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態分配或鐘型曲線是無數隨機與獨立原因的結果。龐加萊寫道，「人類聚在一起時，不再依靠機率做決定，彼此也不再獨立，而是彼此互動。很多原因會發揮影響，會困擾群眾，拖著群眾忽東忽西，但是有一件事情群眾無法摧毀，就是巴努奇所說的羊群習慣。」(p. 50)
1940年代，自統計學進入經濟學已有一段時間，霍京從價格研究中指出，假如市場有能力收集資訊，價格變化必定會有隨機性質︰
「經濟事務中最完美的期望必須容忍重大錯誤，因為結果要由無法預測的未來事件決定。因此，市場期望具有某種必要的不精確性。」(p. 91)
1950年代馬可維茲將統計學引入股市，雖然他清楚知道其模型與現實的差別，但華爾街卻置之不理︰
馬可維茲知道，他從統計學家觀點所看到的風險，是以平均數為中心分布的可能結果，這種風險不見得是投資人關心的風險，投資人比較關心什麼事情可能出錯，比較不關心什麼事情可能意外地正確無誤。
...他也承認，不同投資人追求的最高目標不同，他把最初投資組合選擇公式的目標，放在追求預期財富的最高算術平均數。...幾何平均數會對極端的結果，賦予高出很多的權數，要是一種投資有可能得到驚人的報酬，用幾何平均數的方法，會促使你在這項投資上投入很多錢——除非其中也有可能讓你賠得一乾二淨的機率，如果是這種情形，你根本不應該投資(0元乘以任何數字，結果仍然是0)。
馬可維茲努力依據華爾街的現實狀況，擬出他的建議，華爾街卻很少人了解這一點。馬可維茲曾經試著對一家很小的券商主管，推銷他的方法，說明他們可以用這種方法，追蹤旗下分析師幾年內的預測結果，了解他們正常的誤差幅度，知道其中是否有系統性偏誤，然後把平均誤差比率，納入投資組合選擇公式中。這家公司的老闆是老手分析師，當時仍負責選股，他手下沒有一個人，敢想像測試他的預測精確性。馬可維茲回憶說︰他們的反應是︰『不用了，謝謝你。』」(pp. 107-109)
1958年莫迪里安尼與米勒的「M&M資本結構理論」則成為財務學的重要基礎︰
第一篇論文指出，公司怎樣籌募資金不重要，第二篇論文認定公司是否發放股息給股東不重要。(p. 135)
年輕學者在財務學舊研究方法中沒有既得利益，因此莫迪里安尼和米勒的主張對他們很有吸引力，在系統和邏輯十分流行的當時，為財務問題的研究，提供了有系統又合乎邏輯的方法，也讓運用理論的學者，將來有機會指導企業主管，這種希望最後終於實現。M&M資本結構理論是幾一年後號稱「股東價值」(shareholder value)務實哲學的先驅...... M&M資本結構理論的意義是︰身為企業經理人，只要你做的事情能夠讓股東滿意，你就做對了(p. 136)。
1960年代芝加哥大學商學院開始相信市場完美無缺，其中一位學生法瑪提出市場效率假說︰
「在動態經濟中，總是會有新資訊造成內含價值不斷變化，因此，能夠持續一貫預測新資訊的樣子、評估新資訊對內含價值影響的人，通常會比沒有這種能力的人，賺到較多的利潤。」
但是如果這種「超級」分析師夠多，他們的存在應該會「確保實際市場價格以所有可獲得的資訊為基礎，估計出正確的內含價值。」法瑪把這種狀態稱為「效率市場」...他寫道，「在效率市場中，很多互相競爭參與者的行動，應該會使一種證券的範圍距離以內含價值為中心，隨機波動。」(pp. 152-153)
1967年，推動芝加哥大學隨機漫步研究的羅伯茲建議同事，整理效率市場的意義。他提出的分類後來經過法瑪修正，變得更完美。「弱勢」效率是過去的隨機漫步假說︰你不能期望藉著利用市場過去波動的資訊打敗市場。「半強勢」效率的意義是︰你不能利用任何公開資訊打敗市場。「強勢」效率所說的市場極為完美，連能夠接觸內幕資訊的投資人，都不可能打敗大盤(p. 157)。
效率市場假說自1970年開始打進企業界，1980年代末已成為主流意識形態，企業經理人唯一有意義的目標是股東利益，萬能的金融市場則會指導企業行事。
然而1970年代中期起經濟學對理性預期提出質疑，格羅曼斯與史提格里茲的論文是其中之一︰
兩人運用以理性預期為基礎的數學架構，同時在論文中引用不少海耶克獲得大家認可的說法，證明強勢效率市場假說可能不正確。他們也用比較不明顯的方式，指出如果資訊代價低廉，由理性投資人構成的市場幾乎就不會有交易，因為所有投資人都會得到相同的資訊，進而得到相同的結論，如果市場沒有花費高昂成本挖掘的資訊或不理性(或兩者都具備)，市場不可能存在(p. 247)。
卡尼曼與特佛斯基的研究則更具影響力︰
卡尼曼與特佛斯基問道，大家到底怎麼評估不確定的展望？首先，大家對現有狀況賦予很高的重要性，處理現在財富的減少、和處理未來利得的減少時，採用的方法不大相同。第二，大家看待渺茫的機率和幾乎確定的機率時，和看待介於兩者之間的機率不大相同。用圖表的方式表現時，結果不是代表持續一貫風險與報酬交換的平滑曲線，而是在不同狀況下做不同交換結合、形成的起伏曲線(p. 249)。
他們的研究影響經濟學家泰勒，使後者在經濟學界積極推動行為經濟學。同時，史密斯與普洛特則以實驗經濟學說明，經濟理論可能與現實不符。
席勒則從股價遠比股息波動的發現中提出疑問︰
從觀察到股價波動難以預測，進而斷定股價一定正確無誤，是「經濟思想史上最重大的錯誤之一，這種說法明顯的邏輯錯誤令人驚異，結論的威力與影響也令人驚異。」(p. 264)
到1990年代法瑪自己以資料測試效率市場假說時也發現問題︰
法瑪重新測試他當年結合效率市場與資本資產訂價模型、形成的聯合假說後，發現這種假說有所不足，結果他沒有拋棄效率市場，而是拋棄資本資產訂價模型。但是他無法提出可信的假說，取代這個模型... 他們進行資料採礦練習時，發現歷經時代考驗的幾種華爾街策略，確實是能夠持續賺錢的策略，卻從1960年代開始，遭到財務學者鄙視為民間傳說或更糟糕的東西。法瑪的很多同事和學生現在想到︰嗯，這些打敗大盤的事跡當中，或許真的有點道理(p. 278)。
施萊佛和衛希尼則看到，在泡沫時以套利行為令市場價格回復的限制︰
施萊佛和衛希尼主張，靠著逆勢操作，希望結束這種熱潮的人，會變成最難保住顧客或借到錢的人。他們寫到，「套利需要資本，套利容看出最好的機會，也就是看出他們希望賭的錯價變得更為嚴重時，卻可能變成受到最多限制的人。此外，他們進行最初的交易時，對這種情境的恐懼會使他們變得更小心，因而使增進市場效率的效果降低。」(p. 327)
作者指，效率市場假說雖然受到批評，但行為學派解釋各有不同，難以成為市場行為理論，雙方仍然是勝負未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