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完了《販賣恐懼》，討論錯誤的風險觀感如何影響判斷。首先作者介紹心理學關於兩個思考系統的發現，系統一，作者稱為直覺，較快速，但會將不相關的事串連；系統二，作者稱為頭腦，速度慢，但會考慮統計數字與邏輯。直覺有時會快速產生錯誤的判斷，雖然可以被頭腦修正，但不能完全消除。
之後書中介紹幾種直覺判斷的問題，定錨原則，作者稱為刻版印象原則，是指在不知道正確答案時，直覺會拿最近的數字來用，再由頭腦加以調整。譬如問甘地是否在九歲前去世？當然不是，但這樣問之後再問甘地是幾歲去世？猜測的答案就會比一開始問甘地是否一百四十歲後去世為低，前一問題提供的不相關數字成為「錨」，供頭腦向上或向下修正。用在風險判斷中，定錨原則就是提供一個胡說誇大的數字，即使誰都知道這是誇大，也會令判斷的「錨」提高。
典型事物原則，是指典型事物會令直覺覺得感覺正確，就會判斷這件事發生的機會很高。描述一個人單身、外向、聰明、大學主修哲學，學生時代關心歧視與社會正義，也參加反核，然後問︰這個人是銀行櫃員、社工、保險業務員、銀行櫃員兼女性主義者的機會，結果答銀行櫃員兼女性主義者比銀行櫃員的機會還高，這是邏輯上不正確的，但女性主義者這「典型事物」卻令直覺產生這比較有可能的錯覺。媒體評論的運作也是如此，藉由編造精心設計的情節，令大眾覺得某些預測很有機會發生。
可得性捷思，作者稱為範例原則，是指直覺認為越容易想起的事會越有可能發生。譬如問學生四頁小說中有多少單字是尾二字母是N，估計數目就會比問學生有多少字是ING結尾為低。有幾種範例特別容易記住︰飽受驚嚇、恐懼、新奇事物、專注與重複、甚至具體想像。而且記憶並不是那麼可靠，會受直覺運用範例原則影響判斷。例如剛發生地震後，居民總是會印象深刻加強防範，但如果十年都沒有發生地震，居民就不會那麼警覺，即使專家警告有危險也是如此。
這些直覺的偏誤會導致民眾對風險判斷與專家不同，專家認為風險就是機率與結果相乘，但民眾對風險的判斷有時與死亡率並不相關，例如一次造成很多死傷、無法自己控制、涉及兒童、後果不可逆轉、近在眼前的威脅等，都會令民眾認為有更高風險。如果是重複又不能看到即時後果的事物，因為已經習慣，就會比較不注意。例如吸煙，就算醫生警告，也不會讓直覺覺得有很大危險，多年習慣已將危機感覺淡化。
直覺的判斷雖然會有偏差，頭腦也不知道直覺判斷的原因，頭腦還是會強逼自己為這判斷辯解。當問人核能的風險高低是，回答可能只是出於直覺，但當問他為甚麼會有這種感覺時，頭腦就會強加解釋他的判斷，而沒有人知道究竟他是頭腦為直覺強辯，還是經過頭腦分析後才有這樣的判斷。
情意捷思，作者稱為好壞原則，是指想像為好的事直覺就認為不那麼危險，反之亦然。例如曬太陽是「好」事，就會覺得這樣做不太有風險；核子是「壞事」，所以核能發電與核廢料的風險就一定很高。因為感覺好也會令人降低對風險的評估，美國統計數字指過節期間火災發生數目會增加，或許是過節的美好令人們忽略了火災風險。好壞原則也會引致機率盲目，某事感覺很差，如化學物質致癌，即使機率很低也令人擔憂，也造成「就算只挽回一條生命也值得」的昂貴解決方案，而用同樣資源在另一計劃或可以拯救更多生命。
生動故事比統計數字更能引發情感，但軼聞本身不能證明甚麼，適當收集與分析資料才可以。但人本來就對數字缺乏感覺，比例反而更令影響思考，例如「可以拯救一百五十條生命的百分之八十五」，反而比「可以拯救一百五十條生命」更受人支持。直覺也沒有統計學觀念，如回歸平均值，即一個人表現異常好後有更大機會表演沒那麼好，反之亦然；還有取樣誤差，即非隨機取樣的結果不能推論到整體情況。直覺判斷的是，一個人表現異常好後表現會繼續好，同質取樣得出的結果可以代表全國。
人們也會跟從別人的意見，越重要的議題這種偏向越大。即使是沒有根據的群體觀點，也可能因應驗性偏誤而得以維持，人們會欣然接受既有觀點的資訊，而忽視、拒絕或嚴格審查相反觀點的資訊，所以只要已經相信任何觀點，就會得到證實。書中提到一項實驗列出「二、四、六」，並要受試者找出這數列的規則是甚麼，受試者可以寫下另外三個數字問是否合符規則，大多數受試者都以「八、十、十二」、「十四、十六、十八」等問實驗者，然後回答規則是二的倍數。但正確的規則是︰「任三個依序增加的數字」。肯定自己觀點的證據無助於理解，受試者應該問的不是合符自己所想規則的數列，而是反例，如「五、七、九」、「十一、十四、十九」等，才可以確定正確的規則是甚麼。研究也發現人們處理肯定與否定自己觀點的資訊時，使用腦的不同部份，似乎表示應驗性偏誤是人腦的基中迴路。
共同信念的團體一起討論時更會造成團體極化，原因是人傾向與他人比較以作自我判斷，同一意見的人聚集，一個人有多正確就會變成一個人有多極端；而且，在共同意見團體中每一個人都接觸更多的肯定資訊，令自己的觀點看起來更有說服力，再加上應驗性偏誤，團體意見就更為極端。
文化也會影響人們對風險的判斷，好壞原則的好壞怎樣判別，例如曬太陽會想到龍舌蘭還是皮膚癌；範例原則中甚麼事情是範例；槍枝風險在階級論者與利己論者，以及在平等論者與社群論者之間有不同風險評估，都是受到文化影響。
企業為利益販賣恐懼並不罕見，藥廠是其中之一。它們為了令消費者相信自己健康有毛病，創造出各種疾病名稱，讓人們向醫生要求用藥。正常的生物與社會差異被說成是疾病，令近九成健康美國人變成高血壓；疾病風險因子本身也被說成是疾病，如膽固醇是心臟病的風險因子，藥廠卻將之說成心臟病的唯一原因，忽視更為重要的生活習慣因素。藥物廣告往往訴諸情感，廣告主角會因疾病令正常生活受影響，服用藥物後就回復正常，但這種方式卻無視非藥物處理方式，只是用恐懼與幸福影像讓直覺判斷購買藥物。
同樣，政治人物、非政府組織、慈善團體也販賣恐懼而吸引受眾。他們或許是真心相信自己在做好事，或許是故意誤導民眾。例如加拿大防癌聯盟宣稱人們患癌的比率正在上升，以此呼籲政府注重癌症，但他們沒有提的是這是因為人口老化，而且癌症的死亡率也在下降。一份政府傳單指車禍是加拿大兒童的頭號殺手，卻沒有提及這是因為其他死因比例下降得更快。
發表科學研究同樣面對這種引人注意與誠實報導的兩難，科學本質總是帶有不確定，但人類活動「非常可能」引致氣候變化，聽起來卻不是那麼吸引人。有些組織試圖以一份精確報告與一份概括新聞稿來平衡兩者，但記者越來越少時間編寫報導，不大可能會閱讀那份詳細報告，只報導簡化的新聞稿。
媒體報導也會扭曲民眾對風險的判斷，一個明顯的例子是乳癌，媒體總是偏向報導年輕女性患乳癌的病例，幾乎不會報導年長女性患乳癌的情況。民眾受其影響有過半認為乳癌與年齡無關，但老化卻是乳癌最大的風險因子，超過三分之二被診斷出乳癌的女性都在六十歲以上。媒體偏好報導戲劇、暴力、災難的死因，煙草、中風、心臟病的報導遠少於火災、謀殺、車禍及警察槍擊，即使前一類情況死亡率較高。這會令風險判斷錯誤，令民眾低估前一類情況的風險，高估後一類。
媒體也不太理會可能性，只會說某件事有可能發生，然而凡事皆可能，不知道機會有多大那就沒有太大用處。分母盲目的媒體會報導有多少人死亡，卻不會告訴人們這是在多少人之中；報導風險時也只提及相對風險而不提絕對風險，例如說避孕貼會令女性腿部及肺部血栓風險增加兩倍，卻不提這最多也是由萬分之三增至萬分之六，絕對風險依然很低。
除了媒體為爭取讀者而嘩眾取寵外，記者自身也比較會受新奇、情節豐富的故事打動，也會集中於切合當下已有故事的報導。例如二零零六年田納西州一所學校因為附近核電廠放射性冷水外洩而需要疏散，在核電廠事故後可能會成為大新聞，但在二零零六就只是地方報導。好的故事用字及影像也要鮮明，狂牛症就是媒體發明的用語，令牛海綿症腦病的關注大增。罕見的壞消息也受媒體偏愛，因為這種故事會引起人的原始本能注意，尤其是娛樂媒體中，片集都會出現各種罕見的奇難雜症以吸引觀眾。
媒體偏好生動的壞消息也令犯罪報導集中於個別事件，很少提及更大的背景與議題。犯罪率上升時媒體會報導更多攻擊與謀殺，但犯罪率下降，沒有罪案就不成報導。於是犯罪率上升受人注視，犯罪率下降就較少人留意，例如美國家庭暴力減少三分之二就幾乎沒有媒體報導。
集中報導謀殺也會造成犯罪印象與事實不符，二零零五年美國財產犯罪多於暴力犯罪七倍，謀殺佔有記錄罪案百分之零點一四，死於車禍人數是被謀殺人數三倍，但還是有百分之二十美國人表示他們「經常」或「有時」擔心被謀殺。新聞報導也較多報導年輕人襲擊老人及婦孺的案件，但數字上年輕人才是最有可能成為暴力犯罪受害者。恐懼犯罪與觀看更多犯罪報導可能互為因果，恐懼犯罪的人偏向觀看犯罪報導，犯罪報導也會增加人們對犯罪的恐懼。
美國校園槍擊案引起傳媒廣泛報導，令許多父母擔心子女在校園的安全，許多錢花在增強校園警備，學生要參加安全演習，但這種反應卻無視在校園被謀殺的機率極低。擔心小孩被陌生人挾持，也令孩子缺少出外遊玩的機會，像「養雞場的雞」，並對陌生人有過多戒心。
化學物質致癌自《寂靜的春天》後備受注視，但環境保護論者卻過份渲染人工合成物質的危險，忽略癌症研究者指出一般人在血液檢測中的物資並非癌症主因，而且天然的物質同樣致癌，所有已受檢化學物質，包括天然與合成物質，有一半在高劑量動物實驗中致癌。癌症最大的風險因素，正如前述，是生活型態︰吸煙、飲酒、飲食、肥胖與運動。毒物學的基本原則是，正確劑量是區分毒物與藥物之別，即使水劑量過多也會引致中毒。但人們對致癌物的劑量沒有概念，不管份量多少都認為有害，因為毒性在於劑量不符直覺。直覺不能理解十億分之一有甚麼意義，但直覺會以好壞原則下判斷。
即使希望謹慎為上，以預防原則避免未知的危害也不是那麼容易。例如食水中加氯可能會提高致癌風險，但放棄在食水加氯卻可能造成霍亂流行，那麼哪項風險才應該預防？身邊人、媒體、範例原則、好壞原則，都會影響人們的選擇，令他們切注視某種風險，對其他風險視若無睹，以自己的成見判斷，並宣稱這就是明智的行動。
恐怖行動在九一一後成為核心議題，近半數美國人擔心他們或其家人被恐怖份子殺害，但作者指出，九一一是極其獨特的恐怖行動；包括九一一在內國際恐怖行動對歐美國家居民生命的風險仍然非常小；即使恐怖行動連續攻擊美國，給美國人的風險也低於被雷擊斃或淹死在浴缸；除中東及南亞外，國際恐怖攻擊比例已下降十五年；恐怖份子不大可能取得化學及生物武器，極不可能取得核子武器；即使恐怖份子真的引爆一顆核彈，對任何一個人的風險還是很小。為甚麼人們還是感到恐懼？共和黨政府大肆渲染，民主黨為求在政治上自保也同樣附和恐怖行動的風險，因為高估風險沒人會責怪，但低估風險政治前途就有危險。
媒體也同樣誇張報導恐怖行動，對政府提供的資訊照單全收，伊拉克擁有大殺傷力武器的報導正是如此。媒體也以創作細節渲染極不可能發生的事情，想像恐怖活動會令全球經濟蕭條及美國戒嚴，以典型事件原則令虛構情節看來更可信，而不會懷疑恐怖組織在九一一後沒有再次攻擊美國本土，可能是因為恐怖組織沒有能力再這樣做。
恐怖行動幾乎都沒有達成在政治上的目標，但卻可以促進策略上的目標︰報復、聲望與反應。恐怕行動直接報復敵人，也是「行動宣傳」，意圖在潛在支持間建立聲望，而聲望主要看敵方政府和媒體怎樣回應。恐怖行動希望的敵人反應，一般都是暴力的過度反應，令敵方「露出真面目」。對九一一的恐怖組織來說，美國宣稱的反恐戰完全符合其期望，恐怖份子變成士兵，其組織變成國家，亡命之徒變成掃蕩腐敗政府建立伊斯蘭國內的代言人。恐怖份子意圖製造不成比例的恐懼，要打擊恐怖份子，就先要打擊恐怖。假如反恐預算經過成本效益分析，也不會那麼不成比例，金錢能花在拯救更多人的項目上。
作者總結指現代比過往任何一個時代都更少暴力、更長壽、更豐足、更安全，即使頭腦、媒體及其他利益團體或個人產生不合理的恐懼仍是如此，人們應更認真思考，當頭腦與直覺不一時蒐集更多資訊再想想。事後認識偏誤令人們認為既成事實在當時也預測較有可能發生，反之亦然，造成「我們一早知道」的錯覺。這令人們判斷過去面對的風險較現在低，忽視我們現在比過去安全得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