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談《政治秩序的起源》下卷《政治秩序與政治衰敗》，由工業革命說到二十一世紀初。作者指要了解當代急速變化的政治與經濟發展，有需要將發展放在社會制度結構的長期脈絡。制度意味著行為模式，因特定歷史需求產生。在快速經濟成長的社會中，社會產生新的階級，教育其公民，並運用令社會階層重組的新科技。既有制度通常無法與新參與者相容，因而產生改革的壓力。
作者認為法國大革命對其他地區的制度有兩項重要影響，一是頒布並推行《拿破崙法典》，宣告所有公民有相等權利與責任，廢除封建特徵，重視產權；二是建立現代文官體制政府，消滅賣官制，並以現代教育系統提供行政人才。法律與行政機關發揮影響，令君權理論上不受限制，君主卻必須透過依法行政的文官行使君權，構成德國法治國(Rechtsstaat)的思想。
現代政治領袖不像過去主張「擁有」國家，家產制演變為新家產制，採用現代政府外在形或，實際還是為私人利益而統治。政府由私人關係主導，好處分給支持者，用來交換選票或出席政治集會。在歷史上，從這種形式轉變成現代政府的重要力量首要是軍備競賽，其次是工業化帶來的社會動員。如同上卷所提及，政治建制也可能因無法因應新環境或政府由菁英把持而衰敗。在現代民主政體中，政治衰敗體現為部落主義，部份人擁有特權為自己與親友圖利。
政治建制演變必須考量經濟成長、社會動員，以及公平與正當性觀念的脈絡。在法國與美國革命，以及工業革命之後，在西歐出現持續經濟成長，促成各種新形式社會動員，普世權利的觀念也受廣泛接受與傳播，這都與本書上卷的時代脈絡大為不同。
衡量政府表現可從程序、執行能力、結果與自主程度入手，各國比較似乎顯示，比起政府規模大小，政府效能才是國家是否富有較重要的指標。作者認為，政府強大有能力還是腐化與侍從主義，關鍵因素是各國改革官僚組織時，先於還是後於開放更廣泛民主制度。像德國般在威權體制建立的官僚組織較為強大自主，像美國、希臘與意大利，在民主化後建立的官僚組織，卻是侍從主義制度而必須改革。
普魯士政府建立時，君王擁有的個人權威為法律來源，但國王必須透過官僚組織統治，後者反而以公共行政法表達其意志，這種依法而治類似於中國法家。國王可以自己意志反抗法律，但一般平民間或與政府的事務，可望受到更一致與公平的對待，約束政府低層官員的任意行為。隨時代改變，德國官僚體系高質自主傳統大部份仍然完好，這是威權時期的遺產，但代價是軍備競賽、戰爭、侵佔，以及民主問責延滯。
政府腐化阻礙經濟發展的原因包括︰腐化扭曲經濟誘因，資源無法導入最有生產力的用途；腐化是一種高度累退稅制，財富集中在運用權力榨取民眾的菁英手中；最聰明與有野心的人不是在民間創造財富，而是花時間玩弄政府制度尋租。
腐化是指佔用公共資源用作私人利益，這在現代化之前的社會並不存在，因為當時政府屬家產制，領土是國王的家產。腐化與獨佔租金不完全相同，後者部份例子如著作權是為更廣泛公共用途，而不是純粹私人利益。腐化與酬庸或侍從主義也稍為不同，腐化屬純粹掠奪，酬庸或侍從主義則是以好處交換政治支持。
如上卷所述，為家人或朋友圖利的酬庸是人類自然行為，在不同政治制度普遍存在。侍從主義則牽涉更大規模利益交換，動員大量民眾，因此主要存在於民主國家。侍從主義影響民主的方式有二︰一是影響政府施政質素，在官僚組織大開職位充斥自己人，而不是按能力取材，按需要開設職位；二是強化既有菁英勢力，妨害民主問責。
希臘與意大利在民主選舉之前沒有發展出現代官僚組織，將公職當成動員選民的手段，長期下來令公部門膨脹，政府支薪高升。在希臘，人際間缺乏信任，以家人為合作主要基礎，鄰居不是潛在合作伙伴而是敵人，政府則是危險的陌生人。希臘歷史上沒有出現強大、合法而自主的政體，並有抵抗鄂圖曼當局收稅的傳統。獨立後在工業化前已實施民主，政府弱勢並受外國控制，缺乏資本市場令政府成為就業來源，都成為侍從主義的基礎。政府無法成為公共利益保護者，政府被視為政黨利益爭奪的資產，民眾缺乏信任，逃稅嚴重，令國家無法改革侍從主義制度。
意大利南部工業化遲緩，沒有具創業家精神的中產階級，地主階級由當地寡頭政治吸收。政府無法獨佔暴力執行財產權，令黑手黨崛起，助長暴力與恐懼氣氛，大為減低社會信任。二戰後意大利政府的產業政策也加強南部侍從主義，政府直接投資成為侍從主義致富之道，也提供機會更公開地貪污，控制公共工程合約獲得報酬，以政治支持為回報。
在高度信任的社會，合作不需時時依靠正式機制，減少交易成本，人們看到其他人遵守法律，也會比較守法，有助提高政府質素。反之，低信任社會會出現集體行動問題，每一個人都沒有動機改變，落入低度平衡陷阱。在希臘與意大利，龐大而弱勢的政府，加上社會普遍的不信任，導致自我防衛的家族主義，對政府與陌生人也會變得犬儒，避免繳稅或與陌生人合作。
十九世紀初英美政府也充斥酬庸政治，但在之後改革為較現代的官僚體制。在十九世紀初英國，除海軍外公職人員都用於增加個人及支持者的利益，根據個人關係安插公職人員。較早改革的是印度公務員體系，由菁英人脈在國會推動改革。中產階級興起，也因其階級利益支持按能力招聘公職，讓自己的子女有機會受教育後謀差事。1853至1856年克里米亞戰爭暴露部隊組織不良問題，也形成改善壓力。作者認為，最關鍵的是公部門改革在選舉權開放前發生，至1870年代才發展出大眾政黨，這時自主官僚組織已打穩基礎。
美國由於憲制分權，公共政策難以進行重大改革，也沒有單一整合的菁英團體，在建立民主基礎後，花了一世紀時間迂迴走過政黨主導的侍從主義。政黨是動員選民與管理大眾政治參與的機制，為心態相近者提供集體行動機會，在共同平台彙集不同社會利益，為選民提供有價值資訊，並建立穩定的預期。選舉權開放後，政治人物需要找出方法讓支持者投票與參與政治集會，對於較貧窮及相對未受教育的選民而言，承諾提供工作或個人恩惠是較有效的手法，自然出現侍從主義制度。政黨均是以提供短期獎勵，而不是長期計劃的政策改變，掌握勞動階級的選票。
十九世紀末，美國經濟已不再是農耕社會，運輸與通訊發展連繫整個國家，大幅增加市場規模，社會分工改變，城市居民增加，行業工會、專業協會、都市中產階級與出現，經濟與社會變化形成政府改革的需求。新興中產階級既想對抗酬庸系統政治人物的利益，也不滿幾乎不識字、不熟悉美國價值的天主教徒與猶太人，對教育、能力、組織與誠實價值的重視，有助推動這場帶有道德色彩的政府改革。美國侍從主義制度從1880年代至1920年代才逐漸消除，顯示出權力分散、聯邦制與缺乏吸納中產階級菁英團體的影響。
美國政府改革的教訓是，改革不只是技術問題，也是複雜政治程序，涉及如何處理既得利益。支持改革聯盟也必須與現行制度沒有利害關係的團體為基礎，也必須聯合較傳統、經濟上較不現代的團體。人們如何看待自己的利益，觀念非常重要，會影響人們的實際抉擇。對抗強大而根深柢固的利益時，改革需要很長時間。
除消除侍從主義與腐化外，高品質政府也需要公務員擁有所需技能、人數不會過多、擁有必要財政資訊，並管理良好。美國抗拒政府權威的傳統，令政府改革面臨強大的制度阻礙，服務品質無法提高。例如美國1887年成立管理鐵路的州際商業委員會，因為缺乏自主，受法院與國會掌控，要照顧各種利益，不是權力過少，就是過度管制，阻礙全國鐵路系統的投資與創新。作者指美國早期的森林管理局是例外，以科學為基礎，受農業部保護，甚至在第二任局長平察時自行爭取政治影響力，得到較高的自主。
國家建造也是政府建造成功的關鍵，國家建造指的是無形事物，例如國族傳統、象徵、歷史與文化等國家認同。沒有國家認同，公職人員可能認為對較私人的群體有道德責任，而出現貪污行為，一般公民也會以理性計算來決定自己的忠誠。相反，假如公民有受國意識的情感連結，政治穩定會大為增加。
民族主義是法國大革命起認同政治其中一種特殊形式，其出現與現代化相關，過程包括印刷與資本主義、工業化擴大社會分工、言語統一與殖民經驗等。國家認同以四種基本過程形成︰一，明確界定政治疆界，以符合當前國家認同；二，移動或實質消滅某些種群，以符合既有疆界；三，次民族同化進入主導文化；四，在社會文化與地理條件上修改國家認同概念，以符合政治可行性。在歷史上，國家認同往往是暴力行為的結果，不論是較晚期的德國與希臘，還是較早期的英國與美國。
作者指政府現代化至少有兩條重要途徑，一是軍備競賽，國家處於長期戰爭，為生存以發展出有效率的政府組織，確保績效任用、收稅能力、財政管理與後勤補給，並任用有才能的非菁英帶領軍隊。二是和平政治改革，主要是一群社會團體形成聯盟，希望出現廉潔有能力的政府，其背景為社會經濟現代化，新興社會團體在既有家產制系統沒有強大利害關係，可能會組織外部聯盟改革這系統。
新興中產階級團體並不會自動令政府現代化，其他必要因素包括︰一，經濟成長的性質，在興盛的資本家經濟中，明確政策對自身利益較有好處，反之，工業化較低、鄉村禮俗整套搬進城市中的社會，就很容易保留侍從主義形式。二，聯盟是否成功招納中產階級成員加入反對侍從主義，能否在全國層級得到權力。三，文化因素，例如改革領導人的宗教熱忱、公民責任的理念與國家認同，當政府組織缺乏正當性，政府改革就難以得到廣泛支持。
奈及利亞因石油擁有穩定收入來源，並在菁英間分享，窮入則分成多個種族與宗教社群，分別從屬菁英控制的侍從主義網絡。政府表現不佳，未能保護財產權，沒有公平而透明地執法的能力。
如上卷所述，地理與氣候對最初的國家建立不可或缺，包括資源足以支持高密度人口；地方不能太小而無法建立國家層級，也不能太大令受壓的人逃走。在歐洲，大河、山脈與森林促成強勢國家同時，也讓任何單一政體無法主導全局，並在大陸有一個難以征服的大型海島平衡。東亞在接獲西方前就發展出強大政府，漠南非洲遭歐洲征服時則大多仍是部落組織，拉丁美洲在兩者之間，這對這些地區當代的制度與經濟有本質影響。
殖民地前的亞茲特克與印加帝國發展程度遠不如中國，沒有統一書寫文字、文化、法典與複雜官僚組織，對後來政治制度發展的影響較小。氣候與地理左右著加勒比海糖革命與種植園發展，發展出不平等的剝削奴隸經濟。西班牙與葡萄牙的威權與重商主義制度直接移植至新大陸，政治制度受菁英把持，並因階級與種族差異重疊而更難克服。
拉丁美洲沒有出現西歐那種影響國家認同的持續政治暴動，作者認為這令它的政治制度發長較慢，威權政府與社會不公的古老形式持續更久。十九與二十世紀拉丁美洲沒有民族主義與愛國狂熱激發全國同心合力，各國獨立後政府仍仿傚殖民體制，也未能從人民身上成功徵收大規模稅收。作者指，拉丁美洲相對較少國與國的戰爭，可能是沒有強勢現代政府的原因。在民主普及後，政府就變成侍從主義政治的來源。
拉丁美洲較少國與國戰爭的可能理由包括︰一，階級與種族重疊，在十九與二十世紀動亂主要是漫長內部衝突，菁英不願動員所有民眾，以免非菁英獲得武裝；二，地理因素，拉丁美洲由安地斯山脈與亞馬遜叢林分隔，調動軍事力量至別國非常困難；三，國家認同，語言、族群與種族多元令國家認同薄弱，許多族群從未接觸過政府服務，認為自己對政府幾乎沒有任何義務；四，強大外國的影響，特別是美國支持拉丁美洲保守的政治與社會制度，協助推翻左派領導人。
拉丁美洲的例外是哥斯大黎加，人均收入較鄰國高，近六十年沒有軍事政變、專制獨裁、內戰、行刑隊與外國干預。雖然種植園較少、族群與種族較同質也有關係，但作者指最獨一無二的是該國內戰後在一九四九年廢除常備軍隊，保守派同意剝奪自己武力強制的工具，而左派也放棄武裝對抗與馬克思主義。這表現出良好領導與個別政治人物的決策，有可能大為改變因物質條件產生的社會結構。
與哥斯大黎加對照的反例是阿根廷，阿根廷擁有合適地理條件，人口主要來自白人移民，十九世紀至1930年經濟表現良好，其後卻面對嚴重階級對立與不穩經濟表現。作者指出阿根廷二十世紀表現逆轉的重要歷史因素，一是土地所有權自1820年代起因政府政策日趨集中，形成地主寡頭政治；二是個人主義威權領導風格。在1930年軍事政變後，阿根廷菁英一連串拙劣決定，損害法治精神，讓軍隊帶進政治，讓軍人以選舉舞弊、鎮壓、公然違法不斷推翻政治人物，將國家轉變成階段劃分而嚴重對立的國家。哥斯大黎加與阿根廷的例子顯示，人的決定在制度發展中影響很大。
漠南非洲很多國家都是「新家產制」為統治特色，以個別領導人為中心，權力與任期不受限制。政治人物大量以政府資源培養支持者，導致普遍的侍從主義，令行政部門大量擴張。政府能力疲弱，通常沒有基本基共行政能力，例如醫療、教育、執法、治安或經濟政策，收稅能力也欠佳，無法獨佔國內武力，官員缺乏訓練。
漠南非洲政府缺乏能力可回溯至殖民時期。由於殖民較遲開始，殖民統治者雖然成功摧毀既有傳統威權，但因非洲氣候與資源不合，在殖民地只做最少的投資，留下很少現代政府制度。非洲殖民以「科學種族主義」為包裝，完全拒絕給非洲人應有權利，令公民與受支配族群極為分裂。
非洲原有土著社會沒有強大的國家級組織，可能原因為人口密度較低，技術較落後，因而地理上由沙漠與熱帶森林分隔。歐洲瓜分非洲後，殖民者比較有興趣建立勢力範圍或保護關係，不想直接統治土著社會。這種間接統治以尋找或創造代理人的方式，意圖將習俗土地轉變為現代私人產權，由個人或法人持有，並可供轉讓，也透過代理人收稅。代理人往往比真正的傳統權威更殘暴，擁有類似政府的權力。這種統治方式容易因殖民地官員對當地知識不足，受當地人操控，也忽視非洲人的目標不是保留傳統文化，而是希望現代化。間接統治未能為強大的現代政府建立基礎。
奈及利亞從未出現強大的民族主義政黨對抗英國統治，對新的國家認同也沒有概念，很快導致國家解體並走向內戰。石油提供資源給奈及利亞政府以侍從主義方式分配，不滿的團體由更多補貼與報酬收買，政治穩定以腐化為代價。與之對比，印尼一開始情況相近，族群與語言多元，但民族主義團體成功推廣統一的印尼語與印尼概念，並在新政府擴大基礎教育，以擁有全國性軍隊的威權政府支持，到1990年代國家認同已非常穩定。
肯亞與鄰國坦尚尼亞也形成另一組對比，坦尚尼亞多個族群中沒有主要族群，但肯亞則有五個主要族群，任何兩個族群聯盟就足以控制政府，此外坦尚尼亞有全國通用語言斯希瓦里語，在肯亞斯希瓦里語則較不通用。坦尚尼亞政府有意識地壓制地方主義與族群認同，肯亞則是族群侍從主義政府。這令坦尚尼亞的國家認同更穩定，後來成功建立更有效能的政治體系。
東亞擁有強大的政府，在新加坡與馬來西亞由殖民繼承而來，在中國、日本與韓國則是接觸西方前已有悠久政府與國家傳統，並在接觸西方後大幅重組與改革。與歐洲不同，東亞政治發展不是由法治而是由開始，統治者以法律為治理手段，所以傳統東亞政府可能較歐洲專制。政府自主可視為理所當然，問題反而是如何透過法律與代議政府限制國家權力。
日本在明治維新時只以十年就成功整合為現代的政府，較明顯的原因是，德川時代日本已有強烈國家認同，維新領導人只需建立政府，而不是國家。維新後高階公務員透過嚴格考試任用，許多也出身至以前的薩長兩藩，形成高度內部凝聚力。
日俄戰爭時日本已視現代政府為理所當然，但法治尚待建立。1899年頒布憲法時，憲法將統治權歸於天皇而不是人民，公民權並非天賦或神授，而是來自天皇慷慨贈與。憲法並非社會團體長期衝突後的分權結果，也不是下層團體動員強逼國王接受，而是由上而下的過程，目的在於讓西方國家認同日本是現代社會。
後來帝國殖民地的軍人自主不受控制，軍國主義並沒有社會基礎，而是由將自己變成主人的軍隊推動。太平洋戰爭戰敗後，官僚組織仍是政治決策中心，與商界及自民黨形成主導日本政治的鐵三角。
縱觀日本從十九世紀中期以來的政治發展，作者指日本在接觸西方前，國家與社會均衡中嚴重偏向國家一邊，公民社會較難透過法治與問責限制國家權力，在民主化後政治動員力也比其他工業化民主國家弱。威權統治者相信仁慈菁英主義，鄙視一般人的權力，卻由衷認為自己是更高公眾利益的僕人。
十九世紀中國政府深陷例行公事與僵化形式，阻礙中國正確應對西方的競爭壓力。二十世紀中央政府與傳統集權統治一度中斷，但共產黨與王朝時代的統治仍有很強的傳承。經過毛澤東對法律的破壞後，1978年之後中國展開法律建設，以法律為治理機制，在財產權與共產黨高層領導人升遷與繼任規則上，受法律約束的情況日漸普遍。但法律並不在高於政黨的最高地位，不是受法治管理的社會。憲法既指出共產黨必須在憲法條文與法律下運作，卻堅持政治制度必須由共產黨領導，以致法律仍與王朝時期一樣是統治的工具，而不是正當性的來源。財產權與合約履行基本上仍是政治問題，假如共產黨決定破壞財產權，並不受任何法律約束。
未來中國政府會在制度存續上遇到三項威脅︰一，中國可能會產生一位魅力型領袖，利用民眾激情建立個人追隨者，不受既有的共識約束；二，政府在面對利益團體時可能失去自主，例如國有企業、個別部門、地方政府等，無法推行政治改革；三，制度缺少正當性的內在來源，共產黨以外來馬列主義為基礎建立正當性，因而必須持續高經濟成長並以民族主義提倡者身份建立自己的正當性，但在經濟成長減慢或倒退時，共產黨就沒有正當理由獨佔權力。長遠而言，解決壞皇帝及其貪污與獨裁統治，唯一方法是以正式程序限制國家權力，這意味著法律應適用於任何人，包括共產黨高層，並需要擴大政治參與，保障資訊自由，以避免政府無法得知民間問題的資訊。
除菲律賓這例外，東亞的民主國家多數集中在工業化國家，在之前已有強勢政府，因此侍從主義較拉丁美洲與非洲少。東亞國家受兩股力量衝擊而面臨快速改變，一是工業化動員新的社會參與者，包括中產與勞工階級，二是國際社會更緊密互動，從世界其他地方湧進各種觀念。
特定社會中出現民主的可能，與以下社會參與者相對優勢與互動相關︰一，以職業與教育定義的中產階級，他們希望有正式法律保護其權利，尤其是財產權，但傾向反對影響自己財產與收入的重分配。二，勞動階級，他們關心重分配多於保障財產權，有時甚至可以個人自由權利為代價。三，利用受壓逼勞工的大地主，他們反對民主，要發展出完全民主必須擊潰他們。四，農民，他們的政治訴求較複雜，有時極保守並接受傳統社會價值與附屬地位，也可能以侍從主義方式被動員，但他們有時也會加入勞動階級的激進力量，成為革命支持者。
作者指出，十九世紀反對民主的觀點也採納許多現代民主基本概念，政府必須對公民負責，有能力作良好政治判斷的公民應擁有參與政治權利。他們與當代民主標準不同之處，是評斷特定階級無法妥善行使政治權利。這在當代菁英抱怨大眾選民選擇「民粹」政策的論調找到回響。當代官僚組織按能力任用，受各種保護免遭民主政治異常行為傷害，也反映出反對民主普及的論點。
作者認為當代中東民主運動比較像十九世紀歐洲面對的處境，社會組成改變促成社會動員，中產與無產階級不斷增加，面對從禮俗社會轉為法理社會的道德迷失與認同困惑。十九世紀歐洲邁向民主的動力遭民族主義挾持，當代中東則有被政治伊斯蘭挾持的風險，正如十九世紀歐洲的民族主義，當代政治伊斯蘭為認同困惑提供非常有說服力的答案。民主所需的社會基礎在十九世紀歐洲並不存在，在當代大部份中東地區似乎亦然，民主轉型可能需要相當長時間。
已發展國家與馬克思對資本主義的預測不同之處包括︰勞工收入增加、國家建立普及教育制度、選舉權開放令勞動階段政治權力增加、工入開始走入中產階級、難以組織從事政治行動的邊緣化新貧階級出現、全球左派在經濟與階級議題失去焦點。在大部份已發展國家，依職業與教育水平劃分、擁有資產的中產階級組成絕大多數人口比例，令馬克思主義不再有吸引力。
如前所述，中產階級追求社會安定與財產權保護，因此他們並不是一定支持民主，尤其是中產階級只佔人口少數時更是如此。在這情況下，開放普遍政治參與權利，可能會導致大眾要求重分配，故此中產階級更可能選擇與威權統治者結盟，而不是民主的基石。中產階級也可能由菁英的酬庸網絡吸收，從中得利。假如未來技術發展速度減慢，或者技術發展無法令大部份人共享其利，中產階級減少，人與人之間重回零和關係，民主也會更難持續發展。
政治制度無法適應環境變化可能會失靈，當中原因包括人們的認知問題，面對矛盾證據時依舊堅持自己的想法，還有制度中的局內人利用優勢取得資訊與資源圖利自己。作者以美國為例，指美國政制由法院與立法機關奪走許多行政部門功能，令政府整體運作既不統一又沒效率。國會各種委員會與計劃目標不一致，缺乏統一的管理單位主導，反而令利益團體更容易把持國會，傷害大眾對政府的信任。這又導致行政部門需面前更多司法覆核，政府被規則綁手綁腳。
作者指出改革美國政治制度有兩項障礙︰一是政治參與者樂意維持現狀，政黨沒有動機切斷利益團體金源的管道，利益團體不希望無法以金錢買到影響力的制度；二是認知問題，美國普遍認為政府失靈的解決方法，是開放民主參與及增加透明度，然而作者認為一般大眾未能作大量而複雜的公共選擇，結果是積極參與組織良好的團體填補，但他們並未代表整體大眾。作者的意見是，美國民主改革需要的是少一點政治參與、少一點透明度，改革方案必須嘗試減少否決點，或引入機制促進官僚更為自主。
作者指更多問責能改善官僚組織的理論有不完備之處，首先是選民不一定會要求福利公共政策，也可能會希望侍從主義式分配公共資源以獲得個人利益；此外，歷史經驗中廉潔現代的官僚組織反而是在非民主環境中建立，反之，現代政府鞏固前引入民主通常會削弱政府質素，例如引致政黨主導的侍從主義式政府；最後，嚴格規則限制令政府僵化並難以做決定。作者推論，這表示政府建造與民主建設是兩件事，短期內會互相拉扯，有時民主可能會是建立好政府的障礙。
作者認為特定政府能力有其相應合適的官僚主自程度，當政府能力較低、國家較貧窮時，其自主裁量權不應太多，而當政府能力較高、國家較富有時，官僚組織則不應受太多規定限制。選舉在理論上可以令政府問責，但選民將責任交給政府，再由政府透過行政機關回到公民身上這路徑過長，溝通過程中重要訊息容易在大量雜音下消失。政治制度要運作良好必須考量非實體因素，即民眾信任政府，政府則必須回應民情並兌現承諾，以贏得民眾信任。
作者重申，高效強大的政府，結合基於法律與民主問責的約束制度，比政府獨大政體更公平也更能服務公民。當代自由民主國家中，過度重視程序而非實質意義，是政治衰敗的主要原因。民主政治制度回應問題時通常比威權體制慢，但當民主制度確實回應時，通常也更果決，因為有更多人參與決策過程。自由民主的延續並非必然，而是因為眾人有意願，有領導人物與組織能力，通常也需要純粹好運。但世界各地的經驗顯示，政治發展進程展現出清楚的方向，即承認公民有平等尊嚴的受問責政府，有普遍的吸引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