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書主要是討論殖民地與商界代表及專業精英聯手的情況，也多少討論後殖民政府的缺失。香港殖民地政府拒絕政治改革，加上中方施壓阻止，故此以商界及專業人士為伙伴統治。
殖民地政府選擇自由放任主義為官方意識形態，令政策趨於權宜行事，經濟與社會基建不符發展要求。作者指60年代政府才考慮提供普及房屋及醫療，70年代才考慮普及教育，90年代才出現中央銀行性質的金融管理局，2000年才有法定退休保障計劃(按︰當然這個計劃也很跛腳)，都反映經濟與社會基建「仍有大量流弊」。
作者提到殖民地政府外籍官員享有特權， 言語不通，有自己生活圈子，隔絕於華人社會之外，受文化阻隔影響而懼怕與民眾接觸，因而「減低了殖民地政府為社會提供優質行政、司法和公共服務的能力」。這種恐懼亦令殖民地政府選擇與本地出身的精英階層合作，扮演「華人觀點」的中間人，將平民百姓隔絕於外籍官員之外。對華人恐懼亦令本地公務員難以與外籍同事平起平坐，直至殖民地後期依然如此。
香港殖民地政府與其他英國殖民地相比擁有較大自主權，這是因為香港位置遠離英國，鄰近中國，人口多數由華人組成，英國亞洲殖民地減少，英國政府較難直接影響殖民地政策。另一方面，這也是香港殖民地政府在與英國政府有衝突時堅持己見的結果，書中提及的例子有1961年英國要求香港電力有限公司公營化不果、中電以美資埃索取代英資硯殼為合作夥伴、違背英鎊區政策、默許違反外匯管制、拒絕英國政府提供更多社會福利的要求、說服英國放棄香港政治改革、金融政策自主、不惜犧牲英國工人也要維護本土紡織業等。當然，英國在殖民中也不是毫無所得，如較早期香港財政盈餘需儲於倫敦、英國國營企業在香港具壟斷地位及英航控制香港著陸權。
基於1950年代中英外交關係未明，殖民地政府在與中國關係中比英國外交部更為重要，中共亦傾向在有衝突時與香港接觸以尋求實際解決方法，並默許英國繼續殖民香港。到文化大革命期間，英國外交部認為應對中國讓步，釋放在港因騷亂被捕入獄的人，但殖民地政府堅持他們只是在執法。六七暴動令英國外交官員以為英國管治香港只是中方容忍，卻看不到中方利用殖民地在冷戰時期的經濟優勢，書中指1963-67年中國購買入口貨品所需外匯30%由香港提供。
接近1980年代，中英關係日漸正常，英國外交部主導對中國的交涉。作者指外交官出身的麥理浩在1979年獲倫敦支持向中方提出香港前途問題，「只能算是不顧後果的冒進行為」，回港後也沒有向行政局交代會面內容。繼任的尤德認為港人必須參與中英談判，但他對政治改革及公民權利並不堅持，英國外交部及以商界為主的香港行政局也不支持民主，加上中方不滿，令《聯合聲明》的民主發展方案變得空泛。及後英國外交部發現，他們對鄧小平否定西方民主與拒絕香港加快政治改革無力改變，為避免與中國公開衝突，英國外交部以「諮詢把戲」拖延選舉改革，確保中方可監控政治改革步伐。然而香港社會對選舉改革由1988年延後至1991年反應激烈，殖民地政府被指扭曲民意，令其不再讓外交部主導中港關係。1989年中方鎮壓國內民主運動後，英國外交部仍只希望迎合中方，相反，時任港督衛奕信成功說服中共在1991年立法局選舉增加直選議席。繼任港督彭定康一開始本希望製造和諧，礙於香港政治現實亦不得不尊重社會意見，將大量北京問題工作交由港府公務員團隊執行。自回歸後，中國收回香港主權、香港官員處理問題時畏首畏尾、中港經濟相對地位倒轉，都令香港人認為港人治港受到威脅。
提到殖民地政府吸納商界精英參與行政，作者指私營部門專門人才在公共行政方面只有業餘水平，例如未能及時督促政府提供房屋，也沒有在銀行及證券業出現市場失效前提醒政府。自1960年代起，社會漸趨分層，精英生活脫離民眾，越來越沒有能力提出有用的建議，新一代精英已沒有上一代的傳統人脈，以前由富人提供的社會福利組織亦由政府機構取代，精英反過來要依靠政府的委任在權力架構中佔一席位。臨近殖民統治結束，精英看不到跟隨殖民地政府對個人利益有何幫助，紛紛向中國靠攏。後殖民政府嘗試以「部長制」(即問責局長制)取代諮詢式政府，希望回應公眾對高層官員的要求，但實際上「部長」並不向公眾負責。作者認為，「在21世紀，政府顯然再不能無限期延續這種英國人用以取代民主的政治安排」。
精英加入殖民地政府的原因主要是有機會左右政策制訂，以便為商界謀利，例如在紡織業等技術行業掌握政策主導權，瓜分配額獲利；否決影響其商業利益的草案，如穩定樓價；拉攏官員支持限制進口、提供工業發展資金等。後殖民政府經歷久逢的經濟衰退、在數碼港等項目疑似利益輸送、不再是殖民政府後市民期望政府直接面對群眾等，都令官商關係密切備受質疑。
外籍官員對民眾生活缺乏了解，加上官員與商界精英的傳統關係，令殖民地政府充斥貪污行為。作者描述，葛量洪對處理政府貪污問題消極悲觀，柏立基爵士嘗試成立特別部門清除貪污，但高層官員不願處理，戴麟趾爵士年代情況類似，麥理浩爵士到任時並不視貪污為重要問題，也不想廉政問題引起社會討論。直至葛柏醜聞爆發，麥理浩為政治現實成位廉政公署，卻限制懲處範圍。後來因發現廉潔政府形象能賺取政治籌碼，廉潔政府才成為公務員文化一部份。受限於傳統自由放任主義「小政府」的迷思，殖民地政府對私營部門貪污打擊不力，在製造業工作環境、金融業市場失效、地產與建築業偷工減料方面尤其明顯。
作者用兩章回顧四間英資公司滙豐、怡和、太古及中電在殖民地的興衰。1970年中期外資在香港開始衰退，華商開始收購外資，怡和的凱瑟克家族因擔心遭華商收購，卻在資產市場暴跌後損失慘重，加上遷離總部影響與中國關係，在後殖民年代影響力更低。太古則緊守香港市場，願意與英國商界競爭，並與中國關係良好，順利過渡至後殖民時期。中電掌握壟斷行業利益，1950年代與華廠商抗衡卻失敗收場，在後殖民時期，民眾對其壟斷地位亦日益不滿。
滙豐在英資公司中比較著重員工個人表現，是各銀行交易的結算中心，在香港銀行業長期享有壟斷特權。1965年收購恆生銀行，得以用華資身份交易。1970年代開始進軍大眾市場，以較保守的貸款策略贏得大眾支持存款。至1980年代國際金融機構開始在香港擴張，滙豐影響力減退，並於1993年將總部遷至倫敦，滙豐步向全球性銀行，不再局限於香港。
上海商人是殖民地政府選擇的得力伙伴，也是後殖民政府的權力繼承者。雖然有說上海移民令香港成為現代化的工業經濟體系，但作者認為以人口比例計上海人所佔甚少，而且並非所有上海來港人士都是社會或工業精英人才。香港早在十九世紀已出現製造業，戰前1945年二戰結束後已快速工業化。
總結一章討論香港在後殖民時期的困難，作者再次指出香港人質素良好，值得讓他們參與政府事務︰
統治者實在無需要拒香港人於千里之外，或拒絕他們參與政府事務。他們猶如模範公民般，值得官員和商界領袖的尊重，因為實在難以找到一個地區的人民是如此有社會責任、寬容、政治成熟及依靠自己，同時又如此容易滿足和管治的。香港人是理想的選民，即使曾經歷20世紀後半葉的經濟騷亂和政治不穩，他們仍是香港成功的穩健基礎。由英治時期到新特別行政區的交接，他們仍保存個人特長。1997年，英治結束，香港統治者的挑戰沒有改變，就是如何服務這群擁有優良質素的香港人，讓他們協助建構最好的政府(p. 358)。
不過總是有人把簡單問題弄得越來越複雜就是，一複雜了，就回不了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