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次說李普曼的《民意》，雖說本書出版已一段時間，內容還是歷久常新。
作者以討論我們如何理解外部世界開始本書︰
一個人對於並未親身經歷的事件所能產生的唯一情感，就是被他內心對那個事件的想像所激發起來的情感。這就可以說明為甚麼我們在瞭解別人的想法之前，不可能真正理解他們的行為。
......偶然的事實，創造性的想像，情不自禁地信以為真，這三種因素便會產生一種虛假的現實，導致人們作出激烈的本能反應。顯而易見，在某些情況下，人們會像對待現實那樣對虛構的東西作出有力的反應，而在許多場合，他們還會製造這種虛構的東西並作出反應。
......對於所有這些事例，我們尤其應當注意一個共同的因素，那就是楔入在人和環境之間的虛擬環境。他在虛擬環境中的表現就是一種反應。然而，恰恰因 為那是一種表現，那麼產生後果——假如它們是一些行動——的地方，就不是激發了那種表現的虛擬環境，而是行動得以發生的真實環境。......毫無疑問， 在社會生活的層面上，人對環境的調適是透過「虛構」這一媒介進行的。
......直接面對的現實環境實在是太龐大、太複雜、太短暫了，我們並沒有做好準備去應付如此奧妙、如此多樣、有著如此頻繁變化與組合的環境。雖然我們不得不在這個環境中活動，但又不得不在能夠駕馭它之前使用比較簡單的辦法去對它進行重構(pp. 23-25)。
不同虛擬環境的不同反應引起各種政治調節︰
此刻，我只想審視一下人們由於受到他們虛擬環境的刺激而在他們的舞臺上東奔西忙的世界大觀。……為甚麼兩個交戰國家都會確信自己是在採取自衛行動，為甚麼兩個鬥爭不已的階級都在一口咬定自己是共同利益的代言人。我們可能會說，他們生活在不同的世界。但更準確地說，他們生活在同一個世界，但卻認為並感到不共戴天。
正是針對這些特殊的世界，正是針對這些或個人、或集團、或職業、或宗派的產物，人類才有了「大社會」(the Great Society)中的政治調節。它們的多樣化與複雜性實難以言狀。然而，那些虛構卻能夠在極大程度上決定人們的政治表現(p. 29)。
作者繼以帶出本書的框架︰
他人腦海中的圖像——關於自身、關於別人、關於他們的需求、意圖和人際關係的圖像，就是他們的民意。這些對人類群體或以群體名義行事的個人產生著影響的圖像，就是大寫的民意(Public Opinion)。因此，在以下各章，我們將首先探究這種內心的圖像何以能夠誘使人們在與外部世界發生關係時頻頻誤入歧途。
…...然而再來分析這些殘缺不全的外來消息又是如何受到日積月累的想像、偏見和成見的影響的，它們如汗牛充棟，體現著並轉而有力地支配著我們的注意力和想像力本身。
……接著是對傳統的民主政治民意學說的分析。這項討論的主旨是，原初形態的民主政治從未認真正視這個難題，它之所以是個難題，是因為人們頭腦的圖像並不會自動與外部世界相切合。
……我認為，不論是一般所謂的政界還是在產業界，也不論有沒有選舉的基礎，只要沒有一個獨立的專家組織為那些必須進行決策的人物挑明種種無形的事實，代議制政府就不可能成功運轉。因此我要指出，個人代表必須輔之以無形事實的代表的支援，只有認真接受這一原則，才能做到令人滿意的權力分散，才能使我們擺脫下面這種令人無法忍受、不切實際的虛構——人人都應學會在所有公共事務上胸有成竹。……如果民意想要發出聲音，那就必須利用新聞界加以組織，而不是像今天的情況那樣由新聞界加以組織(pp. 36-38)。
內心圖像與外部世界的差別首先在於資訊屏障︰
無論保密的理由是言之鑿鑿還是牽強附會，屏障都是存在的。有人堅持要在所謂公共事務領域的所有方面進行保密。因此，問問自己是如何瞭解到那些使你產生了自己的看法的事實時，往往會令人恍然大悟。實際上是誰看到、聽到、感到、說到了使你有了看法的事物？是告訴你的這個人？還是告訴這個人的那個人？或者關係更遠的甚麼人？而且他又被允許看到了多少？當他告訴你法國打算這樣那樣時，他對法國有多大程度的瞭解？他會如何瞭解？他到何處瞭解？他獲准與哪些法國人談話？他讀到了甚麼樣的報紙？他又在哪裏聽到他們說了些甚麼？你可能會向自己提出這些問題，但你卻很難作出回答。然而，它們將會提醒你注意潛在事件和談論事件的民意之間的那種距離。而提醒本身就是一種保護(p. 50)。
之後是社交網絡︰
由於地位和交往在決定甚麼能看、能聽、能讀、能體驗以及甚麼可以允許去看、去聽、去讀、去瞭解發揮著非常重大的作用，那就無怪乎道德判斷往往比建設性的思想更常見了。而在真正有效的思考時，一個非做不可的事情，就是清理各種判斷，重複一種單純的目光，擺脫各種情感，充滿好奇心並且心懷坦誠。人類歷史就是它所表現出來的那個樣子，按照「大社會」的尺度進行政治思考需要一種忘我的沈靜心態，這可不是任何人在任何時候都能做到的。我們全都受到了公共事務的影響，但是我們全都沈溺於私人事務之中。我們的時間和注意力有限，不願費力注意那些沒有被視為理所當然的意見，而且我們很容易受到不斷的干擾(p. 60)。
還有花在公共時務時間，「當我們直接面對看不見的環境的資訊時，要想從它那裏得到一切最有利的判斷，每天用那點時間就太少了」(p. 69)。
作者這樣概括民意折射出來的外部環境︰
因此，與我們的民意有關的環境是透過許多管道折射出來的︰透過源頭上的檢查與保密，透過另一端的物質與社會障礙，透過飄忽的注意力，透過貧乏的語言，透過散渙的精神，透過無意識的情感叢，透過損耗、暴力和千篇一律。這是一些妨礙我們進入環境的限制因素，此外還有事實本身的朦朧與複雜，它們共同損害著感性認識的清晰度和公正性，用誤人視聽的虛構替代切實可行的理念，使我們無法對那些有意誤人視聽的人進行充分的查核(p. 81)。
接著本書討論這種對外部環境零碎的認識怎樣演變為成見︰
在所有具有支配力的因素中，最讓人難以捉摸、最布普遍性的就是創造並維護成見庫的那些因素。我們在看到世界之前就被告知它是甚麼模樣。我們在親身經歷之前就可以對絕大多數事物進行想像。而且，除非所受的教育能使我們具有敏銳的意識，否則這些先入之見就會強烈影響到整個感知過程。它們會把某些客體劃分為親疏兩類，突出其間的差異，這樣一來，似曾相識的就會使人認為格外親切，稍感陌生的則會使人認為格外疏遠。小小的跡象就會把它們激發出來，而這種跡象有著多種表現，從某個確鑿的標誌直到某個模糊的類比。一旦受到激發，它們就會把那些由來已久的老看法澆注到新見解的中，似乎這個世界又在記憶中得到復活。假如這種環境沒有切實可行的規則，那麼，人們為了進行觀察而接受預見的習性，就只會導致錯誤而不會帶來簡捷。
……若我們的哲學告訴我們，每個人都不過是這個世界無關緊要的一分子，他的智力程度充其量也只能理解一張粗糙的觀念網絡的皮相，那麼，當我們使用成見的時候，我們就會明白那不過是成見，就會迅速地控制它們，就會愉快地校正它們。而且，我們還會越來越清楚地認識到我們的觀念始於何時、始於何處、如何被我們繼承、我們為甚麼接受(pp. 92-93)。
成見的表現形式並不是中立的，它不僅是用井井有條的方式替代現實的龐雜喧囂的混亂狀態。它不僅是一條捷徑。它是所有這一切，甚至更多。它是對我們自尊心的保護，是投射在這個世界上的我們自身的意識、我們自身的價值觀念、我們自身的立場和我們自身的權利。因此，成見充滿了被它們所吸納的情感。它是我們傳統的堡壘，在這個堡壘的庇護下，我們可以繼續心安理得地堅持我們的立場(p. 99)。
提到經驗與成見矛盾時人們的反應︰
如果經驗和成見發生矛盾，則兩者之一就有了麻煩。倘若那人不再可塑，或者某種強烈的關注使他極難重新調整成見，他就會把那種矛盾嗤之為甚麼規律的例外，並且懷疑見證人，吹毛求疵，接著把它置之腦後。但是，倘若他仍然好奇心且心胸開闊，這個新景象就會被接納進老畫面，並會獲准對它加以修改。有時，如果此事非同小可，而且使他感到總體上困擾著既定的觀念系統，他可能就會深感震動，以致懷疑所有已被接受下來的生活態度，期望某個事物名正言順地不再是人們平常所認為的那種事物。在極端情況下，尤其是假如他是個文人，他可能會生出一種顛倒倫理標準的熱情(p. 102)
成見中的盲點︰
每一套成見中都有一個點，在那個點上，全部努力均告停止，事情會按照你喜歡的樣子自行發展。那種步步為營的成見會強而有力地刺激行動，幾乎能使人完全忘記考慮一下這是甚麼樣的行動以及為甚麼要這樣行動。有幸擺脫了麻木不仁的官僚主義的自由放任主義認為，人們將會受到自發騷動的驅使而達到預定和諧。在馬克思的信徒看來，集體主義是冷酷無情的利己心的解毒劑，它似乎意味着一種有助於增進社會主義官員的效率和智慧的經濟決定論。強大的政府，在國內外的帝國主義行徑，對混亂的代價所產生的刻骨銘心的意識，靠的全都是這一觀念︰凡是被統治者的問題，統治者無所不知。每一種理論都有一個不由自主的盲點(p. 114-115)。
討論教育對偏見的影響︰
在任何有助於思想的文明中，一個人既懷有偏見，同時又能抱有中立見解，是不可思議的，任何教育規劃都不可能建立在這種理想的基礎上。偏見可以被察覺、置疑和淡化，然而，只要那有數的一部分人不得不把一個龐大的文明壓縮進簡短的學校教程，他們就一定會打上周圍環境的烙印，並且抱有偏見。他們的思維和行為傾向取決於那些偏見是否帶有善意——對其他人和其他觀念有無善意，取決於他們是否能對確實感到美好的事物產生熱愛之情，而不是他們未能看出美好之處的事物加以憎惡(p. 121)。
對立派別之間的成見︰
由於我的道德體系有賴於我所認可的那種版本的事實，那麼只要是否定我的道德判斷或者我那個版本的事實，無論是誰，我都認為他是錯誤的、異己的、危險的。我該如何對他作出說明呢？反對者總要得到解釋，而我們所能找到的最終解釋就是他看到了一些不同的事實。我們一直在迴避這樣的解釋，因為它會侵蝕我們自認為是冷靜而全面地看待生活的信心的基礎。只有當我們習慣於把我們的觀點看作是我們透過自己的成見得到的局部經驗時，我們才能真正做到對反對者的寬容。如果沒有這種習慣，我們就會把自己的觀點絕對化，而且勢必認為所有的反對意見都居心叵測。雖然人們樂於承認一個「問題」會有兩個方面，但卻不會相信他們所認為的一個「事實」也會有兩個方面。如果沒受過長期的嚴格教育，沒有充分意識到他們對社會狀況的瞭解是多麼間接和主觀，他們就決不會相信這一點。
所以，如果有兩個派別，他們各自清晰地看到了有利於自己的一個方面並且對自己的見聞做出了各自的解釋，那麼要讓他們富有誠意地相互信任幾乎就是不可能的。如果那個樣本在某個關鍵點上符合他們的經驗，他們就不會再把它視為一種解釋。他們會把它看作「現實」(pp. 126-127)。
民意是各種干擾的結果︰
越是沒有受過訓練的頭腦，就越是喜歡作出一種揣測︰如果兩件事情同時引起了注意，那就說明它們有著因果聯繫。我們已經比較詳細地說明了事情是怎樣引起我們注意的。我們知道，我們接觸資訊的途徑是佈滿了障礙的，是不確定的，而且我們對資訊的理解受到了我們的成見的深刻影響，我們進行推理時所能夠得到的證據往往會屈從於辯解、威望、道德、空間和抽樣調查給我們造成的錯覺。我們現在應當注意到，由於一開始就受到這種污染，民意會更加令人困擾，因為在多半是通過成見觀察一系列事件的過程中，我們已經接受了相當於因和果那樣的順序感或者對應性。
這種情況在同時出現了兩種觀念並且激起了同一種感情的時候最有可能發生。如果它們同時出現，那就有可能激起同一種感情；即使它們沒有同時進入一種強烈的感情，也會從記憶的各個角落裏找出那些能使人感到一模一樣的觀念。於是，一切令人討厭的事情都會集中到同一個因果系統，一切令人愉快的事情也同樣如此(pp. 151-152)。
作者批評機械行為論︰
因為人們渴望特定的事物，為人處世採取某些特定的方式，就斷定人類天性就會有那樣的渴望和那樣的行為方式，這種猜測絕非證據確鑿。慾望和行動都是學來的，而另一代人可能就會有不同的學法。分析心理學與社會史共同支持了這一結論。心理學證明，特定刺激和特定反應之間的聯繫，就其本質而言是偶然的。廣義上的人類學強化了這一觀點，它證明了激發人們情感的對象和人們據以認識對象的手段，依時代、地點的變化而永無休止地變化著。
人們始終在追求他們的利益。但他們如何追求卻非命中注定。因此，只要這個星球還能繼續維持人類的生命，人就會無休止地研究自身的創造性活力。他不會發佈機械行為論的判決。他可能會說——也許他應當說——凡是他認為有益，他這一生都不會變。但在這樣說的時候，他就把自己的生活限定在自己親眼所見的範圍之內，而拒絕那些他能用心靈看見的事物；他會把自己偶然擁有的一種尺度用來衡量甚麼是有益的。 (pp. 183-184)
大眾解決爭端的形態︰
直接行動的極限就是人人都在某個呈現在大眾面前的爭端中出於各自的實際而說「是」或者說「不」的權力。因為，只有在最簡單的情況下，一個爭端才能而同樣的方式自發地、幾乎同時呈現在大眾的全體成員面前。……當領袖沒有出現時，群眾就會漫無目的地到處亂轉，各懷心思茫然無措，或者聽天由命袖手旁觀，就像有一天五十個人湊在一起觀看一個人自殺。
視線之外的世界能夠給我們留下的絕大多數印象，乃是在幻想中上演啞劇。我們很少有意識地對超出我們眼力的事件作出甚麼決定，而且每個人能夠去落實的決定都是不足掛齒的，假如他還打算去落實的話。我們難得碰上實際的爭端，因此沒有養成作出重大決定的習慣。如果我們所接受的絕大多數資訊沒有暗示我們應當如何感受新聞，這一點恐怕會更明顯。我們需要那種暗示，如果沒有在新聞中找到它，我們就會轉向社論和值得信賴的顧問。如果我們感到自己捲入了其中，那種幻想就會不舒服，直到我們確定了自己的立場，也就是說，直到事實被加以概括，我們認為能夠對它們說「是」或者說「不」的時候，這種感覺才會消除(pp. 219-220)。
美國開國時的民主理論假設︰
民主理論從對終極的人類尊嚴的美好設想出發，由於缺乏報告環境的知識手段，不得不求助於在選民中碰巧累積起來的智慧和經驗。用傑佛遜的話說，上帝把人們的胸膛「作為他的特殊倉庫，用來寄存那些真正名副其實的美德」。這些特選子民在他們的獨立環境中能夠獲得全部事實真相。這環境是那麼熟悉，一個人會認為大家都在大量談論同一些事情乃是理所當然。因此，唯一的分歧大概只是發生在對同一些事實進行的評價上。無需對資訊來源進行保護。它們全都明擺在那裏，人人都同樣唾手可得。也無需為終極標準操心，在一個獨立的共同體中，人們可以採用——或至少已經採用了——同樣的道德標準。因此，唯一發生歧見的地方就是如何把公認的標準合乎邏輯地用於公認的事實。由於推理的官能也被充分地進行了標準化處理，一個推理錯誤也會迅速面臨對它的自由討論。於是，在這些限度內就可以自由地獲得真理。共同體認為提供資訊乃是理所當然，它的規則是透過學校、教會、家庭和政權告訴人們如何從一個前提得出一些結論，而不是具備發現前提的能力，這被認為是思想訓練的主要目的(p. 258)。
民主之謬誤︰
民主之謬誤在於它只關心統治的起源，卻忽視了過程和結果。民主主義者一貫認為，政治權力如果源自正道，則必然會帶來仁政。他的全部注意力都放在權力的來源上，他迷戀的信條是，表達人民的意志才是大事，原因一，表達乃人的最高利益，二，人民的意志天生即善。然而，對大河的源頭如何治理，都無法完全控制其後來的表現。民主主義者醉心於尋求一種形成社會權力的良好機制，即選舉和代表的良好機制，卻幾乎完全忽視了人的其他利益。無論權力如何形成，最關鍵的在於權力如何行使。文明品質的決定因素是權力的使用方式，而使用方式是無法從源頭進行控制的。
如果你想完全從源頭控制政府，那麼所有重大決策就必定會變成隱形決策。因為，既沒有甚麼本能可以自動作出帶來美好生活的政治決策，那麼實際行使權力的人就不僅不能表達人民的意志——因為在絕大部分問題上根本不存在甚麼意志，而且他們還會依據完全不為選民所知的見解去行使權力(p. 290-291) 。
任何時候我們都無法想像會有這樣的前景︰所有人都能清清楚楚地看明白整個無形的環境，因而在全部政府事務上自發形成明確的民意。即使有這種可能性，我們中間很多人是否願意惹這個麻煩或者花費時間去形成對影響我們的「任何社會行為方式」的看法，也是大可懷疑的。唯一並非幻覺的前景，就是我們每一個人都在各自的空間儘量描繪出無形世界的真實畫面，以及使越來越多的人們成為保持這種畫面的現實性的行家好手。在我們自身可能具有的相當狹窄的注意力範疇之外，社會控制取決於設計出生活目標與查核方法，據此衡量政府官員和產業領袖的行為。我們不可能像那些玄妙的民主主義者一貫想像的那樣親自激發或指導所有這些行為，但是我們可以堅持將所有這些行為紀錄在案並客觀衡量其結果，從而加強我們的實際控制(p. 292)。
新聞的性質︰
新聞不是社會狀況的一面鏡子，而是對已經顯露出頭角那方面的報告。新聞不會告訴你種子如何在土壤中生長，但可以向你報告第一棵秧苗的破土而出，甚至告訴你某人對種子在地下的情況都說了甚麼。它還可能告訴你新芽並不是在預期的時間冒出地面的。任何正在發生的事情，如果可以確定、證實、衡量和命名的特點越多，新聞的發生點就越多(p. 314)。
現代生活的重大真相不會自發地形成眾所周知的形態，必須有人賦予它們形態，由於記者不可能按照常規給事實一種形態，而不抱偏見的資訊機構又幾乎不存在，於是抱有偏見的各方當事人就會去滿足闡述某些事實的需要(p. 317)。
到達讀者手中時，每份報紙都已經是一系列選擇的產物，這些選擇包括印甚麼新聞、印在甚麼位置、每條應佔多大版面、各自的重點是甚麼等等。這裏沒有甚麼客觀標準。也沒有甚麼成例可循。……你喜歡哪一條是個口味問題，但對編輯來說就不完全是個口味問題。他要解決的問題是判斷如何才能讓某一批讀者拿出半小時的注意力放到他的報紙上。而吸引讀者的注意力決不等於按照嚴格宗教教義或者某種道德文化形態規定的方式去陳列新聞，而是如何激發讀者情感，使他與內容產生共鳴。如果不能給讀者提供機會使他對新聞所描述的鬥爭如臨其境，新聞就不可能吸引大量讀者。……為了進入新聞，他必須先在故事中找到一個熟悉的門檻，這就是成見的作用。
……所有這些因素綜合起來便形成了製造民意所需要的能量。編輯們則進行強化。有時報紙上的新聞過於混亂，令讀者難以認同，那就要給讀者提供一個線索。如果他要在忙忙碌碌中了解新聞——我們絕大多數人都是這樣——這條線索就是必不可少的。他需要某種暗示，告訴他像他這樣的人在甚麼地方可以和他讀到的新聞產生共鳴(p. 324-325)。
社會科學︰
科學與行動的實際結合給兩者都帶來了巨大好處︰行動得益於信念的澄清，信念得益於行動的不斷檢驗。我們還只是處在起步階段。但是如果我們同意，所有大規模形式的人類聯合體，由於絕對的實際困難，必定會認識到需要讓專家來報告他們的特定環境，那麼這種想像力就有了一個能夠發揮作用的前提。在專家們交流技術和結果時，我想我們就可以看到社會科學開始運用實驗方法了。當每個學區和每一項預算、每個醫療機構、每個工廠或是每一份關稅表都成為彼此的知識原料時，可比經驗的數量就會開始接近真正實驗的程度。……只要有紀錄並可得到這些紀錄，就會得到極為豐富的經驗。而且，還能得到機會進行檢驗，其風險之小，可以允許對每一種合理的假設進行公平檢驗而不至動搖社會基礎。
……關鍵在於……，在民眾個人和他所處的大環境之間必須插入某種形式的專門知識(pp. 342-343)。
訴諸大眾的問題︰
外部的一般大眾只能根據事後的結果和事前的程序來判斷他們的條件是否完備。民意得以持續下去的大原則根本上是程序的原則。局外人可以要求專家告訴自己有關事實是否已得到適當考慮，但在大部分情況下他自己並不能判斷出何謂有關事實，何謂適當考慮。局外人或許可以判斷對決策感興趣的團體的意見是否得到了採納；如果是無記名投票，那麼投票過程是否公正或者投票結果是否得到公認等等。如果新聞告訴他甚麼事情值得觀察，他便可以觀察程序。假如正常出來的結果有悖於他對美好生活的理想，他可以對程序本身是否正確提出質疑。但如果他在每一種情況下都試圖只相信自己而懷疑程序，然後巴望著一種像舞臺上力挽狂瀾的萬能大叔那樣的「民意」，他就會把自己弄得更加糊塗。他將得不到任何合乎邏輯的思想訓練。
在所有錯綜複雜的問題上都訴諸大眾的做法，其實在很多情況下都是想借助並無機會知情的多數人的介入，來逃避那些知情人的批評。孰勝孰負要看誰的聲音更響亮更迷人，誰更有手腕更無恥，誰能在報紙上佔據更大的版面。即使編輯一絲不苟地公正對待「對方」，這公正也並不充分。那些組織良好、資金充沛、雷厲風行的政黨強硬派，對於對手會不置一詞(p. 363)。
克服偏見的教育︰
如果教師能夠得到一個社會系統的運轉模型，他就能夠利用它讓學生敏銳地意識到他的頭腦是如何思考陌生的事實的。除非有這樣一個模型，教師是不可能指望幫助人們為他們將面臨的世界做好充分準備的。他能夠做到的，是幫助人們在更加瞭解自己頭腦的情況下面對世界。他可以利用個案方式培養學生形成審查資訊來源的習慣。……他可以告訴學生新聞檢查、保密觀念的特點，並讓他瞭解既往的宣傳史。他還可以運用歷史，告訴學生成見是如何形成的，使學生養成對印刷文字喚起的形象進行審視的習慣。他可以透過比較歷史學和人類學，使學生終生不忘那些法典是如何將想像力固定在一種特定模式中的。他可以教給人們不要濫用比喻、戲劇化關係和將抽象事物擬人化。他可以向學生展示一個人怎麼會認同這些比喻，怎麼會變得興致勃勃，怎麼會根據自己所持的特定見解來選擇採取那些壯烈、浪漫或者經濟姿態的。
對錯誤的研究不僅是最高程度的預防措施，同時也會激發對真相的探索。隨著我們的頭腦越來越深刻地意識到自身的主觀性，我們便對客觀方法產生了前所未有的熱情。我們會生動地認識到我們的偏見能夠造成的巨大危害和殘酷後果，這在以往一般是認識不到的。消除偏見最初可能會令人痛苦，但由於和我們的自尊密切相關，一旦成功之後，則會給人帶來無比的舒暢和自豪。注意力的有效範圍將得到極大擴展。隨著各種流行範疇的瓦解，對世界簡單而僵硬的看法將被打破，舞臺會變得生動而充實，情感自然會得到激勵，從而由衷地感激科學方法，否則它就不容易被喚起，即使喚起了也不可能持久；偏見生成得更容易，也更加引人入勝。因為，如果你教授的科學原則聽上去始終是公認的科學原則，那麼它們作為一項訓練的主要長處——它們的客觀性——就會變得很沈悶。但是如果一開始就把它們作為戰勝精神迷信的輝煌成果來教授，那麼追擊和征服的興奮感或許可以幫助學生更好地完成這樣的艱難過渡︰從畫地自限的經驗走向好奇心趨於成熟、理性得到激發的階級(pp. 369-370)。
現在看來，作者當時的期望可能一點點，過份樂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