股本比例下跌，槓桿率上升。至2008年，難看的影響令壞影響遠多於好，令三項實驗都失敗。

各國對2008年危機前全球不平衡的問題並非一無所知，但沒有單一國家有誘因應對，假如個別國家自行應對，只會令經濟減慢及失業上升，對全球經濟或銀行體系沒有實質影響，這反映出囚徒困境的行動困難。資本由發展中國家透過西方銀行體系「上流」至已發展國家，低實質利率推高資產價格，並使金融機構與投資者為尋求高回報更為冒險，令銀行資產負債表急速擴張。全球經濟失衡與銀行資產負債表擴張兩項因素互動，令2008年的危機變得如此嚴重。

作者指這場危機帶來三項未有回答的問題︰一，為何各相關參與者在走向嚴重問題與世界經濟顯著調整前沒有採取行動改變？二，為何可視為這場危機起因的背後因素沒有得到多大改變？三，為何需求疲弱變得根深柢固，不受更多貨幣刺激措施影響？作者認為，要回答這三項問題，需要更為深入觀察從過去繼承的貨幣與銀行結構，以及今日世界經濟失衡的性質。我們無法完全預計未來的可能，對未來判斷出現的「錯誤」，是所有金融危機故事的核心。

作者認為，2008年危機後持續需求不足不是由於短期衝擊，而是之前預先消費引起的根本衰弱，停滯是危機前國內消費過高的結果，背後的失衡必須解決。現時利率對於短期需求快速增長而言是過高，對於長期適當平衡消費與儲蓄而言卻是過低。主要經濟體國內消費與儲蓄失衡同時，各國間也繼續出現外部不平衡，中國貿易順差與美國貿易逆差再度擴大，在歐元區，德國貿易順差是GDP的8%，荷蘭則更高。低利率無法改正需求失衡的情況，復甦緩慢反映問題不是暫時，而是更為根深柢固。

不論任何形式，貨幣都需要滿足兩項條件︰一是接受程度，例如人們願意接受以此貨幣買「東西」；二是穩定，即貨幣在未來交易的價值可作合理預估。現時較發達經濟體中貨幣主要形式為銀行存款，佔各國貨幣總量超過九成。在正常時期，信貸供應改變主要受向銀行借款者的需求影響；但在危機時，信貸供應則可能反映銀行借貸意欲，在這種情況下，中央銀行依靠刺激借貸需求彌補貨幣緊縮遠較平時困難。

當代經濟中貨幣在金融交易的接受程度，遠較其在買「東西」的接受程度重要。在極不穩環境下，某些貨幣形式可能無法獲接受為付款方式，人們對流動價值儲存的渴求可能會急速上升，這令貨幣與流動性非常緊密連繫。在2007至08年危機中，流動性需求急升，令中央銀行需創建緊急貨幣，增加中央銀行儲備。

管理貨幣價值穩定非常困難，部份原因在於政治建制無法抵抗創造貨幣以作收入，或用於短期刺激經濟措施取悅大眾的誘惑，直至明顯出現通貨膨脹。明確以維持幣值為法定責任的獨立中央銀行，證明能在1990至2000年代早期大穩定時期穩住通脹，作者指這是過去二十五年管理貨幣的主要成就。然而，在好景氣時提供適量貨幣以達至物價穩定，以及在壞景氣時提供恰當質量緊急貨幣以應對危機，這兩者的平衡至今仍然並非完美。

作者指以黃金為貨幣雖然有獨立於政府的吸引力，卻有兩項主要缺點︰一，黃金極為笨重不便；二，更為根本的是，黃金供應無法輕易由政府擴張，這在危機中流動性需求大增時是嚴重弱點，在正常時期也會令經濟增長上限由黃金相對貨物與服務價格決定，帶來通貨緊縮壓力。

貨幣的角色在於促進信任以作承諾與訂立合約，並能以今日的勞動轉換為通用購買力，以在現時不可能完整預知的未來運用，在資本主義經濟中擔當流動儲備的角色。在正常時期，廣泛不同資產都可能獲接受為貨幣，但在危機中，中央銀行貨幣是最後付款方式與價值儲存，其他資產因失去獲接受的信心可能變為無法流動。貨幣在「好」與「壞」時期的角色對理解危機前經濟問題不可或缺。

銀行在2007年危機出現前面臨囚徒困境，假如他們事先退出冒險放貸，不再購買複雜衍生工具並減低槓桿率，他們短期獲利就會比競爭對手少。即使一早知道風險，跟隨群體也比較安全，銀行因此沒有誘因行動以避開危機。

銀行資產相對GDP比例近百年來大幅上升，在美國升至與GDP相同，在英國則是GDP五倍。因為銀行在經濟中角色重要，市場相信政府不會讓銀行破產，即使出現問題納稅人也會介入，令銀行借貸利率較低。這種無形資助令銀行可以更為冒險，並擴張規模令自己在經濟中更為重要，因而實際上得到納稅人更多無形資助。批發融資提供更多短期借貸，令銀行可更為冒險，令其長期資產與短期債務更為錯配。

自1980年代起，銀行管制放鬆以及衍生工具發明帶來兩種影響︰一，這令銀行資產負債表規模不再與實際住戶與商業經濟活動連繫，因為衍生工具的交易沒有限制。二，銀行焦點從需要謹慎評核借款者以經營貸款，轉為統一進行與監察的證券交易，投資銀行在這過程中興起。這兩項發展改變最大型銀行的商業模式與文化，銀行以擴大規則為目標，因為「大到不能倒」可以更便宜地借款，同時新的複雜金融工具交易大幅擴張，發行銀行與投資者都不清楚這些工具的風險。銀行文化也更推崇運用複雜數學發明新金融工具的聰明人，也令道德標準受侵蝕，所有主要銀行都出現不當行為的醜聞。

銀行特別之處在於結合到期轉變——借短期債務作長期放貸——與風險轉變——將安全存款轉為具風險的貸款，銀行在貸款時為借款人建立存戶結餘，這些存款是可用作支付的貨幣，這種銀行創造的貨幣是今日貨幣主要形式。由安全的銀行存款——貨幣——轉化為非流動風險投資，就是貨幣與銀行的煉金術。

這種煉金術得以維持，在於所有儲戶不會在同一時間提取存款，但當可觀存戶同時提款時，銀行被逼要求其借款者立即還款，導致借款者資產大平賣，令銀行收回款項可能比已貸款額低。銀行也可能不得不拒絕存戶提款的要求。這種系統脆弱的原因有二︰一，特別是近期，大部份銀行融資的股本很少，以致資產稍為下跌就可能令銀行存款價值有問題。二，即使沒有壞消息，在部分存戶提走存款時，其他存戶在銀行存款可能受損時，加入提款行列是理性的做法。銀行擠兌是自我實現預言，當銀行流動儲備用盡後它可以很快倒閉。

有四種方式解決銀行系統煉金術的問題，其一是銀行在可能擠兌時關門，停止提款要求，但這會表示出令存戶信心受損的訊號，可能加速擠兌出現。其二是政府保證銀行存款以消除擠兌誘因，這是對銀行的無形資助，也會鼓勵銀行冒險，但在根本不確定的未來下無法避免。其三是取消銀行有限責任制，以避免管理他人金錢的不負責行為。其四是中央銀行向受擠兌銀行提供正式貸款，也就是擔當「最後放款者」。

金融工程讓銀行與影子銀行近乎無限地製造更多資產，這帶來兩項影響︰一，這些新工具主要在大型金融機構之間交易，令整體金融體系更為互相連結，任何一間機構出問題都會令其他機構有麻煩。二，總體資產負債表不受實體經濟規模所限，令銀行與影子銀行以驚人速度擴張。在危機後沒有人知道哪一間銀行最為曝險，所有機構都受懷疑，令風險溢價持續高於危機前。

對於未來，作者指渴望與相信「確定」誘人而危險，人們很容易因無法理解其觀察事件的特定環境，誤信錯誤的故事。風險可以依靠可觀察結果判斷保險合約，不確定則是無法定義甚至想像所有未來結果，不能為它定下機率。根本不確定為完全與競爭市場帶來缺口，許多未來事件無法事前想像，因而也不存在相關的期貨市場。

面對根本不確定，人們不可能計算行動的「預期效用」，因此不存在最適化的行為。人們面對不確定時不是最適化(optimise)，而是適應(cope)，在新環境、刺激與挑戰中反應與調整。行為經濟學找出人們在甚麼情況下不會最適化，但作者認為行為經濟學指人們總是「不理性」並不貼切，在根本不確定的環境下，試探法(heuristics)可能是適應未知未來的理性方式。

適應策略有三項元素︰一，將問題分類為是否適用於最適化行為；二，假如不適用，則以一套經驗規則或試探法 適應；三，一套敘事以整合最重要資訊，擔當試探法選擇與決定動機的基礎。試探法必須可行，敘事則必須可信。適應策略不是所有問題與環境的通用解決方法，而是回應特定問題的粗略與理性方式。出問題不一定是由於非理性行為或外來衝擊，也可能是選擇的試探法不符環境。

作者舉出試探法應用在金融市場的兩項例子︰其一是J.P.摩根總裁評估新金融產品時，需確定管理高層明白新產品，原因是可以向高層解釋的產品出問題時風險較低。其二是2007年前銀行資本要求以資本相對經風險權重資產比例計算，但在不確定下資產風險計算可能嚴重誤導，更粗略但簡單的方式是限制銀行槓桿率。

在根本不確定的世界，金融市場在一定程度上替代部份不存在的市場，卻造成市場已幾乎無限提供適應不確定方式的幻覺。根本不確定也為金融市場的流動性幻覺帶來問題，金融煉金術依靠的資產並不流動，流動性來自市場持續出現的買賣雙方，但根本不確定可干擾買賣雙方，令市場在一日之間不再流動。因為根本不確定意味著指引投資行為的敘事或適應策略本身不時更改，導致交易者對金融資產價值的觀感與交易意願急劇改變。

根本不確定令未來不可能預測，因而無法知道股價是否理性。股價波動是因為投資者試圖適應不可知的未來，他們對未來利潤的判斷可以非常不穩。股價並不是由客觀基本因素決定，而是由對基本因素的敘事決定。在流行敘事改變，或證實現時故事誤導的事發生後，股價可以大幅轉變。

中央銀行在貨幣管理上有兩項重要責任︰一是確保好景氣時，貨幣量增長率足以維持幣值大致穩定，二是在壞景氣時，貨幣量增長率足以維持流動性，以滿足私人部門無法預測的需求擺動。由於貨幣管理的挑戰無法事前預測，中央銀行需要有一定程度裁量權，以回應通脹短期變動。

通脹目標政策以中期通脹目標與短期回應經濟衝擊為元素，由獨立中央銀行推行通脹目標政策在於清晰簡單，既指導中央銀行政策，也為私人部門通脹預期設定目標，通脹預期會影響設定工資與價格水平，因而影響通脹。通脹目標令中央銀行不需要在每次得知影響經濟表現的新事情後改變框架，無需以單一模型判斷未來通脹走勢。

2007年金融危機後，決策者以宏觀審慎政策(Macro-prudential Policy)維持金融穩定，包括直接管控金融市場，例如限制貸款相對入息比例，以及間接管控，例如要求銀行在風險放貸中增加股本融資。這些政策需要中央銀行與其他監管者合作推行，相較利率政策較難推行與解釋，缺乏民主授權的中央銀行管制微觀經濟也可能帶來質疑。

2009年英美中央銀行創造大量貨幣卻未有帶來通脹，當中原因為︰一，貨幣供應增加同時，銀行體系與經濟對流動儲備的需求也急速提高；二，包括銀行存款的廣義貨幣只是溫和增長。作者也指出在銀行利率接近零的情況下，貨幣政策出現報酬遞減，難以令住戶放棄未來以在現時消費。

當通脹重回目標水平時，中央銀行也會面臨兩難︰容許通脹高於目標一段時間，還是讓通脹符合目標水平，後者會令實質利率無法下跌，令復甦不會出現，前者則會影響市場通脹預期，繼而令未來通脹水平變動。以通脹刺激經濟的策略會「前後不一」(time inconsistent)︰現時承諾未來會做的事，在未來到達目標時卻不會實行。

中央銀行擔當最後放款者，目的是為短暫流動性不足的銀行提供流動性以渡過恐慌。但問題在於身處根本不確定下，無法知道銀行是短暫流動性不足還是無力償債。最後放款者可避免流動性問題變成無力償債問題，但不是所有無力償債問題都能以最後放款者行動轉變為流動性問題。假如金融機構處於無力償債問題，即現有資金不足以吸收損失並避免損失時，只靠提供流動性不足以解決問題。

過往最後放款者應「無限向提供優質抵押品者以懲罰利率放款」的智慧，應用在今日的最後放款者會帶來兩項問題︰一，「優質抵押品」的定義，今日銀行持有大量非流動並無法在市場流動的資產，如貸款或複雜金融產品。最後放款者需要為這些抵押品「打折」(haircut)才能放款，折扣由2%至高於50%，這會為最後放款者援助設下上限，令銀行存戶與短期債權人提取款項的誘因增加，在極端情況下會使最後放款者援助變成死亡之吻。

二，銀行因接受最後放款者援助會帶來污名而抗拒援助，因為接受援助表示銀行需要流動性支援，令銀行以其他方式融資的能力受損。延期通報受中央銀行援助銀行有助減少污名問題，但無法完全消除銀行的抗拒，令最後放款者行動可能規模不足與過遲。

要求優質抵押品與懲罰利率的問題，令中央銀行與政府放鬆向最後放款者援助的要求，並開始轉向紓困。這令納稅人需要承擔風險，也給予銀行誘因擴張體系內的煉金術。作者提出的解決方案是，將最後放款者應對危機角色，轉變為銀行在好壞時期都可借款的制度，並確保銀行在好景氣時留下足夠抵押品，以在壞景氣時可獲取流動性滿足短期債權人需求。這將會在稍後更詳細說明。

貨幣「最適」範圍是不同國家或地區經歷相似衝擊，擁有單一勞動市場，對通脹有相似態度。這包括長期平均通脹目標的選擇、短期通脹與就業取捨的決定，以及達成這些目標的市場信譽。上述因素並非純粹關於經濟，也與政治極有關係。歷史上，國家加入或離開貨幣聯盟很少是關於「貨幣最適範圍」這概念，選擇何種貨幣往往是政治行動。

不同民族國家組成貨幣聯盟的基本問題是，過去通脹率不同的長期歷史，導致各國預期通脹率有別。在單一利率貨幣聯盟下，預期通脹不同意味著實質利率不同，起初較高通脹國家的實質利率較低，刺激需求並推高工資與物價，令通脹持續。這種差異令較高通脹國家在充分就業下出現貿易逆差，並須以較低通脹國家的借貸填補。

貨幣聯盟分成貸款國與借款國兩方，帶來政治身份緊張，例如2015年歐元區的德國與希臘。2007年後全球經濟下滑，加上歐元區邊陲國家失去競爭力，導致這些國家出現財政問題。在貨幣聯盟中恢復競爭力過程漫長而痛苦，為降低實際兌換率進行的「內部貶值」以長期大量失業，讓貿易商品與服務行業工資與價格下跌，這會令民主社會受壓。

作者指，歐元區未來不得不實行以下其中一項或多項方法︰

一，邊陲國家繼續高失業，直至工資與價格下跌至回復競爭力水平，採用浮動匯率風險太高的小國可能只有此一方法。

二，讓德國與其他順差國家高通脹一段時期，同時抑壓邊陲國家工資與價格，以消除各國競爭力差異，這會令歐元下跌一段長時間，不受德國歡迎。

三，放棄試圖回復歐元區內競爭力，承認需要從北向南無限而顯著轉移，以資助邊陲國家在充分就業下的貿易逆差與償還債務，這在歐元區南北各國都不受歡迎。

四，接受歐元區局部或全面分解。

歐元經驗為國家與貨幣聯盟的關係帶來三項教訓︰一，應確保貨幣聯盟成員整合為相同工資與價格通脹後才允許加入。二，聯盟建立後，重要的是監控與避免工資與價格通脹出現差異，以免導致成員失去競爭力，並只能以長期大量失業回復。三，未來經濟衝擊無法預測，除非成員彼此非常信賴並願意向受衝擊國家提供轉移，而這需要很高的政治整合，否則貨幣聯盟會承受很大壓力。

為減少或消除煉金術，作者認為需要一套措施處理銀流動性與無力償債問題。在根本不確定下，銀行管制在這一刻顯得太苛刻，下一刻卻可能變得太寬鬆，例如資本與風險加權資產比例或流動性覆蓋比率限制，既令模型變得複雜，危機後也證明無法反映真正風險。

2007年危機後有意見重提以「芝加哥計劃」管制銀行︰強制銀行以100%流動儲備抵押存款，其餘風險放貸必須以股本或長期債務融資，分開支付系統「狹義」銀行與非流動「廣義」銀行。芝加哥計劃好處是完全消除銀行擠兌，但作者指其缺點為︰一，從現行體制轉型至 芝加哥計劃會帶來混亂，強制現行機構的結構與資產負債表進行昂貴重組。二，完全分開「狹義」與「廣義」銀行，會令投資設備、房屋或其他實體資產融資的融資更昂貴，失去以不同方式連結存款者與借款者的潛在效能。

三，最重要的是，根本不確定意味著市場無法為所有可能意外提供保險，要由政府保險填補角色，在銀行不再擠兌下，意料之外事件的風險，會集中在住戶與商業直接持有的資產價格上，中央銀行難以決定應干預何種資產。允許債務融資的好處是，尤其在取得抵押品下，借款者無需仔細管控借款者活動的所有細節，只需留意抵押品的價值。而且即使完全分開「狹義」與「廣義」銀行，銀行仍可利用不同抵押品借短貸長，繼續其煉金術。

作者的提案是中央銀行以全天候典當商(pawnbroker for all seasons)取代最後放款者，其目標為一，確保所有存款由實際現金或中央銀行保證的緊急儲備提取額支持；二，確保所有銀行強制參與並預付流動性保險保障；三，設計出有效向金融體系煉金術徵稅的系統。

全天候典當商的基本原則為，確保銀行總是有足夠可用現金滿足存戶或其他短期債權人的需求，關鍵在於檢視銀行資產與負債。在資產方面，銀行會決定將其資產多少部份供中央銀行檢視並用作抵押品，中央銀行為不同類型資產提供不同折扣率，決定銀行在任何時候可向中央銀行借款總額。評估抵押品與計算折扣率的安排會在遠早於任何危機前進行，變成中央銀行身為全天候典當商的例行職責。銀行獲准的借款額，加上其已有中央銀行儲備，會變成其「有效流動資產」。

在銀行負債方面，中央銀行檢視銀行活期存款與短期無擔保債務，計算銀行的「有效流動負債」。銀行管制要求為有效流動資產須多於有效流動負債，除槓桿比例限制外，現有資本與流動性管制均可由這條簡單規則取代。這條規則會成為一種強制保險，在危機時中央銀行會自由以已同意的條款貸款，不需要加上懲罰性利率，因為這在計算抵押品折扣率時已包括在內。

作者提出以二十年過渡期轉型至全天候典當商體制，讓銀行漸漸補回不足的有效流動資產。全天候典當商的好處有︰一，認識到在危機中，由有償還能力政府支持的中央銀行是流動性唯一來源，能將非流動資產轉為流動所有權。二，從現狀自然轉型至私人部門煉金術消失。三，無需只選擇現狀還是極端100%儲備銀行業務，容許金融機構選擇其資產負債表結構。四，解決現行最後放款者的道德風險問題。五，利用現時的非常環境，包括量化寬鬆創造貨幣令銀行流動資產比率較高，以及中央銀行已建立評估與管理抵押品的基礎，並讓後者變為恆常措施。六，管制將變得遠為簡單，只包括有效流動資產須多於有效流動負債與最高槓桿率限制兩項。

對於在根本不確定下，折扣率無法準確計算的問題，作者指折扣率可以較粗略與現成的方法計算，在設定後也應在一段時間，例如三年內不得更改。中央銀行也應如同典當商一樣，在計算折扣率時比較保守，有疑問時折扣率應傾向較高一方。折扣率是煉金術的稅項，其規模應該反映納稅人為銀行提供無形保障的成本。對部份難以理解的資產，折扣率應該是100%。

銀行面臨破產風險時，全天候典當商體制會給予銀行一年時期重組。銀行處置(resolution)因存款(負債)與放在中央銀行的抵押品(資產)可從破產銀行抽出而較為簡單，存款與抵押品帶來的流動儲備可轉移另一銀行。這讓處置當局在處理銀行其他部份時不會嚴重干擾存戶。對於銀行股本相對資產比率，作者認為10%是適合的起點，以避免股東有誘因冒險並將損失置於債權人或納稅人身上。

由於交易永遠不會完全地即時，作者認為在可見未來內都不會走向完全脫離某些形式貨幣的支付系統。銀行帳戶用於進行預期付款或持有通用購買力流動儲備將一直存在，因此全天候典當商也繼續有其需要。在根本不確定下，中央銀行未來也會需要提供流動性滿足需求，即使貨幣真的消失，社會也需要中央銀行規限會計單位，計算貨品與服務價格。

在決定未來消費時，家庭與企業可能會面對協調問題。當市場沒有訊息告訴生產者，現時消費減少是否代表未來消費增加，若是如此消費增加又會在何種商品與服務出現時，家庭與企業無法透過市場協調未來消費計劃，令總需求可能低於充分就業水平。同樣，當人們對未來消費過度樂觀，造成未必要投資與無法維持的榮景時，也會令未來消費無法協調。協調問題是囚徒兩難的例子，需要集體行動以穩定經濟。

需求不足帶來的失業不能以降低工資刺激勞動需求解決，原因是工資下跌可能令消費者的消費下跌，繼而改善企業與家庭對未來需求的預期，令總體消費自我增強，這就是「乘數」效應。在經濟衰退時增加貨幣供應也無法刺激消費，因為流動性需求之高，令注入更多貨幣只會吸收為閒置現金，不會影響現時消費。

明斯基(Hyman Minsky)指危機由長期穩定導致過份樂觀，令風險低估與資產價格過高，繼而使消費及債務過多，結果造成金融衝擊。作者認為明斯基的觀點有兩項問題︰一，明斯基相信危機總會在榮景後出現，但作者指2007年危機前整體經濟表現與長期平均相近，每一場危機都有其獨特規律。二，明斯基的理論依靠住戶及商業非理性，長期穩定令人過份樂觀，隨後則過度悲觀。作者認為，這在事後可能言之成理，但對預測未來可能出現的危機沒有很大幫助。

正如前述，作者形容在根本不確定下，人們決定儲蓄與投資並不是依靠複雜最適化模型，而是選擇反映合理敘事的試探法。在可借款與貸款下，長期預算對短期消費的限制極為微弱，人們可以偏離可持續消費水平很長時間。估計未來收入的「錯誤」在多年後才會反映，造成消費與儲蓄失衡。

人們在決定消費時有兩部份試探法︰一，在經濟整體消費看來可持續時，個人終身收入也應預期不變，換言之，人們會從現時消費是否能持續的觀感，推論出大致終身收入的變化估算。二，只有在個人際遇有變，或對經濟的信念有重要變動時，人們才會改正終身收入估算。

這兩部份試探法表示，沒有對經濟走勢持續程度觀感的重大衝擊時，消費傾向於穩定。住戶與企業現時對終身收入的估算，也很可能相較現實有「錯誤」，並以同一方向累積，導致現時消費計劃逐漸遠離現實的失衡。金融市場允許人們對未來下注打賭與交易，令「錯誤」者損失更大，消費觀感與實際消費都會更為擺動。

在人們對試探法背後敘事的觀點更正造成經濟下滑時，嘗試返回以往消費走向會是錯誤，這時推行刺激需求政策在短期看來有幫助，但無法改變更正失衡的需要。作者認為起因不同的衰退不能以同一式應對︰商品與股票價格可能會自我修正；信心不足可由恢復對未來總消費走勢信心的政策克服；中央銀行因降低通脹造成的衰退，可在通脹預期減至理想水平後重回正常貨幣政策回復；敘事修正帶來的經濟下滑，則只能以經濟轉向新的均衡，消費轉至終身預算限制的現實觀點時解決。

作者指，2008年之前的失衡問題無法只由一國貨幣政策解決，例如試圖以加息減低國內需求，令預期可持續需求降低較低而現實的路徑，卻可能會因只有一國行事，對經濟長期是否可持續的信念沒有影響，反而令貨幣升值與國外需求更弱。這反映當時全球經濟出現失衡，沒有單一國家能在其他國家同時調整下走向新均衡，所有主要經濟體都面臨囚徒兩難。

對於歐元區債務問題的未來，作者提議可參照二戰後處理德國債務的方法，讓邊陲國家延期償付其他歐元成員國的外債，直至負債國達至貿易順差，為債權國與負債國建立誘因合作減少貿易差距。歐元區不應抱有債權國總是會得到償還的幻象，不斷推延並向負債國借貸更多，不願承意壞帳損失。

作者指未來對加強國際合作應有四項目標︰一，重振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透過改革其投票系統加強其正當性，包括取消單一國家否決權；二，實際中央銀行間互換協議的永久體制，讓各中央銀行能快速互相以任何貨幣貸款，滿足短期流動性不足；三，採納浮動匯率；四，由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監管，同意主要經濟體重新平衡及重返正常利率的時間表。作者認為，消費與儲蓄在國內與國際間持續失衡，以及重回一戰前不穩定的多極世界，是世界經濟兩項主要威脅，需要新的世界秩序以避免下次危機發生。

作者認為未來生產力增長不一定悲觀，原因是未來科技突破總是無法預測，現在預期重大發明時期已過去並沒有說服力。決定長期經濟增長因素在各國也有差異，顯示危機後普遍緩慢增長較多是由於宏觀經濟表現而不是創新步伐減慢。過去表現也反映，經濟學家預測未來的紀錄不佳，往往犯下以短期波動為基礎推斷增長趨勢的錯誤。

作者總結指，未來改革三項元素包括︰一，提高生產力，包括減少壟斷、增強競爭、減低儲蓄與消費的稅務扭曲、取消複雜的稅項寬免、減低邊際稅率、減少公共服務成本、降低對私人部門的規管負擔、改善公共基礎建設等。二，推動貿易，例如讓先進國家在服務貿易自由化。三，恢復浮動匯率，讓匯率在現時失衡下發揮穩定作用。

政治秩序與政治衰敗

續談《政治秩序的起源》下卷《政治秩序與政治衰敗》，由工業革命說到二十一世紀初。作者指要了解當代急速變化的政治與經濟發展，有需要將發展放在社會制度結構的長期脈絡。制度意味著行為模式，因特定歷史需求產生。在快速經濟成長的社會中，社會產生新的階級，教育其公民，並運用令社會階層重組的新科技。既有制度通常無法與新參與者相容，因而產生改革的壓力。

作者認為法國大革命對其他地區的制度有兩項重要影響，一是頒布並推行《拿破崙法典》，宣告所有公民有相等權利與責任，廢除封建特徵，重視產權；二是建立現代文官體制政府，消滅賣官制，並以現代教育系統提供行政人才。法律與行政機關發揮影響，令君權理論上不受限制，君主卻必須透過依法行政的文官行使君權，構成德國法治國(Rechtsstaat)的思想。

現代政治領袖不像過去主張「擁有」國家，家產制演變為新家產制，採用現代政府外在形或，實際還是為私人利益而統治。政府由私人關係主導，好處分給支持者，用來交換選票或出席政治集會。在歷史上，從這種形式轉變成現代政府的重要力量首要是軍備競賽，其次是工業化帶來的社會動員。如同上卷所提及，政治建制也可能因無法因應新環境或政府由菁英把持而衰敗。在現代民主政體中，政治衰敗體現為部落主義，部份人擁有特權為自己與親友圖利。

政治建制演變必須考量經濟成長、社會動員，以及公平與正當性觀念的脈絡。在法國與美國革命，以及工業革命之後，在西歐出現持續經濟成長，促成各種新形式社會動員，普世權利的觀念也受廣泛接受與傳播，這都與本書上卷的時代脈絡大為不同。

衡量政府表現可從程序、執行能力、結果與自主程度入手，各國比較似乎顯示，比起政府規模大小，政府效能才是國家是否富有較重要的指標。作者認為，政府強大有能力還是腐化與侍從主義，關鍵因素是各國改革官僚組織時，先於還是後於開放更廣泛民主制度。像德國般在威權體制建立的官僚組織較為強大自主，像美國、希臘與意大利，在民主化後建立的官僚組織，卻是侍從主義制度而必須改革。

普魯士政府建立時，君王擁有的個人權威為法律來源，但國王必須透過官僚組織統治，後者反而以公共行政法表達其意志，這種依法而治類似於中國法家。國王可以自己意志反抗法律，但一般平民間或與政府的事務，可望受到更一致與公平的對待，約束政府低層官員的任意行為。隨時代改變，德國官僚體系高質自主傳統大部份仍然完好，這是威權時期的遺產，但代價是軍備競賽、戰爭、侵佔，以及民主問責延滯。

政府腐化阻礙經濟發展的原因包括︰腐化扭曲經濟誘因，資源無法導入最有生產力的用途；腐化是一種高度累退稅制，財富集中在運用權力榨取民眾的菁英手中；最聰明與有野心的人不是在民間創造財富，而是花時間玩弄政府制度尋租。

腐化是指佔用公共資源用作私人利益，這在現代化之前的社會並不存在，因為當時政府屬家產制，領土是國王的家產。腐化與獨佔租金不完全相同，後者部份例子如著作權是為更廣泛公共用途，而不是純粹私人利益。腐化與酬庸或侍從主義也稍為不同，腐化屬純粹掠奪，酬庸或侍從主義則是以好處交換政治支持。

如上卷所述，為家人或朋友圖利的酬庸是人類自然行為，在不同政治制度普遍存在。侍從主義則牽涉更大規模利益交換，動員大量民眾，因此主要存在於民主國家。侍從主義影響民主的方式有二︰一是影響政府施政質素，在官僚組織大開職位充斥自己人，而不是按能力取材，按需要開設職位；二是強化既有菁英勢力，妨害民主問責。

希臘與意大利在民主選舉之前沒有發展出現代官僚組織，將公職當成動員選民的手段，長期下來令公部門膨脹，政府支薪高升。在希臘，人際間缺乏信任，以家人為合作主要基礎，鄰居不是潛在合作伙伴而是敵人，政府則是危險的陌生人。希臘歷史上沒有出現強大、合法而自主的政體，並有抵抗鄂圖曼當局收稅的傳統。獨立後在工業化前已實施民主，政府弱勢並受外國控制，缺乏資本市場令政府成為就業來源，都成為侍從主義的基礎。政府無法成為公共利益保護者，政府被視為政黨利益爭奪的資產，民眾缺乏信任，逃稅嚴重，令國家無法改革侍從主義制度。

意大利南部工業化遲緩，沒有具創業家精神的中產階級，地主階級由當地寡頭政治吸收。政府無法獨佔暴力執行財產權，令黑手黨崛起，助長暴力與恐懼氣氛，大為減低社會信任。二戰後意大利政府的產業政策也加強南部侍從主義，政府直接投資成為侍從主義致富之道，也提供機會更公開地貪污，控制公共工程合約獲得報酬，以政治支持為回報。

在高度信任的社會，合作不需時時依靠正式機制，減少交易成本，人們看到其他人遵守法律，也會比較守法，有助提高政府質素。反之，低信任社會會出現集體行動問題，每一個人都沒有動機改變，落入低度平衡陷阱。在希臘與意大利，龐大而弱勢的政府，加上社會普遍的不信任，導致自我防衛的家族主義，對政府與陌生人也會變得犬儒，避免繳稅或與陌生人合作。

十九世紀初英美政府也充斥酬庸政治，但在之後改革為較現代的官僚體制。在十九世紀初英國，除海軍外公職人員都用於增加個人及支持者的利益，根據個人關係安插公職人員。較早改革的是印度公務員體系，由菁英人脈在國會推動改革。中產階級興起，也因其階級利益支持按能力招聘公職，讓自己的子女有機會受教育後謀差事。1853至1856年克里米亞戰爭暴露部隊組織不良問題，也形成改善壓力。作者認為，最關鍵的是公部門改革在選舉權開放前發生，至1870年代才發展出大眾政黨，這時自主官僚組織已打穩基礎。

美國由於憲制分權，公共政策難以進行重大改革，也沒有單一整合的菁英團體，在建立民主基礎後，花了一世紀時間迂迴走過政黨主導的侍從主義。政黨是動員選民與管理大眾政治參與的機制，為心態相近者提供集體行動機會，在共同平台彙集不同社會利益，為選民提供有價值資訊，並建立穩定的預期。選舉權開放後，政治人物需要找出方法讓支持者投票與參與政治集會，對於較貧窮及相對未受教育的選民而言，承諾提供工作或個人恩惠是較有效的手法，自然出現侍從主義制度。政黨均是以提供短期獎勵，而不是長期計劃的政策改變，掌握勞動階級的選票。

十九世紀末，美國經濟已不再是農耕社會，運輸與通訊發展連繫整個國家，大幅增加市場規模，社會分工改變，城市居民增加，行業工會、專業協會、都市中產階級與出現，經濟與社會變化形成政府改革的需求。新興中產階級既想對抗酬庸系統政治人物的利益，也不滿幾乎不識字、不熟悉美國價值的天主教徒與猶太人，對教育、能力、組織與誠實價值的重視，有助推動這場帶有道德色彩的政府改革。美國侍從主義制度從1880年代至1920年代才逐漸消除，顯示出權力分散、聯邦制與缺乏吸納中產階級菁英團體的影響。

美國政府改革的教訓是，改革不只是技術問題，也是複雜政治程序，涉及如何處理既得利益。支持改革聯盟也必須與現行制度沒有利害關係的團體為基礎，也必須聯合較傳統、經濟上較不現代的團體。人們如何看待自己的利益，觀念非常重要，會影響人們的實際抉擇。對抗強大而根深柢固的利益時，改革需要很長時間。

除消除侍從主義與腐化外，高品質政府也需要公務員擁有所需技能、人數不會過多、擁有必要財政資訊，並管理良好。美國抗拒政府權威的傳統，令政府改革面臨強大的制度阻礙，服務品質無法提高。例如美國1887年成立管理鐵路的州際商業委員會，因為缺乏自主，受法院與國會掌控，要照顧各種利益，不是權力過少，就是過度管制，阻礙全國鐵路系統的投資與創新。作者指美國早期的森林管理局是例外，以科學為基礎，受農業部保護，甚至在第二任局長平察時自行爭取政治影響力，得到較高的自主。

國家建造也是政府建造成功的關鍵，國家建造指的是無形事物，例如國族傳統、象徵、歷史與文化等國家認同。沒有國家認同，公職人員可能認為對較私人的群體有道德責任，而出現貪污行為，一般公民也會以理性計算來決定自己的忠誠。相反，假如公民有受國意識的情感連結，政治穩定會大為增加。

民族主義是法國大革命起認同政治其中一種特殊形式，其出現與現代化相關，過程包括印刷與資本主義、工業化擴大社會分工、言語統一與殖民經驗等。國家認同以四種基本過程形成︰一，明確界定政治疆界，以符合當前國家認同；二，移動或實質消滅某些種群，以符合既有疆界；三，次民族同化進入主導文化；四，在社會文化與地理條件上修改國家認同概念，以符合政治可行性。在歷史上，國家認同往往是暴力行為的結果，不論是較晚期的德國與希臘，還是較早期的英國與美國。

作者指政府現代化至少有兩條重要途徑，一是軍備競賽，國家處於長期戰爭，為生存以發展出有效率的政府組織，確保績效任用、收稅能力、財政管理與後勤補給，並任用有才能的非菁英帶領軍隊。二是和平政治改革，主要是一群社會團體形成聯盟，希望出現廉潔有能力的政府，其背景為社會經濟現代化，新興社會團體在既有家產制系統沒有強大利害關係，可能會組織外部聯盟改革這系統。

新興中產階級團體並不會自動令政府現代化，其他必要因素包括︰一，經濟成長的性質，在興盛的資本家經濟中，明確政策對自身利益較有好處，反之，工業化較低、鄉村禮俗整套搬進城市中的社會，就很容易保留侍從主義形式。二，聯盟是否成功招納中產階級成員加入反對侍從主義，能否在全國層級得到權力。三，文化因素，例如改革領導人的宗教熱忱、公民責任的理念與國家認同，當政府組織缺乏正當性，政府改革就難以得到廣泛支持。

奈及利亞因石油擁有穩定收入來源，並在菁英間分享，窮入則分成多個種族與宗教社群，分別從屬菁英控制的侍從主義網絡。政府表現不佳，未能保護財產權，沒有公平而透明地執法的能力。

如上卷所述，地理與氣候對最初的國家建立不可或缺，包括資源足以支持高密度人口；地方不能太小而無法建立國家層級，也不能太大令受壓的人逃走。在歐洲，大河、山脈與森林促成強勢國家同時，也讓任何單一政體無法主導全局，並在大陸有一個難以征服的大型海島平衡。東亞在接獲西方前就發展出強大政府，漠南非洲遭歐洲征服時則大多仍是部落組織，拉丁美洲在兩者之間，這對這些地區當代的制度與經濟有本質影響。

殖民地前的亞茲特克與印加帝國發展程度遠不如中國，沒有統一書寫文字、文化、法典與複雜官僚組織，對後來政治制度發展的影響較小。氣候與地理左右著加勒比海糖革命與種植園發展，發展出不平等的剝削奴隸經濟。西班牙與葡萄牙的威權與重商主義制度直接移植至新大陸，政治制度受菁英把持，並因階級與種族差異重疊而更難克服。

拉丁美洲沒有出現西歐那種影響國家認同的持續政治暴動，作者認為這令它的政治制度發長較慢，威權政府與社會不公的古老形式持續更久。十九與二十世紀拉丁美洲沒有民族主義與愛國狂熱激發全國同心合力，各國獨立後政府仍仿傚殖民體制，也未能從人民身上成功徵收大規模稅收。作者指，拉丁美洲相對較少國與國的戰爭，可能是沒有強勢現代政府的原因。在民主普及後，政府就變成侍從主義政治的來源。

拉丁美洲較少國與國戰爭的可能理由包括︰一，階級與種族重疊，在十九與二十世紀動亂主要是漫長內部衝突，菁英不願動員所有民眾，以免非菁英獲得武裝；二，地理因素，拉丁美洲由安地斯山脈與亞馬遜叢林分隔，調動軍事力量至別國非常困難；三，國家認同，語言、族群與種族多元令國家認同薄弱，許多族群從未接觸過政府服務，認為自己對政府幾乎沒有任何義務；四，強大外國的影響，特別是美國支持拉丁美洲保守的政治與社會制度，協助推翻左派領導人。

拉丁美洲的例外是哥斯大黎加，人均收入較鄰國高，近六十年沒有軍事政變、專制獨裁、內戰、行刑隊與外國干預。雖然種植園較少、族群與種族較同質也有關係，但作者指最獨一無二的是該國內戰後在一九四九年廢除常備軍隊，保守派同意剝奪自己武力強制的工具，而左派也放棄武裝對抗與馬克思主義。這表現出良好領導與個別政治人物的決策，有可能大為改變因物質條件產生的社會結構。

與哥斯大黎加對照的反例是阿根廷，阿根廷擁有合適地理條件，人口主要來自白人移民，十九世紀至1930年經濟表現良好，其後卻面對嚴重階級對立與不穩經濟表現。作者指出阿根廷二十世紀表現逆轉的重要歷史因素，一是土地所有權自1820年代起因政府政策日趨集中，形成地主寡頭政治；二是個人主義威權領導風格。在1930年軍事政變後，阿根廷菁英一連串拙劣決定，損害法治精神，讓軍隊帶進政治，讓軍人以選舉舞弊、鎮壓、公然違法不斷推翻政治人物，將國家轉變成階段劃分而嚴重對立的國家。哥斯大黎加與阿根廷的例子顯示，人的決定在制度發展中影響很大。

漠南非洲很多國家都是「新家產制」為統治特色，以個別領導人為中心，權力與任期不受限制。政治人物大量以政府資源培養支持者，導致普遍的侍從主義，令行政部門大量擴張。政府能力疲弱，通常沒有基本基共行政能力，例如醫療、教育、執法、治安或經濟政策，收稅能力也欠佳，無法獨佔國內武力，官員缺乏訓練。

漠南非洲政府缺乏能力可回溯至殖民時期。由於殖民較遲開始，殖民統治者雖然成功摧毀既有傳統威權，但因非洲氣候與資源不合，在殖民地只做最少的投資，留下很少現代政府制度。非洲殖民以「科學種族主義」為包裝，完全拒絕給非洲人應有權利，令公民與受支配族群極為分裂。

非洲原有土著社會沒有強大的國家級組織，可能原因為人口密度較低，技術較落後，因而地理上由沙漠與熱帶森林分隔。歐洲瓜分非洲後，殖民者比較有興趣建立勢力範圍或保護關係，不想直接統治土著社會。這種間接統治以尋找或創造代理人的方式，意圖將習俗土地轉變為現代私人產權，由個人或法人持有，並可供轉讓，也透過代理人收稅。代理人往往比真正的傳統權威更殘暴，擁有類似政府的權力。這種統治方式容易因殖民地官員對當地知識不足，受當地人操控，也忽視非洲人的目標不是保留傳統文化，而是希望現代化。間接統治未能為強大的現代政府建立基礎。

奈及利亞從未出現強大的民族主義政黨對抗英國統治，對新的國家認同也沒有概念，很快導致國家解體並走向內戰。石油提供資源給奈及利亞政府以侍從主義方式分配，不滿的團體由更多補貼與報酬收買，政治穩定以腐化為代價。與之對比，印尼一開始情況相近，族群與語言多元，但民族主義團體成功推廣統一的印尼語與印尼概念，並在新政府擴大基礎教育，以擁有全國性軍隊的威權政府支持，到1990年代國家認同已非常穩定。

肯亞與鄰國坦尚尼亞也形成另一組對比，坦尚尼亞多個族群中沒有主要族群，但肯亞則有五個主要族群，任何兩個族群聯盟就足以控制政府，此外坦尚尼亞有全國通用語言斯希瓦里語，在肯亞斯希瓦里語則較不通用。坦尚尼亞政府有意識地壓制地方主義與族群認同，肯亞則是族群侍從主義政府。這令坦尚尼亞的國家認同更穩定，後來成功建立更有效能的政治體系。

東亞擁有強大的政府，在新加坡與馬來西亞由殖民繼承而來，在中國、日本與韓國則是接觸西方前已有悠久政府與國家傳統，並在接觸西方後大幅重組與改革。與歐洲不同，東亞政治發展不是由法治而是由開始，統治者以法律為治理手段，所以傳統東亞政府可能較歐洲專制。政府自主可視為理所當然，問題反而是如何透過法律與代議政府限制國家權力。

日本在明治維新時只以十年就成功整合為現代的政府，較明顯的原因是，德川時代日本已有強烈國家認同，維新領導人只需建立政府，而不是國家。維新後高階公務員透過嚴格考試任用，許多也出身至以前的薩長兩藩，形成高度內部凝聚力。

日俄戰爭時日本已視現代政府為理所當然，但法治尚待建立。1899年頒布憲法時，憲法將統治權歸於天皇而不是人民，公民權並非天賦或神授，而是來自天皇慷慨贈與。憲法並非社會團體長期衝突後的分權結果，也不是下層團體動員強逼國王接受，而是由上而下的過程，目的在於讓西方國家認同日本是現代社會。

後來帝國殖民地的軍人自主不受控制，軍國主義並沒有社會基礎，而是由將自己變成主人的軍隊推動。太平洋戰爭戰敗後，官僚組織仍是政治決策中心，與商界及自民黨形成主導日本政治的鐵三角。

縱觀日本從十九世紀中期以來的政治發展，作者指日本在接觸西方前，國家與社會均衡中嚴重偏向國家一邊，公民社會較難透過法治與問責限制國家權力，在民主化後政治動員力也比其他工業化民主國家弱。威權統治者相信仁慈菁英主義，鄙視一般人的權力，卻由衷認為自己是更高公眾利益的僕人。

十九世紀中國政府深陷例行公事與僵化形式，阻礙中國正確應對西方的競爭壓力。二十世紀中央政府與傳統集權統治一度中斷，但共產黨與王朝時代的統治仍有很強的傳承。經過毛澤東對法律的破壞後，1978年之後中國展開法律建設，以法律為治理機制，在財產權與共產黨高層領導人升遷與繼任規則上，受法律約束的情況日漸普遍。但法律並不在高於政黨的最高地位，不是受法治管理的社會。憲法既指出共產黨必須在憲法條文與法律下運作，卻堅持政治制度必須由共產黨領導，以致法律仍與王朝時期一樣是統治的工具，而不是正當性的來源。財產權與合約履行基本上仍是政治問題，假如共產黨決定破壞財產權，並不受任何法律約束。

未來中國政府會在制度存續上遇到三項威脅︰一，中國可能會產生一位魅力型領袖，利用民眾激情建立個人追隨者，不受既有的共識約束；二，政府在面對利益團體時可能失去自主，例如國有企業、個別部門、地方政府等，無法推行政治改革；三，制度缺少正當性的內在來源，共產黨以外來馬列主義為基礎建立正當性，因而必須持續高經濟成長並以民族主義提倡者身份建立自己的正當性，但在經濟成長減慢或倒退時，共產黨就沒有正當理由獨佔權力。長遠而言，解決壞皇帝及其貪污與獨裁統治，唯一方法是以正式程序限制國家權力，這意味著法律應適用於任何人，包括共產黨高層，並需要擴大政治參與，保障資訊自由，以避免政府無法得知民間問題的資訊。

除菲律賓這例外，東亞的民主國家多數集中在工業化國家，在之前已有強勢政府，因此侍從主義較拉丁美洲與非洲少。東亞國家受兩股力量衝擊而面臨快速改變，一是工業化動員新的社會參與者，包括中產與勞工階級，二是國際社會更緊密互動，從世界其他地方湧進各種觀念。

特定社會中出現民主的可能，與以下社會參與者相對優勢與互動相關︰一，以職業與教育定義的中產階級，他們希望有正式法律保護其權利，尤其是財產權，但傾向反對影響自己財產與收入的重分配。二，勞動階級，他們關心重分配多於保障財產權，有時甚至可以個人自由權利為代價。三，利用受壓逼勞工的大地主，他們反對民主，要發展出完全民主必須擊潰他們。四，農民，他們的政治訴求較複雜，有時極保守並接受傳統社會價值與附屬地位，也可能以侍從主義方式被動員，但他們有時也會加入勞動階級的激進力量，成為革命支持者。

作者指出，十九世紀反對民主的觀點也採納許多現代民主基本概念，政府必須對公民負責，有能力作良好政治判斷的公民應擁有參與政治權利。他們與當代民主標準不同之處，是評斷特定階級無法妥善行使政治權利。這在當代菁英抱怨大眾選民選擇「民粹」政策的論調找到回響。當代官僚組織按能力任用，受各種保護免遭民主政治異常行為傷害，也反映出反對民主普及的論點。

作者認為當代中東民主運動比較像十九世紀歐洲面對的處境，社會組成改變促成社會動員，中產與無產階級不斷增加，面對從禮俗社會轉為法理社會的道德迷失與認同困惑。十九世紀歐洲邁向民主的動力遭民族主義挾持，當代中東則有被政治伊斯蘭挾持的風險，正如十九世紀歐洲的民族主義，當代政治伊斯蘭為認同困惑提供非常有說服力的答案。民主所需的社會基礎在十九世紀歐洲並不存在，在當代大部份中東地區似乎亦然，民主轉型可能需要相當長時間。

已發展國家與馬克思對資本主義的預測不同之處包括︰勞工收入增加、國家建立普及教育制度、選舉權開放令勞動階段政治權力增加、工入開始走入中產階級、難以組織從事政治行動的邊緣化新貧階級出現、全球左派在經濟與階級議題失去焦點。在大部份已發展國家，依職業與教育水平劃分、擁有資產的中產階級組成絕大多數人口比例，令馬克思主義不再有吸引力。

如前所述，中產階級追求社會安定與財產權保護，因此他們並不是一定支持民主，尤其是中產階級只佔人口少數時更是如此。在這情況下，開放普遍政治參與權利，可能會導致大眾要求重分配，故此中產階級更可能選擇與威權統治者結盟，而不是民主的基石。中產階級也可能由菁英的酬庸網絡吸收，從中得利。假如未來技術發展速度減慢，或者技術發展無法令大部份人共享其利，中產階級減少，人與人之間重回零和關係，民主也會更難持續發展。

政治制度無法適應環境變化可能會失靈，當中原因包括人們的認知問題，面對矛盾證據時依舊堅持自己的想法，還有制度中的局內人利用優勢取得資訊與資源圖利自己。作者以美國為例，指美國政制由法院與立法機關奪走許多行政部門功能，令政府整體運作既不統一又沒效率。國會各種委員會與計劃目標不一致，缺乏統一的管理單位主導，反而令利益團體更容易把持國會，傷害大眾對政府的信任。這又導致行政部門需面前更多司法覆核，政府被規則綁手綁腳。

作者指出改革美國政治制度有兩項障礙︰一是政治參與者樂意維持現狀，政黨沒有動機切斷利益團體金源的管道，利益團體不希望無法以金錢買到影響力的制度；二是認知問題，美國普遍認為政府失靈的解決方法，是開放民主參與及增加透明度，然而作者認為一般大眾未能作大量而複雜的公共選擇，結果是積極參與組織良好的團體填補，但他們並未代表整體大眾。作者的意見是，美國民主改革需要的是少一點政治參與、少一點透明度，改革方案必須嘗試減少否決點，或引入機制促進官僚更為自主。

作者指更多問責能改善官僚組織的理論有不完備之處，首先是選民不一定會要求福利公共政策，也可能會希望侍從主義式分配公共資源以獲得個人利益；此外，歷史經驗中廉潔現代的官僚組織反而是在非民主環境中建立，反之，現代政府鞏固前引入民主通常會削弱政府質素，例如引致政黨主導的侍從主義式政府；最後，嚴格規則限制令政府僵化並難以做決定。作者推論，這表示政府建造與民主建設是兩件事，短期內會互相拉扯，有時民主可能會是建立好政府的障礙。

作者認為特定政府能力有其相應合適的官僚主自程度，當政府能力較低、國家較貧窮時，其自主裁量權不應太多，而當政府能力較高、國家較富有時，官僚組織則不應受太多規定限制。選舉在理論上可以令政府問責，但選民將責任交給政府，再由政府透過行政機關回到公民身上這路徑過長，溝通過程中重要訊息容易在大量雜音下消失。政治制度要運作良好必須考量非實體因素，即民眾信任政府，政府則必須回應民情並兌現承諾，以贏得民眾信任。

作者重申，高效強大的政府，結合基於法律與民主問責的約束制度，比政府獨大政體更公平也更能服務公民。當代自由民主國家中，過度重視程序而非實質意義，是政治衰敗的主要原因。民主政治制度回應問題時通常比威權體制慢，但當民主制度確實回應時，通常也更果決，因為有更多人參與決策過程。自由民主的延續並非必然，而是因為眾人有意願，有領導人物與組織能力，通常也需要純粹好運。但世界各地的經驗顯示，政治發展進程展現出清楚的方向，即承認公民有平等尊嚴的受問責政府，有普遍的吸引力。

政治秩序的起源

看完了《政治秩序的起源》，上卷才是《政治秩序的起源》，下卷其實是《政治秩序與政治衰敗》，先說上卷，內容由史前至法國大革命。作者指，本書目的是提出同時免於過度抽象與過度狹窄的中程理論，並將理論置於歷史之後。

作者以二十一世紀第二個十年民主世界的憂心發展為引子，包括民主成就逆轉，官方接受民主正當性，但撤除對行政權的制約，並侵蝕法治；部份國家從威權政府轉型時困在「灰色地帶」，既不是完全威權，也算不上民主；政治制度未能提供人民要求於政府的基本服務，令民主建制面臨挑戰。未能因應環境改變的政治體制會造成政治衰退，社會無法認真改革建制解決重大財政危機，訴諸損壞並最終腐化自身其建制的短期措施，也會導致國家破產與政府失去正當性。

作者指目前為止民主仍被視為理所當然，即使威權領袖也佯裝是民主主義者替自己取得正當性。民主挫敗問題不在於觀念，在於執行，很少政府能同時既接受問責又能發揮政府職能，原因是建制脆弱、腐敗、欠缺能力。若沒有漫長而艱難的建制建立過程，民主政府不會成功。

作者提出政治建制主要有三項︰一，國家(state)，即有效獨攬軍事支配權，在明確範圍領土的集中威權來源。和平由國家軍隊與警察維持，財產由個人所有，產權由法院與法律體系執行。二，法治，即以正式法律訂明制度權力分配方式，讓權力分配不再隨權力行使者改變而變動。法律體系獲賦予支配社會的最高權威，高於國家軍隊與官僚組織統治者。三，問責，即統治者需向議會等更廣大人民機構負責。當統治權在選舉表現的更廣大人民意志之下時，則成為現代民主。

與政治建制發展相對的則是政治衰敗。人類建制往往很難改變，為因應特定環境創立的建制，在環保改變或消失時仍會繼續存在，未能妥善因應環境變化，帶來政治衰敗。此外，人們有偏袒家人與朋友的固有心態，作者稱之為家產制(patrimonialism)，這種心態在沒有強力反制誘因下，會不斷再度抬頭。有組織團體隨時間建立牢固地位，開始向國家要求特權。特別是在長期穩定後金融或軍事危機時，這些牢固家產團體能擴大其影響力，或者令政府無法適切因應危機。

本書回顧政治建制歷史時並未詳細探討上古希臘與羅馬。作者指雅典與羅馬的古典共和主義只有少數公民有投票權，社會階級分明，大部份人無法參與政治。它們也不是自由主義國家，而是不尊重公民隱私或自主權的高度公有制社會。古典共和主義缺陷是只適於小國寡民，在小規模同質社會最有成效，隨著共和國日趨龐大就不可能維持高要求的公有價值觀。在問責政府與法律領域中羅馬是先驅，但在建立「現代」國家，即中央集權、一致的行政官僚制度管理大規模人口，並在官僚招募不講私人關係與看重能力，則是在中國發生。

作者以生物學與人類學發現駁斥霍布斯等理論家的「自然狀態」主張︰在人類演化中人從未是孤立的存在；人類靈長目祖先已發展出廣泛社交與政治技能；人腦天生具備有利於從事多種社會合作的官能。在戰爭狀態中行使暴力的不是個人，而是結合緊密的社會團體。生物最基本的合作方式比人類出現早幾百萬年，兩種合作行為自然來源為︰一，親屬選擇(kin selection)，個體會根據他們與親屬共有基因多寡，對親屬表現不同利他程度；二，互惠利他(reciprocal altruism)，雖然以自利為出發點，但在較長期互動中與他人合作令雙方都更有利，發展出某種合作道德。

人類擁有語言提供新機會發展更高認知能力，從事緊密合作。語言意味著他人是否誠實不必只靠親身體驗，可以透過社會知識了解。但語言也是說謊、欺騙的工具，演化出較佳認知謊言能力會比對手有優勢。語言、合群、支配環境三者互相強化，創造演化壓力令人類腦容量變大。語言令抽象概念能夠出現，令人類可以建立因果關係的概述，這構成宗教誕生的基礎。宗教提供獎懲，強化合作的好處，解決坐享其成等集體行動難題，是令較複雜社會組織得以問世的關鍵之一。宗教儀式也有助於界定社群，劃分社群邊界，有時也儀式本身也會變成行動的目的。

人類遵守規則主要不是理性而是情感過程，這些情緒反應令人類墨守成規。規範被違反時感到生氣，自己未符合規範時感到羞恥，實現集體看重的目標並獲得肯定時感到自豪，這些反應都不是透過學習而來，而是建立在遺傳上。比起不斷計算最佳結果與商談新規則，盲從規則更容易完成例行的集體行動，提升社會生活的穩定。但這也代表規則失靈時，政治建規依然會抗拒改變。

人類認知較複雜，會為抽象事物追求認可。政治領袖最初出現，是因為群體認可個別成員的體力、勇氣、智慧或公平裁定糾紛能力。隨著政治制度發展，認可對象從個人轉為體制，政治秩序建立上正當性與正當支配的權威上。正當性意味著社會成員承認整個制度基本合理，願意遵守該制度的規則。政治權力不只取決於社會掌控的資源與人數，也取決於領袖與體制的正當性受承認程度。

至此人性對政治提供的路徑包括︰

1. 所有人傾向特別照顧曾受其恩惠的親友，除非有強烈誘因阻止。
2. 人有能力建立概念與理論，產生因果關係心智模型的能力，也有根據超驗力量設想因果關係的傾向。這是宗教信仰的基礎，而宗教信仰是社會團體重要來源之一。
3. 人有在情感上遵守規範的傾向，並因而有將內在價值注入心智模型與其規則的傾向。
4. 人追求彼此互相認可，認可對象可以是自身價值，或者神、法律、習俗、生活方式的價值。認可是正當性的基礎，而正當性則容許政治權威行使。

社會與政治組織的演化，由親屬關係、相對平等的游團與部落，走向階層式組織的酋邦與國家。在農業尚未出現的游團中，人受到血緣枷鎖束縛，只與親人來往，親人決定人們生活中幾乎所有事物。農業問世令游團轉為部落社會得以實現，部落是環節的(segmentary)，每一環節能自給自足，為共同目的也會結合。部落單元建立在共同世系原則上，源自同一祖先，追溯世系只來自父系或母系其中之一。部落以祖先崇拜為宗教，讓人們與祖先及後代緊密相連，即使是遠親也屬於同一社群。這種宗教信仰組合出大宗族社會，軍力遠比游團社會強大，並在出現後激發其他社會效法。

部落社會的財產由家系或其他親屬群體擁有，土地不只擁有生產潛力，也是生者與死去親屬社群所在之處，個人無法賣掉土地。個別家庭可獲分配土地，但只是暫時擁有，在沒有子嗣時交回親屬團體，也對親屬小有社會義務。部落社會中男性親屬有為不公義之事報仇或索償的義務，仲裁制度用於和平解決紛爭，但不具約束力，不公義事件的賠償也有傳統價目表。部落社會在組織彈性有優勢，在緊急情況能迅速動員壯大，並出現自成一體、為榮耀、忠誠及女性而戰的戰士階級。領袖權力並不固定，缺乏常設繼承規則，令部落社會在征服後無法治理轄下地區。如果從更廣義角度界定部落，包括以互惠及個人關係連結的恩庇者與侍從者，那麼部落制仍是政治發展中不變的主要特色之一。

國家級社會與部落社會不同之處在於︰一，國家有集中的最高權威來源，其下屬原則上能對整個社會統治；二，此權威以獨佔合法強制工具，即警察或軍隊來維繫；三，國家權威基礎為領土而非親屬，規模遠比部落大；四，國家內部比部落更階層化與不平等；五，國家得到遠為複雜的宗教賦予正當性。

作者指最初國家出現極不可能出自明確社會契約，較自由的部落社會只有在強烈外部壓逼外，才可能將權威授予強制而階層分明的國家。國家形成與水利工程有關的假設也與歷史不符，大形水利工程是在強有國家建立後才開始建築，部落民不可能在這類工程從未出現時為工程利益放棄自由。多餘糧食也不一定用於增加人口，也可以是令工作量減少，反而可能是支配統治者強逼，民眾才生產多餘糧食。

暴力是國家形成的明顯來源，但還需要其他因素︰資源足夠充沛而提供剩餘糧食；社會規模足夠大，出現粗略分工與統治菁英階層；地理因素讓活動範圍受限，如受沙漠、海洋叢林或高山圍繞的河谷，較弱部落無法逃走，區內人口密度也較高；外來威脅或宗教領袖克里斯瑪權威促使個人向國家讓出自由。

中國周朝封建制與歐洲封建制的重大差異是，歐洲封建制度聯合不具親屬關係的領主與封臣，不講私人關係的治理已開始扎根，但中國封建制主角是領主與其親屬團體，采邑授予親屬關係群體，貴族權威較弱，無法完全自主於更大親屬關係架構。周朝初期貴族戰爭非常像儀式，戰爭是為了讓其他氏族承認本族地位，或報復自己所受輕蔑。戰爭遵照一套複雜規則，經常事先安排好，著重榮譽而非欺敵戰術，以昂貴的馬拉戰車作戰。

東周戰爭不斷，令軍事組織、課稅、官僚組織、民間技術創新與觀念出現娛革。戰爭由戰車轉為以步兵與騎兵為主，大量農民徵召入伍，貴族減少推動軍隊以軍功升遷。各國重新編組人口，進行土地與人口調查，課徵新稅以籌措更多資源。軍中與文官組織官僚化，根據能力而非親屬關係提拔。鑄鐵技術發明與改進、套犁耕田技術改良、水土管理更完善，這些技術令經濟成長。連年戰爭引發對政治與道德的反思，知識份子遊走各國為政治權威效力，在戰國初期出現思想百家爭鳴，既創造出統治意識形態，也助長中國民族文化出現。

周朝末年最激進的國家建造出現在秦國，該國以法家意識形態清楚表明新中央集權的邏輯。商鞅改革攻擊世襲特權，以功績授爵，官職由國家定期重新分配；廢除井田制，在國家主導下重新分配土地予個別家戶，消除農民對領主的傳統義務，直接向國家繳稅；成年男子劃一徵收人頭稅，新戶籍編制實行連坐，互相監視；推行縣制，縣令由中央政府派任；統一度量衡。這龐大社會改造工程以國家主導的統治方式，取代傳統以親屬關係為基礎的權為與土地所有制。

法家雖然強調法律，但與法治認為法律比在位統治者更有正當性，對統治者有約束力的概念無關。法家人物眼中，法律只是國王或統治者的命令編纂成典，意在反映統治者一人的利益，不是反映規範社群整體的道德規範共識。法家的法令與法治同樣主張，刑罰確立後應該一視同仁適用於所有社會成員，包括貴族，但法家法令刑罰不會用於國王。

中國在西元前三世紀統一，但歐洲卻從未如此，可能的解釋包括︰一，地理因素，歐洲由大河、森林、大海、高山分割為多個地區，並有不列顛大島扮演平衡者角色；中國第一個帝國的領土，在戰國時期建設眾多道路與運河後，軍隊可以輕易橫越。二，文化因素，周朝諸國民族與語言差異不如歐洲各民族大；三，領導，反映在秦國以高超治國手腕分化敵國，而與秦國為敵者卻不時自相殘殺。四，發展路線，歐洲較遲出現專制國家，課稅與動員能力也不如秦國，並受世襲貴族、天主教會、組織的農民、自治城市等掣肘；在中國，貴族沒有在地權威，未受法律保護，中央集權國家很早出現，收服國家其他潛在對手。

秦統一中國後的政治現代化，為何未促成經濟與社會的現代化？作者指當時資本主義興起所需的其他建制尚未出現，包括科學方法、現代大學、技術創新與產權制度。戰國時期未有發展出獨立的商業資產階級，也並未創造誘因鼓勵民間個人提高名下土地生產力。沒有資本主義市場經濟，意味著沒有新社會群體與身份的廣泛分工。由上而下強行削弱親屬關係往往功敗垂成，家產制政府在秦朝後東山再起與國家抗衡。

繼秦之後的漢朝初期，中央集權國家與地方菁英形成均勢。暗摻法家思想的儒家傳統主義重登主流，對皇帝有道德性的抑制，建立在受官僚組織影響的皇帝個人道德感上。漢朝衰落最重要的原因之一，是國家再度落入家產制菁英之手，致使中央政府衰弱。親屬關係再度成為在中國取得權力與地位的首要憑藉，貴族家庭安插自己的成員到中央政府，情況持續至九世紀唐朝末年。

漢亡後三百年為甚麼中國由隋朝重歸一統，而不是像歐洲古羅馬帝國滅亡後固定為彼此競爭諸國體系？當中原因為︰一，國家體制過早現代化，令國家成為社會最有力組織單元，即使中央集權國家瓦解，在統治正當性來自繼承天命下，後來者極欲重現中央集權體制並統一中國。二，秦、漢發展出中國的共同文化，透過共同文字、典籍、官僚組織傳統、歷史與教育建制，在政治與社會層面支配菁英行為的價值體系。

中國是一個創建現代國家的世界文明，但這現代國家不受法治或問責建制約束，唯一問責機制是訴諸道德，這無異於獨裁國家。秦國雄心改造社會秩序，表現出原始極權主義，但因為欠缺所需工具與技術，如意識形態、政黨及通信技術，加上獨裁統治太嚴酷以失敗告終。秦國的後繼者較懂得與既有社會勢力共存，表現出威權主義。與其他世界文明相比，中國人更有本事集中政治權力。

印度在國家形成前後出現四等社會分類體系，即瓦爾那(varna)，包括祭司婆羅門、武士剎帝利、商人吠舍與其餘主要是農民的首陀羅。婆羅門自成一體，被視為聖法守護者，令印度世俗權威與宗教權威分開，統治者的權力受約束。印度另一重要社會發展為闍提(jati)，即後來的種姓制度，構成數百環節性內婚的職業團體。瓦爾那與闍提構成社會基本組織，限制國家滲透與控制社會的力量。

在西元前六世紀末，北印度政治發展與西周中國相似，最初組織父系親屬氏族聯盟，轉變為更嚴明的等級體系、世襲領導權、統治者與祭司分工。但其後印度政治發展與中國分道揚鑣，印度未有西周諸國那種長期而慘烈的戰爭，發展現代國家建制的壓力因而較小。西元前三世紀的孔雀王朝統治大片地區，但仍未完全征服南亞次大陸，其統治也並未完全鞏固。在孔雀王朝之後，直至1947年印度共和國誕生前，印度未再有本土政權統治這麼遼闊的疆域。

種姓制度出自業的觀念，其中社會流動的唯一機會不在於現世，而在於現世與來世之間，取決於人是否忠實履行此世種姓所遵守的法(dharma)，即指導正當行為的原則。這種觀念聖化既有社會秩序，使人履行現屬種姓或職業變成宗教義務。種姓也局限氏族外婚範圍，令種姓成為自給自足的社群，置身於存在無數同樣環節性單位的環境中。

瓦爾那與闍提制對政治的影響途徑之一，是對軍事組織發展施加限制。瓦爾那本身限制了印度社會軍事動員的程度，武士身份受限制，政治實體未有全面動員國內大部份農民。保守的社會制度也阻礙軍事技術創新，例如在西元開始時印度才棄用戰車，比中國晚數百年，也從未建立可騎馬射箭的騎兵部隊。

種姓社會中眾多緊密聯繫的社會團體不需要由國家組織，並拒絕國家滲透與控制，令印象出現弱勢國家、強勢社會的現象，持續至今。婆羅門成員也獨佔取得學問與知識的管道，不願將典籍形諸文字，限制絕大部份人受教育與讀書識字的機會，令國家行政人才庫大為縮減。宗教也以一種法治基礎影響政治權力，聖法由婆羅門維護，國王只有在認同聖法才能獲得正當性。

比較中國與印度，作者指中國過早誕生強力的國家，面對其他社會組織有優勢，有能力完全各種重大工程，但國家從未受法治約束，統治者可為所欲為。印度則是受「血緣枷鎖」的專制束縛，個人自由受親屬、種姓、宗教、傳統等限制，但血緣枷鎖令印度人能抵抗暴君的專制統治。中國與印度的經驗表明，國家與社會兩者強力並存，能長期互相平衡與抵消時，會出現較理想的自由。

穆斯林的奴隸軍制以非穆斯林奴隸為官僚組織成員，這些奴隸在密閉環境長大，以內部凝聚團體形式行動。作者指奴隸軍制是為了解決在部落特質濃厚的社會環境中，如何進行國家建造的難題。以部落為基礎的國家先天薄弱不穩，部落領袖與指揮官爭執時可能乾脆離開。奴隸軍制則以奴隸只效忠主子一人，解決用人唯親與部落忠誠問題。

十二世紀末埃及馬木魯克奴隸軍擊退蒙古入侵，之後自行掌權，建立有中央集權官僚組織與職業軍隊的國家。馬木魯克制成功關鍵在於能在中亞乾草原與拜占庭土地尋找奴隸新血，讓他們皈依伊斯蘭，並切斷與原生家庭及部落的聯繫。馬木魯克的貴族身份也隨身歿而止，不能繼承後人，以免挑選馬木魯克的嚴格能力選才標準受破壞。

馬木魯克兩項制度缺陷為︰一，馬木魯克弟兄會沒有充分建制化治理機制，蘇丹挑選沒有明確規則，有時世襲，有時由高階埃米爾選出；二，馬木魯克國家缺乏政治權威，馬木魯克既是為蘇丹效力的軍隊成員，又是蘇丹的角逐者，在面對危機時易於陷入內鬥。到十四世紀中葉，馬木魯克的反世襲原則已嚴重受損，逐漸重新部落化。瘟疫、奧圖曼人崛起、奴隸來源缺乏與不願採用火器，令馬木魯克政權最終在1517年遭奧圖曼人滅亡。

奧圖曼人於十五世紀發展分省治理制度，基礎為席帕希(sipahi)騎兵及其封地蒂馬爾(timar)。席帕希需以封地稅收添置裝備，在征戰季時有參軍義務。土耳其的封地不能世襲，大莊園領主不能將土地再分封，杜絕擁有資源基礎與世襲特權的強大土地貴族階層出現。

奧圖曼人也依賴奴隸軍制，但文職與軍職有明顯區隔，後者聽命前者。王朝原則只應用於奧圖曼統治家族內，任何奴隸都不能成為蘇丹或建立自己的王朝。奧圖曼的奴隸軍為土耳其禁衛軍，其兒子不得成為禁衛軍，防止世襲菁英階層出現。奴隸體系招募與升遷以能力績效為標準，表現出色者可獲免稅與土地獎勵。

奧圖曼體制一大問題是，缺乏穩固的長子繼承制，或其他決定王位繼承的程序。蘇丹的兒子會在青春期派至外省歷練，在蘇丹死後各兒子屢屢爆發外戰，令帝國在王位繼承鬥爭時難以抵禦外敵，禁衛軍等單位的影響力也變得過大。

奧圖曼體制衰敗的因素包括︰對外武裝掠奪以獲取的經濟租金減少，也令新奴隸來源減少。物價長期上升與人口增加，通貨膨脹令蒂馬爾制難以運行，騎兵無法維持軍事開銷；禁衛軍國則獲准從事平民行業，打破奴隸與平民的界線。中央政府陷入財政危機，對農民剝削增加，無法防止奴隸軍將自己身份與資源傳給下一代。隨著禁衛軍埋首追求自己與家人的福祉，與蘇丹的道德連結減少，他們變得與其他追求私利的利益團體沒有分別。

奧圖曼政權成功創立集權國家建制，並以能力挑選與晉升人材，並建立分省治理制度，施行較一致的規則。巔峰時的奧圖曼帝國較接近中國，較少組織完善的獨立社會團體，沒有世襲貴族與自治商業城市。它與中國不同之處，在於存在理論上不受國家左右的宗教立法機構。

西歐獨特之處，在於男女較晚婚，而且個人終身不婚比率較高，女性有較多機會獲得財產，此模式最早在1400至1650年就存在。西歐以相同祖先親族關係為中心的地方也較早消失，貴族財產可分割與長嗣繼承在中世紀已確立，個人在財產事務上有相當大自由，這先於國家的形成，讓社會發展先於政治發展。

作者指，從身份到契約的社會關係轉變在1066年威廉征服英格蘭後已經出現，女性擁有持有與自由處置財產的權利，至少在十三世紀開始也能在沒有男性監護人許可下訂立遺囑與契約。這時父母與子女之間在出現扶養契約，訂明孩子在繼承財產後有義務照顧父母。更早期在九世紀歐洲的封建制度建立，也反映父系家系結構太薄弱，以致個人志願臣屬於沒有親族關係的別人。

歐洲人脫離親族束縛甚至可能追溯至六世紀的天主教會，天主教會反對近親通婚、納已故親人寡婦為妻、收養小孩與離婚，提倡從一而終的一夫一妻制。這讓親族群體難以在代際繼承是繼續掌控財產，同時教會也鼓吹捐贈土地與財產，令教會得以坐享其成，尤其是來自無子女寡婦與未婚婦女的無條件奉獻。結果西歐各地部落皈依基督教不到三代，其親族關係結構消失。天主教會最後則成為獨立的政治單元，整合為國家以外的單一中央集權科層建制，與法治的基礎有密切關係。

作者將法(law)定義為結合社群的抽象正義規則，在近代以前，法被認為是由比人間立法者要高的權威訂定，這或者是神，或者是遠古的習慣，或者是自然，不同於由政治權力訂定的律令(legislation)。只有在法高於律令，政治權力者受法約束，才存在法治。國家建設與法治以某種緊張關係並存︰統治者在法範圍內行事能提升自己的權威，但法能防止統治者為所欲為。

法治依賴法律本身，也依賴法律的可見建制及其程序，包括法官、律師、法院等。絕大部份人守法是因為他們深信法律基本上公正，並受道德觀念驅使而慣於守法。假若認為法律不公，守法意願會大為降低。顯然，假如有權有勢者缺乏一定程度自制，或至少相信每個人都需要自制，外在建制無法約束他們。要建立平民與國王都接受的規範性法秩序，既需要宗教限制國王，也需要集權國家執行法律，對抗國內菁英的利益。

在十一世紀，西歐教會擁有四分一至三分一土地，但聖職任命由政治權威控制，主教與神父也可以結婚生子，易於捲入豁區的家庭與宮廷政治。十一世紀晚期，格列高里七世等人主張教皇高於所有政治權威，只有教會有權敘任主教。他也限制神父與主教終身不婚，藉此攻擊教會家產制的根源。天主教會能在政治上獨立行事，有賴當時歐洲世俗統治者力量薄弱，令教會可以挑動不同政體互鬥而得利。直到1122年，敘任權之爭結束，神聖羅馬帝國皇帝放棄主教敘任權，教會則承認皇帝在多項世俗事務的權威。

敘任權爭議影響後來歐洲發展，令天主教會演化為現代科層制、受法律指導的建制，成為日後世俗國家建造者效法對象。敘任權爭議也使精神與世俗領域明確劃分，結束西歐基督教政教合一，為世俗國家奠下基礎。

隨著教會成為統一層級體系，教會為賦予自己正當性擬定系統的教會法規，由日益專業的教會法律專家協助，令教會法變得一致與正當。各種教規歧異綜合為一套等級體系，建立用以解決神授法、自然法、實訂法、習慣法之間矛盾的理性程序。

法治也因教會創造出自成一體與建制化的精神權威領域而出現。獨立宗教權威令統治者習慣自己不是法律最終來源的觀念，由宗教賦予神聖地位的整合法律，也令抗拒國王至上主張更為容易。

在中國，國家從未承認有比自己高的宗教權威，以宗教為基礎的法治在歷史上並不存在。在印度，婆羅門祭司高於剎帝利武士階層，法律深受宗教而非政治影響，但婆羅門並未組織成可命令統治者的階層體系，無法透過建制集體行動。

穆斯林世界與基督教世界在法治方面有相似之處，法律深受宗教影響，唯一的神是所有真理與正義來源，依賴聖典與法典化的基本社會規則，並由祭司負責解釋。但伊斯蘭負責解釋規則的烏里瑪未有組織階層建制，不可能產生單一法律傳統，或像羅馬教皇般爭奪政治權利。在埃及馬木魯克與奧圖曼土耳其政權，產權與財產繼承規則受到保護，但在國家財政危機時產權會受威脅，無法阻止欲侵犯權利的統治者恣意妄為。

歐洲、中東、印度在現代化之前許久就存在法治，西歐法治較其他地區穩固，有賴各種規條系統化整理成典，法律教育較為定制與發展，解釋法律的教會獨立於政治階層體系，有自己的資源與人事權。

中國沒有政府接受過真正的法治，皇帝從未承認法律權威有最高地位，不受司法抑制，有更大空間實行專制統治。自漢朝後的三世紀至六世紀三百年，現代國家建制再度走上家產制，但由581年隋朝至十二世紀末宋朝，中國政府再次轉變為中央集權政府，招募更廣大社會層面的士大夫統治。

作者以武后為例，指她在取得皇位後肅清反對她的貴族，削弱整個貴族權力，反映皇帝的權力不受貴族約束。統治正當性的「天命」既不在菁英選舉，也不需要宗教。很大程度上天命在身就是實力強者，並尊重儒家價值觀以取得認同。一旦被認為天命在身，正當性大體上不會受到質疑，皇帝的權力也幾乎不受限制。

明朝徵稅低於理論最大稅率，顯示中國皇帝並未將手上可能的權力完全發揮。皇權所受約束基本有三種︰缺乏執行命令，尤其是抽重稅的行政能力；皇帝不總是要求稅收最大化，在沒有逼切需要時不一定增加稅收；龐大組織有授權需求，皇帝無法完全掌握地方資訊。

中國王朝留下的重大遺產之一，是高品質的威權政府。但在這制度中，好政府只能依望「好皇帝」，一旦「壞皇帝」出現，沒有任何方法可以阻止。平民也沒有司法或選舉程序向官員問責，只能機會渺茫地訴諸最高層。法治與問責對國家權威的抑制，有助於減少施政品質的變動，約束最好的政府，也防止壞政府變得無法控制。

作者指，明朝沒有出現資本主義，可能不是因為欠缺適當建制，而是缺乏經濟學家所指的最大化精神，例如鄭和航越印度洋，發現新貿易路線與文明後，沒有後繼者繼續探索，在下任皇帝節省預算時中國大發現時代就告終。

歐洲國家建造較遲，十五世紀末開始，十七世紀末完成，君主在此過程遇到強力抵抗，因為社會中其他政治單元比土耳其或中國完善。法律在歐洲早期發展也限制國家權力，令君主沒有不受限制的課稅權，籌措軍費時需向銀行家借款，貴族也較不容易遭君主恣意逮捕或處刑。國家建造過程較遲開展，成為歐洲人後來享有政治自由的根源。

十六世紀宗教改革與印刷術發明，令個人得以自行閱讀聖經尋找信仰之路，現代自然科學也創造出在大學建制、不受統治者控制的新權威。各社會團體開始要求共同決定權，此要求從普世角度出發，不只是為個人或親屬團體爭取，為選舉權逐步擴及社會所有人奠下基礎。啟蒙運動理念散播至全歐洲，但其接受程度因不同政治單元對自身利益影響的認知有異，在各國出現差別。

歐洲人口從1500年六千九百萬增加三祊至1600年八千九百萬，經濟因美洲金銀輸入大為貨幣化，貿易急速成長，從1470年至十九世紀初增長16倍。十五世紀歐洲政治實體大多為領地國，由國王領地與費族附屬領組成，到十七世紀末，已有一大部份轉型為課稅國，君主稅收來自國土全境。在此過程中國家官僚組織擴建、直接掌控領地大增、推行朝廷語言並減少方言、統一社會習俗、創立通用法律與商業標準。

國家建造源自籌措戰爭軍費的需求，十七世紀間法國預算增長四至七倍，英國從1590至1670年預算成長十七倍。因歐洲存在法治，國王無法強徵農民入伍，徵稅也需取得三級會議許可。資源需求促使國家尋找新方法將課稅範圍擴大，擴大領土增加稅基，並以理性官僚組織管理財政資源。

國家集權需求與貴族、紳士與第三等級這些反抗社會群體的互動，形成歐洲各國不同的政治發展故事。作者列出四種不同結果為︰一，弱勢專制統治，如十六、七世紀法蘭西與西班牙，它們在某方面較集權，但無法完全支配菁英，較重稅賦落在無法抗稅者身上。其集權治理方式為家產制，而且程度與日俱增。

二，成功專制統治，例子為俄羅斯，貴族及紳士與國家合作，讓農民綁在土地負擔最大賦稅。政府行家產制，但俄羅斯君主更不受限制恐嚇與控制貴族。

三，失敗的寡頭統治，例如匈牙利與波蘭，其貴族早就讓王權受憲法限制，國王始終處於劣勢，無法建立現代國家，政體不能保護農民免受貴族無情剝削，資源也不足以抵抗外來入侵。這兩國未能建立非家產制的現代政府。

四，可問責政府，例子為丹麥與英格蘭，既有穩固法治與可問責政府，同時能動員全國，防禦強力集權國家。

法蘭西在戰爭的龐大花費，為填補赤字希望尋覓財源，但既受債權人限制，也沒能力沒收所有菁英財產。同時，不同經濟階層未能要求政府問責，因為他們彼此之間無法達成社會團結，貴族、資產階級與農民互相對立，內部也分成各種等級維護自己的特權。中央集權國家及其反對者都未能適切組織化，令弱勢專制統治誕生。

波旁王朝中央集權方式徹底家產制，從軍事到收稅的政府職務，都由總是欠缺現金的國家賣給最高價者，政府職位變成可繼承的私人財產。此制度允許依靠官職牟取私利，幾乎是將尋租與貪腐變得正當，成為建制一部份。

家產制官職下財政制度極為複雜，稅收種類繁多，直接財產稅因缺乏人口普查與登記難以徵收，同時有種種眼花撩亂的特別豁免與特權。貴族與城市有錢平民、王室官員、治安官等爭取到免稅待遇，農民與工匠則沒有這種特權。這種財政制度刻意助長尋租行為，有錢人不將錢與精神投資在創造經濟價值的資產與技術創新，而是花費心力在只重新分配財產的繼承官職與規避稅制上，削弱法國私人創業的精神。

法國舊制度政權若要攻擊尋租菁英聯盟的權力，必然會令政權權力依靠的整個法律體系失去正當性。法治一早存在，但保護的不是現代政治制度與市場經濟，而是傳統社會特權，以及國家主導而效率不彰的經濟制度。即使政體最高層承認舊體制不符需要，必須根本改革者，也沒有權力打破尋租者聯盟建立的均勢。

拉丁美洲不平等與缺乏法治的情況與近代西班牙相似。西班牙1492年組成後戰爭不斷，但無力向菁英直接課稅，而是以販賣公部門籌資，令貪腐橫行，同時反專制勢力因國家提供尋租機會而分化。這種政治制度由墨西哥與秘魯兩個殖民地傳到美洲。

美洲出生西班牙人與當地官員合謀，遠在歐洲的政府無力控制當地，在本國政府財政惡化時更是如此。長子繼承制引入美洲殖民地，令土地日趨集中於少數菁英之手，形成不公平來源的大莊園。拉丁美洲獨立之前未有出現社會革命，新成立國家或是無力向菁英課稅，或是由菁英滲透，令特權得以代代相承。當民主立憲政體不符合菁英利益，他們有能力將之撤回。

匈牙利的例子說明，憲法對中央政府的限制不必然產生政治問責。匈牙利貴族追求的「自由」，是可以更徹底剝削農民的自由。西歐與東歐在農民權利的差異，在於十一世紀時西歐城市化程度較高，十四世紀歐洲瘟疫與饑荒時人口銳減，到十五世紀經濟成長時西歐城鎮發展，令貴族無法更苛刻壓榨農民，君主也透過保護城鎮權利削弱對抗的貴族。反觀在東歐，獨立城市與國王弱勢，貴族得以在使役農民下外銷農產品至西歐。

中央權威薄弱令匈牙利在十三世紀遭蒙古摧殘，及後軍事壓力促使國王提升下層紳士利益，但這些軍人與官員階層卻不在國家體系內，後來弱勢國王甚至允許他們為大貴族打仗。貴族處於強勢，完全擁有自己的財產，沒有替國王打仗的義務。王朝國祚不長，許多國王是外族出身，也令匈牙利一再陷入王位繼承鬥爭，讓貴族從王位爭奪者中得到好處。軍隊以貴族為主，訓練不佳，最終匈牙利在1526年遭奧圖曼擊敗，失去獨立國家地位，由哈布斯布王朝與土耳其瓜分。

十三世紀蒙古人入侵俄羅斯，在三方面影響俄羅斯政治發展︰一，蒙古人切斷俄羅斯與拜占庭及中東的貿易知識往來，也妨礙俄羅斯與歐洲往來，令俄羅斯未能參與西方的文藝復興與宗教改革。二，蒙古人佔領俄羅斯後，基輔羅斯遭摧毀，確立俄羅斯政治權威分散、眾多小封地林立二百多年。三，蒙古人削弱俄羅斯傳承自拜占庭的法律傳統，令政治生活更為殘酷，統治者以掠奪為目標，嚴懲任何反抗者，這種做法傳至後來的俄羅斯領袖。

莫斯科大公國以中間服兵役階層為核心，由領取封地的騎兵組成，戰時為王公服役，征戰結束後返回各自封地。這種制度與奧圖曼有相似之處，同樣創造出依賴中央政權取得地位，又不必支付現金的軍事組織。與匈牙利不同，莫斯科中間服兵役階層直接為大公國效利，而不是併入貴族階層，這令大公國在國家建造過程的障礙遠少於匈牙利與西歐社會。

俄羅斯封建制存在時間較短，未建立穩固根基，封地沒有西歐那種自治權，貴族也沒有時間建造城堡，較易於進攻。莫斯科大公國也刻意挑動貴族互相競爭，削弱貴族內部團結，令貴族缺乏集體反抗中央集權國家的建制。俄羅斯東正教會不像天主教會，沒有獨立於世俗君主權限外的教會法規與官僚組織，故此缺乏法治保護菁英免受國王任意處置。

貴族服從於國王的回報，是免稅、個人獨享擁有土地與人的權利，更嚴苛壓榨農奴的機會。在十六、七世紀，農民稅賦日益加重，離開土地的權利受限，最後遭完全剝奪。俄羅斯地理環境未受框限，極不利於奴隸制誕生，農奴制得以維持，建立在君主與貴族的結盟上。未有政府越加限制農奴個人自由擁有土地的權利，為獲取土地須加入貴族，繼以自動取得農奴與背負維持該制度的義務，這抑制獨立商業城市資產階級興起。

與法蘭西與西班牙相比，俄羅斯政體無須遵守法治，隨意沒收私人財產，強逼貴族服役，處置敵人與叛徒時不顧正當程序，在這方面與帝制中國更相似。在家產制程度上，俄羅斯政體遠超中國或奧圖曼專制政體，缺乏以能力掛帥、不講私人關係的行政體系。

英格蘭的議會不只代表貴族與神職人員，也代表廣大紳士、鎮民、有產者，代表後者的平民議員是議會核心與推動力量。英格蘭議會有力阻止國王加稅、建軍與違反習慣法的計劃，甚至自組軍隊推翻國王兩次。議會團結來自英格蘭社會很早就以政治而非社會團結為主，不具親屬關係的鄰人社群在諾曼入侵前已很普遍。此外，習慣法與法律建制普遍被視為正當，司法參與及習慣法規範令英格蘭人民更認同法律，有產者認為捍衛法律攸關自己的利益。反抗專制帶有天主教與新教對抗的色彩，也令議會強烈感受自己身負超然使命。

英格蘭在十七世紀初也存在賣官腐敗，但在該世紀末已大為改善。有四項因素令英格蘭政府內出現打擊腐敗的改革聯盟︰一，第二次英荷戰爭、瘟疫與倫敦大火，嚴重削弱英格蘭的防禦能力，軍事支出不得不增加；二，查理二世希望量入為出，避免因額外收入需求求助於議會；三，政府內部出現幹練改革者，如喬治．唐寧與撒繆爾．佩皮斯；四，議會經濟內戰與護國時期，開始懷疑政府浪費腐敗，將稅收用於與公眾無關的用途。

十七世紀英格蘭經驗是今日反腐敗行動的重要榜樣，表示重要的改革元素包括︰令政府有財政壓力、不得不改善施政的外部環境；即使沒有親自領導改革，至少不會阻擋的行政首長；擁有足夠政治支持，得以落實改革計劃的政府內改善提倡者；不願自己繳交稅收遭浪費的納稅人向上施加強大政治壓力。

1688至89年光榮革命將政治問責與代議原則建制化，政府統治只有在被統治者同意下才正當，課稅明確建立在人民同意上。只要民眾認同重稅對國防不可或缺，即使較重稅也不必然總是抗拒。稅收在無須強徵下得以提高，加上光榮革命後的財政改革，令英格蘭政府得以在透明的公債市場上舉債，國力得以快速提升。

英格蘭是第一個同時匯聚強而有能國家、國家服從法治與政府接受公民問責三項元素的大國，以強力早期國家為始，推動法治與合法產權的廣泛認知，再由議員對法治的信念讓英格蘭國王接受問責，繼而崛起成為強權。

歐洲各國不同發展與其四組政治單元的互動過程相關，四組政治單元是國王代表的國家、上層貴族、紳士與第三等級。在弱勢專制政體，如法蘭西與西班牙，國家權力基礎集中在面積不大的土地，受既有法治限制。國家以外貴族、紳士與城市資產階級抵抗集權。國王以賣官與特權成功拉攏這些群體，擴大尋租聯盟。稅賦落在農民與普通商人身上，不足以實現國王的帝國擴張野心。政府因賣官失去正當性，法國在自我改革失敗後，走上大革命的道路。

俄羅斯強勢專制政體與法國或西班牙的差異在於︰一，地理條件，俄羅斯較少天然屏障，搶先建立支配地位者有極大優勢。二，俄羅斯從脫離蒙古壓逼至國家建造相隔時間甚短，封地制只有約二百年，貴族組織不如西歐完善，也沒有城堡保護。三，俄羅斯沒有西歐那種法治傳統，宗教受統治者影響，俄羅斯人也以掠奪的蒙古征服者為統治榜樣。四，自然環境，欠缺地理框架令農奴擁有者必須組成聯盟，令農奴無法自由逃跑，沙皇則以限制農奴將菁英與國家連繫。五，法治、宗教改革、啟蒙運動等觀念在俄羅斯滲透程度較低。

為何英格蘭議會沒有變成匈牙利議會那種尋租聯盟？原因之一是社會結構的差異︰英格蘭菁英流動與開放程度比匈牙利高，紳士是團結的大型社會群體，在部份層面比貴族更有影響力。英格蘭擁有地方法庭與草根政治參與傳統，領主與封臣、佃戶平起平坐決定攸關共同利益的問題，也有較富裕的自耕農與城市資產階級。此外，英格蘭有個人自由的傳統，卻有集權而受廣泛肯定的政府，比起徹底改變政體形式的社會革命，英格蘭人較想要接受他們問責的國王。

丹麥的經驗，反映發展強力國家、法治與可問責政府不是只有英格蘭的路線可循。丹麥受宗教改革影響，因新教深信應讓平民百姓讀懂聖經，直接接觸上帝，令農民識字率大為上升，有助他們彼此溝通。1760至1792年丹麥廢除農奴制以削弱貴族地主，並讓農民入伍服役，加上農民越來越多人受教育，被動員程度日益提高。丹麥在1814年因拿破崙戰爭失去挪威，1864年失去德語人口佔多數的兩個公國予普魯士，此後成為丹麥語人口佔絕大多數的同質小國。在農民與其他階層動員下，十九世紀民主政體與二十世紀初社會民主主義在丹麥興起。

建制的發展程度可由四組標準衡量︰變通／僵固、複雜／簡單、自主／臣屬與整合／分裂，建制較變通、複雜、自主、整合，發展程度較高。變通的建制能評估外部環境修正本身，較能存活。建制因較分工與專門化而複雜，各種職能由較有技術的不同組織執行。自主與整合密切相關，自主讓建制不受其他社會力量影響，整合則在於明確界定政治制度內不同組織的角色與職責，權力也有正式劃分。

政治衰敗反映在兩種過程，其一是建制因特定環境建立後因人遵守規則的傾向而定型，在環境轉變時無法迅速調整因應新形勢。其二是建制再度家產制化，人性特別照顧與自己有互惠關係親人或朋友的傾向，令根據功能或才幹、不講私人關係的選材規則，再度變為建制成員將職位由後代繼承。這兩種政治衰敗，往往隨著與既有制度有重大利害關係的官員希望阻止制度改革而同時出現。假如制度完全崩解，收拾殘局者往往是擁有恩庇網絡的家產制成員。

社會是否能在建制創新，取決於能否令既有政治利害相關者無法反對改革。這有時是因為經濟改變削弱既有菁英地位，有時是新宗教意識形態令新社會單元興起，有時是高明領導力讓無權力群體組成聯盟，但有時則只有暴力是除去阻止建制變革利害相關者的唯一辦法。

本書上卷探討工業革命前的歷史，即資源零和的馬爾薩斯式世界。在這樣的世界中，欠缺以投資帶來長期經濟成長的事物，增加財富的合理選擇是以政治掠奪他人資源，這可以是強權者公然搶奪或課稅，或者組織自身社會向鄰近社會攻擊與掠奪。換言之，比起投資於生產力增長，提升行政或軍事能力組織掠奪行動更為有效。

在馬爾薩斯式社會，經濟增長主要是粗放型，人口與資源隨時間增加，但人均經濟水平並未增加。關鍵的政治建制是國家，因為國家是粗放型經濟增長主要憑藉。國家正當性來自宗教，而在以宗教為基礎的法治存在下，宗教也賦予法律秩序正當性，法律秩序則能向國家提供或拒絕給予法律支持。

政治發展主要以兩種方式實現︰一是政治權力與粗放型經濟成長互相配合增加，直至受地理或技術限制，或者遭遇另一政體；二是正當性透過法治或新社會單元的權力而改變。馬爾薩斯式世界促成改變的根源相對較少，國家建造過程緩慢，並不時經歷政治衰敗期。

工業革命後出現持續的密集經濟成長，人均產出提高，民主也與國家建造及法治會合，構成政治發展的元素。相關的不同層面包括︰國家建造與經濟成長互相關連；一定程度法治促進經濟成長；經濟成長有助民主穩定；經濟成長增加社會分工與動員；社會動員既可能促成民主轉型，也可能危及民主甚或引致政治衰敗；民主與法治緊密連繫；正當性觀念受經濟、政治與社會發展影響。不同發展層面的關連，意味著有許多可能達成現代化的道路可循。

相對於馬爾薩斯式社會，工業革命有可能持續保持密集經濟成長，促進社會廣泛轉型，動員新社會力量成為政治行動者，令尋租者聯盟的傳統菁英統治失效。此外，國際因素影響本國建制演變的程度大為提高，社會間競爭加劇，令政治改變與趨同速度加快，也令國家在許多傳統政治事務上更為困難。

作者指出建制起源於不可複製的偶然歷史環境與意外事件，其建立經過漫長的歷史鬥爭，這表示在移植建制到其他社會時，不能不顧及當地既有規則與支持這些規則的政治勢力。建立建制需要花費心力讓人相信改變有其必要，建立贊成改變的聯盟，打消舊制度既有利害關係者的抵抗，也要讓人對新行為習以為常並覺得理所當然，正式建制往往需要文化轉移輔助。

對於未來政治發展作者提出兩項疑問︰一是中國在只有強力國家下經濟迅速成長，這種情況可維持多久？二是自由民主政體未來會否未能適應新環境？作者指政治問責社會勝於沒有問責社會來自一項重要理由，即政治問責提供讓建制以和平方式適應新環境的做法。威權主義制度偶然可勝過自由民主制度，因為前者在掣肘較少下可迅速下決定。但是這種成功建基於不斷出現優秀領導人，在「壞皇帝」當政時，不受掣肘的權力可能會導致災難。

對於工業革命後的政治發展，本書下卷將會更為詳細討論。

誰說人是誠實的

看完了《誰說人是誠實的！》，主題是甚麼情況令我們更容易不誠實。作者指成本效益分析不是我們不誠實行為的主要驅動力，反而是許多人共同犯下小奸小惡，並將自己的行為自圓其說。作者以數字題為實驗，發現當實驗者有機會作弊時，許多人都會謊報分數，比對照組報多一點。作弊程度不會因獎金增加而提高，作者指這是因為獎金提高時，不誠實行為較難合理化，而被逮機率在實驗中與作弊程度沒有關係。

作者提出「蒙混過關因素理論」(fudge factor theory)解釋這些情況︰我們既希望自己誠實高尚，也貪圖作弊帶來的利益，如果只是輕微作弊，我們既可獲利也能自我感覺良好。影響我們蒙混過關與不誠實程度的相關因素有︰面對的不是現金，例如代幣、電子帳戶、文具，我們會更不誠實；回想道德規範可改善道德行為；先簽名再申報比先申報再簽名更令人誠實。換言之，道德自我詮釋空間越大，我們越能心安理得面對自己的舞弊欺詐。

作者以高爾夫球為例，球手刻意把白球撿起重放不能若無其事，但輕輕一踢或用球桿輕撥就較易合理化，因而較容易令球手接受。在第一桿開始時重來(「穆里根」)也比在球賽中段這樣做更為人接受。一開始填錯分也比之後加錯分更常見。球手也會一方面表現得一方面不誠實，另一方面自認誠實，這反映在他們報稱「球友」的不誠實表現比「自己」多上。規則不明確，有很大詮釋空間時，我們會更易落入不誠意的陷阱。

從牙醫購買昂貴新設備後會更常更議患者以這設備治療可看到，利益衝突會影響我們的行為。我們想答謝別人的恩惠時，也會顯得有所偏袒。藥廠業務員不時照顧醫生，令醫生更容易向病人推廣藥廠的藥物時，就是運用這種現象。其餘利益衝突的事例包括︰證券發行商與評級機構的利益衝突造成2008年金融海嘯；學術專家證人受僱提供偏向受僱人的意見；學術研究者扭曲數據以取得預期結果。實驗結果也發現，揭露利益衝突資訊反而令顧問更偏頗，因為顧客對意見打折程度不及顧問增加的扭曲程度。作者指，要消除利益衝突並不容易，要考慮那是否利多於弊。我們知道提供建議者可能立場偏頗時，應向沒有利害關係的第三方諮詢意見。

當大腦不斷要控制不同誘惑時，我們需要耗費很大心力，出現「自我損耗」(ego depletion)的情況，令抗拒誘惑的能力逐漸消退。例如一整天抗拒高熱量食物誘惑後，到夜晚就會較難克制，結果可能在宵夜時大快朵頤。實驗結果也指出，作文不能用a與n，然後面對數學題作弊機會時，也會比作文不能用x與z較易作弊，消磨的意志力令實驗者更難保持誠實。在可選擇是否面對誘惑情況時，精神損耗組也更容易陷入誘惑處境。作者指損耗的影響表示，我們應強逼自己在早上面對需要高度自我控制的情境；在離誘惑還有一段距離時就轉身離開；偶爾屈從於誘惑放鬆自己，避免過度消磨意志力。

作者進行實驗發現，知道自己穿上名牌冒牌貨，道德束縛會較鬆綁，較容易變得不誠實，也會把別人看得較不誠實。作弊行為也會隨時間演變，一開始參與者只會偶爾作弊，但在越過「誠實門檻」後，就會出現「管他的」效應，參與者更頻繁作弊，甚至一有機會就這樣做。作者指這表示第一次作弊不能等閒視之，因為這會影響當事人此後如何看待自己與自己的行為。

我們也會在作弊後自欺欺人，認為較好的表現反映出真本事。實驗結果顯示參與者在第一次作弊後，會在第二次沒有作弊機會時，仍然預期自己表現會與第一次一樣，即使為正確評估第二次表現提供金錢誘因仍然如此。以正式證書表揚作弊的成績，也會令參與者更容易認為成就是憑自己的實力達成。讓答案放在看不見的螢幕底部，讓參與者無法對作弊行為視若無睹，似乎則會令他們較不會把功勞攬在自己頭上。作者指，我們必須在自欺與務實間取得平衡，雖然過度自欺在碰到現實衝擊時會令我們大受打擊，但在某些情況下，白色謊言也有其道理。

作者說我們天生就是說故事的人，不斷說故事給自己聽，直到故事聽起來滿意又合理，並能給我們正面的自我描繪。實驗顯示參與人越有創意，作弊程度會越高，似乎表示越有創意就越有辦法想出好說詞，以合理化自私自利的行為。作弊較多的人，在創造力指標分數較高，但在智力上與其他人沒有很大差異。雖然創造力有想出新方法解決問題的正面影響，我們也必須了解創造力可以令不誠實者編造出對自己更有利的故事。

不誠實行為也會受別人表現影響。作者實驗發現當參與者觀察到另一個人作弊時，他們自己的作弊程度也會增加。即使參與者知道有機會作弊，但沒有榜樣或社會暗示讓他們知道旁人作弊，作弊程度則不會增加，反而因反思自己的道德觀而下跌。此外，當作弊者表明是圈外人(在實驗中是穿鄰校外套者)時，參與者的作弊程度也會減少，這表示同儕作弊讓我們傾向認為作弊是社會可接受行為，圈外人作弊則會令我們希望與他們有所區隔。作者認為，不誠實會透過社會傳染，意味著個人犯錯會為社會帶來腐蝕效應，因此我們必須更加警覺，努力防止小過失。

團隊合作對誠實程度的好處是互相監督，壞處則是當不道德行為會為別人帶來好處，我們會因關懷他人而變得更不誠實。作者實驗發現，完全沒有互動的互相監督沒有出現作弊，但將社交元素引入實驗環境，讓實驗者互相交談後，舞弊行為就變得很明顯，利他舞弊傾向高於監督的影響。當自己從作弊中得不到好處時，作弊情況甚至更嚴重，作者認為可能是我們從純粹利他角度出發，會更容易合理化我們的不當行為。

作者總結指，我們輕微舞弊時，既可以得到不誠實的好處，同時又能保持正面形象。金錢報酬與被逮機率對不誠意行為的影響不如想像中重要，道德提醒、與金錢的距離、利益衝突、自我耗損、冒牌貨、提示自己捏造的成就、創造力、目睹他人不誠實與關心團隊成員等因素影響卻出人意表。這表示我們不誠實行為遠比「理性犯罪模型」預期少，但多數人輕微不誠實的損失卻比少數人嚴重不誠實多。

為減少不誠實行為，我們先要理解不誠實的原因。承認自己的過錯，請求寬恕，設定終點並創造重新開始的機會，似乎能扭轉「管他的」效應，讓我們注意自己的行為，改過向善。從不誠實行為可以看到，我們往往無法認清甚麼因素重要，甚麼因素毫不相干。當我們對自己行為更為了解，我們就有可能加以改善。

Stabilizing an Unstable Economy

看完了Hyman Minsky的Stabilizing an Unstable Economy，主題是依賴金融的資本主義如何內在不穩。雖然是有點年代的著作，寫於1980年代，但在2008年金融危機後重新受到重視。

作者指自1960年代起金融系統脆弱，是源自二戰後金融關係與機構的累積轉變。經濟表現成功引發投機金融，讓基於1950至1960年代早期經驗的貨幣與財政政策失效，只依靠貨幣與財政政策操作不能重建1950至1960年代早期經驗的穩定。

作者申論他寫作時經濟最大的缺陷是不穩定，不穩來源並非外部衝擊或政策制定者無能無知，而是來自當時那種經濟類型的內部過程。擁有複雜、高度發展與不斷演變金融系統的資本主義經濟，其動態導致內在不一致的條件易於發展，這不一致或是猛烈通貨膨脹，或是嚴重蕭條。內在不一致不一定會完全實現，因為制度與政策可以控制不穩發展，讓它穩定下來。

作者指社會正義建立在個人從公私權力中心獲得尊嚴與獨立。為求尊嚴與獨立，經濟秩序需要讓收入從權利或公平交易而來，當中主要收入來源來自工作。因此，充份就業既是經濟也是社會的善。作者申明他偏好個人自由與民主權利，多於保障所謂財產權，這信念也影響本書的政策建議。

在資本主義下，經濟不穩傾向持續增強。市場參與者尋找早期警示，對經濟指標短期變動過份敏感。結果之一是投資者從其偏好正確跟隨波動獲得即時高回報，而不是由促進長期經濟增長與發展的投資，帶來較長期與穩定的較低回報。

1975年與1982年美國的金融危機都沒有引致經濟嚴重蕭條，而是衰退加上隨後的通貨膨脹。作者指當中原因有二︰一是大政府不只穩定就業與所得，也穩定了商業現金流動與資產價格；二是聯邦儲備體系與其他政府及私人機構合作，擔當起最後放款者的角色。

政府開支可以分為四類︰政府職位與政府服務支出、政府合約、轉移支付與政府債券利息。戰後大政府之所以較大，主要是由於軍事開支、轉移支付計劃與國債利息提高，尤其是轉移支付計劃。大政府讓國民收入下降自動轉為龐大政府赤字，是1974至75年經濟停止急劇下跌並轉為強勁擴張的原因之一。

政府赤字有三方面效應︰(1) 透過政府對商品、服務與勞工需求運作的所得與就業效應；(2) 透過令住戶與商業部門獲取盈餘或減少赤字運作的預算效應；(3) 因增加發行政府債券而出現的投資組合效應。轉移支付在無需工作下提供所得，讓住戶可支配所得增加，以維持經濟需求，卻也為經濟帶來通貨膨脹的偏向。

讓住戶與商業部門獲取盈餘或減少赤字不但本身在經濟衰退中重要，在住戶與商業部門負債時更是不可或缺，因為償還這些債務視乎企業盈利與住戶儲蓄。沒有政府龐大赤字，住戶與商業部門承擔債務能力在衰退時將大為減少，所得與利潤陷入下跌的惡性循環，會導致過去曾發生的債務通貨緊縮與嚴重蕭條。

政府債券沒有違約風險，金額以名義數目計算，購買力受物價水平影響。此外，政府債券由聯邦儲備體系保證可在市場交易。故此政府債券持有人獲保證在有需要時可以改變其投資組合。在衰退時，企業與金融機構透過持有政府債券可獲取安全與穩定的資產，企業以清空存貨及持有政府債券減少負債，銀行也能以增持政府債券增加其投資組合流動性，擴大資產與負債，避免商業減債令經濟需求與定期存款下跌。

在大政府以赤字穩定經濟產出、就業與利潤同時，最後放款者則穩定資產價格與金融市場。例如聯儲局接受以無法在市場出售的資產為抵押品，或直接購買這類資產。最後放款者需要及時介入，並確保再融資供應，以避免累計下跌引發大蕭條。其需求先於大政府的參與，以免投資與借債消費下跌的影響，超過大政府穩定所得與金融能力。

儘管最後放款者的行動可避免嚴重蕭條，卻為行動後的通貨膨脹設定條件。因為最後放款者保證部份合約條款能履行，不論市場或個別負債者的商業情況，因而減低它保證那些資產的違約風險。違約風險低的資產更容易在市場出售，亦即更有流動性。故此，最後放款者行動增加流動資產的實際數量，令市場上有貨幣特質的資產增加。銀行或類似機構可抵押這些資產，並用於放款或保有其他資產部位。經濟中整體融資能力因而上升，並可運用於提升資產價格或放款活動，有可能造成未來通貨膨脹式增長。

在1920年代前，商業銀行在儲備部位中有重要部份依靠聯儲局的貼現窗口，聯儲局與成員銀行有定期、每日的銀行聯繫，銀行為確保資金來源會遵從聯邦儲備銀行訂下的商業與資產負債表標準。在此之後，聯儲局主要儲備供應活動變成在公開市場買賣證券，不再與成員銀行有緊密與持續的商業關係，對成員銀行的影響大為減弱。

作者指聯儲局在決定貨幣供應時並不那麼有力，貨幣供應也不會控制所得。在短期內，市場行為在決定金融對所得的影響比聯儲局有力，長期而言，引入新的金融行為與新舊金融實踐規則演化是決定因素。為避免投機金融急劇增長釀成危機情況，令最後放款者需要干預，限制企業向外融資與銀行及其他金融機構支持急劇增長能力的制度改革可能有其需要。

在1974至75年金融危機中，最後放款者採取的技術是，將財困機構資產價格以歷史高位記帳，而不是當前市場低位，並由聯儲局、聯邦存款保險公司吸收或保持資產流動性，讓有問題機構得以再融資。聯儲局創造負債以替換私人借款者的負債，或保證提供融資，當中需保持靈活，以規則限制聯儲局行動會令其能力受限。聯邦存款保險公司則保障受困銀行的存款，並承擔受困機構所有非股本債務，防止擠兌發生。由於聯邦存款保險公司不會隨時擁有大量現金，其行動必先從聯儲儲備系統取得資金。作者指，既然聯儲局在最後放款者行動擔任主要角色，聯邦存款保險公司應更明確融入聯儲儲備系統，特別是在銀行監管方面。

企業償還負債所需現金來自利潤現金流、手上現金、出售資產或借貸。當某單位在任何期間預期現金收入都超過需償還現金，作者稱它處於避險融資(hedge finance)。合約訂明現金流在某段時期超出預期現金流入，則是處於投機融資(speculative finance)或龐氏融資(Ponzi finance)，在這種情況為償還當期負債需以出售資產、債務延期或再借貸取得現金，因此依賴當時金融市場狀況程度較高。

在二戰後，商業銀行以買賣國庫債券處理資產部位的佔比減少，聯邦儲備與存款相對總資產比重也一直下跌，銀行改為發展出各種盡量利用有限儲蓄的工具，包括存款證書、回購協議與向海外銀行借貸。獲取資產部位的方式增加，令聯儲局行動與供應融資量的關係不再那麼緊密，聯儲局緊縮財政政策與銀行及市場反應的時間落差更長。這容易令政策制定者過度反應，讓政策行動造成經濟走向金融危機邊緣。故此，二戰後金融體系的演化，令經濟更易走向不穩。此外，銀行放款活動增加，特別是向非銀行活動作短期融資，也易於令金融體系更為不穩。

非主流銀行(fringe banking)與銀行的從屬關係可以是金融系統脆弱的來源。在其他融資管道較昂貴或無法使用時，非主流銀行從核心銀行融資，令核心銀行持有與非主流機構類似的投資組合。當非主流銀行在市場明顯表現出虧損與周轉不靈時，銀行也可能會受損，導致骨牌效應令市場嚴重崩潰。

戰後新古典綜合學派指財政及貨幣政策能消除長期失業，在分散(decentralized)市場中也有自我改正力量讓經濟處於全民就業。作者指這似乎自相矛盾︰一方面指干預政策可消滅長期失業或慢性通脹，一方面卻指即使不做任何事，給時間讓經濟自行其事也可以維持價格穩定與全民就業。在實際情況中，新古典綜合學派未能解釋經濟內部運作怎樣造成本書當時定期出現的早期危機。

作者認為，我們需要能說明經濟正常運作如何造成不穩，並指導我們控制不穩的理論。1960年代中期的經濟表現，令任何聲稱相關的經濟分析需要說明︰

1. 當時主導的市場機制如何令個別產出與價格一致
2. 所得、產出與價格的過程如何決定
3. 為何一致情況不時失靈，換言之，為何經濟易受嚴重蕭條的威脅甚至其實現影響。

作者在之後在本書建立的理論，將解釋經濟為何會波動，顯示出定期不穩與不一致與脆弱金融結構的發展相關，這種發展在正常資本主義經濟中發生，體現在金融資本財所有權與投資上。很大程度上社會目標可由市場機制達成，但作者也指明市場資本主義既內生地不穩，也能導致財富與權力以令人厭惡的方式分佈。

新古典綜合學派忽視凱恩斯對資本財定價與資本主義金融機構特殊性質的元素。這些元素是建立對當前經濟情況詮釋與政策制定更佳理論的基礎。凱恩斯理論重點是經濟中的資本發展，注意到銀行界與企業交易的重要。

當分散資本主義經濟的定價機制，只有在適當政策或制度規則下才會導致產出與價格一致時，盲目相信與接受市場過程結果就無法成立。在經濟只能有條件一致下，立法或制度演化改變將影響維持一致所需的政策行動，無法一蹴而就。

此外，一致也需要替代原則在各個市場下生效才能成立，這包括需求曲線斜率為負數，價格上升會導致商品或服務需求量下跌；在相對其他商品價格上升時，需求量也會下跌。替代原則在投機與猜測元素重要的金融與資本財市場上，並不是經常生效。某種金融工具或資本財相對價格提升，可能會增加這資產的需求量，讓價格上升有利於價格進一步上升。

作者指新古典理論正確指出在嚴格條件下，競爭市場機制可指導生產滿足消費者需求，特別是那些市場並不依賴(1) 整體經濟穩定；(2) 投資步伐與方向的決定；(3) 所得分配；(4) 資本財運用佔比較高行業。但失業帶來工資與價格改變不會令投資上升以消除失業，以及中央銀行與其他金融管制用於回應金融市場的不一致，均表現出自由市場不是當時資本主義金融機構的經濟中，普世通用的政策方案。

在個別單位別無選擇，只能自行為自己謀取最大利益，而且當下價格總是主導的經濟中，價格與產出會達成一致。但在企業擁有市場力量，獨佔過多並互相對抗時，市場就可能無法達成一致結果。除此之外，當決定需將未來會發生的事納入考慮時，市場也可能不再有效協調。資本財的本質需要考慮未來，參與者不可能在下決定時已確知未來會怎樣，未來發生的事可能會令價格不再認證現時決定。

凱恩斯分析核心將現存資本財獲利程度、投資與持有資本財的融資條件，以及投資的供給情況，整合為有效投資需求理論。在這理論中投資是需要時間的過程，依附在利潤預期上，因此投資決定總是在不確定下進行。正因為這不確定，投資者及其融資者尋求在不利變動下，可獲保障並能調整投資組合的資產負債架構。凱恩斯在1935年的理論表示，不穩是資本主義內在與無法避免的缺陷，這在新古典綜合學派遭到忽視，後者將資本家、資本財與金融市場排除在經濟分析之外。

漢生(Hansen)式標準凱恩斯模型強調在達致全民就業水平前，每單位產出的供應價格趨向不變或轉變緩慢。總需求超過全民就業水平工資與價格才會上升，總需求少量不及全民就業水平，工資與價格下跌幅不大，只有在總需求跌至某水平下價格才會傾向下跌。假定消費視乎稅負與轉移後的所得，產出與勞動力總需求視乎投資、淨出口、與政府支出。在所得不及或超過目標水平時，政府開支或支出改變可以用於抵銷差額，財政政策成為指導經濟的工具。作者指，漢生式模型簡單有力，但未有考慮金融與貨幣因素，未能對1960年代中期後的金融不穩提供有效政策指導。

赫斯(Hicks)以投資—儲蓄／流動性偏好—貨幣供應模型表達凱恩斯學說，即IS-LM模型。投資—儲蓄曲線斜率向下，流動性偏好—貨幣供應曲線斜率向上，兩者交點表示可滿足貨幣與商品市場的利率與所得水平。在利率接近或達至零時，利率不受貨幣供應影響，財政政策失效，這種情況稱為流動性陷阱。此時投資不足造成失業，政策可循三種方式增加就業︰一，以政府開支增加所得，例如政府稅務與開支計劃；二，以政府補助及擔保增加投資，例如房貸擔保、農業補助、國防開支等；三，減低相對於預期利潤的投資成本，例如稅務豁免與所得稅調整。

作者認為赫斯模型所指的利率與投資關係並非必然，即使低利率表示生產最好在高資本產出比例進行，也不代表投資，即資本財的改變率，必然上升。此外，赫斯模型假定貨幣供應由管理當局如聯儲局決定，忽視凱恩斯所指在資本主義經濟中，貨幣供應是從金融活動中創造。赫斯模型並未包含勞動力供應過量會導致勞動力需求上升的經濟，因此沒有古典思想中勞動市場主導均衡的特徵，不屬新古典綜合學派。

帕廷金(Patinkin)解析則以實質平衡效應(real balance effect)完成綜合新古典與凱恩斯學說︰失業令工資與價格下跌，造成按價格調整的貨幣供應增加，然後這增加的財富會提高消費相對所得比例。在一段時間後，勞動力供應將不再會過剩，達至全民就業，價格也停止下跌。價格與貨幣供應比例只在均衡狀態下維持，在非均衡狀態下則會變動。

作者指，帕廷金解析勾劃出經濟怎樣從不均衡走向均衡，卻讓新古典綜合學派無法解釋，經濟最初為何會出現失業或通脹情況，不均衡最初怎樣發生。此外，帕廷金解析的貨幣供應不是聯儲局報告那貨幣供應，而是未納入銀行系統中私人債務的貨幣供應，就像貨幣供應只有固定價格的黃金一樣。這並未考慮到現今世界中，投資融資與資產部位中的貨幣創造行為，也沒有顧及價格下跌會令擁有資本財者的債務負擔增加。帕廷金效應只有在長期折磨與產出及就業大幅下跌，令價格也大幅下跌時才會相關。

綜觀新古典綜合學派，作者指它沒有考慮經濟內部不穩力量，只能將持續出現的不均衡狀態，歸咎於系統中阻礙均衡機制的過程，例如工會阻礙工資下跌令失業持續。新古典綜合學派也對歷史時間沒有想法，其經濟模型只存在於真空中，不了解工資與價格下跌的影響。它讓合理政策限於調整支出與稅收，以及操作貨幣供應。當下對未來的想法，以及當下融資的可能選擇，對市場為資本財訂價有重要影響，卻不在新古典綜合學派政策議題中。它對當今經濟不穩很可能是由於金融市場、資產價格與利潤流向表現並不關注。此外，新古典綜合學派承諾操弄貨幣與財政政策，就能維持在穩定價格下全民就業，導致經濟學家忽視工業結構與所得分配對整體經濟表現的影響。

在資本主義經濟中，投資融資與擁有資本財存量產生貨幣償付的承諾，也就是合約訂明的現金流。為使經濟產出與需求一致，價格不只要滿足資源分配與產出配給函數，也要確保(1) 產生剩餘；(2) 所得分給資本財(即利潤)；(3) 資本財的市場價格，與成為資本財的現時產出生產成本一致；(4) 商業債務償付得以履行。只有在過去獲現在證實，未來也預期會證實現在投資與融資決定時，病態樂觀者以外的人才會投資。價格必須帶有利潤以鼓勵投資，在科技決定成本中再加上漲價(markup)償付債務，支付融資、管理、附屬成本，並滿足現金流需求。

設Pc與Qc分別為消費財貨的價格與數量，Wc與Nc為消費財貨的科技水平必須工資與僱用人數，再假設經濟只有工人與收取利潤者，工人將其所有所得用於消費，收取利潤者則完全不消費，從而令消費財貨需求等於總工資數，不受利潤所得影響。在只生產消費財貨下，會得出︰

PcQc = WcNc

資本所得πc (利潤) = PcQc - WcNc = 0

然而在納入投資財貨後，設Wi與Ni分別為投資財貨的科技水平必須工資與僱用人數，則︰

PcQc = WcNc + WiNi

πc =  PcQc – WcNc = WiNi

消費財貨利潤等於投資財貨的總工資數，總利潤等於總投資量。在投資只會在預期未來會有利潤發生下，投資只會在預期未來也會有投資才能進行。在這簡單模型中，價格形成的方式為︰

Pc = [WcNc/Qc] [1+WiNi/WcNc]

由於Qc/Nc為消費財貨勞動力的平均生產力(Ac)，因此︰

Pc = [Wc/Ac] [1+WiNi/WcNc]

假設Wc = Wi，則變成︰

Pc = Wc/Ac (1+Ni/Nc)

換言之，消費財貨價格水平，與工資水平，以及投資財貨僱用人數相對消費財貨僱用人數成正比，與消費財貨平均勞動生產力成反比。

當模型加入政府考慮後，利潤就不只是由投資組成，而是投資加上政府預算赤字。在衰退時政府赤字阻止利潤下跌，讓商業債務的負擔不致加重，甚至可能會減輕。對外貿易赤字則會減少利潤，令全民就業所需利潤與政府赤字水平增加。政府赤字令消費財貨價格水平上升，對外貿易赤字則會限制本地生產消費財貨價格水平。

在放寬前述模型的行為假設，讓工人儲蓄部份所得，並讓收取利潤者將部份所得用於消費後，消費財貨價格水平會因儲蓄部份工資而下跌，因利潤用於消費而上升。假如利潤用於並非生產技術決定的管理與輔助服務工資，這些工資又會用於消費財貨，則消費需求會上升，令產品的漲價上升。企業經由廣告、產品開發與銷售方式取得並維持市場力量的市場增加，會產生通貨膨脹壓力。然而，當管理與輔助服務工資比生產工資高，令前者的工資儲蓄比例傾向較高時，則會令利潤下降，令給予資本家與尋租者的現金流減少。

在供給成本方面，總成本由四項元素組成︰(1) 科技水平訂定的成本；(2) 管理成本；(3) 償還債務款項；(4) 滿足提供資本財所付的代價。在收益大於四項元素總和時，過去投資與融資決定完全符合預期，但在收益只大於頭三項元素總和，卻少於四項元素總和時，債務獲得償付，但支付資本財的成本則未能全面回收。按此，需要運用昂貴與極為專門的資本財，以及大規模債務融資的企業，前提似乎是要擁有市場力量，能在需求下跌時限制價格變動，令收益超過成本的四項元素總和。

政府開支也是一種盈餘分配，稅款令勞工每單位產出可支配所得低於科技決定的供應價格，並提高產出的供應價格。投資與政府開支為經濟定調，卻不是由現時經濟表現來決定︰政府開支由政策決定，投資則由現在對未來的觀感決定。

對大部份企業而言，利息支付、廣告支出、行政人員薪資與債務償付大多是在之前定下，不受當下產出影響，而滿足這些支出所需現金流則視乎利潤。在當下利潤不足時，企業需以手頭現金、借貸或出售資產支付。假如是以借貸支付，就代表成本曲線上升，意味著現時利潤不足令滿足未來要求所需現金流增加。當企業欠債，債務條款只能透過重新談判更改，這可能包括公開或非公開破產。換言之，在資本密集生產技術、以債務融資商業部位、管理與輔助服務開支比重較大的經濟中，商業破產會較易發生。在風險趨避的投資與融資者要求下，資本密集工業的自然市場結構是寡頭與獨佔競爭。

投資是資本主義經濟中利潤的主要部份，是經濟走向的重要決定因素。這種經濟的基本週期特質，取決於利潤、資本財價格、金融市場狀況與投資的相互關係。在經濟平穩增長一段時期後，商業企業與金融中介回應經濟的成功，改變其可接受及屬意的債務結構，引起投機景氣令金融結構脆弱不穩。

金融不穩假說有兩項基本命題︰(1) 資本主義市場機制無法導致可持續、價格穩定、全民就業的均衡狀態；(2) 嚴重商業週期原因在於資本主義不可或缺的金融特徵。資本主義經濟是指，生產工具私有，總收益與勞動成本的差距為資本財所有者提供所得。資本財可以交易與抵押，由擔保與抵押生產工具或未來所得產生的金融工具也可以交易。因為資本與金融財可以交易，它們有由市場決定的價格，視乎資本財未來預期帶來的所得而定。

作者指資本主義經濟任何期間都存在失調力量。在債務通貨緊縮與嚴重蕭條後的就業不足狀態並不是均衡，而是在轉折狀態，當中價格與工資下跌不足以提高就業，因為價格與工資下跌令利潤減少，之前的債務無法償還，企業也未能融資作投資。

當就業不足轉為暫時可持續的全民就業，各種資本與金融財的相對價格也會改變，引致屬意的融資安排改變。可透過借債融資取得資本與金融財部位的經濟中無法避免投機元素，當中資本財的需求由其預期獲利決定。商人與銀行家投機在未來現金流與金融市場狀況的意願，反映出借債融資部位的程度。暫時持續的全民就業令他們願意借更多債，金融機構則以發明「新」形式貨幣、貨幣替代品與融資投巧為回應。更多貨幣形式與數量用於融資資本與金融財額外需求或更多投資，令資產價格上升，增加資本所得、投資與利潤，經濟會嘗試擴張至安定的全民就業狀態之外。

資本財價格視乎擁有權帶來的現金流與其流動性，現金流受市場與經濟狀況影響，流動性則視乎資產容易並確保能轉為貨幣的程度。一般而言，貨幣供應增加會令資產價格上升，但在例如嚴重蕭條後，對流動性的需求過多， 貨幣供應增加就不會令資產價格上升。而在預期通脹會急速上升時，貨幣供應增加會令資產價格急劇上升。當資產帶來的現金流上升時，貨幣的流動性價值下跌，資產價格因資本化比例及預期回報增加而上升。這可能會帶來一段平穩期，卻會令可接受債務—股本比上升。

投資決定的供應因素視乎勞動成本與短期利率，需求因素則受資本財價格與預期融資結構及條款影響。投資顯然帶有時間面向，因而包含不可知的不確定情況，令借款與放款者要求有安全邊際(margin of safety)。安全邊際影響外部相對內部融資的可接受比例，近期經驗顯示外債可輕易償付時，負債比例傾向增加；具代表性單位未能履行債務合約時，可接受負債比例則會減少。

投資一項計劃，首先要預期回報超過投資成本足夠多以補償不確定，然後要看該計劃是否獲得融資。融資來源包括現時經營所需以外的手上現金與等同資產、股利及稅後利潤與外部資金。作者寫作當時經濟以外部資金融資投資為特色，受安全邊際水平與其可接受程度影響。

金融市場狀況影響投資的方式包括︰內部資金或淨值的槓桿程度、資本財需求價格、投資財貨供應價格，以及短期與長期利息對這兩種價格的影響。短期利率大幅上升會在一段醞釀期後令投資財貨供應價格顯著上升，長期利率上升會令資本財需求價格下跌，這表示在一般情況而言，資本財價格及投資供應價格的差距，與利率走勢成反比，低利率會令兩種價格差距較大，導致外部相對內部融資比例上升。

1970年代起美國經濟有不同表現的主要原因，是融資方式在簽約時指定償付結構，並反映當時主流市場情況與預期。在特定制度與規則下，金融創新的獲利機會，以及立法、行政及中央銀行的干預，都介入從金融強固轉為金融脆弱的過程中。工業化經濟融資也會助長不穩︰行為長期資本財融資，當長期資產由短期債務融資，可能令銀行與商業關係中出現債務償付與經營收入不一致。

避險融資(hedge finance)、投機融資(speculative finance)與龐氏融資(Ponzi finance)可從現金流與債務的關係說明。現金流有三種︰所得、資產負債表與投資組合，所得現金流是另外兩種現金流的基礎，包括工資、薪金、成品與半成品付款。當已實現及預期所得現金流足以滿足單位的未償付負債，該單位就處於避險融資，不需要視乎金融市場情況以履行條款。當經濟以所得現金流滿足資產負債表償付為主，較不易形成金融危機，處於金融強固。

但在預期收入不及資產負債表現金流，即債務需要透過延期或增債才能償付時，延期債務以償付者處於投機融資，增加債務以償付者則處於龐氏融資，這些單位需視乎金融市場情況以履行條款。當經濟廣泛透過轉移投資組合，即買賣資產以滿足資產負債表償付為主，則會較易處於金融危機，或至少有潛在金融脆弱。債務重組往往是試圖將投機融資轉為避險融資，債務豁免則是試圖將龐氏融資轉為投機融資。

避險融資、投機融資與龐氏融資單位，都會受減少資產中現金流的經濟發展影響。經營所得減少或欠債違約都可能令避險融資單位轉為投機融資。這不是由於經濟其他地方出錯，就是原本的避險融資特質，是基於對成本、市場及其發展不切實際的預期，對商品與生產因素市場過份樂觀。另一方面，除了商品與生產因素市場事件外，投機融資與龐氏融資單位也會受利率變動——即金融市場發展——影響，利率增加令現金流償付增加，卻沒有增加預期收益。此外，投機融資與龐氏融資必須持續再融資其部位，因而受金融市場不穩影響。經濟中投機融資與龐氏融資比重越大，整體安全邊際就越窄，金融結構也越脆弱。

金融脆弱出現過程由避險融資主導開始。避險融資系統中短期利率明顯低於長期利率，令投機融資以短期債務融資資本財或長期債務有利可圖。更多投機令資產需求與價格上升，帶來資本所得。在強固金融體系中的獲利機會，令強固轉為脆弱成為一種內生現象。

金融危機過後，銀行家與商人畏於投機融資與龐氏融資，而在大政府政策下，金融危機後政府赤字支撐所得、就業與商業利潤。這令商業利潤相對商業投資比例增加，並減少資本財部位的外部融資。政府赤字也將公債注入銀行及其他金融機構的投資組合，減少銀行與金融體系的違約曝險。在經歷金融危機後的衰退後，經濟展現出比危機前更強固的結構。

避險融資系統的獲利機會不必然即時令金融體系脆弱，當中的阻隔包括︰(1) 主導借款人與放款人的風險限制；(2) 需時建立可吸收資本財擁有者負債，以及滿足財富擁有者流動性及價格保證的工具；(3) 需確保投機融資者可獲再融資，金融創新也需時間推廣；(4) 市場參與者抗拒相信潛在利潤的樂觀預測，特別時在金融危機過後。

當投資計劃有外部融資參與時，利率變動會影響計劃成本。特別是在長期計劃中，複利令利率變動顯著改變計劃成本，負債利息也令計劃延期更為昂貴。企業在外部融資時有兩項安全邊際︰持有投資組合的流動資產，以及預期利潤超過計劃成本，這兩項安全邊際會影響企業的信貸評級。當利率上升時，投資計劃的預期資本所得減少，這會令企業後續的投資計劃評級下跌，進一步增加融資成本，繼而再減少投資計劃的預期資本所得，過程有如是自我實現預言。

投資榮景令不同金融機構與各種金融工具互相連結，直至利率上升至利潤邊際消失。榮景中斷會引發金融危機、嚴重蕭條與債務通縮，還是較小規模的衰退，視乎整體經濟流動性、政府部門相對規模與最後放款者的行動。作者認為，趨向投機融資與以債務融資投資本身就是制度結構與政策預期的結果，適當制度組織與政策，可以減少經濟受金融危機影響的程度。

銀行家安排貿易、投資與資本財部位融資時創造貨幣。銀行向商業借款時增加貨幣供應，令投資或擁有資本財的意欲變為有效需求。資本主義經濟正常運作有賴所得產出系統產生利潤以償還債務，與金融系統放款引發投資與利潤。

新古典綜合學派認為商業銀行只是機械、靜態、被動地運作，對經濟行為沒有重要影響。銀行業對經濟的影響只有貨幣供應量與利率過渡轉變，兩者均可由中央銀行控制。但作者指實際上，銀行是動態、創新與創造利潤的商業，銀行家主動以調整資產與負債尋求利潤，這不只會影響融資的數量與分配，也影響價格、所得與就業週期表現。

金融市場與銀行影響投資的方式包括︰金融市場決定資本財現值，因而決定投資產出的需求價格；獲融資投資數量視乎銀行程序；投資供應價格則視乎融資成本。在不確定與現時對未來觀點影響資本財價格的世界，當資本財需求價格相對投資產出供給價格上升，會令投資上升，導致利潤上升，利潤相對未償還債務比率、銀行與金融市場融資供應與商人投資意欲也會增加。銀行為利潤滿足其商業客戶增加的投資意欲，令整個過程呈正向與不穩的反饋。

金融體系整體強固或脆弱程度來自銀行家的貸款。銀行家傾向經營現金流足以還款的貸款，有助於維繫強固的金融體系。銀行家著重抵押品價值與資產預期價值時，就容易令脆弱的金融體系出現。

銀行獲利率可由每單位資產淨值增加，或資產相對擁有人投資增加而上升。第一種方法意味著尋求資產與負債利率的更大差距。為提升資產利潤，銀行家有誘因接受更長期或更高風險的資產。為減低負債利率，銀行家需要對存戶提供更多安全承諾，包括更短期負債與提供特別保證，提供更好服務，並創造新型票據與金融工具。

第二種方法則是增加槓桿比率，例如資產0.75%獲利，資本相對資產比率由6%減至5%，帳面獲利會由12.5%增至15%。自1960至1974年，美國的銀行槓桿比率增加50%，促進銀行客戶短期借貸上升，增加商業負債中投機與龐氏融資的比重，讓經濟走向金融脆弱。同時，在當時稅制下，銀行總裁最有效的致富方法，是股票選擇權在股價上升後帶來的資本利得。股價與每股獲利及其預期增長率相關，令銀行經理人著重於增長，導致槓桿比率上升，這會使安全邊際減少，讓經濟更易走向不穩。

傳統上銀行冒險受在銀行陷入危機時會有損失的存戶及合作伙伴限制。但自二戰後存款保險與聯儲局干預，在銀行破產時傾向保障所有非股本銀行負債，存戶不再擔憂銀行的存續能力時，顧客監控就沒那麼重要。合作伙伴監控表現在銀行危機時，對銀行在貨幣市場借款要求額外利率。在銀行無法出售大額存單與借入聯邦基金時，它會被逼在聯邦儲備貼現窗借款。換言之，中央銀行行動令存戶及合作伙伴監控銀行減弱。

存戶及合作伙伴監控減弱，讓銀行測試在限制銀行曝險中更為重要。作者指，他寫作時的銀行測試程序，無法控制巨型銀行複雜資產與負債的風險。1970與1980年代問題銀行數目與複雜程度增加，正是銀行曝險在日益週期環境下增加的結果，例子包括1974至76年銀行在REITs與1980年代初在海外借貸的問題。銀行測試者沒有足夠權力限制巨型銀行，測試程序也對銀行業缺乏理解。測試者需要認識銀行借貸的預期現金收益從何而來，分析不同經濟情況下銀行的運作。作者認為，要有效控制銀行帶來的混亂影響，需要為槓桿比率設限，並以保留盈餘方式，限制銀行股本增長水平配合非通脹的經濟增長。

金融創新接受程度視乎主觀評估持有貨幣的流動性溢價。在經濟暢通運作一段時間後，流動性的價值下跌，更進取的金融運作更為人接受。金融機構可以增加其資產—股本比例，不會顯著失去其負債信用。在這情況下，進取金融機構提供大量融資，令資本財價格上升，鼓勵短期而投機的資本財融資與投資。

自利可達致市場均衡在金融市場上並不成立。在商品市場上，供應過程產生相等於供應市場價值的收入；在金融市場上，融資需求由反應迅速的銀行家的融資供應抵銷。此外，當融資供應超出現時資本財與投資相對價格需求時，過剩供應會提高資本財相對投資產出供應的價格，提高投資與融資的需求。金融脆弱是市場內部過程的產物。

作者這樣批評當時監管當局對金融運作視而不見︰

Institutions such as the Federal Reserve, which were introduced in an effort to control and contain disorderly conditions in banking and financial markets, are now slaves of an economic theory that denies the existence of such conditions. Today's standard theory argues that the authorities should focus on the money supply and should operate to achieve a constant rate of growth of this construct. The authorities, in large part, accept the validity of this view. As a result, the officials making monetary policy wear blinders that restrict their vision, so that they tend to ignore the financing relations by which monetary phenomena affect activity. (p. 280)

作者認為當局應認識到指導與控制金融使用與運作的演變。創新永遠會領前監管者，當局無法阻止投資組合的結構改變。他們可以做的，是為不同資產訂立股本—吸收比例，確保銀行資產—股本比例受限。存款保險當局也應有權限制與控制受保障銀行的商業行為。重新以貼現窗為銀行儲備標準來源，可令聯儲局更緊密監控商業銀行，防止銀行放款與持有資產過快擴張。

通脹——即消費物價——的轉變，等於工資增長率減去勞動生產力增長率加上漲價(markup)成長率。在資本主義經濟中，通脹的因果鏈由投資或政府開支增加開始，兩者都會令漲價增加。在金融合約以貨幣計價下，未經通脹調整的貨幣工資與貨幣利潤流，會決定債務能否獲得償付。即使經通脹調整的實際工資與利潤不變，當貨幣工資與利潤上升，勞工與企業償債能力也會增加。

貨幣工資購買力與消費財貨產出成正比，與投資財貨相對消費財貨的工資與就業比例成反比。換言之，當消費財貨產出增長率高於工資，物價會傾向下跌；當投資上升，經濟則有通脹壓力。此外，當企業花費在僱員醫療、廣告、產品開發等方面時，也可視為廣義的利潤分配，令消費需求上升，帶來通脹壓力。

通脹可分為兩種，一種是貨幣工資增長不及價格增長，第二種是即使貨幣工資增長追上甚至超過價格增長，價格依然因漲價因素相對消費財貨產出增加而上升。第二種通脹不能自我維持，但在工資購買力大幅下跌，令工會、僱主或政府干預增加工資時，物價持續上升會引發工資上升，因而令物價進一步上升。

在1960至1980年代，即使在失業率高企時通脹與貨幣工資上升仍然持續，這種滯脹(stagflation)出現在轉移支付急升、政府持續赤字、政府工資快速增加的時代。即使在衰退中，商業利潤與消費物價也能維持甚至上升，銀行受政府政策支持在多次金融危機中生還，結果造成物價飛漲。

這時美國經濟並沒有就業與通脹間的取捨(Phillips curve)，其特色為︰(1) 局部有效的工會主義，在工會有效的行業中，經濟不景不會導致貨幣工資減少；(2) 即使在嚴重衰退也支撐利潤的大政府，政府支出相對消費財貨產出增加令物價上漲；(3) 運用昂貴與較長期資本財的行業比重很大，令勞動成本漲價帶來的穩定現金流更為重要。

當貨幣工資預期會長期上升，投資者，尤其是金融工具的投資者，會尋求預期可維持或增加其按價格調整資本價值的投機活動。這會帶來各種商品與工藝品泡沫，融資條款也會按預期通脹修改。在利率快速調整以反映預期通脹後，履行金融合約的負擔將不會在通脹時減少，通脹過程不會導致進一步投資。預期通脹破壞投資活動、就業與價格上升的連結，通脹率不再與失業率成反比。

政府若要在沒有衰退下控制通脹，需要增加相對於需求的消費財貨產出，認識到消費財貨產出令物價下跌，投資與政府支出則令物價上升。在大政府市場經濟中，以轉移支付及軍事開支達隨政策全民就業目標，而沒有帶來有用產出時，透過控制貨幣供應或貨幣工資率控制通脹只能獲得短暫成功。作者描述大政府既是幸事(blessing)也是禍害(curse)︰大政府預防債務通縮與嚴重蕭條發生，卻帶來通脹。

其中一種阻止通脹的方法是讓消費財貨大量湧入經濟，當中一種做法是在國際貿易帳中有明顯赤字。當1982年美國失業率高企，聯邦增加州與地區支出的計劃平穩下來或減少，1983與84年進口貨物湧入該國市場，通脹率就開始下跌。

作者在提議政策前先指明，沒有一蹴而就解決資本主義缺點的方案，特別是金融創新必然會令不穩問題繼續出現。在1980年代經濟政策討論以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多少為中心，但作者指我們必須承認經濟不穩的特質，並調查現有制度與政策干預是否放大或減少這種不穩。政策必須以一致可行方式涵蓋整體經濟範圍，不能只是零碎的改變，這只會令情況更差。

作者認為政策的理論基礎，應來自凱恩斯那些在轉變為正統理論時失去的貢獻，從凱恩斯衍生的理論觀點包括︰

1. 市場機制在非重要決定是有效控制手段同時，卻未能通過公平、有效與穩定的門檻。
2. 錯綜複雜與動態的金融體系內生地產生嚴重不穩力量，因此嚴重蕭條是非干預資本主義的自然結果︰金融不能交給自由市場。
3. 在資本投資佔私人生產重要部份、投資財貨生產昂貴的經濟中，分散市場機制格外不穩與無效率。
4. 在資本主義組織下，當金融資源沒有受企業的市場力量保護，就不會冒險於大型、長期的資本財。假如要讓這種行業私營，就需要法例與制度認可的獨佔與寡頭。資本密集獨佔與寡頭最好應解讀為包稅者的特殊形態。大型資本密集生產單位需要公共管制，甚或全面公有。
5. 大政府資本主義比小政府資本主義穩定，原因在於政府赤字反商業週期以維持利潤的影響。然而，為避免大政府推高通脹，在通脹時預算必須設計成以政府盈餘限制利潤。
6. 稅收相對國民收入比例需大，才能令大政府在能力在通脹時產出盈餘。因此稅收設計減少分配無效率與逃漏稅非常重要。

除理論觀點外，經濟政策新基礎也需考慮歷史事實、制度特質與政策驅動力︰

1. 1980年代美國制度結構主要來自羅斯福時期，反映大蕭條後偏向投資與資本密集的觀點，反對勞動參與及通縮。大政府成功消除長期嚴重蕭條後，卻為經濟帶來通脹壓力。
2. 作者認為，政策目標強調投資與「經濟增長」而不是就業是錯誤。全民就業的經濟將會擴張，而以刺激資本密集私人投資追求加速增長，不但可能不會增長，也可能增加所得分配不平等、技術選擇效率欠佳與整體經濟表現不穩。
3. 認為投資帶來所有好事——就業、所得、增長、價格穩定——並無根據。不當投資與其融資會損害全民就業、消費、經濟成長與價格穩定。
4. 過度擴張與過於昂貴的轉移支付系統會令社會不穩，傾向減少實際國民所得，並為經濟帶來通脹壓力。
5. 作者寫作當時讓公共部門進行私人決定雖然廣受認同，卻損害公平與效率。適當的整體干預足以限制整體週期不確定，干預細節既無需要也不可取。
6. 政策必須認知到有效管理的限制，並偏向需要最少管理的政策機制。利用與設定市場機制優於監控經濟細節的機制。

作者指資本主義引起不平等、無效率與不穩，不平等與無效率不至於令經濟無法運作，不穩則會造成失業威脅，是資本主義最大的弱點。經濟計劃首先應解決不穩問題，然後盡量減少不平等。至於效率，作者指這是難以定義的目標，而且系統在分配有效率卻可能在穩定上沒有效率。

作者提出的改革計劃涵蓋四部份︰大政府、就業策略、金融改革與市場力量。在大政府方面，作者估算美國當時在大政府經濟中全民就業投資需佔國民生產總值16%至17%，考慮到衰退時政府以赤字支撐利潤，較寬鬆估計政府支出佔國民生產總值約在20%左右。原則上政府應平衡預算，以令國債維持其價值，為金融體系提供流通的優質短期資產。從赤字轉為盈餘也是對抗通脹的有力工具，政府支出與償付也不應按通脹調整令通脹更為嚴重。所有稅項都會對物價有影響，消費稅、公司所得稅、增值稅都傾向提高價格，只有個人所得稅傾向令物價下跌，減免個人所得稅會令價格上升。

若稅制希望對抗通脹，累進個人所得稅應為重心，其稅收會因名義所得改變而變動，有助穩定物價與利潤。 作者認為累進個人所得稅稅階應該擴闊，假如取消公司所得稅與社會保障供款，稅率也應提高，對極高所得群體稅率更應大為提高。

公司所得稅容許應課稅所得作利息扣減，鼓勵債務融資，對金融強固並不可取。廣告與營銷支出及行政人員開支也可從公司所得稅應課稅所得扣減，促使企業建立市場力量及無效率。作者認為，改革議程中應包括取消公司所得稅。

僱主為僱員在社會保障供款是一種增值稅，為逃避稅項商人會在生產技術以資本替代勞工。在資本密集技術與債務融資引起不穩下，僱主在社會保障供款既減少就業也會帶來不穩。作者認為劃一增值稅比社會保障供款這種局部增值稅更好。

風險趨避的銀行家要求借款人的市場力量保護，才會融資資本密集生產技術，因此用價格效率反對以消費稅推動政策目標並無說服力。作者認為稅制中應有足夠消費稅，利用價格系統與避稅行為達成社會目標。

在就業策略方面，勞動市場有以下四方面的就業策略︰(1) 在公營與私營機構推動不會引起通脹的基礎工資工作。(2) 改變轉移支付系統。(3) 撤除勞動參與的障礙。(4) 引入限制貨幣工資與勞動成本的措施。

在轉移支付系統上，政府應消除轉移支付對勞動參與的阻礙，改革需資產審查的撫養未成年兒童家庭援助(AFDC，按︰計劃已在1996年取消)，改為對所有16歲以下兒童發放援助，並視為應課稅所得。政府也應出資提供工資水平不會令私人工資有上升壓力的工作，以提升勞動參與，這也令政府有效設定最低工資水平。

作者建議重啟羅斯福時代的平民保育團(CCC)與全國青年部(NYA)，為年青人提供就業與訓練；以工作進程部(WPA)提供成人就業機會與安排失業保險，並以提供兼職工作計劃為目標。WPA每小時工資應較低，水平不會經常變動，以避免帶來通脹，並在私人僱主勞工需求上升時，讓WPA僱員的比例相應下跌。

在金融改革方面，作者認為聯儲局應擴大職權，主動防止令金融易於不穩的行為。聯儲局應關注金融關係的結構改變如何影響穩定，不應像作者寫作當時那樣袖手旁觀。經濟政策也應以就業而不是投資為主要目標以配合金融改革︰當銀行在資本主義經濟中是核心融資制度時，其受託人與追尋利潤者的角色互相衝突，龐大利潤機會令商業、投資與儲蓄銀行不能明確分界。

企業發行長期、特定的債務融資長期資本財時，可達至避險融資債務結構，有助穩定金融體系。然而當企業有能力以短期債融資持有長期財產，例如在股票市場由短期股票持有者融資時，企業則變成投機融資的工具，帶來不穩影響。當擁有市場力量的企業預期現金流不足以償付債務時，它會提升漲價與價格。假如這仍不足以增加收益，龐大企業會得到政府補助、特殊稅務寬免、公然擔保債務等幫助，這等同於以稅制支持企業，作者稱當時美國這種制度為偶發社會主義(contingency socialism)。

作者認為在大政府下，個別企業破產不會造成整體違約，反而令無法持續的龐氏融資轉變為可持續避險結構，因此破產應簡單便宜，讓限制通脹的競爭力量發揮作用。正如前述，企業所得稅鼓勵債務融資並帶來不穩，作者重申應取消企業所得稅。企業短期債也應指向資產而不是企業本身，聯儲局應擔當最後放款者，透過貼現窗準備參與這類融資。

作者認為銀行法與銀行監管機構應鼓勵獨立小型銀行成長，容許小型銀行參與投資、證券與商業業務，為小企業擔保及存放股本與發行債券。為控制銀行帶來不穩，銀行資產的數量與增長率需要受到限制，聯儲局應獲授權為所有銀行設定資產—股本比率，在銀行資本明顯不足時有權以限制股利為懲罰。

為鼓勵指向資產的融資，聯儲局應限制只有指向資產的短期融資貸款可獲重貼現，貼現窗也應直接或間接向其他金融機構，例如金融銷售與人壽保險機構，甚至一般商業企業開放。中央銀行應透過貼現窗控制銀行儲備金，以影響銀行對資產的偏好，當局也必須檢視銀行資產負債表與其借貸機構資產負債表的關係。以重貼現而不是公開市場操作決定銀行體系儲備金，好處是在金融體系脆弱時，中央銀行可控制短期信貸供應，地區儲備銀行也可與個別銀行及當地貨幣市場建立借款者關係。

作者更建議聯儲局為鼓勵避險融資，可有意透過緊縮銀行儲備引發金融危機，為投資組合帶來不確定，令投資組合未來增長引致金融體系脆弱的風險減低。

在市場力量與工業政策方面，作者指市場管制與政府干預的根據在於令市場重拾競爭表現，例如個別企業市場力量或其他市場失效出現時。政府也應讓知識得以廣泛運用，令更多人受益，而不是只有少數人從中獲利。作者認為反托拉斯的法律取向未能回應市場力量問題，工業政策應對個別組織的資產或僱員數目設限以助長競爭，視乎行業設定不同限制。改變企業所得稅、聯儲局操作方式與小企業有更多投資銀行服務，也應會助長新企業投入市場與現有小企業擴張。

WPA設下有效最低工資與大政府穩定整體利潤，令1930年代初工資與價格普遍下跌不再發生。因此，會傾向加強通脹壓力的農業、勞工、製造業與貿易價格下限，不再是大政府在資本主義的相關工具。美國發達的資本市場，可以讓需要財政重組的企業暫時由公共接管，分開企業仍可生存與無法生存的部份，將可存部份向資本市場出售成為新實體，不可存部份則可能在獲得資金下生存。重組後的企業或者可再轉為私營獲得融資，或者要由政府再融資以清算剩餘部份。鐵路與核電廠這兩種資本密集工業因外部性龐大，私人企業無法有效管理，作者認為應設立公營機構以作管理。

作者總結指，對資本主義的問題沒有簡易答案，需要進行整體而不是個別的改變。改革帶來的成功也不會長久，資本主義金融總會再將金融體系推向脆弱，不穩總會以新的外觀再次出現，到時就需要新時代的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