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戀時代

看完了《自戀時代》，主要是以各種例子說明近年美式文化令人日益自戀，引起各種社會變化。作者認為美式文化中鼓勵自尊、自我欣賞的方式近年已令自戀得到讚美，導致攻擊行為、物質主義、對別人缺乏關心與膚淺的價值觀。

自戀者認為自己根本上較他人優越，與別人在情感上缺乏深層連結，為自我欣賞可能會吹噓自己的成就，為達目的會操縱、欺騙別人。心理學家採用的自戀性格量表中，自戀者傾向選擇以下選項︰自己統治世界的話世界會更好、喜歡成為注目焦點、認為自己可以隨心所欲過活、喜歡展現自己的身體、認為為許多事物是自己應得的、自認是特別的人、不覺得操控別人有問題、有機會就炫耀自己、喜歡有命令別人的權威等。

作者提出關於自戀的五大迷思︰1. 自戀不是極度自尊，自尊的人會體貼他人，自戀的人則不會；2. 自戀者不是缺乏安全感與自尊低落，他們真心相信自己是特別的人；3. 自戀者不是真的比別人優秀，不論智力、創造力、吸引力都與一般人沒大分別；4. 些許自戀並不健康，會傷害到別人或過度自信造成失敗；5. 自戀不只是虛榮心，也包括強烈認為自己應得許多事物、受羞辱時有強烈攻擊傾向、對親密情感缺乏興趣。

作者指自戀有時會令人更難成功，因為自戀者難以接受批評，無法從錯誤中學習，又缺乏改進的動機，過度自信也會令自戀者不願意用功，卻以為自己已經成功。

自戀是一種延時陷阱，認為自己是成功人物，初期的感覺會很好，但後來虛榮心與自私會將其他人趕走，為了「酷」也會花費大量時間、精力與金錢維持自己風光，無法進步會破壞自己的職業與生涯。

自戀風氣盛行有各種根源，教養子女時強調他們很獨特、過度溺愛、讓他們在未成熟時握有自主權，媒體不斷播放名人、真人秀、廣告的自戀的行為，網絡與社交媒體興起鼓勵每個人推銷自己，寬鬆信貸令人無視負擔能力以消費滿足自己欲望等。

自戀的具體徵狀有對外貌的迷戀，甚至不惜整形或打肉毒桿菌，展露身體更為常見，打扮標準提高也會造成文化壓力影響不自戀的人。自戀的人也帶動了物質主義風氣，令人渴望與崇拜金錢，無止境追求物質享受，也同樣造成文化壓力，令其他人為避免顯得寒酸而增加開銷。

「另類」與「特立獨行」成為一種時尚，一切都應度身訂造，甚至教育亦然。諷刺的是這種獨特觀充滿矛盾，廣告宣稱每個人都應購買一項產品以顯示自己獨特，但任何受歡迎的事物自然就不再獨特。「著重於不同，又不會太不同」。

自戀者在受到冒犯或限制時會帶有攻擊性，並藉由貶低與責怪他人為自己的反社會行為辯護。自戀與社會拒絕兩雙結構是引發攻擊行為的風險因子，作者甚至提出它們與集體槍擊案行兇者為求成名犯罪有關。言語攻擊在自戀者中也很常見，他們認定自己的意見很重要，同時堅決認為別人的意見錯誤或毫不相干。自戀者為求成功並不在乎作弊行為，覺得為了自己違反規則並沒有問題。當作弊做法越來越多，「大家都這麼做」，為免落後連原先不作弊的人也會跟隨這種風氣。

作者稱與自戀者相處就像「巧克力蛋糕」一樣，初時很甜蜜，但長遠而言沒有營養而有害。自戀者會令對方感到刺激，但當對方不再能滿足自戀者的自我，自戀者就會無情對待對方，由始至終只視對方為可替代的花瓶。自戀盛行也會令「約炮」情況更流行，不少青少年不願有親密的情感連結，不談感情只談性，不懂得與別人建立感情關係。

自戀者會認為許多事物都是他們「應得的」，不問耕耘，只求收穫。這種應得權益感會為人際關係帶來衝突，不願意以他人角度思考，難以體諒他人的不幸。在職場上自戀者希望付出少報酬多，為求成功不擇手段，為搶工佔團隊伙伴便宜，認為他人幫助自己是應份，自己卻不會去幫助他人。

美國的宗教也多少受自戀文化影響，宗教變得個人化，部份宗教會鼓勵信眾愛自己，並宣揚「上帝無意創造平凡的你」、「你天生就很優秀」等概念，令信眾可能會過度專注於自己的成功，認為自己很特別。義工服務也變成一種大學入學競賽條件，參與服務目標是自己的發展，或者「我」要促成改變這種牽及個人角色、能獲得讚賞的自我利益。作者評論或許這是自戀現象少數可能的益處之一，而且假如更多人參與助人，就能讓世人認真自戀的膚淺。

作者列出未來促使自戀擴散的五項因素︰社會強調自我欣賞、子女教養強調獨特、名人與媒體鼓吹自戀、網際網絡令自我增強及寬鬆信用，只有信用因為2008年經濟衰退暫時縮減，其餘四項因素仍然持續發展。

作者結論指對治自戀現象需要改變認知，安撫自我意識，學會謙卑，承認與別人的連結與共通之處，也需要改變社會實踐，包括從子女教養與教育、媒體、網際網絡、信用與經濟政策各方面著手。

本書以自戀為核心，似乎試圖將包羅萬有的現象都以自戀現象解釋，有時感覺有點過份概括那樣。

審議民主

看完了《審議民主》，是本論文集，比較偏理論，與之前的《審議民主指南》不同。

Jon Elster在導論中指本書作者都同意，審議民主中受影響全部人或其代表都應參與集體決策，並由相信理性與公平價值的參與者透過爭論以作決策。但各作者對審議民主的詮釋也有不同︰可以是結果、過程或背景。

Diego Gambetta的論文討論妨礙審議一種文化特質，以西班牙語Claro為名，意思是「道理顯而易見」、「我早就知道」。Gambetta認為審議的好處是鼓勵顧及整體的決策(帕雷托較優)、保護弱勢團體、促成決定得到更大共識、產生更有正當性的決定；審議的風險則是會受演說能力較佳的人所騙與鼓勵從眾。

Claro文化認為知識是一整體，對某件事無知就是對整體無知。這種特質令討論較多出現強烈的見解，沒有懷疑與解釋空間，對每件事都有看法，並且不會多花時間重新思考自己的想法。在這種文化中大家彼此喧鬧，不大可能聆聽對方論點及受說服。Gambetta認為以這種知識信念主導的社會將出現以下現象︰

1. 社會較難累積知識，因為建設性對話很少，而且所有人都宣稱自己是最早有正確的人，由於擔心想法遭人盜用不願意分享觀點
2. 不願意公開說出自己意見造成政治冷漠的人較多
3. 公開發表意見者中較多好鬥、衝動、固執與盛氣凌人的人
4. 怒氣爆發的情況令政治更為不穩
5. 擁有專業知識者面臨很大壓力，可能吸引較多擁有第3點那些特質的人
6. 對好鬥與固執己見的規範較弱，自尊壓過理性
7. 參與公共生活的團體較常出現第6點那些現象，Gambetta預期這些團體會有較多中產階級、男性、年輕人
8. 知識份子會評論任何事，即使在行外事務上其觀點與一般人水平無異
9. 容易說出草率或錯誤的想法
10. 為保持聲譽會堅持已說出的錯誤想法
11. 修辭比爭論更有可能成功
12. 政治人物以議價取代原則
13. 政治平等會令每個人更堅持己見
14. 傾向威權政治，偏好以足以把秩序強加在混亂政治體系的權威或強人

Gambetta描繪Claro人的討論情況如下︰

科拉羅之類的人很容易生氣，因為他們認為事情應該可以更簡單。他們的偏好主要關心的是觀點勝利——如廣泛、複雜、動態、符合現實、整體性、反映脈絡、幾乎什麼都可以——只要找到一個可以發揮的地方。他們樂觀地認為只要一拳就可以擊倒對方，因此他們忍不住要挑起戰爭(p. 55)
James D. Fearon的論文則談討「先討論後投票」與「不討論只投票」的差異，他提出先討論之目的有六︰

1. 揭露私人資訊，包括偏好程序強弱，不同選擇造成不同結果的可能，影響結果的因素。
2. 降低或克服有限理性的影響，對方或會想到自己沒想到的可能，或者雙方討論後或會出現一個人想不到的可能，即使在各方利益衝突時也能有這種改變。
3. 迫使或鼓勵一種證明自己的需求與主張合理的特定方法，公開討論時參與者為免自己看起來很自私，較不會提出或支持完全自私自利的提案，並需要以具公共精神的說詞說服他人。
4. 使最終的選擇在團體成員眼中具有合法性，以促進團體凝聚力或改善決策的執行，Fearon指這需要討論能增進共識且在文化脈絡下人們認為公平過程是大家都有機會表現自己的看法。
5. 改善參與者的道德與知識素質，但Fearon指與第4點一樣，這只是支持審議的附帶理由，主要理由是產生較佳的決定(第1、2、3點)。
6. 做「正確的事」(不論討論結果為何)，集體討論可令投票輸家明白當中的理由，確保大家把最終的結果視為合理；人類愛好參與的基本性格，也令更多人參與研究比較方案過程更具正當性。

Fearon最後指未來有兩項議題需要討論︰1. 針對大批民眾如何進行討論，形成制度架構，討論如何進行；2. 選舉對議員討論的影響。

Gerry Mackie的論文主要是反駁人們會說謊，所以民主沒有意義的說法。Mackie認為即使每一張選票分開來看時，可能無法知道他人的信念與願望，但在選票聚集起來，針對相同議題一系列投票會累積足夠資料，讓大家從中推斷潛在偏好。加上公開討論就會有更多資料，即使有人可能會失實陳述自己的願望與偏好，內容也要足夠真實讓他人理解。個人整體生活經驗也可以提供額外資訊與原則，加總起來就有辦法對他人想要甚麼與知道甚麼有可靠判斷。遊說者可能會因為自己的利益試圖誤導議員投票，但他們的交往不只一次。只要有一次證明遊說者是騙子，議員就會知道遊說者心懷不軌，不會再信任他的說詞。

Jon Elster的論文以1776年後現代憲法制憲會議為例解釋審議的角色。Elster指審議環境規範參與者赤裸裸訴諸個人利益與威脅手法，只能以公共利益與警告支持自己。提案會受修正及掩飾，個人利益與偏見經公共利益修飾後會與自己的想法稍有不同，這是不完美限制(the imperfection constraint)；提出較公正的論點後，演說者也較難因論點與自己的利益與偏見不同改變立場，這是一致性限制(consistency constraint)。以警告取代威脅則會面臨可能性限制(plausibility constraint)，也就是確實的威脅行動會變成僅僅是其中一種可能情況。

Elster也指出影響溝通(比較多爭辯還是議價)的各種因素︰

規模——人數少時會出現議價，人數很多則會爭辯。大規模議會不可能出現和諧而有系統的論證，辯論會受少數有演說技巧與魅力者主導，影響決定的是熱情而非理性。以隨機分派的小組審議則較可能出現實質內容，煽動的機會較小，每位演說者發言較多，隨機組成也減輕利益與熱情支配團體的可能。以專責委員會審議技術品質會比小組更高，但成員較少採取公正的態度，更多時候是在議價。

公開性——閉門會議令參與者無需堅持自己立場以表現前後一致，在了解各種觀點後改變意見，促進審議品質，但也較可能令議會型態走向沒有原則的議價。公開會議的聽眾令演說者用以合理說詞包裝個人利益，並以熱情而非公正的言語發言，這是Elster所稱「偽善的教化力量」(civilizing force of hypocrisy)。然而公開會議也會令演說者較難為合理反對意見改變自己想法，大量聽眾也會令口才影響辯論，聽眾將意志強加於民主代表身上也可能會扭曲民主程序。

武力——武力使用或威脅會左右議會決定，包括軍隊、暗殺與毆打、民眾武力等。

利益——個人、團體與制度都在爭取自己的利益。

Elster認為理想的制憲會議程序設計包括︰憲法由特別議會而非一般法立法組織制訂；受憲法制約之機構不應參與制憲，如行政、司法部門與軍隊；制憲須包括秘密(委員會討論)與公開(全體大會)會議；制憲會議選舉須採行比例代表制而非簡單多數決；制憲會議不應在首都或主要城市召開，軍隊亦不應駐紮在開會地點附近；憲法應交由民眾公民投票通過；憲法應在一段時間後才實施，以確保制憲者為長遠利益著想。

Susan C. Stokes的論文探討審議過程中出現的問題，包括自利者介入公開辯論誤導民眾，民眾據此遊說議員投票；以及政治人物因民眾虛假的偏好行動。這些情況可能會以下述因果順序出現︰

政府提出A政策→反對派與公民默認→特殊利益進行訊息傳遞→媒體報導民眾反對A政策→反對派相信媒體，站出來反對A政策→公民反對A政策→A政策胎死腹中

公開溝通不僅會改變偏好，也會改變認同，給予機會菁英有目的地塑造認同，構成一種世界如何運作的信念以及自己對他人的包容程度。例如自由派觀點認為隔代貧窮會導致貧窮問題不斷延續，保守派則認為窮人不仰賴福利才學會自食其力。

Stokes的建議是如果菁英會塑造公民偏好，公民需要廣泛政治光譜立場不同的政黨提供選擇機會；媒體會為利益與政治扭曲人民想法，競爭激烈的媒體環境則減低從眾心理影響，並鼓勵不同想法的分析；缺乏資源的公民團體應有更多權力，與特殊利益團體在公共審議場合更有效競爭；為商會及遊說者訂定規則，讓民眾與政治人物知道自己聽到的觀點從何而來。

Adam Przeworski的論文討論審議可能會使人民堅持不符合自己最佳利益的信念，反而受「意識形態的宰制」。Przeworski指個人對政策帶來的結果有兩種信念︰技術的信念，即政策與政策後果之間因果關係的模式；均衡的信念，即對於他人信念所把持的信念。

技術信念很難操縱，個人經驗是判斷技術的信念有效與否的獨立來源之一。但均衡的信念是內生的，只有當均衡的信念為大家共享，而且個人對其他人的信念所直接掌握的知識有限時才會出現。如果信念支持一個佩雷托次佳的均衡，即使個別行動者知道如此，也沒有辦法擺脫。例如一名考慮調高收費的牙醫預期他人不會漲價，那麼他漲價就會失去客人，如果預期實現就會出現良性非通膨均衡，價格不會大幅提高。但如果大家均衡的信念是其他人會漲價，那個別行動者就會困在均衡中︰大家都在漲價，但大家的市佔率不會改變，造成惡性通膨均衡，對集體來說是次佳的結果。

Przeworski也指出均衡信念較有機會受到企業的利益操控，因為私人控制投資決策令企業控制社會未來，企業在衡量每個人各自利益佔優勢；個人只能透過大眾媒體傳遞消息，受限於金錢與教育，協調信念的機會分配不均；個人不知道別人想甚麼，也不確定要相信甚麼與甚麼人，要以解說體系來評估各種衝突說法是否可信。

James Johnson的論文提出幾項審議倡議者論證不足的問題︰非審議程序如投票的問題、在審議決策各觀點強加限制是否合法、及參與審議的政黨用來說服或勸服對方的機制為何。

審議倡議者指投票這種集合機制限制了選擇的範圍，但Johnson提到審議也往往限制參與審議者的行為或得以進入審議的議題範圍，而且審議也尚未建立一套說詞說明，審議制度怎樣從一般定義的「理性」論證中衍生出規範性力量。

Johnson指政治討論經常包括在非常根本甚至存在(existential)的層次上挑戰對手，爭辯各方的目標是挑戰彼此的世界觀。政治討論中參與者容易以偏見、意識形態與個人利益挑戰受指控者，民主審議的準則也將情緒與公民不服從排除在外，這會令羅爾斯的理性討論準則面臨問題。審議也試圖限定在議題「合理」範圍之內的主張與觀點，但這種排除法令審議在如墮胎這種多元主義帶來的逼切議題上，顯得特別無能為力。

審議倡議者認為審議可令各方採取「合理的」承諾或提出「合理的」主張，但要區分真誠有原則的演說者與受策略原因影響的演說者相當困難，「偽善的教化力量」則不會產生「理性的同意」，反而會帶來空洞、規範上可疑的從眾。哈伯瑪斯所說的溝通理性與言語溝通互動運作的有效主張(真相、規範正確、誠心誠意)，也沒有好好定義溝通理性與策略行動的差異。

Johnson總結審議需要面對的挑戰︰

1. 我們必須理解審議無法保證事情會有任何進展，不能假設參與者事先遵從「理性討論的準則」


2. 從自我利益出發的主張是規範性框架的重要部分，不一定要排除自利主張在審議之外


3. 目前缺乏理論解釋社會與政治互動中語言的「力量」


4. 考慮審議過程中可能採用的制度形或，包括審議如何連結到正式制度、審議程序在次級團體與正式政治制度中如何運作，例如怎樣設計發言次序與辯論結束時間等審議制度安排、考量審核的效果及如何證明這些效果合法

Joshua Cohen的論文題目較廣，主題是民主與自由。Cohen以審議角度看待民主，將民主定義為一種社會與制度安排的框架，能夠提供表演意見、結社與參與更好的環境，加速平等公民間自由論理，確保公民討論時自由而平等；透過定期競爭性選舉、公開條款與立法監督，建立一套確保政治權力回應與問責的框架，將公共權力來源與行使權力結合到公開論理之上。

合理多元主義(reasonable pluralism)是指理性人會因生命哲學或不相容，促使他們要求實踐理性運作的有利條件。實踐理性的真誠努力並不會匯聚成一套特定生命哲學，但理性的人可以理解。信仰自由、言論自由與道德自由採取的規範不能由集體決定。

公民在民主社會中是平等的道德個體，在共有的公共制度中表達政治觀點，並能夠包容各種生命哲學所取得的觀點與自我概念。審議令偏好改變是因為人們透過實踐論理，瞭解自己目前的偏好欠缺適當解釋，無法得到適當理由支持。

Cass R. Sunstein的論文討論審議健康風險權衡的困難。他指出風險管控可能會透過各種機制增加整體風險，而這些機制有點複雜，因此回應這些機制的集體判斷或許無法奏效。管控禁令可能因替代品的附加風險增加而造成健康風險；管制可能會製造而目標風險相似或無法區分的補償風險；管制可能令社會喪失或放棄機會利益，保護一些人，卻令另一些人受損；管制物質可能會同時帶來健康利益與健康風險；管制某項風險可能會帶來新風險，令風險重新分配而不是降低風險。

健康得失權衡無法簡單以市場估算為替代品，選擇總是依脈絡而定，某脈絡的選擇不一定能推斷出另一脈絡的其他選擇。Sunstein建議現代政府應更為重視風險管制可能造成風險增加，從法律與基本原則來看，風險需要衡量，但不能以單一量尺衡量。重新設計制度，確保風險衡量透過更民主審議我方式執行。政府部門有權進行風險得失權衡，也應更常行使這權力。法庭可以協調與鼓勵政府部門更努力降低整體風險。國會應要求政府部門在能力範圍內考慮所有風險。資訊與管制事務辦公室則應審查風險管控的過程，證明相關部門不會有眼光狹隘的問題。

Roberto Gargarella的論文探討政治體系如何作出公平的政治決定。他將公平定義為「完全代表加上審議」。審議令決策者得知其他人的利益與偏好、逼使每個人修正其論點以為他人接受、教育人民採取公平行動、提供資訊與視野協助人們清晰了解自己的立場。完全代表在知識論上令人了解其他人的利益，並透過個人反思面對難題、動機上可強逼我們尊重他人主張、信任上各團體也認為有代表為自己的利益發言。

完全代表的概念在當代社會與十八世妃時已大為不同，當代社會的特色是多元性，我們看到的是各少數群體造成變動聯盟，而不是清楚劃分為兩個團體的社會；人們自身以及各個團體的特質也有各種差異，無法只靠一人代表其利益。因此，代議體系似乎無法納入受決策影響者的所有觀點，也沒有理由相信掌權者有動機把一般民眾的利益如同自己的利益加以保護。Gargarella也對「回溯性評斷」(retrospective judgment)——政治代表不想未來落選不會激怒選民——表示懷疑，因政治代表接受長期委任，選舉之間不受大眾控制，大部份時間很自由；定期投票無法令人民有機會分辨代表表現好壞，尤其是代表數量龐大，其行動又不太公開。

Gargarella為體制如何完全代表整個社會提出幾項想法︰研究國會外的政治制度化、改善國會內容政治代表性、盡力將少數團體成員納入司法體系、對少數團體的觀點更加敏銳。Gargarella認為單靠改善審議不足以促進決策過程公平，我們需要知道是誰在審議，也應擔心大部分人是否被安排在審議的外緣。

Superforecasting

看完了Superforecasting，探討預測各種注意事項與限制。本書反複強調各種看似二元對立的特徵其實只是程度之分，例如未來是否可預測這問題，視乎我們試圖預測甚麼、時間離現在多遠及甚麼環境條件下都有分別。

作者從組織團隊參與預測比賽得勝的經驗中，找到所謂超級預測者(superforecasters，他們比職業情報人員預測更準確)的特點，除了智能、數字分析能力與社會知識達一定水平外，超級預測者最重要的特質是其思考方式，他們思想開明、細心、謹慎，並能自我檢討與不斷專注。

作者以醫學歷史的發展為例，表示任何經驗未經質疑，缺乏紀錄與驗證，沒有隨機控制測試，這種做法並不科學，就如同醫師長年以來因自信而認為放血有助治病。直覺判斷是由心理學稱為系統一的神經系統負責，這種直覺判斷不會處理證據的品質，令人快速下結論，以面對自然界緊急的危險情況。即使我們不知道自己為何下某種判斷，大腦也會有自我解釋的傾向，導致倉卒達成清楚而自信的結論。

要評估預測是否準確需要在當時紀錄並在事後檢測，但許多在公開場合的預測卻不容易這樣評價，原因在於這些預測沒有精確的定義，例如「佔市場重要部份」不代表任何數字；它們通常沒有時間框架，例如「短期內」不知是指幾個月還是幾年；更重要的是它們無法轉換為機率預測，例如「可能」不知是指20%還是60%會發生。

預測不能只以一次結果是否準確來評價，因為75%會發生的預測也是指25%不會發生，即使最後事情沒有發生，也不代表這預測不當，只有預測的長期紀錄才可以評價預測是否有價值。評價預測是否有價值的條件包括其是否校準(calibration)，即70%會發生的預測是否在眾多例子當中真的有70%會發生；預測堅決(resolution)也是評價預測的條件，在事情的確發生的情況下，90%會發生的預測比60%為佳，反之，事情沒有發生，10%會發生的預測比40%為佳。這種評價條件可以用Brier scores以數字方式表現，0代表完美預測，0.5代表與隨機估計差不多，2則代表完全不正確。Brier scores本身並不足以判斷預測品質，需要配合指標(benchmarks)，即與「跟去年一樣」、「沒有改變」等簡單模型對比，也要與其他預測者的Brier scores對比。

作者一項研究分析專家的預測準確程度，發現許多專家的預測與隨機亂選準確程度差不多，但有些專家表現則比較好。表現較差的專家通常為作者所稱的hedgehogs，他們以某種大意念來扭曲現實，也令他們對自己的預測更自信。表現較好的專家則是作者所稱的foxes，他們較少認為事情「肯定如此」，也認為現實較複雜，可以有許多不同角度。作者也重申hedgehogs與foxes並不是完全對立的極端，我們或多或少都有兩邊的特質，也會在不同場合中偏向其中一邊。

不同人對同一議題可能有各種正確與錯誤的想法，錯誤的想法各有不同方向，累積起來會多少互相抵消，正確的想法則方向一致，聚集起來會更為正確。聚集完全無知的人意見只能得到無知，聚集略懂的人意見結果可以很可觀，而聚集懂得許多不同事物的人意見則最為有效。但在預測本身會影響結果的情況下聚集意見則較為困難，例如Richard Thaler的2/3遊戲要參加者估計的是所有預測的平均的三份之二，理性答案是0，但實際情況並不一定如此，因為不是所有參與者都認為其餘參與者都是完全理性。

作者以國家情報部門的情況指出，預測的問責(accountability)可以有兩方面，它可以是對國會等有關機構解釋它們為何這樣預測，但這種問題沒有意義；有意義的問責是指有系統地紀錄預測的準確程度，而國家情報部門並沒有在這方面努力。

談及作者組織的超級預測者群體，作者指即使依靠運氣每年都會有人預測成績超乎水準，但運氣好的表現會在下一年回歸平均值。然而超級預測者每年都能保持水準，甚至表現在下一年有進步，反映超級預測者的表現不單靠運氣，也有技巧的因素在內。

作者的數據顯示指超級預測者的智能與知識比平均高，但最好的超級預測者在這兩方面並不是最高水平的一群，也不至於是天才之列。智能與知識對預測有少許幫助，但不是決定因素。超級預測者預測時會將預測細分成更易理解的問題，並以類似狀況為外在觀點建立基礎機率，之後以內在觀點找出此事的特點，建立假說，提出預測機率，自我評估，以「蜻蜓眼」的方式整合不同觀點，保持開放觀點，隨時調整自己的預測。

超級預測者有一定數理能力，但預測時卻不常會用複雜的數學模型，重要的是要時刻以機率來思考。系統一大多數情況只會產生是與否的答案，最多在不確定時多一個「或許」。超級預測者則需要精細地理解40%可能與60%可能有明顯差別，在事情發生後不管預測是否正確，也需要理解事情是怎樣達到這種結果，會不會有別的情況導致不同結果，這樣才可以檢討自己的機率預測是否恰當。

面對最新消息時調整預測有兩項挑戰︰反應過小與過度反應，反應過小是指輕視原來重要的消息，以致預測調整不足，容易在自己對先前預測投入過多時出現，例如軍方認為自己做法正確，忽略其他情況的情報；相反，過度反應則是對旁枝末節過於著緊，因而過份調整預測， 容易在對預測投入不足時出現，例如股票市場。超級預測者的竅門之一是每次小幅度調整機率預測(例如5%)，但調整次數較頻密，以平衡新消息與已有預測的影響。然而作者也提醒讀者預測沒有既定公式，這種做法並不適用於所有預測，有時確實需要因為新消息大幅調整觀點。

超級預測者認為透過努力與勤奮人是可以進步的，不太相信人先天就會受到限制而不能學到某些新技能，例如數字分析能力。作者指超級預測的過程就在於以下做法︰嘗試、失敗、分析、調整、再嘗試(try, fail, analyze, adjust, try again)，不嘗試就永遠不知道事情怎樣運作，沒有清楚認識自己是否與如何失敗就無法從失敗中學習，歸納教訓以作調整，沒有不斷嘗試的毅力就不會不斷力求進步。

總結超級預測者的個人特質，在哲學思想上，他們謹慎、謙虛、不訴諸本質，認為現實並非總是如此，未來總是不確定；在能力與思考風格上，他們思想積極開明、有知性上的興趣，喜歡認識不同事物、能夠自我反省、有數字觸覺；在預測方法上，他們實際、擅於分析不同觀點、能整合不同角度、以機率思考、會因事實改變而更新預測、注意人的認知與情緒偏見；在工作準則上，他們相信人有可能成長、能夠堅毅完成應做的工作。

作者在預測競賽中也安排超級預測者組成團隊，結果發現團隊的表現比單打獨鬥更佳，「超級團隊」(superteams)的特點包括能尊重地提出質疑、思想開明、建立出分享情報與觀點的文化，而且成員背景各有不同，有利團隊將意見聚集後再極端化(extremitizing，例如75%可能的預測極端化至90%，預測正確的話Brier Scores就會更高)。

領導者在預測中的兩難，在於一名良好預測者需要相當謹慎，以機率思考，考慮到不同觀點，但一名決策者需要堅定、有信心地執行決策。作者認為思考者(thinkers)與執行者(doers)之別也是虛假的二元對立，領導者需要同時扮演這兩種角色，他要找出甚麼是正確的行動，然後徹實地執行。領導者也不需要過度限制現場人員執行目標的方式，良好團隊需要執行的個人在知性上靈活應對。領導者不但需要自己平衡思考與執行兩者，也需要建立聆聽相反意見的文化，令其他人願意說出不同的觀點。作者也故意以十九世紀至二戰時的德軍，指出德軍優秀的預測與執行能力，與其背後目標是否邪惡無關，道德與能力並沒有關係。

作者指系統一的錯覺並不能消除，不論經過多少訓練，感覺正確的直覺結論總會出現，如同視覺錯覺一樣，即使在明知錯誤時依然會發生，只能在錯覺出現後質疑它。超級預測者是否真的可以對抗這種天生的認知錯覺？作者與研究認知錯覺已久的Daniel Kahneman討論後，以不同時間框架詢問預測者同一預測，觀察預測者對於預測時間是否敏感，Kahneman稱之為scope sensitivity。問題是敘利亞的阿薩德政權會否倒台，時間框架分別是三個月與六個月 ，結果發現一般預測者對時間並不敏感(三個月︰40%，六個月︰41%)，但超級預測者對於時間框架較長的預測確實能給予較高機率(三個月︰15%，六個月︰24%)。儘管結果並非完美，但確實反映出超級預測者能夠理解時間框架的意義。

另一對超級預測者的質疑來自Nassim Taleb的黑天鵝理論，Taleb認為歷史是「跳躍的」，由稀少、難以預測卻影響重大的事件左右，這種黑天鵝事件無法以預測競賽的方式事先預測。作者則認為「完全可以用特定公式預測」與「完全不可能預測」也是虛假的二元對立，事件是否能預測是程度之分。此外，歷史既會由黑天鵝左右，也會由累積的改變影響，後者的例子如十九世紀每年1%生產力增長變成二十世紀2%增長累積帶來巨大改變，兩者沒有高下之分，僅僅是不同而已。預測的重要也在於黑天鵝事件影響需時，或許黑天鵝事件不可預測，但其出現後的影響則有可能預測，例如1789年7月14日巴士底監獄事件發生後許久，我們才知道這件事與後續的事件構成法國大革命。

作者指超級預測者並不一定是超級發問者，能夠提出好問題的人似乎需要hedgehogs的思維，以大意念找出事情各種根本動力。但在發問之後，理性聲音則需要明確的測試檢視不同想法，這需要嚴謹地為各種說法評分。作者指公開評分的競賽反映會令參實者更為思想開明，理解自己可能會出錯，也對預測更為專注。

書中附錄列出希望超級預測者的十誡︰

1. 限定範圍——選擇既非不可能預測，也非人所皆知的問題
2. 細分——將問題分成細部，再作分析
3. 平衡內外觀點——事情總有不獨特之處可作基準，也總有獨特之處可作調整
4. 平衡面對新消息的反應過小與過度反應
5. 尋找各種左右結果的因素
6. 分辨儘量多的懷疑程度——以數字機率思考問題
7. 平衡自信不足與過度自信、審慎與決斷
8. 找出自己錯誤的原因，但要注意後見之明偏誤
9. 與他人共同全力發揮——在團隊中理解他人觀點、準確發問並建設性的質疑
10. 在不斷深入與反複思考的嘗試中平衡不同錯誤
11. 不應視十誡為十誡，要隨機應變

作者再次說明，規則總有需要打破的時候。

Reading the Rocks

看了《地球用岩石寫日記》，從岩石講述地球的歷史，許多專門術語，記不住，唯有略說。

地球之所以保持穩定，原因之一是相對其他岩石行星(水星、金星、火星)較大，表面面積與體積比較低，散熱較慢。此外地球內部有大量會產生熱的放射性元素，如鈾238與鉀40，令地球保持溫暖。侵蝕與重力崩解作用令山峰不會過高，火山維持活躍，為大氣補充二氧化碳與水蒸氣。地球系統各種負回饋機制，包括生物圈在內，都有助地球系統平衡。

岩石大致可分為三種︰火成岩在熾烈溶化的狀態下形成，沈積岩源於早先的岩石，並在地表沈降而成，變質岩則是在固態時由溫度、壓力、變形作用塑造而成。火成岩形成過程有點像行星規模的蒸餾作用，其中一種方式是分熔，不同熔點的物質會在不同深度成岩，地質學家可以依岩石的元素成份比例判斷岩石組成方式。唯有地球才有兩次分熔形成的花崗岩，從地殼岩石中產生，富含矽而少鎂，與地球內部的地函成份比例完全不同。

沈積岩形成的必要條件為水與大氣，依粒子大小分為頁岩、砂岩與礫岩，通過粒子大小與顆粒形狀可以推斷沈積距離與過程。在沈積岩中偶然可以找到不易變質的鋯石(矽酸鋯)，藉測量其放射性鈾的水平就可推斷砂岩沈積時地表岩石的年齡。

從變質岩中可找到某些在相當嚴格條件下才會形成的礦物，這些礦物稱為指標性礦物，可用於推斷岩石在處的地壓或地熱。

地球在赤道的半徑比極半徑長3%，這種差異是由四十億年以上的自轉形成。地球周長不等與太陽、月球及地球的重力互動，造成地球歲差運動，影響太陽能量分布於地球的方式，規制着氣候變遷。

地球磁性由外地核的液態鐵運動維持，構成一個強大的磁性保護罩，令地球不受宇宙特線傷害。過去地球經歷過數百次磁極反轉，即南北兩極調位。磁極反轉每次長度約一千年以內，轉換期間雙極元件規模幾乎消失，只有一片強度較低的雜訊場。化石證據顯示，多次磁極反轉與重大滅絕事件無關，利用磁場導航的動物能以其他方法不致迷路。

過去的溫度可以代理紀錄推算出來，其中之一是輕水與重水(氫2濃度非常高的水)的比例︰輕水在溫度較高的時候比例較多，透過對比極冰的輕水與重水比例，就能對過去溫度作量化推論。

任何生態圈中大型肉食動物一定比較少，因為其個體能量需求較高。當生態圈中某一層級突然消失，就可能會導致生態失衡，整個生態系統覆滅。過去任何食物鏈頂層的統治都短暫而徒勞，反而單細胞初級生產者以光合作用直接從陽光汲取能量，在三十五億年來世系從未中斷。在維持行星恆定、中介大氣與海洋化學作用的角色上，微生物才是重要角色。

內太陽系之所以能成為年輕行星的安全居所，有賴木星的巨型重力場將太空岩石吸引過去。有些天文學家與太空生物學家認為，行星要有生物存在，附近必須有木星這樣大小的星體，以避免行星因不斷撞擊而衰弱。

行星科學家估計月球是一火星大小的行星與地球碰撞後的殘餘，此一假說指撞上的行星大部份為地球吸收，其地函與原本地球的一部份地函則噴到太空，再聚合成月球。

地球的地函與地殼始終處於不斷重複混合與循環，大陸地殼受水驅動而侵蝕毀滅，為地函添加燃料，以製造下一輪海洋地殼。地震也有助於將沉積物自大陸棚落入深海，地球的板塊構造運動，令岩石以濁流岩的方式返回地函。

洋流是地球的散熱系統，墨西哥灣流將暖水送往極區，在旅程中水因蒸發循環而變鹹，最終因密度過高在格陵蘭海再度下沉，以底層水形態回到印度洋。鹽度平衡是此一循環的重要因素，北大西洋海水鹽度過低，未能下沉，大量淡水就會在北大西洋泛濫，南邊的熱量無法帶到北大西洋，觸發上一次冰河期晚期短暫的冰河回歸情況。

約二十億年前，光合作用令大氣中氧含量大為提高，對當時的生物造成挑戰。有些生物開始利用這些氧「廢氣」為代謝燃料，例如線粒體，另一些厭氧生物則與這些線粒體合併，形成現在所有動植物細胞的基本構件。氧含量提高也衍生出平流層的臭氧層，吸收了UV-B輻射對DNA的傷害。放射性攻擊緩減，古生物學家估計這與有性生殖出現的時間脗合，基因創新變得更有優勢︰有性生殖將基因物質洗牌，容許基因在環境變遷時調適，強化天擇適應效率。

寒武紀中期掠食策略出現徹底改變生態系規則︰肉食性動物可以吃掉(或不理會)草食性動物，但草食性動物既不能吃也不能漠視肉食性動物。新世界秩序既無情又史無前例地創新︰甲殼、外骨骼、腿、脊柱、眼睛、高超的泳技。氧革命的創新起源是合作與共生，掠食創新的起源則是無情的競爭。掠食者與獵物的競賽，就如《愛麗絲鏡中奇緣》的紅心皇后所言︰「要不斷地跑才能留在原地」。兩者演化速率相同時，生態營養結構得以保持平衡，反之，就會引發生態災難，例如人類引入入侵物種，本土生物演化速度跟不上，造成環境浩劫。

生物創新的能力多少也來自極度的保守，保存舊有多餘部分，記住過去的技巧。生物基因顯示大量垃圾DNA串存在，這些DNA沒有明確用途，佔人類染色體95%以上。有研究人員認為垃圾DNA是用於將鄰接基因功能關閉，使生物得以保持基因組的彈性。

人類對環境影響速率與最具毀滅性的地質災害相當，甚至猶有過之。物種滅絕速率與地質史上最嚴重的大滅絕事件相當，以地質標準而言大氣化學組成變化速率也很極端。人工建築降低地下水流入比例，改變地表反射能力、生物多樣性與土地碳儲存能力。作者以地質學家身份，表示岩石告訴我們地球有智慧與耐心，軍備競賽永遠沒有贏家，垃圾堆、肆意掠食、瘋狂消費、劫貧濟富都違反循環與重分配的古老律法，岩石也令作者知道，世界有多麼美好。

舊制度與大革命

看完了《舊制度與大革命》，講述舊制度時法國的形勢怎樣引起大革命。作者似乎認為大革命後貴族制消失，令專制制度似乎越來越強勢。在專制制度中人們只關心自己的個人利益，公民彼此孤立，只顧賺錢而不顧公共生活。唯有自由能令公民再度聯合，沒有自由的民主社會不會見到偉大的公民。

大革命攻擊一切既有勢力、傳統、風俗，卻保留舊制度龐大的中央政府。沒國革命就像一場宗教運動，抽象地看待公民，超脫一切具體的社會。大革命的成就是摧毀歐洲多年的封建制，代之以人人平等為基礎的社會。

在考察舊制度時，作者指出法國農民獨特之處是他們已獲分地，自取所得，卻不得不交租給已放棄統治村莊的貴族。城市已失去自主，自由選舉只是假象，權力都在中央政府手中。中央政府管理全國，大臣領導幾乎所有事務，各省則由總督領導所有事情。

中央政權成為公共生活唯一代理人，與個人之間沒有中間機構，甚至令改革者都認為任何改革都必須藉中央政府之手完成。大革命前夕巴黎除了是統治核心，也因工業化而成為全國經濟核心。作者認為，中央集權與巴黎無上的權力，是革命後政府不斷更替的重要原因，只要控制了巴黎，全國都會隨之改變。

作者也指出舊制度中法國人彼此孤立。與英國貴族不同，法國貴族不會與平民通婚，就像是一個種姓階級。在十八世紀貴族也不再治理領地，卻保留不少特權，特別是免稅特權，令稅負落在平民身上，增加平民對貴族的仇恨，也令貴族更為孤立。至於資產階級，舊制度法國賣官鬻爵也令資產階級設法捐官以取得免稅權，並更希望脫離村莊，不願與農民混同，甚至在資產階級內也分成各種彼此分離的小團體，以爭取各種小特權。農民處境非常困難，絕大部份稅收都由他們負擔，也幾乎沒可能尋求司法正義。階級之間無法接近與聯合，只依附於國王，各人形同路人或仇敵，這種情緒甚至到革命後幾十年仍然存在。

作者認為大革命前法國文人以抽象方式思考社會秩序的原因，是他們不參與政治，沒有公職在身，生活遠離實際，不會去估計改革現實的困難與後果。法國民眾也因為中央集權無法參與政務，反對意見無法在公共場合表現出來，似乎只要忍受或摧毀兩項選擇，更容易接受文人的抽象理論。

作者也指大革命前夕反教會態度出於教會對作家們世俗政府計劃的阻礙，教會專重傳統、承認高於個人理性的權威、建立在等級基礎上，都與政治革命的目標不合，而當時未能做到政教分離，因此攻擊國家制度就必須摧毀教會制度。

作者較認同以專制君主完成改革，比以人民主權人民進行革命更有可能使法國發展成自由民族，後者不分好壞攻擊舊制度所有事物，既摧毀許多與自由背道而馳的制度、思想、習慣，也埋葬了同樣多自由賴以生存的事物。大革命的理想認為國家主權高於一切，人民集體而言有一切主權權利，但每個公民卻只能依附於政府之下。作者稱，人們似乎熱愛自由，其實只是痛恨主子，沒有對自由的熱愛，就無法長久保持自由。

作者稱路易十六是舊君主制最繁榮的時期，偏偏就在這時發生大革命，原因是人們處境改善後會覺得壓迫不能忍受︰

革命的發生並非總因為人們的處境越來越壞。最經常的情況是，一向毫無怨言彷彿若無其事地忍受着最難忍受的法律的人民，一旦法律的壓力減輕，他們就將它猛力拋棄。被革命摧毀的政權幾乎總是比它前面的那個政權更好，而且經驗告訴我們，對於一個壞政府來說，最危險的時刻通常就是它開始改革的時刻(p. 187)。

革命政府的司法訴訟方式在舊制度已見其形，輕視的有財產，隨意逮捕農民，訴訟程序草率，大革命加添的是處置更為殘忍。

1787年的行政改革試圖令省議會自治，將行政移交選舉團，由第三等級選舉，彼此隔離的階級需要重新合作，但多年來人們必須依賴政府行事的習慣遭打亂，村莊的相對地位突然改變，引起各個階級對立衝突，造成巨大動盪，大為1789年的政治革命。

作者總結舊制度對法國大革命的影響︰封建制不再提供保護，只留下傷害人的事物；貴族不再統治只保留特權，並與資產階級隔離，猶如種姓；中央政府取代地方權利，巴黎成為國家主宰，令一次騷亂就能徹底摧毀君主制；政治生活消失，個人沒有處事能力，缺乏人民運動經驗，沒有政黨，令輿論受抽象原則及普遍理論領導；大革命擺脫宗教、習俗與法律的束縛；人民彼此孤立不依賴，獨自承受重負，受到隔離，變得偏見、嫉妒、仇恨、冷酷無情。

作者也認為唯有法國這民族才能造就如此突然、徹底、迅猛，但又反復、矛盾、對立的革命︰這民族愛走極端、任感情擺佈；不論好壞地表現極端，總是出人意外；本性經久不變，好惡卻變幻無常；獨處時喜歡因循守舊，要改變時卻無所畏懼；一時堅持反對逆來順受，一時又甘願俯首貼耳；表現最出色的是戰爭；崇尚機遇、力量、成功、光彩與喧鬧多於真正的光榮；長於英雄與天才行為；適於設想龐大規劃而非完成偉大事業；充滿熱情，絕不會令人無動於衷。

本書三四年前受中國政府領導層推崇，原因似乎頗堪玩味。

成為黃種人

看完了《成為黃種人》，講述西方眼中東亞人怎樣變成「黃種人」的故事。作者指十九世紀之前在西方描述中，「黃色」與東亞人的膚色並沒有關係。十二世紀馬可波羅描述中國統治者與日本人是「白色」，十六世紀的航海人士描述亦是如此，此處強調「白」有時是為了表示與歐洲人相同，能夠建立起文明社會。

東亞人變成「黃種人」並非親眼所見或解讀東方文化符號而來，而是來自十九世紀對人種的「科學分類」，起源則是十八世紀末所謂「蒙古人種」。東亞人首先在比較解剖學影響下，在西方眼中變成與「高加索人」不同的「蒙古人種」，並代表一種醜陋、退化、具侵略性的人種。為表示與「白」的歐洲人，「科學」分類也不再將東亞人膚色形容為白，人類分成黑、白、紅、黃四種膚色，東亞人則歸於黃色。當時新起的人類學領域則試圖以色彩表測量不同人種膚色，但黑與白「中間」的顏色定義含糊不清，帶有主觀臆測，當某些東亞人與「高加索人」膚色似乎差不多時，測試者就聲稱東亞人有「看起來不明顯」的黃色。

十九世紀中葉東亞人移民歐美數目增加、後期日本帝國崛起，都促成西方人對東亞人的恐懼，並與蒙古帝國入侵歐洲的歷史相提並論，構成所謂「黃禍」的流行說法。到二十世紀初，東亞人是「黃色」與禍害的想法在西方已廣為接受，甚至有學說將此歸因於自然，例如「在沙漠與乾草原中獲得保護性的偽裝色彩」。

Phishing for Phools

看完了Phishing for Phools，大致是說在自由市場中，只要誤導與欺騙能夠獲利，又沒有任何監管，就總會有人這樣做。Phish是指各種誤導與欺騙手法，主要手法有兩種︰誤導與欺騙資訊與心理。Phools則是受誤導而做出本非如此選擇的人，例如過度購物的消費者。

人們受誤導與欺騙的原因在於他們有兩種「偏好」，一種是他們真的認為會令自己更好的決定，另一種則是人們在當下情況下真正做的選擇，作者稱之為”monkey on our shoulders”的偏好，就像猴子無法抗拒糖果的引誘一樣。在自由市場中販售者會透過操弄人們身處的故事情境，令人們處於不可抗拒的誘惑之中，並從中獲益。

在2007年次按證券危機中，販賣次按證券的人就像之包裝成似乎是良好資產，評級機構則利用過往建立的聲譽將這些證券評為AAA，令這些證券廣泛銷售。廣告則以引起受眾興建的敘事令人購物，並反複嘗試甚麼手法會令受眾上釣。新聞為了吸引觀眾選擇更刺激有趣但不甚重要的題材，甚至會報導更多厭惡性新聞。

汽車銷售也有phishing for phools的情況，汽車銷售員會致力說服買家那是一輛dream car，並聲稱各種升級設備符合買家需要，即使實情未必如此。如果買家有trade-in的話，銷售員也會嘗試令買家認為trade-in價格水平很高，令買家覺得新車的定價合理。在付款方式上，銷售員著重提及每月還款額，令買家沒有注意到還款期長短會影響總付款額。銷售員也不會談及汽車行的另一收入來源︰檢查與維修費用，令買家沒有留意購買汽車的全部成本。

信用卡是phishing另一例子，人們認為信用卡既方便又不用即時還款，卻沒有注意到這種方便會增加準確預算的困難，容易造成過度消費。作者引述研究指信用卡的收入來源有一半是逾期還款利息，三分一是交易費用，六分一是逾期還款費用等罰款，這都是信用卡方便的成本。

政治選舉也有各種phishing。作者指政治人物既要爭取選民支持，又要籌募捐獻助選，最合理的策略是在廣受關注的議題順應選民意見，在選民不那麼注意與缺乏資訊的議題則合符捐獻者的心意，然後利用獻金以廣告增加自己的知名度，並建立一種選民喜好的形象。例如宣傳繁忙的國會議員因為想家，每週都會回家剪草，雖然這與議會工作毫無關係，卻可以贏得選民的好感。

藥商在推出新藥時也能以各種手法通過審查。現時新藥推出前需要先以隨機對照試驗證明藥物有效，但在過程中藥商大有可以操弄之處，例如只呈報正面結果的試驗，發現新藥沒有效用的試驗則略過不提；也可以操縱試驗期長短、目標群眾、安慰劑選擇、試驗地點以得到正面結果。此外，新藥推出時藥商也大肆宣傳，資助學術期刊，並贊助醫生進修課程，左右課程內容，意圖說服醫生相信新藥非常有效。

煙酒公司也運用各種形象工程、辯護「個人自由」、政治獻金等試圖模糊煙酒的害處，令煙酒稅水平無法提高，並引致消費者過度吸煙及酗酒。作者認為雖然香煙的害處現在漸漸為大眾認同，但大眾仍然認為酒精比較無害，忽視酗酒帶來的傷害不止於生理層面，也會影響酗酒者及其身邊人的心理與生活。

1980-90年代美國儲貸機構危機反映出當時在金融業phishing甚為容易，而且事後帶來的影響深遠。儲貸機構以高息從其他金融機構借貸，再將錢借給「建築商」，過程中對建築項目是否獲利視若無睹，甚至那些「建築商」其實是儲貸機構主管的同黨，合謀侵吞貸款，只還利息以拖延時間。與此同時，垃圾債券發行商向這些儲貸機構與其他機構集資作敵意收購，並承諾給予高利息回報，但這承諾卻無法兌現，其違約率亦遠高於最初銷售聲稱的情況。

作者指垃圾債券危機顯示出金融業可以誤導資訊——例如誤導評級與會計——或吸引的故事——例如垃圾債券高回報——引人上釣。敵意收購自此之後則令最高收入人士收入大幅上升，成為近年不平等加劇的開端。這次金融業phishing最後要由政府以千億計美元收拾，也是美國1990-91年衰退的原因之一。只要能突破障礙，金融業phishing就會出現，令資產價格大幅波動。作者認為，在沒有干預的情況下，金融災難自然會出現，並反複帶來重大危害。

書中也提及各種對抗phish的事物，包括消費者組織、產品標準檢查組織、同業社群與守則、法律、官方規管組織等。作者指對抗information phish的努力相信而言較為有效，psychological phish則較難抵抗，因為人們都會傾向相信各種吸引的故事。

作者反駁以言論自由辯護無限制政治獻金的說法，指選舉需要規則防止有資源的人士獨佔言論︰

Our view of free speech closely mirrors our view of free markets. We view both as critical for economic prosperity; and free speech as especially critical for democracy. Bust just as phishing for phools yields a downside to free markets, similarly, it yields a downside to free speech. Like markets, free speech also requires rules to filter the functional from the dysfunctional. Anyone who has ever run a meeting knows that. Even the most democratic town meeting has its rules (p. 160).

Metaphorically, we must place some limits on those with the resources to unleash huge loudspeakers that can drown out the messages of less well0endowed others (p. 161).

作者總結認為本書的貢獻有三，首先是經濟學忽視誤導與欺騙是自由市場的一部份，而本書則認為phishing是一種普遍現象，經濟學家應更重視市場中存在甚麼樣的phish；其次本書指出人們真正渴望的事物，與他們以為自己渴求的事物往往有分別，經濟學中revealed preference，即消費者所選擇的正是其所偏好的事物，這一假設需要受到質疑；最後本書指出人們下決定的思考框架，是以他們對自己說的故事為本，而其他人因為自身利益，可能會操弄這故事為本的思考框架，從而影響人們的決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