贏家的詛咒

看完了《贏家的詛咒》，討論經濟學的反常現象，作者指︰

反常現象是與理論不一致的事實或是觀察。......反常現象要成立，需要兩個要素︰理論上做了明確的預測；以及事實牴觸這項預測的結果(p. 16)。

贏家的詛咒就是一例︰理性來說，當投標者增多，出價應該要越保守，才能確保自己不會在估價過高的情況下中標，但實際上，往往在投標者增加時，每個投標人的出價反而提高，令出價過高的人中標，反而成為輸家。

如果每個人都可以決定捐贈若干財富給公共財，收集起來的公共財加上投資報酬平分給所有人，經濟理論會預期至少會有些人搭便車，自己不捐贈又能分得別人捐贈的公共財。但在實驗中顯示，單回合實驗受驗者平均會捐贈手中籌碼40-60%給公共財。多回合實驗則顯示捐贈率會因重複而下降，平均為40-50%，但捐贈率下降與開始熟悉賽局無關。

合作率之高有兩種解釋，其一是互惠式利他，即人們會先選擇合作，直至他們認為被其他人搭便車佔便宜；另一是利他主義，以他人之樂為樂，以及將合作本身就是目的。彼此交談也能增加合作率，或許是這樣能啟動道德考量，產生做「正確的事」的效用。

最後通牒賽局是指A要分配若干金錢給自己與B，如果B接受A的提議金額，那兩人就可得到協定的金額，如果B拒絕提議，兩個人都拿不到錢。理論會指A提出接近於0的出價給B，而B會接受任何大於0的出價。但實驗中B不會接受太低的出價，低於總數10%的提議大多不被接受，而大部份A的出價也不是接近0，平均在總數的35-45%。往後的實驗發現，部份A是愛好公平的，而部份B是不願與之前有貪婪表現的A分錢，即使A的貪婪不影響自己利益。與賽局理論的預測不同，公平觀念對協議結果有重要影響。

跨產業工資差異是指同一工種(例如秘書)在不同行業中的工資水平有異，數據顯示即使考慮勞動環境與勞工品質後仍然有差異。工廠與企業規模較大、利潤較高、較資本密集與工會密度較大的行業，薪資傾向較高。在各種解釋中數據似乎較為吻合公平薪資模型，即勞工會在得到其以為公平的薪資時，提供較多的努力，例如高利潤廠商支付高薪資才是「公平」的。

稟賦效果(endowment effect)與現狀偏誤(status quo bias)是指人們放棄一樣東西時，會要求遠高於他們取得此物願意支付的價格，也就是對目前狀態的偏好。經濟學無異曲線(indifference curve)可逆(reversible)的觀念指，假如擁有X時保有X或交換成Y感受沒有差異的話，那麼擁有Y交給成X感受也應該沒有差異。稟賦效果則反映這種可逆特性並不成立，實驗發現這種效果並不是強化擁有物品的吸引力，而是強化放棄它的痛苦。這反映出人們的損失趨避特徵，看重損失遠多於放棄未來的收益，例如加薪幅度少於通脹7%，就比在無通脹中減薪7%更易接受。

偏好反轉指的是有兩種賭局，H賭局高機率獲利但報酬較少，L賭局低機率獲利但報酬較多，人們在考慮買賣賭局時，會將L訂價較高，但人們在選擇進行哪個賭局時，卻有較多人選擇H。換言之，賭局買賣中人們留意報酬多於機率，但選擇賭局的吸引力中人們注重機率多於報酬。實驗發現偏好反轉的最主要原因是對L的訂價過高，這與人們判斷與選擇時的「刺激—反應相容性」(stimulus-response compatibility)有關，即人們在考慮某項決定是會受參考單位影響。作者指︰

因為賭局的現金是以金額表示，相容性意味著以相同單位表示的報酬，在對賭局訂價時會比在選擇賭局時，有較高的權重。更進一步地，由於賭局L的報酬遠大於賭局H的報酬，相容性偏誤的主要結果，會是對賭局L的訂價過高。因而，相容性假說解釋了偏好反轉最主要的來源，亦即對低機率高報酬的賭局訂價過高(p. 148)。

在跨期選擇，例如選擇便宜但不耐用還是較昂貴但耐用的電器時，人們往往不以市場利率或其他任何單一折現率來折算現金流。其中一種解釋是個人的動態不一致，人們在不同時間的行為並不一致，例如在較長時間後付出代價會比較不在意，但眼前就要付出就比較痛苦。另外，人們不只對金錢的相對差異敏感，也會留意絕對差異，例如現在的100元與一年後的150元，在認知差異上似乎就比現在的10元與一年後的15元大。還有就是心理會計的觀念︰如果有一小筆意外之財，心理上會偏好將之用於消費，假如是一大筆意外之財，就會偏好儲存起來。人們也較渴望正面報酬，但不急於將損失延後，例如債務趨避，許多人在繳款限期前就會繳交貸款，即使貸款利率比安全投資獲利率低。

人們也會留意參考點與損失趨逼，他們偏好隨時間而逐漸增加的效用型態，就像薪資隨年齡增加，但生產力不一定如此。預期的正面與負面結果也會分別產生享用與恐懼效應，實驗發現受測者願意付更多錢逃避長期負面效應，以避免長期的焦慮，也會付比當下獲益更多的錢來獲得短期未來的好處，顯示出期待的效用。

在個人生命中特定時期的消費有兩種反常現象︰其一是消費對所得過分敏感，年青及老年時消費過少，中年時則消費過多；其二是不同財富形態沒有高替代性，年金所得或房屋淨值的邊際消費傾向較其他資產低。作者以一種心理帳戶系統來解釋這些現象，心理帳戶系統可想像成有三個帳戶︰目前所得C，資產A與未來所得F。其原則為︰1. 量入為出，除緊急情況外，不從F或A中借錢來增加目前消費；2. 保留部份所得作不時之需；3. 以不太需要自制力的方式儲存退休所需。

如前所述，小的意外收益會歸入C，用作消費，大的意外收益會歸入A，較少會用作消費。紅利即使理論上是C一部份，但因為是一筆過入帳，邊際消費傾向也會較低。人們也會如前述表現出負債趨避，因此作者認為，逆按歇(reverse mortgages)不收歡迎的部份原因，就是它被稱為按歇(mortgages)。流動性限制來源包括資本市場限制，也包括個人自己強加的，作者認為後者缺乏研究，卻可能更為重要。

賽馬賭局中也能發現反常現象，賠率估計勝率非常精確，但相對而言，熱門馬的勝率高於預期機率，而冷門馬的勝率低於預期機率。賽馬下注人的表現也與理性預期有異︰1. 投注只佔個人財富一小部份 2. 下注籌碼分散在不同場次 3. 朋友之間不會彼此打賭。熱門—冷門偏誤可能是因為投注者高估冷門贏的機會，但也可能是因為贏冷門馬比較有樂趣。樂透也發現一項有趣現象︰參與者比較喜歡有控制的感覺，而不是隨機選號的彩券。

股票市場的日曆效應也表現出效率市場假說無法解釋的現象︰一月的獲利率明顯較高，幾乎佔整年獲利三分之一，尤其是小型廠商；交易中斷(如週末或假期)前獲利明顯較高；換月那四天獲利甚至大於整個月其他時間的獲利；急漲通常在每日收盤前出現。這些現象有幾種可能解釋︰1. 退休基金與共同基金等收款及改變投資日子與日曆變化相符，個別投資人也習慣十二月賣出，一月買進股票；2. 投資經理人為粉飾門面，也會在日曆日期轉換時賣掉表現較差的股票，與年終及月底效應相關；3. 壞消息偏向在週五收盤後才宣佈，造成週末效應。

回歸平均值是指極端值之後出現的觀察值，較有可能是不那麼極端，例如表現特別不好的股票較有可能在未來表現較好。作者的研究發現，在五年期間中，贏家與輸家都有回歸平均值現象，輸家的反轉現象比贏家來得明顯(+30%比-10%)，而輸家的超額獲利大部份發生在一月。其他研究發現在五個交易日至十週都找到回歸平均值現象，從事件研究中則發現，市場對正面事件的估計沒有太大偏誤，但對負面事件的立即反應則是有偏誤的，假如一間公司經歷一連串壞事件，偏誤的價格可能需要幾年時間才能修正。

封閉型共同基金有四種反常現象值得留意︰1. 新基金傾向以溢價出售，但在120天後平均折價10%，為甚麼會有人買這些基金？2. 封閉型基金價格為甚麼不等於淨資產價值，而且通常是折價？3. 為甚麼折價會同時變動，而且不同時間與基金的折價不同？4. 當基金變為開放式，為甚麼價格會上升至沒有折價的程度？

雜訊交易人的假設為這些現象提供可能解釋，雜訊交易人是指犯系統性預測錯誤的人，有時過份樂觀，有時過份悲觀，他們與風險趨避的理性交易人共存。雜訊交易人的投資情緒波動會產生風險，令理性交易人不敢積極套利。例如在封閉型基金受雜訊交易人悲觀情緒拉低時，理性交易人在趁低購買時仍要面對兩種風險︰1. 基金淨資產價格不如市場 2. 雜訊交易人未來可能更悲觀令基金價格更低。這樣，理性交易人就只有在「雜訊交易人風險」得到補償下才會買進基金，也就是折價購買，令折價成為常態。

封閉型基金最初以溢價出售則顯示出有足夠樂觀的雜訊交易人推高價格，當他們將基金賣給他人時，價格就會下跌。折價同時變化是投資人情緒變化的指標，基金變為開放時折價消失則是因為雜訊交易人風險也消除了。

外匯市場中，「如果投資人風險中立且有理性預期，那麼市場對未來匯率的預測，會內含國際利率上的差異」(p. 292)，例如美元年利率10%，德國馬克年利率7%，有3%差異，那麼理性會預期，美元在一年內相對於馬克將貶值3%，即兩國利率差買決定匯率變動的幅度。但數據則表示美國利率超過外國1%時，美元之後一年反而傾向升值1%。對此反常現象有兩種解釋，一是美元利率上升令美元資產風險較高；二是投資者對匯率的預期錯誤，然而兩種解釋都無法說明1980年代美元上升後下跌的情況。比較可能的解釋是，有些投資者不是完全理性，對利率差異變化反應緩慢，再加上，有些參與外匯市場的是中央銀行，他們在利率上升時會反向操作以減緩貨幣升值，而其他理性投資人則會風險趨避並有流動性限制。

作者結論指，反常現象並沒有終結經濟理論，但會為新理論提供方向，這種理論要寫一個不是完全理性行為的模型，比較複雜、混亂，但作者問︰「你想要優雅且精確的錯誤，還是混亂且模稜的正確？」(p. 311)

為什麼你沒看見大猩猩

看完《為什麼你沒看見大猩猩》，討論各種日常錯覺，包括注意力、記憶、自信、知識、因果與潛能。本書有個網址上載一系列影片，大猩猩影片是其中之一。

作者指本書的目標是︰

我們的目標是想告訴你，日常錯覺如何操縱我們的思絰、決策以及行動，同時我們也希望能說服你相信︰這些錯覺深深影響你我的生活。我們相信，一旦考量過這些論點和證據，你將會對自己的心智與行為產生截然不同的看法。而我們也希望你的行為能根據這些來調節應變。因此，希望你能採用較為批判的態度閱讀本書，並敞開胸懷接受你的頭腦運作方式很可能和你所想像的大異其趣(p. 32)。

注意力錯覺是以為自己意識到的事物比實際多︰

這項大猩猩研究，或許比其他研究更戲劇性地展現了「注意力錯覺」(illusion of attention)的強大影響力︰我們所經驗到的視覺世界遠小於我們自以為能意識到的(p. 27)。

書中例子包括看不到近在眼前的打鬥、核子潛艇撞到漁船、交通意外、飛機著陸失事、免提聽筒仍會令駕駛者分神、放射科醫生看不到放射影像異常之處等。注意力錯覺很難避免，畢竟在大部份情況下，沒有注意意外的事不會有大問題︰

我們缺乏證據來支持我們缺乏注意力。這就是注意力錯覺的根基。我們只能意識到我們注意到的意外事物，而無法意識到那些我們沒注意到的。也因此，所有我們能掌握到的證據，都是我們對周遭世界的良好感知(p. 62)。

對於人腦，注意力基本上屬於一種「零和遊戲」︰你對某件事物愈是專注，你對其他事物的注意力勢必降低。也因此，不注意視盲乃正常行使注意力與感知能力的一種不幸但必要的副產品。如果不注意視盲是人類視覺注意力的天生局限，那麼我們或許根本不可能減低或是消除它。基本上，試圖消除不注意視盲，就好比要求人們快速拍動雙臂來看看能不能飛起來一樣。人體結構無法讓我們飛行，就像人類心智結構無法讓我們有意識地感知周遭所有事物一般(p. 63)。

記憶力錯覺是知自以為的記憶運作方式要實際有異，「我們以為自己記得的」並不等同「我們真正記得的」，這與大腦的記憶方法有關︰

記憶不會將所有我們感知到的都照單全收，而是將我們的「所見所聞」與「既有知識」做出相關聯結。這些聯綠能幫助我們辨明哪些資訊是重要的，而再去回憶其相關細節。這些聯結提供了「回憶線索」(retrieval cues)，讓我們的記憶更為流暢。在大部分情況下，這類線索很有用，但是也可能產生誤導，因為它們會讓我們 把記憶力的精確度給膨脹了。我們無法輕易區分什麼是「我們真正記得的」與什麼是「我們根據聯想會知識而重建的」(p. 74)。

書中有一例子說兩夫婦同時看見劫案，打電話報案時兩人記憶的細節明顯不同，但兩人都自認為自己沒記錯。還有電影很明顯的「穿崩」情節，負責檢視的場記無法避免錯誤，但能從錯誤中學習有甚麼應該注意。有個心理學實驗在第一景轉到第二景時將角色換掉，受驗者也未能察覺。

記憶也會忘記故事情節的來源，誤將故事當成自己的經歷︰

雖然我們相信自己的記憶是我們看見、聽見的精確內容，事實上，這些紀錄卻可能十分貧乏。我們所提取的記憶裡，充滿了故事要點、推論和其他的影響；與其說它像是一段原創的演奏，不如說更接近一段由熟悉旋律即興重複的樂段。我們錯誤地相信我們的記憶是正確且精準的，而是我們也無法將「實際發生」與「事後引介」的記憶項目分開來。......在科學文獻裡，這種記憶扭曲被稱為記憶來源性錯誤(failure of source memory)(p. 91)。

記憶也會令人在改變偏好時，重寫自己先前說法的記憶，以為自己沒有改變。

人們以為令人印象深刻的事件會造成「閃光燈式記憶」(flashbulb memory)，所有當時的細節都會印在腦海中。 心理學家奈瑟與哈許(Nicole Harsch)在挑戰者號爆炸後翌日要學生填一份如何知悉事件之類的詳細問卷，兩年半後再要求同一班學生填寫類似問卷，發現學生的記憶已大為改變，然而︰

即使有這些錯誤，受測者卻對他們在多年後的記憶充滿信心，因為那些記憶是這般鮮活—— 記憶力錯覺又再度發功了。受測者填完問卷之後，再經過一次最後的訪談，然後奈瑟與哈許才將受測者在事發次日親筆撰寫的問卷，拿出來給他們過目。許多人都非常驚訝，沒想到原始報告與現在的記憶會有這麼大的出入。事實上，當他們看到原始的報告時，他們通常不但沒有猛然醒悟是自己記錯，反而堅信現在的「記憶」才是正確的。

你所記得的那些豐富的細節，常常是錯誤的——但是它們感覺起來很對(p. 103)。

如果你記得你如何經驗並學到某件事，而非只記得你經驗並學到了什麼事，你會更容易相信自己的記憶是正確的。就像我們視線感知上的鮮活程度，會讓我們以為自己能注意到超過真正注意到的事物，我們所經歷到的流暢、鮮明記憶，對於記憶力錯覺來說，具有火上加油的效果(p. 109)。

將情緒感受與正確與否混淆的還有自信心錯覺，例如大部分西洋象棋手覺得當前積分低估自己的實力；醫師診斷時要看參考書，看來自信不足，就覺得醫師能力也值得懷疑︰

自信心錯覺具有兩項截然不同但是相關的特質。首先，就像這些棋手，它會讓我們高估自己的程度，尤其是與他人相對的能力。第二，就像克里斯的看診經驗，它會讓我們把他人所展現的自信(或缺乏自信)當成一個有效的信號，來評估對方的能力、知識程度以及記憶正確度。如果自信與它們真的息息相關，那麼將不會有問題；但是實際上，自信與能力有可能天差地遠，依賴自信心來評斷能力，會變成一個巨大的陷阱，可能造成嚴重後果(pp. 115-116)。

書中提到幽默感較差的學生對自己幽默感更為過度自信，邏輯推理能力、文法技巧亦然，但作者認為這項發現也不一定是壞事︰

「無知會造成過度自信」這項發現，事實上很令人安慰。它讓我們知道，當我們在研讀或練習某項技能時，不只能改進該項技能，我們也比較能夠評估自己在該項技能上的實力。不妨這麼想︰人們在剛開始學習某項技術時，因為技術層次還太低，自信心通常會超過真實水準而產生過度膨脹。隨著技術精進，他們的自信也會增加，但是增加的速度比較慢。到了最後，當他們的技術達到高水準時，他們的自信程度就會與技術程度相符了(或者說，至少接近相符)。最嚴重的過度自信，不是發生在我們已經擁有高超技術之時，而是發生在技術還不熟練時(pp. 121-122)。

在團體討論中自信心也會主導討論方向，有研究發現，絕大部份小組最終答案來自第一個說話的人，雖然第一個說話與是否正確沒有關係。集思不一定會廣益，有時只會令成員更有安全感，令自信膨脹，更有信心作錯誤決策。

以自信判斷他人能力或許也與大腦演化相關︰

問題在於，那份自信也許是一種具有個別差異的人格特質——每個人表現信心的基準線可能具有很大的差異。要是事先不知道某人在眾多情境下的自信度，你將無法判斷他在某個特定時刻所展現的信心，是來自他的知識，或只是個性使然。

......在一個小規模、關係緊密的社會，譬如演化出我們腦袋的那種社會，自信是一個正確得多的知識與能力指標。當團體或家族成員一輩子都相處在一起，每個人幾乎都認識互動的對象，也都知道如何調整彼此的信心基準線差異，再加以詮釋對方的行為。在這類情況下，依賴信心來判斷完全行得通。......但是很不幸，如果你把這種很有用的機制，用到你幾乎不認識的人身上，例如法庭裡的目擊者，則可能成為一種極危險的錯覺(pp. 140-141)。

心理學實驗以模擬情境發現，不確定嫌疑犯特徵的目擊者特別過份自信，更重要的是，扮演陪審團角色的第二組受測者，在目擊情況較差、證人卻高度自信的案件中受到最強烈的不良影響。

知識錯覺是指人們自以為知道得比實際知道的多。書中提到有位心理學家要受測者畫出腳踏車圖畫，人們都以為自己頗熟悉腳踏車，但得出的圖畫卻與腳踏車有很大差異︰可能是沒有鏈條、鏈條在兩輪之間、車架把前後輪連在一起、腳踏板與鏈條內部沒有相連等，畫出來的腳踏車根本無法行走。人們經常使用某些機器或工具，以致以為自己非常了解它們的運作原理，事實上並非如此。

同樣的錯覺也出現在估算大型建築計劃中，雪梨歌劇院、波士頓大隧道計劃、巴塞隆那聖家堂，最初都嚴重低估計劃的難道與花費。作者指︰

讀到這裡，各位可能已經感受到本書所討論的日常錯覺都有一種特定模式︰它們全都在美化我們的心智能力。譬如說，我們並不會對盲目、失憶、愚蠢或是無知產生錯覺。日常錯覺讓我們誤以為，我們所能感知、記憶的都超過實際上所感受、所記得的，我們全都優於平均水準，而且我們對於外界和未來的了解更是超乎常理可循。日常錯覺之所以這麼頑強與無所不在，或許就是因為它們能讓我們把自己美化得超過客觀應有的程度。「正向錯覺」(positive illusion)可以激勵我們每天醒來都樂觀面對挑戰，要是我們始終都知道自己的真正心智狀況，恐怕就不敢面對那些挑戰了(p. 161)。

知識錯覺令人們以簡單模型分析，就以為自己了解複雜的股票與樓市︰

要看出我們的簡單模型是否與該複雜系統相符合，並不容易，但是要看出以下三件事卻很容易︰(一) 我們對這些簡單模型有多了解；(二) 我們對複雜系統的表面元素、概念與詞彙有多熟悉；(三) 對於該複雜系統的資訊，我們意識到多少，又能輕易取得多少訊息。於是，我們會把自己對上述這些事情的知識，當成一個象徵，代表我們對該複雜系統的整體了解——這個不合理的推論，很快就會讓我們陷入困境(pp. 168-169)。

作者認為，越多財經資訊，產生自認為了解股票市場運作的錯覺，掩飾自己缺乏深度知識的事實，甚至有可能縮短暴漲與暴跌的周期。在廣告中加入並不相關的神經科學發現或腦掃瞄圖，也能誤導消費者自以為對那件事有更深入理解，增加廣告說服力。一般人比較喜歡「自認所知超過真正所知」的專家，而不是知道自己知識局限，說「有75%降雨機率」的專家，令知識錯覺總是揮之不去。

因果錯覺由三種偏見組成，模式知覺(pattern perception)是指從隨機事物 中，胡亂感知出有意義模式的傾向，例如食物中發現聖像、在股價中看到趨勢。透過選擇性比對(selective matching)，人們只記得吻合信念的情況，例如關節炎患者只記得陰冷下雨時疼痛，卻不記得晴天疼痛與無疼痛感的日子。

第二種偏見是兩事同時發生時，兩者一定有因果關係，不會留意這可能是由第三件事引起，例如冰淇淋銷量與溺水率呈正比關係，都是因為酷暑。陰謀論也是這種偏見引起，人們把自己對當事人的了解配合事件，推論出一個原因，卻沒注意較有可能但不起眼的解釋。要測試兩件事是否有因果關係，唯一的方法，是以實驗證明，控制其他變因，只觀察自變數與應變數的關係。作者提到分辨因果關係的竅門︰

我們有一個簡單的竅門，可以幫助你挑出運作中的因果錯覺︰無論何時，當你聽到或讀到兩個因子之間的某項關聯時，你只要想，有沒有辦法將人們隨機分配到任意一組情況中。如果答案是不可能辦到，太過昂貴，或是倫理上不允許，那麼該研究便無法稱之為實驗，而它所推論出的因果關係也就缺乏支持證據(p. 202)。

第三種偏見是人們喜歡假設先前發生事件必定導致後來發生的事件，源於腦袋渴望因果關係而非事件陳述︰

故事本身——也就是一連串的事件，雖然很有娛樂性，但它卻沒有直接的用處。很難了解，為什麼演化會把我們的腦袋設計成這般偏愛按照各事件的順序來接收它們，除非這種呈現方式能帶來好處。不像任何特定的故事，一條關於「誰引發了誰」的通則，可以是極有價值的。知道「你的哥哥吃了一塊長有黑點的水果，然後就嘔吐起來」，會促使你去推論原因(食物中毒)，一點點的知識也有可能在未來諸多情境下幫了你大忙。也因此，我們之所以這麼喜歡聽敘事，正是因為當我們只有一堆按時間順序排列的事件時，我們就會忍不住要假設其中的因果，而我們的腦袋天生渴望而且想利用的，其實是因果關係，而非一系列的事件(p. 207)。

這種偏見令人們覺得成功公司的做法令他們成功，卻忽視同樣做法卻失敗的公司，而公司總裁能大為改變公司表現。

三種偏見組成因果錯覺令美國有些父母拒絕接種麻疹疫苗，他們以為麻疹疫苗導致自閉症，但只是接種麻疹疫苗與自閉症最易被發現的年齡一致，都是兩歲左右；流行病學證據沒有發現麻疹疫苗與自閉症在數字上有關聯，更不用說因果關係；醫生發表不合科學標準的研究，宣稱疫苗與自閉症有關；個人軼事取代證據，自以為了解兒子病因的母親，在談話節目發表「疫苗造成自閉症」的看法，並因為這種自信認為自閉症偽療法有效；人們在思考疫苗與自閉症關係時，未有考慮接種疫苗但沒有自閉症、接種疫苗前出現自閉症或沒有接種疫苗但出現自閉症的例子。結果是，部分家長不讓孩子接種疫苗，族群免疫力下降，麻疹再度流行。

潛能錯覺是誤以為腦袋尚有大量未開發智力，當中包括兩點，其一是腦袋有潛能在能夠各種表現與情境中，發揮超過日常的表現；其二時這種潛能可簡單、輕鬆而快速地釋放出來，例如所謂「莫札特效應」，聲稱聽莫札特音樂就能令表現更好，後續實驗卻無法重複這種效應。作者之一克里斯就重複過類似實驗，發現可能只是靜坐或放鬆讓人表現較差。

另一廣為人知的潛能錯覺是人們只用了10%腦力，作者指出︰

這項信念牽涉的問題之多，簡直讓人不知從何說起。就像有些法條因為撰寫得太不精確，以致無法施行，這項說法真應該被宣告為「不明確而無效」。首先，目前還沒有辦法認定某人使用了幾成的腦力。第二，腦組織若長期沒有產生任何活動，那麼就意味著它已經死了。所以說，如果我們真的只用了一○%的腦力，那麼除非腦細胞奇蹟般復活，或是被移植，我們不可能增加腦力的使用比率。最後，我們沒有理由去懷疑演化(甚或是智力的設計)會讓我們長出一個九○%都浪費掉的器官。擁有一顆大腦袋，對人類的生存絕對是有危害的——為了要容納它而存在的大頭，幾乎沒辦法擠出產道，使得嬰兒有可能死於生產過程。如果我們只用了一部分的腦袋，天擇絕對會在古早以前就把它給縮小了(p. 244)。

近年流行的腦力鍛鍊遊戲宣稱能防止腦部退化，但研究發現練習能改進的是特定技能，例如做多點數獨能增進數獨能力，而不是一般的能力。電玩專家在認知項目測驗表現更好，也有可能不是因為能力的差異，而是他們知道自己在實驗中被預期表現較佳，更有動機也更專注於測驗。研究發現有氧適能訓練，例如每週步行三小時，對腦袋的益處反而更大，亦能減緩腦部灰質細胞喪失。

作者最後總結指︰

你在思考外界時，如果都能意識到日常錯覺的存在，你對自己將不像以前那般肯定，但是對於自己的心智如何運作，你會有新的洞見，而且對於人們為什麼會有各種行為，也將有新的理解方法。這些行為通常不是因為愚昧、傲慢、無知或是缺乏專注。它們是因為日常錯覺，而日常錯覺能影響我們所有人。最後，我們希望每當你要貿然下判斷之前，都能先思考一下這種可能性(p. 292)。

販賣恐懼

看完了《販賣恐懼》，討論錯誤的風險觀感如何影響判斷。首先作者介紹心理學關於兩個思考系統的發現，系統一，作者稱為直覺，較快速，但會將不相關的事串連；系統二，作者稱為頭腦，速度慢，但會考慮統計數字與邏輯。直覺有時會快速產生錯誤的判斷，雖然可以被頭腦修正，但不能完全消除。

之後書中介紹幾種直覺判斷的問題，定錨原則，作者稱為刻版印象原則，是指在不知道正確答案時，直覺會拿最近的數字來用，再由頭腦加以調整。譬如問甘地是否在九歲前去世？當然不是，但這樣問之後再問甘地是幾歲去世？猜測的答案就會比一開始問甘地是否一百四十歲後去世為低，前一問題提供的不相關數字成為「錨」，供頭腦向上或向下修正。用在風險判斷中，定錨原則就是提供一個胡說誇大的數字，即使誰都知道這是誇大，也會令判斷的「錨」提高。

典型事物原則，是指典型事物會令直覺覺得感覺正確，就會判斷這件事發生的機會很高。描述一個人單身、外向、聰明、大學主修哲學，學生時代關心歧視與社會正義，也參加反核，然後問︰這個人是銀行櫃員、社工、保險業務員、銀行櫃員兼女性主義者的機會，結果答銀行櫃員兼女性主義者比銀行櫃員的機會還高，這是邏輯上不正確的，但女性主義者這「典型事物」卻令直覺產生這比較有可能的錯覺。媒體評論的運作也是如此，藉由編造精心設計的情節，令大眾覺得某些預測很有機會發生。

可得性捷思，作者稱為範例原則，是指直覺認為越容易想起的事會越有可能發生。譬如問學生四頁小說中有多少單字是尾二字母是N，估計數目就會比問學生有多少字是ING結尾為低。有幾種範例特別容易記住︰飽受驚嚇、恐懼、新奇事物、專注與重複、甚至具體想像。而且記憶並不是那麼可靠，會受直覺運用範例原則影響判斷。例如剛發生地震後，居民總是會印象深刻加強防範，但如果十年都沒有發生地震，居民就不會那麼警覺，即使專家警告有危險也是如此。

這些直覺的偏誤會導致民眾對風險判斷與專家不同，專家認為風險就是機率與結果相乘，但民眾對風險的判斷有時與死亡率並不相關，例如一次造成很多死傷、無法自己控制、涉及兒童、後果不可逆轉、近在眼前的威脅等，都會令民眾認為有更高風險。如果是重複又不能看到即時後果的事物，因為已經習慣，就會比較不注意。例如吸煙，就算醫生警告，也不會讓直覺覺得有很大危險，多年習慣已將危機感覺淡化。

直覺的判斷雖然會有偏差，頭腦也不知道直覺判斷的原因，頭腦還是會強逼自己為這判斷辯解。當問人核能的風險高低是，回答可能只是出於直覺，但當問他為甚麼會有這種感覺時，頭腦就會強加解釋他的判斷，而沒有人知道究竟他是頭腦為直覺強辯，還是經過頭腦分析後才有這樣的判斷。

情意捷思，作者稱為好壞原則，是指想像為好的事直覺就認為不那麼危險，反之亦然。例如曬太陽是「好」事，就會覺得這樣做不太有風險；核子是「壞事」，所以核能發電與核廢料的風險就一定很高。因為感覺好也會令人降低對風險的評估，美國統計數字指過節期間火災發生數目會增加，或許是過節的美好令人們忽略了火災風險。好壞原則也會引致機率盲目，某事感覺很差，如化學物質致癌，即使機率很低也令人擔憂，也造成「就算只挽回一條生命也值得」的昂貴解決方案，而用同樣資源在另一計劃或可以拯救更多生命。

生動故事比統計數字更能引發情感，但軼聞本身不能證明甚麼，適當收集與分析資料才可以。但人本來就對數字缺乏感覺，比例反而更令影響思考，例如「可以拯救一百五十條生命的百分之八十五」，反而比「可以拯救一百五十條生命」更受人支持。直覺也沒有統計學觀念，如回歸平均值，即一個人表現異常好後有更大機會表演沒那麼好，反之亦然；還有取樣誤差，即非隨機取樣的結果不能推論到整體情況。直覺判斷的是，一個人表現異常好後表現會繼續好，同質取樣得出的結果可以代表全國。

人們也會跟從別人的意見，越重要的議題這種偏向越大。即使是沒有根據的群體觀點，也可能因應驗性偏誤而得以維持，人們會欣然接受既有觀點的資訊，而忽視、拒絕或嚴格審查相反觀點的資訊，所以只要已經相信任何觀點，就會得到證實。書中提到一項實驗列出「二、四、六」，並要受試者找出這數列的規則是甚麼，受試者可以寫下另外三個數字問是否合符規則，大多數受試者都以「八、十、十二」、「十四、十六、十八」等問實驗者，然後回答規則是二的倍數。但正確的規則是︰「任三個依序增加的數字」。肯定自己觀點的證據無助於理解，受試者應該問的不是合符自己所想規則的數列，而是反例，如「五、七、九」、「十一、十四、十九」等，才可以確定正確的規則是甚麼。研究也發現人們處理肯定與否定自己觀點的資訊時，使用腦的不同部份，似乎表示應驗性偏誤是人腦的基中迴路。

共同信念的團體一起討論時更會造成團體極化，原因是人傾向與他人比較以作自我判斷，同一意見的人聚集，一個人有多正確就會變成一個人有多極端；而且，在共同意見團體中每一個人都接觸更多的肯定資訊，令自己的觀點看起來更有說服力，再加上應驗性偏誤，團體意見就更為極端。

文化也會影響人們對風險的判斷，好壞原則的好壞怎樣判別，例如曬太陽會想到龍舌蘭還是皮膚癌；範例原則中甚麼事情是範例；槍枝風險在階級論者與利己論者，以及在平等論者與社群論者之間有不同風險評估，都是受到文化影響。

企業為利益販賣恐懼並不罕見，藥廠是其中之一。它們為了令消費者相信自己健康有毛病，創造出各種疾病名稱，讓人們向醫生要求用藥。正常的生物與社會差異被說成是疾病，令近九成健康美國人變成高血壓；疾病風險因子本身也被說成是疾病，如膽固醇是心臟病的風險因子，藥廠卻將之說成心臟病的唯一原因，忽視更為重要的生活習慣因素。藥物廣告往往訴諸情感，廣告主角會因疾病令正常生活受影響，服用藥物後就回復正常，但這種方式卻無視非藥物處理方式，只是用恐懼與幸福影像讓直覺判斷購買藥物。

同樣，政治人物、非政府組織、慈善團體也販賣恐懼而吸引受眾。他們或許是真心相信自己在做好事，或許是故意誤導民眾。例如加拿大防癌聯盟宣稱人們患癌的比率正在上升，以此呼籲政府注重癌症，但他們沒有提的是這是因為人口老化，而且癌症的死亡率也在下降。一份政府傳單指車禍是加拿大兒童的頭號殺手，卻沒有提及這是因為其他死因比例下降得更快。

發表科學研究同樣面對這種引人注意與誠實報導的兩難，科學本質總是帶有不確定，但人類活動「非常可能」引致氣候變化，聽起來卻不是那麼吸引人。有些組織試圖以一份精確報告與一份概括新聞稿來平衡兩者，但記者越來越少時間編寫報導，不大可能會閱讀那份詳細報告，只報導簡化的新聞稿。

媒體報導也會扭曲民眾對風險的判斷，一個明顯的例子是乳癌，媒體總是偏向報導年輕女性患乳癌的病例，幾乎不會報導年長女性患乳癌的情況。民眾受其影響有過半認為乳癌與年齡無關，但老化卻是乳癌最大的風險因子，超過三分之二被診斷出乳癌的女性都在六十歲以上。媒體偏好報導戲劇、暴力、災難的死因，煙草、中風、心臟病的報導遠少於火災、謀殺、車禍及警察槍擊，即使前一類情況死亡率較高。這會令風險判斷錯誤，令民眾低估前一類情況的風險，高估後一類。

媒體也不太理會可能性，只會說某件事有可能發生，然而凡事皆可能，不知道機會有多大那就沒有太大用處。分母盲目的媒體會報導有多少人死亡，卻不會告訴人們這是在多少人之中；報導風險時也只提及相對風險而不提絕對風險，例如說避孕貼會令女性腿部及肺部血栓風險增加兩倍，卻不提這最多也是由萬分之三增至萬分之六，絕對風險依然很低。

除了媒體為爭取讀者而嘩眾取寵外，記者自身也比較會受新奇、情節豐富的故事打動，也會集中於切合當下已有故事的報導。例如二零零六年田納西州一所學校因為附近核電廠放射性冷水外洩而需要疏散，在核電廠事故後可能會成為大新聞，但在二零零六就只是地方報導。好的故事用字及影像也要鮮明，狂牛症就是媒體發明的用語，令牛海綿症腦病的關注大增。罕見的壞消息也受媒體偏愛，因為這種故事會引起人的原始本能注意，尤其是娛樂媒體中，片集都會出現各種罕見的奇難雜症以吸引觀眾。

媒體偏好生動的壞消息也令犯罪報導集中於個別事件，很少提及更大的背景與議題。犯罪率上升時媒體會報導更多攻擊與謀殺，但犯罪率下降，沒有罪案就不成報導。於是犯罪率上升受人注視，犯罪率下降就較少人留意，例如美國家庭暴力減少三分之二就幾乎沒有媒體報導。

集中報導謀殺也會造成犯罪印象與事實不符，二零零五年美國財產犯罪多於暴力犯罪七倍，謀殺佔有記錄罪案百分之零點一四，死於車禍人數是被謀殺人數三倍，但還是有百分之二十美國人表示他們「經常」或「有時」擔心被謀殺。新聞報導也較多報導年輕人襲擊老人及婦孺的案件，但數字上年輕人才是最有可能成為暴力犯罪受害者。恐懼犯罪與觀看更多犯罪報導可能互為因果，恐懼犯罪的人偏向觀看犯罪報導，犯罪報導也會增加人們對犯罪的恐懼。

美國校園槍擊案引起傳媒廣泛報導，令許多父母擔心子女在校園的安全，許多錢花在增強校園警備，學生要參加安全演習，但這種反應卻無視在校園被謀殺的機率極低。擔心小孩被陌生人挾持，也令孩子缺少出外遊玩的機會，像「養雞場的雞」，並對陌生人有過多戒心。

化學物質致癌自《寂靜的春天》後備受注視，但環境保護論者卻過份渲染人工合成物質的危險，忽略癌症研究者指出一般人在血液檢測中的物資並非癌症主因，而且天然的物質同樣致癌，所有已受檢化學物質，包括天然與合成物質，有一半在高劑量動物實驗中致癌。癌症最大的風險因素，正如前述，是生活型態︰吸煙、飲酒、飲食、肥胖與運動。毒物學的基本原則是，正確劑量是區分毒物與藥物之別，即使水劑量過多也會引致中毒。但人們對致癌物的劑量沒有概念，不管份量多少都認為有害，因為毒性在於劑量不符直覺。直覺不能理解十億分之一有甚麼意義，但直覺會以好壞原則下判斷。

即使希望謹慎為上，以預防原則避免未知的危害也不是那麼容易。例如食水中加氯可能會提高致癌風險，但放棄在食水加氯卻可能造成霍亂流行，那麼哪項風險才應該預防？身邊人、媒體、範例原則、好壞原則，都會影響人們的選擇，令他們切注視某種風險，對其他風險視若無睹，以自己的成見判斷，並宣稱這就是明智的行動。

恐怖行動在九一一後成為核心議題，近半數美國人擔心他們或其家人被恐怖份子殺害，但作者指出，九一一是極其獨特的恐怖行動；包括九一一在內國際恐怖行動對歐美國家居民生命的風險仍然非常小；即使恐怖行動連續攻擊美國，給美國人的風險也低於被雷擊斃或淹死在浴缸；除中東及南亞外，國際恐怖攻擊比例已下降十五年；恐怖份子不大可能取得化學及生物武器，極不可能取得核子武器；即使恐怖份子真的引爆一顆核彈，對任何一個人的風險還是很小。為甚麼人們還是感到恐懼？共和黨政府大肆渲染，民主黨為求在政治上自保也同樣附和恐怖行動的風險，因為高估風險沒人會責怪，但低估風險政治前途就有危險。

媒體也同樣誇張報導恐怖行動，對政府提供的資訊照單全收，伊拉克擁有大殺傷力武器的報導正是如此。媒體也以創作細節渲染極不可能發生的事情，想像恐怖活動會令全球經濟蕭條及美國戒嚴，以典型事件原則令虛構情節看來更可信，而不會懷疑恐怖組織在九一一後沒有再次攻擊美國本土，可能是因為恐怖組織沒有能力再這樣做。

恐怖行動幾乎都沒有達成在政治上的目標，但卻可以促進策略上的目標︰報復、聲望與反應。恐怕行動直接報復敵人，也是「行動宣傳」，意圖在潛在支持間建立聲望，而聲望主要看敵方政府和媒體怎樣回應。恐怖行動希望的敵人反應，一般都是暴力的過度反應，令敵方「露出真面目」。對九一一的恐怖組織來說，美國宣稱的反恐戰完全符合其期望，恐怖份子變成士兵，其組織變成國家，亡命之徒變成掃蕩腐敗政府建立伊斯蘭國內的代言人。恐怖份子意圖製造不成比例的恐懼，要打擊恐怖份子，就先要打擊恐怖。假如反恐預算經過成本效益分析，也不會那麼不成比例，金錢能花在拯救更多人的項目上。

作者總結指現代比過往任何一個時代都更少暴力、更長壽、更豐足、更安全，即使頭腦、媒體及其他利益團體或個人產生不合理的恐懼仍是如此，人們應更認真思考，當頭腦與直覺不一時蒐集更多資訊再想想。事後認識偏誤令人們認為既成事實在當時也預測較有可能發生，反之亦然，造成「我們一早知道」的錯覺。這令人們判斷過去面對的風險較現在低，忽視我們現在比過去安全得多。

群眾的智慧

看完了《群眾的智慧》，是說群眾解決問題有時比獨立個體聰明。作者說︰

我們老是抓住一個看似合理的決策就收手，而不會堅持要找出最理想的一個決策。而且，我們總是讓感情影響判斷力。然而，儘管有這許多限制，當我們這些不完美的判斷，以適當的方式集中起來後，我們的集體智慧通常卓越非凡。

這種智能，或是我所謂的「群眾的智慧」，正在全世界以各種不同的方式運作中(p. 31)。

本書要討論的議題便在於，追隨專家是一大錯誤，而且是代價慘痛的錯誤。我們應該要停止搜尋專家，改而請教群眾(當然，天才也包括在群眾之內)。群眾知道機會在哪裡(p. 33)。

作者在本書集中討論三種問題︰認知問題是已有或將有肯定答案的問題，統合問題是群體間如何知道他人怎樣做，設法統合彼此行為的問題，如交通擁擠時駕駛，合作問題則是群體中各自利益不同時如何合作，如處理污染。

作者提及形成群眾智慧需要有四項特徵︰

意見多樣化(每個人必定都有一些私人資訊，即便是對已知事實的怪異詮釋，也算是私人資訊)，獨立(人們自作主張，不受周邊人的影響)，分權(所有人都能理性地依賴自己中意的資訊)，以及集合(有一個機制存在，將私人意見換成集體的決策)。

如果一個群體能滿足這些條件，它的判斷就很可能正常。為什麼？基本中，答案在於一個數學真理。如果你詢問一個組成多樣化且人數又多的群體，讓每個人獨立詮釋或是評估某件事，然後再將這些評估平均起來，這時每個人在決定答案時所犯下的錯誤，將會相互抵消。也許你可以這樣說，每個人猜測的答案裡都包含兩種成分︰資訊及錯誤。因此，消去錯誤後，你得到的將會是資訊。

現在，即便將錯誤消去後，一個群體仍有可能做出很差的判斷。一個群體想要聰明，它在「資訊減去錯誤」方程式中的資訊部分，最起碼得有一點兒料(pp. 50-51)。

認知多樣能避免個體判斷的錯誤，相反，團體思考則可能為了和諧而陷入錯誤︰

認知上的多樣性對於良好決策之所以這麼重要，部分原因在於個人的判斷往往不夠正確，或是不夠持續。關於多樣性帶來的正面效應...... 它能擴展群體的解決方案選項，使得該群體能以新方式來處理問題。多樣性也能夠減少負面效應，它比較容易促使群體根據事實來下決策，而非根據影響力、權威或是對團體的忠貞。和諧的團體，尤其是又小又和諧的團體，最容易淪為心理學家詹尼斯(Irving Janis)所謂「團體思考」的受害者(p. 82)。

團體思考最可怕的一點在於，與其說它的運作是靠著禁止異議，不如說是靠著讓成員不相信異議存在。......即使則開始並沒有意見一致(只是看起來好像有)，但在團體的凝聚力運作後，表相變成了真實，並進而化解了原本可能還存在團體中的絲毫疑慮。

這個過程，在成員已具有類似心理狀態的團體中，顯然會運作得更強而有力。因為所有可能挑戰既定智慧的資訊，要不是被排除掉，就是被解釋成明顯的錯誤，經過討論，強化團體的信念後，他們會更加信服自己是對的。蓄意造成的團體思考狀態，會造成反效果，不但不能敞開成員的心智，反而會關閉它們。

和諧均一的另一大缺點，在於它很容易釀成一股非常明顯的「從眾」壓力...... 當從眾壓力產生時，個人改變意見，並不是因為他真的改變了信念，而是因為改變自己的意見比挑戰團體來得容易(p. 83)。

獨立對群體決策的重要︰

獨立性對於智慧決策非常重要，原因有兩個︰第一，它能讓一群人所犯的錯誤不致發生關聯。只要個體犯下的小錯誤，不是有系統地指向同一個方向，就不至於危害到團體的集體判斷。要讓一群人的判斷出現系統性的偏見，最快的方法莫過於讓他們互相依賴彼此的資訊。第二，獨立的個體比較可能擁有新資訊，而非大家早已知道的老舊數據。因此，最聰明的團體，是由認知多樣而且能保持獨立的份子所組成。不過，能夠獨立，並不代表也具有理性或無私。你可能又有偏見，又不講理，但是只要你是獨立的，那麼你就不至於害你的團體變笨(p. 88)。

假若群體成員並不獨立，而是模仿他人，原本應透過集合各人私人資訊而得的決策，就會變成由最初或最有影響力的少數人左右︰

資訊階流的基本問題在於，只要超過一定程度後，它會很合理地令眾人停止注意自己的知識(也就是他們的私人資訊)，轉而注視其他人的動作，並加以模仿。(如果每個人做出正確選擇的可能性都一樣大，而你面前的每個人都做出同樣的選擇，那麼你便應該和其他人做相同的動作。)然而，一旦每個人都停止依賴自己的知識，這道階流便不再充滿資訊。每個人都認定其他人是基於「他們自己的知識」來下決策，但事實上，人們都是基於「他們以為是前面的人所知道的東西」來下決策。在這裡，所有個體成員的資訊，不僅沒有像是市場或票選系統那樣集中起來，反而形成一個連續的、缺乏資訊的階流，終於令群眾集體做出了一個壞決策(p. 103)......

集體決策要下得好，唯有賴意見多樣、能獨立下結論的眾人，各自依照私人資訊來下判斷。

但是在階流裡，上述條件都不成立。說得精準些，那是由少數具有影響力的人來決定階流的過程。而這些所謂具影響力的人，可能是因為行動得早，也可能是因為具有特殊技能，又或是剛好占據了社會網絡上某個得定位置。在階流中，人們的決策並不是獨立做成的，而是深受周邊的人影響(在某些情況下，甚至由周邊人來決定) (p. 106)。

分權是指權力不由中央單位壟斷，決策基於成員所在地區的特定認知制定。分權化有幾項特點︰成員在勞力、興趣、注意力或其他方面專業化；提升體系意見與資訊的範圍與多樣性；包含成員的「內隱知識」，也就是針對特定地域、工作或經驗，難以言傳的寶貴知識。其好處是︰

分權化最大的長處是一方面能鼓勵獨立性和專業化，另一方面卻又能容許人們互相協調行動，以解決困難的問題。而分權化最大的的弱點則在於，它無法保證體系中某處被發現到的有用資訊，一定能找到出路，流傳到體系的其他部位。

有時候，珍貴的資訊始終沒能傳播開來，使得它們的功能大減、沒有充分發揮。最好的方式是，一方面能讓個體專業化，以取得局部性知識——這樣做將能增加體系掌握的總資訊量——但同時，也要有辦法將這些局部性知識以及私人資訊聚集成一個整體...... 但是要做到這一點，任何一個「群眾」(不論是市場、公司或情報局)都需要在兩大義務之間找到平衡點︰讓個人的知識全球化以便讓集體能善用；同時，依然准許這些知識保留它們的專業性及局部性 (pp. 122-123)。

分權化成功的關鍵就在於聚集意見的管道︰

如果一個由獨立個人組成的群體，裡頭沒有任何管道能將眾人的判斷聚集在一起，那麼他們能得到的最佳答案，只有依賴當中最聰明的人來幫大家做決定了，而且連這一點(找到最聰明的人做決策)都不見得能做到呢。但同樣這個團體要是能找出管道，將所有不同意見聚集起來，所得到的集體解決方案，可能會勝過其中最聰明的成員所提出的方案。

因此，「聚集」便成為分權化能否成功的要素(p. 126)

這種聚集管道包括投票、市場價格與「決策市場」，即預測未來的期貨市場。

談及統合問題︰

統合問題很難得出清晰又絕對的解決方案。即使找出答案，通常也是還不錯的答案，而非最理想的答案。

而且這些答案通常都牽涉到本能、規範以及歷史，這類因素既能塑造群眾行為，本身也被群眾行為所塑造。

一遇上統合問題，獨立下決策(也就是不考慮他人想法的決策)就變得沒有意義了——因為我要依照「我認為你會怎麼做」，來決定我要怎麼做，反之亦然。這麼一來，將不能保證群眾一定能得出聰明的答案。但是令人驚訝的是，他們經常做得到(p. 139)。

人們能夠統合的原因之一在於文化與習俗︰

人們在這個世界上的經驗，可以說雷同得令人驚訝，因此才使得統合變得這麼容易。畢竟，若不是中央車站對兩名實驗者代表了某種大致雷同的意義，他們不可能會同時選擇到那裡碰頭的。頭尾與數字實驗，顯然也是同樣的狀況。當然，謝林的學生共同擁有的現實體驗就是「文化」(p. 145)。

風俗習慣顯然也有辦法讓大眾保持秩序與穩定。不過，同樣重要的是，它們能讓你我在日常生活中，不用花太多力氣在認知問題上。因為習俗的關係，許多問題我們不用多思考，就知道如何解決，尤其是碰上統合問題時，習俗慣例往往可以讓一群背景全然不同、彼此也毫無關係的人，輕輕鬆鬆地自動組織起來，不致發生衝突(p. 147)。

在自由社會中，權威很少會直接管轄到一般人民如何互動。和權威相反，有些習俗慣例可以在不用高壓手段，而且也不用太費力或腦筋的情況下，扮演很基本的角色，協助一大群人相互統合行為。要說完成這項統合的過程中，不含有智慧的成分，未免太牽強了(p. 151)。

合作問題則需要人們留意更長遠的利益︰

合作問題看起來通常有點像統合問題，因為兩者都需要人們考慮其他人的行為，才能做出一個好的解決方案。但是，如果機制對的話，即使每個個體都只單純地追逐一己的利益，還是能解決統合問題(事實上，就價格問題來說，反而需要大家只考慮自己的利益)。然而，要解決合作問題，像是︰保持人行道不至於積雪、共同付稅以及防治污染——團體或社會裡的成員就需要更努力。

人們需要以更寬廣視野來詮釋自我利益，而非目光如豆地只看到短期利益。而且他們一定要能夠彼此信任，因為要是缺少信任，追求短視的一己利益就會變成唯一合理的策略了(p. 167)。

人們得以合作的支持之一源於其心理，行為經濟學一項實驗發現，即使個人沒有得益，人們會就不公平的交易模式抱有義憤，而這對大眾整體有益︰

就像最後通牒遊戲中的回應方一樣，這股義憤正是經濟學家鮑爾斯(Samuel Bowles)與金帝斯(Herbert Gintis)所說的「強勢互惠」，是一種「即便在個人得不到實質利益的情況下，都要懲罰不當行為(並嘉許好行為)」的意願。而且不管理性不理性，按照鮑爾斯與金帝斯的說法，強勢互惠是一項「利社會行為」，因為它會督促人們超越狹隘的自利原則，做出(不論是出於有意或無意)一些對大眾福祉有利的事情。

強勢互惠並不等於利他...... 他們拒絕一面倒叫價，是因為那項提議破獲了他們心中所認定的公平交易模式。但是產生的效果，卻和熱愛人類是一樣的︰讓群體獲益， 強勢互惠奏效了(p. 173)。

作者指資本主義的演化也會令人更易合作，因為信任帶來極多好處︰

資本主義的演化方向一直是朝向更信任、更透明，以及更不自私的行為。也因此，替資本家們創造出更高的生產力以及經濟成長，可不是湊巧的演化。

這樣的演化方向，並非因為資本主義者通常是好人。而是因為信任(也就是被人信任以及值得人信任)帶來的好處，可以擴充得極大。此外，一個成功的市場系統也能教會人們體認出這些好處。關於這一點，早有證據證明，一個地方的經濟要繁榮，其日常交易裡頭需要具有相當程度的信賴與公平。如果你認定每一趟交易都可能被騙，又或是買回家的產品都可能沒法用，那麼每個行業都將走下坡。

更重要的是，如果毫無信任基礎，那每一趟交易的代價都未免太高了，因為你得花許多精力去調查每一趟交易，又或者你得在每個合約上，添加一大堆警告條款來保護自己。然而，經濟繁榮需要的其實並不是一昧樂觀的精神，相信人人皆善良...... 而是需要人們對其產品或服務，有一份基本的信任與承諾(p. 178)。

這種與信任有關的新概念中，最重要的是它與個人無關。在這之前，信任向來都是由一個人或是團體內所製造的——有點像是，我信任這個人，因為我認識他，或是因為他和我同屬一個宗親家族，而非一個你能據以做生意的普遍概念。

由於現代資本主義，你即使信任「與你毫無私人關係」的人，看起來也是很合理，只要證明那個陌生人不會背叛你即可。這樣做，只需要衝著共同交易當中的利潤，就可以成交了(p. 181)。

作者說這當然要由體制及法律框架支持，不過在日常交易中大多依信任就可交易，動用正式法律的情況並不是多數。

合作問題另一項需要考慮的是搭便車，如果自己不貢獻也可以坐享公共服務帶來的利益，為甚麼要交稅？作者提出三項要點︰

遇到要解決像是如何讓人繳稅這個合作問題，有三件事很要緊。

首先，人們必須至少就某種程度來說，相信他們的鄰居也會做該做的事，履行應盡的義務。政治科學教授蕭茲(John T. Scholz)發現︰愈是信任人的人愈願意繳稅，而且也比較會認為逃稅是不對的。

第二點和第一點有關，但不完全一樣，那是對政府的信任，也就是信任政府會很明智地，以國家利益為重來花用你的稅款。可以意料，蕭茲發現愈是信任政府的人，繳稅時愈是快樂(至少比較不那麼不快樂)。

第三種信任，則是相信國家有辦法找出有罪的人，處罰他們，而不要處罰到無辜的人。單單靠法律雖然沒有辦法引發合作，但是有了法律，還是能讓合作更容易成功。如果人們認為搭便車的人(也就是不交稅卻仍能享受到美國福利的人)會被抓到，他們就可以快樂地(或至少不那麼不快樂地)繳稅。同時(不能說是巧合)他們也比較不會逃漏稅。所以國稅局展現的公眾形象如何，可能會對「有條件的同意者」造成相當大的衝擊(pp. 201-202)。

談到小團體在討論後意見有時會更偏激，即團體極化的現象︰

為什麼會發生這種極化現象？其中一個原因在於人們對「社會比較」的依賴。人們不只是不斷地將自己與旁人相比較，同時人們在拿自己與其他人相比時，還會留意要維持自己在人群中的相對位置。換句話說，如果你一開始是位在團體的中央位置，而你認為整個團體開始移動，假設它移向右邊，那麼你也會移向右邊，因為這麼一來，相對於團體中其他人，你將還是位於中央。當然囉，在你移向右邊時，你也將團體更為推向右邊，使得「社會比較」變得像是一個「自驗預言」(self-fulfilling prophecy)︰大家認為會發生的事，最後果然發生了。

有一點必須要了解，極化不只是人們想配合團體的結果。奇怪的是，會產生這樣的結果，也是因為人們一心想要找出對的答案。

......對於自己的信念不確定的人，將會轉向團體中其他的人尋求幫助。畢竟這就是協商的動機。但是，如果團體中的大部分成員都已經決定支持某一個立場，那麼大部分的言論都會支持此一立場的。於是，原本不確定的人也會偏往這一方向，部分只是因為他們聽到的都是這方面的言論。同理，態度愈極端的人，愈有可能發表強烈、一貫的論調來支持自己的立場，而且也比較可能大聲說出來。

這點很重要，因為所有證據都顯示，人們的發言順序對於討論過程具有很大的影響。愈是前面的發言，愈是有影響力，而且它們很容易就形成一個討論的框架。隨著資訊階流的產生，一旦像這樣丟討論框架成形後，異議者就很難再打破它了(p. 251)。

多話、自認為領袖的人對小團體決策影響很大，因為他們認為自己是對的，將團體拉離中庸。如果小團體沒有集結成員意見的管道，純粹將成意見當成參考，就無法運用集體智慧作出更好的決策。

談及公司管理，作者指企業總裁的重要被過份高估，因為公司成功原因難以分辨，有時可能只是運氣，而且公司只在特定環境中擁有特定技巧才會成功，而外在環境不為個人左右。作者認為越是重要的公司決策，越不應該由一個人來決定。

股市中做空的價值︰

要衡量股市是否成功，不在於它的股價是否上漲，而是在於它的股價是否適當。然而在做空資金如此短少的情況下，股市很難將價格調整到適當的程度。

這並不是因為做空者格外聰明，也不是因為他們對公司前景的多疑一定正確。......我們並不希望市場只能將腐敗的股價調整適當，我們希望它能將所有股價都調整到適當數值。

因此做空的真正價值就簡單多了。我們都知道，能做出最佳集體判斷的群眾，是那種擁有廣泛意見及多樣化資訊來源的群眾，因為其中屬於人的偏見會互相抵消，而非互相加強。

......限制做空會增加股價上漲的機會，但是隨之增加的，其實是當股價失序時，它產生真正大失序的可能性。就拿網絡股為例，幾乎是不可能做空它們的，而這也可能是造成它們股價飛天的原因之一。

做空並不是「現代重大商業罪惡」之一，缺少做空才是(pp. 298-299)。

投資人會脫離理性方式行事，例如寧願跟隨主流不獨立決策、對重大消息過份敏感、被隨機事件愚弄及過於自信，但是不完全理性不一定會造成市場失序，正如群眾決策也可以比個人優勝。問題是偏離理性的程度並非隨機，而是有系統、互相影響。例如美國人看起來不肯犧牲眼前儲蓄，但將他們自動納入退休制度，而不是要自動加入退休計劃，存錢的可能就會增加。

股市性質與一般市場的差異在於，它沒有最後能確定的答案︰

股市的問題在於，永遠沒有一個定點讓你說它「結束」了，永遠沒有一個定點讓你明確證明自己是對或錯。這使得公司股價可以輕易飆升超過所有合理的估價，因為人們永遠找得到理由說服自己，未來該公司將會有這個價值。而你即使判斷錯誤，有時還是能在股市賺到錢，也是因為這個原因︰即使市場最後會得到適當的股價，但是它錯誤的時期可能很長，因為沒有客觀的方法來證明它錯誤(p. 309)。

你要不要買蘋果的決策，相對來說，是獨立做成的。事實上，不論何時，想買蘋果的人都是在獨立思考蘋果到底對他們價值多少，同時在另一方面，蘋果供應商則在計算，種植和運輸蘋果的成本到底是多少。因此，無論何時，蘋果的價錢，都是由幾百萬個顧客和供應商的獨立決策一起反映出來的結果。

相反地，股價通常反映的，卻是一系統非獨立的決策，因為當許多人在算計一張股票值多少時，他們所依賴的評估標準(至少部分)在於其他人認為該股票價值多少(p. 321)。

泡沫與大崩潰都是缺乏獨立評估的後果︰

大部分時候，股市雖然不斷變動，但還算頗為穩定地由獨立與非獨立決策混合組成。

出現泡沫化或是大崩潰，則是因為那種混合組成變得太偏向非獨立決策這一方。譬如說，在保齡球泡沫案例中，投資人看到美國機械鑄造公司及賓士域公司股價往上竄升，認為這證明了大家都看好保齡球是未來走紅的大題材。由於每個人似乎都熱愛保齡球股票，投資人就想要擁有它們，而這麼一來，它們又顯得更有吸引力了。認購美國機械鑄造公司的股票，簡直成為穩賺不賠的選擇，因為隨即都有別人願意從你手中買走它們。

當股票一直升呀升，那種讓人想進行獨立分析(這些分析會令人對整樁保齡球熱起疑)的動機，也跟著消失了。結果，健康市場所依賴的多樣化意見，被一廂情願的單一思維所取代了。每個人都說，買保齡球股沒錯，所以每個人都相信，買保齡球股沒錯。

大崩潰剛好與泡沫化相反，不過，它通常來得更為突然，也更為險惡。大崩潰發生時，投資人會一致地對「真正」有價值的股票不感興趣，而且會一致地執意把它們轉售出去。很顯然，這裡頭的差異在於，如果說投資人在泡沫化期間認定價格會繼續上漲，那麼在大崩潰期間，投資人就會認定價格會繼續下跌(pp. 322-323)。

媒體也對泡沫與大崩潰推波助瀾︰

在股市裡，其他人的期待，會影響你對價值的判斷。大部分時候，那並沒有多大關係，因為那些期待本身也會互相競爭。但是，在泡沫化或是泡沫破滅的時刻，那些期待有一個特色，就是它們全都匯聚成一點。而且在這個過程中，媒體也會加入演出。在經濟繁榮期，你幾乎聽不到有不同的意見，警告大家災難就快臨頭，同樣地，當情勢惡劣時，你又難得聽見有人建議大家不須驚慌。

泡沫化期間，媒體的操作方式，通常會誇大了(雖說不是由它們引發)回饋圈的強度。正如我們所看到的，投資人要獨立下決策已經不容易了。遇到泡沫化，更是難上加難。換句話說，這時的市場變得有如一群暴民(pp. 332-333)。

最後作者討論民主︰

代議民主的重點就在於，它能容許認知上的分工，就像其他社會事務的運作方式一樣。政治人物能夠追求專業化，並取得他們需要的知識，做出需要足夠背景知識的決策。至於老百姓，只要監督他們到底做出什麼決策即可。沒有錯，這些決策當中，有一些永遠都不會引起注意，有一些則會被曲解。但是，那些會對人們生活造成重大影響的決策，也就是所謂最事關緊要的決策，往往都不會逃過眾人的眼光。就這方面來說，要有健康的民主制度，其中一項要素便是競爭。競爭，會使得政治人物因為害怕沒做出正確決策會受罰，而更可能做出正確的決策(p. 345)。

民主，並不是解決認知問題的一個方法，也不是為了參透公眾利益的一種機制。但是，民主是一種方法，用來處理(若非一次解決乾淨)最基礎的統合問題及合作問題︰我們要如何共同生活？我們要如何一起朝向互利目標來共同生活？民主能夠幫忙回答這些問題，因為民主的經驗，是「你沒辦法要什麼就有什麼」的經驗。這種經驗是︰眼睜睜看著對手得勝，但還是能得到一些你想要的東西，而且心裡上也尚能接受，因為你衷心相信對方並不會因而毀掉所有你珍視的事物；此外，你也知道還有其他機會贏回你想要的。

健康的民主諄諄教育大家的，其實是妥協(畢竟，妥協正是社會契約的基礎)以及定期改變所帶來的好處。

因此，透過民主得出的決策，也許無法證明群眾的智慧。但是，決定要採用民主方式來達成決策的這個事實，卻能證明群眾的智慧(pp. 350-351)。

理性市場的神話

看完了《理性市場的神話》，是說效率市場假說與華爾街的關係。書中提到1900年代巴奇利耶已用數學方式表達極短時間內的市場變化，其師著名科學家龐加萊則指這種方式的限制在於人並非獨立行動︰

常態分配或鐘型曲線是無數隨機與獨立原因的結果。龐加萊寫道，「人類聚在一起時，不再依靠機率做決定，彼此也不再獨立，而是彼此互動。很多原因會發揮影響，會困擾群眾，拖著群眾忽東忽西，但是有一件事情群眾無法摧毀，就是巴努奇所說的羊群習慣。」(p. 50)

1940年代，自統計學進入經濟學已有一段時間，霍京從價格研究中指出，假如市場有能力收集資訊，價格變化必定會有隨機性質︰

「經濟事務中最完美的期望必須容忍重大錯誤，因為結果要由無法預測的未來事件決定。因此，市場期望具有某種必要的不精確性。」(p. 91)

1950年代馬可維茲將統計學引入股市，雖然他清楚知道其模型與現實的差別，但華爾街卻置之不理︰

馬可維茲知道，他從統計學家觀點所看到的風險，是以平均數為中心分布的可能結果，這種風險不見得是投資人關心的風險，投資人比較關心什麼事情可能出錯，比較不關心什麼事情可能意外地正確無誤。

...他也承認，不同投資人追求的最高目標不同，他把最初投資組合選擇公式的目標，放在追求預期財富的最高算術平均數。...幾何平均數會對極端的結果，賦予高出很多的權數，要是一種投資有可能得到驚人的報酬，用幾何平均數的方法，會促使你在這項投資上投入很多錢——除非其中也有可能讓你賠得一乾二淨的機率，如果是這種情形，你根本不應該投資(0元乘以任何數字，結果仍然是0)。

馬可維茲努力依據華爾街的現實狀況，擬出他的建議，華爾街卻很少人了解這一點。馬可維茲曾經試著對一家很小的券商主管，推銷他的方法，說明他們可以用這種方法，追蹤旗下分析師幾年內的預測結果，了解他們正常的誤差幅度，知道其中是否有系統性偏誤，然後把平均誤差比率，納入投資組合選擇公式中。這家公司的老闆是老手分析師，當時仍負責選股，他手下沒有一個人，敢想像測試他的預測精確性。馬可維茲回憶說︰他們的反應是︰『不用了，謝謝你。』」(pp. 107-109)

1958年莫迪里安尼與米勒的「M&M資本結構理論」則成為財務學的重要基礎︰

第一篇論文指出，公司怎樣籌募資金不重要，第二篇論文認定公司是否發放股息給股東不重要。(p. 135)

年輕學者在財務學舊研究方法中沒有既得利益，因此莫迪里安尼和米勒的主張對他們很有吸引力，在系統和邏輯十分流行的當時，為財務問題的研究，提供了有系統又合乎邏輯的方法，也讓運用理論的學者，將來有機會指導企業主管，這種希望最後終於實現。M&M資本結構理論是幾一年後號稱「股東價值」(shareholder value)務實哲學的先驅...... M&M資本結構理論的意義是︰身為企業經理人，只要你做的事情能夠讓股東滿意，你就做對了(p. 136)。

1960年代芝加哥大學商學院開始相信市場完美無缺，其中一位學生法瑪提出市場效率假說︰

「在動態經濟中，總是會有新資訊造成內含價值不斷變化，因此，能夠持續一貫預測新資訊的樣子、評估新資訊對內含價值影響的人，通常會比沒有這種能力的人，賺到較多的利潤。」

但是如果這種「超級」分析師夠多，他們的存在應該會「確保實際市場價格以所有可獲得的資訊為基礎，估計出正確的內含價值。」法瑪把這種狀態稱為「效率市場」...他寫道，「在效率市場中，很多互相競爭參與者的行動，應該會使一種證券的範圍距離以內含價值為中心，隨機波動。」(pp. 152-153)

1967年，推動芝加哥大學隨機漫步研究的羅伯茲建議同事，整理效率市場的意義。他提出的分類後來經過法瑪修正，變得更完美。「弱勢」效率是過去的隨機漫步假說︰你不能期望藉著利用市場過去波動的資訊打敗市場。「半強勢」效率的意義是︰你不能利用任何公開資訊打敗市場。「強勢」效率所說的市場極為完美，連能夠接觸內幕資訊的投資人，都不可能打敗大盤(p. 157)。

效率市場假說自1970年開始打進企業界，1980年代末已成為主流意識形態，企業經理人唯一有意義的目標是股東利益，萬能的金融市場則會指導企業行事。

然而1970年代中期起經濟學對理性預期提出質疑，格羅曼斯與史提格里茲的論文是其中之一︰

兩人運用以理性預期為基礎的數學架構，同時在論文中引用不少海耶克獲得大家認可的說法，證明強勢效率市場假說可能不正確。他們也用比較不明顯的方式，指出如果資訊代價低廉，由理性投資人構成的市場幾乎就不會有交易，因為所有投資人都會得到相同的資訊，進而得到相同的結論，如果市場沒有花費高昂成本挖掘的資訊或不理性(或兩者都具備)，市場不可能存在(p. 247)。

卡尼曼與特佛斯基的研究則更具影響力︰

卡尼曼與特佛斯基問道，大家到底怎麼評估不確定的展望？首先，大家對現有狀況賦予很高的重要性，處理現在財富的減少、和處理未來利得的減少時，採用的方法不大相同。第二，大家看待渺茫的機率和幾乎確定的機率時，和看待介於兩者之間的機率不大相同。用圖表的方式表現時，結果不是代表持續一貫風險與報酬交換的平滑曲線，而是在不同狀況下做不同交換結合、形成的起伏曲線(p. 249)。

他們的研究影響經濟學家泰勒，使後者在經濟學界積極推動行為經濟學。同時，史密斯與普洛特則以實驗經濟學說明，經濟理論可能與現實不符。

席勒則從股價遠比股息波動的發現中提出疑問︰

從觀察到股價波動難以預測，進而斷定股價一定正確無誤，是「經濟思想史上最重大的錯誤之一，這種說法明顯的邏輯錯誤令人驚異，結論的威力與影響也令人驚異。」(p. 264)

到1990年代法瑪自己以資料測試效率市場假說時也發現問題︰

法瑪重新測試他當年結合效率市場與資本資產訂價模型、形成的聯合假說後，發現這種假說有所不足，結果他沒有拋棄效率市場，而是拋棄資本資產訂價模型。但是他無法提出可信的假說，取代這個模型... 他們進行資料採礦練習時，發現歷經時代考驗的幾種華爾街策略，確實是能夠持續賺錢的策略，卻從1960年代開始，遭到財務學者鄙視為民間傳說或更糟糕的東西。法瑪的很多同事和學生現在想到︰嗯，這些打敗大盤的事跡當中，或許真的有點道理(p. 278)。

施萊佛和衛希尼則看到，在泡沫時以套利行為令市場價格回復的限制︰

施萊佛和衛希尼主張，靠著逆勢操作，希望結束這種熱潮的人，會變成最難保住顧客或借到錢的人。他們寫到，「套利需要資本，套利容看出最好的機會，也就是看出他們希望賭的錯價變得更為嚴重時，卻可能變成受到最多限制的人。此外，他們進行最初的交易時，對這種情境的恐懼會使他們變得更小心，因而使增進市場效率的效果降低。」(p. 327)

作者指，效率市場假說雖然受到批評，但行為學派解釋各有不同，難以成為市場行為理論，雙方仍然是勝負未分。

官商同謀

看完了顧汝德的《官商同謀》，因為今天就夠期還，大略地講講。

本書主要是討論殖民地與商界代表及專業精英聯手的情況，也多少討論後殖民政府的缺失。香港殖民地政府拒絕政治改革，加上中方施壓阻止，故此以商界及專業人士為伙伴統治。

殖民地政府選擇自由放任主義為官方意識形態，令政策趨於權宜行事，經濟與社會基建不符發展要求。作者指60年代政府才考慮提供普及房屋及醫療，70年代才考慮普及教育，90年代才出現中央銀行性質的金融管理局，2000年才有法定退休保障計劃(按︰當然這個計劃也很跛腳)，都反映經濟與社會基建「仍有大量流弊」。

作者提到殖民地政府外籍官員享有特權， 言語不通，有自己生活圈子，隔絕於華人社會之外，受文化阻隔影響而懼怕與民眾接觸，因而「減低了殖民地政府為社會提供優質行政、司法和公共服務的能力」。這種恐懼亦令殖民地政府選擇與本地出身的精英階層合作，扮演「華人觀點」的中間人，將平民百姓隔絕於外籍官員之外。對華人恐懼亦令本地公務員難以與外籍同事平起平坐，直至殖民地後期依然如此。

香港殖民地政府與其他英國殖民地相比擁有較大自主權，這是因為香港位置遠離英國，鄰近中國，人口多數由華人組成，英國亞洲殖民地減少，英國政府較難直接影響殖民地政策。另一方面，這也是香港殖民地政府在與英國政府有衝突時堅持己見的結果，書中提及的例子有1961年英國要求香港電力有限公司公營化不果、中電以美資埃索取代英資硯殼為合作夥伴、違背英鎊區政策、默許違反外匯管制、拒絕英國政府提供更多社會福利的要求、說服英國放棄香港政治改革、金融政策自主、不惜犧牲英國工人也要維護本土紡織業等。當然，英國在殖民中也不是毫無所得，如較早期香港財政盈餘需儲於倫敦、英國國營企業在香港具壟斷地位及英航控制香港著陸權。

基於1950年代中英外交關係未明，殖民地政府在與中國關係中比英國外交部更為重要，中共亦傾向在有衝突時與香港接觸以尋求實際解決方法，並默許英國繼續殖民香港。到文化大革命期間，英國外交部認為應對中國讓步，釋放在港因騷亂被捕入獄的人，但殖民地政府堅持他們只是在執法。六七暴動令英國外交官員以為英國管治香港只是中方容忍，卻看不到中方利用殖民地在冷戰時期的經濟優勢，書中指1963-67年中國購買入口貨品所需外匯30%由香港提供。

接近1980年代，中英關係日漸正常，英國外交部主導對中國的交涉。作者指外交官出身的麥理浩在1979年獲倫敦支持向中方提出香港前途問題，「只能算是不顧後果的冒進行為」，回港後也沒有向行政局交代會面內容。繼任的尤德認為港人必須參與中英談判，但他對政治改革及公民權利並不堅持，英國外交部及以商界為主的香港行政局也不支持民主，加上中方不滿，令《聯合聲明》的民主發展方案變得空泛。及後英國外交部發現，他們對鄧小平否定西方民主與拒絕香港加快政治改革無力改變，為避免與中國公開衝突，英國外交部以「諮詢把戲」拖延選舉改革，確保中方可監控政治改革步伐。然而香港社會對選舉改革由1988年延後至1991年反應激烈，殖民地政府被指扭曲民意，令其不再讓外交部主導中港關係。1989年中方鎮壓國內民主運動後，英國外交部仍只希望迎合中方，相反，時任港督衛奕信成功說服中共在1991年立法局選舉增加直選議席。繼任港督彭定康一開始本希望製造和諧，礙於香港政治現實亦不得不尊重社會意見，將大量北京問題工作交由港府公務員團隊執行。自回歸後，中國收回香港主權、香港官員處理問題時畏首畏尾、中港經濟相對地位倒轉，都令香港人認為港人治港受到威脅。

提到殖民地政府吸納商界精英參與行政，作者指私營部門專門人才在公共行政方面只有業餘水平，例如未能及時督促政府提供房屋，也沒有在銀行及證券業出現市場失效前提醒政府。自1960年代起，社會漸趨分層，精英生活脫離民眾，越來越沒有能力提出有用的建議，新一代精英已沒有上一代的傳統人脈，以前由富人提供的社會福利組織亦由政府機構取代，精英反過來要依靠政府的委任在權力架構中佔一席位。臨近殖民統治結束，精英看不到跟隨殖民地政府對個人利益有何幫助，紛紛向中國靠攏。後殖民政府嘗試以「部長制」(即問責局長制)取代諮詢式政府，希望回應公眾對高層官員的要求，但實際上「部長」並不向公眾負責。作者認為，「在21世紀，政府顯然再不能無限期延續這種英國人用以取代民主的政治安排」。

精英加入殖民地政府的原因主要是有機會左右政策制訂，以便為商界謀利，例如在紡織業等技術行業掌握政策主導權，瓜分配額獲利；否決影響其商業利益的草案，如穩定樓價；拉攏官員支持限制進口、提供工業發展資金等。後殖民政府經歷久逢的經濟衰退、在數碼港等項目疑似利益輸送、不再是殖民政府後市民期望政府直接面對群眾等，都令官商關係密切備受質疑。

外籍官員對民眾生活缺乏了解，加上官員與商界精英的傳統關係，令殖民地政府充斥貪污行為。作者描述，葛量洪對處理政府貪污問題消極悲觀，柏立基爵士嘗試成立特別部門清除貪污，但高層官員不願處理，戴麟趾爵士年代情況類似，麥理浩爵士到任時並不視貪污為重要問題，也不想廉政問題引起社會討論。直至葛柏醜聞爆發，麥理浩為政治現實成位廉政公署，卻限制懲處範圍。後來因發現廉潔政府形象能賺取政治籌碼，廉潔政府才成為公務員文化一部份。受限於傳統自由放任主義「小政府」的迷思，殖民地政府對私營部門貪污打擊不力，在製造業工作環境、金融業市場失效、地產與建築業偷工減料方面尤其明顯。

作者用兩章回顧四間英資公司滙豐、怡和、太古及中電在殖民地的興衰。1970年中期外資在香港開始衰退，華商開始收購外資，怡和的凱瑟克家族因擔心遭華商收購，卻在資產市場暴跌後損失慘重，加上遷離總部影響與中國關係，在後殖民年代影響力更低。太古則緊守香港市場，願意與英國商界競爭，並與中國關係良好，順利過渡至後殖民時期。中電掌握壟斷行業利益，1950年代與華廠商抗衡卻失敗收場，在後殖民時期，民眾對其壟斷地位亦日益不滿。

滙豐在英資公司中比較著重員工個人表現，是各銀行交易的結算中心，在香港銀行業長期享有壟斷特權。1965年收購恆生銀行，得以用華資身份交易。1970年代開始進軍大眾市場，以較保守的貸款策略贏得大眾支持存款。至1980年代國際金融機構開始在香港擴張，滙豐影響力減退，並於1993年將總部遷至倫敦，滙豐步向全球性銀行，不再局限於香港。

上海商人是殖民地政府選擇的得力伙伴，也是後殖民政府的權力繼承者。雖然有說上海移民令香港成為現代化的工業經濟體系，但作者認為以人口比例計上海人所佔甚少，而且並非所有上海來港人士都是社會或工業精英人才。香港早在十九世紀已出現製造業，戰前1945年二戰結束後已快速工業化。

總結一章討論香港在後殖民時期的困難，作者再次指出香港人質素良好，值得讓他們參與政府事務︰

統治者實在無需要拒香港人於千里之外，或拒絕他們參與政府事務。他們猶如模範公民般，值得官員和商界領袖的尊重，因為實在難以找到一個地區的人民是如此有社會責任、寬容、政治成熟及依靠自己，同時又如此容易滿足和管治的。香港人是理想的選民，即使曾經歷20世紀後半葉的經濟騷亂和政治不穩，他們仍是香港成功的穩健基礎。由英治時期到新特別行政區的交接，他們仍保存個人特長。1997年，英治結束，香港統治者的挑戰沒有改變，就是如何服務這群擁有優良質素的香港人，讓他們協助建構最好的政府(p. 358)。

不過總是有人把簡單問題弄得越來越複雜就是，一複雜了，就回不了頭。

狂熱份子

看完了賀佛爾的《狂熱份子》，討論群眾運動的特質，作者指︰

本書探討的主要是群眾運動的一個階段︰積極階段(acive phase)。這個階段的群眾運動是由「忠實信徒」(true believer)所控制，而所謂的「忠實信徒」，是指具有狂熱信仰，準備好隨時為一件神聖偉業犧牲的人。本書會嘗試追溯這類人的起源和他們的人格特質。為了幫助實現這個目的，我們會採行一些假設。基於所有群眾運動的初期追隨者都以失意者(the frustrated)居多，以及失意者一般都是自願參加群眾運動的事實，我們提出兩個假定︰(一) 即使沒有外來的煽動遊說力量，失意感本身即足以產生「忠實信徒」所特有的大部份人格特徵；(二) 煽動遊說技巧是否奏效，端視其能否誘發和強化失意者所特有的那些心理和行為傾向(pp. 13-14)。

我說各種群眾運動有很多相似特徵，並非暗示它們都同樣有益或有害。本書既不作價值判斷，也不會表現愛惡。本書只嘗試去解釋，而這些解釋——它們全都是理論——是以建議和論證的方式提出來的，哪怕我的口吻有時看似斬釘截鐵(p. 15)。

作者認為成功與失敗會影響世界是否應該改變的態度︰

失敗者會喜歡把他們的失敗歸咎於世界，這是不難理解的。較不易理解的是，成功者內心深處同樣相信——不管他們有多麼以自己的遠見、堅忍、勤儉和其他美德自詡——他們的成功是環境中各種偶然因素加在一起造就的。哪怕他一直成功，他的自信仍然不會是百分百的。他不敢斷言自己知道造就他成功的一切因素。在他眼中，世界是一個勉強取得平衡的天平，而只要這種平衡對他們有利，他們就不會敢去擾亂它。因此，抗拒變革和熱望變革事實是同源的，前者的激烈程度也可以不亞於後者(pp. 7-8)。

對未來的信仰為群眾運動帶來勇氣︰

有權力的人如果對未來沒有信仰，就會用他的權力來排斥新事物，以保持現狀。另一方面，極不切實際的夢想即使沒有實際權力作為後盾，一樣可以讓人產生最大無畏的膽氣。這是因為，懷有大希望者的力量可以來自最荒謬的力量來源︰一個口號，一句話或一枚徽章。沒有信仰是有力量的——除非它也是一種對未來的信仰，除非它含有千福年的成份。任何教義主張也是如此︰如果想要成為一種力量的來源，它必須宣稱自己是打開未來之書的鑰匙(pp. 10-11)。

參與群眾運動令失意者可以無需面對自我，沈浸於神聖義務之中︰

群眾運動的吸引力和實務組織的吸引力有一個基本不同處。實務組織可以提供人自我改善的機會，故其吸引力來自它可以滿足個人利益。反之，一個群眾運動，特別是當它還處於生氣勃勃的積極階段時，吸引到的不是那些珍愛「自我」的人。一個群眾運動會吸引到一群追隨者，不在於它可以滿足人們追求自我改善的渴望，而在於可以滿足他們自我否定的熱望(p. 15)。

對失意者來說，群眾運動是一種替代品︰要不是可以替代他的整個「自我」，就是可以替代一些能讓他的生活可以勉強忍受的元素(p. 16)。

熱烈相信我們對別人負有神聖義務，往往是我們遇溺「自我」攀住一艘流經的木筏的方法。我們看似伸手助人一臂之力，實則在拯救自己。若把神聖義務拿掉，我們的生命即陷於貧乏和無意義。毫無疑問，在把自我中心的生活換成無私的生活以後，我們會得到的自尊是龐大的。無私者的虛榮心是無邊無際的(p. 19)。

批評者往往指責群眾運動用未來的希望麻醉其信徒，剝奪他們對「現在」的享受。可是，在失意者看來，他們的「現在」已是敗壞得無可救藥，再多的享受與快樂都不能使其恢復完整。除卻對未來的希望以外，他們不可能有真正的滿足或安慰(p. 20)。

作者提出群眾運動與移民有相似之處，也就是提供失意者脫離當下的機會︰

移民可以提供失意者一些他們想從群眾運動得到的東西，也就是轉變和一個重新開始的機會。那些在一個群眾運動初起時會急急投效的人，往往也是樂於得到移民機會的人(p. 27)。

每一個群眾運動在某種意義下都是一場移民︰追隨者會覺得他們正向一片應許之地邁進(p. 28)。

作者列出各種較有可能參與群眾運動的失意者，包括窮人、畸零人、被遺棄的人、少數民族、青春期的少年、有野心的人、被某些惡德或偏報挾制的人、無能者、極度自私的人、對生活厭煩的人及罪犯(p. 34)。

作者認為自由反而會加深失意感︰

自由對失意感的加深作用不亞於紓緩作用。選擇的自由讓個人得把失敗的責任一肩扛。自由鼓勵多種多樣的嘗試，也無可避免會帶來多種多樣的失敗與失意感。

一個人除非善於用腦子，否則自由就會成為他一種討厭的負擔。自我若是軟弱無力，再多的自由又有何用？我們參加群眾運動，是為了逃避個人責任或為了得到——用一個熱情洋溢年輕納粹黨員的造說——「免於自由的自由」(pp. 44-45)。

已經處於緊密團體，如部落、關係親密的家族、宗教團體等的人，比較難受群眾運動吸引︰

一個人愈是不把自己看成能夠決定自己現狀與前途的獨立自主個體，就愈不會把自己的貧困歸因於自己的拙劣。一個緊密團體的成員，其「革命燃點」要比獨立自主的人高。需要更悲慘與更屈辱的際遇，才能讓他揭竿而起。在一個極權社會中，革命會爆發，一般都不是因為人們對壓迫和困苦的怒火趨於沸騰，而是因為極權架構發生鬆動所導致(p. 50)。

由此可見，一個群眾運動想要贏得大量信徒，必須拆散所有既有團體的紐帶。理想中的潛在信徒，應該是個獨來獨往的人，他不屬於任何集體，沒有泯滅自我的方法，無法靠團體來掩蓋自己的渺小、無意義和寒酸(p. 51)。

鞏固群眾運動有賴將參與者緊密組織︰

一個新興群眾運動賴以吸引和維繫追隨者的，不是主義與承諾，而是能不能提供人們一個避難所，讓他們可以逃離焦慮、空虛和無意義的生活。它能夠治療嚴重的失意者，不在於提供一種絕對真理，或是解決他們生活上的困難，而在於能讓他們擺脫無能的「自我」。而它之所以做到這一點，靠的是把失意者融化到一個緊密無間的集體中。

因此，一個群眾運動想要取得成功，必須從最早階段就發展出緊密的組織和一種把加盟者整合起來的能力。依主義的真確性和承諾的可實現性去判斷一個群眾運動的存活能力是徒勞的。真正有效的判準是看看它的組織是不是能迅速和完全把失意者融合起來(pp. 58-59)。

談及少數民族︰

在一個行將被同化的少數民族中間，最有成就和最沒成就的兩類人又比成就中庸的人感到更大的失意感。失敗者本來就易於自視為邊緣人，而如果他又是少數民族身份，他的失敗會讓他的無歸屬感更形濃烈。同樣感受也會出現在少數民族的成功者身上。他們儘管有名有利，卻往往難以打入多數民族的圈子，這使得他們格外意識到自己是個外人。另外，他們因為成功而自感優越，所以痛恨暗示他們低人一等的同化過程(p. 71)。

煩悶與群眾運動︰

社會大氣候是否已成熟得讓群眾運動萌芽，最可靠的指標莫過於是否有一股濃厚的煩悶氣氛彌漫。幾乎所有有關群眾運動發生前一段時間的敘述，都會提到普遍的厭煩情緒。當一個群眾運動開始的時候，它得自煩悶者的同情和支持，往往要多於被剝削者與被壓迫者(p. 72)。

失意者某些特徵會促進群眾運動團結與自我犧牲︰

「失意者」的苦惱何在？在於他意識到自己的自我已敗壞得無可補救。他們的主要渴望是逃避自我——正是這種渴望讓他們傾向於集體行動和自我犧牲。厭惡有缺點的自我、遺忘它、擺脫它的衝動，同時會讓人願意隨時自我犧牲和把自己掩埋在一個緊密的集體中。換言之，失意感不但會讓人產生團體和勇於犧牲的渴望，甚至會創造出讓這樣的事情事現的機制。如下所示，鄙視「現在」、易於仇恨、模仿、輕信等等縈繞強烈失意者的性向情緒，乃是團結的催化劑和無所顧忌行動的促成者(p. 83)。

書中談及促進成員自我犧牲的竅門，在於將成員從其血肉之我(flesh-and-blood self)分離，包括將其同化至緊密團體、賦予他假想的自我、灌輸他一種貶抑「現在」的態度、在他與現實間架設帷幕，以及透過激情阻止他建立自我穩定的平衡。

提及群眾運動的戲劇元素︰

若是作為儀式、典禮、戲劇表演或遊戲的一部份，捐軀或殺人都顯得不難。所以，為了讓人面對死亡而不皺眉頭，就有必要加入一些戲劇元素。在我們的小我看來，天上地下沒有一樣東西是值得它為之效死的。只有當我們自視為舞台上的演員，死亡才會失去其恐怖性和終極性，而成為一種模擬行為和戲劇姿態。一個能幹領袖的主要職責之一，是為他的追隨者製造一種幻想，讓他們覺得自己是從事什麼了不得的大事，是在進行某種肅穆或輕鬆的表演，從而忘了生死問題的嚴重性(p. 93)。

過去、現在與未來對群眾運動的重要︰

群眾運動之所以常常會給自己設定很多不切實際的目標，乃是其對抗「現在」的策略的一部份。大凡行得通的或有可行性的事都是「現在」的一部份。標榜一些可能達到的目標，等於是肯定「現在」的價值，並與之妥協。反之，相信奇蹟則是意味著否定和睥睨「現在」(pp. 97-98)。

沒有對美好的「未來」抱有深信不疑的信仰，對「現在」的貶抑就不會徹底。因為不管把「現在」描繪得有多麼不堪，如果未來在預期中只會更走下坡或把「現在」不變地維持下去，那我們就必然會和我們的環境妥協——不管這樣做有多艱難和會讓我們覺得自己有多卑劣(p. 99)。

謳歌「過去」可以作為貶低「現在」的一種方法。但除非同時抬出一個燦爛美好的「未來」，否則美化「過去」將會使一個群眾運動行事趨於謹慎，不會再肆無忌憚，勇往直前。另一方面，又沒有一種矮化「現在」的方法，比把它視為光榮「過去」與燦爛「未來」的中間環節更有力。因此，儘管群眾運動一開始會厭棄過去，但最後卻會熱烈強調(往往是假惺惺的)一個遙遠而光榮的「過去」(p. 101)。

日常事務不濟的失意者更需要不切實際的任務，以掩飾其無能︰

群眾運動喜歡鼓吹不切實際和不可能的任務，這也正對失意者的胃口。那些一般事情都做不好的人喜歡去做不可能的事。那是他們掩飾自己無能的手段。因為要是我們從事可能之事而失敗，失敗之責就得完全自己承擔；但如果從事不可能之事而失敗，我們就可以把責任歸咎於事情的困難。從事不可能之事比從究可能之事少一點丟臉的危險。因此，愈做不好一般事情的人就愈膽大妄為。

可以說，失意者從群眾運動所使用的手段得到的滿足感，並不亞於鼓吹的目標所得到者(pp. 107-108)。

作者認為團體領袖不諳實務也有好處︰

夢想、願景和奢望都是有力的武器和最實質的工具。一個貨真價實的領袖一定擁有務實的心靈，而他們也會體認到上述工具的價值。然而這種體認往往來自對「現在」的藐視，而他們會藐視「現在」，則源於不諳實務。成功的商人通常都是不稱職的團體領袖，因為他們滿腦都是「已有的東西」，心思都放在時代已成就的事情上。因此，不善處理實際事務看來是管理公共事務者的必要資格。有些天性自小的人在實務世界中失敗後沒有一蹶不振，反而異想天開，認定自己有領導一個國家的大才能，可說是誤打誤中(p. 110)。

忠實信徒都有自行扭曲現實的能力︰

但凡「忠實信徒」都有「閉眼摀耳」的能力，對「不值得看或聽」的事不屑一顧，而他們所以能夠無比堅定不移，力量亦是源自於此。他不會因為危險卻步，不會因為障礙重重氣餒，不會因為有反面證據而困惑，因為他根本否定有危險、障礙和反面證據的存在(p. 114)。

陷入狂熱者並非認為神聖事業正確無誤，而是他需要有所依附︰

你無法用理性或道德上的理由去說服一個狂熱者拋棄他的大業。他害怕妥協，因此你不可能讓他相信他信奉的主義並不可靠。但他卻不難突然從一件神聖偉業轉投另一件神聖偉業的懷抱。他無法被說服，只能被煽動。對他而言，真正重要的不是他所依附的大業的本質，而是他需要有所依附的情感需要(p. 123)。

在他看來，寬容是一種軟弱、輕浮和愚昧的象徵。他渴盼那種來自完成順服的心安理得感，渴盼全心全意依附於一種信仰和主義。對他來說重要的不是一個運動的主張目標，而是它可以讓他完全獻身，並與一個集體發生聯繫。他甚至會願意去參加一個反對他前一個信仰的群眾運動，但前提是那必須是個真正兇猛的運動——不妥協，不寬容，聲稱佔有唯一和獨一的真理(p. 125)。

仇恨令群眾團結︰

在所有團結的催化劑中，最容易運用和理解的一項，就是仇恨。仇恨可以把人從他的自我快速捲走，使他忘記自己的幸福和前途，不去妒忌人也不會只顧自己。他會變成一顆匿名的粒子，渴望跟同類匯聚融合，形成一個發光發熱的集體(p. 131)。

哪怕是在有合理悲憤的情況下，我們的恨意主要仍然不是來自別人對我們的傷害，而是來自我們意識到自己的無能和懦弱——換言之是源於自卑。當我們自感比傷害我們的人優越，我們更可能的反應是鄙夷他們，甚至可憐他們，而不是恨他們。悲憤與恨意的關係並不是簡單直接這一點，還可以從一個事實反映出來︰我們釋放出恨意並不總是指向那些傷害我們的人。往往，被一個人傷害之後，我們會恨的是一個完全不相干的人(p. 137)。

作者認為這種自卑引起的恨意令失意者渴望破壞與混亂︰

當我們因意識到自己一無是處而深感沮喪時，並不會把自己視為比某些人低劣但比另一些人高強，而是會認為自己比世界上最低劣的人還要低劣。於是我們會恨全世界，會把狂怒傾瀉到天地萬物。

失意者看到有錢人走下坡和正直者受辱時，會深感安慰。他們在普遍的沒落中看到人類平等的前景。在他們看來，大混亂就像墳墓一樣，是平等的溫床。他們熾烈地深信，一個新秩序必然會來臨，但在新秩序能建立起來以前，舊的一切必須連根剷除(p. 143)。

同樣，團結也會加劇仇恨︰

當我們拋棄自我，成為一個緊密團體的一部份時，我們不僅拋開了個人利益，同時也拋開了個人責任。一個人如果沒有了恐懼、猶豫、懷疑和是非感，他會變得有多殘暴，令人不敢想像。當我們在群眾運動中喪失了自我獨立性，我們就會得到一種新自由——一種無愧無疚地去恨、去恫嚇、去撒謊、去凌虐、去背叛的自由。這毫無疑問是群眾運動的部份吸引力之所寄(p. 146)。

宣傳的力量在於呼應群眾「已知」的事情︰

宣傳單靠自身的力量，是無法叫那些不願接受的人接受的。它既不能創造全新事物，也無法保證那些相信它的人一直相信到底。它只能打入那些本來就打開的心扉，或是把某些已經為人們所接受的主張強固化。高明宣傳家所做的事只是把聽眾心中已徐徐成熟的意見和情緒引發至沸騰翻滾的程度而已。他呼應了他們內心深處的感情。在意見並非透過強制手段強加的時候，宣傳家只能使群眾信仰他們「已知」的事情(pp. 154-155)。

宣傳的目的與其說是為了說服別人，不如說是為了說服自己；我們愈有理由內疚，我們的宣傳就愈狂熱(p. 157)。

最熱衷於宣傳的理念往往與現實矛盾︰

傳道或傳揚一種主義，乃是尋找一種尚未找到之物的激情，而不是把已有之物帶給世界的渴望。它是為了尋找一個終極和不容反駁的證明，以證明我們擁有的真理是唯一和獨一的真理。狂熱的傳道者是要透過轉化別人強化自己的信心。愈是容易受質疑的教條，其傳教的衝動就愈強盜。一個不是宣揚某種荒謬或非理性主張的群眾運動，能否具有「不贏得人心就毀滅世界」的狂熱驅力，讓人存疑(p. 163)。

作者指群眾運動領袖最重要是厚顏無恥、狂熱相信自己從事神聖事業、意識到緊密集體生活的重要，並且能爭取到一小群能幹助手狂熱奉獻，隨時準備模仿朋友及敵人的做法。

群眾運動的殘暴並不代表其個體成員殘暴，他們基本上是服從的人︰

由於群眾運動往往帶來失序、流血和破獲，我們很容易會認為，群眾運動的追隨者都是天生粗暴和無法無天。事實上，群體的殘暴並不總是個體殘暴的總和。個人的殘暴會妨礙聯合行動。殘暴的個性也會讓人起而為己謀。它可以使人成為拓荒者、冒險家和盜匪。相反的，「忠實信徒」的行為不管多麼粗暴，他基本上都是一個恭順服從的人(pp. 173-174)。

失意者之所以追隨一個領袖，與其說是因為他相信他可以把他們帶到一片應許之地，不如說是因為領袖可以把他們帶離開他們不想要的自我。順服於一個領袖不是實現目的的手段，而是目的的實現本身。至於領袖會把他們帶到何處去，只是次要的問題(p. 176)。

行動是團結群眾運動的手段，但也可能會令群眾熱情減少︰

一個鼓勵行動的群眾運動可以喚起失意者的熱烈反應。因為失意者把行動視為醫治他們煩惱痛苦的良方。行動可以讓他們遺忘自我，讓他們有一種目的感和價值感。事實上，失意者的失意感看來主要是源於缺乏行動的機會，而失意感最深重的就是那些才具與性情都足以過一種行動性生活，卻為環境所囿，只能在閒散中虛耗人生的人(p. 181)。

「忠實信徒」特別適合行動生活，對一個群眾運動來說有利也有弊。群眾運動會打開寬廣的行動領域，但也有可能反過來加速群眾運動的結束。成功的行動往往會帶來自身的終結。它會讓所有精力和熱情得到宣洩，變得乾涸。這時候，信仰與神聖偉業不會再是最高目的，而變成只是行動機器的潤滑劑。另外，「忠實信徒」會因為所作所為無不成功而獲得自信，因而與「自我」和「現在」取得和解。他不再會視救贖端賴把自己掩埋在一個集體和化身為一顆沒有意志、判斷和責任的粒子。代之以他會在行動中尋求救贖，以行動證明自己的價值和優秀。雖然行動不能帶給他自我實現，但他卻期待可以從中找到存在的理由(pp. 182-183)。

群眾運動會以猜疑來統合群眾︰

因為深諳自己的瑕疵與缺點，失意者對別人的歹意與惡念總是特別眼尖。一個有自卑感的人特別容易看出別人的短處。如果別人身上有我們自己竭力隱藏的那種瑕疵，我們總是不遺餘力去加以揭發。所以，當一群失意者因一個群眾運動結合在一起時，總是會瀰漫出強烈的猜疑氣氛。值得驚異的是這種同儕間的病態互不信任不但不會帶來分裂，反而會帶來強固性。這是因為知道自己不斷被監視，群體中每一個成員會熱烈遵守行為與思想守則，以避免受到猜疑。因之，互相猜疑對維持嚴格正統所起的作用並不亞於熱烈的信仰(p. 184)。

作者認為言辭人、狂熱者和務實行動人在群眾運動不同階段有不同角色︰

能為一個群眾運動做好鋪路工作的，是那些善於使用語言和文字的人；但一個群眾運動要能實際誕生出來和茁壯，卻必須藉助狂熱者的氣質和才幹；而最後可以讓一個群眾運動獲得鞏固的，大半是靠務實的行動人(p. 202)。

言辭人怎樣動搖體制︰

每當我們看到一個體制明明無能已極卻能夠苟延殘存時，就可以斷言，這個體制要不是完全沒有讀書人階級，就是當權者已經與言辭人結成緊密同盟(p. 207)。

總而言之，那些好鬥的言辭人會透過以下幾種方式為群眾運動鋪平道路︰(一) 攻擊既有的信條和制度，使之威信盡失，不再受人民擁護；(二) 在沒有信仰就不能活的群眾中創造一種信仰真空，以致一個群眾運動起而宣揚某種新信仰時，幻滅了的群眾會振臂相迎；(三) 為新信仰提供主義與口號；(四) 動搖「優秀者」——就是沒有信仰也可以活下去的人——的信念，讓他們在面對狂熱新信仰的興起時，沒有抵抗能力——因為看不出為任何信念與原則捐軀是有意義的，他們會不戰就向新秩序投降(pp. 215-216)。

然而言辭人在群眾運動出現後就會變得格格不入︰

催生群眾運動的知識份子的悲劇根源在於，不管他們有多麼謳歌群體行動，本質上都是些個人主義者。他們相信有個人幸福可言，相信個人判斷和原動力的重要性。但一個群眾運動一旦成形，權力就會落入那些不相信也不尊重個人者之手。他們會得勢，主要不是因為漠視個人讓他們敢於冷酷無情，而是因為他們的態度和群眾的激情是完全一致的(p. 218)。

有創造力的言辭人會覺得自己跟一個激烈運動的氣氛格格不入。讓人頭暈目眩的變遷會腐蝕他的創造力。只要他的才華還沒有枯竭，他就不會把滿足感寄託在領導百萬人和取得勝利上。結果就是，當一個運動全速開動以後，他不是會自動退出就是會被推到一旁。再者，由於真正的言辭人是不會願意長時間壓抑自己的批判意識，日子一久，他無可避免會扮演起異端角色。因此，除非他能適時與操實權的行動人聯合起來或早早壽終正寢，他的最後下場很可能是引退、被放逐或遭到槍決(pp. 222-223)。

狂熱者在群眾運動已取得成功後也會成為問題︰

對一個群眾運動的發展來說，狂熱者的危險處在於他永遠靜不下來。一旦取得勝利，新秩序開始成形，狂熱者就可能會成為一個亂源。強烈情緒的滋味會驅策他去尋找尚未揭示的奧秘和尚未打開的神秘門戶。他會不斷走向極端。因此，大部份群眾運動在取得勝利的第二天，就會發現自己出現內部傾軋。前一天在與外部敵人生死鬥爭中獲得發洩的激情，現在會透過鬥爭自己人來宣洩。憎恨成了一種習慣。沒有外敵可以摧毀時，同一陣營的狂熱者就會以彼此為敵(p. 224)。

行動人能夠令群眾運動再度面向「現在」，這也代表群眾運動積極階段過去，改以折衷的方法行事︰

行動人可以把群眾運動從自取滅亡的分裂和狂熱者魯莽的行動中挽救回來。但他的出現，往往標誌著一個群眾運動活力期的終結。與「現在」的戰爭過去了。真正的行動人意不在更新世界，而在擁有它。活力階段的生命力來自對抗和徹底改革的渴望，但最後階段關心的主要是制度化和維繫業已贏得的權力(p. 228)。

行動人用以鞏固和維繫新秩序的方法是折衷性的。他取法的對象不論遠近，無分友敵。他甚至會向舊秩序取經，抄襲很多舊秩序用以維持穩定的方法，因而不知不覺地建立起與過去的連貫性。這階段的一大特徵是會出現一個絕對的獨裁者，但之所以會這樣，並不純粹是當權者嗜權，也是一種蓄意採用的策略。極端獨裁看來在一個組織的誕生和衰落階段都是最容易出現的，因為它可以讓尚未定形的東西定形，或讓行將解體的東西暫時穩住(p. 231)。

當群眾運動積極階段結束，失意者就變得無關重要︰

到了這個階段，群眾運動仍然會對失意者下工夫︰但不是去煽動他們的不滿，使之繼續與「現在」作殊死鬥爭，而是千方百計使他們與「現在」和解，變得忍耐而柔順。這時候，群眾運動會提供失意者遙遠的希望、夢想與願景。等一個群眾運動的活躍階段結束，它就會變成是成功者的權力工具和失意者的鴉片(p. 233)。

作者認為積極階段過長的都不會是良性群眾運動︰

不管一個群眾運動的本來目標有多麼崇高或最後結果有多麼造福人群，但在積極階段，它卻必然會表現出一些讓人不快(如果不是說邪惡)的特點。作為這階段人格化身的狂熱者一般都是那類不討人喜歡的人。他冷酷無情、自以為是、輕信、好辯、心胸狹窄、粗野無禮。他隨時準備好為他的神聖偉業而犧牲親屬朋友。讓一個群眾運動擁有不可抵抗力量的是成員的絕對與自我犧牲精神，但這兩樣東西，卻是以犧牲個人自主性中好些珍貴的成份而得來的。一個群眾運動，不管其信仰如何崇高、目標如何正大，只要它的積極階段為時過久，就絕不會是良性的群眾運動，特別是這個運動是掌握了權力卻仍然繼續(pp. 234-235)。

作者也指出，積極階段較短、損失較少的群眾運動一旦完結，隨之而來的往往是創造力勃發，因為集體束縛鬆綁，個人也從盲信氣氛中解放。反之，群眾運動積極階段會窒礙創作力，因為群眾激情消耗、創作要為運動服務、運動要求各種行動及狂熱心理狀態妨礙創作。

書中列出影響積極階段長短的因素︰目標短期而有限、人口較小而同質、國家有自由的傳統、領袖願意終結，則群眾運動積極階段會較為短暫。

作者最後總結指，雖然狂熱是一種靈魂的疾病，但也是社會與國家改革弊端的工具。民主國家也需要在危機時期迅速宗教化的能力，有獨立的言辭人在群眾運動初起時扮演關鍵角色，以廣泛動員群眾作復興與革新，這是一個國家的潛在能量。

本書寫作方式較零散，有很多見解，卻不一定前後一致，又或者文字寫成斷言，作者卻是提出一種可能的理論那樣，閱讀時要多加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