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完了Adair Turner的Between Debt and the Devil，主題是信貸擴張如何令金融不穩，以及怎樣解決2007至08年金融危機後債務積壓與需求不足。作者指，現代金融體系的根本問題是，放任其不管無可避免導致債務積壓，特別是以債務來購買既有資產，當中最主要是房地產。這種債務以個別銀行看來可能是理性與有利可圖，但總體卻會導致經濟不穩。就像污染一樣，債務擴張也需要由政策限制。
作者列出信貸擴張背後的三項推動因素︰一是現代經濟中房地產的重要提高，人們更常借貸以購買房產；二是不平等增加，在富人消費所得比例比較不富有者低時，不平等增加意味著需求與經濟增長下跌，或者較不富有者需要增加借貸以抵消富人較多的儲蓄；三是與長期及有用資本投資無關的全球經常帳不平衡，隨之而來的是不可持續債務累積。
2007至08年金融危機後，全球債務水平持續提高，讓財政赤字與超寬鬆貨幣政策的效力受限。作者認為，假如我們面對的問題是名義需求不足，還可以選擇創造「法定」貨幣，以中央銀行發行貨幣資助公共赤字或註銷公債。這政策選項一向是禁忌，因為過度發行貨幣會引致通脹，摧毀貨幣體系。但作者指出，私人信貸創造同樣危險，我們必須平衡不同選擇的好處與危害。
金融佔GDP比例從1970年代開始上升，特別是在住戶信貸與資產管理上快速增加。實體經濟擁有固定收入資產增加，金融機構之間的活動更為活躍，金融家的薪酬也更高。許多有能之士投入交易策略與金融創新，而不是科學研究或工業創新。假如這些交易策略與金融創新並未令市場經濟更有效率，這些技能就白白派費。
在2007至08年金融危機前，大多數政策制定者與學術經濟學家認為金融擴張有益，或至少不怎麼需要注意。這種偏好可分成三類︰一是金融理論認為金融創新與流動性增加必然有益，因為市場會更為完整與有效；二是假定銀行與影子銀行體系增長能為企業與住戶提供更多信貸，據指這會帶動經濟增長並讓更多人成為業主；三是當代宏觀經濟學模型中沒有金融體系的角色，只注重中央銀行以利率政策穩定通脹。
作者指，以上偏好出現兩項論述錯誤，一是它未能認知到金融市場與其他市場並不相同，市場自由化在金融範疇上的好處遠較其他市場少，二是它未能意識到銀行與影子銀行，以及債務的信貸與貨幣創造，對宏觀經濟帶來關鍵影響。即使金融擴張在一定限度之內對經濟發展有正面作用，在超過特定水平，尤其是考慮到債務時，更多金融活動可能有害。
效率市場假說認為證券價格已充分並理性反映所有現有資訊，當中蘊含以下假設︰人們整體而言理性，即使有部份人非理性，其影響也是隨機的，因此他們的影響會互相抵銷；即使非理性足以令價格偏離理性價值，理性套利者也會利用這種機會獲利，讓價格重回有效理性。
與效率市場假說不同，在現實世界中，金融市場不時會出現泡沫與崩盤，當中涉及以下五種因素︰一，人類決定並不完全理性，我們會自然地從眾；二，非理性並非獨立與隨機，而是非常互相關連；三，理性套利者不可為整個金融市場套利，這種投資組合並不存在；四，即使理性投資者也可能會追隨非理性群眾，只要他們在最後崩盤前離場就可以獲利；五，未來存在無法以數學計算的不確定情況，令各種風險模型失效。就算證券的相對價格可以有條理地制定，形成「沒有免費午餐」的事實，這也不代表在絕對意義上「價格總是正確」。
當金融市場並不一定有效率，金融擴張就可能會增加額外與不必要的成本，令市場更為波動與經濟較為不穩。新的金融工具既可能用於避險，也可能只是用於互相賭博。當市場變成大規模賭博時，就會產生對社會無用的波動，正如CDS讓影子銀行體系變成不穩動力所示。這並不表示金融活動必定越少越好，而是代表我們必須務實考慮貨幣價值的公共政策干預議題。
以債務而非股本投資的好處是，投資者不需知道計劃的實際情況，也可以預期獲得穩定的回報。然而債務也帶有以下危險︰一，讓投資者忽視風險，即回報有規定上限，但有小機率會出現顯著損失；二，債務市場會受新信貸供應「突然停止」影響，讓信貸易於先以優惠條款過度供應，然後在任何價格都缺乏供應，這會令債務延期更為困難；三，債務合約的調整並不平順，清盤往往帶來龐大行政支出與資產低價急賣；四，信貸增長停止帶來的資產價格下跌，會進一步減低市場信心與信貸供應；五，資產價格下跌可能造成有通縮影響的債務積壓效應，抑壓總需求、經濟增長、資產價格與市場信心。
銀行放款予借款人時，既在銀行資產負債表中建立一項資產，同時也在借款人帳戶在建立一項銀行負債。信貸會在之後償還，但借款人帳戶的錢則可立即運用，這種「期限轉換」實際上創造出購買力。現代經濟的「貨幣」絕大部份都是這種形式，在英國佔98%，只有2%是鈔票與硬幣。
銀行以信貸創造貨幣在刺激名目需求增長中扮演關鍵角色，這既可以讓購買力偏向投資，帶來至少是短暫的經濟增長，也可以扭曲購買力導向資產投機。部份準備金制銀行讓創造信貸與購買力的能力大為提高，這可能會令信貸過剩。2007至08年金融危機前，中央銀行主要以利率確保穩定的低通脹，相信這足以保證金融與宏觀經濟穩定，但危機證明，這種假設頗為錯誤。
教科書通常假定，銀行的角色是將儲戶儲蓄借貸給商業作資本投資，但實際上並非如此。2012年英國的銀行貸款中，只有不多於14%是用於非房地產資產的投資融資，65%用於住屋房貸，7%用於消費信貸。以信貸融資消費更有可能無法持續；以信貸融資資本投資，在未來不確定與新資本資產需要時間建立下，有可能造成過多投資，讓資源錯配並帶來債務積壓效應。
以信貸融資既有資產以房地產為主，這反映出在富裕社會中房地產在財富佔比中日益重要，主要是由於城市土地的價值上升。城市土地價值上升部份是由於資訊與通訊科技發展，資本設備價格下跌，進而令土地在投資佔比增加，部份則反映人們的消費偏好，人們將其收入更大佔比用於競爭有限的吸引土地。
在個別銀行而言，放款給房地產似乎，並有時實際是，較低風險與較易管理的貸款。但在房地產供應無法輕易增加下，信貸供應、信貸需求與資產價格會形成自我增強的循環。更多 信貸供應推高房地產價格，增加放款者與借款者的淨值與信心，放款者更相信往後的貸款會安全，借款者可以在相同貸款與估值比例下借得更多。作者提出，現代經濟金融不穩的核心就在於，銀行有無限能力創造信貸、貨幣與購買力，但在吸引地區的房地產供應則有限甚至有時幾乎固定，讓房地產價格不穩與潛在波動，同時經濟易受金融危機與危機後衰退危害。
2007至08年危機後，私人債務佔GDP比例下降，但公共債務則上升，顯示槓桿並未消失，只是從私人轉向公共部門。此外，槓桿也在不同國家之間轉移，危機後先進經濟體私人去槓桿與衰退，伴隨著中國的信貸在危機後快速增長。以全球計，債務佔GDP比例增長在危機後反而加速。
債務積壓讓傳統政策失效或有不良副作用，政府財政赤字帶來短期刺激作用，但在公共債務已大量累積後，更多財政政府似乎更為困難。利率已降至零甚至更低，量化寬鬆、前瞻指引與借貸基金都旨在減低長期或實際支付利率以刺激實體經濟。但是量化寬鬆提高資產價格，因而增加財富不平等，不平等本身就是信貸密集經濟增長的推動力。低利率也會重新刺激過度信貸增長，長期利率保持低水平則可能刺激現有資產投機，而不是新的商業投資。在2009至2012年超寬鬆貨幣政策可能不得不為，但作者認為它是一劑烈酒。
近年金融體系的活動與複雜程度增加與三項因素有關︰全球化、國內自由化與影子銀行各種現象。在1970至1980年代期間，先進經濟體移除幾乎所有跨境資金流動限制，許多發展中國家也在世界銀行與國際貨幣基金鼓勵下跟從。主要國際銀行深入涉及全球資金流動與交易，以及與其他銀行的跨境關係，讓金融資產負債表相對國內收入比例增長。
1970至1990年代期間許多國家推行金融市場自由化，包括廢除放款總量限制、各種金融機構——例如零售銀行與投資銀行，企業的銀行與非銀行活動——的分界逐漸消除，以及短期利率日漸成為管理經濟週期的唯一政策工具。金融市場逐漸被視為與其他市場相同，最適合在自由市場上競爭。
由1970年代開始，證券化創新讓金融機構將各種貸款整合為信貸證券，並擴展至房貸、汽車貸款與學生貸款等。這些證券也「建構」為不同份額，成為不同風險與回報的組合。發行、交易與持有這些信貸證券的非銀行金融機構急速增長，同時貨幣市場共同基金在1980年代興起，讓信貸可完全繞過銀行進行。銀行即使參與也更常只是多重步驟的其中一步，例如將存款投入貨幣市場共同基金，但資金透過批發融資市場回流銀行。自1980年代起，衍生金融工具市場如利率掉期與期權市場也開始繁盛。
銀行活動增長絕大部份涉及與其他金融機構，例如銀行、非銀行交易商、對沖基金、資產經理或保險公司的活動，令銀行資產負債表由金融體系內的資產與負債主導。理論上，金融體系更為複雜可以讓銀行投資組合更平衡，並減少期限轉換帶來的風險。但實際情況在四方面與此模型有異︰一，許多信貸風險並未轉至最終投資者上，而是留在同一或其他銀行的交易帳目中，正如2007至2008年信貸證券損失最大的是大型商業銀行與證券經紀投資銀行。二，期限轉移風險並未從體系中消失，只是轉至影子銀行。三，這一體系侵蝕良好信貸分析的誘因，因為信貸證券經多重步驟散佈，每一步的參與者只需要考慮轉手前的價格，房貸銷售員並沒有誘因確保借款人有能力還款，只需要關注信貸證券是否能夠售出。四，衍生工具不是用於避險，反而大規模產生風險，甚至出現虛構的合成CDO，以讓信貸違約掉期有對象可以對賭。
基於過去價值紀錄的風險價值模型容易忽略極端價格波動，而且未能認知未來不是由計量機率風險，而是由根本不確定主導。一旦資產價值開始下跌，按市值計價會計、抵押品、追加保證金與風險價值模型會形成自我加強循環，令價格、市場信心與市場活動不斷下跌，引致2007至2008年回購市場的估值折扣大幅上升，交易量劇跌，批發融資市場崩潰。
作者指信貸急速擴張並不是經濟增長的必要條件，原因是許多信貸增長對刺激名義需求增長無關，反而導致過度槓桿與債務積壓，而且不需要私人信貸創造也可以刺激名義需求。為達致溫和通脹與2-3%實質增長的目標，可運用以下三種手段︰增加金屬貨幣、創造政府「法定」貨幣，以及私人信貸與貨幣創造。金屬貨幣的問題是供應有限，不能在有需要時快速增加，法定貨幣過多有嚴重通脹的危險，私人信貸與貨幣創造並不穩定，也需要中央銀行管制。
以債務融資政府財政赤字刺激需求有兩項潛在影響，一是排擠效應，讓私營部門的投資或消費減少，這會在利率過高吸引私營部門購買政府債券，或者中央銀行調高利率以避免財政赤字引致通脹時出現；二是「李嘉圖等價」效應，即住戶與企業預期現時政府赤字會令未來稅負增加，因此削減投資或消費以支付未來稅項。當利率接近零，或者住戶與企業並未像李嘉圖等價假定般完全理性時，財政赤字可能有短期刺激需求的效果。但長期名義需求增長只會在以下情況發生︰最初的赤字刺激引起私人信貸與貨幣創造增加，或者未來累積的公共債務貨幣化，即支付利息的公共債務，由不支付利息的法定貨幣取代。換言之，只有在私人信貸與貨幣創造，或者法定貨幣之間取捨。
作者指現代經濟大多數信貸與經濟增長無關反映在三方面︰一是信貸用於融資購買已有資產，導致投機，二是分配不平等增加，在富人儲蓄比例較高下，令總需求減少，較不富有者增加借貸以維持消費，槓桿增加讓較不富有者在資產價格波動時更難維持，這又會增加不平等；三是全球經常帳不平衡上升，讓債務在沒有高通脹下也能過度增長。
在總投資需求相對意願儲蓄下降下，實質利率的均衡水平可能大幅下降。這會形成兩項問題︰一是所需利率實際為負數時，利率政策無法確保合適的經濟成長；二是長期低利率提供強烈誘因，讓私人信貸增長注重現有資產投機。作者認為，公共政策既需要限制部份類別的信貸創造，也要明確促進或補足其他不足的投資，例如基礎建設投資。
日本、南韓與台灣的成功故事包含三項重要元素，首先是土地改革，建立密集小型農業，讓增長人口就業並提高農業生產力，解開地主對農民的債務束縛，並為農民提供小型貸款。其次是以工業政策鼓勵製造業發展，包括保護國內政策與鼓勵出口市場。最後是指導取向的金融體系，特別是確保高投資與分配投資至生產目的。強制儲蓄與投資的政策包括要求銀行向商業貸款、阻止銀行向消費者貸款，以及透過限制零售銀行業務及資本控制減低存戶回報。
在經濟增長至較接近先進經濟體水平後，投資的需要減少，讓以政策推動的高投資更易形成浪費。這時國家需要轉型至較少投資與更多消費的經濟增長，對商業借貸的補貼需要減少，並增加消費者信貸。然而這種轉型並不容易，消費者信貸增長傾向於形成房地產泡沫。日本在1990年代經歷嚴重衝擊，南韓也在1997年亞洲金融風暴中受災。東亞的經驗顯示，政府指導或市場分配信貸都不一定帶來最適當的結果，這是在不同危險之間的選擇。
中國正開始從高投資增長中轉型，作者指出它在兩方面較為脆弱，一是在重工業中，鋼鐵、煤、水泥與其他資本密集工業的國營企業以信貸融資，但現在面臨產能過剩；二是房地產與基礎建設以貸款融資，並預期透過土地價格上升還款，這會增加信貸與資產價格自我增強循環的危險，在順景時推動過度投資，但跌勢時帶來債務積壓與違約威脅。在中國資本帳流動朝向自由化下，其政策將會為全球帶來重要影響。
現代國際資本流動並非從富有國家轉向有較多投資機會的發展中國家，大部份反而是由較貧窮國家轉向富有國家，或者在收入相似的國家之間流動。許多流入資金用於融資不可持續的消費、浪費的投資與及推高現有房地產價格，並在危機後帶來債務積壓效應。在危機後，部份國家只能以緊縮財政與貨幣政策應對經常帳赤字，有可能放大私人去槓桿的通脹影響。此外，國際資本流動的總值遠比淨值高，侵蝕國內貨幣政策的效果。國家提高利率以減慢國內信貸與資產價格上升時，卻可能因而令更多短期國際資金流入，形成資產價格上升。
歐元區建立讓區內資金流動大為增加，但這些資金在希臘用以融資不可持續的公共赤字，在西班牙與愛爾蘭則融資私人消費與房地產過度投資。2010年私人資金流行突然停止，歐元區制度設計的根本問題隨即浮現，即各國雖然擁有共同貨幣，但公共債務不是以聯邦形式，而是在各國層面下發行。歐元區國家無法發行自己的法定貨幣以償還債務，面臨違約風險，在金融市場上需要支付比其他國家更高的利息發債。私人去槓桿與公共財政整合同時進行，在歐元區邊陲國家形成需求不足與衰退。持有當地公共債務的銀行更受懷疑會否資不抵債，讓銀行融資成本上升，私人信貸成本增加，實體經濟信貸數量下跌，走出衰退變得更為困難。
作者指，即使是「好」放款也可以造成危害，「好」放款是指貸款很有機會獲償，潛在損失也足以由利率與銀行資本吸收。許多危機前放款都是在這定義下的「好」，但大量「好」放款仍會導致危機後出現債務積壓，還款者決心減低債務，因而減少消費，引起危機後的衰退。即使銀行誠實盡責，每一宗貸款看來對社會有益並在經濟上可持續，信貸總額仍可能帶來危險，需要以政策限制。
銀行積極在信貸證券與衍生工具交易運用風險管理模型，反對令金融體系更為不穩。許多交易員在危機前獲得巨額花紅，其交易活動卻留下有毒資產與損失。銀行家錯誤認為繼續信貸證券交易最符合股東利益。這既需要修改酬金的規則與架構，也需要推行回應金融不穩根本動力的改革。
作者提出，金融管制不應假定更多交易、流動性與金融創新必然是好事，限制金融合約範圍有時更正當，部份市場較少交易與流動性可以是好事，全球資本市場部份分離也可能是可取。即使現時通脹保持溫和，信貸過剩也會對金融穩定、債務積壓與通貨緊縮帶來潛在影響，有需要限制信貸存量的增長。私人槓桿比例在一定範圍以內與經濟增長成正比，但超過一定水平(例如GDP的90%)後，兩者關係可能會逆轉。
為限制信貸增長也需要回應背後三項推動因素︰房地產更為重要、不平等增加與全球不平衡。城市房地產需求增加的趨勢無法完全消除，但公共政策至少可緩和這種壓力。政策可鼓勵經濟發展的區域分散，減低稀有城市土地供應的重要。城市設計與發展政策需改善高密度下的居住環境。對土地價值或其增值徵稅可減少以房屋為投資，並有助於減低不平等。
不平等帶來的信貸主導經濟不穩可以限制信貸回應，但這可能會造成名義需求不足，而且讓初始財富不足者更難取得信貸。基於金融穩定與更廣泛社會原因，作者認為我們有需要扭轉或至少阻止不平等大幅增加，這需要更多收入與財富重分配的措施。
在全球經常帳不平衡方面，中國的盈餘在2014年開始回升，作者指它需要逐步讓人民幣升值，提供更多社會福利網以讓民眾有信心減少儲蓄，國營企業可支付更多股利，改善能源與土地投入價格過低，限制存戶對國營企業借貸的補貼。歐元區也需要推行政策刺激區內需求。全球合作制定國內盈餘與赤字佔GDP的上限，在原則上相當可取，但目前為止並未對實際政策有影響。
芝加哥計劃是指銀行以100%準備金運作，不再有貨幣創造的能力，改為由政府以法定貨幣融資少量財政赤字以刺激需求。作者認為此計劃有三方面需要注意︰一是私人創造購買力有其好處，讓投資得以實行，並可以平衡為短期政治好處增加財政赤字的危險；二是100%準備金銀行不足以解決過度私人信貸創造，這可以在非銀行體系發生；三是從現在高槓桿經濟至100%準備金銀行的轉型問題，例如將現有房貸注銷會讓一部份人大為受惠，另一部份人則受損。作者主張芝加哥計劃本身未必可行，但其原則可作參考，銀行或影子銀行的信貸數量與組成需要受限制與管理。
在債務會產生負面社會外部影響下，對債務徵稅原則上是合適做法。問題在於減少徵稅有利於債務的政策，會產生意外的得益與損失，後者會引來政治反對。金融的全球性質也讓徵稅更為困難，現時並沒有全球稅務協定，讓跨國放款可以逃避改革的影響。現時政府可能的改革，包括減少槓桿房地產投資的個人稅優惠，為企業利息扣稅設立槓桿上限，以及優惠股利發放以鼓勵股本投資。對尤其是房地產借貸，銀行也應有較高的資本要求。
有學者提出以共同風險房貸這種金融創新改革房地產融資，放款者在房價上升時可獲資本所得份額，反之則需承受損失。作者則指出，共同風險房貸對借款人有一項主要壞處，即房價上升時借款人的獲利減少，並更難購買相同價格的另一間房屋。即使共同風險房貸得以推廣，它也創造純粹投機下注的新機會，讓房價同樣陷入自我加強的循環。確保風險攤分的金融創新雖然可取，但不大可能是萬靈丹。
作者指，限制銀行或影子銀行的信貸數量與組成，需要以下五組政策︰
一，銀行監管不只旨在讓銀行體系安全，也要限制對實體經濟的放款，特別是房地產；
二，即使會減少市場流動性，也要限制有風險的影子銀行；
三，限制借款者取得信貸；
四，對短期債務資金流通設限；
五，確保有足夠資本融資投資，例如建立指定借貸類別的銀行。
具體措施包括︰在限制銀行信貸創造方面，提高資本要求、提高抗周期的緩衝、提高準備金要求，以及風險加權資產應反映宏觀經濟與系統風險。要求擔保融資市場設立最低估值折扣，以及在合約而不是機構層面實施資本要求，以限制影子銀行活動。在借款方面，房貸市場與商業房地產市場實行最高貸款相對價值／收入比例，設立房貸承銷最低標準要求，限制高利率無擔保消費放款。零售銀行與批發銀行業務應明確分隔，跨國銀行應以子公司而非分行運作，其資本與流動性應留在國內，受該國規限與監管。建立有特定放款用途的機構，例如融資可持續發展或中小企業。
面對債務積壓，在財政赤字會增加公共債務，而超寬鬆貨幣政策效果間接，並可能增加不平等與促進投機下，直升機派錢——即政府印刷鈔票並向民眾發放——是促進名義需求的可能方案，好處是直接將購買力給予消費者，而且不會帶來李嘉圖等價效應。派錢規模會影響效果，假如規模過大會造成通脹，規模不足則效果有限。在部份準備金制度下，直升機派錢可能會刺激私人信貸創造，帶來需要刺激過度的危險。這可以通過準備金要求解決，在發放電子貨幣同時提高銀行準備金要求，實質上即新創造法定貨幣的準備金要求為100%。
現時各國的去槓桿過程面對以下困難︰人口與科技因素令實質經濟增長不像1950至1960年代高，讓債務較難償還，部份國家如日本與意大利，債務不可能單靠經濟增長與財政緊縮解決；以低利率與高通脹減少債務，會刺激新信貸增長，助長金融投機；任由債務違約與注銷可引起自我加強的債務通縮循環，名義需求崩潰，資產賤賣，消費與投資減少；經商議的債務注銷與重組規模有限，不足以處理現時的債務積壓情況。
作者提出貨幣融資是去槓桿政策的選項之一，公開貨幣融資有三項特定用途︰伯南克式直升機派錢、一次過的債務注銷以及銀行徹底資本重組。伯南克式直升機派錢以創造法定貨幣支付減稅或公共開支增加，作者認為英國與美國這在已不適用，但在需求不足的日本與歐元區仍有需要。公共債務注銷在日本尤其可行，因為日本銀行擁有大量日本政府債券，只需要將之轉為不付息債務，就能向公眾展示公共債務負擔實質減少。貨幣融資也可用於重組銀行資本，增加銀行的資本比例，讓金融體系更為穩健。
作者承認貨幣融資是危險藥物，使用過多會引起劇烈通貨膨脹，但他認為不應視這一選項為禁忌，因為原則上可以透過制度設計限制貨幣融資過度使用，而且另一刺激名義需求的途徑，即私人信貸創造同樣危險。貨幣融資可由中央銀行批準或否決，並由財政與貨幣政策官員共同決定具體用途。作者偏向認為貨幣融資應為一次過的措施，但假如長久經濟停滯變成嚴重問題，我們就可能要冒險持續使用貨幣融資。法定貨幣融資與私人信貸創造始終是在危險之間的選擇，兩者都不能達至完美。
2017年12月30日 星期六
2017年12月10日 星期日
The Great Leveler
看完了The Great Leveler，主題是歷史上不平等下降的方式，對象是社會內的所得與財富不平等。本書主張只有特定類型的暴力能持續壓下不平等︰大規模動員戰爭、轉型革命、國家失效或體系崩解，以及大範圍疫症。
二十萬年前，相對其他猿類，人類個體地位較低者更有能力組成聯盟，也可以運用投擲武器，有可能是公然以暴力支配與威嚇較少的原因。這意味著組織與暴力威脅可能在人類第一次趨向平等有重要角色。以採集維生的群體會阻礙經濟成長，減少生產較少剩餘累積，不平等水平較其他維生方式低。
雖然漁業採集群體或可以更不平等，但更廣泛不平等通常發生在產生剩餘更多農業與畜牧業。這時生產財可以受保護而免於被侵佔，擁有者也可以較穩定方式取得剩餘。確立土地與禽畜擁有權並可傳承後代，令群體內差異可以隨每一代擴大。穀物既需要大量人手在特定時間收割，收穫後又能長時間保存，令菁英更容易獲取與保留剩餘食物。在穀物與各種動物馴化後，不平等水平也急升至新高。
在人口增長，資源競爭加劇，不同群體衝突增加下，本來較主自平等的家戶也願意服從威權領導與不平等，以令群體更有效競爭。前現代國家形成讓少數統治階級與眾多糧食生產者區隔，轉為集體控制個別地區群體，獲取政治利益與商業利潤。大規模政治統一減少運輸成本、增加奢侈品需求、資本網絡擴張，擴大擁有資本者與其他人的差距。特別是前現代國家私有產權脆弱、執法不嚴、選擇地執法、官員腐敗、著重個人關係與靠近權力，造成權力不對等，上層更容易從政治與經濟活動獲得利益。此外，強制移民與奴隸制也提高整體社會的不平等。
中國在漢朝時期權力更為偏向財富菁英，長期和平允許財富累積並增加不平等，在東漢時尤其明顯。每當新朝代取代舊菁英，新興少數貴族家庭漸漸壟斷權力與財富來源。羅馬帝國首250年同樣相對和平，有利於財富累積。作者提出，在前現代社會中，巨富通常不是來自經濟手腕，而是政治權力。這種財富來源是否得以維持，視乎國君實施專制干預的能力與意願。幾乎所有前現代國家都偏向隨時間盡量增加不平等的模式。
作者根據歐洲不平等的長期數字指，經濟快速增長、商業化與城市化推高不平等水平。較早期富有者以奪取土地及在國家行動中獲益以增加財富，較近期除了尋租行為外，菁英也可從購買公債、全球商業網絡與更為城市化中獲益。從十八世紀末至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歐洲不平等程度幾乎都是不變或增加，不論國家是否較早工業化、土地是否稀有或政治制度如何。科技進程、經濟發展、全球化擴張與國家更強勢，配合長達一世紀不尋常的和平狀態，有助於保護私有財產及資本投資者獲利。
作者以1937至1945年的日本為例，說明大規模動員戰爭對經濟的影響。戰爭期間，政府管制、通貨膨脹與物理破壞整平所得與財富分配，特別是政府管制。當時國家有權僱用與解僱勞工、決定工作環境、商品生產、分配、移動與定價以及平息勞動糾紛，還有限制股息、凍結農租與部份價格、限制花紅與固定房租。個人與企業入息稅幾乎每年增加，最高邊際稅率從1935至1943年加倍。政府介入股市以推動戰爭債券，以及通貨膨脹加上租金固定，都令股票、存款與房產價格受壓。
兩次世界大戰前所未有的集體動員，加上推行累進稅率與針對菁英財富，是財富分配更平等三項主要元素。全面戰爭導致儲蓄率下降、資產價格受壓、物理破壞、國外資產喪失、通貨膨脹、累進稅、租金與價格管制，以及不同程度國有化，這些因素都令所得與財富不平等減少。美國內戰在動員人口比例與時間而言稱得上集體動員戰爭，但其戰爭性質仍較為傳統，財富在勝敗菁英之間轉移，缺乏重分配的機制。
在前現代軍事動員人口比例沒有那麼大，但較長期的戰爭可見於中國戰國時代。作者指，戰國時代出現各種減少或助長不平等的對抗力量，既有貴族地位下降，農民獲分配土地，但富人隨時間可藉由市場交易再度累積財富。軍事動員令國家需要徵收私人資源，限制財富不平等水平，但軍役與農產品雙重徵稅的體系頗為累退。軍隊運用步兵與大規模生產武器，不需要更進取與累進稅制以支付如戰船等昂貴裝備。重分配是手段，戰爭才是目的，而不是像現代經驗般相反。羅馬帝國的情況類似，而且按財產比例而言戰事費用負擔最重的是平民較富有者，最富有的菁英稅率較低，即使在危急時也很少讓步。
斯巴達軍事動員傳統與新征服土地似乎令其公民間資源平等維持一段時期，但在缺乏累進稅制與定期土地重分配下，軍事動員與平等規模無法長期抑制財富與所得不平等上升，到公元前五世紀起資源不平等已成為問題。在雅典，軍事集體動員、民主、累進稅制、國家佔GDP可觀比例與大量平民開支限制不平等，令它在公元前四世紀表現異常早熟地「現代」。
歷史上絕大部份戰爭都不是軍事集體動員衝突，而主要是統治菁英競爭土地、民眾與其他資源的控制。只有戰敗一方受摧毀，勝方領袖則可獲利，這種零和傳統戰事很可能會增加不平等。內戰的影響也與傳統戰事類似，有人發戰爭財，同時社會支出減少，而且戰後勝者可能不成比例地獲益，這都會增加不平等。
社會革命改變財富分配最明顯的例子是二十世紀共產主義。與集體動員戰爭一樣，暴力程度最為相關。1917年布爾什維克接掌俄國之後二十年，不平等比前革命時期大為壓制，由國家強制與動員窮人大規模掠奪只較為不貧窮者帶動，過程中直接令數百萬計人死亡或流放。過去八十年中國不平等改變最終都是由政治權力決定，而且在這段時期前半由暴力主宰。
相對於共產革命，法國大革命的暴力較低，其手段與企圖較有限，財富整平程度也較小。1860年代清朝太平天國雖然帶來嚴重破壞，但未有實行廣泛的重分配計劃，傳統地主與佃農的關係依然持續，沒有產生明顯的財富整平。歐洲中世紀與現代早期農民反抗要求的改變通常有限，而當其訴求轉為全面獲取權力時，強大的鎮壓力量則會將之摧毀。中世紀城市反抗的情況也類似。
前現代起義缺乏全面權力與堅決意識形態減少不平等，而即使是「現代」革命，當限制市場力量的抑壓消失，平等趨勢也會逆轉，正如在中國、越南、古巴與中歐所示。
按前現代的標準而言，國家主要目標是應對內部與外來挑戰者、保護統治者的盟友與伙伴，以及抽稅以實行這些任務與增進權貴菁英財富，國家崩壞就是指這些目標無法達成。體制崩潰則是指已有社會複雜架構急速而顯著喪失，令社會分層與勞動分工減少、資訊與貨物流通停滯，以及文明特徵——例如紀念建築——的投資下降。國家崩壞令經濟活動不穩，親近政治權力的好處完全消失，阻礙投資回報與掠奪式財富累積。體制崩潰令所以人情況都較差，但對富人的衝擊比窮人大，造成財富分配整平的效果。
在前現代農業社會，瘟疫透過改變土地與勞動比例，減低土地價格並提高勞動工資令不平等水平減少。這種整平效果多數並不持久，最終會在人口恢復後消失。中世界歐洲黑死病也反映人口改變以外因素會影響瘟疫帶來的後果。在西歐，工人從勞動稀缺中獲益，中世紀農奴制大致消失；在東歐，面對同樣的勞動稀缺，反而令貴族引進農奴制，更嚴格地限制勞工的責任與人身移動。貴族在東歐勢力大於國家與城市，令勞工無法在逃離後獲第三方庇護，可能是東歐貴族成功進一步限制農民的原因。
對於饑荒會否像瘟疫一樣可以減少不平等，作者指答案很可能是否定的，原因是饑荒沒有重大疫症那麼致命，而且地主比一般人更有能力渡過饑荒。即使是1315至1318年西北歐大饑荒，以及1845至1848年愛爾蘭馬鈴薯饑荒，致命程度與維持時間都難以與黑死病相比，其整平效果亦然。
除了涉及暴力的大規模動員戰爭、轉型革命、國家失效或體系崩解與瘟疫外，作者指其他較和平的選擇看來並未大幅降低不平等。和平而有效的土地改革並未在歷史中出現，土地改革最有重分配效果的不是源自革命與內戰，就是戰爭或其威脅的結果和平土地改革會受菁英抵抗，反而可能令富人受益，例如新土地的大小與限制有利於地主獲取土地。奴隸解放要降低不平等同樣伴隨暴力，否則對不平等的影響有限。
從1911至2010年的個案分析，宏觀經濟危機並未影響不平等狀況，銀行危機更會增加不平等。唯一例外是1929至1933年的經濟大蕭條，但是不平等程度在1930年代已回升。民主與不平等也沒有顯著關係，推行普選也不會影響最高稅率。
大規模人口外流個案甚少，影響視乎個別情況，假如大量較貧窮人口外流，也可能會增加接收人口國家的不平等情況。經濟從農業轉型至工業，以及從工業轉型至服務業，都顯然會助長不平等。轉型後的經濟增長也不會減少不平等，除非有暴力衝擊，否則經濟轉型的不平等增加不會逆轉。2000年開始拉丁美洲出現不平等減少，然而在缺乏暴力衝擊下，政府財政擴張能力受限，未必可以推動更進一步減少不平等的公共政策，如增加教育開支與擴張重分配政策。
作者推斷，假如二十世紀兩次世界大戰不像現實那麼持久與大規模，沒有資本破壞與貶值、進取的財政重分配，以及國家多重干預經濟，所得與財富不平等降低的程度肯定不會像1914至1940年代末期間那麼大。假如二十世紀要在沒有暴力衝擊下達至現時的不平等水平，首先，需要不平等水平和平地逐漸下降，雖然缺乏證據這會發生；其次，需要再多一世紀的和平環境；第三，需要假定二十世紀初資本集中的情況停止甚或反轉，這非常難以想像；最後，需要相信非暴力整平不會反轉。這四項條件要同時成立的門檻極高，強烈顯示沒有主要暴力衝擊下，已發展國家會出現比現實高的所得與財富不平等。
自1980年代末期至大約2000年，除了低收入國家外，所得分配在其餘經濟體都更為不均，而自1990年代至2000年代初，全球所有地區的首20%所得群組佔比都上升。除拉丁美洲外，這些國家在1910年代至1940年代都經歷大規模分配趨平，以及其後較溫和的整平情況。作者認為，最近不平等廣泛上升的現象，最好解讀為較早期暴力衝擊的整平影響減弱。
作者指出，只依靠現有標準指標或許會低估全球不平等水平，原因是︰一，堅尼系數反映極高所得影響的能力有限；二，未申報海外資產令現有數字比實際不平等情況低；三，現有指標通常反映相對不平等，但在絕對不平等方面，最高與最低所得差距擴大對堅尼系數變動影響不大。
歐洲的福利體系在未來面對兩項人口挑戰，其一是人口老化令退休金、醫療與長期照護支出增加，而且未來經濟增長速度預測將不如以往；其二是外來移民令人口同質程度減少，這可能會令重分配政策的支持度下降。此外，居住區隔、全球化、自動化、電腦化，甚至生化與基因改造，都可能會增加未來不平等程度。
作者指出歷史的教訓是，激進政策干預在危機時發生，在其他情況下這種規模的政策難以實現。此外，制定政策對不平等的影響有限，過去帶動物質分配平衡的暴力都遠超人類控制或任何可行政治議程。過去那四種趨平機制在今日的世界都不可行，而且也沒有心智正常者會希望它們再度來臨。
大規模動員戰爭這第一種機制已經過時。軍事衝突形式一向由科技主導，自1940年末核武器已導大規模常規戰爭淘汰，徵兵改由可操作複雜裝備的專業志願軍人取代，軍役脫離主流社會，不再有趨平的「動員效應」。人類社會也變得更為和平，特別是人口老化減少暴力衝突的可能。
另外兩種機制是轉型革命以及國家崩壞或體制崩潰。轉型革命唯一成功例子的共產革命只有在兩次大戰背景下才能實現，現在社會主義國家都已實行市場改革。國家崩壞或體制崩潰在未來也很可能極為罕見，因為經濟增長與國家財政擴張，國家制度已深殖於社會，較不可能完全崩壞。即使在制度不健全的國家，國家崩壞通常是由內戰觸發，而內戰一般不會產生不平等減少的後果。
最後一種機制是嚴重疫症。假如現在出現像前現代那麼大規模瘟疫，死亡人數將會是數以億計，遠超於最悲觀的預測。此外，未來任何全球疫症都可能局限於發展中國家。即使是1918至1920年全球流感爆發，死亡人數也與地區的平均每人所得強烈相關。即使未來確實發生傳染疫症導致突然大量死亡，也難以確定這對不平等程度的影響會與農業時代相同。全球勞動市場整合令勞工不足較不可能發生。長期而言，就算出現勞工不足，資本也可以取代勞工，以機械負責損失勞工的工作。
作者總結指，在有紀錄的歷史上，這四種大規模暴力機制減少不平等的影響遠超於所有和平手段，在未來不大可能出現這四種機制下，不平等趨平的展望並不樂觀。或許現代社會會找到新方法解決，但現時看不到這種趨勢。
在附錄中作者說明，社會處於不同經濟水平下，其最大可能不平等水平(IPF)也會改變。在經濟表現較低社會中，最大可能不平等水平受減去維生所需後的剩餘限制；到中等經濟表現時，社會最低要求則會是主要原則；到了更高經濟水平時，除了開採天然資源為主的社會外，不平等會受經濟複雜程度的需要限制。如圖所示︰
實際不平等相對最大可能不平等的比例，作者稱為「榨取率」(extraction rate)，反映不同社會的榨取程度。
二十萬年前，相對其他猿類，人類個體地位較低者更有能力組成聯盟，也可以運用投擲武器，有可能是公然以暴力支配與威嚇較少的原因。這意味著組織與暴力威脅可能在人類第一次趨向平等有重要角色。以採集維生的群體會阻礙經濟成長，減少生產較少剩餘累積，不平等水平較其他維生方式低。
雖然漁業採集群體或可以更不平等，但更廣泛不平等通常發生在產生剩餘更多農業與畜牧業。這時生產財可以受保護而免於被侵佔，擁有者也可以較穩定方式取得剩餘。確立土地與禽畜擁有權並可傳承後代，令群體內差異可以隨每一代擴大。穀物既需要大量人手在特定時間收割，收穫後又能長時間保存，令菁英更容易獲取與保留剩餘食物。在穀物與各種動物馴化後，不平等水平也急升至新高。
在人口增長，資源競爭加劇，不同群體衝突增加下，本來較主自平等的家戶也願意服從威權領導與不平等，以令群體更有效競爭。前現代國家形成讓少數統治階級與眾多糧食生產者區隔，轉為集體控制個別地區群體，獲取政治利益與商業利潤。大規模政治統一減少運輸成本、增加奢侈品需求、資本網絡擴張，擴大擁有資本者與其他人的差距。特別是前現代國家私有產權脆弱、執法不嚴、選擇地執法、官員腐敗、著重個人關係與靠近權力，造成權力不對等，上層更容易從政治與經濟活動獲得利益。此外，強制移民與奴隸制也提高整體社會的不平等。
中國在漢朝時期權力更為偏向財富菁英，長期和平允許財富累積並增加不平等，在東漢時尤其明顯。每當新朝代取代舊菁英，新興少數貴族家庭漸漸壟斷權力與財富來源。羅馬帝國首250年同樣相對和平，有利於財富累積。作者提出，在前現代社會中，巨富通常不是來自經濟手腕，而是政治權力。這種財富來源是否得以維持，視乎國君實施專制干預的能力與意願。幾乎所有前現代國家都偏向隨時間盡量增加不平等的模式。
作者根據歐洲不平等的長期數字指，經濟快速增長、商業化與城市化推高不平等水平。較早期富有者以奪取土地及在國家行動中獲益以增加財富，較近期除了尋租行為外，菁英也可從購買公債、全球商業網絡與更為城市化中獲益。從十八世紀末至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歐洲不平等程度幾乎都是不變或增加，不論國家是否較早工業化、土地是否稀有或政治制度如何。科技進程、經濟發展、全球化擴張與國家更強勢，配合長達一世紀不尋常的和平狀態，有助於保護私有財產及資本投資者獲利。
作者以1937至1945年的日本為例，說明大規模動員戰爭對經濟的影響。戰爭期間，政府管制、通貨膨脹與物理破壞整平所得與財富分配，特別是政府管制。當時國家有權僱用與解僱勞工、決定工作環境、商品生產、分配、移動與定價以及平息勞動糾紛，還有限制股息、凍結農租與部份價格、限制花紅與固定房租。個人與企業入息稅幾乎每年增加，最高邊際稅率從1935至1943年加倍。政府介入股市以推動戰爭債券，以及通貨膨脹加上租金固定，都令股票、存款與房產價格受壓。
兩次世界大戰前所未有的集體動員，加上推行累進稅率與針對菁英財富，是財富分配更平等三項主要元素。全面戰爭導致儲蓄率下降、資產價格受壓、物理破壞、國外資產喪失、通貨膨脹、累進稅、租金與價格管制，以及不同程度國有化，這些因素都令所得與財富不平等減少。美國內戰在動員人口比例與時間而言稱得上集體動員戰爭，但其戰爭性質仍較為傳統，財富在勝敗菁英之間轉移，缺乏重分配的機制。
在前現代軍事動員人口比例沒有那麼大，但較長期的戰爭可見於中國戰國時代。作者指，戰國時代出現各種減少或助長不平等的對抗力量，既有貴族地位下降，農民獲分配土地，但富人隨時間可藉由市場交易再度累積財富。軍事動員令國家需要徵收私人資源，限制財富不平等水平，但軍役與農產品雙重徵稅的體系頗為累退。軍隊運用步兵與大規模生產武器，不需要更進取與累進稅制以支付如戰船等昂貴裝備。重分配是手段，戰爭才是目的，而不是像現代經驗般相反。羅馬帝國的情況類似，而且按財產比例而言戰事費用負擔最重的是平民較富有者，最富有的菁英稅率較低，即使在危急時也很少讓步。
斯巴達軍事動員傳統與新征服土地似乎令其公民間資源平等維持一段時期，但在缺乏累進稅制與定期土地重分配下，軍事動員與平等規模無法長期抑制財富與所得不平等上升，到公元前五世紀起資源不平等已成為問題。在雅典，軍事集體動員、民主、累進稅制、國家佔GDP可觀比例與大量平民開支限制不平等，令它在公元前四世紀表現異常早熟地「現代」。
歷史上絕大部份戰爭都不是軍事集體動員衝突，而主要是統治菁英競爭土地、民眾與其他資源的控制。只有戰敗一方受摧毀，勝方領袖則可獲利，這種零和傳統戰事很可能會增加不平等。內戰的影響也與傳統戰事類似，有人發戰爭財，同時社會支出減少，而且戰後勝者可能不成比例地獲益，這都會增加不平等。
社會革命改變財富分配最明顯的例子是二十世紀共產主義。與集體動員戰爭一樣，暴力程度最為相關。1917年布爾什維克接掌俄國之後二十年，不平等比前革命時期大為壓制，由國家強制與動員窮人大規模掠奪只較為不貧窮者帶動，過程中直接令數百萬計人死亡或流放。過去八十年中國不平等改變最終都是由政治權力決定，而且在這段時期前半由暴力主宰。
相對於共產革命，法國大革命的暴力較低，其手段與企圖較有限，財富整平程度也較小。1860年代清朝太平天國雖然帶來嚴重破壞，但未有實行廣泛的重分配計劃，傳統地主與佃農的關係依然持續，沒有產生明顯的財富整平。歐洲中世紀與現代早期農民反抗要求的改變通常有限，而當其訴求轉為全面獲取權力時，強大的鎮壓力量則會將之摧毀。中世紀城市反抗的情況也類似。
前現代起義缺乏全面權力與堅決意識形態減少不平等，而即使是「現代」革命，當限制市場力量的抑壓消失，平等趨勢也會逆轉，正如在中國、越南、古巴與中歐所示。
按前現代的標準而言，國家主要目標是應對內部與外來挑戰者、保護統治者的盟友與伙伴，以及抽稅以實行這些任務與增進權貴菁英財富，國家崩壞就是指這些目標無法達成。體制崩潰則是指已有社會複雜架構急速而顯著喪失，令社會分層與勞動分工減少、資訊與貨物流通停滯，以及文明特徵——例如紀念建築——的投資下降。國家崩壞令經濟活動不穩，親近政治權力的好處完全消失，阻礙投資回報與掠奪式財富累積。體制崩潰令所以人情況都較差，但對富人的衝擊比窮人大，造成財富分配整平的效果。
在前現代農業社會，瘟疫透過改變土地與勞動比例，減低土地價格並提高勞動工資令不平等水平減少。這種整平效果多數並不持久，最終會在人口恢復後消失。中世界歐洲黑死病也反映人口改變以外因素會影響瘟疫帶來的後果。在西歐，工人從勞動稀缺中獲益，中世紀農奴制大致消失；在東歐，面對同樣的勞動稀缺，反而令貴族引進農奴制，更嚴格地限制勞工的責任與人身移動。貴族在東歐勢力大於國家與城市，令勞工無法在逃離後獲第三方庇護，可能是東歐貴族成功進一步限制農民的原因。
對於饑荒會否像瘟疫一樣可以減少不平等，作者指答案很可能是否定的，原因是饑荒沒有重大疫症那麼致命，而且地主比一般人更有能力渡過饑荒。即使是1315至1318年西北歐大饑荒，以及1845至1848年愛爾蘭馬鈴薯饑荒，致命程度與維持時間都難以與黑死病相比，其整平效果亦然。
除了涉及暴力的大規模動員戰爭、轉型革命、國家失效或體系崩解與瘟疫外，作者指其他較和平的選擇看來並未大幅降低不平等。和平而有效的土地改革並未在歷史中出現，土地改革最有重分配效果的不是源自革命與內戰，就是戰爭或其威脅的結果和平土地改革會受菁英抵抗，反而可能令富人受益，例如新土地的大小與限制有利於地主獲取土地。奴隸解放要降低不平等同樣伴隨暴力，否則對不平等的影響有限。
從1911至2010年的個案分析，宏觀經濟危機並未影響不平等狀況，銀行危機更會增加不平等。唯一例外是1929至1933年的經濟大蕭條，但是不平等程度在1930年代已回升。民主與不平等也沒有顯著關係，推行普選也不會影響最高稅率。
大規模人口外流個案甚少，影響視乎個別情況，假如大量較貧窮人口外流，也可能會增加接收人口國家的不平等情況。經濟從農業轉型至工業，以及從工業轉型至服務業，都顯然會助長不平等。轉型後的經濟增長也不會減少不平等，除非有暴力衝擊，否則經濟轉型的不平等增加不會逆轉。2000年開始拉丁美洲出現不平等減少，然而在缺乏暴力衝擊下，政府財政擴張能力受限，未必可以推動更進一步減少不平等的公共政策，如增加教育開支與擴張重分配政策。
作者推斷，假如二十世紀兩次世界大戰不像現實那麼持久與大規模，沒有資本破壞與貶值、進取的財政重分配，以及國家多重干預經濟，所得與財富不平等降低的程度肯定不會像1914至1940年代末期間那麼大。假如二十世紀要在沒有暴力衝擊下達至現時的不平等水平，首先，需要不平等水平和平地逐漸下降，雖然缺乏證據這會發生；其次，需要再多一世紀的和平環境；第三，需要假定二十世紀初資本集中的情況停止甚或反轉，這非常難以想像；最後，需要相信非暴力整平不會反轉。這四項條件要同時成立的門檻極高，強烈顯示沒有主要暴力衝擊下，已發展國家會出現比現實高的所得與財富不平等。
自1980年代末期至大約2000年，除了低收入國家外，所得分配在其餘經濟體都更為不均，而自1990年代至2000年代初，全球所有地區的首20%所得群組佔比都上升。除拉丁美洲外，這些國家在1910年代至1940年代都經歷大規模分配趨平，以及其後較溫和的整平情況。作者認為，最近不平等廣泛上升的現象，最好解讀為較早期暴力衝擊的整平影響減弱。
作者指出，只依靠現有標準指標或許會低估全球不平等水平，原因是︰一，堅尼系數反映極高所得影響的能力有限；二，未申報海外資產令現有數字比實際不平等情況低；三，現有指標通常反映相對不平等，但在絕對不平等方面，最高與最低所得差距擴大對堅尼系數變動影響不大。
歐洲的福利體系在未來面對兩項人口挑戰，其一是人口老化令退休金、醫療與長期照護支出增加，而且未來經濟增長速度預測將不如以往；其二是外來移民令人口同質程度減少，這可能會令重分配政策的支持度下降。此外，居住區隔、全球化、自動化、電腦化，甚至生化與基因改造，都可能會增加未來不平等程度。
作者指出歷史的教訓是，激進政策干預在危機時發生，在其他情況下這種規模的政策難以實現。此外，制定政策對不平等的影響有限，過去帶動物質分配平衡的暴力都遠超人類控制或任何可行政治議程。過去那四種趨平機制在今日的世界都不可行，而且也沒有心智正常者會希望它們再度來臨。
大規模動員戰爭這第一種機制已經過時。軍事衝突形式一向由科技主導，自1940年末核武器已導大規模常規戰爭淘汰，徵兵改由可操作複雜裝備的專業志願軍人取代，軍役脫離主流社會，不再有趨平的「動員效應」。人類社會也變得更為和平，特別是人口老化減少暴力衝突的可能。
另外兩種機制是轉型革命以及國家崩壞或體制崩潰。轉型革命唯一成功例子的共產革命只有在兩次大戰背景下才能實現，現在社會主義國家都已實行市場改革。國家崩壞或體制崩潰在未來也很可能極為罕見，因為經濟增長與國家財政擴張，國家制度已深殖於社會，較不可能完全崩壞。即使在制度不健全的國家，國家崩壞通常是由內戰觸發，而內戰一般不會產生不平等減少的後果。
最後一種機制是嚴重疫症。假如現在出現像前現代那麼大規模瘟疫，死亡人數將會是數以億計，遠超於最悲觀的預測。此外，未來任何全球疫症都可能局限於發展中國家。即使是1918至1920年全球流感爆發，死亡人數也與地區的平均每人所得強烈相關。即使未來確實發生傳染疫症導致突然大量死亡，也難以確定這對不平等程度的影響會與農業時代相同。全球勞動市場整合令勞工不足較不可能發生。長期而言，就算出現勞工不足，資本也可以取代勞工，以機械負責損失勞工的工作。
作者總結指，在有紀錄的歷史上，這四種大規模暴力機制減少不平等的影響遠超於所有和平手段，在未來不大可能出現這四種機制下，不平等趨平的展望並不樂觀。或許現代社會會找到新方法解決，但現時看不到這種趨勢。
在附錄中作者說明，社會處於不同經濟水平下，其最大可能不平等水平(IPF)也會改變。在經濟表現較低社會中，最大可能不平等水平受減去維生所需後的剩餘限制；到中等經濟表現時，社會最低要求則會是主要原則；到了更高經濟水平時，除了開採天然資源為主的社會外，不平等會受經濟複雜程度的需要限制。如圖所示︰
實際不平等相對最大可能不平等的比例，作者稱為「榨取率」(extraction rate)，反映不同社會的榨取程度。
2017年11月18日 星期六
掙扎的帝國
看完了卜正民《掙扎的帝國》，是哈佛帝制中國史的元明部份。書中以元明文獻紀錄的龍蹤開始，指出它多少反映出元明兩代在氣候與政治上的艱難。元明兩朝都需要面對南北在地理、文化與經濟分隔的問題，也因為國家命令與經濟因素出現移居潮，特別是從江南地區向西遷移。國家規模大令中央對地方難以監控，中央集權與地方行政間總是在折衷。
元明兩朝在全球小冰河時期下需要面氣候變化帶來的各種災害，如大雪、乾旱、洪水、蝗災、疫疾與饑荒。作者將兩朝最嚴重受災時期稱為「劫難」(slough)，指出元明共出現九次劫難，以發生時的年號命名︰元佔三次，分別為元貞1295-97、泰定1324-30與至正1342-45，明佔六次，分別為景泰1450-55、正德1516-19、嘉靖1544-46、第一次萬曆1586-88、第二次萬曆1615-17與崇禎1637-43。
氣候與人的關係可用兩種方式理解，一是皇帝道德與氣候有關，前者改善可令後者較為穩定，二是無力百姓認為氣候反常是天地人失衡的自然循環，只能忍受與問卜。作者也指出元明也不是總是災年，元初五十年、明初九十年、明隆慶年間都是相對豐年，總體大概是每一百年有十三年災年，每一陰沈階段最後總會恢復光明，除了明朝最後幾年例外，一切都變得黯淡無光。
元朝大汗血腥爭位的情況留下成為中國準則，在明朝也可看到其遺緒。統治者個人魅力是統治的相關因素，朱元璋與朱隸獨裁統治，掏空儒家原本關於義務與互惠的核心價值，但獨裁在其後皇帝統治下無以為繼。朱元璋訂下的祖法無法更改，造成後來明朝繼承人危機，在正統皇帝朱祁鎮被俘後應由誰繼承上格外明顯，後來朱祁鎮再奪皇位，與過往元朝爭奪大汗的傳統相似。
嘉靖皇帝朱厚熜過繼前任皇帝一家而繼位後，希望追封生父為皇帝，也引發稱為「大禮議」的朝廷爭議，最後皇帝獲勝。到萬曆皇帝朱翊鈞意圖改立三子為太子時，朝臣強烈反對，長久的「國本之爭」以皇帝放棄告終，多少影響朱翊鈞後來乾脆不理政事。
獨裁之下君臣「忠誠」的條件是，只有大臣會出錯，君主是體系不可或缺的重心，這種忠誠對君主與人臣都造成困境，君主想要凌駕一切約束的權力，但不知如何實現，人臣則無法兼顧成法體制以及效忠君主兩者，堅持一項必會令另外一項受侵害。
元明在物質上遠超當時世界任何國家社會，經濟成長的組織與資本屬於私人，但營運卻屬於公家，在國家的基礎設施中運作。國家在經濟的角色包括交通體系、徵稅、鹽與貴金屬專營、儲存糧食、經營作坊，以及提供行政與司法機關處理經濟爭端。
由於大運河修繕不佳，元朝向大都補給主於依靠海路。到明朝永樂皇帝再次定都北京後，朝廷開始投注巨資修濬，大運河於1415年重開直至明朝滅亡，為商業運輸提供一條主要幹道。明朝城市隨商業發展而成長，特別是長江三角洲下游地區，如上海與杭州。明代政府對城市各種如防火等問題視而不見，城市菁英依靠調整正式治理規範，以適應城市不再是農村的現實。
元朝稅率按1299年估計約為3.4%，到明朝1393年估計稅率已是9.1%，這可能是因為收稅效率提高、實際人口多於戶籍數字，或者經濟變得更有生產力。元朝政府實施包稅與強制公家勞役，這兩種做法有違道德而且欠缺效率，在明朝時取消，改為里甲制。但按作物與勞役徵稅與日漸發展的商業貨幣經濟脫節，1570年張居正主導一條鞭法正式將稅制改為劃一以銀兩繳納，急增的白銀需求，則由日本與新大陸大量輸入得以舒緩。
元明兩代越多越多人從事非糧食農產或手工業，糧食的商業作物角色加強，地方糧食可能因商業行為導致短缺，官方預備糧倉在十五世紀以無法妥善因應糧食短缺。政府發放儲備資金理應可以應付饑荒，但有時饑荒可大至無糧可買的規模，而且發放賑濟金也容易被官員中飽私囊。元明時期九次劫難更是令國家或市場都無法應付，形成救災無門的困局。
明代為增加耕地面積，農民圍水開山造田，但圩田令水位上升，增加氾濫風險，梯田破獲山地水土與動植物棲地，造成生態危機。森林資源也因過度砍伐，明朝末年在人口稠密地區消失，西陲森林也急速減少，並導致華南虎幾近滅絕。
元明兩代缺乏唐代世家大族與宋代官宦世家，各家庭改為組織較大的宗族網絡，以姻親關係尋求力量。社會關係重男輕女，存在扼殺女嬰的做法，令性別明顯失衡，估計男女比例曾低至100:50，女性主要出路是嫁作人妻、出家為尼、作偏房妾室或成為娼妓。每個家庭必須有一個兒子以繼嗣，沒有兒子的家庭以過繼、招贅或將牌位供進佛寺，確保祖先有人祭祀。男性適婚年齡為15至24歲，女性為15至19歲，與12歲以下女性性交在元律中視作強姦。女性平均生下四名存活嬰兒，但順利成人者只有兩或三人。
蒙古人征服中國後將人分為四層，即蒙古人、色目人、漢人與南人，並制定不可更動的職業體系。明朝朱元璋不按民族分類，而是以廣泛社會分類將民眾分成士農工商，職業區分則棄置不用。隨著經濟發展，農民被推到社會底層，有時甚至仕紳也被推到時代新寵商人之後。仕紳家族希望最少要一名子弟或女婿獲得功名，這是菁英地位的來源。但到了明代末年，金錢逐漸成為身份地位衡量標準，仕紳與商賈的分界模糊，一個富裕之家，多數會以一名子弟從商，另一名致力提升家族身份地位的策略雙重投機。父系傳承優勢地位由四種禮儀鞏固︰成年冠禮、婚禮、喪禮與祭禮，這套禮儀背後有家庭財產的基礎，例如先人墓地就是一種家族財產。
元明人們相信宇宙蘊含天、地、人三種力量，天監管萬物，是眾神的國度，只有天子可以向其祝禱，地是人們生活的領域，有若干涉入日常生活的諸神，如灶神與門神，地獄則在地底深處，死者放逐於此，等候投胎。
對老百姓來說，儒、道、釋三教都是他們精神生活所需，三種信仰是相同事物的不同表達形式。明代中期王陽明開創的儒家學派認為德性來自本心，而非後天學習而來，應以身體力行來顯現。作者認為，天生具備德性與儒、道、釋一體兩大觀念，或許都是基於對「整體」的強烈願望塑造。
萬曆讀書人努力想主張一統世界的存在而願意「格物」，可以接受較能與觀察相符的西方地圓說，並在普世一致高於差異不同的信念下，較接受天主教的學說。但在1644年滿州人勝利後，尋求統合所有傳統與信仰之士失去道德根據，無法為他們更多元廣闊的世界觀辯護。
元明兩代各種商品流通消費，藝術鑑賞興起為舊宋南方人與蒙古人之間找到共同點。到明代，能在財富、教育程度與人脈關係符合擁有奢侈品要求的家庭增加，文化教養成為仕紳家庭專屬知識項目。元代工匠必須服務國家，到明代工匠開始以獨立製造者自居。明代萬曆以後書籍出版與讀者大幅增加。明代家具更為精緻，特別是各式座椅。白底藍飾瓷器設計源自波斯，十四世紀在國際需求下由中國製造更精緻產品，銷往波斯市場，景德鎮為瓷器製作中心。在繪畫與書法上，十六世紀董其昌提倡業餘文人書畫是美學表達最高形式，高於宮廷畫家與匠人。
自漢朝起歷代中國政權以兩種辦法經營對外關係，一是正式朝貢，二是部份體制化的貿易。元朝多次派艦隊對南洋，以泉州為南海貿易口岸，其後屢次海禁與解禁。明朝建立後海外各國再度來貢，永樂帝希望到更遠處確立朝貢體系，派鄭和下西洋。當國家外交與國際貿易沒有矛盾，朝貢與貿易就能相輔相承。但在走私對國家經濟控制造成壓力，以及外邦商人同時也是使節時，朝貢與貿易會出現衝突。
當明代十五世紀禁止外國商旅在國境長期定居，南海地區就成為中國商品與全球貿易交匯的區域。海上貿易以兩條主要路線組織，兩者都以月港與泉州為起點︰東洋航線朝向台灣，向北為往日本的支線，但主流是向南到菲律賓，經摩鹿加(香料群島)，轉西到爪哇。西洋航線沿大陸海岸線下行越南，穿過泰國灣，到達麻六甲。
西班牙人以美洲白銀進入南海貿易體系，福建商人快速反應，盡量載貨到馬尼拉換取白銀。例如1639年一百斤杭州絲綢在中國賣一百兩銀，在馬尼拉則可賣二百兩銀，報酬無需折換成其他貨幣或商品，可直接變現。但貿易也不時引發緊張局面，1603與1639年馬尼拉兩次出現西班牙人與中國人衝突，造成數萬中國人死亡。然而貿易的利潤對雙方都太大，一兩年後貿易就恢復過來。
白銀大量湧入中國，造成萬曆後期「錢淹腳目」的情況，商賈之家財富暴增，地位也從四民之末大為提升。海外貿易也為月港人張燮及其友人帶來新時代意識，在《東西洋考》中記載海洋知識，並提到月港人以海為生，與異邦人頻繁交流，已不是「男耕女織」的民眾，但這些新知識卻不受當時讀者重視。白銀潮流也帶來葡萄牙水手、士兵、鐵匠、砲手與傳教士，特別是耶穌會傳教士與萬曆晚期知識份子往來。
明代在1586至1588年面對第一次萬曆劫難時，因張居正在1580年代初的財政改革留下大批存銀得以支撐。在1615年第二次萬曆劫難起，乾旱、水患、嚴寒、饑荒、蝗災與沙塵暴接連在全國不同地區發生，直至1620年萬曆駕崩。1619年薩爾滸戰役明朝大敗於滿州，軍事威脅與財政困難更為嚴重，而徐光啟計劃雇用外國砲手的計劃在政治鬥爭下流產。
崇禎皇帝需要面對自1320年代起最長的氣候劫難︰1630年代氣溫大幅下降，第一場嚴重饑荒在1632年，接著1635年大規模蝗災，1637年全面旱災，持續七年，1633年起西北地區瘟疫，1641年山東嚴重瘟疫。百姓喪失一切，朝廷財政枯竭。流寇自西北興起，流竄華北，1644年4月24日流寇領袖李自成攻陷北京，崇禎自縊。
作者總結指，元朝同時採用遊牧民族貢物習俗與農業國家徵稅傳統的混合制度，而明朝放棄原先世界性帝國的姿態，認為關外草原在傳統習俗與利益與中國相異。十三世紀後期至十四世紀大陸的世界經濟體帶領元朝西向發展，十六與十七世紀以南海為中心的世界經濟體系則將明朝與印度洋及太平洋貨流連結。元明兩代的氣候劫難，破壞原先稻種完全適應環境的穩定情況。人們需要更完善的知識，但在人口眾多耕作密集的情況下，更動現有知識的風險太大，原有適應能力最後脆弱瓦解。
明代也在南海世界經濟體系中出現新的情況，與舊日謎團糾纏而難以理清。清朝1644年興起造成全球帝國秩序驟然改變，關閉海岸邊界，以大汗取代皇帝，重新帝國擴張的野心。而在差不多時間，歐洲各國訂立西發利亞和約，建立今日世界秩序的國家主權典範，讓國家成為世界體系基本參與者，承認國家主權並禁止干預別國事務。國家成為公有政治實體，集中並為國家利益分配資源，這種新形態帝國走上與滿州舊帝國不同的發展道路。
元明兩朝在全球小冰河時期下需要面氣候變化帶來的各種災害，如大雪、乾旱、洪水、蝗災、疫疾與饑荒。作者將兩朝最嚴重受災時期稱為「劫難」(slough)，指出元明共出現九次劫難，以發生時的年號命名︰元佔三次，分別為元貞1295-97、泰定1324-30與至正1342-45，明佔六次，分別為景泰1450-55、正德1516-19、嘉靖1544-46、第一次萬曆1586-88、第二次萬曆1615-17與崇禎1637-43。
氣候與人的關係可用兩種方式理解，一是皇帝道德與氣候有關，前者改善可令後者較為穩定，二是無力百姓認為氣候反常是天地人失衡的自然循環，只能忍受與問卜。作者也指出元明也不是總是災年，元初五十年、明初九十年、明隆慶年間都是相對豐年，總體大概是每一百年有十三年災年，每一陰沈階段最後總會恢復光明，除了明朝最後幾年例外，一切都變得黯淡無光。
元朝大汗血腥爭位的情況留下成為中國準則，在明朝也可看到其遺緒。統治者個人魅力是統治的相關因素，朱元璋與朱隸獨裁統治，掏空儒家原本關於義務與互惠的核心價值，但獨裁在其後皇帝統治下無以為繼。朱元璋訂下的祖法無法更改，造成後來明朝繼承人危機，在正統皇帝朱祁鎮被俘後應由誰繼承上格外明顯，後來朱祁鎮再奪皇位，與過往元朝爭奪大汗的傳統相似。
嘉靖皇帝朱厚熜過繼前任皇帝一家而繼位後，希望追封生父為皇帝，也引發稱為「大禮議」的朝廷爭議，最後皇帝獲勝。到萬曆皇帝朱翊鈞意圖改立三子為太子時，朝臣強烈反對，長久的「國本之爭」以皇帝放棄告終，多少影響朱翊鈞後來乾脆不理政事。
獨裁之下君臣「忠誠」的條件是，只有大臣會出錯，君主是體系不可或缺的重心，這種忠誠對君主與人臣都造成困境，君主想要凌駕一切約束的權力，但不知如何實現，人臣則無法兼顧成法體制以及效忠君主兩者，堅持一項必會令另外一項受侵害。
元明在物質上遠超當時世界任何國家社會，經濟成長的組織與資本屬於私人，但營運卻屬於公家，在國家的基礎設施中運作。國家在經濟的角色包括交通體系、徵稅、鹽與貴金屬專營、儲存糧食、經營作坊，以及提供行政與司法機關處理經濟爭端。
由於大運河修繕不佳，元朝向大都補給主於依靠海路。到明朝永樂皇帝再次定都北京後，朝廷開始投注巨資修濬，大運河於1415年重開直至明朝滅亡，為商業運輸提供一條主要幹道。明朝城市隨商業發展而成長，特別是長江三角洲下游地區，如上海與杭州。明代政府對城市各種如防火等問題視而不見，城市菁英依靠調整正式治理規範，以適應城市不再是農村的現實。
元朝稅率按1299年估計約為3.4%，到明朝1393年估計稅率已是9.1%，這可能是因為收稅效率提高、實際人口多於戶籍數字，或者經濟變得更有生產力。元朝政府實施包稅與強制公家勞役，這兩種做法有違道德而且欠缺效率，在明朝時取消，改為里甲制。但按作物與勞役徵稅與日漸發展的商業貨幣經濟脫節，1570年張居正主導一條鞭法正式將稅制改為劃一以銀兩繳納，急增的白銀需求，則由日本與新大陸大量輸入得以舒緩。
元明兩代越多越多人從事非糧食農產或手工業，糧食的商業作物角色加強，地方糧食可能因商業行為導致短缺，官方預備糧倉在十五世紀以無法妥善因應糧食短缺。政府發放儲備資金理應可以應付饑荒，但有時饑荒可大至無糧可買的規模，而且發放賑濟金也容易被官員中飽私囊。元明時期九次劫難更是令國家或市場都無法應付，形成救災無門的困局。
明代為增加耕地面積，農民圍水開山造田，但圩田令水位上升，增加氾濫風險，梯田破獲山地水土與動植物棲地，造成生態危機。森林資源也因過度砍伐，明朝末年在人口稠密地區消失，西陲森林也急速減少，並導致華南虎幾近滅絕。
元明兩代缺乏唐代世家大族與宋代官宦世家，各家庭改為組織較大的宗族網絡，以姻親關係尋求力量。社會關係重男輕女，存在扼殺女嬰的做法，令性別明顯失衡，估計男女比例曾低至100:50，女性主要出路是嫁作人妻、出家為尼、作偏房妾室或成為娼妓。每個家庭必須有一個兒子以繼嗣，沒有兒子的家庭以過繼、招贅或將牌位供進佛寺，確保祖先有人祭祀。男性適婚年齡為15至24歲，女性為15至19歲，與12歲以下女性性交在元律中視作強姦。女性平均生下四名存活嬰兒，但順利成人者只有兩或三人。
蒙古人征服中國後將人分為四層，即蒙古人、色目人、漢人與南人，並制定不可更動的職業體系。明朝朱元璋不按民族分類，而是以廣泛社會分類將民眾分成士農工商，職業區分則棄置不用。隨著經濟發展，農民被推到社會底層，有時甚至仕紳也被推到時代新寵商人之後。仕紳家族希望最少要一名子弟或女婿獲得功名，這是菁英地位的來源。但到了明代末年，金錢逐漸成為身份地位衡量標準，仕紳與商賈的分界模糊，一個富裕之家，多數會以一名子弟從商，另一名致力提升家族身份地位的策略雙重投機。父系傳承優勢地位由四種禮儀鞏固︰成年冠禮、婚禮、喪禮與祭禮，這套禮儀背後有家庭財產的基礎，例如先人墓地就是一種家族財產。
元明人們相信宇宙蘊含天、地、人三種力量，天監管萬物，是眾神的國度，只有天子可以向其祝禱，地是人們生活的領域，有若干涉入日常生活的諸神，如灶神與門神，地獄則在地底深處，死者放逐於此，等候投胎。
對老百姓來說，儒、道、釋三教都是他們精神生活所需，三種信仰是相同事物的不同表達形式。明代中期王陽明開創的儒家學派認為德性來自本心，而非後天學習而來，應以身體力行來顯現。作者認為，天生具備德性與儒、道、釋一體兩大觀念，或許都是基於對「整體」的強烈願望塑造。
萬曆讀書人努力想主張一統世界的存在而願意「格物」，可以接受較能與觀察相符的西方地圓說，並在普世一致高於差異不同的信念下，較接受天主教的學說。但在1644年滿州人勝利後，尋求統合所有傳統與信仰之士失去道德根據，無法為他們更多元廣闊的世界觀辯護。
元明兩代各種商品流通消費，藝術鑑賞興起為舊宋南方人與蒙古人之間找到共同點。到明代，能在財富、教育程度與人脈關係符合擁有奢侈品要求的家庭增加，文化教養成為仕紳家庭專屬知識項目。元代工匠必須服務國家，到明代工匠開始以獨立製造者自居。明代萬曆以後書籍出版與讀者大幅增加。明代家具更為精緻，特別是各式座椅。白底藍飾瓷器設計源自波斯，十四世紀在國際需求下由中國製造更精緻產品，銷往波斯市場，景德鎮為瓷器製作中心。在繪畫與書法上，十六世紀董其昌提倡業餘文人書畫是美學表達最高形式，高於宮廷畫家與匠人。
自漢朝起歷代中國政權以兩種辦法經營對外關係，一是正式朝貢，二是部份體制化的貿易。元朝多次派艦隊對南洋，以泉州為南海貿易口岸，其後屢次海禁與解禁。明朝建立後海外各國再度來貢，永樂帝希望到更遠處確立朝貢體系，派鄭和下西洋。當國家外交與國際貿易沒有矛盾，朝貢與貿易就能相輔相承。但在走私對國家經濟控制造成壓力，以及外邦商人同時也是使節時，朝貢與貿易會出現衝突。
當明代十五世紀禁止外國商旅在國境長期定居，南海地區就成為中國商品與全球貿易交匯的區域。海上貿易以兩條主要路線組織，兩者都以月港與泉州為起點︰東洋航線朝向台灣，向北為往日本的支線，但主流是向南到菲律賓，經摩鹿加(香料群島)，轉西到爪哇。西洋航線沿大陸海岸線下行越南，穿過泰國灣，到達麻六甲。
西班牙人以美洲白銀進入南海貿易體系，福建商人快速反應，盡量載貨到馬尼拉換取白銀。例如1639年一百斤杭州絲綢在中國賣一百兩銀，在馬尼拉則可賣二百兩銀，報酬無需折換成其他貨幣或商品，可直接變現。但貿易也不時引發緊張局面，1603與1639年馬尼拉兩次出現西班牙人與中國人衝突，造成數萬中國人死亡。然而貿易的利潤對雙方都太大，一兩年後貿易就恢復過來。
白銀大量湧入中國，造成萬曆後期「錢淹腳目」的情況，商賈之家財富暴增，地位也從四民之末大為提升。海外貿易也為月港人張燮及其友人帶來新時代意識，在《東西洋考》中記載海洋知識，並提到月港人以海為生，與異邦人頻繁交流，已不是「男耕女織」的民眾，但這些新知識卻不受當時讀者重視。白銀潮流也帶來葡萄牙水手、士兵、鐵匠、砲手與傳教士，特別是耶穌會傳教士與萬曆晚期知識份子往來。
明代在1586至1588年面對第一次萬曆劫難時，因張居正在1580年代初的財政改革留下大批存銀得以支撐。在1615年第二次萬曆劫難起，乾旱、水患、嚴寒、饑荒、蝗災與沙塵暴接連在全國不同地區發生，直至1620年萬曆駕崩。1619年薩爾滸戰役明朝大敗於滿州，軍事威脅與財政困難更為嚴重，而徐光啟計劃雇用外國砲手的計劃在政治鬥爭下流產。
崇禎皇帝需要面對自1320年代起最長的氣候劫難︰1630年代氣溫大幅下降，第一場嚴重饑荒在1632年，接著1635年大規模蝗災，1637年全面旱災，持續七年，1633年起西北地區瘟疫，1641年山東嚴重瘟疫。百姓喪失一切，朝廷財政枯竭。流寇自西北興起，流竄華北，1644年4月24日流寇領袖李自成攻陷北京，崇禎自縊。
作者總結指，元朝同時採用遊牧民族貢物習俗與農業國家徵稅傳統的混合制度，而明朝放棄原先世界性帝國的姿態，認為關外草原在傳統習俗與利益與中國相異。十三世紀後期至十四世紀大陸的世界經濟體帶領元朝西向發展，十六與十七世紀以南海為中心的世界經濟體系則將明朝與印度洋及太平洋貨流連結。元明兩代的氣候劫難，破壞原先稻種完全適應環境的穩定情況。人們需要更完善的知識，但在人口眾多耕作密集的情況下，更動現有知識的風險太大，原有適應能力最後脆弱瓦解。
明代也在南海世界經濟體系中出現新的情況，與舊日謎團糾纏而難以理清。清朝1644年興起造成全球帝國秩序驟然改變，關閉海岸邊界，以大汗取代皇帝，重新帝國擴張的野心。而在差不多時間，歐洲各國訂立西發利亞和約，建立今日世界秩序的國家主權典範，讓國家成為世界體系基本參與者，承認國家主權並禁止干預別國事務。國家成為公有政治實體，集中並為國家利益分配資源，這種新形態帝國走上與滿州舊帝國不同的發展道路。
2017年11月12日 星期日
中國最後的帝國
看完了羅威廉的《中國最後的帝國︰大清王朝》，這是哈佛大學出版社《帝制中國史》最後一本，叢書最後兩本有中文版，內容屬通史，但角度與傳統帝王史不同，較多面。
本書指滿州是清朝後建構出來的民族，十六至十七世紀滿州不是遊牧社群，是農業、狩獵與貿易混合的社會，其中人蔘貿易為愛新覺羅氏帶來大量白銀，一項估計指新世界流入明朝白銀有四份之一流入愛新覺羅氏，成為征服明朝的經濟來源。
在中國，唐宋與晚明清初兩次經濟革命令生產力上升，令帝國得以擴張，但在清朝中期人口增長後這種策略不再可行。跨越清朝的核心課題，是國家的規模需要多大，在和平時代帝國以軍事系統、儒學、自理團體與有效官僚組織維持較小規模政府，但到清末國內人口壓力、社會複雜度與地理流動增加，對外需與國際社會競爭，只以過往小規模政府顯得力不從心。
清朝政治制度較創新的是理藩院、內務府與軍機處，理藩院負責治理外圍省份，包括蒙古與西藏，舉行各種儀式整合內亞諸民族至帝國。內務府為皇帝提供個人服務，成員來自女真、蒙古與朝鮮上三旗，以防止漢人宦官恢復勢力。此外，內務府也負責管理皇室財產、織造、關稅、貿易、礦產、鹽政、牲口與朝貢。軍機處起初是非正式軍事諮詢機構，逐漸變成宮廷內常規樞密會議，但不屬帝國正式官僚結構，而是為皇帝提供私人建議。
在1720年代前清朝稅收包括按成丁人口課徵的丁稅，以及按擁有田地收穫量課徵的田稅，此後取消丁稅，稱為「攤丁入地」。十八世紀中期清朝在盛世下多次減稅，施行儒家理想的「仁政」，但在土地生產力增加也不增加稅率，其後人口增加而需要新動員能力時，課稅不足卻耗盡國家力量。
清朝以三級科舉選拔官員，科舉大致上是高等語文素養測試。考取功名需要一定社會門檻，因考生須受密集而長時間的教育，一戶家庭需犧牲一名男性勞動力應試，而且可能落榜。宗族會建立共同資金資助族內考生應考，但大致上只有經濟頂端10%人口有能力參與科舉。在廣大而文化多元的帝國中，科舉制度讓志願者密集接受同一課程，吸收政府認可的正統意識形態，這群人屬地方最有影響力社群，有助團結帝國。
清朝官僚層級最低為縣，縣數目在人口增加後並未增加，縣官薪俸不足，與地方財政沒有明確分界，多少會以「非正式收入」彌補不足。縣官仰賴胥吏、幕友、地方精英、里長與甲首治理地方，胥吏是非正式官員，地方地位較穩固，往往掣肘縣官；幕友是縣官私人幕僚；地方精英與佃農及窮鄉有利益衝突，卻也協助國家協調衝突甚至包稅；里長與甲首屬非士鄉階層，協調各農戶戶籍登記與解決紛爭。
清政府在糧食供應、貨幣監管與司法訴訟三方面扮演積極角色，以買低賣高的常平倉制度穩定糧食價格，在十八世界有重要影響；以銀元與銅幣為貨幣複本位制，調整兩種貨幣金屬在市場的相對供應量，由地方官員釋出或買進銅幣，並在徵稅中選擇收取的貨幣；雖然沒有成文民法，但地方官員會引用刑法條文裁斷民事糾紛，清政府樂於宣揚自己願意聽訟，因為這代表爭訟者支持國家的合法權威。
雍正時期致力於國家建構，執意將官僚體制合理化，廢除農奴與其他賤民階級制度，減少士紳特權。繼承人乾隆逆轉許多前任政策，減免賦稅，不再追求創造國家機器，強調帝國內不同階級身份與族群，珍視滿族傳統，恢復士紳特權。
現在西方歷史學者已不再描寫清朝是受害者或特例，而是同時期近代早期帝國之一。與蒙兀兒、俄羅斯、鄂圖曼及大英等帝國一樣，清朝也有相同帝國野心，在廣大範圍集權管理、經營多元族群並存邊界，以及侵略擴張。清朝前一百五十年領土比明朝增加一倍，並大致保留至今，當中征服新疆、西藏與台灣，成為二十一世紀仍困擾中國的前清遺緒。
清朝期間最大的變化是人口密度增加，新大陸糧口作物與天花種痘普及，還有殺害新生兒做法減少，導致人口成長，從1700年代約一億五千萬增至1800年超過三億。邊地與高地移民活動興盛，清廷也有意推動，特別是移至西北地區。土地開墾熱潮雖然增加糧食產量，也造成生態環境破壞，水土流失，引發洪水，尤其是在華南地區。
十六世紀中至十八世紀末中國發生第二次商業革命，地方鄉村社會大為商業化，跨區貿易開始涵蓋主食作物與其他較低價商品。到十八世紀末，全國十分之一穀物、四分之一以上生棉、一半以上棉布、十分之九以上生絲，以及幾乎所有茶葉都是為在市場售賣而生產。美洲白銀流入與以銀徵稅令地主需要現金付稅，佃農也要以現金繳交田組，令他們更有動機轉向現金作物。手工業與礦業興起，城鎮層級都市化尤其在江南最為明顯，發展出自己獨特文化與認同。跨區貿易在不同區域與中間人分散，讓許多獨立商人可以低資本參與貿易，但層層講價與品質控質困難令中國商品較不利於與外國商品競爭，為中國商人進入全球經濟帶來障礙。清朝人口大量成長需要政府扶持各行各業經濟，令清朝幾乎比中國任何朝代都更積極熱衷貿易。
作者指在滿清征服中國之前一百多年，朝貢與貿易關連體制已失去主導地位，走私無法抑制，維持朝貢制度也所費不菲。到1683年康熙皇帝宣布結束海禁與遷界令，開放沿岸港口作私人海洋貿易，並建立關稅網絡。內亞貿易也在此時遷至邊境市集，進行非儀式的交易。朝貢仍保留為外交機制，但在經濟上已無甚重要。
乾隆時期，朝廷以廣州體系管理西方貿易，1745年廣州實施商人擔保制，西方船隊需由廣州商行擔保與監督，1757年廣州成為唯一對西方開放貿易港口，1760年外國人到訪中國時間、居住地與貿易對象受限制。1793年英國派遣馬戛爾尼使團要求開放貿易，遭乾隆拒絕，讓「叩頭」一詞成為西方視中國為專制權威的象徵。
十八與十九世紀之交清朝面對三項困境︰西方擴張的外來衝擊、長期社會經濟問題累積的長期危機，以及朝代循環相關的嚴重政府失能。在1753至1812年間，人均耕地因人口增長而減少43%，人均耕地少於半英畝。十九世紀初商業衰退，政府產業政策又不合時宜，例如官方銅收購價過低令礦場無法經營。受教育人口相對官職數目過剩，1800年每70名有功名者只有一個官位，引發有才智年輕人不滿。朝代衰落在乾隆晚期至道光特別明顯，官僚系統腐敗令嘉慶陷入兩難，無法徹底整肅官僚體制。地方人民遭受剝削式稅收，是1896至1804年北部白蓮教起事的部份原因。為鎮壓白蓮教朝廷總共花費約一億二千萬兩，用盡戶部庫房儲備，令清朝最後一百年各層級行政能力長期受損。到1820年代，由於全世界銀供應短缺，同時中國白銀流出，銀價高漲，引起貨幣體系混亂，最後形成稱為「道光蕭條」的信用與經濟危機。
十八世紀末至十九世紀初英國以鴉片維持中國貿易，十九世紀中葉估計中國已有10%人口上癮，尤其是在士人與軍隊中。工業革命令英國更積極為過剩工業產品尋找新消費者，以「自由貿易」為名要求清朝取消對西方商業活動的限制。1815年維也納會議確立的民族國家關係及新軍事技術，也讓西方更能找到理由逼使中國改變既有外交模式，強逼大清帝國「開放」。鴉片戰爭後1842年中英簽訂《南京條約》，清朝需賠款2100萬銀元，令國庫雪上加霜，也為其後列強賠款開先例。《南京條約》將香港島割讓英國，開放五個通商口岸，也展開了外國租借土地為租界的時代。鴉片戰爭也在漢人產生「功能性反滿」的新觀點，這觀點較基於愛國熱誠而非種族仇恨，認為中國要有效抵抗西方侵略，外來清朝統治者必須下臺。
清代中國存在各種偏差團體，擁有與眾不同的意識形態，包括盜匪、兄弟組織、千禧宗教與叛亂者。盜匪以好漢的文化理想為中心，強調個人榮譽與男性情誼，大部份團體會在失去首領後迅速解散。兄弟會與宗教組織抗拒正統社會的階級組織，基於信仰、師徒關係或結拜兄弟方式聯繫。部份宗教團體遵從末世信仰，認為世界日漸腐化後會透過千禧年更新。各會社成員要彼此犧牲及互相幫助，領導人為成員提供醫藥、工作機會或武術教學。天地會、哥老會與青幫較偏向兄弟會那一端，白蓮教則較偏向宗教一端。
1850至1864年太平天國嚴重挑戰清帝國存續，作者指該運動在廣州醞釀並非巧合，廣州是鴉片戰爭後的產物，在1842年貿易轉往北方後走私者嚴重失業，與英國作戰的團練失去工作，前述的反滿主義也因廣東三元里抗英事蹟興起。太平天國與天地會一樣認為南方人是「真正的」漢人，因北方幾百年來受內亞征服王朝污染。最後平定太平天國的不是清朝直轄部隊，而是當地士紳領導的軍隊，尤其是湘江流域上層士紳。湘江流域文化極為排外，精英文化非常保守。當地精英透過商業或親族網絡連繫各村團練，至少暫時獲得原本是知縣專有的權力與影響力。
太平天國造成約3000萬人死亡，長江中下游人口大量減少，令長江三角洲勞力價值高於土地，佃農地位提高。運輸路線減少，輪船重要提高，為英美船運業者帶來優勢。國內貿易結構改變，徽州與山西商人地位受損，由廣東與寧波移民社群取代。上海接收江南各地富商，迅速躍升為中國最重要城市之一。為刺激地方商業，湖北巡撫胡林翼招募有功名者擔當商業角色，產生主導清朝最後五十年的新階層紳商。軍隊解散後流入城市，當中失業者組成武術取向或犯罪傾向的組織，對清政府與地方精英構成威脅。
1862至1874年同治「中興」可從四種觀點詮釋。一是認為它是西方影響下的清朝「現代化」，社會經濟結構重組，由西方人主持海關，設立同文館翻譯與傳播科學知識，派遣學童留學美國。二是認為同治中興是悲劇，曾國藩等湘軍身為漢人，但效忠滿清，關注社會階級道德重整，追求傳統模式，借鏡西方作法是保守改革的妥協。三是視同治時期為政治權力轉向省或地方政府的開始，特別是淮軍的李鴻章。貿易稅收由地方政府徵收，主要財政來源從中央轉至地方，地方官員的查核與制衡逐漸消失，掌握地方官任命權，組成稱為幕府的個人官僚機構。四是認為同治時期權力由政府官員轉至地方顯貴，地方精英掌握非政府組織與影響力，擁有軍事指揮、執行軍法與士兵薪餉分配的權力，並擁有地方收稅的管轄權。
在清代早期，統治者自視為身兼多職的皇帝，統治著多元而分隔的民族群體，而不是一個中華帝國的異族統治者。但在同治時期，清國已成為歐式主權國家禮儀的參與者，條約中自稱為「中國」皇帝。1870年代再次征服新疆，已變成是中國統治者的行動。按此觀點，新疆與滿州就需要中國化。
1860至1911年晚清農村徹底貨幣化，城市不在地地主興起，佃農與地主的家長式關係由資本主義式契約與金錢關係取代。城市人口增加，公會與其他組織獲得半官方權力，例如善堂推動的慈善活動。1865至1895年中國都城出現大量機械化工廠，由地方政府推動，著重國防，追求國家「富強」。
中國在十九世界後期在朝鮮推動一種多國帝國主義，以抗衡日本壟斷性帝國主義的意圖。1894年兩國因朝鮮而引發中日戰爭，結果清朝慘敗，向全世界展示清國的脆弱。這種脆弱產生的真空，形成襲擊整個東亞的帝國主義潮流，也令許多清朝民眾相信有必要不計價實行日式西化，展開立憲運動。
日本輕易打敗清帝國既令西方政府認為有機可乘可掠奪中國，也產生西方對「黃禍」的恐懼。社會達爾文主義下西方競相獲取國家利益，自1895年至1910年西方急劇掠奪清朝不是出於自信，而是恰恰相反。《馬關條約》明確給予日本在清領土設立工廠的權利，打亂列強微妙的平衡，各國紛紛在中國設立工廠，出現可稱為工業革命的現象。條約也割讓滿州南部遼東半島給日本，破獲列強尊重清朝基本領土主權的未言明規則，列強開始在清朝領土劃分自己的「勢力範圍」。
面對帝國主義威脅，十九世紀末中國出現群眾政治的興起，愛國主義也轉化為真正的民族主義，民族認同與家庭、家族及地方忠誠相競爭。1895至1900年新形式的激烈政治行動分成三種，一是由上而下的近代化改革，二是由下而上的排外主義群眾反抗，三則是革命。革命在此時只影響極少部份人，激進改革則以康有為為中心，1898年得到光緒皇帝認同實行改革，但引起朝廷官員反對，「百日維新」由慈禧太后終結，滿族統治才是根本問題的情緒蔓延。
排外活動更為民粹暴力，高潮是1900年義和拳運動，當年6月攻擊北京的外國使館，列強組成聯軍攻入北京，與清朝簽訂《辛丑條約》。條約規定給各簽署國連利息共六億六千八百萬兩，清帝國除土地稅外幾乎所有稅賦來源都因破產清算而受外國控制，其經濟負擔是往後數十年間積弱不振的根源。條約簽定後，幾乎沒有人再相信清帝國的國家主權。
十九與二十世紀之交在清帝國扎根的民族主義受社會達爾文主義影響，保留了反自由主義的種子，在1911年後將顯示在優生學式「種族淨化」與各領袖接連的獨裁野心中。
1900年起清廷推行新政，實施比自強運動影響更深遠的計劃，扭轉過去百多年政府經濟規模萎縮過程，轉為逐漸建立更進取有力的現代國家。新政最打破傳統的是廢除科舉，以西式學堂取代。新政經費部份來自外債，讓政府深陷債務問題之中，部份則來自各省，扭轉財政資源地方化的趨勢。1908年11月光緒皇帝與慈禧太后接連過世後，清朝在1911年責成內閣只任命少數漢族官員，拖延憲法頒佈，限制國會權力，宣佈國有化鐵路等措施，都成為革命的導火線。
十九世紀末開始日本留學生擁抱革命，到1907年末學生領導革命的階段已幾乎殆盡。職業革命家孫逸仙在1894年建立第一個反清革命組織，策劃多次不成功的革命。到1911年他的影響力已所剩無幾，10月革命時身在海外，直到革命大致為既成事實才獲追認，比較像偶像般的革命領袖。1908年後革命最關鍵角色是城市改革派精英，包括傳統大型商人、紳商與傳統士人。他們越來越無法忍受舊政府制度施加的限制，以及外國控制鐵路等經濟權利。在新政時期他們是「地方議事會」與「省諮議局」代表核心，透過這些機構成為自覺而團結的力量。
1911年為中國提供絕佳革命時機，財政危機、自然災害與地方暴力事件顯示，清朝已無力統治帝國。革命過程幾近平淡，但出現許多針對旗人與滿人標記的暴力種族屠殺。權力與控制轉移在各省各地有別，外國企業未受很大影響。1912年2月，宣統皇帝退位，清朝與兩千年帝制就此告終。
作者指，以陸地歐亞帝國範例看待清朝，其在1911年滅亡可說是適逢其時︰羅曼諾夫帝國在1917年瓦解，鄂圖曼帝國在1910年代已解體。這些早期帝國面對二十世紀科技轉型，似乎都因為規模過大而缺乏效率。另一方面，假如以中國長期朝代興衰看待清帝國，政治分裂時期通常是在兩個「帝國」興起之間，那麼1911年似乎就不那麼像時代里程碑，清朝循環也許在1927、1937甚或1949年才真正結束。
本書指滿州是清朝後建構出來的民族，十六至十七世紀滿州不是遊牧社群，是農業、狩獵與貿易混合的社會，其中人蔘貿易為愛新覺羅氏帶來大量白銀，一項估計指新世界流入明朝白銀有四份之一流入愛新覺羅氏，成為征服明朝的經濟來源。
在中國，唐宋與晚明清初兩次經濟革命令生產力上升，令帝國得以擴張，但在清朝中期人口增長後這種策略不再可行。跨越清朝的核心課題，是國家的規模需要多大，在和平時代帝國以軍事系統、儒學、自理團體與有效官僚組織維持較小規模政府，但到清末國內人口壓力、社會複雜度與地理流動增加，對外需與國際社會競爭，只以過往小規模政府顯得力不從心。
清朝政治制度較創新的是理藩院、內務府與軍機處，理藩院負責治理外圍省份，包括蒙古與西藏，舉行各種儀式整合內亞諸民族至帝國。內務府為皇帝提供個人服務，成員來自女真、蒙古與朝鮮上三旗，以防止漢人宦官恢復勢力。此外，內務府也負責管理皇室財產、織造、關稅、貿易、礦產、鹽政、牲口與朝貢。軍機處起初是非正式軍事諮詢機構，逐漸變成宮廷內常規樞密會議，但不屬帝國正式官僚結構，而是為皇帝提供私人建議。
在1720年代前清朝稅收包括按成丁人口課徵的丁稅，以及按擁有田地收穫量課徵的田稅，此後取消丁稅，稱為「攤丁入地」。十八世紀中期清朝在盛世下多次減稅，施行儒家理想的「仁政」，但在土地生產力增加也不增加稅率，其後人口增加而需要新動員能力時，課稅不足卻耗盡國家力量。
清朝以三級科舉選拔官員，科舉大致上是高等語文素養測試。考取功名需要一定社會門檻，因考生須受密集而長時間的教育，一戶家庭需犧牲一名男性勞動力應試，而且可能落榜。宗族會建立共同資金資助族內考生應考，但大致上只有經濟頂端10%人口有能力參與科舉。在廣大而文化多元的帝國中，科舉制度讓志願者密集接受同一課程，吸收政府認可的正統意識形態，這群人屬地方最有影響力社群，有助團結帝國。
清朝官僚層級最低為縣，縣數目在人口增加後並未增加，縣官薪俸不足，與地方財政沒有明確分界，多少會以「非正式收入」彌補不足。縣官仰賴胥吏、幕友、地方精英、里長與甲首治理地方，胥吏是非正式官員，地方地位較穩固，往往掣肘縣官；幕友是縣官私人幕僚；地方精英與佃農及窮鄉有利益衝突，卻也協助國家協調衝突甚至包稅；里長與甲首屬非士鄉階層，協調各農戶戶籍登記與解決紛爭。
清政府在糧食供應、貨幣監管與司法訴訟三方面扮演積極角色，以買低賣高的常平倉制度穩定糧食價格，在十八世界有重要影響；以銀元與銅幣為貨幣複本位制，調整兩種貨幣金屬在市場的相對供應量，由地方官員釋出或買進銅幣，並在徵稅中選擇收取的貨幣；雖然沒有成文民法，但地方官員會引用刑法條文裁斷民事糾紛，清政府樂於宣揚自己願意聽訟，因為這代表爭訟者支持國家的合法權威。
雍正時期致力於國家建構，執意將官僚體制合理化，廢除農奴與其他賤民階級制度，減少士紳特權。繼承人乾隆逆轉許多前任政策，減免賦稅，不再追求創造國家機器，強調帝國內不同階級身份與族群，珍視滿族傳統，恢復士紳特權。
現在西方歷史學者已不再描寫清朝是受害者或特例，而是同時期近代早期帝國之一。與蒙兀兒、俄羅斯、鄂圖曼及大英等帝國一樣，清朝也有相同帝國野心，在廣大範圍集權管理、經營多元族群並存邊界，以及侵略擴張。清朝前一百五十年領土比明朝增加一倍，並大致保留至今，當中征服新疆、西藏與台灣，成為二十一世紀仍困擾中國的前清遺緒。
清朝期間最大的變化是人口密度增加，新大陸糧口作物與天花種痘普及，還有殺害新生兒做法減少，導致人口成長，從1700年代約一億五千萬增至1800年超過三億。邊地與高地移民活動興盛，清廷也有意推動，特別是移至西北地區。土地開墾熱潮雖然增加糧食產量，也造成生態環境破壞，水土流失，引發洪水，尤其是在華南地區。
十六世紀中至十八世紀末中國發生第二次商業革命，地方鄉村社會大為商業化，跨區貿易開始涵蓋主食作物與其他較低價商品。到十八世紀末，全國十分之一穀物、四分之一以上生棉、一半以上棉布、十分之九以上生絲，以及幾乎所有茶葉都是為在市場售賣而生產。美洲白銀流入與以銀徵稅令地主需要現金付稅，佃農也要以現金繳交田組，令他們更有動機轉向現金作物。手工業與礦業興起，城鎮層級都市化尤其在江南最為明顯，發展出自己獨特文化與認同。跨區貿易在不同區域與中間人分散，讓許多獨立商人可以低資本參與貿易，但層層講價與品質控質困難令中國商品較不利於與外國商品競爭，為中國商人進入全球經濟帶來障礙。清朝人口大量成長需要政府扶持各行各業經濟，令清朝幾乎比中國任何朝代都更積極熱衷貿易。
作者指在滿清征服中國之前一百多年，朝貢與貿易關連體制已失去主導地位，走私無法抑制，維持朝貢制度也所費不菲。到1683年康熙皇帝宣布結束海禁與遷界令，開放沿岸港口作私人海洋貿易，並建立關稅網絡。內亞貿易也在此時遷至邊境市集，進行非儀式的交易。朝貢仍保留為外交機制，但在經濟上已無甚重要。
乾隆時期，朝廷以廣州體系管理西方貿易，1745年廣州實施商人擔保制，西方船隊需由廣州商行擔保與監督，1757年廣州成為唯一對西方開放貿易港口，1760年外國人到訪中國時間、居住地與貿易對象受限制。1793年英國派遣馬戛爾尼使團要求開放貿易，遭乾隆拒絕，讓「叩頭」一詞成為西方視中國為專制權威的象徵。
十八與十九世紀之交清朝面對三項困境︰西方擴張的外來衝擊、長期社會經濟問題累積的長期危機，以及朝代循環相關的嚴重政府失能。在1753至1812年間，人均耕地因人口增長而減少43%，人均耕地少於半英畝。十九世紀初商業衰退，政府產業政策又不合時宜，例如官方銅收購價過低令礦場無法經營。受教育人口相對官職數目過剩，1800年每70名有功名者只有一個官位，引發有才智年輕人不滿。朝代衰落在乾隆晚期至道光特別明顯，官僚系統腐敗令嘉慶陷入兩難，無法徹底整肅官僚體制。地方人民遭受剝削式稅收，是1896至1804年北部白蓮教起事的部份原因。為鎮壓白蓮教朝廷總共花費約一億二千萬兩，用盡戶部庫房儲備，令清朝最後一百年各層級行政能力長期受損。到1820年代，由於全世界銀供應短缺，同時中國白銀流出，銀價高漲，引起貨幣體系混亂，最後形成稱為「道光蕭條」的信用與經濟危機。
十八世紀末至十九世紀初英國以鴉片維持中國貿易，十九世紀中葉估計中國已有10%人口上癮，尤其是在士人與軍隊中。工業革命令英國更積極為過剩工業產品尋找新消費者，以「自由貿易」為名要求清朝取消對西方商業活動的限制。1815年維也納會議確立的民族國家關係及新軍事技術，也讓西方更能找到理由逼使中國改變既有外交模式，強逼大清帝國「開放」。鴉片戰爭後1842年中英簽訂《南京條約》，清朝需賠款2100萬銀元，令國庫雪上加霜，也為其後列強賠款開先例。《南京條約》將香港島割讓英國，開放五個通商口岸，也展開了外國租借土地為租界的時代。鴉片戰爭也在漢人產生「功能性反滿」的新觀點，這觀點較基於愛國熱誠而非種族仇恨，認為中國要有效抵抗西方侵略，外來清朝統治者必須下臺。
清代中國存在各種偏差團體，擁有與眾不同的意識形態，包括盜匪、兄弟組織、千禧宗教與叛亂者。盜匪以好漢的文化理想為中心，強調個人榮譽與男性情誼，大部份團體會在失去首領後迅速解散。兄弟會與宗教組織抗拒正統社會的階級組織，基於信仰、師徒關係或結拜兄弟方式聯繫。部份宗教團體遵從末世信仰，認為世界日漸腐化後會透過千禧年更新。各會社成員要彼此犧牲及互相幫助，領導人為成員提供醫藥、工作機會或武術教學。天地會、哥老會與青幫較偏向兄弟會那一端，白蓮教則較偏向宗教一端。
1850至1864年太平天國嚴重挑戰清帝國存續，作者指該運動在廣州醞釀並非巧合，廣州是鴉片戰爭後的產物，在1842年貿易轉往北方後走私者嚴重失業，與英國作戰的團練失去工作，前述的反滿主義也因廣東三元里抗英事蹟興起。太平天國與天地會一樣認為南方人是「真正的」漢人，因北方幾百年來受內亞征服王朝污染。最後平定太平天國的不是清朝直轄部隊，而是當地士紳領導的軍隊，尤其是湘江流域上層士紳。湘江流域文化極為排外，精英文化非常保守。當地精英透過商業或親族網絡連繫各村團練，至少暫時獲得原本是知縣專有的權力與影響力。
太平天國造成約3000萬人死亡，長江中下游人口大量減少，令長江三角洲勞力價值高於土地，佃農地位提高。運輸路線減少，輪船重要提高，為英美船運業者帶來優勢。國內貿易結構改變，徽州與山西商人地位受損，由廣東與寧波移民社群取代。上海接收江南各地富商，迅速躍升為中國最重要城市之一。為刺激地方商業，湖北巡撫胡林翼招募有功名者擔當商業角色，產生主導清朝最後五十年的新階層紳商。軍隊解散後流入城市，當中失業者組成武術取向或犯罪傾向的組織，對清政府與地方精英構成威脅。
1862至1874年同治「中興」可從四種觀點詮釋。一是認為它是西方影響下的清朝「現代化」，社會經濟結構重組，由西方人主持海關，設立同文館翻譯與傳播科學知識，派遣學童留學美國。二是認為同治中興是悲劇，曾國藩等湘軍身為漢人，但效忠滿清，關注社會階級道德重整，追求傳統模式，借鏡西方作法是保守改革的妥協。三是視同治時期為政治權力轉向省或地方政府的開始，特別是淮軍的李鴻章。貿易稅收由地方政府徵收，主要財政來源從中央轉至地方，地方官員的查核與制衡逐漸消失，掌握地方官任命權，組成稱為幕府的個人官僚機構。四是認為同治時期權力由政府官員轉至地方顯貴，地方精英掌握非政府組織與影響力，擁有軍事指揮、執行軍法與士兵薪餉分配的權力，並擁有地方收稅的管轄權。
在清代早期，統治者自視為身兼多職的皇帝，統治著多元而分隔的民族群體，而不是一個中華帝國的異族統治者。但在同治時期，清國已成為歐式主權國家禮儀的參與者，條約中自稱為「中國」皇帝。1870年代再次征服新疆，已變成是中國統治者的行動。按此觀點，新疆與滿州就需要中國化。
1860至1911年晚清農村徹底貨幣化，城市不在地地主興起，佃農與地主的家長式關係由資本主義式契約與金錢關係取代。城市人口增加，公會與其他組織獲得半官方權力，例如善堂推動的慈善活動。1865至1895年中國都城出現大量機械化工廠，由地方政府推動，著重國防，追求國家「富強」。
中國在十九世界後期在朝鮮推動一種多國帝國主義，以抗衡日本壟斷性帝國主義的意圖。1894年兩國因朝鮮而引發中日戰爭，結果清朝慘敗，向全世界展示清國的脆弱。這種脆弱產生的真空，形成襲擊整個東亞的帝國主義潮流，也令許多清朝民眾相信有必要不計價實行日式西化，展開立憲運動。
日本輕易打敗清帝國既令西方政府認為有機可乘可掠奪中國，也產生西方對「黃禍」的恐懼。社會達爾文主義下西方競相獲取國家利益，自1895年至1910年西方急劇掠奪清朝不是出於自信，而是恰恰相反。《馬關條約》明確給予日本在清領土設立工廠的權利，打亂列強微妙的平衡，各國紛紛在中國設立工廠，出現可稱為工業革命的現象。條約也割讓滿州南部遼東半島給日本，破獲列強尊重清朝基本領土主權的未言明規則，列強開始在清朝領土劃分自己的「勢力範圍」。
面對帝國主義威脅，十九世紀末中國出現群眾政治的興起，愛國主義也轉化為真正的民族主義，民族認同與家庭、家族及地方忠誠相競爭。1895至1900年新形式的激烈政治行動分成三種，一是由上而下的近代化改革，二是由下而上的排外主義群眾反抗，三則是革命。革命在此時只影響極少部份人，激進改革則以康有為為中心，1898年得到光緒皇帝認同實行改革，但引起朝廷官員反對，「百日維新」由慈禧太后終結，滿族統治才是根本問題的情緒蔓延。
排外活動更為民粹暴力，高潮是1900年義和拳運動，當年6月攻擊北京的外國使館，列強組成聯軍攻入北京，與清朝簽訂《辛丑條約》。條約規定給各簽署國連利息共六億六千八百萬兩，清帝國除土地稅外幾乎所有稅賦來源都因破產清算而受外國控制，其經濟負擔是往後數十年間積弱不振的根源。條約簽定後，幾乎沒有人再相信清帝國的國家主權。
十九與二十世紀之交在清帝國扎根的民族主義受社會達爾文主義影響，保留了反自由主義的種子，在1911年後將顯示在優生學式「種族淨化」與各領袖接連的獨裁野心中。
1900年起清廷推行新政，實施比自強運動影響更深遠的計劃，扭轉過去百多年政府經濟規模萎縮過程，轉為逐漸建立更進取有力的現代國家。新政最打破傳統的是廢除科舉，以西式學堂取代。新政經費部份來自外債，讓政府深陷債務問題之中，部份則來自各省，扭轉財政資源地方化的趨勢。1908年11月光緒皇帝與慈禧太后接連過世後，清朝在1911年責成內閣只任命少數漢族官員，拖延憲法頒佈，限制國會權力，宣佈國有化鐵路等措施，都成為革命的導火線。
十九世紀末開始日本留學生擁抱革命，到1907年末學生領導革命的階段已幾乎殆盡。職業革命家孫逸仙在1894年建立第一個反清革命組織，策劃多次不成功的革命。到1911年他的影響力已所剩無幾，10月革命時身在海外，直到革命大致為既成事實才獲追認，比較像偶像般的革命領袖。1908年後革命最關鍵角色是城市改革派精英，包括傳統大型商人、紳商與傳統士人。他們越來越無法忍受舊政府制度施加的限制，以及外國控制鐵路等經濟權利。在新政時期他們是「地方議事會」與「省諮議局」代表核心，透過這些機構成為自覺而團結的力量。
1911年為中國提供絕佳革命時機，財政危機、自然災害與地方暴力事件顯示，清朝已無力統治帝國。革命過程幾近平淡，但出現許多針對旗人與滿人標記的暴力種族屠殺。權力與控制轉移在各省各地有別，外國企業未受很大影響。1912年2月，宣統皇帝退位，清朝與兩千年帝制就此告終。
作者指，以陸地歐亞帝國範例看待清朝，其在1911年滅亡可說是適逢其時︰羅曼諾夫帝國在1917年瓦解，鄂圖曼帝國在1910年代已解體。這些早期帝國面對二十世紀科技轉型，似乎都因為規模過大而缺乏效率。另一方面，假如以中國長期朝代興衰看待清帝國，政治分裂時期通常是在兩個「帝國」興起之間，那麼1911年似乎就不那麼像時代里程碑，清朝循環也許在1927、1937甚或1949年才真正結束。
2017年10月31日 星期二
The Euro
看完了Stiglitz的The Euro，本書2016年出版，由於主題是現在進行式，部份內容到現在可能已經不適用，不過大致上還可以參考。
作者一開始就指歐元區1992年採用單一貨幣，卻沒有建立讓其可行的制度，令綁定匯率造成後來的衰退與蕭條。歐元本來應該是提升歐洲經濟表現與政治及經濟聯繫的工具，但後來手段卻變成目標，為了維持歐元令歐洲團結受損，危機國家陷入蕭條。
在經濟與政治多元下採用單一貨幣，代表這些國家之間只有單一匯率與利率，即使這一匯率與利率適合大部份成員國，運作上也需要各種制度協助不適合的少數國家，而歐洲未能建立這些制度。除了歐元本身的結構外，作者也批評在歐元危機後歐洲採取的政策，特別是向危機國家施行撙節政策，大幅削減政府開支，推行無關終止衰退的「結構改革」。作者認為歐元結構本身才是最需要改革，但改革進展緩慢，令歐元區無法恢復增長。
作者認為歐元區面臨選擇，它可以推動整合，建立共同銀行存款保障與共同借款機制；或者考慮讓歐元區有序分拆為兩個或更多的貨幣區，雖然財政與情感的代價龐大，總比在混亂中結束好；第三項選擇是作者提出的「彈性歐元」，承認現時歐洲整合不足以維持單一匯率，讓各國的歐元匯率有異，但保留歐元已建立的成就，待歐洲各國足夠團結後才逐漸收窄匯率差距，邁向單一貨幣體系。
經濟整合超越政治整合無法順利，原因在於整合會令各國更為互相依靠，令一國行動影響其他國家，因此更需要集體行動，確保各國做更多有利聯盟其他成員的事。此外，大部份政策會令部份人獲益，部份人受損，政治整合可讓部份贏家得益轉移給政策受損者，在其中一項政策受損者也有信心下次他們會獲益，長遠而言令所有人都更好。換言之，沒有足夠政治整合，經濟聯盟不能採取必須集體行動令整合適用於所有人，部份群體也幾乎比沒有整合情況更差。
在歐元危機後，危機國家必須「自願」接受德國接受的方案，以避免拒絕接受帶來的後果，包括被逼退出歐元區。危機國家並不相信這些「自願」方案，導致這些方案不大可能有效實行，而且在政治上也難以維持。希臘選民以公投表示並不接受這些方案，但即使歐元區國家據指保有大部份主權，希臘政府卻不得不接受，這令歐洲民主價值受損。而且如下面所示，希臘人民需為這些方案忍受社會代價，卻沒有帶來據稱出現的經濟復甦。
歐元危機後歐元區經濟狀況並不理想，2015年區內GDP僅高於2007年0.6%，特別是危機國家GDP水平倒退；危機國家國民大量出國尋找工作，令國內人才減少；政府支出下跌，失業率在2015年為近11%，尤其是青年失業率是平均失業率一倍；不平等增加，希臘的堅尼系數從2010至2014年增加5%，2012年希臘兒童貧困率估計為40.5%。經濟無法快速恢復至全民就業水平，摧毀了人力與組織資本，帶來長期不良影響。
單一貨幣聯盟令個別國家不能依靠調整匯率，讓商品價格下跌增加出口，也不能任意調整利率以維持全民就業，因此在面對經濟衝擊時需要以其他方法調整。作者以美國各州為例，指出這些調整機制之一是移民，而美國各州有共同語言、全國社會計劃與美國人身份認同，令移民相對容易。
另一調整機制是聯邦財政支持，特別是全國福利計劃如醫療保險、失業保險與社會保障，聯邦政府也有裁量權直接支持有困難的州份，例如在這些州花費更多軍事開支。第三項機制是聯邦儲備局與聯邦存款保險公內可出手拯救陷入嚴重困境的國內銀行，各州不需要獨力拯救金融危機。
歐元區在缺乏這些調整機制下，當成員國之間經濟結構不夠相似，單一貨幣聯盟難以確保所有國家維持全民就業以及沒有國家不會長期貿易失衡，部份國家為達至全民就業，在短期內只能維持對外赤字。
歐元區的趨同條款限制成員國政府財政赤字，令區內國家面對危機時，不能運用利率、匯率與財政赤字工具回應。歐洲部份有力人士聲稱「內部貶值」，即下調國內工資，可帶來調整經濟的效果。但危機經驗則是即使在高失業率下工資下跌仍然有限，可以有效工資理論指工資過低會減弱工人誘因解釋。工資下跌也未能有效刺激出口，企業資金來源不足，並已受危機衝擊，為整固資產負債表而保持價格不變。內部貶值帶來的GDP下跌卻遠超預期，原因在於與對外貿易無關的非交易商品需求與產出下跌，而且在危機國家欠債以歐元計價下，內部貶值令債務負擔增加，經濟變得更脆弱，所有支出減少。
作者指像德國以限制工人工資增長的競爭性貶值，是「以鄰為壑」的政策，讓自己實質匯率相對低於其他歐元成員國。在危機中，保持盈餘令原本受衝擊而不足的總需求較難上升，而且在處理國際貿易不平衡上，盈餘國家減少盈餘比赤字國家減少赤字容易，例如提高國內工人最低工資，讓工人所得增加，購買更多包括國外的商品。德國是作者寫作時歐元區盈餘最多的國家，2015年盈餘估計為4520億美金，這令區內其他成員自行減少赤字非常困難。
作者也批評歐元區注重政府財政赤字而不是貿易赤字的做法，指貿易赤字可以由私有部門過剩引起，限制政府赤字不會減少這種貿易赤字。西班牙與愛爾蘭的例子顯示，即使兩國政府在危機前有盈餘，當私有部門貿易赤字造成的房產泡沫爆破，也會影響經濟表現。
在危機中資金對銀行體系的信心，會受銀行體系所屬政府是否有能力並願意拯救受困銀行影響，這又部份取決於減少紓困可能的制度框架、紓困所需特別基金與確保存戶全身而退的程序是否存在。危機中資金外流時，危機國家的銀行需要支付更高利息才能留住資金，但更高利息令企業難以借貸，經濟放緩，這又會令銀行更易陷入危機，需要進一步提供利率，形成惡性循環。
歐元區內歐洲中央銀行為整區設定單一利率，但各國政府債利率卻各有不同，經濟表現較差與負債較多的國家借債利率較高，表示歐元結構本身就會令各國差距擴大。此問題解決方法是歐元區內所有銀行全面的共同存款保險，以消除資金從歐元區弱國流至強國的誘因。然而德國強調共同存款保險會導致財富轉移，而歐元區不是轉移聯盟，在沒有共同結算程序之前，不能設立共同存款保險。
歐洲在金融管制上進度緩慢，現時歐洲管治架構較易令各國「爭相向下」，放寬管制與減稅以競逐資金與金融機構，而且歐洲通用的金融管制與監管也未必能切合不同國家環境。歐洲各國也在國內負債、技術勞工、公共投資、科技與財富上出現差異，這需要在共同歐洲債券、歐洲投資銀行、工業政策等方面尋求解決辦法。
作者認為歐洲中央銀行的根本問題是缺乏民主問責，歐元危機與全球金融危機已顯示出中央銀行不斷進行政治決定，其政策有重大分配影響，貨幣政策並非只是技術官僚行事。歐洲中央銀行只獲授權關注通貨膨脹，忽略金融穩定，也對失業率缺乏關注。此外，當物價因食物與燃料價格而上升時，歐洲中央銀行為壓低通脹而加息會進一步削弱需求，令受食物與燃料價格影響的勞工再受打擊。
在危機時當時歐洲中央銀行行長特里謝譴責工資水平過高，無視於當時歐洲需求不足的事實，甚至威脅西班牙首相改革勞工市場，否則不會拯救西班牙銀行。中央銀行家多數出身至金融業，也會透過旋轉門在離職後重任金融界高職。作者質疑這會令中央銀行，不論在美國還是歐洲，偏袒銀行與金融市場的朋友，放鬆金融業的管制，帶來其後的危機。
歐洲中央銀行時獨立中央銀行的論點建基於三項假設︰只需要處理通貨膨脹、以貨幣政策打擊通脹是純粹技術官僚事務、中央銀行獨立有助於打擊通脹。金融危機後證明前兩項假設並不成立，第三項則是對民主極為不信任，認為貨幣政策落在民主政府手上會出現以通脹刺激經濟贏取選舉。但作者指事實上民主選民較這假設有智慧，強烈懲罰過度支出的政府。
繼美國與日本後歐洲中央銀行也推出量化寬鬆試圖令經濟復甦，但此政策在各國都效果有限，作者指這是由於量化寬鬆協助經濟的三種途徑效果較弱︰以匯價下跌刺激出口因貿易伙伴同樣如此而失效；房貸與長期利率雖然下跌，但壟斷銀行享受低利率帶來的額外利潤，未有相應增加放貸；股價上升甚至泡沫只令非常富有者受惠，對增加需求影響有限。
作者對三頭馬車——歐盟委員會、歐洲中央銀行與國際貨幣基金——在歐元危機後向危機國家推行的各種政策多有批評。財政緊縮政策令經濟放緩，政府收入減少，社會支出增加，對改善政府財政幫助有限。外來勢力強加並非累進、缺乏民主共識的稅收，引發國內不滿，損害社會信任與自願服從。私有化處理不當造成壟斷、貪污與外國控制，相關企業不顧民眾利益，利潤外流也令國際收支平衡更差。削減退休金猶如盜取工資。國際貨幣基金附帶條件的拯救計劃未能挽回信心。
作者也批評三頭馬車推行的「結構改革」與危機無關，注重非貿易商品不會改善經常帳，對牛奶、麵包規格與藥物售賣方式的規定更是無關宏旨。作者指對經濟真正重要的改革包括︰容許歐元區成員國推行適合自己的工業政策、推動平等、平衡歐元區各成員的權利、改革金融界與應對氣候變化。
為了令歐元體系更可行，作者建議歐元區結構應實行以下改革︰一，組成有共同監管、存款保險與結算程序的銀行聯盟，而在景氣不佳時監管需要靈活應對。二，建立共同債券，如歐元債。
三，改革穩定框架，包括修改馬斯特里赫特趨同條款；建立穩定團結基金在有需要時提供拯救銀行、失業保險、中小企業貸款等款項；建立自動穩定機制；為創造信貸提供彈性，例如為歐洲中央銀行與歐洲金融監管機構設立更多工具；管制金融蘇過度擴張；推行更主動抗景氣循環的財政政策。
四，減少成員各國差異，包括防止盈餘、盈餘國推行擴張的工資與財政政策、改善成員國的公共基建。五，推動全歐全民就業與增長的宏觀經濟政策，特別是歐洲中央銀行使命應包括就業、增長與經濟穩定，而不是只著重通脹。
六，各成員國的改革，包括促使金融業服務社會、改革企業管治、建立適用於大量企業與家庭同時破產的破產法，以及推動環保投資。七，致力於共享繁榮，限制各成員國「爭相向下」的管制放鬆與減稅競爭，並在歐洲層級中加強重分配機制，例如徵收全歐層面入息稅。
在應對危機政策方面，作者強調處理危機需要裁量權與彈性，不能只遵從既有規則。政策應從緊縮政府開支轉為推動經濟成長，意識到財政政策的作用，可透過增稅同時增加開支發揮「平衡預算的乘數效應」。部份歐元區國家，特別是希臘，高債務已長期拖慢經濟增長，作者認為這些國家應實行債務重組，並可以GDP計價債務為工具，這也有讓債權人與債務人利害一致的好處。
假如歐元區無意或無法實行上述改革，假如是由希臘退出歐元區，作者建議可以電子貨幣形式讓希臘貨幣轉換成希臘歐元，透過匯率調整與貿易限額管理國際收支平衡，以增稅及債務重組應對財政赤字，包括將歐元計價債務改以希臘貨幣計價，並需要註銷部份債務。更容易的做法是德國與部份北歐國家退出歐元區，採用新貨幣，好處是餘下歐元危機國家可調整歐元匯率，不會增加債務負擔。
在更整合歐元改革與歐元區分離之外，作者也提出彈性歐元的選項。其基本理念為保留歐元區既有成功制度，但不同國家歐元匯率在一定範圍內波動，當歐元各國隨時間日漸趨同，波動範圍或許能逐漸縮小。這選擇同樣需要電子貨幣與出口配額配合，也需要為各國盈餘設限，並積極推動生產力趨同，例如基礎建設、教育與科技突破的公共投資。
作者總結指，現時單一貨幣正威脅歐洲的未來，繼續匍匐而行並不可行，不應為歐元犧牲更重要的歐洲計劃。為了歐洲與世界，歐洲應作出更好選擇，改變現時的歐元體系。
作者一開始就指歐元區1992年採用單一貨幣，卻沒有建立讓其可行的制度，令綁定匯率造成後來的衰退與蕭條。歐元本來應該是提升歐洲經濟表現與政治及經濟聯繫的工具，但後來手段卻變成目標，為了維持歐元令歐洲團結受損，危機國家陷入蕭條。
在經濟與政治多元下採用單一貨幣，代表這些國家之間只有單一匯率與利率，即使這一匯率與利率適合大部份成員國，運作上也需要各種制度協助不適合的少數國家，而歐洲未能建立這些制度。除了歐元本身的結構外，作者也批評在歐元危機後歐洲採取的政策，特別是向危機國家施行撙節政策，大幅削減政府開支，推行無關終止衰退的「結構改革」。作者認為歐元結構本身才是最需要改革，但改革進展緩慢，令歐元區無法恢復增長。
作者認為歐元區面臨選擇，它可以推動整合，建立共同銀行存款保障與共同借款機制；或者考慮讓歐元區有序分拆為兩個或更多的貨幣區，雖然財政與情感的代價龐大，總比在混亂中結束好；第三項選擇是作者提出的「彈性歐元」，承認現時歐洲整合不足以維持單一匯率，讓各國的歐元匯率有異，但保留歐元已建立的成就，待歐洲各國足夠團結後才逐漸收窄匯率差距，邁向單一貨幣體系。
經濟整合超越政治整合無法順利，原因在於整合會令各國更為互相依靠，令一國行動影響其他國家，因此更需要集體行動，確保各國做更多有利聯盟其他成員的事。此外，大部份政策會令部份人獲益，部份人受損，政治整合可讓部份贏家得益轉移給政策受損者，在其中一項政策受損者也有信心下次他們會獲益，長遠而言令所有人都更好。換言之，沒有足夠政治整合，經濟聯盟不能採取必須集體行動令整合適用於所有人，部份群體也幾乎比沒有整合情況更差。
在歐元危機後，危機國家必須「自願」接受德國接受的方案，以避免拒絕接受帶來的後果，包括被逼退出歐元區。危機國家並不相信這些「自願」方案，導致這些方案不大可能有效實行，而且在政治上也難以維持。希臘選民以公投表示並不接受這些方案，但即使歐元區國家據指保有大部份主權，希臘政府卻不得不接受，這令歐洲民主價值受損。而且如下面所示，希臘人民需為這些方案忍受社會代價，卻沒有帶來據稱出現的經濟復甦。
歐元危機後歐元區經濟狀況並不理想，2015年區內GDP僅高於2007年0.6%，特別是危機國家GDP水平倒退；危機國家國民大量出國尋找工作，令國內人才減少；政府支出下跌，失業率在2015年為近11%，尤其是青年失業率是平均失業率一倍；不平等增加，希臘的堅尼系數從2010至2014年增加5%，2012年希臘兒童貧困率估計為40.5%。經濟無法快速恢復至全民就業水平，摧毀了人力與組織資本，帶來長期不良影響。
單一貨幣聯盟令個別國家不能依靠調整匯率，讓商品價格下跌增加出口，也不能任意調整利率以維持全民就業，因此在面對經濟衝擊時需要以其他方法調整。作者以美國各州為例，指出這些調整機制之一是移民，而美國各州有共同語言、全國社會計劃與美國人身份認同，令移民相對容易。
另一調整機制是聯邦財政支持，特別是全國福利計劃如醫療保險、失業保險與社會保障，聯邦政府也有裁量權直接支持有困難的州份，例如在這些州花費更多軍事開支。第三項機制是聯邦儲備局與聯邦存款保險公內可出手拯救陷入嚴重困境的國內銀行，各州不需要獨力拯救金融危機。
歐元區在缺乏這些調整機制下，當成員國之間經濟結構不夠相似，單一貨幣聯盟難以確保所有國家維持全民就業以及沒有國家不會長期貿易失衡，部份國家為達至全民就業，在短期內只能維持對外赤字。
歐元區的趨同條款限制成員國政府財政赤字，令區內國家面對危機時，不能運用利率、匯率與財政赤字工具回應。歐洲部份有力人士聲稱「內部貶值」，即下調國內工資，可帶來調整經濟的效果。但危機經驗則是即使在高失業率下工資下跌仍然有限，可以有效工資理論指工資過低會減弱工人誘因解釋。工資下跌也未能有效刺激出口，企業資金來源不足，並已受危機衝擊，為整固資產負債表而保持價格不變。內部貶值帶來的GDP下跌卻遠超預期，原因在於與對外貿易無關的非交易商品需求與產出下跌，而且在危機國家欠債以歐元計價下，內部貶值令債務負擔增加，經濟變得更脆弱，所有支出減少。
作者指像德國以限制工人工資增長的競爭性貶值，是「以鄰為壑」的政策，讓自己實質匯率相對低於其他歐元成員國。在危機中，保持盈餘令原本受衝擊而不足的總需求較難上升，而且在處理國際貿易不平衡上，盈餘國家減少盈餘比赤字國家減少赤字容易，例如提高國內工人最低工資，讓工人所得增加，購買更多包括國外的商品。德國是作者寫作時歐元區盈餘最多的國家，2015年盈餘估計為4520億美金，這令區內其他成員自行減少赤字非常困難。
作者也批評歐元區注重政府財政赤字而不是貿易赤字的做法，指貿易赤字可以由私有部門過剩引起，限制政府赤字不會減少這種貿易赤字。西班牙與愛爾蘭的例子顯示，即使兩國政府在危機前有盈餘，當私有部門貿易赤字造成的房產泡沫爆破，也會影響經濟表現。
在危機中資金對銀行體系的信心，會受銀行體系所屬政府是否有能力並願意拯救受困銀行影響，這又部份取決於減少紓困可能的制度框架、紓困所需特別基金與確保存戶全身而退的程序是否存在。危機中資金外流時，危機國家的銀行需要支付更高利息才能留住資金，但更高利息令企業難以借貸，經濟放緩，這又會令銀行更易陷入危機，需要進一步提供利率，形成惡性循環。
歐元區內歐洲中央銀行為整區設定單一利率，但各國政府債利率卻各有不同，經濟表現較差與負債較多的國家借債利率較高，表示歐元結構本身就會令各國差距擴大。此問題解決方法是歐元區內所有銀行全面的共同存款保險，以消除資金從歐元區弱國流至強國的誘因。然而德國強調共同存款保險會導致財富轉移，而歐元區不是轉移聯盟，在沒有共同結算程序之前，不能設立共同存款保險。
歐洲在金融管制上進度緩慢，現時歐洲管治架構較易令各國「爭相向下」，放寬管制與減稅以競逐資金與金融機構，而且歐洲通用的金融管制與監管也未必能切合不同國家環境。歐洲各國也在國內負債、技術勞工、公共投資、科技與財富上出現差異，這需要在共同歐洲債券、歐洲投資銀行、工業政策等方面尋求解決辦法。
作者認為歐洲中央銀行的根本問題是缺乏民主問責，歐元危機與全球金融危機已顯示出中央銀行不斷進行政治決定，其政策有重大分配影響，貨幣政策並非只是技術官僚行事。歐洲中央銀行只獲授權關注通貨膨脹，忽略金融穩定，也對失業率缺乏關注。此外，當物價因食物與燃料價格而上升時，歐洲中央銀行為壓低通脹而加息會進一步削弱需求，令受食物與燃料價格影響的勞工再受打擊。
在危機時當時歐洲中央銀行行長特里謝譴責工資水平過高，無視於當時歐洲需求不足的事實，甚至威脅西班牙首相改革勞工市場，否則不會拯救西班牙銀行。中央銀行家多數出身至金融業，也會透過旋轉門在離職後重任金融界高職。作者質疑這會令中央銀行，不論在美國還是歐洲，偏袒銀行與金融市場的朋友，放鬆金融業的管制，帶來其後的危機。
歐洲中央銀行時獨立中央銀行的論點建基於三項假設︰只需要處理通貨膨脹、以貨幣政策打擊通脹是純粹技術官僚事務、中央銀行獨立有助於打擊通脹。金融危機後證明前兩項假設並不成立，第三項則是對民主極為不信任，認為貨幣政策落在民主政府手上會出現以通脹刺激經濟贏取選舉。但作者指事實上民主選民較這假設有智慧，強烈懲罰過度支出的政府。
繼美國與日本後歐洲中央銀行也推出量化寬鬆試圖令經濟復甦，但此政策在各國都效果有限，作者指這是由於量化寬鬆協助經濟的三種途徑效果較弱︰以匯價下跌刺激出口因貿易伙伴同樣如此而失效；房貸與長期利率雖然下跌，但壟斷銀行享受低利率帶來的額外利潤，未有相應增加放貸；股價上升甚至泡沫只令非常富有者受惠，對增加需求影響有限。
作者對三頭馬車——歐盟委員會、歐洲中央銀行與國際貨幣基金——在歐元危機後向危機國家推行的各種政策多有批評。財政緊縮政策令經濟放緩，政府收入減少，社會支出增加，對改善政府財政幫助有限。外來勢力強加並非累進、缺乏民主共識的稅收，引發國內不滿，損害社會信任與自願服從。私有化處理不當造成壟斷、貪污與外國控制，相關企業不顧民眾利益，利潤外流也令國際收支平衡更差。削減退休金猶如盜取工資。國際貨幣基金附帶條件的拯救計劃未能挽回信心。
作者也批評三頭馬車推行的「結構改革」與危機無關，注重非貿易商品不會改善經常帳，對牛奶、麵包規格與藥物售賣方式的規定更是無關宏旨。作者指對經濟真正重要的改革包括︰容許歐元區成員國推行適合自己的工業政策、推動平等、平衡歐元區各成員的權利、改革金融界與應對氣候變化。
為了令歐元體系更可行，作者建議歐元區結構應實行以下改革︰一，組成有共同監管、存款保險與結算程序的銀行聯盟，而在景氣不佳時監管需要靈活應對。二，建立共同債券，如歐元債。
三，改革穩定框架，包括修改馬斯特里赫特趨同條款；建立穩定團結基金在有需要時提供拯救銀行、失業保險、中小企業貸款等款項；建立自動穩定機制；為創造信貸提供彈性，例如為歐洲中央銀行與歐洲金融監管機構設立更多工具；管制金融蘇過度擴張；推行更主動抗景氣循環的財政政策。
四，減少成員各國差異，包括防止盈餘、盈餘國推行擴張的工資與財政政策、改善成員國的公共基建。五，推動全歐全民就業與增長的宏觀經濟政策，特別是歐洲中央銀行使命應包括就業、增長與經濟穩定，而不是只著重通脹。
六，各成員國的改革，包括促使金融業服務社會、改革企業管治、建立適用於大量企業與家庭同時破產的破產法，以及推動環保投資。七，致力於共享繁榮，限制各成員國「爭相向下」的管制放鬆與減稅競爭，並在歐洲層級中加強重分配機制，例如徵收全歐層面入息稅。
在應對危機政策方面，作者強調處理危機需要裁量權與彈性，不能只遵從既有規則。政策應從緊縮政府開支轉為推動經濟成長，意識到財政政策的作用，可透過增稅同時增加開支發揮「平衡預算的乘數效應」。部份歐元區國家，特別是希臘，高債務已長期拖慢經濟增長，作者認為這些國家應實行債務重組，並可以GDP計價債務為工具，這也有讓債權人與債務人利害一致的好處。
假如歐元區無意或無法實行上述改革，假如是由希臘退出歐元區，作者建議可以電子貨幣形式讓希臘貨幣轉換成希臘歐元，透過匯率調整與貿易限額管理國際收支平衡，以增稅及債務重組應對財政赤字，包括將歐元計價債務改以希臘貨幣計價，並需要註銷部份債務。更容易的做法是德國與部份北歐國家退出歐元區，採用新貨幣，好處是餘下歐元危機國家可調整歐元匯率，不會增加債務負擔。
在更整合歐元改革與歐元區分離之外，作者也提出彈性歐元的選項。其基本理念為保留歐元區既有成功制度，但不同國家歐元匯率在一定範圍內波動，當歐元各國隨時間日漸趨同，波動範圍或許能逐漸縮小。這選擇同樣需要電子貨幣與出口配額配合，也需要為各國盈餘設限，並積極推動生產力趨同，例如基礎建設、教育與科技突破的公共投資。
作者總結指，現時單一貨幣正威脅歐洲的未來，繼續匍匐而行並不可行，不應為歐元犧牲更重要的歐洲計劃。為了歐洲與世界，歐洲應作出更好選擇，改變現時的歐元體系。
2017年10月24日 星期二
合作的物種
看完了《合作的物種》，主題是探討合作行為怎樣在演化中出現，由於作者研究方法運用代理人基模型，內容有許多數學符號，大體略過。
本書兩個論點為︰一，人並非只為自利合作，也真心認同合符道德行為本身有價值，為群體成功付出能激起正面情緒，沒有貢獻會引發羞恥或罪惡感；二，這些道德情操建立的原因，是我們祖先自然與社會結構傾向讓彼此合作群體比其他群體更適合生存與發展，合作傾向有演化的根源。合作行為不只限於親屬與互惠互利，範圍遠超家庭，而且只有一次合作機會人們也願意合作。更根本的解釋是人們合作會感到愉快，自覺有義務合作，也會在懲罰「搭便車」的人時感到愉悅，作者稱這些感受為「社會偏好」。
作者提出利他社會偏好得以維持的三種原因︰一，人們會以不同方法保護利他成員不受自利成員剝削，如漠視或放逐自私者；二，社會化系統令個別成員內化合作規範，為公共目標貢獻與懲罰違規者本身成為值得追求的目標；三，群體間資源與生存競爭是人類演化的決定力量，多數成員合作群體較能在挑戰中生存，佔據缺乏合作精神群體的土地，並以繁衍及文化傳播推廣合作行為。
人類在認知、語言與身體能力令其合作形式較為獨特，這些能力有助形成社會規範、建立體制、推廣規定、說明後果、警告與懲罰違規者，心理能力則發展出社會情緒與非親屬身份特徵，令代價高昂的群體衝突更容易發生。人類發展可形塑特質與漫長成熟期令社會情緒與身份建立更可行。運用投擲武器令群體懲罰違規成員代價減少，更容易狩獵大型動物，為合作帶來利益，投擲武器也令群體衝突更致命，群體競爭形成更有力的演化力量。
即使自己沒有得到甚麼，人們仍會與他人合作、獎勵合作者與懲罰搭便車者，這種行為偏好稱為「強相互性」。各種實驗發現受試者一開始會積極合作，但團體內有較多搭便車者時，合作次數會越來越少。強相互性的人懲罰搭便車者有助合作，但有效懲罰需要有正當性，懲罰要傳遞出道德信號。不同文化群體行為有極大差異，但沒有群體只遵循自利公理，群體界線則會影響利他行為。
作者指僅以互惠利他解釋人類合作行為的限制，是在超過兩人的群體中，成員無法由自己的收益推斷背叛從何而來，而報復式背叛也會波及其他成員，在其他成員誤將報復式背叛視為搭便車行為時，會激起更多報復式背叛，令合作無法維持。在缺乏社會偏好的情況下，人們不一定會將私人資訊如實轉為公開資訊，因而令互惠利他或爭取聲望的間接互惠模型，無法充分解釋不考慮道德、只關心一己之利者的合作行為。
現有對更新世晚期人類的知識，也不支持親緣利他或互惠利他足以解釋更新世晚期人類合作的說法。更新世晚期人類祖先生活並不侷限於封閉小型群體，家族與自利不是僅有社會基礎。當時的人類交遊廣闊、熱心公益並相當好戰，為共同保險、貿易、交配等網絡帶來好處，也在結盟與戰爭中獲益。更新世晚期高死亡率與人口急劇減少分散，群體時常衝突與氣候不穩也令群體本身的壽命有限，這都不利於互惠利他演化。遺傳資料則指出群體內部成員血親關係不太親近，因此以親緣為基礎的選擇模型也不可行。
群體層級制度傳承來自以習得行為為基礎的文化傳播，在作者的模型中，族群成員成年或新成員會遵循既有制度，但這不是規矩學習的結果，而是在大家都如此行事時，這樣做是最好的回應方式。個人是基因或習得個人行為的載體，群體則是制度的載體，成功群體成長至一定程度後會分裂成兩個群體，在挑戰下滅亡的制度失敗群體所在地，則會由鄰近群體佔據，兩種情況都會複製制度。規範成員競爭的群體制度也會受選擇壓力限制，當群體採取食物分享、防止男性領導者壟斷繁衍權力等減少差異的制度時，可促進個人成本高卻對群體有好處的行為擴散。
在沒有正向或負向聚合的族群中，不論本位還是利他特性都不能在偏好高收益的文化或基因選擇過程中倖存。本位與利他特質在早期人類間擴散需要三項條件︰一，多數利他者需同時有本位傾向，而且本位者同時是利他者；二，本位利他者必須要有其他本位利他者共處同一群體；三，人類祖先的生活環境，必須能讓足夠多本位利他者願意為同胞與外人衝突，並在資源競爭中勝出。這些群體利益或許可以抵銷對本位與利他特性不利群體內部選擇力量。
既然懲罰背叛者需要付出代價，更可能會波及合作者，懲罰或許會降低所有群體成員的平均收益。此外，當懲罰者人數沒有優勢，懲罰搭便車者的代價就會很大，而且代價要由自己承擔。作者指以上困難可以兩項實證特質解決，首先是只在懲罰者足夠多時才會實行懲罰，否則懲罰者只會口頭上表示願意進行懲罰，以規避懲罰成本。其次，懲罰有規模報酬遞增的特性，當懲罰者人數上升時，實行懲罰的總成本會下降。考量這兩項特質後，懲罰既可以在罕見情況下擴散，也可以在很普遍時提高群體平均適應能力，但是會降低懲罰者的適應能力。
社會偏好的文化傳播受三方面互動影響，一是親代傳給子代的「垂直傳播」，當親代部份特性與更高適應能力有關，就能成功演化；二是鄰居、老師、宗教領袖等長輩與年輕人互動產生的「斜向傳播」，讓年輕人更社會化以內化特定規範；三是以收益為基礎的社會學習，人們會比較自己與他人的行為，並仿傚看來較成功者的做法。
文化傳播與內化過程獨特地影響人類對情境的享樂式反應，令降低適應能力的行為也可能受推廣。相對於天擇，以文化傳播內化規範在激發提升適應能力行為上也有更好表現，原因是個人適應能力最大化通常不會令群體成員平均適應能力最高，而且相對於以基因傳播的特性，文化傳播內化規範面對環境轉變時能更快適應。
羞恥與罪惡感這些社會情緒，令人類可以免卻最適化的複雜過程，只接收一條簡單訊息︰無論做的是甚麼，可以的話立即停止，並以後不再做。兩項選擇優勢令社會情緒得以成功演化︰一是有些人資訊不完整，處理資訊能力不足，或可能傾向低估未來增加的成本與利益，在缺乏社會情緒下，人很可能會對社會的非難反應遲緩，擁有社會情緒則可警告我們避免不良後果。二是社會情緒，特別是羞恥，會帶來群體競爭優勢。因為在羞恥感普遍時，對反社會的懲罰格外有效，懲罰只需偶一為之，故此羞恥感普及可讓群體更為合作，懲罰代價較小，面對挑戰時存活機率也更高。
作者總結指，社會偏好擴散來自人類建立制度的獨特能力，以及習得行為的文化傳播。此外，更新世晚期的大量採集遊群，也令強相互者與其他利他合作者在競爭中佔優勢。「基因文化共同演化」與「多層次選擇」，構成作者解釋利他合作行為在人類普及的解釋主軸。
本書兩個論點為︰一，人並非只為自利合作，也真心認同合符道德行為本身有價值，為群體成功付出能激起正面情緒，沒有貢獻會引發羞恥或罪惡感；二，這些道德情操建立的原因，是我們祖先自然與社會結構傾向讓彼此合作群體比其他群體更適合生存與發展，合作傾向有演化的根源。合作行為不只限於親屬與互惠互利，範圍遠超家庭，而且只有一次合作機會人們也願意合作。更根本的解釋是人們合作會感到愉快，自覺有義務合作，也會在懲罰「搭便車」的人時感到愉悅，作者稱這些感受為「社會偏好」。
作者提出利他社會偏好得以維持的三種原因︰一，人們會以不同方法保護利他成員不受自利成員剝削，如漠視或放逐自私者；二，社會化系統令個別成員內化合作規範，為公共目標貢獻與懲罰違規者本身成為值得追求的目標；三，群體間資源與生存競爭是人類演化的決定力量，多數成員合作群體較能在挑戰中生存，佔據缺乏合作精神群體的土地，並以繁衍及文化傳播推廣合作行為。
人類在認知、語言與身體能力令其合作形式較為獨特，這些能力有助形成社會規範、建立體制、推廣規定、說明後果、警告與懲罰違規者，心理能力則發展出社會情緒與非親屬身份特徵，令代價高昂的群體衝突更容易發生。人類發展可形塑特質與漫長成熟期令社會情緒與身份建立更可行。運用投擲武器令群體懲罰違規成員代價減少，更容易狩獵大型動物，為合作帶來利益，投擲武器也令群體衝突更致命，群體競爭形成更有力的演化力量。
即使自己沒有得到甚麼，人們仍會與他人合作、獎勵合作者與懲罰搭便車者，這種行為偏好稱為「強相互性」。各種實驗發現受試者一開始會積極合作，但團體內有較多搭便車者時，合作次數會越來越少。強相互性的人懲罰搭便車者有助合作，但有效懲罰需要有正當性，懲罰要傳遞出道德信號。不同文化群體行為有極大差異，但沒有群體只遵循自利公理，群體界線則會影響利他行為。
作者指僅以互惠利他解釋人類合作行為的限制，是在超過兩人的群體中，成員無法由自己的收益推斷背叛從何而來，而報復式背叛也會波及其他成員，在其他成員誤將報復式背叛視為搭便車行為時，會激起更多報復式背叛，令合作無法維持。在缺乏社會偏好的情況下，人們不一定會將私人資訊如實轉為公開資訊，因而令互惠利他或爭取聲望的間接互惠模型，無法充分解釋不考慮道德、只關心一己之利者的合作行為。
現有對更新世晚期人類的知識，也不支持親緣利他或互惠利他足以解釋更新世晚期人類合作的說法。更新世晚期人類祖先生活並不侷限於封閉小型群體，家族與自利不是僅有社會基礎。當時的人類交遊廣闊、熱心公益並相當好戰，為共同保險、貿易、交配等網絡帶來好處，也在結盟與戰爭中獲益。更新世晚期高死亡率與人口急劇減少分散，群體時常衝突與氣候不穩也令群體本身的壽命有限，這都不利於互惠利他演化。遺傳資料則指出群體內部成員血親關係不太親近，因此以親緣為基礎的選擇模型也不可行。
群體層級制度傳承來自以習得行為為基礎的文化傳播，在作者的模型中，族群成員成年或新成員會遵循既有制度，但這不是規矩學習的結果，而是在大家都如此行事時，這樣做是最好的回應方式。個人是基因或習得個人行為的載體，群體則是制度的載體，成功群體成長至一定程度後會分裂成兩個群體，在挑戰下滅亡的制度失敗群體所在地，則會由鄰近群體佔據，兩種情況都會複製制度。規範成員競爭的群體制度也會受選擇壓力限制，當群體採取食物分享、防止男性領導者壟斷繁衍權力等減少差異的制度時，可促進個人成本高卻對群體有好處的行為擴散。
在沒有正向或負向聚合的族群中，不論本位還是利他特性都不能在偏好高收益的文化或基因選擇過程中倖存。本位與利他特質在早期人類間擴散需要三項條件︰一，多數利他者需同時有本位傾向，而且本位者同時是利他者；二，本位利他者必須要有其他本位利他者共處同一群體；三，人類祖先的生活環境，必須能讓足夠多本位利他者願意為同胞與外人衝突，並在資源競爭中勝出。這些群體利益或許可以抵銷對本位與利他特性不利群體內部選擇力量。
既然懲罰背叛者需要付出代價，更可能會波及合作者，懲罰或許會降低所有群體成員的平均收益。此外，當懲罰者人數沒有優勢，懲罰搭便車者的代價就會很大，而且代價要由自己承擔。作者指以上困難可以兩項實證特質解決，首先是只在懲罰者足夠多時才會實行懲罰，否則懲罰者只會口頭上表示願意進行懲罰，以規避懲罰成本。其次，懲罰有規模報酬遞增的特性，當懲罰者人數上升時，實行懲罰的總成本會下降。考量這兩項特質後，懲罰既可以在罕見情況下擴散，也可以在很普遍時提高群體平均適應能力，但是會降低懲罰者的適應能力。
社會偏好的文化傳播受三方面互動影響，一是親代傳給子代的「垂直傳播」，當親代部份特性與更高適應能力有關，就能成功演化；二是鄰居、老師、宗教領袖等長輩與年輕人互動產生的「斜向傳播」，讓年輕人更社會化以內化特定規範；三是以收益為基礎的社會學習，人們會比較自己與他人的行為，並仿傚看來較成功者的做法。
文化傳播與內化過程獨特地影響人類對情境的享樂式反應，令降低適應能力的行為也可能受推廣。相對於天擇，以文化傳播內化規範在激發提升適應能力行為上也有更好表現，原因是個人適應能力最大化通常不會令群體成員平均適應能力最高，而且相對於以基因傳播的特性，文化傳播內化規範面對環境轉變時能更快適應。
羞恥與罪惡感這些社會情緒，令人類可以免卻最適化的複雜過程，只接收一條簡單訊息︰無論做的是甚麼，可以的話立即停止，並以後不再做。兩項選擇優勢令社會情緒得以成功演化︰一是有些人資訊不完整，處理資訊能力不足，或可能傾向低估未來增加的成本與利益，在缺乏社會情緒下，人很可能會對社會的非難反應遲緩，擁有社會情緒則可警告我們避免不良後果。二是社會情緒，特別是羞恥，會帶來群體競爭優勢。因為在羞恥感普遍時，對反社會的懲罰格外有效，懲罰只需偶一為之，故此羞恥感普及可讓群體更為合作，懲罰代價較小，面對挑戰時存活機率也更高。
作者總結指，社會偏好擴散來自人類建立制度的獨特能力，以及習得行為的文化傳播。此外，更新世晚期的大量採集遊群，也令強相互者與其他利他合作者在競爭中佔優勢。「基因文化共同演化」與「多層次選擇」，構成作者解釋利他合作行為在人類普及的解釋主軸。
2017年9月15日 星期五
機率陷阱
看完Gerd Gigerenzer的《機率陷阱》，主題是生活中風險的應用與誤用。作者指在聽到某事發生的機率時，要先了解這數字的分母是甚麼，例如明日降雨機率有30%，不是指明日有30%時間下雨，也不是指有30%專家說會下雨，而是如果明天重複一百次，有三十次會下雨。絕對風險與相對風險也值得留意，譬如說風險增加百份之百是說相對風險，但絕對風險可能只是從七千份之一增加至七千份之二。
我們非常害怕短時間造成大量傷亡但機率很低的事，這種「可怕風險」在社群少於一百人的狩獵社會中，大量傷亡可能會造成群體滅絕，但現在個人存亡已不再依靠人數較少的部落，只是腦內恐懼並沒有消失，可怕風險繼續觸動我們內心恐慌。
作者認為只要用合適方法，教育可以令人們更認識風險與分析。專家有時是製造問題的人，自己不夠了解風險，缺乏與大眾溝通技能，或存在利益衝突。複雜的解答並不一定解決複雜問題，簡單原則反而較為聰明，少即是多。
已知風險與未知風險屬不同層次，我們掌握已知風險所有可能、後果與選擇，需要邏輯與統計思考幫助我們決定；未知風險在現實世界更常出現，當中我們要面對突發狀況，作者指，這需要利用直覺與經驗法則幫助決定。人生許多問題，需要同時運用兩種技能才能解決。
機率有三個面向︰頻率、實體設計與信心程度。頻率與算數有關，計算發生次數除以總數以得出相對發生頻率。實體設計是人為創造出特定機率，例如骰子的完美對稱設計令每一數字出現機率為六分之一。信心程度建基於人的經驗與印象，例如證人的證詞可信程度有多高。頻率與實體設計是已知風險，但信心程度主觀而充滿變數，未必能處理世上所有未知情況。
經驗分則能在有意識或潛意識下使用，潛意識運用經驗法則就是直覺，特點為︰一，在腦海中很快閃過；二，我們不是很清楚其背後邏輯與原因；三，感覺不會強至我們想付諸行動。
將已知風險當成沒有風險會產生「零風險錯覺」，例如檢測出陽性結果不代表一定患病，也可能是假陽性。將未知風險誤以為是已知風險則是「風險可知錯覺」或「火雞錯覺」，例如感恩節前火雞認為自己最安全，或者投資模型應用在真實世界反而導致災難。
作者指大腦運作方式是︰大腦無法接收所有外界資訊，但大腦智慧能以現在資源做出聰明猜測，這系統能犯下好的錯誤，可以從錯誤中學習。作者與《快思慢想》的Daniel Kahneman在直覺與認知偏誤的看法頗有不同，作者認為接受外界資訊再根據環境推測是人類認知體系的優點而非缺陷。好錯誤能幫助我們不斷學習發現，會犯錯的系統才是有智慧系統。
各種行業、企業與群體都有不同處理錯誤的文化，光譜一端是不敢犯錯的犯錯文化，出錯時會盡力隱藏，難以從中學習與發現；光譜另一端是改錯文化，鼓勵成員公開檢視錯誤，鼓勵好錯誤。作者舉例在運用檢查表上，航空業較接近改錯文化，醫療業則較接近犯錯文化，差異包括︰首先，醫院權力架構令檢查表較難落實，讓護士不易越權提醒醫生的缺失；其次，航空安全後果由乘客與機師共同承擔，但在醫院，病人過世不會令醫生有生命危險；第三，航空公司不太可能隱瞞墜機事件，但病人由醫療疏失死亡較少受報導。
防禦性決策是指為保護自己在事情出差錯時不受波及，所以比起較理想的選項，還是選擇較能保護自己的選項。在醫療上是醫生因害怕被告，讓病人接受不必要檢測或治療，就算這些程序可能危害病人生命安全的防禦性醫療。一項對美國賓夕法尼亞州醫生的調查指，最常做的非必要檢測是CT、MRIs與X光。醫師不會因過度治療而被告，反而因害怕被告不敢提供最好的意見。在美國，金錢也是防禦性醫療一項重要誘因，醫生為病人進行各種檢測，可從保險公司領取大筆保金，好好解釋病情，卻不會帶到多少錢。
不需親身經歷，我們也可以兩種方式學習恐懼，即社會模仿與生物準備。社會模仿指所屬社會族群害怕某事，那我們也要害怕此事。這讓不同文化間，甚至同一文化內，令人恐懼與安心的事物可以有很大差異。生物準備融合先天條件與後天刺激，我們對某項事物的恐懼已內建在身體，並由社會刺激激發，例子有蜘蛛、爬蟲類、打雷、害怕被拒絕等恐懼。
儘管銀行專家預測表現不佳，但企業主管仍花費請專家預測，或許是因為不知道銀行預測不準備，但也可能是因為請人預測能分攤自己的責任，當企業損失時將責任推給銀行，是一種防禦性決策。
複雜投資模型表現不比簡單的1/N法則——平均分配資金在N種投資目標——好，反映凡事應盡可能簡單，但不能過於簡化，當中決定準則是︰一，未知因素越多，越應簡化；二，眼前選擇越多，越應簡化；三，歷史數據越多，複雜模型越適用。
雖然作者訪問大企業管理人員時發現當中不少以直覺決策，層級越高的主管越會仰賴直覺，但他們在公開場合中卻不會承認。對直覺敬而遠之的理由有︰大家預期決定是基於合理解釋、群體決策中很難以直覺為自己辯護與焦慮沒有全盤考慮所有事實。作者指主管會以事後製造理由與防禦性決策隱藏直覺，前者花費企業時間、金錢與資源，後者則會造成最佳選擇無法實現。作者認為，良好領導由充滿經驗法則的工具箱，以及快速判斷哪條規則適用甚麼情境的直覺力構成。
作者指出在未知情況下，最佳解答不一定會有最好結果，選擇避免最壞結果的極小極大經驗法則更能減少不確定性。運動專長也反映出無意識智慧，經驗老到者有意識思考反而會令表現變差。在第一次去的餐廳點餐，比起忙於搜索整份菜單找出最好選擇，選擇第一項選項或跟隨友人反而既可省下時間，又可減少或許會錯失最好選擇的沮喪。購物也是如此，比起尋找永遠無法得知是最好的可能，選擇第一個夠好的選項更令人滿意。
我們總是覺得多名子女中排中間那位較少受父母照顧，這未必與父母是否偏心有關。作者以1/N規則模擬多名子女受父母照顧時間，在兩名子女時每名孩子的總照顧時數一樣，但在三名子女或以上家庭，中間的小孩從未與獨得與父母相處時間，總是要與其他兄弟姊妹分享父母照顧，長遠而言在十八歲前得到父母照顧總是比兄弟姊妹少，而且兄弟姊妹年齡平均相差年齡越高，中間的孩子得到父母照顧越少。
作者提出以自然頻率代替機率傳達風險訊息，讓人們更容易了解問題︰
現時醫療系統醫生與病人信任受損，除了因為前述的防禦性醫療與利益衝突外，也因為醫生受訓練時統計思維教育成效不佳，學習的目的只是為了期末考試。作者建議醫學院以自然頻率教學並重新設計課程，公眾也應能免費使用醫學資料庫、免費取得病歷與免費使用醫學期刊，以更容易接觸正確醫學訊息。
早期前列腺癌早期雖然似乎可增加五年存活率，但對實際死亡率的影響卻不大。原因在於早期篩檢會找到更多不會繼續發展的病例，令存活病例增加，這卻令許多本來沒必要接受治療的人受到傷害。
防範金融風險的慣常方式，是訂立越來越複雜的制度，但作者指這只會帶來確定幻覺，反而不如以限制財務槓桿這簡單原則有效。避免銀行大到不能倒也不能指望銀行自行評估風險，因為這無法評估未知風險，縮小銀行規模、區分一般銀行與投資銀行業務、讓金融業更透明以及個人拒絕大銀行與高風險產品，都是防止銀行過份冒險的做法。
作者對媒體報導風險新聞的第一法則是，媒體越是報導某健康風險，對個人的危險就越小。政府對金融風險比低機率健康風險的政策取向差天共地，可能是因為說客對政客的影響，製藥業可從政府干預健康風險得利，銀行業卻不希望政府介入。
作者為風險教育教材定下三大主題——即健康風險、金融風險與數位風險知識——與三種技能——統計式思考、經驗法則與風險心理——以解決日常問題為重點。 統計式思考是處理數字的能力，例如理解下雨機率；經驗法則是在不確定環境中做好決定的能力；風險心理是關於影響我們行為的情緒與社會力量。
對健康常識教育，作者指教學應早於青春期，在五至十歲開始，並與同學共同學習，內容包括烹飪與運動等實用技能、健康知識與心理建設。金融教育教育孩子如何處理自己財務，架構與健康教育類似，內容包括記帳、債務陷阱、金錢觀等。數位教育目標是培養不被數位科技控制的能力，內容包括數位風險知識與數位自制能力。作者總結指，面對風險，專家並不一定做得更好，民眾應有豐富知識與勇氣，勇於思考，為自己做決定。
我們非常害怕短時間造成大量傷亡但機率很低的事，這種「可怕風險」在社群少於一百人的狩獵社會中，大量傷亡可能會造成群體滅絕，但現在個人存亡已不再依靠人數較少的部落，只是腦內恐懼並沒有消失，可怕風險繼續觸動我們內心恐慌。
作者認為只要用合適方法，教育可以令人們更認識風險與分析。專家有時是製造問題的人，自己不夠了解風險，缺乏與大眾溝通技能，或存在利益衝突。複雜的解答並不一定解決複雜問題，簡單原則反而較為聰明，少即是多。
已知風險與未知風險屬不同層次，我們掌握已知風險所有可能、後果與選擇，需要邏輯與統計思考幫助我們決定；未知風險在現實世界更常出現，當中我們要面對突發狀況，作者指，這需要利用直覺與經驗法則幫助決定。人生許多問題，需要同時運用兩種技能才能解決。
機率有三個面向︰頻率、實體設計與信心程度。頻率與算數有關，計算發生次數除以總數以得出相對發生頻率。實體設計是人為創造出特定機率，例如骰子的完美對稱設計令每一數字出現機率為六分之一。信心程度建基於人的經驗與印象，例如證人的證詞可信程度有多高。頻率與實體設計是已知風險，但信心程度主觀而充滿變數，未必能處理世上所有未知情況。
經驗分則能在有意識或潛意識下使用，潛意識運用經驗法則就是直覺，特點為︰一，在腦海中很快閃過；二，我們不是很清楚其背後邏輯與原因；三，感覺不會強至我們想付諸行動。
將已知風險當成沒有風險會產生「零風險錯覺」，例如檢測出陽性結果不代表一定患病，也可能是假陽性。將未知風險誤以為是已知風險則是「風險可知錯覺」或「火雞錯覺」，例如感恩節前火雞認為自己最安全，或者投資模型應用在真實世界反而導致災難。
作者指大腦運作方式是︰大腦無法接收所有外界資訊，但大腦智慧能以現在資源做出聰明猜測，這系統能犯下好的錯誤，可以從錯誤中學習。作者與《快思慢想》的Daniel Kahneman在直覺與認知偏誤的看法頗有不同，作者認為接受外界資訊再根據環境推測是人類認知體系的優點而非缺陷。好錯誤能幫助我們不斷學習發現，會犯錯的系統才是有智慧系統。
各種行業、企業與群體都有不同處理錯誤的文化，光譜一端是不敢犯錯的犯錯文化，出錯時會盡力隱藏，難以從中學習與發現；光譜另一端是改錯文化，鼓勵成員公開檢視錯誤，鼓勵好錯誤。作者舉例在運用檢查表上，航空業較接近改錯文化，醫療業則較接近犯錯文化，差異包括︰首先，醫院權力架構令檢查表較難落實，讓護士不易越權提醒醫生的缺失；其次，航空安全後果由乘客與機師共同承擔，但在醫院，病人過世不會令醫生有生命危險；第三，航空公司不太可能隱瞞墜機事件，但病人由醫療疏失死亡較少受報導。
防禦性決策是指為保護自己在事情出差錯時不受波及，所以比起較理想的選項，還是選擇較能保護自己的選項。在醫療上是醫生因害怕被告，讓病人接受不必要檢測或治療，就算這些程序可能危害病人生命安全的防禦性醫療。一項對美國賓夕法尼亞州醫生的調查指，最常做的非必要檢測是CT、MRIs與X光。醫師不會因過度治療而被告，反而因害怕被告不敢提供最好的意見。在美國，金錢也是防禦性醫療一項重要誘因，醫生為病人進行各種檢測，可從保險公司領取大筆保金，好好解釋病情，卻不會帶到多少錢。
不需親身經歷，我們也可以兩種方式學習恐懼，即社會模仿與生物準備。社會模仿指所屬社會族群害怕某事，那我們也要害怕此事。這讓不同文化間，甚至同一文化內，令人恐懼與安心的事物可以有很大差異。生物準備融合先天條件與後天刺激，我們對某項事物的恐懼已內建在身體，並由社會刺激激發，例子有蜘蛛、爬蟲類、打雷、害怕被拒絕等恐懼。
儘管銀行專家預測表現不佳，但企業主管仍花費請專家預測，或許是因為不知道銀行預測不準備，但也可能是因為請人預測能分攤自己的責任，當企業損失時將責任推給銀行，是一種防禦性決策。
複雜投資模型表現不比簡單的1/N法則——平均分配資金在N種投資目標——好，反映凡事應盡可能簡單，但不能過於簡化，當中決定準則是︰一，未知因素越多，越應簡化；二，眼前選擇越多，越應簡化；三，歷史數據越多，複雜模型越適用。
雖然作者訪問大企業管理人員時發現當中不少以直覺決策，層級越高的主管越會仰賴直覺，但他們在公開場合中卻不會承認。對直覺敬而遠之的理由有︰大家預期決定是基於合理解釋、群體決策中很難以直覺為自己辯護與焦慮沒有全盤考慮所有事實。作者指主管會以事後製造理由與防禦性決策隱藏直覺，前者花費企業時間、金錢與資源，後者則會造成最佳選擇無法實現。作者認為，良好領導由充滿經驗法則的工具箱，以及快速判斷哪條規則適用甚麼情境的直覺力構成。
作者指出在未知情況下，最佳解答不一定會有最好結果，選擇避免最壞結果的極小極大經驗法則更能減少不確定性。運動專長也反映出無意識智慧，經驗老到者有意識思考反而會令表現變差。在第一次去的餐廳點餐，比起忙於搜索整份菜單找出最好選擇，選擇第一項選項或跟隨友人反而既可省下時間，又可減少或許會錯失最好選擇的沮喪。購物也是如此，比起尋找永遠無法得知是最好的可能，選擇第一個夠好的選項更令人滿意。
我們總是覺得多名子女中排中間那位較少受父母照顧，這未必與父母是否偏心有關。作者以1/N規則模擬多名子女受父母照顧時間，在兩名子女時每名孩子的總照顧時數一樣，但在三名子女或以上家庭，中間的小孩從未與獨得與父母相處時間，總是要與其他兄弟姊妹分享父母照顧，長遠而言在十八歲前得到父母照顧總是比兄弟姊妹少，而且兄弟姊妹年齡平均相差年齡越高，中間的孩子得到父母照顧越少。
作者提出以自然頻率代替機率傳達風險訊息，讓人們更容易了解問題︰
現時醫療系統醫生與病人信任受損，除了因為前述的防禦性醫療與利益衝突外，也因為醫生受訓練時統計思維教育成效不佳，學習的目的只是為了期末考試。作者建議醫學院以自然頻率教學並重新設計課程，公眾也應能免費使用醫學資料庫、免費取得病歷與免費使用醫學期刊，以更容易接觸正確醫學訊息。
早期前列腺癌早期雖然似乎可增加五年存活率，但對實際死亡率的影響卻不大。原因在於早期篩檢會找到更多不會繼續發展的病例，令存活病例增加，這卻令許多本來沒必要接受治療的人受到傷害。
防範金融風險的慣常方式，是訂立越來越複雜的制度，但作者指這只會帶來確定幻覺，反而不如以限制財務槓桿這簡單原則有效。避免銀行大到不能倒也不能指望銀行自行評估風險，因為這無法評估未知風險，縮小銀行規模、區分一般銀行與投資銀行業務、讓金融業更透明以及個人拒絕大銀行與高風險產品，都是防止銀行過份冒險的做法。
作者對媒體報導風險新聞的第一法則是，媒體越是報導某健康風險，對個人的危險就越小。政府對金融風險比低機率健康風險的政策取向差天共地，可能是因為說客對政客的影響，製藥業可從政府干預健康風險得利，銀行業卻不希望政府介入。
作者為風險教育教材定下三大主題——即健康風險、金融風險與數位風險知識——與三種技能——統計式思考、經驗法則與風險心理——以解決日常問題為重點。 統計式思考是處理數字的能力，例如理解下雨機率；經驗法則是在不確定環境中做好決定的能力；風險心理是關於影響我們行為的情緒與社會力量。
對健康常識教育，作者指教學應早於青春期，在五至十歲開始，並與同學共同學習，內容包括烹飪與運動等實用技能、健康知識與心理建設。金融教育教育孩子如何處理自己財務，架構與健康教育類似，內容包括記帳、債務陷阱、金錢觀等。數位教育目標是培養不被數位科技控制的能力，內容包括數位風險知識與數位自制能力。作者總結指，面對風險，專家並不一定做得更好，民眾應有豐富知識與勇氣，勇於思考，為自己做決定。
2017年9月12日 星期二
The wealth of humans
看完了Ryan Avent的The wealth of humans，主題是二十一世紀技術與工作可能會怎樣發展。作者指工作除了是獲取資源的手段外，也是個人身份的來源，建構日常生活，提供個人滿足感並與社會連結。自上一代起，工作扮演這些角色的效率下降，技術進步則帶來更進一步的壓力。
數位革命以三種方式改變工作︰一是自動化，讓機械取代更多工人；二是全球化，令工人需與全球同業競爭；三是科技大幅增加部份高技術勞工的生產力，讓小數人可獲巨大利益。這三種趨勢結合，產生勞工過剩的現象。經濟與社會將嘗試調整，意味著許多工人工資停滯、不平等增加與另外許多人與工作世界漸失聯繫。社會不是將找到辦法增加工作或尋找其替代，就是工人會透過政治體系破壞干擾他們世界的力量。
然而維持工作與再分配的平衡極為困難。富裕與特權者不想補貼窮人，貧困者可能認為富裕者提供的重分配，留下貧富者間不平等的巨大差距，貧困者也可能無法接受他們無法有效發揮的經濟。假如重分配管理不當，有才能或雄心個人為改善經濟努力的誘因可能會消失，導致增長停滯，社會盈餘不足以為社會所有成員提供更高生活水準。
分開財富「創造者」與財富「享受者」的世界觀，忽略財富是在社會的基礎上建立。所有人都是社會的參與者，依據廣泛社會共識行事。當共識解體，財富就會消失。社會需要選擇大多數成員可接受的財富分配方式，或者體制分裂令所有人可獲的社會財富減少。
數位革命令社會財富更為重要，新科技令重要社會建制如財產權更能獲利，而且增加財富的活動也變得更為社會本質。數位革命為社會財富分配帶來緊張︰國家需要更好分配社會財富，但這會帶來收緊社會成員圈子的壓力，這令個人與社會，以及社會圈內人與圈外人之間出現衝突。
數位革命邏輯上的終點是經濟不需要人類勞動運作，這不會在近期出現，但作者指建立支持大眾數位繁榮制度的努力已經開始，其目的不是確保所有工人從經濟增長中獲益，而是為不工作者建立制度，因為經濟增長已不需要他們的工作。
像蒸氣與電力等可稱為「廣泛用途科技」，在生活許多不同層面都能更有效行事。數位科技似乎也展現廣泛用途科技的特質，其出現與革命地改變社會與經濟的延滯，可能是因為社會需要時間學習怎樣有效運用新科技，以及爆發地增長需要之前數十年的進展。
社會需要在數位革命帶來更佳商品、服務與體驗，以及社會與經濟上的動盪之間取捨，尤其是數位創新對工作擔當重要社會制度的影響。新科技令高技術勞工的生產力大為上升，高生產力的工作總數減少，大部份勞動力需在薪酬與生產力較低的工作就業。以高等教育提高勞工生產力的做法，至少在較發達國家，在高等教育率接近50%時似乎到達上限。
在勞動力過剩，勞工只能接受低工資的情況下，人手服務的需求增加，低工資也令企業較不積極推行自動化。這種勞動力過剩跡象近年已在發達國家出現，引起令人不安的趨勢︰實質工資增長緩慢、所得不平等增加、勞動所得佔總所得比例下跌。
自動化工作與勞動力過剩會為就業帶來三難︰一，高生產力與工資；二，抵抗自動化的能力；三，僱用大量員工的潛力。壓裂開採頁岩氣工資較高，工作也較難自動化，但規模有限；製造太陽能板既高生產力又能大量生產，但工作容易自動化；部份人手服務業較難自動化並能僱用大量員工，但工資難以提高。
醫療與教育行業容易受「鮑莫爾成本症」影響，即在社會其他高生產力行業推高工資時，低生產力行業工作也需提高，以吸引足夠勞工留在行業，這導致行業工資不符生產力增長地增加。數位革命潛力在於讓較少人處理現時由許多人做的工作，教育與醫療等公共行業或是需減少人手，或是需在僱用大量人員下，以低生產力與高收費為代價。
作者認為，新科技為未來帶來的機遇，較有可能是摧毀更多工作，同時減低大部份重要消費商品與服務的價格，這表示即使工資停滯，實質生活水準也可能提升。因為工資與重要服務及娛樂成本下跌，不工作變得更為吸引，這會為社會保障制度帶來壓力，可能令社會分裂成為社會計劃付費的工作者及依靠社會計劃者。當富有者減少對貧者的援助，會導致兩群人出現激烈政治衝突，這些衝突由手握權力者形塑與決定。
勞動力過剩令勞工經濟權力低下，也與重要經濟決定日益無關。以往勞工以各種排外手段主動取得較稀缺的地位，包括性別、種族、國界等歧視、工會與執照。但現在的工人在勞動市場中缺乏議價能力，也難以透過工會直接與僱主談判，只能依靠政治體系尋求協助。當既有政治制度無法提供援助，個別工人就更可能參與激進的政治運動。
在數位時代，特別是高生產力職位以搬動資訊為業，大型企業以整合內部資訊提供顧客所需，令企業內部資訊流動更為重要。企業經濟價值繫於其勞工互動的方式，由誰獲取企業成功的利潤就沒有簡單答案。數位革命令外判更容易，企業自行僱用勞工偏向於合作性質工作，令個別勞工貢獻難以量度的工作上。資訊重要提高使企業文化，即知道甚麼資訊有價值及如何行事更相關。但企業文化並非由個別員工建立，少數員工離職不會大為改變企業文化，但全體員工離去則會。假如整體員工組織合作，他們可能得到企業文化帶來的利潤，若非如此，回報更有可能由高層主管與東主獲取。
社會資本是在特定社會脈絡才有價值的個人知識，需要一定數量有相近意識的人才能運作。在富裕經濟體「去物資化」，即其價值著重於服務的環境下，相對於做事本身，做甚麼與應該怎樣做的知識更有需求，因此運用社會資本的比重增加。
各國間的貧富差異也可從社會資本差異角度分析，即使有健全制度，民眾仍需擁有何謂恰當行為、如何應對「不正常」行為、正式與非正式制度是否可信等知識，以強健的社會資本讓制作運作。吸納新來者從社會資本較低社會至較高社會，是提高人均社會資本的有效方法。假如多數新來者認同應內化新的社會資本，整體社會資本完整就不會有很大改變。然而，科技革命為社會資本帶來更大價值，為社會財富應如何分配與誰可算是社會群體一員帶來激烈政治爭議。
社會資本視乎特定社會脈絡，大城市因而受惠。大城市能容納更高程度的分工，令生產力提升；工作機會較密集，令不幸失去工作的人較有機會在同一行業再找到工作；資訊在城市可以快速收集、分析與傳遞，尤其在數位時代高價值但不易以電子訊息傳遞的複雜理念與生產行為模式。大城市更為熱門，但房屋供應有限，令房價急速上升。這令生產力與所得上升最快的地區，人口無法同步上升。人們因房價較低遷至較低生產力地區，造成勞動力錯配，擠壓工資水平與生產力。擁有高生產力城市物業的地主受惠，並創造出高社會資本社群以排除他人加入的尋求機制。
新興國家過去透過全球供應鏈，在技術不需提升太多下也可以供應廉價勞動力參與富裕經濟體生產活動。作者認為，數位革命令這種增長模式較難實行，富裕經濟體將以其社會資本優勢再度享有幾乎獨佔的地位。在經濟去物質化中，新興國家正出現「過早去工業化」，甚至從未工業化，這令人憂慮，因為歷史上幾乎唯一成功的經濟發展方向，就是以工業化提升技術與能力。
先進經濟體也要面對經濟成長所得未能流向工人，導致需求長期不足的「恆滯」問題。中央銀行刺激需求的難度日益增加，原因在於急速全球化與全球儲蓄過剩、獲利投資機會不足與以及分配不均加劇。透過低息與借貸保持需求無法持久，在借貸抵押資產價格停止上升後造成2007年嚴重金融危機。危機後所得與支出仍然失衡，雖然新興市場儲蓄減少，但富裕國家企業在利潤率創新高下增加儲蓄。人口老化、經濟活動去物質化與分配不均更嚴重也令需求疲弱持續。
為解決疲弱需求，讓購買力交到願意消費與投資的人手中，政府可以直接支出，例如增金轉移與大型公共投資。資金可來自稅收或舉債，或者印刷貨幣。更長遠的辦法是勞工得到經濟增長所得更大份額。作者提議可提高勞工議價力量，以及在高生產力城市大量興趣房屋，既可透過建設提高需求，也能減慢這些城市的房價上升，勞工相對具生產力土地的比例下跌，也令勞工佔經濟增長所得份額增加。
作者提醒，在數位與全球化時代，全球需求與儲蓄投資平衡會影響任何連繫全球金融體系的經濟。此外，要維持需求有序增長，需要從儲蓄者再分配購買力至消費者，不論是透過貨幣貶值、通脹、借貸增加或政府直接轉移。直接轉移是最不危險的方法，但任何重分配都是激進政策，政府不見得會在沒有危機威脅下主動推行。
在提高最低工資與資薪補貼之間，分別在於成本由僱主(視乎僱主在市場的力量，轉嫁消費者)還是納稅人負擔。兩者都需要面臨抉擇︰在就業只能在低工資維持下，大幅提高最低工資可提升現職勞工所得，卻會導致就業人數明顯下跌。假如由政府劃一補貼，即推行基本收入，工資最低一群勞工則會發現完全不工作可能更為吸引。這逼使政府從以下三者選擇︰一是容許較大部份勞動力不參與勞動市場，二是繼續讓較大部份勞動力處於貧困，三是確保較大部份勞動力完成足夠消磨時間的工作。
其餘讓勞工更具生產力的方法包括教育，這在發展中經濟體會帶來好處，但正如前述，在高等教育擴張近乎上限、技術勞工相對較不稀缺的發達經濟體，更多技術勞工只會讓其議價能力下降。增加資本投資，例如在高生產力城市興起房屋與基建，對增加勞工生產力與減少其過剩有幫助，但這策略在金融市場發展不足的經濟體較難收效。
發展中經濟體居民移居發達經濟體可提高其生產力與所得，但在企業社會資本為增長瓶頸時，會令勞動力過剩加劇，已居於發達經濟體者無法受益。典型選民希望自己的生活水準隨時間改善，假如他們相信讓餅變大能令自己所得份額增加，就會支持刺激經濟增長政策，否則就會支持重分配。同理，新來者如果促進經濟增長，能令自己份額增加，選民不會太介意有更多人分餅，但在增長減慢時，或至少典型選民認為自己所得份額減少時，更多人來分餅就會引來政治關注。
在富裕世界，不平等加劇已有數十年，為何政治家對此反應緩慢？作者估計可能是由於科技發展抵償部份工資停滯、部份居民從物價較高城市移居較便宜城市與消費不均依靠借貸增加上升不多，但最重要的是，政治體制頑固抗拒改變。尤其是在兩黨制政制中，不滿者可能不得不留在原黨，以黨內運動獲取控制權。至於在不同政制的國家，現在已出現不同層面的碎片化，令組成穩定政府更困難，在歐洲分離與民族主義興起。意識形態重組，或會令部份主要民主國家的政治立場根本轉變，然後不同國家及國際組織間會以難以預測的方式互相競爭。
未來人們可能會有更多休閒時間，但他們也渴望有自主動能，雖然不想被逼做不愉快工作才能養活家庭，卻也不想遭劃為沒有需要，或者以受指派做無意義工作為代價接受慷慨福利。但數位經濟能否提供這種工作條件並不明確。人們所想與經濟及政治系統能提供的衝突將反映在政治領域，各種關於如何達至「好生活」的敘事帶來政治衝突，外國政府、偷走工作的新移民、貪婪銀行家與無能政治家都會成為受譴責的妖魔。
工會議價能力在職業分散與替代勞工科技更多下前景暗淡，人口老化令國家在文化上更為保守，讓工作條件令人滿意的未來並不明顯。政府繼續面對人口應同質並有利重分配，數目較多而較不重分配、較不平等並易受政客煽動情緒，還是排除地緣政治外在壓力、保持較大、共同體與重分配特質的取捨。
作者指，我們希望與誰共享社會這問題，最簡單的答案是「像我們那些人」，但這答案獨斷而不精確，總是有某種特質可定義某人既「像我們」又「不像我們」。較好的答案是︰「像我們」意思就是人類，身為人就是指擁有權利共享從已有知識演變那些社會制度產生的財富。我們面對的問題是如何處理好，既不能預期在其他國家這樣做時，任何社會會無條件開放邊界，也應該意識到假如我們幸運處於富裕社會，為其貢獻而有資格分享其得益同時，並不代表我們對這位置有獨佔權利。沒有人本該貧窮，也沒有人本該專橫地富有。
對於未來，作者認為樂觀之處在於工業革命前車之鑑，指出經濟轉型中危機與廣泛改善生活曾經怎樣發生。至於悲觀之處，是現在正如工業革命時一樣，沒有人指引社會讓科技為最多人帶來最大好處的方向。更現實與更理想主義的原因是，社會進步唯一方法是透過不同社會力量混亂、隨意與難以駕馭地交錯，沒有保證這次會與上次一樣順得結束。作者的結論是，面對未知，很容易會感到恐懼，但我們對這轉型的強大力量不應害怕，而應盡可能寬宏大量。
數位革命以三種方式改變工作︰一是自動化，讓機械取代更多工人；二是全球化，令工人需與全球同業競爭；三是科技大幅增加部份高技術勞工的生產力，讓小數人可獲巨大利益。這三種趨勢結合，產生勞工過剩的現象。經濟與社會將嘗試調整，意味著許多工人工資停滯、不平等增加與另外許多人與工作世界漸失聯繫。社會不是將找到辦法增加工作或尋找其替代，就是工人會透過政治體系破壞干擾他們世界的力量。
然而維持工作與再分配的平衡極為困難。富裕與特權者不想補貼窮人，貧困者可能認為富裕者提供的重分配，留下貧富者間不平等的巨大差距，貧困者也可能無法接受他們無法有效發揮的經濟。假如重分配管理不當，有才能或雄心個人為改善經濟努力的誘因可能會消失，導致增長停滯，社會盈餘不足以為社會所有成員提供更高生活水準。
分開財富「創造者」與財富「享受者」的世界觀，忽略財富是在社會的基礎上建立。所有人都是社會的參與者，依據廣泛社會共識行事。當共識解體，財富就會消失。社會需要選擇大多數成員可接受的財富分配方式，或者體制分裂令所有人可獲的社會財富減少。
數位革命令社會財富更為重要，新科技令重要社會建制如財產權更能獲利，而且增加財富的活動也變得更為社會本質。數位革命為社會財富分配帶來緊張︰國家需要更好分配社會財富，但這會帶來收緊社會成員圈子的壓力，這令個人與社會，以及社會圈內人與圈外人之間出現衝突。
數位革命邏輯上的終點是經濟不需要人類勞動運作，這不會在近期出現，但作者指建立支持大眾數位繁榮制度的努力已經開始，其目的不是確保所有工人從經濟增長中獲益，而是為不工作者建立制度，因為經濟增長已不需要他們的工作。
像蒸氣與電力等可稱為「廣泛用途科技」，在生活許多不同層面都能更有效行事。數位科技似乎也展現廣泛用途科技的特質，其出現與革命地改變社會與經濟的延滯，可能是因為社會需要時間學習怎樣有效運用新科技，以及爆發地增長需要之前數十年的進展。
社會需要在數位革命帶來更佳商品、服務與體驗，以及社會與經濟上的動盪之間取捨，尤其是數位創新對工作擔當重要社會制度的影響。新科技令高技術勞工的生產力大為上升，高生產力的工作總數減少，大部份勞動力需在薪酬與生產力較低的工作就業。以高等教育提高勞工生產力的做法，至少在較發達國家，在高等教育率接近50%時似乎到達上限。
在勞動力過剩，勞工只能接受低工資的情況下，人手服務的需求增加，低工資也令企業較不積極推行自動化。這種勞動力過剩跡象近年已在發達國家出現，引起令人不安的趨勢︰實質工資增長緩慢、所得不平等增加、勞動所得佔總所得比例下跌。
自動化工作與勞動力過剩會為就業帶來三難︰一，高生產力與工資；二，抵抗自動化的能力；三，僱用大量員工的潛力。壓裂開採頁岩氣工資較高，工作也較難自動化，但規模有限；製造太陽能板既高生產力又能大量生產，但工作容易自動化；部份人手服務業較難自動化並能僱用大量員工，但工資難以提高。
醫療與教育行業容易受「鮑莫爾成本症」影響，即在社會其他高生產力行業推高工資時，低生產力行業工作也需提高，以吸引足夠勞工留在行業，這導致行業工資不符生產力增長地增加。數位革命潛力在於讓較少人處理現時由許多人做的工作，教育與醫療等公共行業或是需減少人手，或是需在僱用大量人員下，以低生產力與高收費為代價。
作者認為，新科技為未來帶來的機遇，較有可能是摧毀更多工作，同時減低大部份重要消費商品與服務的價格，這表示即使工資停滯，實質生活水準也可能提升。因為工資與重要服務及娛樂成本下跌，不工作變得更為吸引，這會為社會保障制度帶來壓力，可能令社會分裂成為社會計劃付費的工作者及依靠社會計劃者。當富有者減少對貧者的援助，會導致兩群人出現激烈政治衝突，這些衝突由手握權力者形塑與決定。
勞動力過剩令勞工經濟權力低下，也與重要經濟決定日益無關。以往勞工以各種排外手段主動取得較稀缺的地位，包括性別、種族、國界等歧視、工會與執照。但現在的工人在勞動市場中缺乏議價能力，也難以透過工會直接與僱主談判，只能依靠政治體系尋求協助。當既有政治制度無法提供援助，個別工人就更可能參與激進的政治運動。
在數位時代，特別是高生產力職位以搬動資訊為業，大型企業以整合內部資訊提供顧客所需，令企業內部資訊流動更為重要。企業經濟價值繫於其勞工互動的方式，由誰獲取企業成功的利潤就沒有簡單答案。數位革命令外判更容易，企業自行僱用勞工偏向於合作性質工作，令個別勞工貢獻難以量度的工作上。資訊重要提高使企業文化，即知道甚麼資訊有價值及如何行事更相關。但企業文化並非由個別員工建立，少數員工離職不會大為改變企業文化，但全體員工離去則會。假如整體員工組織合作，他們可能得到企業文化帶來的利潤，若非如此，回報更有可能由高層主管與東主獲取。
社會資本是在特定社會脈絡才有價值的個人知識，需要一定數量有相近意識的人才能運作。在富裕經濟體「去物資化」，即其價值著重於服務的環境下，相對於做事本身，做甚麼與應該怎樣做的知識更有需求，因此運用社會資本的比重增加。
各國間的貧富差異也可從社會資本差異角度分析，即使有健全制度，民眾仍需擁有何謂恰當行為、如何應對「不正常」行為、正式與非正式制度是否可信等知識，以強健的社會資本讓制作運作。吸納新來者從社會資本較低社會至較高社會，是提高人均社會資本的有效方法。假如多數新來者認同應內化新的社會資本，整體社會資本完整就不會有很大改變。然而，科技革命為社會資本帶來更大價值，為社會財富應如何分配與誰可算是社會群體一員帶來激烈政治爭議。
社會資本視乎特定社會脈絡，大城市因而受惠。大城市能容納更高程度的分工，令生產力提升；工作機會較密集，令不幸失去工作的人較有機會在同一行業再找到工作；資訊在城市可以快速收集、分析與傳遞，尤其在數位時代高價值但不易以電子訊息傳遞的複雜理念與生產行為模式。大城市更為熱門，但房屋供應有限，令房價急速上升。這令生產力與所得上升最快的地區，人口無法同步上升。人們因房價較低遷至較低生產力地區，造成勞動力錯配，擠壓工資水平與生產力。擁有高生產力城市物業的地主受惠，並創造出高社會資本社群以排除他人加入的尋求機制。
新興國家過去透過全球供應鏈，在技術不需提升太多下也可以供應廉價勞動力參與富裕經濟體生產活動。作者認為，數位革命令這種增長模式較難實行，富裕經濟體將以其社會資本優勢再度享有幾乎獨佔的地位。在經濟去物質化中，新興國家正出現「過早去工業化」，甚至從未工業化，這令人憂慮，因為歷史上幾乎唯一成功的經濟發展方向，就是以工業化提升技術與能力。
先進經濟體也要面對經濟成長所得未能流向工人，導致需求長期不足的「恆滯」問題。中央銀行刺激需求的難度日益增加，原因在於急速全球化與全球儲蓄過剩、獲利投資機會不足與以及分配不均加劇。透過低息與借貸保持需求無法持久，在借貸抵押資產價格停止上升後造成2007年嚴重金融危機。危機後所得與支出仍然失衡，雖然新興市場儲蓄減少，但富裕國家企業在利潤率創新高下增加儲蓄。人口老化、經濟活動去物質化與分配不均更嚴重也令需求疲弱持續。
為解決疲弱需求，讓購買力交到願意消費與投資的人手中，政府可以直接支出，例如增金轉移與大型公共投資。資金可來自稅收或舉債，或者印刷貨幣。更長遠的辦法是勞工得到經濟增長所得更大份額。作者提議可提高勞工議價力量，以及在高生產力城市大量興趣房屋，既可透過建設提高需求，也能減慢這些城市的房價上升，勞工相對具生產力土地的比例下跌，也令勞工佔經濟增長所得份額增加。
作者提醒，在數位與全球化時代，全球需求與儲蓄投資平衡會影響任何連繫全球金融體系的經濟。此外，要維持需求有序增長，需要從儲蓄者再分配購買力至消費者，不論是透過貨幣貶值、通脹、借貸增加或政府直接轉移。直接轉移是最不危險的方法，但任何重分配都是激進政策，政府不見得會在沒有危機威脅下主動推行。
在提高最低工資與資薪補貼之間，分別在於成本由僱主(視乎僱主在市場的力量，轉嫁消費者)還是納稅人負擔。兩者都需要面臨抉擇︰在就業只能在低工資維持下，大幅提高最低工資可提升現職勞工所得，卻會導致就業人數明顯下跌。假如由政府劃一補貼，即推行基本收入，工資最低一群勞工則會發現完全不工作可能更為吸引。這逼使政府從以下三者選擇︰一是容許較大部份勞動力不參與勞動市場，二是繼續讓較大部份勞動力處於貧困，三是確保較大部份勞動力完成足夠消磨時間的工作。
其餘讓勞工更具生產力的方法包括教育，這在發展中經濟體會帶來好處，但正如前述，在高等教育擴張近乎上限、技術勞工相對較不稀缺的發達經濟體，更多技術勞工只會讓其議價能力下降。增加資本投資，例如在高生產力城市興起房屋與基建，對增加勞工生產力與減少其過剩有幫助，但這策略在金融市場發展不足的經濟體較難收效。
發展中經濟體居民移居發達經濟體可提高其生產力與所得，但在企業社會資本為增長瓶頸時，會令勞動力過剩加劇，已居於發達經濟體者無法受益。典型選民希望自己的生活水準隨時間改善，假如他們相信讓餅變大能令自己所得份額增加，就會支持刺激經濟增長政策，否則就會支持重分配。同理，新來者如果促進經濟增長，能令自己份額增加，選民不會太介意有更多人分餅，但在增長減慢時，或至少典型選民認為自己所得份額減少時，更多人來分餅就會引來政治關注。
在富裕世界，不平等加劇已有數十年，為何政治家對此反應緩慢？作者估計可能是由於科技發展抵償部份工資停滯、部份居民從物價較高城市移居較便宜城市與消費不均依靠借貸增加上升不多，但最重要的是，政治體制頑固抗拒改變。尤其是在兩黨制政制中，不滿者可能不得不留在原黨，以黨內運動獲取控制權。至於在不同政制的國家，現在已出現不同層面的碎片化，令組成穩定政府更困難，在歐洲分離與民族主義興起。意識形態重組，或會令部份主要民主國家的政治立場根本轉變，然後不同國家及國際組織間會以難以預測的方式互相競爭。
未來人們可能會有更多休閒時間，但他們也渴望有自主動能，雖然不想被逼做不愉快工作才能養活家庭，卻也不想遭劃為沒有需要，或者以受指派做無意義工作為代價接受慷慨福利。但數位經濟能否提供這種工作條件並不明確。人們所想與經濟及政治系統能提供的衝突將反映在政治領域，各種關於如何達至「好生活」的敘事帶來政治衝突，外國政府、偷走工作的新移民、貪婪銀行家與無能政治家都會成為受譴責的妖魔。
工會議價能力在職業分散與替代勞工科技更多下前景暗淡，人口老化令國家在文化上更為保守，讓工作條件令人滿意的未來並不明顯。政府繼續面對人口應同質並有利重分配，數目較多而較不重分配、較不平等並易受政客煽動情緒，還是排除地緣政治外在壓力、保持較大、共同體與重分配特質的取捨。
作者指，我們希望與誰共享社會這問題，最簡單的答案是「像我們那些人」，但這答案獨斷而不精確，總是有某種特質可定義某人既「像我們」又「不像我們」。較好的答案是︰「像我們」意思就是人類，身為人就是指擁有權利共享從已有知識演變那些社會制度產生的財富。我們面對的問題是如何處理好，既不能預期在其他國家這樣做時，任何社會會無條件開放邊界，也應該意識到假如我們幸運處於富裕社會，為其貢獻而有資格分享其得益同時，並不代表我們對這位置有獨佔權利。沒有人本該貧窮，也沒有人本該專橫地富有。
對於未來，作者認為樂觀之處在於工業革命前車之鑑，指出經濟轉型中危機與廣泛改善生活曾經怎樣發生。至於悲觀之處，是現在正如工業革命時一樣，沒有人指引社會讓科技為最多人帶來最大好處的方向。更現實與更理想主義的原因是，社會進步唯一方法是透過不同社會力量混亂、隨意與難以駕馭地交錯，沒有保證這次會與上次一樣順得結束。作者的結論是，面對未知，很容易會感到恐懼，但我們對這轉型的強大力量不應害怕，而應盡可能寬宏大量。
2017年8月26日 星期六
The End of Alchemy
看完了Mervyn King的The End of Alchemy，作者是前英倫銀行行長，當時負責應對2007-9年的金融風暴。本書主題是銀行與貨幣為何總是一再帶來危機，標題的煉金術是指，相信所有紙上貨幣都能轉換為有內在價值的商品，但事實上，任何貨幣都取決於對其發行者的信任。銀行存款由長期具風險的貸款支持，這些貸款無法迅速轉為貨幣。
本書經常提到四項概念︰失衡(disequilibrium)指經濟狀況無法持續，在一段時間後消費與生產模式會出現大轉變；根本不確定(radical uncertainty)指未來不確定至無法以可知及全面的後果列表概率呈現；囚徒困境(prisoner's dilemma)指合作的障礙令最佳後果難以達成；信任(trust)是市場經濟運作的元素，也是貨幣與銀行的核心。
市場經濟其中一項重要角色是連結現在與未來，協調今日與往後的消費及生產決定。在本書出版的2016年，異常低利率阻礙儲蓄，而儲蓄是未來需求的來源，假如這種情況持續，會令投資回報率下降，並讓資源投放在沒有利潤的計劃中，這都會拖低未來經濟增長率。市場經濟似乎未能有效連結現在與未來。作者認為當中的原因有二︰一， 根本不確定令連結現在與未來總是出問題；二，指引政府與中央銀行如何穩定經濟的經濟學家流行智慧，對根本不確定產生龐大失衡不夠著重。
自1970年代起西方世界為改善貨幣、匯率與銀行系統管理進行三項實驗︰一是中央銀行更為獨立以穩定通貨膨脹，後來發展為通脹目標政策；二是容許資本更為自由流動，同時在歐洲內與特別是中國等經濟增長國家鼓勵固定匯率；三是移除銀行與金融活動管制，推動競爭並允許銀行更多元與擴張，以達成金融穩定的目標。
作者指這三項實驗帶來好、壞與難看三種影響。好的是1990至2007年產出與通脹出奇穩定，即所謂大穩定時期(the Great Stability)。壞的是債務水平上升，固定匯率令各國貿易順逆差加劇，部份順差國家大量儲蓄，部份國家則以借債抵銷逆差，前者儲蓄意欲多於後者消費意欲令長期利率下跌，繼而令資產價格上升，房價上升讓人們必須提高借貸以購屋。難看的是銀行體系發展至極為脆弱，大型銀行持有資產上升，各銀行更為互相連結，銀行股本比例下跌，槓桿率上升。至2008年，難看的影響令壞影響遠多於好，令三項實驗都失敗。
各國對2008年危機前全球不平衡的問題並非一無所知，但沒有單一國家有誘因應對，假如個別國家自行應對，只會令經濟減慢及失業上升，對全球經濟或銀行體系沒有實質影響，這反映出囚徒困境的行動困難。資本由發展中國家透過西方銀行體系「上流」至已發展國家，低實質利率推高資產價格，並使金融機構與投資者為尋求高回報更為冒險，令銀行資產負債表急速擴張。全球經濟失衡與銀行資產負債表擴張兩項因素互動，令2008年的危機變得如此嚴重。
作者指這場危機帶來三項未有回答的問題︰一，為何各相關參與者在走向嚴重問題與世界經濟顯著調整前沒有採取行動改變？二，為何可視為這場危機起因的背後因素沒有得到多大改變？三，為何需求疲弱變得根深柢固，不受更多貨幣刺激措施影響？作者認為，要回答這三項問題，需要更為深入觀察從過去繼承的貨幣與銀行結構，以及今日世界經濟失衡的性質。我們無法完全預計未來的可能，對未來判斷出現的「錯誤」，是所有金融危機故事的核心。
作者認為，2008年危機後持續需求不足不是由於短期衝擊，而是之前預先消費引起的根本衰弱，停滯是危機前國內消費過高的結果，背後的失衡必須解決。現時利率對於短期需求快速增長而言是過高，對於長期適當平衡消費與儲蓄而言卻是過低。主要經濟體國內消費與儲蓄失衡同時，各國間也繼續出現外部不平衡，中國貿易順差與美國貿易逆差再度擴大，在歐元區，德國貿易順差是GDP的8%，荷蘭則更高。低利率無法改正需求失衡的情況，復甦緩慢反映問題不是暫時，而是更為根深柢固。
不論任何形式，貨幣都需要滿足兩項條件︰一是接受程度，例如人們願意接受以此貨幣買「東西」；二是穩定，即貨幣在未來交易的價值可作合理預估。現時較發達經濟體中貨幣主要形式為銀行存款，佔各國貨幣總量超過九成。在正常時期，信貸供應改變主要受向銀行借款者的需求影響；但在危機時，信貸供應則可能反映銀行借貸意欲，在這種情況下，中央銀行依靠刺激借貸需求彌補貨幣緊縮遠較平時困難。
當代經濟中貨幣在金融交易的接受程度，遠較其在買「東西」的接受程度重要。在極不穩環境下，某些貨幣形式可能無法獲接受為付款方式，人們對流動價值儲存的渴求可能會急速上升，這令貨幣與流動性非常緊密連繫。在2007至08年危機中，流動性需求急升，令中央銀行需創建緊急貨幣，增加中央銀行儲備。
管理貨幣價值穩定非常困難，部份原因在於政治建制無法抵抗創造貨幣以作收入，或用於短期刺激經濟措施取悅大眾的誘惑，直至明顯出現通貨膨脹。明確以維持幣值為法定責任的獨立中央銀行，證明能在1990至2000年代早期大穩定時期穩住通脹，作者指這是過去二十五年管理貨幣的主要成就。然而，在好景氣時提供適量貨幣以達至物價穩定，以及在壞景氣時提供恰當質量緊急貨幣以應對危機，這兩者的平衡至今仍然並非完美。
作者指以黃金為貨幣雖然有獨立於政府的吸引力，卻有兩項主要缺點︰一，黃金極為笨重不便；二，更為根本的是，黃金供應無法輕易由政府擴張，這在危機中流動性需求大增時是嚴重弱點，在正常時期也會令經濟增長上限由黃金相對貨物與服務價格決定，帶來通貨緊縮壓力。
貨幣的角色在於促進信任以作承諾與訂立合約，並能以今日的勞動轉換為通用購買力，以在現時不可能完整預知的未來運用，在資本主義經濟中擔當流動儲備的角色。在正常時期，廣泛不同資產都可能獲接受為貨幣，但在危機中，中央銀行貨幣是最後付款方式與價值儲存，其他資產因失去獲接受的信心可能變為無法流動。貨幣在「好」與「壞」時期的角色對理解危機前經濟問題不可或缺。
銀行在2007年危機出現前面臨囚徒困境，假如他們事先退出冒險放貸，不再購買複雜衍生工具並減低槓桿率，他們短期獲利就會比競爭對手少。即使一早知道風險，跟隨群體也比較安全，銀行因此沒有誘因行動以避開危機。
銀行資產相對GDP比例近百年來大幅上升，在美國升至與GDP相同，在英國則是GDP五倍。因為銀行在經濟中角色重要，市場相信政府不會讓銀行破產，即使出現問題納稅人也會介入，令銀行借貸利率較低。這種無形資助令銀行可以更為冒險，並擴張規模令自己在經濟中更為重要，因而實際上得到納稅人更多無形資助。批發融資提供更多短期借貸，令銀行可更為冒險，令其長期資產與短期債務更為錯配。
自1980年代起，銀行管制放鬆以及衍生工具發明帶來兩種影響︰一，這令銀行資產負債表規模不再與實際住戶與商業經濟活動連繫，因為衍生工具的交易沒有限制。二，銀行焦點從需要謹慎評核借款者以經營貸款，轉為統一進行與監察的證券交易，投資銀行在這過程中興起。這兩項發展改變最大型銀行的商業模式與文化，銀行以擴大規則為目標，因為「大到不能倒」可以更便宜地借款，同時新的複雜金融工具交易大幅擴張，發行銀行與投資者都不清楚這些工具的風險。銀行文化也更推崇運用複雜數學發明新金融工具的聰明人，也令道德標準受侵蝕，所有主要銀行都出現不當行為的醜聞。
銀行特別之處在於結合到期轉變——借短期債務作長期放貸——與風險轉變——將安全存款轉為具風險的貸款，銀行在貸款時為借款人建立存戶結餘，這些存款是可用作支付的貨幣，這種銀行創造的貨幣是今日貨幣主要形式。由安全的銀行存款——貨幣——轉化為非流動風險投資，就是貨幣與銀行的煉金術。
這種煉金術得以維持，在於所有儲戶不會在同一時間提取存款，但當可觀存戶同時提款時，銀行被逼要求其借款者立即還款，導致借款者資產大平賣，令銀行收回款項可能比已貸款額低。銀行也可能不得不拒絕存戶提款的要求。這種系統脆弱的原因有二︰一，特別是近期，大部份銀行融資的股本很少，以致資產稍為下跌就可能令銀行存款價值有問題。二，即使沒有壞消息，在部分存戶提走存款時，其他存戶在銀行存款可能受損時，加入提款行列是理性的做法。銀行擠兌是自我實現預言，當銀行流動儲備用盡後它可以很快倒閉。
有四種方式解決銀行系統煉金術的問題，其一是銀行在可能擠兌時關門，停止提款要求，但這會表示出令存戶信心受損的訊號，可能加速擠兌出現。其二是政府保證銀行存款以消除擠兌誘因，這是對銀行的無形資助，也會鼓勵銀行冒險，但在根本不確定的未來下無法避免。其三是取消銀行有限責任制，以避免管理他人金錢的不負責行為。其四是中央銀行向受擠兌銀行提供正式貸款，也就是擔當「最後放款者」。
金融工程讓銀行與影子銀行近乎無限地製造更多資產，這帶來兩項影響︰一，這些新工具主要在大型金融機構之間交易，令整體金融體系更為互相連結，任何一間機構出問題都會令其他機構有麻煩。二，總體資產負債表不受實體經濟規模所限，令銀行與影子銀行以驚人速度擴張。在危機後沒有人知道哪一間銀行最為曝險，所有機構都受懷疑，令風險溢價持續高於危機前。
對於未來，作者指渴望與相信「確定」誘人而危險，人們很容易因無法理解其觀察事件的特定環境，誤信錯誤的故事。風險可以依靠可觀察結果判斷保險合約，不確定則是無法定義甚至想像所有未來結果，不能為它定下機率。根本不確定為完全與競爭市場帶來缺口，許多未來事件無法事前想像，因而也不存在相關的期貨市場。
面對根本不確定，人們不可能計算行動的「預期效用」，因此不存在最適化的行為。人們面對不確定時不是最適化(optimise)，而是適應(cope)，在新環境、刺激與挑戰中反應與調整。行為經濟學找出人們在甚麼情況下不會最適化，但作者認為行為經濟學指人們總是「不理性」並不貼切，在根本不確定的環境下，試探法(heuristics)可能是適應未知未來的理性方式。
適應策略有三項元素︰一，將問題分類為是否適用於最適化行為；二，假如不適用，則以一套經驗規則或試探法 適應；三，一套敘事以整合最重要資訊，擔當試探法選擇與決定動機的基礎。試探法必須可行，敘事則必須可信。適應策略不是所有問題與環境的通用解決方法，而是回應特定問題的粗略與理性方式。出問題不一定是由於非理性行為或外來衝擊，也可能是選擇的試探法不符環境。
作者舉出試探法應用在金融市場的兩項例子︰其一是J.P.摩根總裁評估新金融產品時，需確定管理高層明白新產品，原因是可以向高層解釋的產品出問題時風險較低。其二是2007年前銀行資本要求以資本相對經風險權重資產比例計算，但在不確定下資產風險計算可能嚴重誤導，更粗略但簡單的方式是限制銀行槓桿率。
在根本不確定的世界，金融市場在一定程度上替代部份不存在的市場，卻造成市場已幾乎無限提供適應不確定方式的幻覺。根本不確定也為金融市場的流動性幻覺帶來問題，金融煉金術依靠的資產並不流動，流動性來自市場持續出現的買賣雙方，但根本不確定可干擾買賣雙方，令市場在一日之間不再流動。因為根本不確定意味著指引投資行為的敘事或適應策略本身不時更改，導致交易者對金融資產價值的觀感與交易意願急劇改變。
根本不確定令未來不可能預測，因而無法知道股價是否理性。股價波動是因為投資者試圖適應不可知的未來，他們對未來利潤的判斷可以非常不穩。股價並不是由客觀基本因素決定，而是由對基本因素的敘事決定。在流行敘事改變，或證實現時故事誤導的事發生後，股價可以大幅轉變。
中央銀行在貨幣管理上有兩項重要責任︰一是確保好景氣時，貨幣量增長率足以維持幣值大致穩定，二是在壞景氣時，貨幣量增長率足以維持流動性，以滿足私人部門無法預測的需求擺動。由於貨幣管理的挑戰無法事前預測，中央銀行需要有一定程度裁量權，以回應通脹短期變動。
通脹目標政策以中期通脹目標與短期回應經濟衝擊為元素，由獨立中央銀行推行通脹目標政策在於清晰簡單，既指導中央銀行政策，也為私人部門通脹預期設定目標，通脹預期會影響設定工資與價格水平，因而影響通脹。通脹目標令中央銀行不需要在每次得知影響經濟表現的新事情後改變框架，無需以單一模型判斷未來通脹走勢。
2007年金融危機後，決策者以宏觀審慎政策(Macro-prudential Policy)維持金融穩定，包括直接管控金融市場，例如限制貸款相對入息比例，以及間接管控，例如要求銀行在風險放貸中增加股本融資。這些政策需要中央銀行與其他監管者合作推行，相較利率政策較難推行與解釋，缺乏民主授權的中央銀行管制微觀經濟也可能帶來質疑。
2009年英美中央銀行創造大量貨幣卻未有帶來通脹，當中原因為︰一，貨幣供應增加同時，銀行體系與經濟對流動儲備的需求也急速提高；二，包括銀行存款的廣義貨幣只是溫和增長。作者也指出在銀行利率接近零的情況下，貨幣政策出現報酬遞減，難以令住戶放棄未來以在現時消費。
當通脹重回目標水平時，中央銀行也會面臨兩難︰容許通脹高於目標一段時間，還是讓通脹符合目標水平，後者會令實質利率無法下跌，令復甦不會出現，前者則會影響市場通脹預期，繼而令未來通脹水平變動。以通脹刺激經濟的策略會「前後不一」(time inconsistent)︰現時承諾未來會做的事，在未來到達目標時卻不會實行。
中央銀行擔當最後放款者，目的是為短暫流動性不足的銀行提供流動性以渡過恐慌。但問題在於身處根本不確定下，無法知道銀行是短暫流動性不足還是無力償債。最後放款者可避免流動性問題變成無力償債問題，但不是所有無力償債問題都能以最後放款者行動轉變為流動性問題。假如金融機構處於無力償債問題，即現有資金不足以吸收損失並避免損失時，只靠提供流動性不足以解決問題。
過往最後放款者應「無限向提供優質抵押品者以懲罰利率放款」的智慧，應用在今日的最後放款者會帶來兩項問題︰一，「優質抵押品」的定義，今日銀行持有大量非流動並無法在市場流動的資產，如貸款或複雜金融產品。最後放款者需要為這些抵押品「打折」(haircut)才能放款，折扣由2%至高於50%，這會為最後放款者援助設下上限，令銀行存戶與短期債權人提取款項的誘因增加，在極端情況下會使最後放款者援助變成死亡之吻。
二，銀行因接受最後放款者援助會帶來污名而抗拒援助，因為接受援助表示銀行需要流動性支援，令銀行以其他方式融資的能力受損。延期通報受中央銀行援助銀行有助減少污名問題，但無法完全消除銀行的抗拒，令最後放款者行動可能規模不足與過遲。
要求優質抵押品與懲罰利率的問題，令中央銀行與政府放鬆向最後放款者援助的要求，並開始轉向紓困。這令納稅人需要承擔風險，也給予銀行誘因擴張體系內的煉金術。作者提出的解決方案是，將最後放款者應對危機角色，轉變為銀行在好壞時期都可借款的制度，並確保銀行在好景氣時留下足夠抵押品，以在壞景氣時可獲取流動性滿足短期債權人需求。這將會在稍後更詳細說明。
貨幣「最適」範圍是不同國家或地區經歷相似衝擊，擁有單一勞動市場，對通脹有相似態度。這包括長期平均通脹目標的選擇、短期通脹與就業取捨的決定，以及達成這些目標的市場信譽。上述因素並非純粹關於經濟，也與政治極有關係。歷史上，國家加入或離開貨幣聯盟很少是關於「貨幣最適範圍」這概念，選擇何種貨幣往往是政治行動。
不同民族國家組成貨幣聯盟的基本問題是，過去通脹率不同的長期歷史，導致各國預期通脹率有別。在單一利率貨幣聯盟下，預期通脹不同意味著實質利率不同，起初較高通脹國家的實質利率較低，刺激需求並推高工資與物價，令通脹持續。這種差異令較高通脹國家在充分就業下出現貿易逆差，並須以較低通脹國家的借貸填補。
貨幣聯盟分成貸款國與借款國兩方，帶來政治身份緊張，例如2015年歐元區的德國與希臘。2007年後全球經濟下滑，加上歐元區邊陲國家失去競爭力，導致這些國家出現財政問題。在貨幣聯盟中恢復競爭力過程漫長而痛苦，為降低實際兌換率進行的「內部貶值」以長期大量失業，讓貿易商品與服務行業工資與價格下跌，這會令民主社會受壓。
作者指，歐元區未來不得不實行以下其中一項或多項方法︰
一，邊陲國家繼續高失業，直至工資與價格下跌至回復競爭力水平，採用浮動匯率風險太高的小國可能只有此一方法。
二，讓德國與其他順差國家高通脹一段時期，同時抑壓邊陲國家工資與價格，以消除各國競爭力差異，這會令歐元下跌一段長時間，不受德國歡迎。
三，放棄試圖回復歐元區內競爭力，承認需要從北向南無限而顯著轉移，以資助邊陲國家在充分就業下的貿易逆差與償還債務，這在歐元區南北各國都不受歡迎。
四，接受歐元區局部或全面分解。
歐元經驗為國家與貨幣聯盟的關係帶來三項教訓︰一，應確保貨幣聯盟成員整合為相同工資與價格通脹後才允許加入。二，聯盟建立後，重要的是監控與避免工資與價格通脹出現差異，以免導致成員失去競爭力，並只能以長期大量失業回復。三，未來經濟衝擊無法預測，除非成員彼此非常信賴並願意向受衝擊國家提供轉移，而這需要很高的政治整合，否則貨幣聯盟會承受很大壓力。
為減少或消除煉金術，作者認為需要一套措施處理銀流動性與無力償債問題。在根本不確定下，銀行管制在這一刻顯得太苛刻，下一刻卻可能變得太寬鬆，例如資本與風險加權資產比例或流動性覆蓋比率限制，既令模型變得複雜，危機後也證明無法反映真正風險。
2007年危機後有意見重提以「芝加哥計劃」管制銀行︰強制銀行以100%流動儲備抵押存款，其餘風險放貸必須以股本或長期債務融資，分開支付系統「狹義」銀行與非流動「廣義」銀行。芝加哥計劃好處是完全消除銀行擠兌，但作者指其缺點為︰一，從現行體制轉型至 芝加哥計劃會帶來混亂，強制現行機構的結構與資產負債表進行昂貴重組。二，完全分開「狹義」與「廣義」銀行，會令投資設備、房屋或其他實體資產融資的融資更昂貴，失去以不同方式連結存款者與借款者的潛在效能。
三，最重要的是，根本不確定意味著市場無法為所有可能意外提供保險，要由政府保險填補角色，在銀行不再擠兌下，意料之外事件的風險，會集中在住戶與商業直接持有的資產價格上，中央銀行難以決定應干預何種資產。允許債務融資的好處是，尤其在取得抵押品下，借款者無需仔細管控借款者活動的所有細節，只需留意抵押品的價值。而且即使完全分開「狹義」與「廣義」銀行，銀行仍可利用不同抵押品借短貸長，繼續其煉金術。
作者的提案是中央銀行以全天候典當商(pawnbroker for all seasons)取代最後放款者，其目標為一，確保所有存款由實際現金或中央銀行保證的緊急儲備提取額支持；二，確保所有銀行強制參與並預付流動性保險保障；三，設計出有效向金融體系煉金術徵稅的系統。
全天候典當商的基本原則為，確保銀行總是有足夠可用現金滿足存戶或其他短期債權人的需求，關鍵在於檢視銀行資產與負債。在資產方面，銀行會決定將其資產多少部份供中央銀行檢視並用作抵押品，中央銀行為不同類型資產提供不同折扣率，決定銀行在任何時候可向中央銀行借款總額。評估抵押品與計算折扣率的安排會在遠早於任何危機前進行，變成中央銀行身為全天候典當商的例行職責。銀行獲准的借款額，加上其已有中央銀行儲備，會變成其「有效流動資產」。
在銀行負債方面，中央銀行檢視銀行活期存款與短期無擔保債務，計算銀行的「有效流動負債」。銀行管制要求為有效流動資產須多於有效流動負債，除槓桿比例限制外，現有資本與流動性管制均可由這條簡單規則取代。這條規則會成為一種強制保險，在危機時中央銀行會自由以已同意的條款貸款，不需要加上懲罰性利率，因為這在計算抵押品折扣率時已包括在內。
作者提出以二十年過渡期轉型至全天候典當商體制，讓銀行漸漸補回不足的有效流動資產。全天候典當商的好處有︰一，認識到在危機中，由有償還能力政府支持的中央銀行是流動性唯一來源，能將非流動資產轉為流動所有權。二，從現狀自然轉型至私人部門煉金術消失。三，無需只選擇現狀還是極端100%儲備銀行業務，容許金融機構選擇其資產負債表結構。四，解決現行最後放款者的道德風險問題。五，利用現時的非常環境，包括量化寬鬆創造貨幣令銀行流動資產比率較高，以及中央銀行已建立評估與管理抵押品的基礎，並讓後者變為恆常措施。六，管制將變得遠為簡單，只包括有效流動資產須多於有效流動負債與最高槓桿率限制兩項。
對於在根本不確定下，折扣率無法準確計算的問題，作者指折扣率可以較粗略與現成的方法計算，在設定後也應在一段時間，例如三年內不得更改。中央銀行也應如同典當商一樣，在計算折扣率時比較保守，有疑問時折扣率應傾向較高一方。折扣率是煉金術的稅項，其規模應該反映納稅人為銀行提供無形保障的成本。對部份難以理解的資產，折扣率應該是100%。
銀行面臨破產風險時，全天候典當商體制會給予銀行一年時期重組。銀行處置(resolution)因存款(負債)與放在中央銀行的抵押品(資產)可從破產銀行抽出而較為簡單，存款與抵押品帶來的流動儲備可轉移另一銀行。這讓處置當局在處理銀行其他部份時不會嚴重干擾存戶。對於銀行股本相對資產比率，作者認為10%是適合的起點，以避免股東有誘因冒險並將損失置於債權人或納稅人身上。
由於交易永遠不會完全地即時，作者認為在可見未來內都不會走向完全脫離某些形式貨幣的支付系統。銀行帳戶用於進行預期付款或持有通用購買力流動儲備將一直存在，因此全天候典當商也繼續有其需要。在根本不確定下，中央銀行未來也會需要提供流動性滿足需求，即使貨幣真的消失，社會也需要中央銀行規限會計單位，計算貨品與服務價格。
在決定未來消費時，家庭與企業可能會面對協調問題。當市場沒有訊息告訴生產者，現時消費減少是否代表未來消費增加，若是如此消費增加又會在何種商品與服務出現時，家庭與企業無法透過市場協調未來消費計劃，令總需求可能低於充分就業水平。同樣，當人們對未來消費過度樂觀，造成未必要投資與無法維持的榮景時，也會令未來消費無法協調。協調問題是囚徒兩難的例子，需要集體行動以穩定經濟。
需求不足帶來的失業不能以降低工資刺激勞動需求解決，原因是工資下跌可能令消費者的消費下跌，繼而改善企業與家庭對未來需求的預期，令總體消費自我增強，這就是「乘數」效應。在經濟衰退時增加貨幣供應也無法刺激消費，因為流動性需求之高，令注入更多貨幣只會吸收為閒置現金，不會影響現時消費。
明斯基(Hyman Minsky)指危機由長期穩定導致過份樂觀，令風險低估與資產價格過高，繼而使消費及債務過多，結果造成金融衝擊。作者認為明斯基的觀點有兩項問題︰一，明斯基相信危機總會在榮景後出現，但作者指2007年危機前整體經濟表現與長期平均相近，每一場危機都有其獨特規律。二，明斯基的理論依靠住戶及商業非理性，長期穩定令人過份樂觀，隨後則過度悲觀。作者認為，這在事後可能言之成理，但對預測未來可能出現的危機沒有很大幫助。
正如前述，作者形容在根本不確定下，人們決定儲蓄與投資並不是依靠複雜最適化模型，而是選擇反映合理敘事的試探法。在可借款與貸款下，長期預算對短期消費的限制極為微弱，人們可以偏離可持續消費水平很長時間。估計未來收入的「錯誤」在多年後才會反映，造成消費與儲蓄失衡。
人們在決定消費時有兩部份試探法︰一，在經濟整體消費看來可持續時，個人終身收入也應預期不變，換言之，人們會從現時消費是否能持續的觀感，推論出大致終身收入的變化估算。二，只有在個人際遇有變，或對經濟的信念有重要變動時，人們才會改正終身收入估算。
這兩部份試探法表示，沒有對經濟走勢持續程度觀感的重大衝擊時，消費傾向於穩定。住戶與企業現時對終身收入的估算，也很可能相較現實有「錯誤」，並以同一方向累積，導致現時消費計劃逐漸遠離現實的失衡。金融市場允許人們對未來下注打賭與交易，令「錯誤」者損失更大，消費觀感與實際消費都會更為擺動。
在人們對試探法背後敘事的觀點更正造成經濟下滑時，嘗試返回以往消費走向會是錯誤，這時推行刺激需求政策在短期看來有幫助，但無法改變更正失衡的需要。作者認為起因不同的衰退不能以同一式應對︰商品與股票價格可能會自我修正；信心不足可由恢復對未來總消費走勢信心的政策克服；中央銀行因降低通脹造成的衰退，可在通脹預期減至理想水平後重回正常貨幣政策回復；敘事修正帶來的經濟下滑，則只能以經濟轉向新的均衡，消費轉至終身預算限制的現實觀點時解決。
作者指，2008年之前的失衡問題無法只由一國貨幣政策解決，例如試圖以加息減低國內需求，令預期可持續需求降低較低而現實的路徑，卻可能會因只有一國行事，對經濟長期是否可持續的信念沒有影響，反而令貨幣升值與國外需求更弱。這反映當時全球經濟出現失衡，沒有單一國家能在其他國家同時調整下走向新均衡，所有主要經濟體都面臨囚徒兩難。
對於歐元區債務問題的未來，作者提議可參照二戰後處理德國債務的方法，讓邊陲國家延期償付其他歐元成員國的外債，直至負債國達至貿易順差，為債權國與負債國建立誘因合作減少貿易差距。歐元區不應抱有債權國總是會得到償還的幻象，不斷推延並向負債國借貸更多，不願承意壞帳損失。
作者指未來對加強國際合作應有四項目標︰一，重振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透過改革其投票系統加強其正當性，包括取消單一國家否決權；二，實際中央銀行間互換協議的永久體制，讓各中央銀行能快速互相以任何貨幣貸款，滿足短期流動性不足；三，採納浮動匯率；四，由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監管，同意主要經濟體重新平衡及重返正常利率的時間表。作者認為，消費與儲蓄在國內與國際間持續失衡，以及重回一戰前不穩定的多極世界，是世界經濟兩項主要威脅，需要新的世界秩序以避免下次危機發生。
作者認為未來生產力增長不一定悲觀，原因是未來科技突破總是無法預測，現在預期重大發明時期已過去並沒有說服力。決定長期經濟增長因素在各國也有差異，顯示危機後普遍緩慢增長較多是由於宏觀經濟表現而不是創新步伐減慢。過去表現也反映，經濟學家預測未來的紀錄不佳，往往犯下以短期波動為基礎推斷增長趨勢的錯誤。
作者總結指，未來改革三項元素包括︰一，提高生產力，包括減少壟斷、增強競爭、減低儲蓄與消費的稅務扭曲、取消複雜的稅項寬免、減低邊際稅率、減少公共服務成本、降低對私人部門的規管負擔、改善公共基礎建設等。二，推動貿易，例如讓先進國家在服務貿易自由化。三，恢復浮動匯率，讓匯率在現時失衡下發揮穩定作用。
本書經常提到四項概念︰失衡(disequilibrium)指經濟狀況無法持續，在一段時間後消費與生產模式會出現大轉變；根本不確定(radical uncertainty)指未來不確定至無法以可知及全面的後果列表概率呈現；囚徒困境(prisoner's dilemma)指合作的障礙令最佳後果難以達成；信任(trust)是市場經濟運作的元素，也是貨幣與銀行的核心。
市場經濟其中一項重要角色是連結現在與未來，協調今日與往後的消費及生產決定。在本書出版的2016年，異常低利率阻礙儲蓄，而儲蓄是未來需求的來源，假如這種情況持續，會令投資回報率下降，並讓資源投放在沒有利潤的計劃中，這都會拖低未來經濟增長率。市場經濟似乎未能有效連結現在與未來。作者認為當中的原因有二︰一， 根本不確定令連結現在與未來總是出問題；二，指引政府與中央銀行如何穩定經濟的經濟學家流行智慧，對根本不確定產生龐大失衡不夠著重。
自1970年代起西方世界為改善貨幣、匯率與銀行系統管理進行三項實驗︰一是中央銀行更為獨立以穩定通貨膨脹，後來發展為通脹目標政策；二是容許資本更為自由流動，同時在歐洲內與特別是中國等經濟增長國家鼓勵固定匯率；三是移除銀行與金融活動管制，推動競爭並允許銀行更多元與擴張，以達成金融穩定的目標。
作者指這三項實驗帶來好、壞與難看三種影響。好的是1990至2007年產出與通脹出奇穩定，即所謂大穩定時期(the Great Stability)。壞的是債務水平上升，固定匯率令各國貿易順逆差加劇，部份順差國家大量儲蓄，部份國家則以借債抵銷逆差，前者儲蓄意欲多於後者消費意欲令長期利率下跌，繼而令資產價格上升，房價上升讓人們必須提高借貸以購屋。難看的是銀行體系發展至極為脆弱，大型銀行持有資產上升，各銀行更為互相連結，銀行股本比例下跌，槓桿率上升。至2008年，難看的影響令壞影響遠多於好，令三項實驗都失敗。
各國對2008年危機前全球不平衡的問題並非一無所知，但沒有單一國家有誘因應對，假如個別國家自行應對，只會令經濟減慢及失業上升，對全球經濟或銀行體系沒有實質影響，這反映出囚徒困境的行動困難。資本由發展中國家透過西方銀行體系「上流」至已發展國家，低實質利率推高資產價格，並使金融機構與投資者為尋求高回報更為冒險，令銀行資產負債表急速擴張。全球經濟失衡與銀行資產負債表擴張兩項因素互動，令2008年的危機變得如此嚴重。
作者指這場危機帶來三項未有回答的問題︰一，為何各相關參與者在走向嚴重問題與世界經濟顯著調整前沒有採取行動改變？二，為何可視為這場危機起因的背後因素沒有得到多大改變？三，為何需求疲弱變得根深柢固，不受更多貨幣刺激措施影響？作者認為，要回答這三項問題，需要更為深入觀察從過去繼承的貨幣與銀行結構，以及今日世界經濟失衡的性質。我們無法完全預計未來的可能，對未來判斷出現的「錯誤」，是所有金融危機故事的核心。
作者認為，2008年危機後持續需求不足不是由於短期衝擊，而是之前預先消費引起的根本衰弱，停滯是危機前國內消費過高的結果，背後的失衡必須解決。現時利率對於短期需求快速增長而言是過高，對於長期適當平衡消費與儲蓄而言卻是過低。主要經濟體國內消費與儲蓄失衡同時，各國間也繼續出現外部不平衡，中國貿易順差與美國貿易逆差再度擴大，在歐元區，德國貿易順差是GDP的8%，荷蘭則更高。低利率無法改正需求失衡的情況，復甦緩慢反映問題不是暫時，而是更為根深柢固。
不論任何形式，貨幣都需要滿足兩項條件︰一是接受程度，例如人們願意接受以此貨幣買「東西」；二是穩定，即貨幣在未來交易的價值可作合理預估。現時較發達經濟體中貨幣主要形式為銀行存款，佔各國貨幣總量超過九成。在正常時期，信貸供應改變主要受向銀行借款者的需求影響；但在危機時，信貸供應則可能反映銀行借貸意欲，在這種情況下，中央銀行依靠刺激借貸需求彌補貨幣緊縮遠較平時困難。
當代經濟中貨幣在金融交易的接受程度，遠較其在買「東西」的接受程度重要。在極不穩環境下，某些貨幣形式可能無法獲接受為付款方式，人們對流動價值儲存的渴求可能會急速上升，這令貨幣與流動性非常緊密連繫。在2007至08年危機中，流動性需求急升，令中央銀行需創建緊急貨幣，增加中央銀行儲備。
管理貨幣價值穩定非常困難，部份原因在於政治建制無法抵抗創造貨幣以作收入，或用於短期刺激經濟措施取悅大眾的誘惑，直至明顯出現通貨膨脹。明確以維持幣值為法定責任的獨立中央銀行，證明能在1990至2000年代早期大穩定時期穩住通脹，作者指這是過去二十五年管理貨幣的主要成就。然而，在好景氣時提供適量貨幣以達至物價穩定，以及在壞景氣時提供恰當質量緊急貨幣以應對危機，這兩者的平衡至今仍然並非完美。
作者指以黃金為貨幣雖然有獨立於政府的吸引力，卻有兩項主要缺點︰一，黃金極為笨重不便；二，更為根本的是，黃金供應無法輕易由政府擴張，這在危機中流動性需求大增時是嚴重弱點，在正常時期也會令經濟增長上限由黃金相對貨物與服務價格決定，帶來通貨緊縮壓力。
貨幣的角色在於促進信任以作承諾與訂立合約，並能以今日的勞動轉換為通用購買力，以在現時不可能完整預知的未來運用，在資本主義經濟中擔當流動儲備的角色。在正常時期，廣泛不同資產都可能獲接受為貨幣，但在危機中，中央銀行貨幣是最後付款方式與價值儲存，其他資產因失去獲接受的信心可能變為無法流動。貨幣在「好」與「壞」時期的角色對理解危機前經濟問題不可或缺。
銀行在2007年危機出現前面臨囚徒困境，假如他們事先退出冒險放貸，不再購買複雜衍生工具並減低槓桿率，他們短期獲利就會比競爭對手少。即使一早知道風險，跟隨群體也比較安全，銀行因此沒有誘因行動以避開危機。
銀行資產相對GDP比例近百年來大幅上升，在美國升至與GDP相同，在英國則是GDP五倍。因為銀行在經濟中角色重要，市場相信政府不會讓銀行破產，即使出現問題納稅人也會介入，令銀行借貸利率較低。這種無形資助令銀行可以更為冒險，並擴張規模令自己在經濟中更為重要，因而實際上得到納稅人更多無形資助。批發融資提供更多短期借貸，令銀行可更為冒險，令其長期資產與短期債務更為錯配。
自1980年代起，銀行管制放鬆以及衍生工具發明帶來兩種影響︰一，這令銀行資產負債表規模不再與實際住戶與商業經濟活動連繫，因為衍生工具的交易沒有限制。二，銀行焦點從需要謹慎評核借款者以經營貸款，轉為統一進行與監察的證券交易，投資銀行在這過程中興起。這兩項發展改變最大型銀行的商業模式與文化，銀行以擴大規則為目標，因為「大到不能倒」可以更便宜地借款，同時新的複雜金融工具交易大幅擴張，發行銀行與投資者都不清楚這些工具的風險。銀行文化也更推崇運用複雜數學發明新金融工具的聰明人，也令道德標準受侵蝕，所有主要銀行都出現不當行為的醜聞。
銀行特別之處在於結合到期轉變——借短期債務作長期放貸——與風險轉變——將安全存款轉為具風險的貸款，銀行在貸款時為借款人建立存戶結餘，這些存款是可用作支付的貨幣，這種銀行創造的貨幣是今日貨幣主要形式。由安全的銀行存款——貨幣——轉化為非流動風險投資，就是貨幣與銀行的煉金術。
這種煉金術得以維持，在於所有儲戶不會在同一時間提取存款，但當可觀存戶同時提款時，銀行被逼要求其借款者立即還款，導致借款者資產大平賣，令銀行收回款項可能比已貸款額低。銀行也可能不得不拒絕存戶提款的要求。這種系統脆弱的原因有二︰一，特別是近期，大部份銀行融資的股本很少，以致資產稍為下跌就可能令銀行存款價值有問題。二，即使沒有壞消息，在部分存戶提走存款時，其他存戶在銀行存款可能受損時，加入提款行列是理性的做法。銀行擠兌是自我實現預言，當銀行流動儲備用盡後它可以很快倒閉。
有四種方式解決銀行系統煉金術的問題，其一是銀行在可能擠兌時關門，停止提款要求，但這會表示出令存戶信心受損的訊號，可能加速擠兌出現。其二是政府保證銀行存款以消除擠兌誘因，這是對銀行的無形資助，也會鼓勵銀行冒險，但在根本不確定的未來下無法避免。其三是取消銀行有限責任制，以避免管理他人金錢的不負責行為。其四是中央銀行向受擠兌銀行提供正式貸款，也就是擔當「最後放款者」。
金融工程讓銀行與影子銀行近乎無限地製造更多資產，這帶來兩項影響︰一，這些新工具主要在大型金融機構之間交易，令整體金融體系更為互相連結，任何一間機構出問題都會令其他機構有麻煩。二，總體資產負債表不受實體經濟規模所限，令銀行與影子銀行以驚人速度擴張。在危機後沒有人知道哪一間銀行最為曝險，所有機構都受懷疑，令風險溢價持續高於危機前。
對於未來，作者指渴望與相信「確定」誘人而危險，人們很容易因無法理解其觀察事件的特定環境，誤信錯誤的故事。風險可以依靠可觀察結果判斷保險合約，不確定則是無法定義甚至想像所有未來結果，不能為它定下機率。根本不確定為完全與競爭市場帶來缺口，許多未來事件無法事前想像，因而也不存在相關的期貨市場。
面對根本不確定，人們不可能計算行動的「預期效用」，因此不存在最適化的行為。人們面對不確定時不是最適化(optimise)，而是適應(cope)，在新環境、刺激與挑戰中反應與調整。行為經濟學找出人們在甚麼情況下不會最適化，但作者認為行為經濟學指人們總是「不理性」並不貼切，在根本不確定的環境下，試探法(heuristics)可能是適應未知未來的理性方式。
適應策略有三項元素︰一，將問題分類為是否適用於最適化行為；二，假如不適用，則以一套經驗規則或試探法 適應；三，一套敘事以整合最重要資訊，擔當試探法選擇與決定動機的基礎。試探法必須可行，敘事則必須可信。適應策略不是所有問題與環境的通用解決方法，而是回應特定問題的粗略與理性方式。出問題不一定是由於非理性行為或外來衝擊，也可能是選擇的試探法不符環境。
作者舉出試探法應用在金融市場的兩項例子︰其一是J.P.摩根總裁評估新金融產品時，需確定管理高層明白新產品，原因是可以向高層解釋的產品出問題時風險較低。其二是2007年前銀行資本要求以資本相對經風險權重資產比例計算，但在不確定下資產風險計算可能嚴重誤導，更粗略但簡單的方式是限制銀行槓桿率。
在根本不確定的世界，金融市場在一定程度上替代部份不存在的市場，卻造成市場已幾乎無限提供適應不確定方式的幻覺。根本不確定也為金融市場的流動性幻覺帶來問題，金融煉金術依靠的資產並不流動，流動性來自市場持續出現的買賣雙方，但根本不確定可干擾買賣雙方，令市場在一日之間不再流動。因為根本不確定意味著指引投資行為的敘事或適應策略本身不時更改，導致交易者對金融資產價值的觀感與交易意願急劇改變。
根本不確定令未來不可能預測，因而無法知道股價是否理性。股價波動是因為投資者試圖適應不可知的未來，他們對未來利潤的判斷可以非常不穩。股價並不是由客觀基本因素決定，而是由對基本因素的敘事決定。在流行敘事改變，或證實現時故事誤導的事發生後，股價可以大幅轉變。
中央銀行在貨幣管理上有兩項重要責任︰一是確保好景氣時，貨幣量增長率足以維持幣值大致穩定，二是在壞景氣時，貨幣量增長率足以維持流動性，以滿足私人部門無法預測的需求擺動。由於貨幣管理的挑戰無法事前預測，中央銀行需要有一定程度裁量權，以回應通脹短期變動。
通脹目標政策以中期通脹目標與短期回應經濟衝擊為元素，由獨立中央銀行推行通脹目標政策在於清晰簡單，既指導中央銀行政策，也為私人部門通脹預期設定目標，通脹預期會影響設定工資與價格水平，因而影響通脹。通脹目標令中央銀行不需要在每次得知影響經濟表現的新事情後改變框架，無需以單一模型判斷未來通脹走勢。
2007年金融危機後，決策者以宏觀審慎政策(Macro-prudential Policy)維持金融穩定，包括直接管控金融市場，例如限制貸款相對入息比例，以及間接管控，例如要求銀行在風險放貸中增加股本融資。這些政策需要中央銀行與其他監管者合作推行，相較利率政策較難推行與解釋，缺乏民主授權的中央銀行管制微觀經濟也可能帶來質疑。
2009年英美中央銀行創造大量貨幣卻未有帶來通脹，當中原因為︰一，貨幣供應增加同時，銀行體系與經濟對流動儲備的需求也急速提高；二，包括銀行存款的廣義貨幣只是溫和增長。作者也指出在銀行利率接近零的情況下，貨幣政策出現報酬遞減，難以令住戶放棄未來以在現時消費。
當通脹重回目標水平時，中央銀行也會面臨兩難︰容許通脹高於目標一段時間，還是讓通脹符合目標水平，後者會令實質利率無法下跌，令復甦不會出現，前者則會影響市場通脹預期，繼而令未來通脹水平變動。以通脹刺激經濟的策略會「前後不一」(time inconsistent)︰現時承諾未來會做的事，在未來到達目標時卻不會實行。
中央銀行擔當最後放款者，目的是為短暫流動性不足的銀行提供流動性以渡過恐慌。但問題在於身處根本不確定下，無法知道銀行是短暫流動性不足還是無力償債。最後放款者可避免流動性問題變成無力償債問題，但不是所有無力償債問題都能以最後放款者行動轉變為流動性問題。假如金融機構處於無力償債問題，即現有資金不足以吸收損失並避免損失時，只靠提供流動性不足以解決問題。
過往最後放款者應「無限向提供優質抵押品者以懲罰利率放款」的智慧，應用在今日的最後放款者會帶來兩項問題︰一，「優質抵押品」的定義，今日銀行持有大量非流動並無法在市場流動的資產，如貸款或複雜金融產品。最後放款者需要為這些抵押品「打折」(haircut)才能放款，折扣由2%至高於50%，這會為最後放款者援助設下上限，令銀行存戶與短期債權人提取款項的誘因增加，在極端情況下會使最後放款者援助變成死亡之吻。
二，銀行因接受最後放款者援助會帶來污名而抗拒援助，因為接受援助表示銀行需要流動性支援，令銀行以其他方式融資的能力受損。延期通報受中央銀行援助銀行有助減少污名問題，但無法完全消除銀行的抗拒，令最後放款者行動可能規模不足與過遲。
要求優質抵押品與懲罰利率的問題，令中央銀行與政府放鬆向最後放款者援助的要求，並開始轉向紓困。這令納稅人需要承擔風險，也給予銀行誘因擴張體系內的煉金術。作者提出的解決方案是，將最後放款者應對危機角色，轉變為銀行在好壞時期都可借款的制度，並確保銀行在好景氣時留下足夠抵押品，以在壞景氣時可獲取流動性滿足短期債權人需求。這將會在稍後更詳細說明。
貨幣「最適」範圍是不同國家或地區經歷相似衝擊，擁有單一勞動市場，對通脹有相似態度。這包括長期平均通脹目標的選擇、短期通脹與就業取捨的決定，以及達成這些目標的市場信譽。上述因素並非純粹關於經濟，也與政治極有關係。歷史上，國家加入或離開貨幣聯盟很少是關於「貨幣最適範圍」這概念，選擇何種貨幣往往是政治行動。
不同民族國家組成貨幣聯盟的基本問題是，過去通脹率不同的長期歷史，導致各國預期通脹率有別。在單一利率貨幣聯盟下，預期通脹不同意味著實質利率不同，起初較高通脹國家的實質利率較低，刺激需求並推高工資與物價，令通脹持續。這種差異令較高通脹國家在充分就業下出現貿易逆差，並須以較低通脹國家的借貸填補。
貨幣聯盟分成貸款國與借款國兩方，帶來政治身份緊張，例如2015年歐元區的德國與希臘。2007年後全球經濟下滑，加上歐元區邊陲國家失去競爭力，導致這些國家出現財政問題。在貨幣聯盟中恢復競爭力過程漫長而痛苦，為降低實際兌換率進行的「內部貶值」以長期大量失業，讓貿易商品與服務行業工資與價格下跌，這會令民主社會受壓。
作者指，歐元區未來不得不實行以下其中一項或多項方法︰
一，邊陲國家繼續高失業，直至工資與價格下跌至回復競爭力水平，採用浮動匯率風險太高的小國可能只有此一方法。
二，讓德國與其他順差國家高通脹一段時期，同時抑壓邊陲國家工資與價格，以消除各國競爭力差異，這會令歐元下跌一段長時間，不受德國歡迎。
三，放棄試圖回復歐元區內競爭力，承認需要從北向南無限而顯著轉移，以資助邊陲國家在充分就業下的貿易逆差與償還債務，這在歐元區南北各國都不受歡迎。
四，接受歐元區局部或全面分解。
歐元經驗為國家與貨幣聯盟的關係帶來三項教訓︰一，應確保貨幣聯盟成員整合為相同工資與價格通脹後才允許加入。二，聯盟建立後，重要的是監控與避免工資與價格通脹出現差異，以免導致成員失去競爭力，並只能以長期大量失業回復。三，未來經濟衝擊無法預測，除非成員彼此非常信賴並願意向受衝擊國家提供轉移，而這需要很高的政治整合，否則貨幣聯盟會承受很大壓力。
為減少或消除煉金術，作者認為需要一套措施處理銀流動性與無力償債問題。在根本不確定下，銀行管制在這一刻顯得太苛刻，下一刻卻可能變得太寬鬆，例如資本與風險加權資產比例或流動性覆蓋比率限制，既令模型變得複雜，危機後也證明無法反映真正風險。
2007年危機後有意見重提以「芝加哥計劃」管制銀行︰強制銀行以100%流動儲備抵押存款，其餘風險放貸必須以股本或長期債務融資，分開支付系統「狹義」銀行與非流動「廣義」銀行。芝加哥計劃好處是完全消除銀行擠兌，但作者指其缺點為︰一，從現行體制轉型至 芝加哥計劃會帶來混亂，強制現行機構的結構與資產負債表進行昂貴重組。二，完全分開「狹義」與「廣義」銀行，會令投資設備、房屋或其他實體資產融資的融資更昂貴，失去以不同方式連結存款者與借款者的潛在效能。
三，最重要的是，根本不確定意味著市場無法為所有可能意外提供保險，要由政府保險填補角色，在銀行不再擠兌下，意料之外事件的風險，會集中在住戶與商業直接持有的資產價格上，中央銀行難以決定應干預何種資產。允許債務融資的好處是，尤其在取得抵押品下，借款者無需仔細管控借款者活動的所有細節，只需留意抵押品的價值。而且即使完全分開「狹義」與「廣義」銀行，銀行仍可利用不同抵押品借短貸長，繼續其煉金術。
作者的提案是中央銀行以全天候典當商(pawnbroker for all seasons)取代最後放款者，其目標為一，確保所有存款由實際現金或中央銀行保證的緊急儲備提取額支持；二，確保所有銀行強制參與並預付流動性保險保障；三，設計出有效向金融體系煉金術徵稅的系統。
全天候典當商的基本原則為，確保銀行總是有足夠可用現金滿足存戶或其他短期債權人的需求，關鍵在於檢視銀行資產與負債。在資產方面，銀行會決定將其資產多少部份供中央銀行檢視並用作抵押品，中央銀行為不同類型資產提供不同折扣率，決定銀行在任何時候可向中央銀行借款總額。評估抵押品與計算折扣率的安排會在遠早於任何危機前進行，變成中央銀行身為全天候典當商的例行職責。銀行獲准的借款額，加上其已有中央銀行儲備，會變成其「有效流動資產」。
在銀行負債方面，中央銀行檢視銀行活期存款與短期無擔保債務，計算銀行的「有效流動負債」。銀行管制要求為有效流動資產須多於有效流動負債，除槓桿比例限制外，現有資本與流動性管制均可由這條簡單規則取代。這條規則會成為一種強制保險，在危機時中央銀行會自由以已同意的條款貸款，不需要加上懲罰性利率，因為這在計算抵押品折扣率時已包括在內。
作者提出以二十年過渡期轉型至全天候典當商體制，讓銀行漸漸補回不足的有效流動資產。全天候典當商的好處有︰一，認識到在危機中，由有償還能力政府支持的中央銀行是流動性唯一來源，能將非流動資產轉為流動所有權。二，從現狀自然轉型至私人部門煉金術消失。三，無需只選擇現狀還是極端100%儲備銀行業務，容許金融機構選擇其資產負債表結構。四，解決現行最後放款者的道德風險問題。五，利用現時的非常環境，包括量化寬鬆創造貨幣令銀行流動資產比率較高，以及中央銀行已建立評估與管理抵押品的基礎，並讓後者變為恆常措施。六，管制將變得遠為簡單，只包括有效流動資產須多於有效流動負債與最高槓桿率限制兩項。
對於在根本不確定下，折扣率無法準確計算的問題，作者指折扣率可以較粗略與現成的方法計算，在設定後也應在一段時間，例如三年內不得更改。中央銀行也應如同典當商一樣，在計算折扣率時比較保守，有疑問時折扣率應傾向較高一方。折扣率是煉金術的稅項，其規模應該反映納稅人為銀行提供無形保障的成本。對部份難以理解的資產，折扣率應該是100%。
銀行面臨破產風險時，全天候典當商體制會給予銀行一年時期重組。銀行處置(resolution)因存款(負債)與放在中央銀行的抵押品(資產)可從破產銀行抽出而較為簡單，存款與抵押品帶來的流動儲備可轉移另一銀行。這讓處置當局在處理銀行其他部份時不會嚴重干擾存戶。對於銀行股本相對資產比率，作者認為10%是適合的起點，以避免股東有誘因冒險並將損失置於債權人或納稅人身上。
由於交易永遠不會完全地即時，作者認為在可見未來內都不會走向完全脫離某些形式貨幣的支付系統。銀行帳戶用於進行預期付款或持有通用購買力流動儲備將一直存在，因此全天候典當商也繼續有其需要。在根本不確定下，中央銀行未來也會需要提供流動性滿足需求，即使貨幣真的消失，社會也需要中央銀行規限會計單位，計算貨品與服務價格。
在決定未來消費時，家庭與企業可能會面對協調問題。當市場沒有訊息告訴生產者，現時消費減少是否代表未來消費增加，若是如此消費增加又會在何種商品與服務出現時，家庭與企業無法透過市場協調未來消費計劃，令總需求可能低於充分就業水平。同樣，當人們對未來消費過度樂觀，造成未必要投資與無法維持的榮景時，也會令未來消費無法協調。協調問題是囚徒兩難的例子，需要集體行動以穩定經濟。
需求不足帶來的失業不能以降低工資刺激勞動需求解決，原因是工資下跌可能令消費者的消費下跌，繼而改善企業與家庭對未來需求的預期，令總體消費自我增強，這就是「乘數」效應。在經濟衰退時增加貨幣供應也無法刺激消費，因為流動性需求之高，令注入更多貨幣只會吸收為閒置現金，不會影響現時消費。
明斯基(Hyman Minsky)指危機由長期穩定導致過份樂觀，令風險低估與資產價格過高，繼而使消費及債務過多，結果造成金融衝擊。作者認為明斯基的觀點有兩項問題︰一，明斯基相信危機總會在榮景後出現，但作者指2007年危機前整體經濟表現與長期平均相近，每一場危機都有其獨特規律。二，明斯基的理論依靠住戶及商業非理性，長期穩定令人過份樂觀，隨後則過度悲觀。作者認為，這在事後可能言之成理，但對預測未來可能出現的危機沒有很大幫助。
正如前述，作者形容在根本不確定下，人們決定儲蓄與投資並不是依靠複雜最適化模型，而是選擇反映合理敘事的試探法。在可借款與貸款下，長期預算對短期消費的限制極為微弱，人們可以偏離可持續消費水平很長時間。估計未來收入的「錯誤」在多年後才會反映，造成消費與儲蓄失衡。
人們在決定消費時有兩部份試探法︰一，在經濟整體消費看來可持續時，個人終身收入也應預期不變，換言之，人們會從現時消費是否能持續的觀感，推論出大致終身收入的變化估算。二，只有在個人際遇有變，或對經濟的信念有重要變動時，人們才會改正終身收入估算。
這兩部份試探法表示，沒有對經濟走勢持續程度觀感的重大衝擊時，消費傾向於穩定。住戶與企業現時對終身收入的估算，也很可能相較現實有「錯誤」，並以同一方向累積，導致現時消費計劃逐漸遠離現實的失衡。金融市場允許人們對未來下注打賭與交易，令「錯誤」者損失更大，消費觀感與實際消費都會更為擺動。
在人們對試探法背後敘事的觀點更正造成經濟下滑時，嘗試返回以往消費走向會是錯誤，這時推行刺激需求政策在短期看來有幫助，但無法改變更正失衡的需要。作者認為起因不同的衰退不能以同一式應對︰商品與股票價格可能會自我修正；信心不足可由恢復對未來總消費走勢信心的政策克服；中央銀行因降低通脹造成的衰退，可在通脹預期減至理想水平後重回正常貨幣政策回復；敘事修正帶來的經濟下滑，則只能以經濟轉向新的均衡，消費轉至終身預算限制的現實觀點時解決。
作者指，2008年之前的失衡問題無法只由一國貨幣政策解決，例如試圖以加息減低國內需求，令預期可持續需求降低較低而現實的路徑，卻可能會因只有一國行事，對經濟長期是否可持續的信念沒有影響，反而令貨幣升值與國外需求更弱。這反映當時全球經濟出現失衡，沒有單一國家能在其他國家同時調整下走向新均衡，所有主要經濟體都面臨囚徒兩難。
對於歐元區債務問題的未來，作者提議可參照二戰後處理德國債務的方法，讓邊陲國家延期償付其他歐元成員國的外債，直至負債國達至貿易順差，為債權國與負債國建立誘因合作減少貿易差距。歐元區不應抱有債權國總是會得到償還的幻象，不斷推延並向負債國借貸更多，不願承意壞帳損失。
作者指未來對加強國際合作應有四項目標︰一，重振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透過改革其投票系統加強其正當性，包括取消單一國家否決權；二，實際中央銀行間互換協議的永久體制，讓各中央銀行能快速互相以任何貨幣貸款，滿足短期流動性不足；三，採納浮動匯率；四，由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監管，同意主要經濟體重新平衡及重返正常利率的時間表。作者認為，消費與儲蓄在國內與國際間持續失衡，以及重回一戰前不穩定的多極世界，是世界經濟兩項主要威脅，需要新的世界秩序以避免下次危機發生。
作者認為未來生產力增長不一定悲觀，原因是未來科技突破總是無法預測，現在預期重大發明時期已過去並沒有說服力。決定長期經濟增長因素在各國也有差異，顯示危機後普遍緩慢增長較多是由於宏觀經濟表現而不是創新步伐減慢。過去表現也反映，經濟學家預測未來的紀錄不佳，往往犯下以短期波動為基礎推斷增長趨勢的錯誤。
作者總結指，未來改革三項元素包括︰一，提高生產力，包括減少壟斷、增強競爭、減低儲蓄與消費的稅務扭曲、取消複雜的稅項寬免、減低邊際稅率、減少公共服務成本、降低對私人部門的規管負擔、改善公共基礎建設等。二，推動貿易，例如讓先進國家在服務貿易自由化。三，恢復浮動匯率，讓匯率在現時失衡下發揮穩定作用。
2017年8月12日 星期六
政治秩序與政治衰敗
續談《政治秩序的起源》下卷《政治秩序與政治衰敗》，由工業革命說到二十一世紀初。作者指要了解當代急速變化的政治與經濟發展，有需要將發展放在社會制度結構的長期脈絡。制度意味著行為模式，因特定歷史需求產生。在快速經濟成長的社會中，社會產生新的階級，教育其公民，並運用令社會階層重組的新科技。既有制度通常無法與新參與者相容，因而產生改革的壓力。
作者認為法國大革命對其他地區的制度有兩項重要影響，一是頒布並推行《拿破崙法典》，宣告所有公民有相等權利與責任，廢除封建特徵，重視產權；二是建立現代文官體制政府，消滅賣官制，並以現代教育系統提供行政人才。法律與行政機關發揮影響，令君權理論上不受限制，君主卻必須透過依法行政的文官行使君權，構成德國法治國(Rechtsstaat)的思想。
現代政治領袖不像過去主張「擁有」國家，家產制演變為新家產制，採用現代政府外在形或，實際還是為私人利益而統治。政府由私人關係主導，好處分給支持者，用來交換選票或出席政治集會。在歷史上，從這種形式轉變成現代政府的重要力量首要是軍備競賽，其次是工業化帶來的社會動員。如同上卷所提及，政治建制也可能因無法因應新環境或政府由菁英把持而衰敗。在現代民主政體中，政治衰敗體現為部落主義，部份人擁有特權為自己與親友圖利。
政治建制演變必須考量經濟成長、社會動員，以及公平與正當性觀念的脈絡。在法國與美國革命，以及工業革命之後，在西歐出現持續經濟成長，促成各種新形式社會動員，普世權利的觀念也受廣泛接受與傳播，這都與本書上卷的時代脈絡大為不同。
衡量政府表現可從程序、執行能力、結果與自主程度入手，各國比較似乎顯示，比起政府規模大小，政府效能才是國家是否富有較重要的指標。作者認為，政府強大有能力還是腐化與侍從主義，關鍵因素是各國改革官僚組織時，先於還是後於開放更廣泛民主制度。像德國般在威權體制建立的官僚組織較為強大自主，像美國、希臘與意大利，在民主化後建立的官僚組織，卻是侍從主義制度而必須改革。
普魯士政府建立時，君王擁有的個人權威為法律來源，但國王必須透過官僚組織統治，後者反而以公共行政法表達其意志，這種依法而治類似於中國法家。國王可以自己意志反抗法律，但一般平民間或與政府的事務，可望受到更一致與公平的對待，約束政府低層官員的任意行為。隨時代改變，德國官僚體系高質自主傳統大部份仍然完好，這是威權時期的遺產，但代價是軍備競賽、戰爭、侵佔，以及民主問責延滯。
政府腐化阻礙經濟發展的原因包括︰腐化扭曲經濟誘因，資源無法導入最有生產力的用途；腐化是一種高度累退稅制，財富集中在運用權力榨取民眾的菁英手中；最聰明與有野心的人不是在民間創造財富，而是花時間玩弄政府制度尋租。
腐化是指佔用公共資源用作私人利益，這在現代化之前的社會並不存在，因為當時政府屬家產制，領土是國王的家產。腐化與獨佔租金不完全相同，後者部份例子如著作權是為更廣泛公共用途，而不是純粹私人利益。腐化與酬庸或侍從主義也稍為不同，腐化屬純粹掠奪，酬庸或侍從主義則是以好處交換政治支持。
如上卷所述，為家人或朋友圖利的酬庸是人類自然行為，在不同政治制度普遍存在。侍從主義則牽涉更大規模利益交換，動員大量民眾，因此主要存在於民主國家。侍從主義影響民主的方式有二︰一是影響政府施政質素，在官僚組織大開職位充斥自己人，而不是按能力取材，按需要開設職位；二是強化既有菁英勢力，妨害民主問責。
希臘與意大利在民主選舉之前沒有發展出現代官僚組織，將公職當成動員選民的手段，長期下來令公部門膨脹，政府支薪高升。在希臘，人際間缺乏信任，以家人為合作主要基礎，鄰居不是潛在合作伙伴而是敵人，政府則是危險的陌生人。希臘歷史上沒有出現強大、合法而自主的政體，並有抵抗鄂圖曼當局收稅的傳統。獨立後在工業化前已實施民主，政府弱勢並受外國控制，缺乏資本市場令政府成為就業來源，都成為侍從主義的基礎。政府無法成為公共利益保護者，政府被視為政黨利益爭奪的資產，民眾缺乏信任，逃稅嚴重，令國家無法改革侍從主義制度。
意大利南部工業化遲緩，沒有具創業家精神的中產階級，地主階級由當地寡頭政治吸收。政府無法獨佔暴力執行財產權，令黑手黨崛起，助長暴力與恐懼氣氛，大為減低社會信任。二戰後意大利政府的產業政策也加強南部侍從主義，政府直接投資成為侍從主義致富之道，也提供機會更公開地貪污，控制公共工程合約獲得報酬，以政治支持為回報。
在高度信任的社會，合作不需時時依靠正式機制，減少交易成本，人們看到其他人遵守法律，也會比較守法，有助提高政府質素。反之，低信任社會會出現集體行動問題，每一個人都沒有動機改變，落入低度平衡陷阱。在希臘與意大利，龐大而弱勢的政府，加上社會普遍的不信任，導致自我防衛的家族主義，對政府與陌生人也會變得犬儒，避免繳稅或與陌生人合作。
十九世紀初英美政府也充斥酬庸政治，但在之後改革為較現代的官僚體制。在十九世紀初英國，除海軍外公職人員都用於增加個人及支持者的利益，根據個人關係安插公職人員。較早改革的是印度公務員體系，由菁英人脈在國會推動改革。中產階級興起，也因其階級利益支持按能力招聘公職，讓自己的子女有機會受教育後謀差事。1853至1856年克里米亞戰爭暴露部隊組織不良問題，也形成改善壓力。作者認為，最關鍵的是公部門改革在選舉權開放前發生，至1870年代才發展出大眾政黨，這時自主官僚組織已打穩基礎。
美國由於憲制分權，公共政策難以進行重大改革，也沒有單一整合的菁英團體，在建立民主基礎後，花了一世紀時間迂迴走過政黨主導的侍從主義。政黨是動員選民與管理大眾政治參與的機制，為心態相近者提供集體行動機會，在共同平台彙集不同社會利益，為選民提供有價值資訊，並建立穩定的預期。選舉權開放後，政治人物需要找出方法讓支持者投票與參與政治集會，對於較貧窮及相對未受教育的選民而言，承諾提供工作或個人恩惠是較有效的手法，自然出現侍從主義制度。政黨均是以提供短期獎勵，而不是長期計劃的政策改變，掌握勞動階級的選票。
十九世紀末，美國經濟已不再是農耕社會，運輸與通訊發展連繫整個國家，大幅增加市場規模，社會分工改變，城市居民增加，行業工會、專業協會、都市中產階級與出現，經濟與社會變化形成政府改革的需求。新興中產階級既想對抗酬庸系統政治人物的利益，也不滿幾乎不識字、不熟悉美國價值的天主教徒與猶太人，對教育、能力、組織與誠實價值的重視，有助推動這場帶有道德色彩的政府改革。美國侍從主義制度從1880年代至1920年代才逐漸消除，顯示出權力分散、聯邦制與缺乏吸納中產階級菁英團體的影響。
美國政府改革的教訓是，改革不只是技術問題，也是複雜政治程序，涉及如何處理既得利益。支持改革聯盟也必須與現行制度沒有利害關係的團體為基礎，也必須聯合較傳統、經濟上較不現代的團體。人們如何看待自己的利益，觀念非常重要，會影響人們的實際抉擇。對抗強大而根深柢固的利益時，改革需要很長時間。
除消除侍從主義與腐化外，高品質政府也需要公務員擁有所需技能、人數不會過多、擁有必要財政資訊，並管理良好。美國抗拒政府權威的傳統，令政府改革面臨強大的制度阻礙，服務品質無法提高。例如美國1887年成立管理鐵路的州際商業委員會，因為缺乏自主，受法院與國會掌控，要照顧各種利益，不是權力過少，就是過度管制，阻礙全國鐵路系統的投資與創新。作者指美國早期的森林管理局是例外，以科學為基礎，受農業部保護，甚至在第二任局長平察時自行爭取政治影響力，得到較高的自主。
國家建造也是政府建造成功的關鍵，國家建造指的是無形事物，例如國族傳統、象徵、歷史與文化等國家認同。沒有國家認同，公職人員可能認為對較私人的群體有道德責任，而出現貪污行為，一般公民也會以理性計算來決定自己的忠誠。相反，假如公民有受國意識的情感連結，政治穩定會大為增加。
民族主義是法國大革命起認同政治其中一種特殊形式，其出現與現代化相關，過程包括印刷與資本主義、工業化擴大社會分工、言語統一與殖民經驗等。國家認同以四種基本過程形成︰一，明確界定政治疆界，以符合當前國家認同；二，移動或實質消滅某些種群，以符合既有疆界；三，次民族同化進入主導文化；四，在社會文化與地理條件上修改國家認同概念，以符合政治可行性。在歷史上，國家認同往往是暴力行為的結果，不論是較晚期的德國與希臘，還是較早期的英國與美國。
作者指政府現代化至少有兩條重要途徑，一是軍備競賽，國家處於長期戰爭，為生存以發展出有效率的政府組織，確保績效任用、收稅能力、財政管理與後勤補給，並任用有才能的非菁英帶領軍隊。二是和平政治改革，主要是一群社會團體形成聯盟，希望出現廉潔有能力的政府，其背景為社會經濟現代化，新興社會團體在既有家產制系統沒有強大利害關係，可能會組織外部聯盟改革這系統。
新興中產階級團體並不會自動令政府現代化，其他必要因素包括︰一，經濟成長的性質，在興盛的資本家經濟中，明確政策對自身利益較有好處，反之，工業化較低、鄉村禮俗整套搬進城市中的社會，就很容易保留侍從主義形式。二，聯盟是否成功招納中產階級成員加入反對侍從主義，能否在全國層級得到權力。三，文化因素，例如改革領導人的宗教熱忱、公民責任的理念與國家認同，當政府組織缺乏正當性，政府改革就難以得到廣泛支持。
奈及利亞因石油擁有穩定收入來源，並在菁英間分享，窮入則分成多個種族與宗教社群，分別從屬菁英控制的侍從主義網絡。政府表現不佳，未能保護財產權，沒有公平而透明地執法的能力。
如上卷所述，地理與氣候對最初的國家建立不可或缺，包括資源足以支持高密度人口；地方不能太小而無法建立國家層級，也不能太大令受壓的人逃走。在歐洲，大河、山脈與森林促成強勢國家同時，也讓任何單一政體無法主導全局，並在大陸有一個難以征服的大型海島平衡。東亞在接獲西方前就發展出強大政府，漠南非洲遭歐洲征服時則大多仍是部落組織，拉丁美洲在兩者之間，這對這些地區當代的制度與經濟有本質影響。
殖民地前的亞茲特克與印加帝國發展程度遠不如中國，沒有統一書寫文字、文化、法典與複雜官僚組織，對後來政治制度發展的影響較小。氣候與地理左右著加勒比海糖革命與種植園發展，發展出不平等的剝削奴隸經濟。西班牙與葡萄牙的威權與重商主義制度直接移植至新大陸，政治制度受菁英把持，並因階級與種族差異重疊而更難克服。
拉丁美洲沒有出現西歐那種影響國家認同的持續政治暴動，作者認為這令它的政治制度發長較慢，威權政府與社會不公的古老形式持續更久。十九與二十世紀拉丁美洲沒有民族主義與愛國狂熱激發全國同心合力，各國獨立後政府仍仿傚殖民體制，也未能從人民身上成功徵收大規模稅收。作者指，拉丁美洲相對較少國與國的戰爭，可能是沒有強勢現代政府的原因。在民主普及後，政府就變成侍從主義政治的來源。
拉丁美洲較少國與國戰爭的可能理由包括︰一，階級與種族重疊，在十九與二十世紀動亂主要是漫長內部衝突，菁英不願動員所有民眾，以免非菁英獲得武裝；二，地理因素，拉丁美洲由安地斯山脈與亞馬遜叢林分隔，調動軍事力量至別國非常困難；三，國家認同，語言、族群與種族多元令國家認同薄弱，許多族群從未接觸過政府服務，認為自己對政府幾乎沒有任何義務；四，強大外國的影響，特別是美國支持拉丁美洲保守的政治與社會制度，協助推翻左派領導人。
拉丁美洲的例外是哥斯大黎加，人均收入較鄰國高，近六十年沒有軍事政變、專制獨裁、內戰、行刑隊與外國干預。雖然種植園較少、族群與種族較同質也有關係，但作者指最獨一無二的是該國內戰後在一九四九年廢除常備軍隊，保守派同意剝奪自己武力強制的工具，而左派也放棄武裝對抗與馬克思主義。這表現出良好領導與個別政治人物的決策，有可能大為改變因物質條件產生的社會結構。
與哥斯大黎加對照的反例是阿根廷，阿根廷擁有合適地理條件，人口主要來自白人移民，十九世紀至1930年經濟表現良好，其後卻面對嚴重階級對立與不穩經濟表現。作者指出阿根廷二十世紀表現逆轉的重要歷史因素，一是土地所有權自1820年代起因政府政策日趨集中，形成地主寡頭政治；二是個人主義威權領導風格。在1930年軍事政變後，阿根廷菁英一連串拙劣決定，損害法治精神，讓軍隊帶進政治，讓軍人以選舉舞弊、鎮壓、公然違法不斷推翻政治人物，將國家轉變成階段劃分而嚴重對立的國家。哥斯大黎加與阿根廷的例子顯示，人的決定在制度發展中影響很大。
漠南非洲很多國家都是「新家產制」為統治特色，以個別領導人為中心，權力與任期不受限制。政治人物大量以政府資源培養支持者，導致普遍的侍從主義，令行政部門大量擴張。政府能力疲弱，通常沒有基本基共行政能力，例如醫療、教育、執法、治安或經濟政策，收稅能力也欠佳，無法獨佔國內武力，官員缺乏訓練。
漠南非洲政府缺乏能力可回溯至殖民時期。由於殖民較遲開始，殖民統治者雖然成功摧毀既有傳統威權，但因非洲氣候與資源不合，在殖民地只做最少的投資，留下很少現代政府制度。非洲殖民以「科學種族主義」為包裝，完全拒絕給非洲人應有權利，令公民與受支配族群極為分裂。
非洲原有土著社會沒有強大的國家級組織，可能原因為人口密度較低，技術較落後，因而地理上由沙漠與熱帶森林分隔。歐洲瓜分非洲後，殖民者比較有興趣建立勢力範圍或保護關係，不想直接統治土著社會。這種間接統治以尋找或創造代理人的方式，意圖將習俗土地轉變為現代私人產權，由個人或法人持有，並可供轉讓，也透過代理人收稅。代理人往往比真正的傳統權威更殘暴，擁有類似政府的權力。這種統治方式容易因殖民地官員對當地知識不足，受當地人操控，也忽視非洲人的目標不是保留傳統文化，而是希望現代化。間接統治未能為強大的現代政府建立基礎。
奈及利亞從未出現強大的民族主義政黨對抗英國統治，對新的國家認同也沒有概念，很快導致國家解體並走向內戰。石油提供資源給奈及利亞政府以侍從主義方式分配，不滿的團體由更多補貼與報酬收買，政治穩定以腐化為代價。與之對比，印尼一開始情況相近，族群與語言多元，但民族主義團體成功推廣統一的印尼語與印尼概念，並在新政府擴大基礎教育，以擁有全國性軍隊的威權政府支持，到1990年代國家認同已非常穩定。
肯亞與鄰國坦尚尼亞也形成另一組對比，坦尚尼亞多個族群中沒有主要族群，但肯亞則有五個主要族群，任何兩個族群聯盟就足以控制政府，此外坦尚尼亞有全國通用語言斯希瓦里語，在肯亞斯希瓦里語則較不通用。坦尚尼亞政府有意識地壓制地方主義與族群認同，肯亞則是族群侍從主義政府。這令坦尚尼亞的國家認同更穩定，後來成功建立更有效能的政治體系。
東亞擁有強大的政府，在新加坡與馬來西亞由殖民繼承而來，在中國、日本與韓國則是接觸西方前已有悠久政府與國家傳統，並在接觸西方後大幅重組與改革。與歐洲不同，東亞政治發展不是由法治而是由開始，統治者以法律為治理手段，所以傳統東亞政府可能較歐洲專制。政府自主可視為理所當然，問題反而是如何透過法律與代議政府限制國家權力。
日本在明治維新時只以十年就成功整合為現代的政府，較明顯的原因是，德川時代日本已有強烈國家認同，維新領導人只需建立政府，而不是國家。維新後高階公務員透過嚴格考試任用，許多也出身至以前的薩長兩藩，形成高度內部凝聚力。
日俄戰爭時日本已視現代政府為理所當然，但法治尚待建立。1899年頒布憲法時，憲法將統治權歸於天皇而不是人民，公民權並非天賦或神授，而是來自天皇慷慨贈與。憲法並非社會團體長期衝突後的分權結果，也不是下層團體動員強逼國王接受，而是由上而下的過程，目的在於讓西方國家認同日本是現代社會。
後來帝國殖民地的軍人自主不受控制，軍國主義並沒有社會基礎，而是由將自己變成主人的軍隊推動。太平洋戰爭戰敗後，官僚組織仍是政治決策中心，與商界及自民黨形成主導日本政治的鐵三角。
縱觀日本從十九世紀中期以來的政治發展，作者指日本在接觸西方前，國家與社會均衡中嚴重偏向國家一邊，公民社會較難透過法治與問責限制國家權力，在民主化後政治動員力也比其他工業化民主國家弱。威權統治者相信仁慈菁英主義，鄙視一般人的權力，卻由衷認為自己是更高公眾利益的僕人。
十九世紀中國政府深陷例行公事與僵化形式，阻礙中國正確應對西方的競爭壓力。二十世紀中央政府與傳統集權統治一度中斷，但共產黨與王朝時代的統治仍有很強的傳承。經過毛澤東對法律的破壞後，1978年之後中國展開法律建設，以法律為治理機制，在財產權與共產黨高層領導人升遷與繼任規則上，受法律約束的情況日漸普遍。但法律並不在高於政黨的最高地位，不是受法治管理的社會。憲法既指出共產黨必須在憲法條文與法律下運作，卻堅持政治制度必須由共產黨領導，以致法律仍與王朝時期一樣是統治的工具，而不是正當性的來源。財產權與合約履行基本上仍是政治問題，假如共產黨決定破壞財產權，並不受任何法律約束。
未來中國政府會在制度存續上遇到三項威脅︰一，中國可能會產生一位魅力型領袖，利用民眾激情建立個人追隨者，不受既有的共識約束；二，政府在面對利益團體時可能失去自主，例如國有企業、個別部門、地方政府等，無法推行政治改革；三，制度缺少正當性的內在來源，共產黨以外來馬列主義為基礎建立正當性，因而必須持續高經濟成長並以民族主義提倡者身份建立自己的正當性，但在經濟成長減慢或倒退時，共產黨就沒有正當理由獨佔權力。長遠而言，解決壞皇帝及其貪污與獨裁統治，唯一方法是以正式程序限制國家權力，這意味著法律應適用於任何人，包括共產黨高層，並需要擴大政治參與，保障資訊自由，以避免政府無法得知民間問題的資訊。
除菲律賓這例外，東亞的民主國家多數集中在工業化國家，在之前已有強勢政府，因此侍從主義較拉丁美洲與非洲少。東亞國家受兩股力量衝擊而面臨快速改變，一是工業化動員新的社會參與者，包括中產與勞工階級，二是國際社會更緊密互動，從世界其他地方湧進各種觀念。
特定社會中出現民主的可能，與以下社會參與者相對優勢與互動相關︰一，以職業與教育定義的中產階級，他們希望有正式法律保護其權利，尤其是財產權，但傾向反對影響自己財產與收入的重分配。二，勞動階級，他們關心重分配多於保障財產權，有時甚至可以個人自由權利為代價。三，利用受壓逼勞工的大地主，他們反對民主，要發展出完全民主必須擊潰他們。四，農民，他們的政治訴求較複雜，有時極保守並接受傳統社會價值與附屬地位，也可能以侍從主義方式被動員，但他們有時也會加入勞動階級的激進力量，成為革命支持者。
作者指出，十九世紀反對民主的觀點也採納許多現代民主基本概念，政府必須對公民負責，有能力作良好政治判斷的公民應擁有參與政治權利。他們與當代民主標準不同之處，是評斷特定階級無法妥善行使政治權利。這在當代菁英抱怨大眾選民選擇「民粹」政策的論調找到回響。當代官僚組織按能力任用，受各種保護免遭民主政治異常行為傷害，也反映出反對民主普及的論點。
作者認為當代中東民主運動比較像十九世紀歐洲面對的處境，社會組成改變促成社會動員，中產與無產階級不斷增加，面對從禮俗社會轉為法理社會的道德迷失與認同困惑。十九世紀歐洲邁向民主的動力遭民族主義挾持，當代中東則有被政治伊斯蘭挾持的風險，正如十九世紀歐洲的民族主義，當代政治伊斯蘭為認同困惑提供非常有說服力的答案。民主所需的社會基礎在十九世紀歐洲並不存在，在當代大部份中東地區似乎亦然，民主轉型可能需要相當長時間。
已發展國家與馬克思對資本主義的預測不同之處包括︰勞工收入增加、國家建立普及教育制度、選舉權開放令勞動階段政治權力增加、工入開始走入中產階級、難以組織從事政治行動的邊緣化新貧階級出現、全球左派在經濟與階級議題失去焦點。在大部份已發展國家，依職業與教育水平劃分、擁有資產的中產階級組成絕大多數人口比例，令馬克思主義不再有吸引力。
如前所述，中產階級追求社會安定與財產權保護，因此他們並不是一定支持民主，尤其是中產階級只佔人口少數時更是如此。在這情況下，開放普遍政治參與權利，可能會導致大眾要求重分配，故此中產階級更可能選擇與威權統治者結盟，而不是民主的基石。中產階級也可能由菁英的酬庸網絡吸收，從中得利。假如未來技術發展速度減慢，或者技術發展無法令大部份人共享其利，中產階級減少，人與人之間重回零和關係，民主也會更難持續發展。
政治制度無法適應環境變化可能會失靈，當中原因包括人們的認知問題，面對矛盾證據時依舊堅持自己的想法，還有制度中的局內人利用優勢取得資訊與資源圖利自己。作者以美國為例，指美國政制由法院與立法機關奪走許多行政部門功能，令政府整體運作既不統一又沒效率。國會各種委員會與計劃目標不一致，缺乏統一的管理單位主導，反而令利益團體更容易把持國會，傷害大眾對政府的信任。這又導致行政部門需面前更多司法覆核，政府被規則綁手綁腳。
作者指出改革美國政治制度有兩項障礙︰一是政治參與者樂意維持現狀，政黨沒有動機切斷利益團體金源的管道，利益團體不希望無法以金錢買到影響力的制度；二是認知問題，美國普遍認為政府失靈的解決方法，是開放民主參與及增加透明度，然而作者認為一般大眾未能作大量而複雜的公共選擇，結果是積極參與組織良好的團體填補，但他們並未代表整體大眾。作者的意見是，美國民主改革需要的是少一點政治參與、少一點透明度，改革方案必須嘗試減少否決點，或引入機制促進官僚更為自主。
作者指更多問責能改善官僚組織的理論有不完備之處，首先是選民不一定會要求福利公共政策，也可能會希望侍從主義式分配公共資源以獲得個人利益；此外，歷史經驗中廉潔現代的官僚組織反而是在非民主環境中建立，反之，現代政府鞏固前引入民主通常會削弱政府質素，例如引致政黨主導的侍從主義式政府；最後，嚴格規則限制令政府僵化並難以做決定。作者推論，這表示政府建造與民主建設是兩件事，短期內會互相拉扯，有時民主可能會是建立好政府的障礙。
作者認為特定政府能力有其相應合適的官僚主自程度，當政府能力較低、國家較貧窮時，其自主裁量權不應太多，而當政府能力較高、國家較富有時，官僚組織則不應受太多規定限制。選舉在理論上可以令政府問責，但選民將責任交給政府，再由政府透過行政機關回到公民身上這路徑過長，溝通過程中重要訊息容易在大量雜音下消失。政治制度要運作良好必須考量非實體因素，即民眾信任政府，政府則必須回應民情並兌現承諾，以贏得民眾信任。
作者重申，高效強大的政府，結合基於法律與民主問責的約束制度，比政府獨大政體更公平也更能服務公民。當代自由民主國家中，過度重視程序而非實質意義，是政治衰敗的主要原因。民主政治制度回應問題時通常比威權體制慢，但當民主制度確實回應時，通常也更果決，因為有更多人參與決策過程。自由民主的延續並非必然，而是因為眾人有意願，有領導人物與組織能力，通常也需要純粹好運。但世界各地的經驗顯示，政治發展進程展現出清楚的方向，即承認公民有平等尊嚴的受問責政府，有普遍的吸引力。
作者認為法國大革命對其他地區的制度有兩項重要影響，一是頒布並推行《拿破崙法典》，宣告所有公民有相等權利與責任，廢除封建特徵，重視產權；二是建立現代文官體制政府，消滅賣官制，並以現代教育系統提供行政人才。法律與行政機關發揮影響，令君權理論上不受限制，君主卻必須透過依法行政的文官行使君權，構成德國法治國(Rechtsstaat)的思想。
現代政治領袖不像過去主張「擁有」國家，家產制演變為新家產制，採用現代政府外在形或，實際還是為私人利益而統治。政府由私人關係主導，好處分給支持者，用來交換選票或出席政治集會。在歷史上，從這種形式轉變成現代政府的重要力量首要是軍備競賽，其次是工業化帶來的社會動員。如同上卷所提及，政治建制也可能因無法因應新環境或政府由菁英把持而衰敗。在現代民主政體中，政治衰敗體現為部落主義，部份人擁有特權為自己與親友圖利。
政治建制演變必須考量經濟成長、社會動員，以及公平與正當性觀念的脈絡。在法國與美國革命，以及工業革命之後，在西歐出現持續經濟成長，促成各種新形式社會動員，普世權利的觀念也受廣泛接受與傳播，這都與本書上卷的時代脈絡大為不同。
衡量政府表現可從程序、執行能力、結果與自主程度入手，各國比較似乎顯示，比起政府規模大小，政府效能才是國家是否富有較重要的指標。作者認為，政府強大有能力還是腐化與侍從主義，關鍵因素是各國改革官僚組織時，先於還是後於開放更廣泛民主制度。像德國般在威權體制建立的官僚組織較為強大自主，像美國、希臘與意大利，在民主化後建立的官僚組織，卻是侍從主義制度而必須改革。
普魯士政府建立時，君王擁有的個人權威為法律來源，但國王必須透過官僚組織統治，後者反而以公共行政法表達其意志，這種依法而治類似於中國法家。國王可以自己意志反抗法律，但一般平民間或與政府的事務，可望受到更一致與公平的對待，約束政府低層官員的任意行為。隨時代改變，德國官僚體系高質自主傳統大部份仍然完好，這是威權時期的遺產，但代價是軍備競賽、戰爭、侵佔，以及民主問責延滯。
政府腐化阻礙經濟發展的原因包括︰腐化扭曲經濟誘因，資源無法導入最有生產力的用途；腐化是一種高度累退稅制，財富集中在運用權力榨取民眾的菁英手中；最聰明與有野心的人不是在民間創造財富，而是花時間玩弄政府制度尋租。
腐化是指佔用公共資源用作私人利益，這在現代化之前的社會並不存在，因為當時政府屬家產制，領土是國王的家產。腐化與獨佔租金不完全相同，後者部份例子如著作權是為更廣泛公共用途，而不是純粹私人利益。腐化與酬庸或侍從主義也稍為不同，腐化屬純粹掠奪，酬庸或侍從主義則是以好處交換政治支持。
如上卷所述，為家人或朋友圖利的酬庸是人類自然行為，在不同政治制度普遍存在。侍從主義則牽涉更大規模利益交換，動員大量民眾，因此主要存在於民主國家。侍從主義影響民主的方式有二︰一是影響政府施政質素，在官僚組織大開職位充斥自己人，而不是按能力取材，按需要開設職位；二是強化既有菁英勢力，妨害民主問責。
希臘與意大利在民主選舉之前沒有發展出現代官僚組織，將公職當成動員選民的手段，長期下來令公部門膨脹，政府支薪高升。在希臘，人際間缺乏信任，以家人為合作主要基礎，鄰居不是潛在合作伙伴而是敵人，政府則是危險的陌生人。希臘歷史上沒有出現強大、合法而自主的政體，並有抵抗鄂圖曼當局收稅的傳統。獨立後在工業化前已實施民主，政府弱勢並受外國控制，缺乏資本市場令政府成為就業來源，都成為侍從主義的基礎。政府無法成為公共利益保護者，政府被視為政黨利益爭奪的資產，民眾缺乏信任，逃稅嚴重，令國家無法改革侍從主義制度。
意大利南部工業化遲緩，沒有具創業家精神的中產階級，地主階級由當地寡頭政治吸收。政府無法獨佔暴力執行財產權，令黑手黨崛起，助長暴力與恐懼氣氛，大為減低社會信任。二戰後意大利政府的產業政策也加強南部侍從主義，政府直接投資成為侍從主義致富之道，也提供機會更公開地貪污，控制公共工程合約獲得報酬，以政治支持為回報。
在高度信任的社會，合作不需時時依靠正式機制，減少交易成本，人們看到其他人遵守法律，也會比較守法，有助提高政府質素。反之，低信任社會會出現集體行動問題，每一個人都沒有動機改變，落入低度平衡陷阱。在希臘與意大利，龐大而弱勢的政府，加上社會普遍的不信任，導致自我防衛的家族主義，對政府與陌生人也會變得犬儒，避免繳稅或與陌生人合作。
十九世紀初英美政府也充斥酬庸政治，但在之後改革為較現代的官僚體制。在十九世紀初英國，除海軍外公職人員都用於增加個人及支持者的利益，根據個人關係安插公職人員。較早改革的是印度公務員體系，由菁英人脈在國會推動改革。中產階級興起，也因其階級利益支持按能力招聘公職，讓自己的子女有機會受教育後謀差事。1853至1856年克里米亞戰爭暴露部隊組織不良問題，也形成改善壓力。作者認為，最關鍵的是公部門改革在選舉權開放前發生，至1870年代才發展出大眾政黨，這時自主官僚組織已打穩基礎。
美國由於憲制分權，公共政策難以進行重大改革，也沒有單一整合的菁英團體，在建立民主基礎後，花了一世紀時間迂迴走過政黨主導的侍從主義。政黨是動員選民與管理大眾政治參與的機制，為心態相近者提供集體行動機會，在共同平台彙集不同社會利益，為選民提供有價值資訊，並建立穩定的預期。選舉權開放後，政治人物需要找出方法讓支持者投票與參與政治集會，對於較貧窮及相對未受教育的選民而言，承諾提供工作或個人恩惠是較有效的手法，自然出現侍從主義制度。政黨均是以提供短期獎勵，而不是長期計劃的政策改變，掌握勞動階級的選票。
十九世紀末，美國經濟已不再是農耕社會，運輸與通訊發展連繫整個國家，大幅增加市場規模，社會分工改變，城市居民增加，行業工會、專業協會、都市中產階級與出現，經濟與社會變化形成政府改革的需求。新興中產階級既想對抗酬庸系統政治人物的利益，也不滿幾乎不識字、不熟悉美國價值的天主教徒與猶太人，對教育、能力、組織與誠實價值的重視，有助推動這場帶有道德色彩的政府改革。美國侍從主義制度從1880年代至1920年代才逐漸消除，顯示出權力分散、聯邦制與缺乏吸納中產階級菁英團體的影響。
美國政府改革的教訓是，改革不只是技術問題，也是複雜政治程序，涉及如何處理既得利益。支持改革聯盟也必須與現行制度沒有利害關係的團體為基礎，也必須聯合較傳統、經濟上較不現代的團體。人們如何看待自己的利益，觀念非常重要，會影響人們的實際抉擇。對抗強大而根深柢固的利益時，改革需要很長時間。
除消除侍從主義與腐化外，高品質政府也需要公務員擁有所需技能、人數不會過多、擁有必要財政資訊，並管理良好。美國抗拒政府權威的傳統，令政府改革面臨強大的制度阻礙，服務品質無法提高。例如美國1887年成立管理鐵路的州際商業委員會，因為缺乏自主，受法院與國會掌控，要照顧各種利益，不是權力過少，就是過度管制，阻礙全國鐵路系統的投資與創新。作者指美國早期的森林管理局是例外，以科學為基礎，受農業部保護，甚至在第二任局長平察時自行爭取政治影響力，得到較高的自主。
國家建造也是政府建造成功的關鍵，國家建造指的是無形事物，例如國族傳統、象徵、歷史與文化等國家認同。沒有國家認同，公職人員可能認為對較私人的群體有道德責任，而出現貪污行為，一般公民也會以理性計算來決定自己的忠誠。相反，假如公民有受國意識的情感連結，政治穩定會大為增加。
民族主義是法國大革命起認同政治其中一種特殊形式，其出現與現代化相關，過程包括印刷與資本主義、工業化擴大社會分工、言語統一與殖民經驗等。國家認同以四種基本過程形成︰一，明確界定政治疆界，以符合當前國家認同；二，移動或實質消滅某些種群，以符合既有疆界；三，次民族同化進入主導文化；四，在社會文化與地理條件上修改國家認同概念，以符合政治可行性。在歷史上，國家認同往往是暴力行為的結果，不論是較晚期的德國與希臘，還是較早期的英國與美國。
作者指政府現代化至少有兩條重要途徑，一是軍備競賽，國家處於長期戰爭，為生存以發展出有效率的政府組織，確保績效任用、收稅能力、財政管理與後勤補給，並任用有才能的非菁英帶領軍隊。二是和平政治改革，主要是一群社會團體形成聯盟，希望出現廉潔有能力的政府，其背景為社會經濟現代化，新興社會團體在既有家產制系統沒有強大利害關係，可能會組織外部聯盟改革這系統。
新興中產階級團體並不會自動令政府現代化，其他必要因素包括︰一，經濟成長的性質，在興盛的資本家經濟中，明確政策對自身利益較有好處，反之，工業化較低、鄉村禮俗整套搬進城市中的社會，就很容易保留侍從主義形式。二，聯盟是否成功招納中產階級成員加入反對侍從主義，能否在全國層級得到權力。三，文化因素，例如改革領導人的宗教熱忱、公民責任的理念與國家認同，當政府組織缺乏正當性，政府改革就難以得到廣泛支持。
奈及利亞因石油擁有穩定收入來源，並在菁英間分享，窮入則分成多個種族與宗教社群，分別從屬菁英控制的侍從主義網絡。政府表現不佳，未能保護財產權，沒有公平而透明地執法的能力。
如上卷所述，地理與氣候對最初的國家建立不可或缺，包括資源足以支持高密度人口；地方不能太小而無法建立國家層級，也不能太大令受壓的人逃走。在歐洲，大河、山脈與森林促成強勢國家同時，也讓任何單一政體無法主導全局，並在大陸有一個難以征服的大型海島平衡。東亞在接獲西方前就發展出強大政府，漠南非洲遭歐洲征服時則大多仍是部落組織，拉丁美洲在兩者之間，這對這些地區當代的制度與經濟有本質影響。
殖民地前的亞茲特克與印加帝國發展程度遠不如中國，沒有統一書寫文字、文化、法典與複雜官僚組織，對後來政治制度發展的影響較小。氣候與地理左右著加勒比海糖革命與種植園發展，發展出不平等的剝削奴隸經濟。西班牙與葡萄牙的威權與重商主義制度直接移植至新大陸，政治制度受菁英把持，並因階級與種族差異重疊而更難克服。
拉丁美洲沒有出現西歐那種影響國家認同的持續政治暴動，作者認為這令它的政治制度發長較慢，威權政府與社會不公的古老形式持續更久。十九與二十世紀拉丁美洲沒有民族主義與愛國狂熱激發全國同心合力，各國獨立後政府仍仿傚殖民體制，也未能從人民身上成功徵收大規模稅收。作者指，拉丁美洲相對較少國與國的戰爭，可能是沒有強勢現代政府的原因。在民主普及後，政府就變成侍從主義政治的來源。
拉丁美洲較少國與國戰爭的可能理由包括︰一，階級與種族重疊，在十九與二十世紀動亂主要是漫長內部衝突，菁英不願動員所有民眾，以免非菁英獲得武裝；二，地理因素，拉丁美洲由安地斯山脈與亞馬遜叢林分隔，調動軍事力量至別國非常困難；三，國家認同，語言、族群與種族多元令國家認同薄弱，許多族群從未接觸過政府服務，認為自己對政府幾乎沒有任何義務；四，強大外國的影響，特別是美國支持拉丁美洲保守的政治與社會制度，協助推翻左派領導人。
拉丁美洲的例外是哥斯大黎加，人均收入較鄰國高，近六十年沒有軍事政變、專制獨裁、內戰、行刑隊與外國干預。雖然種植園較少、族群與種族較同質也有關係，但作者指最獨一無二的是該國內戰後在一九四九年廢除常備軍隊，保守派同意剝奪自己武力強制的工具，而左派也放棄武裝對抗與馬克思主義。這表現出良好領導與個別政治人物的決策，有可能大為改變因物質條件產生的社會結構。
與哥斯大黎加對照的反例是阿根廷，阿根廷擁有合適地理條件，人口主要來自白人移民，十九世紀至1930年經濟表現良好，其後卻面對嚴重階級對立與不穩經濟表現。作者指出阿根廷二十世紀表現逆轉的重要歷史因素，一是土地所有權自1820年代起因政府政策日趨集中，形成地主寡頭政治；二是個人主義威權領導風格。在1930年軍事政變後，阿根廷菁英一連串拙劣決定，損害法治精神，讓軍隊帶進政治，讓軍人以選舉舞弊、鎮壓、公然違法不斷推翻政治人物，將國家轉變成階段劃分而嚴重對立的國家。哥斯大黎加與阿根廷的例子顯示，人的決定在制度發展中影響很大。
漠南非洲很多國家都是「新家產制」為統治特色，以個別領導人為中心，權力與任期不受限制。政治人物大量以政府資源培養支持者，導致普遍的侍從主義，令行政部門大量擴張。政府能力疲弱，通常沒有基本基共行政能力，例如醫療、教育、執法、治安或經濟政策，收稅能力也欠佳，無法獨佔國內武力，官員缺乏訓練。
漠南非洲政府缺乏能力可回溯至殖民時期。由於殖民較遲開始，殖民統治者雖然成功摧毀既有傳統威權，但因非洲氣候與資源不合，在殖民地只做最少的投資，留下很少現代政府制度。非洲殖民以「科學種族主義」為包裝，完全拒絕給非洲人應有權利，令公民與受支配族群極為分裂。
非洲原有土著社會沒有強大的國家級組織，可能原因為人口密度較低，技術較落後，因而地理上由沙漠與熱帶森林分隔。歐洲瓜分非洲後，殖民者比較有興趣建立勢力範圍或保護關係，不想直接統治土著社會。這種間接統治以尋找或創造代理人的方式，意圖將習俗土地轉變為現代私人產權，由個人或法人持有，並可供轉讓，也透過代理人收稅。代理人往往比真正的傳統權威更殘暴，擁有類似政府的權力。這種統治方式容易因殖民地官員對當地知識不足，受當地人操控，也忽視非洲人的目標不是保留傳統文化，而是希望現代化。間接統治未能為強大的現代政府建立基礎。
奈及利亞從未出現強大的民族主義政黨對抗英國統治，對新的國家認同也沒有概念，很快導致國家解體並走向內戰。石油提供資源給奈及利亞政府以侍從主義方式分配，不滿的團體由更多補貼與報酬收買，政治穩定以腐化為代價。與之對比，印尼一開始情況相近，族群與語言多元，但民族主義團體成功推廣統一的印尼語與印尼概念，並在新政府擴大基礎教育，以擁有全國性軍隊的威權政府支持，到1990年代國家認同已非常穩定。
肯亞與鄰國坦尚尼亞也形成另一組對比，坦尚尼亞多個族群中沒有主要族群，但肯亞則有五個主要族群，任何兩個族群聯盟就足以控制政府，此外坦尚尼亞有全國通用語言斯希瓦里語，在肯亞斯希瓦里語則較不通用。坦尚尼亞政府有意識地壓制地方主義與族群認同，肯亞則是族群侍從主義政府。這令坦尚尼亞的國家認同更穩定，後來成功建立更有效能的政治體系。
東亞擁有強大的政府，在新加坡與馬來西亞由殖民繼承而來，在中國、日本與韓國則是接觸西方前已有悠久政府與國家傳統，並在接觸西方後大幅重組與改革。與歐洲不同，東亞政治發展不是由法治而是由開始，統治者以法律為治理手段，所以傳統東亞政府可能較歐洲專制。政府自主可視為理所當然，問題反而是如何透過法律與代議政府限制國家權力。
日本在明治維新時只以十年就成功整合為現代的政府，較明顯的原因是，德川時代日本已有強烈國家認同，維新領導人只需建立政府，而不是國家。維新後高階公務員透過嚴格考試任用，許多也出身至以前的薩長兩藩，形成高度內部凝聚力。
日俄戰爭時日本已視現代政府為理所當然，但法治尚待建立。1899年頒布憲法時，憲法將統治權歸於天皇而不是人民，公民權並非天賦或神授，而是來自天皇慷慨贈與。憲法並非社會團體長期衝突後的分權結果，也不是下層團體動員強逼國王接受，而是由上而下的過程，目的在於讓西方國家認同日本是現代社會。
後來帝國殖民地的軍人自主不受控制，軍國主義並沒有社會基礎，而是由將自己變成主人的軍隊推動。太平洋戰爭戰敗後，官僚組織仍是政治決策中心，與商界及自民黨形成主導日本政治的鐵三角。
縱觀日本從十九世紀中期以來的政治發展，作者指日本在接觸西方前，國家與社會均衡中嚴重偏向國家一邊，公民社會較難透過法治與問責限制國家權力，在民主化後政治動員力也比其他工業化民主國家弱。威權統治者相信仁慈菁英主義，鄙視一般人的權力，卻由衷認為自己是更高公眾利益的僕人。
十九世紀中國政府深陷例行公事與僵化形式，阻礙中國正確應對西方的競爭壓力。二十世紀中央政府與傳統集權統治一度中斷，但共產黨與王朝時代的統治仍有很強的傳承。經過毛澤東對法律的破壞後，1978年之後中國展開法律建設，以法律為治理機制，在財產權與共產黨高層領導人升遷與繼任規則上，受法律約束的情況日漸普遍。但法律並不在高於政黨的最高地位，不是受法治管理的社會。憲法既指出共產黨必須在憲法條文與法律下運作，卻堅持政治制度必須由共產黨領導，以致法律仍與王朝時期一樣是統治的工具，而不是正當性的來源。財產權與合約履行基本上仍是政治問題，假如共產黨決定破壞財產權，並不受任何法律約束。
未來中國政府會在制度存續上遇到三項威脅︰一，中國可能會產生一位魅力型領袖，利用民眾激情建立個人追隨者，不受既有的共識約束；二，政府在面對利益團體時可能失去自主，例如國有企業、個別部門、地方政府等，無法推行政治改革；三，制度缺少正當性的內在來源，共產黨以外來馬列主義為基礎建立正當性，因而必須持續高經濟成長並以民族主義提倡者身份建立自己的正當性，但在經濟成長減慢或倒退時，共產黨就沒有正當理由獨佔權力。長遠而言，解決壞皇帝及其貪污與獨裁統治，唯一方法是以正式程序限制國家權力，這意味著法律應適用於任何人，包括共產黨高層，並需要擴大政治參與，保障資訊自由，以避免政府無法得知民間問題的資訊。
除菲律賓這例外，東亞的民主國家多數集中在工業化國家，在之前已有強勢政府，因此侍從主義較拉丁美洲與非洲少。東亞國家受兩股力量衝擊而面臨快速改變，一是工業化動員新的社會參與者，包括中產與勞工階級，二是國際社會更緊密互動，從世界其他地方湧進各種觀念。
特定社會中出現民主的可能，與以下社會參與者相對優勢與互動相關︰一，以職業與教育定義的中產階級，他們希望有正式法律保護其權利，尤其是財產權，但傾向反對影響自己財產與收入的重分配。二，勞動階級，他們關心重分配多於保障財產權，有時甚至可以個人自由權利為代價。三，利用受壓逼勞工的大地主，他們反對民主，要發展出完全民主必須擊潰他們。四，農民，他們的政治訴求較複雜，有時極保守並接受傳統社會價值與附屬地位，也可能以侍從主義方式被動員，但他們有時也會加入勞動階級的激進力量，成為革命支持者。
作者指出，十九世紀反對民主的觀點也採納許多現代民主基本概念，政府必須對公民負責，有能力作良好政治判斷的公民應擁有參與政治權利。他們與當代民主標準不同之處，是評斷特定階級無法妥善行使政治權利。這在當代菁英抱怨大眾選民選擇「民粹」政策的論調找到回響。當代官僚組織按能力任用，受各種保護免遭民主政治異常行為傷害，也反映出反對民主普及的論點。
作者認為當代中東民主運動比較像十九世紀歐洲面對的處境，社會組成改變促成社會動員，中產與無產階級不斷增加，面對從禮俗社會轉為法理社會的道德迷失與認同困惑。十九世紀歐洲邁向民主的動力遭民族主義挾持，當代中東則有被政治伊斯蘭挾持的風險，正如十九世紀歐洲的民族主義，當代政治伊斯蘭為認同困惑提供非常有說服力的答案。民主所需的社會基礎在十九世紀歐洲並不存在，在當代大部份中東地區似乎亦然，民主轉型可能需要相當長時間。
已發展國家與馬克思對資本主義的預測不同之處包括︰勞工收入增加、國家建立普及教育制度、選舉權開放令勞動階段政治權力增加、工入開始走入中產階級、難以組織從事政治行動的邊緣化新貧階級出現、全球左派在經濟與階級議題失去焦點。在大部份已發展國家，依職業與教育水平劃分、擁有資產的中產階級組成絕大多數人口比例，令馬克思主義不再有吸引力。
如前所述，中產階級追求社會安定與財產權保護，因此他們並不是一定支持民主，尤其是中產階級只佔人口少數時更是如此。在這情況下，開放普遍政治參與權利，可能會導致大眾要求重分配，故此中產階級更可能選擇與威權統治者結盟，而不是民主的基石。中產階級也可能由菁英的酬庸網絡吸收，從中得利。假如未來技術發展速度減慢，或者技術發展無法令大部份人共享其利，中產階級減少，人與人之間重回零和關係，民主也會更難持續發展。
政治制度無法適應環境變化可能會失靈，當中原因包括人們的認知問題，面對矛盾證據時依舊堅持自己的想法，還有制度中的局內人利用優勢取得資訊與資源圖利自己。作者以美國為例，指美國政制由法院與立法機關奪走許多行政部門功能，令政府整體運作既不統一又沒效率。國會各種委員會與計劃目標不一致，缺乏統一的管理單位主導，反而令利益團體更容易把持國會，傷害大眾對政府的信任。這又導致行政部門需面前更多司法覆核，政府被規則綁手綁腳。
作者指出改革美國政治制度有兩項障礙︰一是政治參與者樂意維持現狀，政黨沒有動機切斷利益團體金源的管道，利益團體不希望無法以金錢買到影響力的制度；二是認知問題，美國普遍認為政府失靈的解決方法，是開放民主參與及增加透明度，然而作者認為一般大眾未能作大量而複雜的公共選擇，結果是積極參與組織良好的團體填補，但他們並未代表整體大眾。作者的意見是，美國民主改革需要的是少一點政治參與、少一點透明度，改革方案必須嘗試減少否決點，或引入機制促進官僚更為自主。
作者指更多問責能改善官僚組織的理論有不完備之處，首先是選民不一定會要求福利公共政策，也可能會希望侍從主義式分配公共資源以獲得個人利益；此外，歷史經驗中廉潔現代的官僚組織反而是在非民主環境中建立，反之，現代政府鞏固前引入民主通常會削弱政府質素，例如引致政黨主導的侍從主義式政府；最後，嚴格規則限制令政府僵化並難以做決定。作者推論，這表示政府建造與民主建設是兩件事，短期內會互相拉扯，有時民主可能會是建立好政府的障礙。
作者認為特定政府能力有其相應合適的官僚主自程度，當政府能力較低、國家較貧窮時，其自主裁量權不應太多，而當政府能力較高、國家較富有時，官僚組織則不應受太多規定限制。選舉在理論上可以令政府問責，但選民將責任交給政府，再由政府透過行政機關回到公民身上這路徑過長，溝通過程中重要訊息容易在大量雜音下消失。政治制度要運作良好必須考量非實體因素，即民眾信任政府，政府則必須回應民情並兌現承諾，以贏得民眾信任。
作者重申，高效強大的政府，結合基於法律與民主問責的約束制度，比政府獨大政體更公平也更能服務公民。當代自由民主國家中，過度重視程序而非實質意義，是政治衰敗的主要原因。民主政治制度回應問題時通常比威權體制慢，但當民主制度確實回應時，通常也更果決，因為有更多人參與決策過程。自由民主的延續並非必然，而是因為眾人有意願，有領導人物與組織能力，通常也需要純粹好運。但世界各地的經驗顯示，政治發展進程展現出清楚的方向，即承認公民有平等尊嚴的受問責政府，有普遍的吸引力。
2017年7月4日 星期二
政治秩序的起源
看完了《政治秩序的起源》，上卷才是《政治秩序的起源》，下卷其實是《政治秩序與政治衰敗》，先說上卷，內容由史前至法國大革命。作者指，本書目的是提出同時免於過度抽象與過度狹窄的中程理論，並將理論置於歷史之後。
作者以二十一世紀第二個十年民主世界的憂心發展為引子，包括民主成就逆轉，官方接受民主正當性，但撤除對行政權的制約，並侵蝕法治；部份國家從威權政府轉型時困在「灰色地帶」，既不是完全威權，也算不上民主；政治制度未能提供人民要求於政府的基本服務，令民主建制面臨挑戰。未能因應環境改變的政治體制會造成政治衰退，社會無法認真改革建制解決重大財政危機，訴諸損壞並最終腐化自身其建制的短期措施，也會導致國家破產與政府失去正當性。
作者指目前為止民主仍被視為理所當然，即使威權領袖也佯裝是民主主義者替自己取得正當性。民主挫敗問題不在於觀念，在於執行，很少政府能同時既接受問責又能發揮政府職能，原因是建制脆弱、腐敗、欠缺能力。若沒有漫長而艱難的建制建立過程，民主政府不會成功。
作者提出政治建制主要有三項︰一，國家(state)，即有效獨攬軍事支配權，在明確範圍領土的集中威權來源。和平由國家軍隊與警察維持，財產由個人所有，產權由法院與法律體系執行。二，法治，即以正式法律訂明制度權力分配方式，讓權力分配不再隨權力行使者改變而變動。法律體系獲賦予支配社會的最高權威，高於國家軍隊與官僚組織統治者。三，問責，即統治者需向議會等更廣大人民機構負責。當統治權在選舉表現的更廣大人民意志之下時，則成為現代民主。
與政治建制發展相對的則是政治衰敗。人類建制往往很難改變，為因應特定環境創立的建制，在環保改變或消失時仍會繼續存在，未能妥善因應環境變化，帶來政治衰敗。此外，人們有偏袒家人與朋友的固有心態，作者稱之為家產制(patrimonialism)，這種心態在沒有強力反制誘因下，會不斷再度抬頭。有組織團體隨時間建立牢固地位，開始向國家要求特權。特別是在長期穩定後金融或軍事危機時，這些牢固家產團體能擴大其影響力，或者令政府無法適切因應危機。
本書回顧政治建制歷史時並未詳細探討上古希臘與羅馬。作者指雅典與羅馬的古典共和主義只有少數公民有投票權，社會階級分明，大部份人無法參與政治。它們也不是自由主義國家，而是不尊重公民隱私或自主權的高度公有制社會。古典共和主義缺陷是只適於小國寡民，在小規模同質社會最有成效，隨著共和國日趨龐大就不可能維持高要求的公有價值觀。在問責政府與法律領域中羅馬是先驅，但在建立「現代」國家，即中央集權、一致的行政官僚制度管理大規模人口，並在官僚招募不講私人關係與看重能力，則是在中國發生。
作者以生物學與人類學發現駁斥霍布斯等理論家的「自然狀態」主張︰在人類演化中人從未是孤立的存在；人類靈長目祖先已發展出廣泛社交與政治技能；人腦天生具備有利於從事多種社會合作的官能。在戰爭狀態中行使暴力的不是個人，而是結合緊密的社會團體。生物最基本的合作方式比人類出現早幾百萬年，兩種合作行為自然來源為︰一，親屬選擇(kin selection)，個體會根據他們與親屬共有基因多寡，對親屬表現不同利他程度；二，互惠利他(reciprocal altruism)，雖然以自利為出發點，但在較長期互動中與他人合作令雙方都更有利，發展出某種合作道德。
人類擁有語言提供新機會發展更高認知能力，從事緊密合作。語言意味著他人是否誠實不必只靠親身體驗，可以透過社會知識了解。但語言也是說謊、欺騙的工具，演化出較佳認知謊言能力會比對手有優勢。語言、合群、支配環境三者互相強化，創造演化壓力令人類腦容量變大。語言令抽象概念能夠出現，令人類可以建立因果關係的概述，這構成宗教誕生的基礎。宗教提供獎懲，強化合作的好處，解決坐享其成等集體行動難題，是令較複雜社會組織得以問世的關鍵之一。宗教儀式也有助於界定社群，劃分社群邊界，有時也儀式本身也會變成行動的目的。
人類遵守規則主要不是理性而是情感過程，這些情緒反應令人類墨守成規。規範被違反時感到生氣，自己未符合規範時感到羞恥，實現集體看重的目標並獲得肯定時感到自豪，這些反應都不是透過學習而來，而是建立在遺傳上。比起不斷計算最佳結果與商談新規則，盲從規則更容易完成例行的集體行動，提升社會生活的穩定。但這也代表規則失靈時，政治建規依然會抗拒改變。
人類認知較複雜，會為抽象事物追求認可。政治領袖最初出現，是因為群體認可個別成員的體力、勇氣、智慧或公平裁定糾紛能力。隨著政治制度發展，認可對象從個人轉為體制，政治秩序建立上正當性與正當支配的權威上。正當性意味著社會成員承認整個制度基本合理，願意遵守該制度的規則。政治權力不只取決於社會掌控的資源與人數，也取決於領袖與體制的正當性受承認程度。
至此人性對政治提供的路徑包括︰
社會與政治組織的演化，由親屬關係、相對平等的游團與部落，走向階層式組織的酋邦與國家。在農業尚未出現的游團中，人受到血緣枷鎖束縛，只與親人來往，親人決定人們生活中幾乎所有事物。農業問世令游團轉為部落社會得以實現，部落是環節的(segmentary)，每一環節能自給自足，為共同目的也會結合。部落單元建立在共同世系原則上，源自同一祖先，追溯世系只來自父系或母系其中之一。部落以祖先崇拜為宗教，讓人們與祖先及後代緊密相連，即使是遠親也屬於同一社群。這種宗教信仰組合出大宗族社會，軍力遠比游團社會強大，並在出現後激發其他社會效法。
部落社會的財產由家系或其他親屬群體擁有，土地不只擁有生產潛力，也是生者與死去親屬社群所在之處，個人無法賣掉土地。個別家庭可獲分配土地，但只是暫時擁有，在沒有子嗣時交回親屬團體，也對親屬小有社會義務。部落社會中男性親屬有為不公義之事報仇或索償的義務，仲裁制度用於和平解決紛爭，但不具約束力，不公義事件的賠償也有傳統價目表。部落社會在組織彈性有優勢，在緊急情況能迅速動員壯大，並出現自成一體、為榮耀、忠誠及女性而戰的戰士階級。領袖權力並不固定，缺乏常設繼承規則，令部落社會在征服後無法治理轄下地區。如果從更廣義角度界定部落，包括以互惠及個人關係連結的恩庇者與侍從者，那麼部落制仍是政治發展中不變的主要特色之一。
國家級社會與部落社會不同之處在於︰一，國家有集中的最高權威來源，其下屬原則上能對整個社會統治；二，此權威以獨佔合法強制工具，即警察或軍隊來維繫；三，國家權威基礎為領土而非親屬，規模遠比部落大；四，國家內部比部落更階層化與不平等；五，國家得到遠為複雜的宗教賦予正當性。
作者指最初國家出現極不可能出自明確社會契約，較自由的部落社會只有在強烈外部壓逼外，才可能將權威授予強制而階層分明的國家。國家形成與水利工程有關的假設也與歷史不符，大形水利工程是在強有國家建立後才開始建築，部落民不可能在這類工程從未出現時為工程利益放棄自由。多餘糧食也不一定用於增加人口，也可以是令工作量減少，反而可能是支配統治者強逼，民眾才生產多餘糧食。
暴力是國家形成的明顯來源，但還需要其他因素︰資源足夠充沛而提供剩餘糧食；社會規模足夠大，出現粗略分工與統治菁英階層；地理因素讓活動範圍受限，如受沙漠、海洋叢林或高山圍繞的河谷，較弱部落無法逃走，區內人口密度也較高；外來威脅或宗教領袖克里斯瑪權威促使個人向國家讓出自由。
中國周朝封建制與歐洲封建制的重大差異是，歐洲封建制度聯合不具親屬關係的領主與封臣，不講私人關係的治理已開始扎根，但中國封建制主角是領主與其親屬團體，采邑授予親屬關係群體，貴族權威較弱，無法完全自主於更大親屬關係架構。周朝初期貴族戰爭非常像儀式，戰爭是為了讓其他氏族承認本族地位，或報復自己所受輕蔑。戰爭遵照一套複雜規則，經常事先安排好，著重榮譽而非欺敵戰術，以昂貴的馬拉戰車作戰。
東周戰爭不斷，令軍事組織、課稅、官僚組織、民間技術創新與觀念出現娛革。戰爭由戰車轉為以步兵與騎兵為主，大量農民徵召入伍，貴族減少推動軍隊以軍功升遷。各國重新編組人口，進行土地與人口調查，課徵新稅以籌措更多資源。軍中與文官組織官僚化，根據能力而非親屬關係提拔。鑄鐵技術發明與改進、套犁耕田技術改良、水土管理更完善，這些技術令經濟成長。連年戰爭引發對政治與道德的反思，知識份子遊走各國為政治權威效力，在戰國初期出現思想百家爭鳴，既創造出統治意識形態，也助長中國民族文化出現。
周朝末年最激進的國家建造出現在秦國，該國以法家意識形態清楚表明新中央集權的邏輯。商鞅改革攻擊世襲特權，以功績授爵，官職由國家定期重新分配；廢除井田制，在國家主導下重新分配土地予個別家戶，消除農民對領主的傳統義務，直接向國家繳稅；成年男子劃一徵收人頭稅，新戶籍編制實行連坐，互相監視；推行縣制，縣令由中央政府派任；統一度量衡。這龐大社會改造工程以國家主導的統治方式，取代傳統以親屬關係為基礎的權為與土地所有制。
法家雖然強調法律，但與法治認為法律比在位統治者更有正當性，對統治者有約束力的概念無關。法家人物眼中，法律只是國王或統治者的命令編纂成典，意在反映統治者一人的利益，不是反映規範社群整體的道德規範共識。法家的法令與法治同樣主張，刑罰確立後應該一視同仁適用於所有社會成員，包括貴族，但法家法令刑罰不會用於國王。
中國在西元前三世紀統一，但歐洲卻從未如此，可能的解釋包括︰一，地理因素，歐洲由大河、森林、大海、高山分割為多個地區，並有不列顛大島扮演平衡者角色；中國第一個帝國的領土，在戰國時期建設眾多道路與運河後，軍隊可以輕易橫越。二，文化因素，周朝諸國民族與語言差異不如歐洲各民族大；三，領導，反映在秦國以高超治國手腕分化敵國，而與秦國為敵者卻不時自相殘殺。四，發展路線，歐洲較遲出現專制國家，課稅與動員能力也不如秦國，並受世襲貴族、天主教會、組織的農民、自治城市等掣肘；在中國，貴族沒有在地權威，未受法律保護，中央集權國家很早出現，收服國家其他潛在對手。
秦統一中國後的政治現代化，為何未促成經濟與社會的現代化？作者指當時資本主義興起所需的其他建制尚未出現，包括科學方法、現代大學、技術創新與產權制度。戰國時期未有發展出獨立的商業資產階級，也並未創造誘因鼓勵民間個人提高名下土地生產力。沒有資本主義市場經濟，意味著沒有新社會群體與身份的廣泛分工。由上而下強行削弱親屬關係往往功敗垂成，家產制政府在秦朝後東山再起與國家抗衡。
繼秦之後的漢朝初期，中央集權國家與地方菁英形成均勢。暗摻法家思想的儒家傳統主義重登主流，對皇帝有道德性的抑制，建立在受官僚組織影響的皇帝個人道德感上。漢朝衰落最重要的原因之一，是國家再度落入家產制菁英之手，致使中央政府衰弱。親屬關係再度成為在中國取得權力與地位的首要憑藉，貴族家庭安插自己的成員到中央政府，情況持續至九世紀唐朝末年。
漢亡後三百年為甚麼中國由隋朝重歸一統，而不是像歐洲古羅馬帝國滅亡後固定為彼此競爭諸國體系？當中原因為︰一，國家體制過早現代化，令國家成為社會最有力組織單元，即使中央集權國家瓦解，在統治正當性來自繼承天命下，後來者極欲重現中央集權體制並統一中國。二，秦、漢發展出中國的共同文化，透過共同文字、典籍、官僚組織傳統、歷史與教育建制，在政治與社會層面支配菁英行為的價值體系。
中國是一個創建現代國家的世界文明，但這現代國家不受法治或問責建制約束，唯一問責機制是訴諸道德，這無異於獨裁國家。秦國雄心改造社會秩序，表現出原始極權主義，但因為欠缺所需工具與技術，如意識形態、政黨及通信技術，加上獨裁統治太嚴酷以失敗告終。秦國的後繼者較懂得與既有社會勢力共存，表現出威權主義。與其他世界文明相比，中國人更有本事集中政治權力。
印度在國家形成前後出現四等社會分類體系，即瓦爾那(varna)，包括祭司婆羅門、武士剎帝利、商人吠舍與其餘主要是農民的首陀羅。婆羅門自成一體，被視為聖法守護者，令印度世俗權威與宗教權威分開，統治者的權力受約束。印度另一重要社會發展為闍提(jati)，即後來的種姓制度，構成數百環節性內婚的職業團體。瓦爾那與闍提構成社會基本組織，限制國家滲透與控制社會的力量。
在西元前六世紀末，北印度政治發展與西周中國相似，最初組織父系親屬氏族聯盟，轉變為更嚴明的等級體系、世襲領導權、統治者與祭司分工。但其後印度政治發展與中國分道揚鑣，印度未有西周諸國那種長期而慘烈的戰爭，發展現代國家建制的壓力因而較小。西元前三世紀的孔雀王朝統治大片地區，但仍未完全征服南亞次大陸，其統治也並未完全鞏固。在孔雀王朝之後，直至1947年印度共和國誕生前，印度未再有本土政權統治這麼遼闊的疆域。
種姓制度出自業的觀念，其中社會流動的唯一機會不在於現世，而在於現世與來世之間，取決於人是否忠實履行此世種姓所遵守的法(dharma)，即指導正當行為的原則。這種觀念聖化既有社會秩序，使人履行現屬種姓或職業變成宗教義務。種姓也局限氏族外婚範圍，令種姓成為自給自足的社群，置身於存在無數同樣環節性單位的環境中。
瓦爾那與闍提制對政治的影響途徑之一，是對軍事組織發展施加限制。瓦爾那本身限制了印度社會軍事動員的程度，武士身份受限制，政治實體未有全面動員國內大部份農民。保守的社會制度也阻礙軍事技術創新，例如在西元開始時印度才棄用戰車，比中國晚數百年，也從未建立可騎馬射箭的騎兵部隊。
種姓社會中眾多緊密聯繫的社會團體不需要由國家組織，並拒絕國家滲透與控制，令印象出現弱勢國家、強勢社會的現象，持續至今。婆羅門成員也獨佔取得學問與知識的管道，不願將典籍形諸文字，限制絕大部份人受教育與讀書識字的機會，令國家行政人才庫大為縮減。宗教也以一種法治基礎影響政治權力，聖法由婆羅門維護，國王只有在認同聖法才能獲得正當性。
比較中國與印度，作者指中國過早誕生強力的國家，面對其他社會組織有優勢，有能力完全各種重大工程，但國家從未受法治約束，統治者可為所欲為。印度則是受「血緣枷鎖」的專制束縛，個人自由受親屬、種姓、宗教、傳統等限制，但血緣枷鎖令印度人能抵抗暴君的專制統治。中國與印度的經驗表明，國家與社會兩者強力並存，能長期互相平衡與抵消時，會出現較理想的自由。
穆斯林的奴隸軍制以非穆斯林奴隸為官僚組織成員，這些奴隸在密閉環境長大，以內部凝聚團體形式行動。作者指奴隸軍制是為了解決在部落特質濃厚的社會環境中，如何進行國家建造的難題。以部落為基礎的國家先天薄弱不穩，部落領袖與指揮官爭執時可能乾脆離開。奴隸軍制則以奴隸只效忠主子一人，解決用人唯親與部落忠誠問題。
十二世紀末埃及馬木魯克奴隸軍擊退蒙古入侵，之後自行掌權，建立有中央集權官僚組織與職業軍隊的國家。馬木魯克制成功關鍵在於能在中亞乾草原與拜占庭土地尋找奴隸新血，讓他們皈依伊斯蘭，並切斷與原生家庭及部落的聯繫。馬木魯克的貴族身份也隨身歿而止，不能繼承後人，以免挑選馬木魯克的嚴格能力選才標準受破壞。
馬木魯克兩項制度缺陷為︰一，馬木魯克弟兄會沒有充分建制化治理機制，蘇丹挑選沒有明確規則，有時世襲，有時由高階埃米爾選出；二，馬木魯克國家缺乏政治權威，馬木魯克既是為蘇丹效力的軍隊成員，又是蘇丹的角逐者，在面對危機時易於陷入內鬥。到十四世紀中葉，馬木魯克的反世襲原則已嚴重受損，逐漸重新部落化。瘟疫、奧圖曼人崛起、奴隸來源缺乏與不願採用火器，令馬木魯克政權最終在1517年遭奧圖曼人滅亡。
奧圖曼人於十五世紀發展分省治理制度，基礎為席帕希(sipahi)騎兵及其封地蒂馬爾(timar)。席帕希需以封地稅收添置裝備，在征戰季時有參軍義務。土耳其的封地不能世襲，大莊園領主不能將土地再分封，杜絕擁有資源基礎與世襲特權的強大土地貴族階層出現。
奧圖曼人也依賴奴隸軍制，但文職與軍職有明顯區隔，後者聽命前者。王朝原則只應用於奧圖曼統治家族內，任何奴隸都不能成為蘇丹或建立自己的王朝。奧圖曼的奴隸軍為土耳其禁衛軍，其兒子不得成為禁衛軍，防止世襲菁英階層出現。奴隸體系招募與升遷以能力績效為標準，表現出色者可獲免稅與土地獎勵。
奧圖曼體制一大問題是，缺乏穩固的長子繼承制，或其他決定王位繼承的程序。蘇丹的兒子會在青春期派至外省歷練，在蘇丹死後各兒子屢屢爆發外戰，令帝國在王位繼承鬥爭時難以抵禦外敵，禁衛軍等單位的影響力也變得過大。
奧圖曼體制衰敗的因素包括︰對外武裝掠奪以獲取的經濟租金減少，也令新奴隸來源減少。物價長期上升與人口增加，通貨膨脹令蒂馬爾制難以運行，騎兵無法維持軍事開銷；禁衛軍國則獲准從事平民行業，打破奴隸與平民的界線。中央政府陷入財政危機，對農民剝削增加，無法防止奴隸軍將自己身份與資源傳給下一代。隨著禁衛軍埋首追求自己與家人的福祉，與蘇丹的道德連結減少，他們變得與其他追求私利的利益團體沒有分別。
奧圖曼政權成功創立集權國家建制，並以能力挑選與晉升人材，並建立分省治理制度，施行較一致的規則。巔峰時的奧圖曼帝國較接近中國，較少組織完善的獨立社會團體，沒有世襲貴族與自治商業城市。它與中國不同之處，在於存在理論上不受國家左右的宗教立法機構。
西歐獨特之處，在於男女較晚婚，而且個人終身不婚比率較高，女性有較多機會獲得財產，此模式最早在1400至1650年就存在。西歐以相同祖先親族關係為中心的地方也較早消失，貴族財產可分割與長嗣繼承在中世紀已確立，個人在財產事務上有相當大自由，這先於國家的形成，讓社會發展先於政治發展。
作者指，從身份到契約的社會關係轉變在1066年威廉征服英格蘭後已經出現，女性擁有持有與自由處置財產的權利，至少在十三世紀開始也能在沒有男性監護人許可下訂立遺囑與契約。這時父母與子女之間在出現扶養契約，訂明孩子在繼承財產後有義務照顧父母。更早期在九世紀歐洲的封建制度建立，也反映父系家系結構太薄弱，以致個人志願臣屬於沒有親族關係的別人。
歐洲人脫離親族束縛甚至可能追溯至六世紀的天主教會，天主教會反對近親通婚、納已故親人寡婦為妻、收養小孩與離婚，提倡從一而終的一夫一妻制。這讓親族群體難以在代際繼承是繼續掌控財產，同時教會也鼓吹捐贈土地與財產，令教會得以坐享其成，尤其是來自無子女寡婦與未婚婦女的無條件奉獻。結果西歐各地部落皈依基督教不到三代，其親族關係結構消失。天主教會最後則成為獨立的政治單元，整合為國家以外的單一中央集權科層建制，與法治的基礎有密切關係。
作者將法(law)定義為結合社群的抽象正義規則，在近代以前，法被認為是由比人間立法者要高的權威訂定，這或者是神，或者是遠古的習慣，或者是自然，不同於由政治權力訂定的律令(legislation)。只有在法高於律令，政治權力者受法約束，才存在法治。國家建設與法治以某種緊張關係並存︰統治者在法範圍內行事能提升自己的權威，但法能防止統治者為所欲為。
法治依賴法律本身，也依賴法律的可見建制及其程序，包括法官、律師、法院等。絕大部份人守法是因為他們深信法律基本上公正，並受道德觀念驅使而慣於守法。假若認為法律不公，守法意願會大為降低。顯然，假如有權有勢者缺乏一定程度自制，或至少相信每個人都需要自制，外在建制無法約束他們。要建立平民與國王都接受的規範性法秩序，既需要宗教限制國王，也需要集權國家執行法律，對抗國內菁英的利益。
在十一世紀，西歐教會擁有四分一至三分一土地，但聖職任命由政治權威控制，主教與神父也可以結婚生子，易於捲入豁區的家庭與宮廷政治。十一世紀晚期，格列高里七世等人主張教皇高於所有政治權威，只有教會有權敘任主教。他也限制神父與主教終身不婚，藉此攻擊教會家產制的根源。天主教會能在政治上獨立行事，有賴當時歐洲世俗統治者力量薄弱，令教會可以挑動不同政體互鬥而得利。直到1122年，敘任權之爭結束，神聖羅馬帝國皇帝放棄主教敘任權，教會則承認皇帝在多項世俗事務的權威。
敘任權爭議影響後來歐洲發展，令天主教會演化為現代科層制、受法律指導的建制，成為日後世俗國家建造者效法對象。敘任權爭議也使精神與世俗領域明確劃分，結束西歐基督教政教合一，為世俗國家奠下基礎。
隨著教會成為統一層級體系，教會為賦予自己正當性擬定系統的教會法規，由日益專業的教會法律專家協助，令教會法變得一致與正當。各種教規歧異綜合為一套等級體系，建立用以解決神授法、自然法、實訂法、習慣法之間矛盾的理性程序。
法治也因教會創造出自成一體與建制化的精神權威領域而出現。獨立宗教權威令統治者習慣自己不是法律最終來源的觀念，由宗教賦予神聖地位的整合法律，也令抗拒國王至上主張更為容易。
在中國，國家從未承認有比自己高的宗教權威，以宗教為基礎的法治在歷史上並不存在。在印度，婆羅門祭司高於剎帝利武士階層，法律深受宗教而非政治影響，但婆羅門並未組織成可命令統治者的階層體系，無法透過建制集體行動。
穆斯林世界與基督教世界在法治方面有相似之處，法律深受宗教影響，唯一的神是所有真理與正義來源，依賴聖典與法典化的基本社會規則，並由祭司負責解釋。但伊斯蘭負責解釋規則的烏里瑪未有組織階層建制，不可能產生單一法律傳統，或像羅馬教皇般爭奪政治權利。在埃及馬木魯克與奧圖曼土耳其政權，產權與財產繼承規則受到保護，但在國家財政危機時產權會受威脅，無法阻止欲侵犯權利的統治者恣意妄為。
歐洲、中東、印度在現代化之前許久就存在法治，西歐法治較其他地區穩固，有賴各種規條系統化整理成典，法律教育較為定制與發展，解釋法律的教會獨立於政治階層體系，有自己的資源與人事權。
中國沒有政府接受過真正的法治，皇帝從未承認法律權威有最高地位，不受司法抑制，有更大空間實行專制統治。自漢朝後的三世紀至六世紀三百年，現代國家建制再度走上家產制，但由581年隋朝至十二世紀末宋朝，中國政府再次轉變為中央集權政府，招募更廣大社會層面的士大夫統治。
作者以武后為例，指她在取得皇位後肅清反對她的貴族，削弱整個貴族權力，反映皇帝的權力不受貴族約束。統治正當性的「天命」既不在菁英選舉，也不需要宗教。很大程度上天命在身就是實力強者，並尊重儒家價值觀以取得認同。一旦被認為天命在身，正當性大體上不會受到質疑，皇帝的權力也幾乎不受限制。
明朝徵稅低於理論最大稅率，顯示中國皇帝並未將手上可能的權力完全發揮。皇權所受約束基本有三種︰缺乏執行命令，尤其是抽重稅的行政能力；皇帝不總是要求稅收最大化，在沒有逼切需要時不一定增加稅收；龐大組織有授權需求，皇帝無法完全掌握地方資訊。
中國王朝留下的重大遺產之一，是高品質的威權政府。但在這制度中，好政府只能依望「好皇帝」，一旦「壞皇帝」出現，沒有任何方法可以阻止。平民也沒有司法或選舉程序向官員問責，只能機會渺茫地訴諸最高層。法治與問責對國家權威的抑制，有助於減少施政品質的變動，約束最好的政府，也防止壞政府變得無法控制。
作者指，明朝沒有出現資本主義，可能不是因為欠缺適當建制，而是缺乏經濟學家所指的最大化精神，例如鄭和航越印度洋，發現新貿易路線與文明後，沒有後繼者繼續探索，在下任皇帝節省預算時中國大發現時代就告終。
歐洲國家建造較遲，十五世紀末開始，十七世紀末完成，君主在此過程遇到強力抵抗，因為社會中其他政治單元比土耳其或中國完善。法律在歐洲早期發展也限制國家權力，令君主沒有不受限制的課稅權，籌措軍費時需向銀行家借款，貴族也較不容易遭君主恣意逮捕或處刑。國家建造過程較遲開展，成為歐洲人後來享有政治自由的根源。
十六世紀宗教改革與印刷術發明，令個人得以自行閱讀聖經尋找信仰之路，現代自然科學也創造出在大學建制、不受統治者控制的新權威。各社會團體開始要求共同決定權，此要求從普世角度出發，不只是為個人或親屬團體爭取，為選舉權逐步擴及社會所有人奠下基礎。啟蒙運動理念散播至全歐洲，但其接受程度因不同政治單元對自身利益影響的認知有異，在各國出現差別。
歐洲人口從1500年六千九百萬增加三祊至1600年八千九百萬，經濟因美洲金銀輸入大為貨幣化，貿易急速成長，從1470年至十九世紀初增長16倍。十五世紀歐洲政治實體大多為領地國，由國王領地與費族附屬領組成，到十七世紀末，已有一大部份轉型為課稅國，君主稅收來自國土全境。在此過程中國家官僚組織擴建、直接掌控領地大增、推行朝廷語言並減少方言、統一社會習俗、創立通用法律與商業標準。
國家建造源自籌措戰爭軍費的需求，十七世紀間法國預算增長四至七倍，英國從1590至1670年預算成長十七倍。因歐洲存在法治，國王無法強徵農民入伍，徵稅也需取得三級會議許可。資源需求促使國家尋找新方法將課稅範圍擴大，擴大領土增加稅基，並以理性官僚組織管理財政資源。
國家集權需求與貴族、紳士與第三等級這些反抗社會群體的互動，形成歐洲各國不同的政治發展故事。作者列出四種不同結果為︰一，弱勢專制統治，如十六、七世紀法蘭西與西班牙，它們在某方面較集權，但無法完全支配菁英，較重稅賦落在無法抗稅者身上。其集權治理方式為家產制，而且程度與日俱增。
二，成功專制統治，例子為俄羅斯，貴族及紳士與國家合作，讓農民綁在土地負擔最大賦稅。政府行家產制，但俄羅斯君主更不受限制恐嚇與控制貴族。
三，失敗的寡頭統治，例如匈牙利與波蘭，其貴族早就讓王權受憲法限制，國王始終處於劣勢，無法建立現代國家，政體不能保護農民免受貴族無情剝削，資源也不足以抵抗外來入侵。這兩國未能建立非家產制的現代政府。
四，可問責政府，例子為丹麥與英格蘭，既有穩固法治與可問責政府，同時能動員全國，防禦強力集權國家。
法蘭西在戰爭的龐大花費，為填補赤字希望尋覓財源，但既受債權人限制，也沒能力沒收所有菁英財產。同時，不同經濟階層未能要求政府問責，因為他們彼此之間無法達成社會團結，貴族、資產階級與農民互相對立，內部也分成各種等級維護自己的特權。中央集權國家及其反對者都未能適切組織化，令弱勢專制統治誕生。
波旁王朝中央集權方式徹底家產制，從軍事到收稅的政府職務，都由總是欠缺現金的國家賣給最高價者，政府職位變成可繼承的私人財產。此制度允許依靠官職牟取私利，幾乎是將尋租與貪腐變得正當，成為建制一部份。
家產制官職下財政制度極為複雜，稅收種類繁多，直接財產稅因缺乏人口普查與登記難以徵收，同時有種種眼花撩亂的特別豁免與特權。貴族與城市有錢平民、王室官員、治安官等爭取到免稅待遇，農民與工匠則沒有這種特權。這種財政制度刻意助長尋租行為，有錢人不將錢與精神投資在創造經濟價值的資產與技術創新，而是花費心力在只重新分配財產的繼承官職與規避稅制上，削弱法國私人創業的精神。
法國舊制度政權若要攻擊尋租菁英聯盟的權力，必然會令政權權力依靠的整個法律體系失去正當性。法治一早存在，但保護的不是現代政治制度與市場經濟，而是傳統社會特權，以及國家主導而效率不彰的經濟制度。即使政體最高層承認舊體制不符需要，必須根本改革者，也沒有權力打破尋租者聯盟建立的均勢。
拉丁美洲不平等與缺乏法治的情況與近代西班牙相似。西班牙1492年組成後戰爭不斷，但無力向菁英直接課稅，而是以販賣公部門籌資，令貪腐橫行，同時反專制勢力因國家提供尋租機會而分化。這種政治制度由墨西哥與秘魯兩個殖民地傳到美洲。
美洲出生西班牙人與當地官員合謀，遠在歐洲的政府無力控制當地，在本國政府財政惡化時更是如此。長子繼承制引入美洲殖民地，令土地日趨集中於少數菁英之手，形成不公平來源的大莊園。拉丁美洲獨立之前未有出現社會革命，新成立國家或是無力向菁英課稅，或是由菁英滲透，令特權得以代代相承。當民主立憲政體不符合菁英利益，他們有能力將之撤回。
匈牙利的例子說明，憲法對中央政府的限制不必然產生政治問責。匈牙利貴族追求的「自由」，是可以更徹底剝削農民的自由。西歐與東歐在農民權利的差異，在於十一世紀時西歐城市化程度較高，十四世紀歐洲瘟疫與饑荒時人口銳減，到十五世紀經濟成長時西歐城鎮發展，令貴族無法更苛刻壓榨農民，君主也透過保護城鎮權利削弱對抗的貴族。反觀在東歐，獨立城市與國王弱勢，貴族得以在使役農民下外銷農產品至西歐。
中央權威薄弱令匈牙利在十三世紀遭蒙古摧殘，及後軍事壓力促使國王提升下層紳士利益，但這些軍人與官員階層卻不在國家體系內，後來弱勢國王甚至允許他們為大貴族打仗。貴族處於強勢，完全擁有自己的財產，沒有替國王打仗的義務。王朝國祚不長，許多國王是外族出身，也令匈牙利一再陷入王位繼承鬥爭，讓貴族從王位爭奪者中得到好處。軍隊以貴族為主，訓練不佳，最終匈牙利在1526年遭奧圖曼擊敗，失去獨立國家地位，由哈布斯布王朝與土耳其瓜分。
十三世紀蒙古人入侵俄羅斯，在三方面影響俄羅斯政治發展︰一，蒙古人切斷俄羅斯與拜占庭及中東的貿易知識往來，也妨礙俄羅斯與歐洲往來，令俄羅斯未能參與西方的文藝復興與宗教改革。二，蒙古人佔領俄羅斯後，基輔羅斯遭摧毀，確立俄羅斯政治權威分散、眾多小封地林立二百多年。三，蒙古人削弱俄羅斯傳承自拜占庭的法律傳統，令政治生活更為殘酷，統治者以掠奪為目標，嚴懲任何反抗者，這種做法傳至後來的俄羅斯領袖。
莫斯科大公國以中間服兵役階層為核心，由領取封地的騎兵組成，戰時為王公服役，征戰結束後返回各自封地。這種制度與奧圖曼有相似之處，同樣創造出依賴中央政權取得地位，又不必支付現金的軍事組織。與匈牙利不同，莫斯科中間服兵役階層直接為大公國效利，而不是併入貴族階層，這令大公國在國家建造過程的障礙遠少於匈牙利與西歐社會。
俄羅斯封建制存在時間較短，未建立穩固根基，封地沒有西歐那種自治權，貴族也沒有時間建造城堡，較易於進攻。莫斯科大公國也刻意挑動貴族互相競爭，削弱貴族內部團結，令貴族缺乏集體反抗中央集權國家的建制。俄羅斯東正教會不像天主教會，沒有獨立於世俗君主權限外的教會法規與官僚組織，故此缺乏法治保護菁英免受國王任意處置。
貴族服從於國王的回報，是免稅、個人獨享擁有土地與人的權利，更嚴苛壓榨農奴的機會。在十六、七世紀，農民稅賦日益加重，離開土地的權利受限，最後遭完全剝奪。俄羅斯地理環境未受框限，極不利於奴隸制誕生，農奴制得以維持，建立在君主與貴族的結盟上。未有政府越加限制農奴個人自由擁有土地的權利，為獲取土地須加入貴族，繼以自動取得農奴與背負維持該制度的義務，這抑制獨立商業城市資產階級興起。
與法蘭西與西班牙相比，俄羅斯政體無須遵守法治，隨意沒收私人財產，強逼貴族服役，處置敵人與叛徒時不顧正當程序，在這方面與帝制中國更相似。在家產制程度上，俄羅斯政體遠超中國或奧圖曼專制政體，缺乏以能力掛帥、不講私人關係的行政體系。
英格蘭的議會不只代表貴族與神職人員，也代表廣大紳士、鎮民、有產者，代表後者的平民議員是議會核心與推動力量。英格蘭議會有力阻止國王加稅、建軍與違反習慣法的計劃，甚至自組軍隊推翻國王兩次。議會團結來自英格蘭社會很早就以政治而非社會團結為主，不具親屬關係的鄰人社群在諾曼入侵前已很普遍。此外，習慣法與法律建制普遍被視為正當，司法參與及習慣法規範令英格蘭人民更認同法律，有產者認為捍衛法律攸關自己的利益。反抗專制帶有天主教與新教對抗的色彩，也令議會強烈感受自己身負超然使命。
英格蘭在十七世紀初也存在賣官腐敗，但在該世紀末已大為改善。有四項因素令英格蘭政府內出現打擊腐敗的改革聯盟︰一，第二次英荷戰爭、瘟疫與倫敦大火，嚴重削弱英格蘭的防禦能力，軍事支出不得不增加；二，查理二世希望量入為出，避免因額外收入需求求助於議會；三，政府內部出現幹練改革者，如喬治．唐寧與撒繆爾．佩皮斯；四，議會經濟內戰與護國時期，開始懷疑政府浪費腐敗，將稅收用於與公眾無關的用途。
十七世紀英格蘭經驗是今日反腐敗行動的重要榜樣，表示重要的改革元素包括︰令政府有財政壓力、不得不改善施政的外部環境；即使沒有親自領導改革，至少不會阻擋的行政首長；擁有足夠政治支持，得以落實改革計劃的政府內改善提倡者；不願自己繳交稅收遭浪費的納稅人向上施加強大政治壓力。
1688至89年光榮革命將政治問責與代議原則建制化，政府統治只有在被統治者同意下才正當，課稅明確建立在人民同意上。只要民眾認同重稅對國防不可或缺，即使較重稅也不必然總是抗拒。稅收在無須強徵下得以提高，加上光榮革命後的財政改革，令英格蘭政府得以在透明的公債市場上舉債，國力得以快速提升。
英格蘭是第一個同時匯聚強而有能國家、國家服從法治與政府接受公民問責三項元素的大國，以強力早期國家為始，推動法治與合法產權的廣泛認知，再由議員對法治的信念讓英格蘭國王接受問責，繼而崛起成為強權。
歐洲各國不同發展與其四組政治單元的互動過程相關，四組政治單元是國王代表的國家、上層貴族、紳士與第三等級。在弱勢專制政體，如法蘭西與西班牙，國家權力基礎集中在面積不大的土地，受既有法治限制。國家以外貴族、紳士與城市資產階級抵抗集權。國王以賣官與特權成功拉攏這些群體，擴大尋租聯盟。稅賦落在農民與普通商人身上，不足以實現國王的帝國擴張野心。政府因賣官失去正當性，法國在自我改革失敗後，走上大革命的道路。
俄羅斯強勢專制政體與法國或西班牙的差異在於︰一，地理條件，俄羅斯較少天然屏障，搶先建立支配地位者有極大優勢。二，俄羅斯從脫離蒙古壓逼至國家建造相隔時間甚短，封地制只有約二百年，貴族組織不如西歐完善，也沒有城堡保護。三，俄羅斯沒有西歐那種法治傳統，宗教受統治者影響，俄羅斯人也以掠奪的蒙古征服者為統治榜樣。四，自然環境，欠缺地理框架令農奴擁有者必須組成聯盟，令農奴無法自由逃跑，沙皇則以限制農奴將菁英與國家連繫。五，法治、宗教改革、啟蒙運動等觀念在俄羅斯滲透程度較低。
為何英格蘭議會沒有變成匈牙利議會那種尋租聯盟？原因之一是社會結構的差異︰英格蘭菁英流動與開放程度比匈牙利高，紳士是團結的大型社會群體，在部份層面比貴族更有影響力。英格蘭擁有地方法庭與草根政治參與傳統，領主與封臣、佃戶平起平坐決定攸關共同利益的問題，也有較富裕的自耕農與城市資產階級。此外，英格蘭有個人自由的傳統，卻有集權而受廣泛肯定的政府，比起徹底改變政體形式的社會革命，英格蘭人較想要接受他們問責的國王。
丹麥的經驗，反映發展強力國家、法治與可問責政府不是只有英格蘭的路線可循。丹麥受宗教改革影響，因新教深信應讓平民百姓讀懂聖經，直接接觸上帝，令農民識字率大為上升，有助他們彼此溝通。1760至1792年丹麥廢除農奴制以削弱貴族地主，並讓農民入伍服役，加上農民越來越多人受教育，被動員程度日益提高。丹麥在1814年因拿破崙戰爭失去挪威，1864年失去德語人口佔多數的兩個公國予普魯士，此後成為丹麥語人口佔絕大多數的同質小國。在農民與其他階層動員下，十九世紀民主政體與二十世紀初社會民主主義在丹麥興起。
建制的發展程度可由四組標準衡量︰變通／僵固、複雜／簡單、自主／臣屬與整合／分裂，建制較變通、複雜、自主、整合，發展程度較高。變通的建制能評估外部環境修正本身，較能存活。建制因較分工與專門化而複雜，各種職能由較有技術的不同組織執行。自主與整合密切相關，自主讓建制不受其他社會力量影響，整合則在於明確界定政治制度內不同組織的角色與職責，權力也有正式劃分。
政治衰敗反映在兩種過程，其一是建制因特定環境建立後因人遵守規則的傾向而定型，在環境轉變時無法迅速調整因應新形勢。其二是建制再度家產制化，人性特別照顧與自己有互惠關係親人或朋友的傾向，令根據功能或才幹、不講私人關係的選材規則，再度變為建制成員將職位由後代繼承。這兩種政治衰敗，往往隨著與既有制度有重大利害關係的官員希望阻止制度改革而同時出現。假如制度完全崩解，收拾殘局者往往是擁有恩庇網絡的家產制成員。
社會是否能在建制創新，取決於能否令既有政治利害相關者無法反對改革。這有時是因為經濟改變削弱既有菁英地位，有時是新宗教意識形態令新社會單元興起，有時是高明領導力讓無權力群體組成聯盟，但有時則只有暴力是除去阻止建制變革利害相關者的唯一辦法。
本書上卷探討工業革命前的歷史，即資源零和的馬爾薩斯式世界。在這樣的世界中，欠缺以投資帶來長期經濟成長的事物，增加財富的合理選擇是以政治掠奪他人資源，這可以是強權者公然搶奪或課稅，或者組織自身社會向鄰近社會攻擊與掠奪。換言之，比起投資於生產力增長，提升行政或軍事能力組織掠奪行動更為有效。
在馬爾薩斯式社會，經濟增長主要是粗放型，人口與資源隨時間增加，但人均經濟水平並未增加。關鍵的政治建制是國家，因為國家是粗放型經濟增長主要憑藉。國家正當性來自宗教，而在以宗教為基礎的法治存在下，宗教也賦予法律秩序正當性，法律秩序則能向國家提供或拒絕給予法律支持。
政治發展主要以兩種方式實現︰一是政治權力與粗放型經濟成長互相配合增加，直至受地理或技術限制，或者遭遇另一政體；二是正當性透過法治或新社會單元的權力而改變。馬爾薩斯式世界促成改變的根源相對較少，國家建造過程緩慢，並不時經歷政治衰敗期。
工業革命後出現持續的密集經濟成長，人均產出提高，民主也與國家建造及法治會合，構成政治發展的元素。相關的不同層面包括︰國家建造與經濟成長互相關連；一定程度法治促進經濟成長；經濟成長有助民主穩定；經濟成長增加社會分工與動員；社會動員既可能促成民主轉型，也可能危及民主甚或引致政治衰敗；民主與法治緊密連繫；正當性觀念受經濟、政治與社會發展影響。不同發展層面的關連，意味著有許多可能達成現代化的道路可循。
相對於馬爾薩斯式社會，工業革命有可能持續保持密集經濟成長，促進社會廣泛轉型，動員新社會力量成為政治行動者，令尋租者聯盟的傳統菁英統治失效。此外，國際因素影響本國建制演變的程度大為提高，社會間競爭加劇，令政治改變與趨同速度加快，也令國家在許多傳統政治事務上更為困難。
作者指出建制起源於不可複製的偶然歷史環境與意外事件，其建立經過漫長的歷史鬥爭，這表示在移植建制到其他社會時，不能不顧及當地既有規則與支持這些規則的政治勢力。建立建制需要花費心力讓人相信改變有其必要，建立贊成改變的聯盟，打消舊制度既有利害關係者的抵抗，也要讓人對新行為習以為常並覺得理所當然，正式建制往往需要文化轉移輔助。
對於未來政治發展作者提出兩項疑問︰一是中國在只有強力國家下經濟迅速成長，這種情況可維持多久？二是自由民主政體未來會否未能適應新環境？作者指政治問責社會勝於沒有問責社會來自一項重要理由，即政治問責提供讓建制以和平方式適應新環境的做法。威權主義制度偶然可勝過自由民主制度，因為前者在掣肘較少下可迅速下決定。但是這種成功建基於不斷出現優秀領導人，在「壞皇帝」當政時，不受掣肘的權力可能會導致災難。
對於工業革命後的政治發展，本書下卷將會更為詳細討論。
作者以二十一世紀第二個十年民主世界的憂心發展為引子，包括民主成就逆轉，官方接受民主正當性，但撤除對行政權的制約，並侵蝕法治；部份國家從威權政府轉型時困在「灰色地帶」，既不是完全威權，也算不上民主；政治制度未能提供人民要求於政府的基本服務，令民主建制面臨挑戰。未能因應環境改變的政治體制會造成政治衰退，社會無法認真改革建制解決重大財政危機，訴諸損壞並最終腐化自身其建制的短期措施，也會導致國家破產與政府失去正當性。
作者指目前為止民主仍被視為理所當然，即使威權領袖也佯裝是民主主義者替自己取得正當性。民主挫敗問題不在於觀念，在於執行，很少政府能同時既接受問責又能發揮政府職能，原因是建制脆弱、腐敗、欠缺能力。若沒有漫長而艱難的建制建立過程，民主政府不會成功。
作者提出政治建制主要有三項︰一，國家(state)，即有效獨攬軍事支配權，在明確範圍領土的集中威權來源。和平由國家軍隊與警察維持，財產由個人所有，產權由法院與法律體系執行。二，法治，即以正式法律訂明制度權力分配方式，讓權力分配不再隨權力行使者改變而變動。法律體系獲賦予支配社會的最高權威，高於國家軍隊與官僚組織統治者。三，問責，即統治者需向議會等更廣大人民機構負責。當統治權在選舉表現的更廣大人民意志之下時，則成為現代民主。
與政治建制發展相對的則是政治衰敗。人類建制往往很難改變，為因應特定環境創立的建制，在環保改變或消失時仍會繼續存在，未能妥善因應環境變化，帶來政治衰敗。此外，人們有偏袒家人與朋友的固有心態，作者稱之為家產制(patrimonialism)，這種心態在沒有強力反制誘因下，會不斷再度抬頭。有組織團體隨時間建立牢固地位，開始向國家要求特權。特別是在長期穩定後金融或軍事危機時，這些牢固家產團體能擴大其影響力，或者令政府無法適切因應危機。
本書回顧政治建制歷史時並未詳細探討上古希臘與羅馬。作者指雅典與羅馬的古典共和主義只有少數公民有投票權，社會階級分明，大部份人無法參與政治。它們也不是自由主義國家，而是不尊重公民隱私或自主權的高度公有制社會。古典共和主義缺陷是只適於小國寡民，在小規模同質社會最有成效，隨著共和國日趨龐大就不可能維持高要求的公有價值觀。在問責政府與法律領域中羅馬是先驅，但在建立「現代」國家，即中央集權、一致的行政官僚制度管理大規模人口，並在官僚招募不講私人關係與看重能力，則是在中國發生。
作者以生物學與人類學發現駁斥霍布斯等理論家的「自然狀態」主張︰在人類演化中人從未是孤立的存在；人類靈長目祖先已發展出廣泛社交與政治技能；人腦天生具備有利於從事多種社會合作的官能。在戰爭狀態中行使暴力的不是個人，而是結合緊密的社會團體。生物最基本的合作方式比人類出現早幾百萬年，兩種合作行為自然來源為︰一，親屬選擇(kin selection)，個體會根據他們與親屬共有基因多寡，對親屬表現不同利他程度；二，互惠利他(reciprocal altruism)，雖然以自利為出發點，但在較長期互動中與他人合作令雙方都更有利，發展出某種合作道德。
人類擁有語言提供新機會發展更高認知能力，從事緊密合作。語言意味著他人是否誠實不必只靠親身體驗，可以透過社會知識了解。但語言也是說謊、欺騙的工具，演化出較佳認知謊言能力會比對手有優勢。語言、合群、支配環境三者互相強化，創造演化壓力令人類腦容量變大。語言令抽象概念能夠出現，令人類可以建立因果關係的概述，這構成宗教誕生的基礎。宗教提供獎懲，強化合作的好處，解決坐享其成等集體行動難題，是令較複雜社會組織得以問世的關鍵之一。宗教儀式也有助於界定社群，劃分社群邊界，有時也儀式本身也會變成行動的目的。
人類遵守規則主要不是理性而是情感過程，這些情緒反應令人類墨守成規。規範被違反時感到生氣，自己未符合規範時感到羞恥，實現集體看重的目標並獲得肯定時感到自豪，這些反應都不是透過學習而來，而是建立在遺傳上。比起不斷計算最佳結果與商談新規則，盲從規則更容易完成例行的集體行動，提升社會生活的穩定。但這也代表規則失靈時，政治建規依然會抗拒改變。
人類認知較複雜，會為抽象事物追求認可。政治領袖最初出現，是因為群體認可個別成員的體力、勇氣、智慧或公平裁定糾紛能力。隨著政治制度發展，認可對象從個人轉為體制，政治秩序建立上正當性與正當支配的權威上。正當性意味著社會成員承認整個制度基本合理，願意遵守該制度的規則。政治權力不只取決於社會掌控的資源與人數，也取決於領袖與體制的正當性受承認程度。
至此人性對政治提供的路徑包括︰
- 所有人傾向特別照顧曾受其恩惠的親友，除非有強烈誘因阻止。
- 人有能力建立概念與理論，產生因果關係心智模型的能力，也有根據超驗力量設想因果關係的傾向。這是宗教信仰的基礎，而宗教信仰是社會團體重要來源之一。
- 人有在情感上遵守規範的傾向，並因而有將內在價值注入心智模型與其規則的傾向。
- 人追求彼此互相認可，認可對象可以是自身價值，或者神、法律、習俗、生活方式的價值。認可是正當性的基礎，而正當性則容許政治權威行使。
社會與政治組織的演化，由親屬關係、相對平等的游團與部落，走向階層式組織的酋邦與國家。在農業尚未出現的游團中，人受到血緣枷鎖束縛，只與親人來往，親人決定人們生活中幾乎所有事物。農業問世令游團轉為部落社會得以實現，部落是環節的(segmentary)，每一環節能自給自足，為共同目的也會結合。部落單元建立在共同世系原則上，源自同一祖先，追溯世系只來自父系或母系其中之一。部落以祖先崇拜為宗教，讓人們與祖先及後代緊密相連，即使是遠親也屬於同一社群。這種宗教信仰組合出大宗族社會，軍力遠比游團社會強大，並在出現後激發其他社會效法。
部落社會的財產由家系或其他親屬群體擁有，土地不只擁有生產潛力，也是生者與死去親屬社群所在之處，個人無法賣掉土地。個別家庭可獲分配土地，但只是暫時擁有，在沒有子嗣時交回親屬團體，也對親屬小有社會義務。部落社會中男性親屬有為不公義之事報仇或索償的義務，仲裁制度用於和平解決紛爭，但不具約束力，不公義事件的賠償也有傳統價目表。部落社會在組織彈性有優勢，在緊急情況能迅速動員壯大，並出現自成一體、為榮耀、忠誠及女性而戰的戰士階級。領袖權力並不固定，缺乏常設繼承規則，令部落社會在征服後無法治理轄下地區。如果從更廣義角度界定部落，包括以互惠及個人關係連結的恩庇者與侍從者，那麼部落制仍是政治發展中不變的主要特色之一。
國家級社會與部落社會不同之處在於︰一，國家有集中的最高權威來源，其下屬原則上能對整個社會統治；二，此權威以獨佔合法強制工具，即警察或軍隊來維繫；三，國家權威基礎為領土而非親屬，規模遠比部落大；四，國家內部比部落更階層化與不平等；五，國家得到遠為複雜的宗教賦予正當性。
作者指最初國家出現極不可能出自明確社會契約，較自由的部落社會只有在強烈外部壓逼外，才可能將權威授予強制而階層分明的國家。國家形成與水利工程有關的假設也與歷史不符，大形水利工程是在強有國家建立後才開始建築，部落民不可能在這類工程從未出現時為工程利益放棄自由。多餘糧食也不一定用於增加人口，也可以是令工作量減少，反而可能是支配統治者強逼，民眾才生產多餘糧食。
暴力是國家形成的明顯來源，但還需要其他因素︰資源足夠充沛而提供剩餘糧食；社會規模足夠大，出現粗略分工與統治菁英階層；地理因素讓活動範圍受限，如受沙漠、海洋叢林或高山圍繞的河谷，較弱部落無法逃走，區內人口密度也較高；外來威脅或宗教領袖克里斯瑪權威促使個人向國家讓出自由。
中國周朝封建制與歐洲封建制的重大差異是，歐洲封建制度聯合不具親屬關係的領主與封臣，不講私人關係的治理已開始扎根，但中國封建制主角是領主與其親屬團體，采邑授予親屬關係群體，貴族權威較弱，無法完全自主於更大親屬關係架構。周朝初期貴族戰爭非常像儀式，戰爭是為了讓其他氏族承認本族地位，或報復自己所受輕蔑。戰爭遵照一套複雜規則，經常事先安排好，著重榮譽而非欺敵戰術，以昂貴的馬拉戰車作戰。
東周戰爭不斷，令軍事組織、課稅、官僚組織、民間技術創新與觀念出現娛革。戰爭由戰車轉為以步兵與騎兵為主，大量農民徵召入伍，貴族減少推動軍隊以軍功升遷。各國重新編組人口，進行土地與人口調查，課徵新稅以籌措更多資源。軍中與文官組織官僚化，根據能力而非親屬關係提拔。鑄鐵技術發明與改進、套犁耕田技術改良、水土管理更完善，這些技術令經濟成長。連年戰爭引發對政治與道德的反思，知識份子遊走各國為政治權威效力，在戰國初期出現思想百家爭鳴，既創造出統治意識形態，也助長中國民族文化出現。
周朝末年最激進的國家建造出現在秦國，該國以法家意識形態清楚表明新中央集權的邏輯。商鞅改革攻擊世襲特權，以功績授爵，官職由國家定期重新分配；廢除井田制，在國家主導下重新分配土地予個別家戶，消除農民對領主的傳統義務，直接向國家繳稅；成年男子劃一徵收人頭稅，新戶籍編制實行連坐，互相監視；推行縣制，縣令由中央政府派任；統一度量衡。這龐大社會改造工程以國家主導的統治方式，取代傳統以親屬關係為基礎的權為與土地所有制。
法家雖然強調法律，但與法治認為法律比在位統治者更有正當性，對統治者有約束力的概念無關。法家人物眼中，法律只是國王或統治者的命令編纂成典，意在反映統治者一人的利益，不是反映規範社群整體的道德規範共識。法家的法令與法治同樣主張，刑罰確立後應該一視同仁適用於所有社會成員，包括貴族，但法家法令刑罰不會用於國王。
中國在西元前三世紀統一，但歐洲卻從未如此，可能的解釋包括︰一，地理因素，歐洲由大河、森林、大海、高山分割為多個地區，並有不列顛大島扮演平衡者角色；中國第一個帝國的領土，在戰國時期建設眾多道路與運河後，軍隊可以輕易橫越。二，文化因素，周朝諸國民族與語言差異不如歐洲各民族大；三，領導，反映在秦國以高超治國手腕分化敵國，而與秦國為敵者卻不時自相殘殺。四，發展路線，歐洲較遲出現專制國家，課稅與動員能力也不如秦國，並受世襲貴族、天主教會、組織的農民、自治城市等掣肘；在中國，貴族沒有在地權威，未受法律保護，中央集權國家很早出現，收服國家其他潛在對手。
秦統一中國後的政治現代化，為何未促成經濟與社會的現代化？作者指當時資本主義興起所需的其他建制尚未出現，包括科學方法、現代大學、技術創新與產權制度。戰國時期未有發展出獨立的商業資產階級，也並未創造誘因鼓勵民間個人提高名下土地生產力。沒有資本主義市場經濟，意味著沒有新社會群體與身份的廣泛分工。由上而下強行削弱親屬關係往往功敗垂成，家產制政府在秦朝後東山再起與國家抗衡。
繼秦之後的漢朝初期，中央集權國家與地方菁英形成均勢。暗摻法家思想的儒家傳統主義重登主流，對皇帝有道德性的抑制，建立在受官僚組織影響的皇帝個人道德感上。漢朝衰落最重要的原因之一，是國家再度落入家產制菁英之手，致使中央政府衰弱。親屬關係再度成為在中國取得權力與地位的首要憑藉，貴族家庭安插自己的成員到中央政府，情況持續至九世紀唐朝末年。
漢亡後三百年為甚麼中國由隋朝重歸一統，而不是像歐洲古羅馬帝國滅亡後固定為彼此競爭諸國體系？當中原因為︰一，國家體制過早現代化，令國家成為社會最有力組織單元，即使中央集權國家瓦解，在統治正當性來自繼承天命下，後來者極欲重現中央集權體制並統一中國。二，秦、漢發展出中國的共同文化，透過共同文字、典籍、官僚組織傳統、歷史與教育建制，在政治與社會層面支配菁英行為的價值體系。
中國是一個創建現代國家的世界文明，但這現代國家不受法治或問責建制約束，唯一問責機制是訴諸道德，這無異於獨裁國家。秦國雄心改造社會秩序，表現出原始極權主義，但因為欠缺所需工具與技術，如意識形態、政黨及通信技術，加上獨裁統治太嚴酷以失敗告終。秦國的後繼者較懂得與既有社會勢力共存，表現出威權主義。與其他世界文明相比，中國人更有本事集中政治權力。
印度在國家形成前後出現四等社會分類體系，即瓦爾那(varna)，包括祭司婆羅門、武士剎帝利、商人吠舍與其餘主要是農民的首陀羅。婆羅門自成一體，被視為聖法守護者，令印度世俗權威與宗教權威分開，統治者的權力受約束。印度另一重要社會發展為闍提(jati)，即後來的種姓制度，構成數百環節性內婚的職業團體。瓦爾那與闍提構成社會基本組織，限制國家滲透與控制社會的力量。
在西元前六世紀末，北印度政治發展與西周中國相似，最初組織父系親屬氏族聯盟，轉變為更嚴明的等級體系、世襲領導權、統治者與祭司分工。但其後印度政治發展與中國分道揚鑣，印度未有西周諸國那種長期而慘烈的戰爭，發展現代國家建制的壓力因而較小。西元前三世紀的孔雀王朝統治大片地區，但仍未完全征服南亞次大陸，其統治也並未完全鞏固。在孔雀王朝之後，直至1947年印度共和國誕生前，印度未再有本土政權統治這麼遼闊的疆域。
種姓制度出自業的觀念，其中社會流動的唯一機會不在於現世，而在於現世與來世之間，取決於人是否忠實履行此世種姓所遵守的法(dharma)，即指導正當行為的原則。這種觀念聖化既有社會秩序，使人履行現屬種姓或職業變成宗教義務。種姓也局限氏族外婚範圍，令種姓成為自給自足的社群，置身於存在無數同樣環節性單位的環境中。
瓦爾那與闍提制對政治的影響途徑之一，是對軍事組織發展施加限制。瓦爾那本身限制了印度社會軍事動員的程度，武士身份受限制，政治實體未有全面動員國內大部份農民。保守的社會制度也阻礙軍事技術創新，例如在西元開始時印度才棄用戰車，比中國晚數百年，也從未建立可騎馬射箭的騎兵部隊。
種姓社會中眾多緊密聯繫的社會團體不需要由國家組織，並拒絕國家滲透與控制，令印象出現弱勢國家、強勢社會的現象，持續至今。婆羅門成員也獨佔取得學問與知識的管道，不願將典籍形諸文字，限制絕大部份人受教育與讀書識字的機會，令國家行政人才庫大為縮減。宗教也以一種法治基礎影響政治權力，聖法由婆羅門維護，國王只有在認同聖法才能獲得正當性。
比較中國與印度，作者指中國過早誕生強力的國家，面對其他社會組織有優勢，有能力完全各種重大工程，但國家從未受法治約束，統治者可為所欲為。印度則是受「血緣枷鎖」的專制束縛，個人自由受親屬、種姓、宗教、傳統等限制，但血緣枷鎖令印度人能抵抗暴君的專制統治。中國與印度的經驗表明，國家與社會兩者強力並存，能長期互相平衡與抵消時，會出現較理想的自由。
穆斯林的奴隸軍制以非穆斯林奴隸為官僚組織成員，這些奴隸在密閉環境長大，以內部凝聚團體形式行動。作者指奴隸軍制是為了解決在部落特質濃厚的社會環境中，如何進行國家建造的難題。以部落為基礎的國家先天薄弱不穩，部落領袖與指揮官爭執時可能乾脆離開。奴隸軍制則以奴隸只效忠主子一人，解決用人唯親與部落忠誠問題。
十二世紀末埃及馬木魯克奴隸軍擊退蒙古入侵，之後自行掌權，建立有中央集權官僚組織與職業軍隊的國家。馬木魯克制成功關鍵在於能在中亞乾草原與拜占庭土地尋找奴隸新血，讓他們皈依伊斯蘭，並切斷與原生家庭及部落的聯繫。馬木魯克的貴族身份也隨身歿而止，不能繼承後人，以免挑選馬木魯克的嚴格能力選才標準受破壞。
馬木魯克兩項制度缺陷為︰一，馬木魯克弟兄會沒有充分建制化治理機制，蘇丹挑選沒有明確規則，有時世襲，有時由高階埃米爾選出；二，馬木魯克國家缺乏政治權威，馬木魯克既是為蘇丹效力的軍隊成員，又是蘇丹的角逐者，在面對危機時易於陷入內鬥。到十四世紀中葉，馬木魯克的反世襲原則已嚴重受損，逐漸重新部落化。瘟疫、奧圖曼人崛起、奴隸來源缺乏與不願採用火器，令馬木魯克政權最終在1517年遭奧圖曼人滅亡。
奧圖曼人於十五世紀發展分省治理制度，基礎為席帕希(sipahi)騎兵及其封地蒂馬爾(timar)。席帕希需以封地稅收添置裝備，在征戰季時有參軍義務。土耳其的封地不能世襲，大莊園領主不能將土地再分封，杜絕擁有資源基礎與世襲特權的強大土地貴族階層出現。
奧圖曼人也依賴奴隸軍制，但文職與軍職有明顯區隔，後者聽命前者。王朝原則只應用於奧圖曼統治家族內，任何奴隸都不能成為蘇丹或建立自己的王朝。奧圖曼的奴隸軍為土耳其禁衛軍，其兒子不得成為禁衛軍，防止世襲菁英階層出現。奴隸體系招募與升遷以能力績效為標準，表現出色者可獲免稅與土地獎勵。
奧圖曼體制一大問題是，缺乏穩固的長子繼承制，或其他決定王位繼承的程序。蘇丹的兒子會在青春期派至外省歷練，在蘇丹死後各兒子屢屢爆發外戰，令帝國在王位繼承鬥爭時難以抵禦外敵，禁衛軍等單位的影響力也變得過大。
奧圖曼體制衰敗的因素包括︰對外武裝掠奪以獲取的經濟租金減少，也令新奴隸來源減少。物價長期上升與人口增加，通貨膨脹令蒂馬爾制難以運行，騎兵無法維持軍事開銷；禁衛軍國則獲准從事平民行業，打破奴隸與平民的界線。中央政府陷入財政危機，對農民剝削增加，無法防止奴隸軍將自己身份與資源傳給下一代。隨著禁衛軍埋首追求自己與家人的福祉，與蘇丹的道德連結減少，他們變得與其他追求私利的利益團體沒有分別。
奧圖曼政權成功創立集權國家建制，並以能力挑選與晉升人材，並建立分省治理制度，施行較一致的規則。巔峰時的奧圖曼帝國較接近中國，較少組織完善的獨立社會團體，沒有世襲貴族與自治商業城市。它與中國不同之處，在於存在理論上不受國家左右的宗教立法機構。
西歐獨特之處，在於男女較晚婚，而且個人終身不婚比率較高，女性有較多機會獲得財產，此模式最早在1400至1650年就存在。西歐以相同祖先親族關係為中心的地方也較早消失，貴族財產可分割與長嗣繼承在中世紀已確立，個人在財產事務上有相當大自由，這先於國家的形成，讓社會發展先於政治發展。
作者指，從身份到契約的社會關係轉變在1066年威廉征服英格蘭後已經出現，女性擁有持有與自由處置財產的權利，至少在十三世紀開始也能在沒有男性監護人許可下訂立遺囑與契約。這時父母與子女之間在出現扶養契約，訂明孩子在繼承財產後有義務照顧父母。更早期在九世紀歐洲的封建制度建立，也反映父系家系結構太薄弱，以致個人志願臣屬於沒有親族關係的別人。
歐洲人脫離親族束縛甚至可能追溯至六世紀的天主教會，天主教會反對近親通婚、納已故親人寡婦為妻、收養小孩與離婚，提倡從一而終的一夫一妻制。這讓親族群體難以在代際繼承是繼續掌控財產，同時教會也鼓吹捐贈土地與財產，令教會得以坐享其成，尤其是來自無子女寡婦與未婚婦女的無條件奉獻。結果西歐各地部落皈依基督教不到三代，其親族關係結構消失。天主教會最後則成為獨立的政治單元，整合為國家以外的單一中央集權科層建制，與法治的基礎有密切關係。
作者將法(law)定義為結合社群的抽象正義規則，在近代以前，法被認為是由比人間立法者要高的權威訂定，這或者是神，或者是遠古的習慣，或者是自然，不同於由政治權力訂定的律令(legislation)。只有在法高於律令，政治權力者受法約束，才存在法治。國家建設與法治以某種緊張關係並存︰統治者在法範圍內行事能提升自己的權威，但法能防止統治者為所欲為。
法治依賴法律本身，也依賴法律的可見建制及其程序，包括法官、律師、法院等。絕大部份人守法是因為他們深信法律基本上公正，並受道德觀念驅使而慣於守法。假若認為法律不公，守法意願會大為降低。顯然，假如有權有勢者缺乏一定程度自制，或至少相信每個人都需要自制，外在建制無法約束他們。要建立平民與國王都接受的規範性法秩序，既需要宗教限制國王，也需要集權國家執行法律，對抗國內菁英的利益。
在十一世紀，西歐教會擁有四分一至三分一土地，但聖職任命由政治權威控制，主教與神父也可以結婚生子，易於捲入豁區的家庭與宮廷政治。十一世紀晚期，格列高里七世等人主張教皇高於所有政治權威，只有教會有權敘任主教。他也限制神父與主教終身不婚，藉此攻擊教會家產制的根源。天主教會能在政治上獨立行事，有賴當時歐洲世俗統治者力量薄弱，令教會可以挑動不同政體互鬥而得利。直到1122年，敘任權之爭結束，神聖羅馬帝國皇帝放棄主教敘任權，教會則承認皇帝在多項世俗事務的權威。
敘任權爭議影響後來歐洲發展，令天主教會演化為現代科層制、受法律指導的建制，成為日後世俗國家建造者效法對象。敘任權爭議也使精神與世俗領域明確劃分，結束西歐基督教政教合一，為世俗國家奠下基礎。
隨著教會成為統一層級體系，教會為賦予自己正當性擬定系統的教會法規，由日益專業的教會法律專家協助，令教會法變得一致與正當。各種教規歧異綜合為一套等級體系，建立用以解決神授法、自然法、實訂法、習慣法之間矛盾的理性程序。
法治也因教會創造出自成一體與建制化的精神權威領域而出現。獨立宗教權威令統治者習慣自己不是法律最終來源的觀念，由宗教賦予神聖地位的整合法律，也令抗拒國王至上主張更為容易。
在中國，國家從未承認有比自己高的宗教權威，以宗教為基礎的法治在歷史上並不存在。在印度，婆羅門祭司高於剎帝利武士階層，法律深受宗教而非政治影響，但婆羅門並未組織成可命令統治者的階層體系，無法透過建制集體行動。
穆斯林世界與基督教世界在法治方面有相似之處，法律深受宗教影響，唯一的神是所有真理與正義來源，依賴聖典與法典化的基本社會規則，並由祭司負責解釋。但伊斯蘭負責解釋規則的烏里瑪未有組織階層建制，不可能產生單一法律傳統，或像羅馬教皇般爭奪政治權利。在埃及馬木魯克與奧圖曼土耳其政權，產權與財產繼承規則受到保護，但在國家財政危機時產權會受威脅，無法阻止欲侵犯權利的統治者恣意妄為。
歐洲、中東、印度在現代化之前許久就存在法治，西歐法治較其他地區穩固，有賴各種規條系統化整理成典，法律教育較為定制與發展，解釋法律的教會獨立於政治階層體系，有自己的資源與人事權。
中國沒有政府接受過真正的法治，皇帝從未承認法律權威有最高地位，不受司法抑制，有更大空間實行專制統治。自漢朝後的三世紀至六世紀三百年，現代國家建制再度走上家產制，但由581年隋朝至十二世紀末宋朝，中國政府再次轉變為中央集權政府，招募更廣大社會層面的士大夫統治。
作者以武后為例，指她在取得皇位後肅清反對她的貴族，削弱整個貴族權力，反映皇帝的權力不受貴族約束。統治正當性的「天命」既不在菁英選舉，也不需要宗教。很大程度上天命在身就是實力強者，並尊重儒家價值觀以取得認同。一旦被認為天命在身，正當性大體上不會受到質疑，皇帝的權力也幾乎不受限制。
明朝徵稅低於理論最大稅率，顯示中國皇帝並未將手上可能的權力完全發揮。皇權所受約束基本有三種︰缺乏執行命令，尤其是抽重稅的行政能力；皇帝不總是要求稅收最大化，在沒有逼切需要時不一定增加稅收；龐大組織有授權需求，皇帝無法完全掌握地方資訊。
中國王朝留下的重大遺產之一，是高品質的威權政府。但在這制度中，好政府只能依望「好皇帝」，一旦「壞皇帝」出現，沒有任何方法可以阻止。平民也沒有司法或選舉程序向官員問責，只能機會渺茫地訴諸最高層。法治與問責對國家權威的抑制，有助於減少施政品質的變動，約束最好的政府，也防止壞政府變得無法控制。
作者指，明朝沒有出現資本主義，可能不是因為欠缺適當建制，而是缺乏經濟學家所指的最大化精神，例如鄭和航越印度洋，發現新貿易路線與文明後，沒有後繼者繼續探索，在下任皇帝節省預算時中國大發現時代就告終。
歐洲國家建造較遲，十五世紀末開始，十七世紀末完成，君主在此過程遇到強力抵抗，因為社會中其他政治單元比土耳其或中國完善。法律在歐洲早期發展也限制國家權力，令君主沒有不受限制的課稅權，籌措軍費時需向銀行家借款，貴族也較不容易遭君主恣意逮捕或處刑。國家建造過程較遲開展，成為歐洲人後來享有政治自由的根源。
十六世紀宗教改革與印刷術發明，令個人得以自行閱讀聖經尋找信仰之路，現代自然科學也創造出在大學建制、不受統治者控制的新權威。各社會團體開始要求共同決定權，此要求從普世角度出發，不只是為個人或親屬團體爭取，為選舉權逐步擴及社會所有人奠下基礎。啟蒙運動理念散播至全歐洲，但其接受程度因不同政治單元對自身利益影響的認知有異，在各國出現差別。
歐洲人口從1500年六千九百萬增加三祊至1600年八千九百萬，經濟因美洲金銀輸入大為貨幣化，貿易急速成長，從1470年至十九世紀初增長16倍。十五世紀歐洲政治實體大多為領地國，由國王領地與費族附屬領組成，到十七世紀末，已有一大部份轉型為課稅國，君主稅收來自國土全境。在此過程中國家官僚組織擴建、直接掌控領地大增、推行朝廷語言並減少方言、統一社會習俗、創立通用法律與商業標準。
國家建造源自籌措戰爭軍費的需求，十七世紀間法國預算增長四至七倍，英國從1590至1670年預算成長十七倍。因歐洲存在法治，國王無法強徵農民入伍，徵稅也需取得三級會議許可。資源需求促使國家尋找新方法將課稅範圍擴大，擴大領土增加稅基，並以理性官僚組織管理財政資源。
國家集權需求與貴族、紳士與第三等級這些反抗社會群體的互動，形成歐洲各國不同的政治發展故事。作者列出四種不同結果為︰一，弱勢專制統治，如十六、七世紀法蘭西與西班牙，它們在某方面較集權，但無法完全支配菁英，較重稅賦落在無法抗稅者身上。其集權治理方式為家產制，而且程度與日俱增。
二，成功專制統治，例子為俄羅斯，貴族及紳士與國家合作，讓農民綁在土地負擔最大賦稅。政府行家產制，但俄羅斯君主更不受限制恐嚇與控制貴族。
三，失敗的寡頭統治，例如匈牙利與波蘭，其貴族早就讓王權受憲法限制，國王始終處於劣勢，無法建立現代國家，政體不能保護農民免受貴族無情剝削，資源也不足以抵抗外來入侵。這兩國未能建立非家產制的現代政府。
四，可問責政府，例子為丹麥與英格蘭，既有穩固法治與可問責政府，同時能動員全國，防禦強力集權國家。
法蘭西在戰爭的龐大花費，為填補赤字希望尋覓財源，但既受債權人限制，也沒能力沒收所有菁英財產。同時，不同經濟階層未能要求政府問責，因為他們彼此之間無法達成社會團結，貴族、資產階級與農民互相對立，內部也分成各種等級維護自己的特權。中央集權國家及其反對者都未能適切組織化，令弱勢專制統治誕生。
波旁王朝中央集權方式徹底家產制，從軍事到收稅的政府職務，都由總是欠缺現金的國家賣給最高價者，政府職位變成可繼承的私人財產。此制度允許依靠官職牟取私利，幾乎是將尋租與貪腐變得正當，成為建制一部份。
家產制官職下財政制度極為複雜，稅收種類繁多，直接財產稅因缺乏人口普查與登記難以徵收，同時有種種眼花撩亂的特別豁免與特權。貴族與城市有錢平民、王室官員、治安官等爭取到免稅待遇，農民與工匠則沒有這種特權。這種財政制度刻意助長尋租行為，有錢人不將錢與精神投資在創造經濟價值的資產與技術創新，而是花費心力在只重新分配財產的繼承官職與規避稅制上，削弱法國私人創業的精神。
法國舊制度政權若要攻擊尋租菁英聯盟的權力，必然會令政權權力依靠的整個法律體系失去正當性。法治一早存在，但保護的不是現代政治制度與市場經濟，而是傳統社會特權，以及國家主導而效率不彰的經濟制度。即使政體最高層承認舊體制不符需要，必須根本改革者，也沒有權力打破尋租者聯盟建立的均勢。
拉丁美洲不平等與缺乏法治的情況與近代西班牙相似。西班牙1492年組成後戰爭不斷，但無力向菁英直接課稅，而是以販賣公部門籌資，令貪腐橫行，同時反專制勢力因國家提供尋租機會而分化。這種政治制度由墨西哥與秘魯兩個殖民地傳到美洲。
美洲出生西班牙人與當地官員合謀，遠在歐洲的政府無力控制當地，在本國政府財政惡化時更是如此。長子繼承制引入美洲殖民地，令土地日趨集中於少數菁英之手，形成不公平來源的大莊園。拉丁美洲獨立之前未有出現社會革命，新成立國家或是無力向菁英課稅，或是由菁英滲透，令特權得以代代相承。當民主立憲政體不符合菁英利益，他們有能力將之撤回。
匈牙利的例子說明，憲法對中央政府的限制不必然產生政治問責。匈牙利貴族追求的「自由」，是可以更徹底剝削農民的自由。西歐與東歐在農民權利的差異，在於十一世紀時西歐城市化程度較高，十四世紀歐洲瘟疫與饑荒時人口銳減，到十五世紀經濟成長時西歐城鎮發展，令貴族無法更苛刻壓榨農民，君主也透過保護城鎮權利削弱對抗的貴族。反觀在東歐，獨立城市與國王弱勢，貴族得以在使役農民下外銷農產品至西歐。
中央權威薄弱令匈牙利在十三世紀遭蒙古摧殘，及後軍事壓力促使國王提升下層紳士利益，但這些軍人與官員階層卻不在國家體系內，後來弱勢國王甚至允許他們為大貴族打仗。貴族處於強勢，完全擁有自己的財產，沒有替國王打仗的義務。王朝國祚不長，許多國王是外族出身，也令匈牙利一再陷入王位繼承鬥爭，讓貴族從王位爭奪者中得到好處。軍隊以貴族為主，訓練不佳，最終匈牙利在1526年遭奧圖曼擊敗，失去獨立國家地位，由哈布斯布王朝與土耳其瓜分。
十三世紀蒙古人入侵俄羅斯，在三方面影響俄羅斯政治發展︰一，蒙古人切斷俄羅斯與拜占庭及中東的貿易知識往來，也妨礙俄羅斯與歐洲往來，令俄羅斯未能參與西方的文藝復興與宗教改革。二，蒙古人佔領俄羅斯後，基輔羅斯遭摧毀，確立俄羅斯政治權威分散、眾多小封地林立二百多年。三，蒙古人削弱俄羅斯傳承自拜占庭的法律傳統，令政治生活更為殘酷，統治者以掠奪為目標，嚴懲任何反抗者，這種做法傳至後來的俄羅斯領袖。
莫斯科大公國以中間服兵役階層為核心，由領取封地的騎兵組成，戰時為王公服役，征戰結束後返回各自封地。這種制度與奧圖曼有相似之處，同樣創造出依賴中央政權取得地位，又不必支付現金的軍事組織。與匈牙利不同，莫斯科中間服兵役階層直接為大公國效利，而不是併入貴族階層，這令大公國在國家建造過程的障礙遠少於匈牙利與西歐社會。
俄羅斯封建制存在時間較短，未建立穩固根基，封地沒有西歐那種自治權，貴族也沒有時間建造城堡，較易於進攻。莫斯科大公國也刻意挑動貴族互相競爭，削弱貴族內部團結，令貴族缺乏集體反抗中央集權國家的建制。俄羅斯東正教會不像天主教會，沒有獨立於世俗君主權限外的教會法規與官僚組織，故此缺乏法治保護菁英免受國王任意處置。
貴族服從於國王的回報，是免稅、個人獨享擁有土地與人的權利，更嚴苛壓榨農奴的機會。在十六、七世紀，農民稅賦日益加重，離開土地的權利受限，最後遭完全剝奪。俄羅斯地理環境未受框限，極不利於奴隸制誕生，農奴制得以維持，建立在君主與貴族的結盟上。未有政府越加限制農奴個人自由擁有土地的權利，為獲取土地須加入貴族，繼以自動取得農奴與背負維持該制度的義務，這抑制獨立商業城市資產階級興起。
與法蘭西與西班牙相比，俄羅斯政體無須遵守法治，隨意沒收私人財產，強逼貴族服役，處置敵人與叛徒時不顧正當程序，在這方面與帝制中國更相似。在家產制程度上，俄羅斯政體遠超中國或奧圖曼專制政體，缺乏以能力掛帥、不講私人關係的行政體系。
英格蘭的議會不只代表貴族與神職人員，也代表廣大紳士、鎮民、有產者，代表後者的平民議員是議會核心與推動力量。英格蘭議會有力阻止國王加稅、建軍與違反習慣法的計劃，甚至自組軍隊推翻國王兩次。議會團結來自英格蘭社會很早就以政治而非社會團結為主，不具親屬關係的鄰人社群在諾曼入侵前已很普遍。此外，習慣法與法律建制普遍被視為正當，司法參與及習慣法規範令英格蘭人民更認同法律，有產者認為捍衛法律攸關自己的利益。反抗專制帶有天主教與新教對抗的色彩，也令議會強烈感受自己身負超然使命。
英格蘭在十七世紀初也存在賣官腐敗，但在該世紀末已大為改善。有四項因素令英格蘭政府內出現打擊腐敗的改革聯盟︰一，第二次英荷戰爭、瘟疫與倫敦大火，嚴重削弱英格蘭的防禦能力，軍事支出不得不增加；二，查理二世希望量入為出，避免因額外收入需求求助於議會；三，政府內部出現幹練改革者，如喬治．唐寧與撒繆爾．佩皮斯；四，議會經濟內戰與護國時期，開始懷疑政府浪費腐敗，將稅收用於與公眾無關的用途。
十七世紀英格蘭經驗是今日反腐敗行動的重要榜樣，表示重要的改革元素包括︰令政府有財政壓力、不得不改善施政的外部環境；即使沒有親自領導改革，至少不會阻擋的行政首長；擁有足夠政治支持，得以落實改革計劃的政府內改善提倡者；不願自己繳交稅收遭浪費的納稅人向上施加強大政治壓力。
1688至89年光榮革命將政治問責與代議原則建制化，政府統治只有在被統治者同意下才正當，課稅明確建立在人民同意上。只要民眾認同重稅對國防不可或缺，即使較重稅也不必然總是抗拒。稅收在無須強徵下得以提高，加上光榮革命後的財政改革，令英格蘭政府得以在透明的公債市場上舉債，國力得以快速提升。
英格蘭是第一個同時匯聚強而有能國家、國家服從法治與政府接受公民問責三項元素的大國，以強力早期國家為始，推動法治與合法產權的廣泛認知，再由議員對法治的信念讓英格蘭國王接受問責，繼而崛起成為強權。
歐洲各國不同發展與其四組政治單元的互動過程相關，四組政治單元是國王代表的國家、上層貴族、紳士與第三等級。在弱勢專制政體，如法蘭西與西班牙，國家權力基礎集中在面積不大的土地，受既有法治限制。國家以外貴族、紳士與城市資產階級抵抗集權。國王以賣官與特權成功拉攏這些群體，擴大尋租聯盟。稅賦落在農民與普通商人身上，不足以實現國王的帝國擴張野心。政府因賣官失去正當性，法國在自我改革失敗後，走上大革命的道路。
俄羅斯強勢專制政體與法國或西班牙的差異在於︰一，地理條件，俄羅斯較少天然屏障，搶先建立支配地位者有極大優勢。二，俄羅斯從脫離蒙古壓逼至國家建造相隔時間甚短，封地制只有約二百年，貴族組織不如西歐完善，也沒有城堡保護。三，俄羅斯沒有西歐那種法治傳統，宗教受統治者影響，俄羅斯人也以掠奪的蒙古征服者為統治榜樣。四，自然環境，欠缺地理框架令農奴擁有者必須組成聯盟，令農奴無法自由逃跑，沙皇則以限制農奴將菁英與國家連繫。五，法治、宗教改革、啟蒙運動等觀念在俄羅斯滲透程度較低。
為何英格蘭議會沒有變成匈牙利議會那種尋租聯盟？原因之一是社會結構的差異︰英格蘭菁英流動與開放程度比匈牙利高，紳士是團結的大型社會群體，在部份層面比貴族更有影響力。英格蘭擁有地方法庭與草根政治參與傳統，領主與封臣、佃戶平起平坐決定攸關共同利益的問題，也有較富裕的自耕農與城市資產階級。此外，英格蘭有個人自由的傳統，卻有集權而受廣泛肯定的政府，比起徹底改變政體形式的社會革命，英格蘭人較想要接受他們問責的國王。
丹麥的經驗，反映發展強力國家、法治與可問責政府不是只有英格蘭的路線可循。丹麥受宗教改革影響，因新教深信應讓平民百姓讀懂聖經，直接接觸上帝，令農民識字率大為上升，有助他們彼此溝通。1760至1792年丹麥廢除農奴制以削弱貴族地主，並讓農民入伍服役，加上農民越來越多人受教育，被動員程度日益提高。丹麥在1814年因拿破崙戰爭失去挪威，1864年失去德語人口佔多數的兩個公國予普魯士，此後成為丹麥語人口佔絕大多數的同質小國。在農民與其他階層動員下，十九世紀民主政體與二十世紀初社會民主主義在丹麥興起。
建制的發展程度可由四組標準衡量︰變通／僵固、複雜／簡單、自主／臣屬與整合／分裂，建制較變通、複雜、自主、整合，發展程度較高。變通的建制能評估外部環境修正本身，較能存活。建制因較分工與專門化而複雜，各種職能由較有技術的不同組織執行。自主與整合密切相關，自主讓建制不受其他社會力量影響，整合則在於明確界定政治制度內不同組織的角色與職責，權力也有正式劃分。
政治衰敗反映在兩種過程，其一是建制因特定環境建立後因人遵守規則的傾向而定型，在環境轉變時無法迅速調整因應新形勢。其二是建制再度家產制化，人性特別照顧與自己有互惠關係親人或朋友的傾向，令根據功能或才幹、不講私人關係的選材規則，再度變為建制成員將職位由後代繼承。這兩種政治衰敗，往往隨著與既有制度有重大利害關係的官員希望阻止制度改革而同時出現。假如制度完全崩解，收拾殘局者往往是擁有恩庇網絡的家產制成員。
社會是否能在建制創新，取決於能否令既有政治利害相關者無法反對改革。這有時是因為經濟改變削弱既有菁英地位，有時是新宗教意識形態令新社會單元興起，有時是高明領導力讓無權力群體組成聯盟，但有時則只有暴力是除去阻止建制變革利害相關者的唯一辦法。
本書上卷探討工業革命前的歷史，即資源零和的馬爾薩斯式世界。在這樣的世界中，欠缺以投資帶來長期經濟成長的事物，增加財富的合理選擇是以政治掠奪他人資源，這可以是強權者公然搶奪或課稅，或者組織自身社會向鄰近社會攻擊與掠奪。換言之，比起投資於生產力增長，提升行政或軍事能力組織掠奪行動更為有效。
在馬爾薩斯式社會，經濟增長主要是粗放型，人口與資源隨時間增加，但人均經濟水平並未增加。關鍵的政治建制是國家，因為國家是粗放型經濟增長主要憑藉。國家正當性來自宗教，而在以宗教為基礎的法治存在下，宗教也賦予法律秩序正當性，法律秩序則能向國家提供或拒絕給予法律支持。
政治發展主要以兩種方式實現︰一是政治權力與粗放型經濟成長互相配合增加，直至受地理或技術限制，或者遭遇另一政體；二是正當性透過法治或新社會單元的權力而改變。馬爾薩斯式世界促成改變的根源相對較少，國家建造過程緩慢，並不時經歷政治衰敗期。
工業革命後出現持續的密集經濟成長，人均產出提高，民主也與國家建造及法治會合，構成政治發展的元素。相關的不同層面包括︰國家建造與經濟成長互相關連；一定程度法治促進經濟成長；經濟成長有助民主穩定；經濟成長增加社會分工與動員；社會動員既可能促成民主轉型，也可能危及民主甚或引致政治衰敗；民主與法治緊密連繫；正當性觀念受經濟、政治與社會發展影響。不同發展層面的關連，意味著有許多可能達成現代化的道路可循。
相對於馬爾薩斯式社會，工業革命有可能持續保持密集經濟成長，促進社會廣泛轉型，動員新社會力量成為政治行動者，令尋租者聯盟的傳統菁英統治失效。此外，國際因素影響本國建制演變的程度大為提高，社會間競爭加劇，令政治改變與趨同速度加快，也令國家在許多傳統政治事務上更為困難。
作者指出建制起源於不可複製的偶然歷史環境與意外事件，其建立經過漫長的歷史鬥爭，這表示在移植建制到其他社會時，不能不顧及當地既有規則與支持這些規則的政治勢力。建立建制需要花費心力讓人相信改變有其必要，建立贊成改變的聯盟，打消舊制度既有利害關係者的抵抗，也要讓人對新行為習以為常並覺得理所當然，正式建制往往需要文化轉移輔助。
對於未來政治發展作者提出兩項疑問︰一是中國在只有強力國家下經濟迅速成長，這種情況可維持多久？二是自由民主政體未來會否未能適應新環境？作者指政治問責社會勝於沒有問責社會來自一項重要理由，即政治問責提供讓建制以和平方式適應新環境的做法。威權主義制度偶然可勝過自由民主制度，因為前者在掣肘較少下可迅速下決定。但是這種成功建基於不斷出現優秀領導人，在「壞皇帝」當政時，不受掣肘的權力可能會導致災難。
對於工業革命後的政治發展，本書下卷將會更為詳細討論。
2017年6月8日 星期四
誰說人是誠實的
看完了《誰說人是誠實的！》，主題是甚麼情況令我們更容易不誠實。作者指成本效益分析不是我們不誠實行為的主要驅動力，反而是許多人共同犯下小奸小惡，並將自己的行為自圓其說。作者以數字題為實驗，發現當實驗者有機會作弊時，許多人都會謊報分數，比對照組報多一點。作弊程度不會因獎金增加而提高，作者指這是因為獎金提高時，不誠實行為較難合理化，而被逮機率在實驗中與作弊程度沒有關係。
作者提出「蒙混過關因素理論」(fudge factor theory)解釋這些情況︰我們既希望自己誠實高尚，也貪圖作弊帶來的利益，如果只是輕微作弊，我們既可獲利也能自我感覺良好。影響我們蒙混過關與不誠實程度的相關因素有︰面對的不是現金，例如代幣、電子帳戶、文具，我們會更不誠實；回想道德規範可改善道德行為；先簽名再申報比先申報再簽名更令人誠實。換言之，道德自我詮釋空間越大，我們越能心安理得面對自己的舞弊欺詐。
作者以高爾夫球為例，球手刻意把白球撿起重放不能若無其事，但輕輕一踢或用球桿輕撥就較易合理化，因而較容易令球手接受。在第一桿開始時重來(「穆里根」)也比在球賽中段這樣做更為人接受。一開始填錯分也比之後加錯分更常見。球手也會一方面表現得一方面不誠實，另一方面自認誠實，這反映在他們報稱「球友」的不誠實表現比「自己」多上。規則不明確，有很大詮釋空間時，我們會更易落入不誠意的陷阱。
從牙醫購買昂貴新設備後會更常更議患者以這設備治療可看到，利益衝突會影響我們的行為。我們想答謝別人的恩惠時，也會顯得有所偏袒。藥廠業務員不時照顧醫生，令醫生更容易向病人推廣藥廠的藥物時，就是運用這種現象。其餘利益衝突的事例包括︰證券發行商與評級機構的利益衝突造成2008年金融海嘯；學術專家證人受僱提供偏向受僱人的意見；學術研究者扭曲數據以取得預期結果。實驗結果也發現，揭露利益衝突資訊反而令顧問更偏頗，因為顧客對意見打折程度不及顧問增加的扭曲程度。作者指，要消除利益衝突並不容易，要考慮那是否利多於弊。我們知道提供建議者可能立場偏頗時，應向沒有利害關係的第三方諮詢意見。
當大腦不斷要控制不同誘惑時，我們需要耗費很大心力，出現「自我損耗」(ego depletion)的情況，令抗拒誘惑的能力逐漸消退。例如一整天抗拒高熱量食物誘惑後，到夜晚就會較難克制，結果可能在宵夜時大快朵頤。實驗結果也指出，作文不能用a與n，然後面對數學題作弊機會時，也會比作文不能用x與z較易作弊，消磨的意志力令實驗者更難保持誠實。在可選擇是否面對誘惑情況時，精神損耗組也更容易陷入誘惑處境。作者指損耗的影響表示，我們應強逼自己在早上面對需要高度自我控制的情境；在離誘惑還有一段距離時就轉身離開；偶爾屈從於誘惑放鬆自己，避免過度消磨意志力。
作者進行實驗發現，知道自己穿上名牌冒牌貨，道德束縛會較鬆綁，較容易變得不誠實，也會把別人看得較不誠實。作弊行為也會隨時間演變，一開始參與者只會偶爾作弊，但在越過「誠實門檻」後，就會出現「管他的」效應，參與者更頻繁作弊，甚至一有機會就這樣做。作者指這表示第一次作弊不能等閒視之，因為這會影響當事人此後如何看待自己與自己的行為。
我們也會在作弊後自欺欺人，認為較好的表現反映出真本事。實驗結果顯示參與者在第一次作弊後，會在第二次沒有作弊機會時，仍然預期自己表現會與第一次一樣，即使為正確評估第二次表現提供金錢誘因仍然如此。以正式證書表揚作弊的成績，也會令參與者更容易認為成就是憑自己的實力達成。讓答案放在看不見的螢幕底部，讓參與者無法對作弊行為視若無睹，似乎則會令他們較不會把功勞攬在自己頭上。作者指，我們必須在自欺與務實間取得平衡，雖然過度自欺在碰到現實衝擊時會令我們大受打擊，但在某些情況下，白色謊言也有其道理。
作者說我們天生就是說故事的人，不斷說故事給自己聽，直到故事聽起來滿意又合理，並能給我們正面的自我描繪。實驗顯示參與人越有創意，作弊程度會越高，似乎表示越有創意就越有辦法想出好說詞，以合理化自私自利的行為。作弊較多的人，在創造力指標分數較高，但在智力上與其他人沒有很大差異。雖然創造力有想出新方法解決問題的正面影響，我們也必須了解創造力可以令不誠實者編造出對自己更有利的故事。
不誠實行為也會受別人表現影響。作者實驗發現當參與者觀察到另一個人作弊時，他們自己的作弊程度也會增加。即使參與者知道有機會作弊，但沒有榜樣或社會暗示讓他們知道旁人作弊，作弊程度則不會增加，反而因反思自己的道德觀而下跌。此外，當作弊者表明是圈外人(在實驗中是穿鄰校外套者)時，參與者的作弊程度也會減少，這表示同儕作弊讓我們傾向認為作弊是社會可接受行為，圈外人作弊則會令我們希望與他們有所區隔。作者認為，不誠實會透過社會傳染，意味著個人犯錯會為社會帶來腐蝕效應，因此我們必須更加警覺，努力防止小過失。
團隊合作對誠實程度的好處是互相監督，壞處則是當不道德行為會為別人帶來好處，我們會因關懷他人而變得更不誠實。作者實驗發現，完全沒有互動的互相監督沒有出現作弊，但將社交元素引入實驗環境，讓實驗者互相交談後，舞弊行為就變得很明顯，利他舞弊傾向高於監督的影響。當自己從作弊中得不到好處時，作弊情況甚至更嚴重，作者認為可能是我們從純粹利他角度出發，會更容易合理化我們的不當行為。
作者總結指，我們輕微舞弊時，既可以得到不誠實的好處，同時又能保持正面形象。金錢報酬與被逮機率對不誠意行為的影響不如想像中重要，道德提醒、與金錢的距離、利益衝突、自我耗損、冒牌貨、提示自己捏造的成就、創造力、目睹他人不誠實與關心團隊成員等因素影響卻出人意表。這表示我們不誠實行為遠比「理性犯罪模型」預期少，但多數人輕微不誠實的損失卻比少數人嚴重不誠實多。
為減少不誠實行為，我們先要理解不誠實的原因。承認自己的過錯，請求寬恕，設定終點並創造重新開始的機會，似乎能扭轉「管他的」效應，讓我們注意自己的行為，改過向善。從不誠實行為可以看到，我們往往無法認清甚麼因素重要，甚麼因素毫不相干。當我們對自己行為更為了解，我們就有可能加以改善。
作者提出「蒙混過關因素理論」(fudge factor theory)解釋這些情況︰我們既希望自己誠實高尚，也貪圖作弊帶來的利益，如果只是輕微作弊，我們既可獲利也能自我感覺良好。影響我們蒙混過關與不誠實程度的相關因素有︰面對的不是現金，例如代幣、電子帳戶、文具，我們會更不誠實；回想道德規範可改善道德行為；先簽名再申報比先申報再簽名更令人誠實。換言之，道德自我詮釋空間越大，我們越能心安理得面對自己的舞弊欺詐。
作者以高爾夫球為例，球手刻意把白球撿起重放不能若無其事，但輕輕一踢或用球桿輕撥就較易合理化，因而較容易令球手接受。在第一桿開始時重來(「穆里根」)也比在球賽中段這樣做更為人接受。一開始填錯分也比之後加錯分更常見。球手也會一方面表現得一方面不誠實，另一方面自認誠實，這反映在他們報稱「球友」的不誠實表現比「自己」多上。規則不明確，有很大詮釋空間時，我們會更易落入不誠意的陷阱。
從牙醫購買昂貴新設備後會更常更議患者以這設備治療可看到，利益衝突會影響我們的行為。我們想答謝別人的恩惠時，也會顯得有所偏袒。藥廠業務員不時照顧醫生，令醫生更容易向病人推廣藥廠的藥物時，就是運用這種現象。其餘利益衝突的事例包括︰證券發行商與評級機構的利益衝突造成2008年金融海嘯；學術專家證人受僱提供偏向受僱人的意見；學術研究者扭曲數據以取得預期結果。實驗結果也發現，揭露利益衝突資訊反而令顧問更偏頗，因為顧客對意見打折程度不及顧問增加的扭曲程度。作者指，要消除利益衝突並不容易，要考慮那是否利多於弊。我們知道提供建議者可能立場偏頗時，應向沒有利害關係的第三方諮詢意見。
當大腦不斷要控制不同誘惑時，我們需要耗費很大心力，出現「自我損耗」(ego depletion)的情況，令抗拒誘惑的能力逐漸消退。例如一整天抗拒高熱量食物誘惑後，到夜晚就會較難克制，結果可能在宵夜時大快朵頤。實驗結果也指出，作文不能用a與n，然後面對數學題作弊機會時，也會比作文不能用x與z較易作弊，消磨的意志力令實驗者更難保持誠實。在可選擇是否面對誘惑情況時，精神損耗組也更容易陷入誘惑處境。作者指損耗的影響表示，我們應強逼自己在早上面對需要高度自我控制的情境；在離誘惑還有一段距離時就轉身離開；偶爾屈從於誘惑放鬆自己，避免過度消磨意志力。
作者進行實驗發現，知道自己穿上名牌冒牌貨，道德束縛會較鬆綁，較容易變得不誠實，也會把別人看得較不誠實。作弊行為也會隨時間演變，一開始參與者只會偶爾作弊，但在越過「誠實門檻」後，就會出現「管他的」效應，參與者更頻繁作弊，甚至一有機會就這樣做。作者指這表示第一次作弊不能等閒視之，因為這會影響當事人此後如何看待自己與自己的行為。
我們也會在作弊後自欺欺人，認為較好的表現反映出真本事。實驗結果顯示參與者在第一次作弊後，會在第二次沒有作弊機會時，仍然預期自己表現會與第一次一樣，即使為正確評估第二次表現提供金錢誘因仍然如此。以正式證書表揚作弊的成績，也會令參與者更容易認為成就是憑自己的實力達成。讓答案放在看不見的螢幕底部，讓參與者無法對作弊行為視若無睹，似乎則會令他們較不會把功勞攬在自己頭上。作者指，我們必須在自欺與務實間取得平衡，雖然過度自欺在碰到現實衝擊時會令我們大受打擊，但在某些情況下，白色謊言也有其道理。
作者說我們天生就是說故事的人，不斷說故事給自己聽，直到故事聽起來滿意又合理，並能給我們正面的自我描繪。實驗顯示參與人越有創意，作弊程度會越高，似乎表示越有創意就越有辦法想出好說詞，以合理化自私自利的行為。作弊較多的人，在創造力指標分數較高，但在智力上與其他人沒有很大差異。雖然創造力有想出新方法解決問題的正面影響，我們也必須了解創造力可以令不誠實者編造出對自己更有利的故事。
不誠實行為也會受別人表現影響。作者實驗發現當參與者觀察到另一個人作弊時，他們自己的作弊程度也會增加。即使參與者知道有機會作弊，但沒有榜樣或社會暗示讓他們知道旁人作弊，作弊程度則不會增加，反而因反思自己的道德觀而下跌。此外，當作弊者表明是圈外人(在實驗中是穿鄰校外套者)時，參與者的作弊程度也會減少，這表示同儕作弊讓我們傾向認為作弊是社會可接受行為，圈外人作弊則會令我們希望與他們有所區隔。作者認為，不誠實會透過社會傳染，意味著個人犯錯會為社會帶來腐蝕效應，因此我們必須更加警覺，努力防止小過失。
團隊合作對誠實程度的好處是互相監督，壞處則是當不道德行為會為別人帶來好處，我們會因關懷他人而變得更不誠實。作者實驗發現，完全沒有互動的互相監督沒有出現作弊，但將社交元素引入實驗環境，讓實驗者互相交談後，舞弊行為就變得很明顯，利他舞弊傾向高於監督的影響。當自己從作弊中得不到好處時，作弊情況甚至更嚴重，作者認為可能是我們從純粹利他角度出發，會更容易合理化我們的不當行為。
作者總結指，我們輕微舞弊時，既可以得到不誠實的好處，同時又能保持正面形象。金錢報酬與被逮機率對不誠意行為的影響不如想像中重要，道德提醒、與金錢的距離、利益衝突、自我耗損、冒牌貨、提示自己捏造的成就、創造力、目睹他人不誠實與關心團隊成員等因素影響卻出人意表。這表示我們不誠實行為遠比「理性犯罪模型」預期少，但多數人輕微不誠實的損失卻比少數人嚴重不誠實多。
為減少不誠實行為，我們先要理解不誠實的原因。承認自己的過錯，請求寬恕，設定終點並創造重新開始的機會，似乎能扭轉「管他的」效應，讓我們注意自己的行為，改過向善。從不誠實行為可以看到，我們往往無法認清甚麼因素重要，甚麼因素毫不相干。當我們對自己行為更為了解，我們就有可能加以改善。
2017年6月4日 星期日
Stabilizing an Unstable Economy
看完了Hyman Minsky的Stabilizing an Unstable Economy，主題是依賴金融的資本主義如何內在不穩。雖然是有點年代的著作，寫於1980年代，但在2008年金融危機後重新受到重視。
作者指自1960年代起金融系統脆弱，是源自二戰後金融關係與機構的累積轉變。經濟表現成功引發投機金融，讓基於1950至1960年代早期經驗的貨幣與財政政策失效，只依靠貨幣與財政政策操作不能重建1950至1960年代早期經驗的穩定。
作者申論他寫作時經濟最大的缺陷是不穩定，不穩來源並非外部衝擊或政策制定者無能無知，而是來自當時那種經濟類型的內部過程。擁有複雜、高度發展與不斷演變金融系統的資本主義經濟，其動態導致內在不一致的條件易於發展，這不一致或是猛烈通貨膨脹，或是嚴重蕭條。內在不一致不一定會完全實現，因為制度與政策可以控制不穩發展，讓它穩定下來。
作者指社會正義建立在個人從公私權力中心獲得尊嚴與獨立。為求尊嚴與獨立，經濟秩序需要讓收入從權利或公平交易而來，當中主要收入來源來自工作。因此，充份就業既是經濟也是社會的善。作者申明他偏好個人自由與民主權利，多於保障所謂財產權，這信念也影響本書的政策建議。
在資本主義下，經濟不穩傾向持續增強。市場參與者尋找早期警示，對經濟指標短期變動過份敏感。結果之一是投資者從其偏好正確跟隨波動獲得即時高回報，而不是由促進長期經濟增長與發展的投資，帶來較長期與穩定的較低回報。
1975年與1982年美國的金融危機都沒有引致經濟嚴重蕭條，而是衰退加上隨後的通貨膨脹。作者指當中原因有二︰一是大政府不只穩定就業與所得，也穩定了商業現金流動與資產價格；二是聯邦儲備體系與其他政府及私人機構合作，擔當起最後放款者的角色。
政府開支可以分為四類︰政府職位與政府服務支出、政府合約、轉移支付與政府債券利息。戰後大政府之所以較大，主要是由於軍事開支、轉移支付計劃與國債利息提高，尤其是轉移支付計劃。大政府讓國民收入下降自動轉為龐大政府赤字，是1974至75年經濟停止急劇下跌並轉為強勁擴張的原因之一。
政府赤字有三方面效應︰(1) 透過政府對商品、服務與勞工需求運作的所得與就業效應；(2) 透過令住戶與商業部門獲取盈餘或減少赤字運作的預算效應；(3) 因增加發行政府債券而出現的投資組合效應。轉移支付在無需工作下提供所得，讓住戶可支配所得增加，以維持經濟需求，卻也為經濟帶來通貨膨脹的偏向。
讓住戶與商業部門獲取盈餘或減少赤字不但本身在經濟衰退中重要，在住戶與商業部門負債時更是不可或缺，因為償還這些債務視乎企業盈利與住戶儲蓄。沒有政府龐大赤字，住戶與商業部門承擔債務能力在衰退時將大為減少，所得與利潤陷入下跌的惡性循環，會導致過去曾發生的債務通貨緊縮與嚴重蕭條。
政府債券沒有違約風險，金額以名義數目計算，購買力受物價水平影響。此外，政府債券由聯邦儲備體系保證可在市場交易。故此政府債券持有人獲保證在有需要時可以改變其投資組合。在衰退時，企業與金融機構透過持有政府債券可獲取安全與穩定的資產，企業以清空存貨及持有政府債券減少負債，銀行也能以增持政府債券增加其投資組合流動性，擴大資產與負債，避免商業減債令經濟需求與定期存款下跌。
在大政府以赤字穩定經濟產出、就業與利潤同時，最後放款者則穩定資產價格與金融市場。例如聯儲局接受以無法在市場出售的資產為抵押品，或直接購買這類資產。最後放款者需要及時介入，並確保再融資供應，以避免累計下跌引發大蕭條。其需求先於大政府的參與，以免投資與借債消費下跌的影響，超過大政府穩定所得與金融能力。
儘管最後放款者的行動可避免嚴重蕭條，卻為行動後的通貨膨脹設定條件。因為最後放款者保證部份合約條款能履行，不論市場或個別負債者的商業情況，因而減低它保證那些資產的違約風險。違約風險低的資產更容易在市場出售，亦即更有流動性。故此，最後放款者行動增加流動資產的實際數量，令市場上有貨幣特質的資產增加。銀行或類似機構可抵押這些資產，並用於放款或保有其他資產部位。經濟中整體融資能力因而上升，並可運用於提升資產價格或放款活動，有可能造成未來通貨膨脹式增長。
在1920年代前，商業銀行在儲備部位中有重要部份依靠聯儲局的貼現窗口，聯儲局與成員銀行有定期、每日的銀行聯繫，銀行為確保資金來源會遵從聯邦儲備銀行訂下的商業與資產負債表標準。在此之後，聯儲局主要儲備供應活動變成在公開市場買賣證券，不再與成員銀行有緊密與持續的商業關係，對成員銀行的影響大為減弱。
作者指聯儲局在決定貨幣供應時並不那麼有力，貨幣供應也不會控制所得。在短期內，市場行為在決定金融對所得的影響比聯儲局有力，長期而言，引入新的金融行為與新舊金融實踐規則演化是決定因素。為避免投機金融急劇增長釀成危機情況，令最後放款者需要干預，限制企業向外融資與銀行及其他金融機構支持急劇增長能力的制度改革可能有其需要。
在1974至75年金融危機中，最後放款者採取的技術是，將財困機構資產價格以歷史高位記帳，而不是當前市場低位，並由聯儲局、聯邦存款保險公司吸收或保持資產流動性，讓有問題機構得以再融資。聯儲局創造負債以替換私人借款者的負債，或保證提供融資，當中需保持靈活，以規則限制聯儲局行動會令其能力受限。聯邦存款保險公司則保障受困銀行的存款，並承擔受困機構所有非股本債務，防止擠兌發生。由於聯邦存款保險公司不會隨時擁有大量現金，其行動必先從聯儲儲備系統取得資金。作者指，既然聯儲局在最後放款者行動擔任主要角色，聯邦存款保險公司應更明確融入聯儲儲備系統，特別是在銀行監管方面。
企業償還負債所需現金來自利潤現金流、手上現金、出售資產或借貸。當某單位在任何期間預期現金收入都超過需償還現金，作者稱它處於避險融資(hedge finance)。合約訂明現金流在某段時期超出預期現金流入，則是處於投機融資(speculative finance)或龐氏融資(Ponzi finance)，在這種情況為償還當期負債需以出售資產、債務延期或再借貸取得現金，因此依賴當時金融市場狀況程度較高。
在二戰後，商業銀行以買賣國庫債券處理資產部位的佔比減少，聯邦儲備與存款相對總資產比重也一直下跌，銀行改為發展出各種盡量利用有限儲蓄的工具，包括存款證書、回購協議與向海外銀行借貸。獲取資產部位的方式增加，令聯儲局行動與供應融資量的關係不再那麼緊密，聯儲局緊縮財政政策與銀行及市場反應的時間落差更長。這容易令政策制定者過度反應，讓政策行動造成經濟走向金融危機邊緣。故此，二戰後金融體系的演化，令經濟更易走向不穩。此外，銀行放款活動增加，特別是向非銀行活動作短期融資，也易於令金融體系更為不穩。
非主流銀行(fringe banking)與銀行的從屬關係可以是金融系統脆弱的來源。在其他融資管道較昂貴或無法使用時，非主流銀行從核心銀行融資，令核心銀行持有與非主流機構類似的投資組合。當非主流銀行在市場明顯表現出虧損與周轉不靈時，銀行也可能會受損，導致骨牌效應令市場嚴重崩潰。
戰後新古典綜合學派指財政及貨幣政策能消除長期失業，在分散(decentralized)市場中也有自我改正力量讓經濟處於全民就業。作者指這似乎自相矛盾︰一方面指干預政策可消滅長期失業或慢性通脹，一方面卻指即使不做任何事，給時間讓經濟自行其事也可以維持價格穩定與全民就業。在實際情況中，新古典綜合學派未能解釋經濟內部運作怎樣造成本書當時定期出現的早期危機。
作者認為，我們需要能說明經濟正常運作如何造成不穩，並指導我們控制不穩的理論。1960年代中期的經濟表現，令任何聲稱相關的經濟分析需要說明︰
1. 當時主導的市場機制如何令個別產出與價格一致
2. 所得、產出與價格的過程如何決定
3. 為何一致情況不時失靈，換言之，為何經濟易受嚴重蕭條的威脅甚至其實現影響。
作者在之後在本書建立的理論，將解釋經濟為何會波動，顯示出定期不穩與不一致與脆弱金融結構的發展相關，這種發展在正常資本主義經濟中發生，體現在金融資本財所有權與投資上。很大程度上社會目標可由市場機制達成，但作者也指明市場資本主義既內生地不穩，也能導致財富與權力以令人厭惡的方式分佈。
新古典綜合學派忽視凱恩斯對資本財定價與資本主義金融機構特殊性質的元素。這些元素是建立對當前經濟情況詮釋與政策制定更佳理論的基礎。凱恩斯理論重點是經濟中的資本發展，注意到銀行界與企業交易的重要。
當分散資本主義經濟的定價機制，只有在適當政策或制度規則下才會導致產出與價格一致時，盲目相信與接受市場過程結果就無法成立。在經濟只能有條件一致下，立法或制度演化改變將影響維持一致所需的政策行動，無法一蹴而就。
此外，一致也需要替代原則在各個市場下生效才能成立，這包括需求曲線斜率為負數，價格上升會導致商品或服務需求量下跌；在相對其他商品價格上升時，需求量也會下跌。替代原則在投機與猜測元素重要的金融與資本財市場上，並不是經常生效。某種金融工具或資本財相對價格提升，可能會增加這資產的需求量，讓價格上升有利於價格進一步上升。
作者指新古典理論正確指出在嚴格條件下，競爭市場機制可指導生產滿足消費者需求，特別是那些市場並不依賴(1) 整體經濟穩定；(2) 投資步伐與方向的決定；(3) 所得分配；(4) 資本財運用佔比較高行業。但失業帶來工資與價格改變不會令投資上升以消除失業，以及中央銀行與其他金融管制用於回應金融市場的不一致，均表現出自由市場不是當時資本主義金融機構的經濟中，普世通用的政策方案。
在個別單位別無選擇，只能自行為自己謀取最大利益，而且當下價格總是主導的經濟中，價格與產出會達成一致。但在企業擁有市場力量，獨佔過多並互相對抗時，市場就可能無法達成一致結果。除此之外，當決定需將未來會發生的事納入考慮時，市場也可能不再有效協調。資本財的本質需要考慮未來，參與者不可能在下決定時已確知未來會怎樣，未來發生的事可能會令價格不再認證現時決定。
凱恩斯分析核心將現存資本財獲利程度、投資與持有資本財的融資條件，以及投資的供給情況，整合為有效投資需求理論。在這理論中投資是需要時間的過程，依附在利潤預期上，因此投資決定總是在不確定下進行。正因為這不確定，投資者及其融資者尋求在不利變動下，可獲保障並能調整投資組合的資產負債架構。凱恩斯在1935年的理論表示，不穩是資本主義內在與無法避免的缺陷，這在新古典綜合學派遭到忽視，後者將資本家、資本財與金融市場排除在經濟分析之外。
漢生(Hansen)式標準凱恩斯模型強調在達致全民就業水平前，每單位產出的供應價格趨向不變或轉變緩慢。總需求超過全民就業水平工資與價格才會上升，總需求少量不及全民就業水平，工資與價格下跌幅不大，只有在總需求跌至某水平下價格才會傾向下跌。假定消費視乎稅負與轉移後的所得，產出與勞動力總需求視乎投資、淨出口、與政府支出。在所得不及或超過目標水平時，政府開支或支出改變可以用於抵銷差額，財政政策成為指導經濟的工具。作者指，漢生式模型簡單有力，但未有考慮金融與貨幣因素，未能對1960年代中期後的金融不穩提供有效政策指導。
赫斯(Hicks)以投資—儲蓄／流動性偏好—貨幣供應模型表達凱恩斯學說，即IS-LM模型。投資—儲蓄曲線斜率向下，流動性偏好—貨幣供應曲線斜率向上，兩者交點表示可滿足貨幣與商品市場的利率與所得水平。在利率接近或達至零時，利率不受貨幣供應影響，財政政策失效，這種情況稱為流動性陷阱。此時投資不足造成失業，政策可循三種方式增加就業︰一，以政府開支增加所得，例如政府稅務與開支計劃；二，以政府補助及擔保增加投資，例如房貸擔保、農業補助、國防開支等；三，減低相對於預期利潤的投資成本，例如稅務豁免與所得稅調整。
作者認為赫斯模型所指的利率與投資關係並非必然，即使低利率表示生產最好在高資本產出比例進行，也不代表投資，即資本財的改變率，必然上升。此外，赫斯模型假定貨幣供應由管理當局如聯儲局決定，忽視凱恩斯所指在資本主義經濟中，貨幣供應是從金融活動中創造。赫斯模型並未包含勞動力供應過量會導致勞動力需求上升的經濟，因此沒有古典思想中勞動市場主導均衡的特徵，不屬新古典綜合學派。
帕廷金(Patinkin)解析則以實質平衡效應(real balance effect)完成綜合新古典與凱恩斯學說︰失業令工資與價格下跌，造成按價格調整的貨幣供應增加，然後這增加的財富會提高消費相對所得比例。在一段時間後，勞動力供應將不再會過剩，達至全民就業，價格也停止下跌。價格與貨幣供應比例只在均衡狀態下維持，在非均衡狀態下則會變動。
作者指，帕廷金解析勾劃出經濟怎樣從不均衡走向均衡，卻讓新古典綜合學派無法解釋，經濟最初為何會出現失業或通脹情況，不均衡最初怎樣發生。此外，帕廷金解析的貨幣供應不是聯儲局報告那貨幣供應，而是未納入銀行系統中私人債務的貨幣供應，就像貨幣供應只有固定價格的黃金一樣。這並未考慮到現今世界中，投資融資與資產部位中的貨幣創造行為，也沒有顧及價格下跌會令擁有資本財者的債務負擔增加。帕廷金效應只有在長期折磨與產出及就業大幅下跌，令價格也大幅下跌時才會相關。
綜觀新古典綜合學派，作者指它沒有考慮經濟內部不穩力量，只能將持續出現的不均衡狀態，歸咎於系統中阻礙均衡機制的過程，例如工會阻礙工資下跌令失業持續。新古典綜合學派也對歷史時間沒有想法，其經濟模型只存在於真空中，不了解工資與價格下跌的影響。它讓合理政策限於調整支出與稅收，以及操作貨幣供應。當下對未來的想法，以及當下融資的可能選擇，對市場為資本財訂價有重要影響，卻不在新古典綜合學派政策議題中。它對當今經濟不穩很可能是由於金融市場、資產價格與利潤流向表現並不關注。此外，新古典綜合學派承諾操弄貨幣與財政政策，就能維持在穩定價格下全民就業，導致經濟學家忽視工業結構與所得分配對整體經濟表現的影響。
在資本主義經濟中，投資融資與擁有資本財存量產生貨幣償付的承諾，也就是合約訂明的現金流。為使經濟產出與需求一致，價格不只要滿足資源分配與產出配給函數，也要確保(1) 產生剩餘；(2) 所得分給資本財(即利潤)；(3) 資本財的市場價格，與成為資本財的現時產出生產成本一致；(4) 商業債務償付得以履行。只有在過去獲現在證實，未來也預期會證實現在投資與融資決定時，病態樂觀者以外的人才會投資。價格必須帶有利潤以鼓勵投資，在科技決定成本中再加上漲價(markup)償付債務，支付融資、管理、附屬成本，並滿足現金流需求。
設Pc與Qc分別為消費財貨的價格與數量，Wc與Nc為消費財貨的科技水平必須工資與僱用人數，再假設經濟只有工人與收取利潤者，工人將其所有所得用於消費，收取利潤者則完全不消費，從而令消費財貨需求等於總工資數，不受利潤所得影響。在只生產消費財貨下，會得出︰
PcQc = WcNc
資本所得πc (利潤) = PcQc - WcNc = 0
然而在納入投資財貨後，設Wi與Ni分別為投資財貨的科技水平必須工資與僱用人數，則︰
PcQc = WcNc + WiNi
πc = PcQc – WcNc = WiNi
消費財貨利潤等於投資財貨的總工資數，總利潤等於總投資量。在投資只會在預期未來會有利潤發生下，投資只會在預期未來也會有投資才能進行。在這簡單模型中，價格形成的方式為︰
Pc = [WcNc/Qc] [1+WiNi/WcNc]
由於Qc/Nc為消費財貨勞動力的平均生產力(Ac)，因此︰
Pc = [Wc/Ac] [1+WiNi/WcNc]
假設Wc = Wi，則變成︰
Pc = Wc/Ac (1+Ni/Nc)
換言之，消費財貨價格水平，與工資水平，以及投資財貨僱用人數相對消費財貨僱用人數成正比，與消費財貨平均勞動生產力成反比。
當模型加入政府考慮後，利潤就不只是由投資組成，而是投資加上政府預算赤字。在衰退時政府赤字阻止利潤下跌，讓商業債務的負擔不致加重，甚至可能會減輕。對外貿易赤字則會減少利潤，令全民就業所需利潤與政府赤字水平增加。政府赤字令消費財貨價格水平上升，對外貿易赤字則會限制本地生產消費財貨價格水平。
在放寬前述模型的行為假設，讓工人儲蓄部份所得，並讓收取利潤者將部份所得用於消費後，消費財貨價格水平會因儲蓄部份工資而下跌，因利潤用於消費而上升。假如利潤用於並非生產技術決定的管理與輔助服務工資，這些工資又會用於消費財貨，則消費需求會上升，令產品的漲價上升。企業經由廣告、產品開發與銷售方式取得並維持市場力量的市場增加，會產生通貨膨脹壓力。然而，當管理與輔助服務工資比生產工資高，令前者的工資儲蓄比例傾向較高時，則會令利潤下降，令給予資本家與尋租者的現金流減少。
在供給成本方面，總成本由四項元素組成︰(1) 科技水平訂定的成本；(2) 管理成本；(3) 償還債務款項；(4) 滿足提供資本財所付的代價。在收益大於四項元素總和時，過去投資與融資決定完全符合預期，但在收益只大於頭三項元素總和，卻少於四項元素總和時，債務獲得償付，但支付資本財的成本則未能全面回收。按此，需要運用昂貴與極為專門的資本財，以及大規模債務融資的企業，前提似乎是要擁有市場力量，能在需求下跌時限制價格變動，令收益超過成本的四項元素總和。
政府開支也是一種盈餘分配，稅款令勞工每單位產出可支配所得低於科技決定的供應價格，並提高產出的供應價格。投資與政府開支為經濟定調，卻不是由現時經濟表現來決定︰政府開支由政策決定，投資則由現在對未來的觀感決定。
對大部份企業而言，利息支付、廣告支出、行政人員薪資與債務償付大多是在之前定下，不受當下產出影響，而滿足這些支出所需現金流則視乎利潤。在當下利潤不足時，企業需以手頭現金、借貸或出售資產支付。假如是以借貸支付，就代表成本曲線上升，意味著現時利潤不足令滿足未來要求所需現金流增加。當企業欠債，債務條款只能透過重新談判更改，這可能包括公開或非公開破產。換言之，在資本密集生產技術、以債務融資商業部位、管理與輔助服務開支比重較大的經濟中，商業破產會較易發生。在風險趨避的投資與融資者要求下，資本密集工業的自然市場結構是寡頭與獨佔競爭。
投資是資本主義經濟中利潤的主要部份，是經濟走向的重要決定因素。這種經濟的基本週期特質，取決於利潤、資本財價格、金融市場狀況與投資的相互關係。在經濟平穩增長一段時期後，商業企業與金融中介回應經濟的成功，改變其可接受及屬意的債務結構，引起投機景氣令金融結構脆弱不穩。
金融不穩假說有兩項基本命題︰(1) 資本主義市場機制無法導致可持續、價格穩定、全民就業的均衡狀態；(2) 嚴重商業週期原因在於資本主義不可或缺的金融特徵。資本主義經濟是指，生產工具私有，總收益與勞動成本的差距為資本財所有者提供所得。資本財可以交易與抵押，由擔保與抵押生產工具或未來所得產生的金融工具也可以交易。因為資本與金融財可以交易，它們有由市場決定的價格，視乎資本財未來預期帶來的所得而定。
作者指資本主義經濟任何期間都存在失調力量。在債務通貨緊縮與嚴重蕭條後的就業不足狀態並不是均衡，而是在轉折狀態，當中價格與工資下跌不足以提高就業，因為價格與工資下跌令利潤減少，之前的債務無法償還，企業也未能融資作投資。
當就業不足轉為暫時可持續的全民就業，各種資本與金融財的相對價格也會改變，引致屬意的融資安排改變。可透過借債融資取得資本與金融財部位的經濟中無法避免投機元素，當中資本財的需求由其預期獲利決定。商人與銀行家投機在未來現金流與金融市場狀況的意願，反映出借債融資部位的程度。暫時持續的全民就業令他們願意借更多債，金融機構則以發明「新」形式貨幣、貨幣替代品與融資投巧為回應。更多貨幣形式與數量用於融資資本與金融財額外需求或更多投資，令資產價格上升，增加資本所得、投資與利潤，經濟會嘗試擴張至安定的全民就業狀態之外。
資本財價格視乎擁有權帶來的現金流與其流動性，現金流受市場與經濟狀況影響，流動性則視乎資產容易並確保能轉為貨幣的程度。一般而言，貨幣供應增加會令資產價格上升，但在例如嚴重蕭條後，對流動性的需求過多， 貨幣供應增加就不會令資產價格上升。而在預期通脹會急速上升時，貨幣供應增加會令資產價格急劇上升。當資產帶來的現金流上升時，貨幣的流動性價值下跌，資產價格因資本化比例及預期回報增加而上升。這可能會帶來一段平穩期，卻會令可接受債務—股本比上升。
投資決定的供應因素視乎勞動成本與短期利率，需求因素則受資本財價格與預期融資結構及條款影響。投資顯然帶有時間面向，因而包含不可知的不確定情況，令借款與放款者要求有安全邊際(margin of safety)。安全邊際影響外部相對內部融資的可接受比例，近期經驗顯示外債可輕易償付時，負債比例傾向增加；具代表性單位未能履行債務合約時，可接受負債比例則會減少。
投資一項計劃，首先要預期回報超過投資成本足夠多以補償不確定，然後要看該計劃是否獲得融資。融資來源包括現時經營所需以外的手上現金與等同資產、股利及稅後利潤與外部資金。作者寫作當時經濟以外部資金融資投資為特色，受安全邊際水平與其可接受程度影響。
金融市場狀況影響投資的方式包括︰內部資金或淨值的槓桿程度、資本財需求價格、投資財貨供應價格，以及短期與長期利息對這兩種價格的影響。短期利率大幅上升會在一段醞釀期後令投資財貨供應價格顯著上升，長期利率上升會令資本財需求價格下跌，這表示在一般情況而言，資本財價格及投資供應價格的差距，與利率走勢成反比，低利率會令兩種價格差距較大，導致外部相對內部融資比例上升。
1970年代起美國經濟有不同表現的主要原因，是融資方式在簽約時指定償付結構，並反映當時主流市場情況與預期。在特定制度與規則下，金融創新的獲利機會，以及立法、行政及中央銀行的干預，都介入從金融強固轉為金融脆弱的過程中。工業化經濟融資也會助長不穩︰行為長期資本財融資，當長期資產由短期債務融資，可能令銀行與商業關係中出現債務償付與經營收入不一致。
避險融資(hedge finance)、投機融資(speculative finance)與龐氏融資(Ponzi finance)可從現金流與債務的關係說明。現金流有三種︰所得、資產負債表與投資組合，所得現金流是另外兩種現金流的基礎，包括工資、薪金、成品與半成品付款。當已實現及預期所得現金流足以滿足單位的未償付負債，該單位就處於避險融資，不需要視乎金融市場情況以履行條款。當經濟以所得現金流滿足資產負債表償付為主，較不易形成金融危機，處於金融強固。
但在預期收入不及資產負債表現金流，即債務需要透過延期或增債才能償付時，延期債務以償付者處於投機融資，增加債務以償付者則處於龐氏融資，這些單位需視乎金融市場情況以履行條款。當經濟廣泛透過轉移投資組合，即買賣資產以滿足資產負債表償付為主，則會較易處於金融危機，或至少有潛在金融脆弱。債務重組往往是試圖將投機融資轉為避險融資，債務豁免則是試圖將龐氏融資轉為投機融資。
避險融資、投機融資與龐氏融資單位，都會受減少資產中現金流的經濟發展影響。經營所得減少或欠債違約都可能令避險融資單位轉為投機融資。這不是由於經濟其他地方出錯，就是原本的避險融資特質，是基於對成本、市場及其發展不切實際的預期，對商品與生產因素市場過份樂觀。另一方面，除了商品與生產因素市場事件外，投機融資與龐氏融資單位也會受利率變動——即金融市場發展——影響，利率增加令現金流償付增加，卻沒有增加預期收益。此外，投機融資與龐氏融資必須持續再融資其部位，因而受金融市場不穩影響。經濟中投機融資與龐氏融資比重越大，整體安全邊際就越窄，金融結構也越脆弱。
金融脆弱出現過程由避險融資主導開始。避險融資系統中短期利率明顯低於長期利率，令投機融資以短期債務融資資本財或長期債務有利可圖。更多投機令資產需求與價格上升，帶來資本所得。在強固金融體系中的獲利機會，令強固轉為脆弱成為一種內生現象。
金融危機過後，銀行家與商人畏於投機融資與龐氏融資，而在大政府政策下，金融危機後政府赤字支撐所得、就業與商業利潤。這令商業利潤相對商業投資比例增加，並減少資本財部位的外部融資。政府赤字也將公債注入銀行及其他金融機構的投資組合，減少銀行與金融體系的違約曝險。在經歷金融危機後的衰退後，經濟展現出比危機前更強固的結構。
避險融資系統的獲利機會不必然即時令金融體系脆弱，當中的阻隔包括︰(1) 主導借款人與放款人的風險限制；(2) 需時建立可吸收資本財擁有者負債，以及滿足財富擁有者流動性及價格保證的工具；(3) 需確保投機融資者可獲再融資，金融創新也需時間推廣；(4) 市場參與者抗拒相信潛在利潤的樂觀預測，特別時在金融危機過後。
當投資計劃有外部融資參與時，利率變動會影響計劃成本。特別是在長期計劃中，複利令利率變動顯著改變計劃成本，負債利息也令計劃延期更為昂貴。企業在外部融資時有兩項安全邊際︰持有投資組合的流動資產，以及預期利潤超過計劃成本，這兩項安全邊際會影響企業的信貸評級。當利率上升時，投資計劃的預期資本所得減少，這會令企業後續的投資計劃評級下跌，進一步增加融資成本，繼而再減少投資計劃的預期資本所得，過程有如是自我實現預言。
投資榮景令不同金融機構與各種金融工具互相連結，直至利率上升至利潤邊際消失。榮景中斷會引發金融危機、嚴重蕭條與債務通縮，還是較小規模的衰退，視乎整體經濟流動性、政府部門相對規模與最後放款者的行動。作者認為，趨向投機融資與以債務融資投資本身就是制度結構與政策預期的結果，適當制度組織與政策，可以減少經濟受金融危機影響的程度。
銀行家安排貿易、投資與資本財部位融資時創造貨幣。銀行向商業借款時增加貨幣供應，令投資或擁有資本財的意欲變為有效需求。資本主義經濟正常運作有賴所得產出系統產生利潤以償還債務，與金融系統放款引發投資與利潤。
新古典綜合學派認為商業銀行只是機械、靜態、被動地運作，對經濟行為沒有重要影響。銀行業對經濟的影響只有貨幣供應量與利率過渡轉變，兩者均可由中央銀行控制。但作者指實際上，銀行是動態、創新與創造利潤的商業，銀行家主動以調整資產與負債尋求利潤，這不只會影響融資的數量與分配，也影響價格、所得與就業週期表現。
金融市場與銀行影響投資的方式包括︰金融市場決定資本財現值，因而決定投資產出的需求價格；獲融資投資數量視乎銀行程序；投資供應價格則視乎融資成本。在不確定與現時對未來觀點影響資本財價格的世界，當資本財需求價格相對投資產出供給價格上升，會令投資上升，導致利潤上升，利潤相對未償還債務比率、銀行與金融市場融資供應與商人投資意欲也會增加。銀行為利潤滿足其商業客戶增加的投資意欲，令整個過程呈正向與不穩的反饋。
金融體系整體強固或脆弱程度來自銀行家的貸款。銀行家傾向經營現金流足以還款的貸款，有助於維繫強固的金融體系。銀行家著重抵押品價值與資產預期價值時，就容易令脆弱的金融體系出現。
銀行獲利率可由每單位資產淨值增加，或資產相對擁有人投資增加而上升。第一種方法意味著尋求資產與負債利率的更大差距。為提升資產利潤，銀行家有誘因接受更長期或更高風險的資產。為減低負債利率，銀行家需要對存戶提供更多安全承諾，包括更短期負債與提供特別保證，提供更好服務，並創造新型票據與金融工具。
第二種方法則是增加槓桿比率，例如資產0.75%獲利，資本相對資產比率由6%減至5%，帳面獲利會由12.5%增至15%。自1960至1974年，美國的銀行槓桿比率增加50%，促進銀行客戶短期借貸上升，增加商業負債中投機與龐氏融資的比重，讓經濟走向金融脆弱。同時，在當時稅制下，銀行總裁最有效的致富方法，是股票選擇權在股價上升後帶來的資本利得。股價與每股獲利及其預期增長率相關，令銀行經理人著重於增長，導致槓桿比率上升，這會使安全邊際減少，讓經濟更易走向不穩。
傳統上銀行冒險受在銀行陷入危機時會有損失的存戶及合作伙伴限制。但自二戰後存款保險與聯儲局干預，在銀行破產時傾向保障所有非股本銀行負債，存戶不再擔憂銀行的存續能力時，顧客監控就沒那麼重要。合作伙伴監控表現在銀行危機時，對銀行在貨幣市場借款要求額外利率。在銀行無法出售大額存單與借入聯邦基金時，它會被逼在聯邦儲備貼現窗借款。換言之，中央銀行行動令存戶及合作伙伴監控銀行減弱。
存戶及合作伙伴監控減弱，讓銀行測試在限制銀行曝險中更為重要。作者指，他寫作時的銀行測試程序，無法控制巨型銀行複雜資產與負債的風險。1970與1980年代問題銀行數目與複雜程度增加，正是銀行曝險在日益週期環境下增加的結果，例子包括1974至76年銀行在REITs與1980年代初在海外借貸的問題。銀行測試者沒有足夠權力限制巨型銀行，測試程序也對銀行業缺乏理解。測試者需要認識銀行借貸的預期現金收益從何而來，分析不同經濟情況下銀行的運作。作者認為，要有效控制銀行帶來的混亂影響，需要為槓桿比率設限，並以保留盈餘方式，限制銀行股本增長水平配合非通脹的經濟增長。
金融創新接受程度視乎主觀評估持有貨幣的流動性溢價。在經濟暢通運作一段時間後，流動性的價值下跌，更進取的金融運作更為人接受。金融機構可以增加其資產—股本比例，不會顯著失去其負債信用。在這情況下，進取金融機構提供大量融資，令資本財價格上升，鼓勵短期而投機的資本財融資與投資。
自利可達致市場均衡在金融市場上並不成立。在商品市場上，供應過程產生相等於供應市場價值的收入；在金融市場上，融資需求由反應迅速的銀行家的融資供應抵銷。此外，當融資供應超出現時資本財與投資相對價格需求時，過剩供應會提高資本財相對投資產出供應的價格，提高投資與融資的需求。金融脆弱是市場內部過程的產物。
作者這樣批評當時監管當局對金融運作視而不見︰
作者認為當局應認識到指導與控制金融使用與運作的演變。創新永遠會領前監管者，當局無法阻止投資組合的結構改變。他們可以做的，是為不同資產訂立股本—吸收比例，確保銀行資產—股本比例受限。存款保險當局也應有權限制與控制受保障銀行的商業行為。重新以貼現窗為銀行儲備標準來源，可令聯儲局更緊密監控商業銀行，防止銀行放款與持有資產過快擴張。
通脹——即消費物價——的轉變，等於工資增長率減去勞動生產力增長率加上漲價(markup)成長率。在資本主義經濟中，通脹的因果鏈由投資或政府開支增加開始，兩者都會令漲價增加。在金融合約以貨幣計價下，未經通脹調整的貨幣工資與貨幣利潤流，會決定債務能否獲得償付。即使經通脹調整的實際工資與利潤不變，當貨幣工資與利潤上升，勞工與企業償債能力也會增加。
貨幣工資購買力與消費財貨產出成正比，與投資財貨相對消費財貨的工資與就業比例成反比。換言之，當消費財貨產出增長率高於工資，物價會傾向下跌；當投資上升，經濟則有通脹壓力。此外，當企業花費在僱員醫療、廣告、產品開發等方面時，也可視為廣義的利潤分配，令消費需求上升，帶來通脹壓力。
通脹可分為兩種，一種是貨幣工資增長不及價格增長，第二種是即使貨幣工資增長追上甚至超過價格增長，價格依然因漲價因素相對消費財貨產出增加而上升。第二種通脹不能自我維持，但在工資購買力大幅下跌，令工會、僱主或政府干預增加工資時，物價持續上升會引發工資上升，因而令物價進一步上升。
在1960至1980年代，即使在失業率高企時通脹與貨幣工資上升仍然持續，這種滯脹(stagflation)出現在轉移支付急升、政府持續赤字、政府工資快速增加的時代。即使在衰退中，商業利潤與消費物價也能維持甚至上升，銀行受政府政策支持在多次金融危機中生還，結果造成物價飛漲。
這時美國經濟並沒有就業與通脹間的取捨(Phillips curve)，其特色為︰(1) 局部有效的工會主義，在工會有效的行業中，經濟不景不會導致貨幣工資減少；(2) 即使在嚴重衰退也支撐利潤的大政府，政府支出相對消費財貨產出增加令物價上漲；(3) 運用昂貴與較長期資本財的行業比重很大，令勞動成本漲價帶來的穩定現金流更為重要。
當貨幣工資預期會長期上升，投資者，尤其是金融工具的投資者，會尋求預期可維持或增加其按價格調整資本價值的投機活動。這會帶來各種商品與工藝品泡沫，融資條款也會按預期通脹修改。在利率快速調整以反映預期通脹後，履行金融合約的負擔將不會在通脹時減少，通脹過程不會導致進一步投資。預期通脹破壞投資活動、就業與價格上升的連結，通脹率不再與失業率成反比。
政府若要在沒有衰退下控制通脹，需要增加相對於需求的消費財貨產出，認識到消費財貨產出令物價下跌，投資與政府支出則令物價上升。在大政府市場經濟中，以轉移支付及軍事開支達隨政策全民就業目標，而沒有帶來有用產出時，透過控制貨幣供應或貨幣工資率控制通脹只能獲得短暫成功。作者描述大政府既是幸事(blessing)也是禍害(curse)︰大政府預防債務通縮與嚴重蕭條發生，卻帶來通脹。
其中一種阻止通脹的方法是讓消費財貨大量湧入經濟，當中一種做法是在國際貿易帳中有明顯赤字。當1982年美國失業率高企，聯邦增加州與地區支出的計劃平穩下來或減少，1983與84年進口貨物湧入該國市場，通脹率就開始下跌。
作者在提議政策前先指明，沒有一蹴而就解決資本主義缺點的方案，特別是金融創新必然會令不穩問題繼續出現。在1980年代經濟政策討論以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多少為中心，但作者指我們必須承認經濟不穩的特質，並調查現有制度與政策干預是否放大或減少這種不穩。政策必須以一致可行方式涵蓋整體經濟範圍，不能只是零碎的改變，這只會令情況更差。
作者認為政策的理論基礎，應來自凱恩斯那些在轉變為正統理論時失去的貢獻，從凱恩斯衍生的理論觀點包括︰
1. 市場機制在非重要決定是有效控制手段同時，卻未能通過公平、有效與穩定的門檻。
2. 錯綜複雜與動態的金融體系內生地產生嚴重不穩力量，因此嚴重蕭條是非干預資本主義的自然結果︰金融不能交給自由市場。
3. 在資本投資佔私人生產重要部份、投資財貨生產昂貴的經濟中，分散市場機制格外不穩與無效率。
4. 在資本主義組織下，當金融資源沒有受企業的市場力量保護，就不會冒險於大型、長期的資本財。假如要讓這種行業私營，就需要法例與制度認可的獨佔與寡頭。資本密集獨佔與寡頭最好應解讀為包稅者的特殊形態。大型資本密集生產單位需要公共管制，甚或全面公有。
5. 大政府資本主義比小政府資本主義穩定，原因在於政府赤字反商業週期以維持利潤的影響。然而，為避免大政府推高通脹，在通脹時預算必須設計成以政府盈餘限制利潤。
6. 稅收相對國民收入比例需大，才能令大政府在能力在通脹時產出盈餘。因此稅收設計減少分配無效率與逃漏稅非常重要。
除理論觀點外，經濟政策新基礎也需考慮歷史事實、制度特質與政策驅動力︰
1. 1980年代美國制度結構主要來自羅斯福時期，反映大蕭條後偏向投資與資本密集的觀點，反對勞動參與及通縮。大政府成功消除長期嚴重蕭條後，卻為經濟帶來通脹壓力。
2. 作者認為，政策目標強調投資與「經濟增長」而不是就業是錯誤。全民就業的經濟將會擴張，而以刺激資本密集私人投資追求加速增長，不但可能不會增長，也可能增加所得分配不平等、技術選擇效率欠佳與整體經濟表現不穩。
3. 認為投資帶來所有好事——就業、所得、增長、價格穩定——並無根據。不當投資與其融資會損害全民就業、消費、經濟成長與價格穩定。
4. 過度擴張與過於昂貴的轉移支付系統會令社會不穩，傾向減少實際國民所得，並為經濟帶來通脹壓力。
5. 作者寫作當時讓公共部門進行私人決定雖然廣受認同，卻損害公平與效率。適當的整體干預足以限制整體週期不確定，干預細節既無需要也不可取。
6. 政策必須認知到有效管理的限制，並偏向需要最少管理的政策機制。利用與設定市場機制優於監控經濟細節的機制。
作者指資本主義引起不平等、無效率與不穩，不平等與無效率不至於令經濟無法運作，不穩則會造成失業威脅，是資本主義最大的弱點。經濟計劃首先應解決不穩問題，然後盡量減少不平等。至於效率，作者指這是難以定義的目標，而且系統在分配有效率卻可能在穩定上沒有效率。
作者提出的改革計劃涵蓋四部份︰大政府、就業策略、金融改革與市場力量。在大政府方面，作者估算美國當時在大政府經濟中全民就業投資需佔國民生產總值16%至17%，考慮到衰退時政府以赤字支撐利潤，較寬鬆估計政府支出佔國民生產總值約在20%左右。原則上政府應平衡預算，以令國債維持其價值，為金融體系提供流通的優質短期資產。從赤字轉為盈餘也是對抗通脹的有力工具，政府支出與償付也不應按通脹調整令通脹更為嚴重。所有稅項都會對物價有影響，消費稅、公司所得稅、增值稅都傾向提高價格，只有個人所得稅傾向令物價下跌，減免個人所得稅會令價格上升。
若稅制希望對抗通脹，累進個人所得稅應為重心，其稅收會因名義所得改變而變動，有助穩定物價與利潤。 作者認為累進個人所得稅稅階應該擴闊，假如取消公司所得稅與社會保障供款，稅率也應提高，對極高所得群體稅率更應大為提高。
公司所得稅容許應課稅所得作利息扣減，鼓勵債務融資，對金融強固並不可取。廣告與營銷支出及行政人員開支也可從公司所得稅應課稅所得扣減，促使企業建立市場力量及無效率。作者認為，改革議程中應包括取消公司所得稅。
僱主為僱員在社會保障供款是一種增值稅，為逃避稅項商人會在生產技術以資本替代勞工。在資本密集技術與債務融資引起不穩下，僱主在社會保障供款既減少就業也會帶來不穩。作者認為劃一增值稅比社會保障供款這種局部增值稅更好。
風險趨避的銀行家要求借款人的市場力量保護，才會融資資本密集生產技術，因此用價格效率反對以消費稅推動政策目標並無說服力。作者認為稅制中應有足夠消費稅，利用價格系統與避稅行為達成社會目標。
在就業策略方面，勞動市場有以下四方面的就業策略︰(1) 在公營與私營機構推動不會引起通脹的基礎工資工作。(2) 改變轉移支付系統。(3) 撤除勞動參與的障礙。(4) 引入限制貨幣工資與勞動成本的措施。
在轉移支付系統上，政府應消除轉移支付對勞動參與的阻礙，改革需資產審查的撫養未成年兒童家庭援助(AFDC，按︰計劃已在1996年取消)，改為對所有16歲以下兒童發放援助，並視為應課稅所得。政府也應出資提供工資水平不會令私人工資有上升壓力的工作，以提升勞動參與，這也令政府有效設定最低工資水平。
作者建議重啟羅斯福時代的平民保育團(CCC)與全國青年部(NYA)，為年青人提供就業與訓練；以工作進程部(WPA)提供成人就業機會與安排失業保險，並以提供兼職工作計劃為目標。WPA每小時工資應較低，水平不會經常變動，以避免帶來通脹，並在私人僱主勞工需求上升時，讓WPA僱員的比例相應下跌。
在金融改革方面，作者認為聯儲局應擴大職權，主動防止令金融易於不穩的行為。聯儲局應關注金融關係的結構改變如何影響穩定，不應像作者寫作當時那樣袖手旁觀。經濟政策也應以就業而不是投資為主要目標以配合金融改革︰當銀行在資本主義經濟中是核心融資制度時，其受託人與追尋利潤者的角色互相衝突，龐大利潤機會令商業、投資與儲蓄銀行不能明確分界。
企業發行長期、特定的債務融資長期資本財時，可達至避險融資債務結構，有助穩定金融體系。然而當企業有能力以短期債融資持有長期財產，例如在股票市場由短期股票持有者融資時，企業則變成投機融資的工具，帶來不穩影響。當擁有市場力量的企業預期現金流不足以償付債務時，它會提升漲價與價格。假如這仍不足以增加收益，龐大企業會得到政府補助、特殊稅務寬免、公然擔保債務等幫助，這等同於以稅制支持企業，作者稱當時美國這種制度為偶發社會主義(contingency socialism)。
作者認為在大政府下，個別企業破產不會造成整體違約，反而令無法持續的龐氏融資轉變為可持續避險結構，因此破產應簡單便宜，讓限制通脹的競爭力量發揮作用。正如前述，企業所得稅鼓勵債務融資並帶來不穩，作者重申應取消企業所得稅。企業短期債也應指向資產而不是企業本身，聯儲局應擔當最後放款者，透過貼現窗準備參與這類融資。
作者認為銀行法與銀行監管機構應鼓勵獨立小型銀行成長，容許小型銀行參與投資、證券與商業業務，為小企業擔保及存放股本與發行債券。為控制銀行帶來不穩，銀行資產的數量與增長率需要受到限制，聯儲局應獲授權為所有銀行設定資產—股本比率，在銀行資本明顯不足時有權以限制股利為懲罰。
為鼓勵指向資產的融資，聯儲局應限制只有指向資產的短期融資貸款可獲重貼現，貼現窗也應直接或間接向其他金融機構，例如金融銷售與人壽保險機構，甚至一般商業企業開放。中央銀行應透過貼現窗控制銀行儲備金，以影響銀行對資產的偏好，當局也必須檢視銀行資產負債表與其借貸機構資產負債表的關係。以重貼現而不是公開市場操作決定銀行體系儲備金，好處是在金融體系脆弱時，中央銀行可控制短期信貸供應，地區儲備銀行也可與個別銀行及當地貨幣市場建立借款者關係。
作者更建議聯儲局為鼓勵避險融資，可有意透過緊縮銀行儲備引發金融危機，為投資組合帶來不確定，令投資組合未來增長引致金融體系脆弱的風險減低。
在市場力量與工業政策方面，作者指市場管制與政府干預的根據在於令市場重拾競爭表現，例如個別企業市場力量或其他市場失效出現時。政府也應讓知識得以廣泛運用，令更多人受益，而不是只有少數人從中獲利。作者認為反托拉斯的法律取向未能回應市場力量問題，工業政策應對個別組織的資產或僱員數目設限以助長競爭，視乎行業設定不同限制。改變企業所得稅、聯儲局操作方式與小企業有更多投資銀行服務，也應會助長新企業投入市場與現有小企業擴張。
WPA設下有效最低工資與大政府穩定整體利潤，令1930年代初工資與價格普遍下跌不再發生。因此，會傾向加強通脹壓力的農業、勞工、製造業與貿易價格下限，不再是大政府在資本主義的相關工具。美國發達的資本市場，可以讓需要財政重組的企業暫時由公共接管，分開企業仍可生存與無法生存的部份，將可存部份向資本市場出售成為新實體，不可存部份則可能在獲得資金下生存。重組後的企業或者可再轉為私營獲得融資，或者要由政府再融資以清算剩餘部份。鐵路與核電廠這兩種資本密集工業因外部性龐大，私人企業無法有效管理，作者認為應設立公營機構以作管理。
作者總結指，對資本主義的問題沒有簡易答案，需要進行整體而不是個別的改變。改革帶來的成功也不會長久，資本主義金融總會再將金融體系推向脆弱，不穩總會以新的外觀再次出現，到時就需要新時代的改革。
作者指自1960年代起金融系統脆弱，是源自二戰後金融關係與機構的累積轉變。經濟表現成功引發投機金融，讓基於1950至1960年代早期經驗的貨幣與財政政策失效，只依靠貨幣與財政政策操作不能重建1950至1960年代早期經驗的穩定。
作者申論他寫作時經濟最大的缺陷是不穩定，不穩來源並非外部衝擊或政策制定者無能無知，而是來自當時那種經濟類型的內部過程。擁有複雜、高度發展與不斷演變金融系統的資本主義經濟，其動態導致內在不一致的條件易於發展，這不一致或是猛烈通貨膨脹，或是嚴重蕭條。內在不一致不一定會完全實現，因為制度與政策可以控制不穩發展，讓它穩定下來。
作者指社會正義建立在個人從公私權力中心獲得尊嚴與獨立。為求尊嚴與獨立，經濟秩序需要讓收入從權利或公平交易而來，當中主要收入來源來自工作。因此，充份就業既是經濟也是社會的善。作者申明他偏好個人自由與民主權利，多於保障所謂財產權，這信念也影響本書的政策建議。
在資本主義下，經濟不穩傾向持續增強。市場參與者尋找早期警示，對經濟指標短期變動過份敏感。結果之一是投資者從其偏好正確跟隨波動獲得即時高回報，而不是由促進長期經濟增長與發展的投資，帶來較長期與穩定的較低回報。
1975年與1982年美國的金融危機都沒有引致經濟嚴重蕭條，而是衰退加上隨後的通貨膨脹。作者指當中原因有二︰一是大政府不只穩定就業與所得，也穩定了商業現金流動與資產價格；二是聯邦儲備體系與其他政府及私人機構合作，擔當起最後放款者的角色。
政府開支可以分為四類︰政府職位與政府服務支出、政府合約、轉移支付與政府債券利息。戰後大政府之所以較大，主要是由於軍事開支、轉移支付計劃與國債利息提高，尤其是轉移支付計劃。大政府讓國民收入下降自動轉為龐大政府赤字，是1974至75年經濟停止急劇下跌並轉為強勁擴張的原因之一。
政府赤字有三方面效應︰(1) 透過政府對商品、服務與勞工需求運作的所得與就業效應；(2) 透過令住戶與商業部門獲取盈餘或減少赤字運作的預算效應；(3) 因增加發行政府債券而出現的投資組合效應。轉移支付在無需工作下提供所得，讓住戶可支配所得增加，以維持經濟需求，卻也為經濟帶來通貨膨脹的偏向。
讓住戶與商業部門獲取盈餘或減少赤字不但本身在經濟衰退中重要，在住戶與商業部門負債時更是不可或缺，因為償還這些債務視乎企業盈利與住戶儲蓄。沒有政府龐大赤字，住戶與商業部門承擔債務能力在衰退時將大為減少，所得與利潤陷入下跌的惡性循環，會導致過去曾發生的債務通貨緊縮與嚴重蕭條。
政府債券沒有違約風險，金額以名義數目計算，購買力受物價水平影響。此外，政府債券由聯邦儲備體系保證可在市場交易。故此政府債券持有人獲保證在有需要時可以改變其投資組合。在衰退時，企業與金融機構透過持有政府債券可獲取安全與穩定的資產，企業以清空存貨及持有政府債券減少負債，銀行也能以增持政府債券增加其投資組合流動性，擴大資產與負債，避免商業減債令經濟需求與定期存款下跌。
在大政府以赤字穩定經濟產出、就業與利潤同時，最後放款者則穩定資產價格與金融市場。例如聯儲局接受以無法在市場出售的資產為抵押品，或直接購買這類資產。最後放款者需要及時介入，並確保再融資供應，以避免累計下跌引發大蕭條。其需求先於大政府的參與，以免投資與借債消費下跌的影響，超過大政府穩定所得與金融能力。
儘管最後放款者的行動可避免嚴重蕭條，卻為行動後的通貨膨脹設定條件。因為最後放款者保證部份合約條款能履行，不論市場或個別負債者的商業情況，因而減低它保證那些資產的違約風險。違約風險低的資產更容易在市場出售，亦即更有流動性。故此，最後放款者行動增加流動資產的實際數量，令市場上有貨幣特質的資產增加。銀行或類似機構可抵押這些資產，並用於放款或保有其他資產部位。經濟中整體融資能力因而上升，並可運用於提升資產價格或放款活動，有可能造成未來通貨膨脹式增長。
在1920年代前，商業銀行在儲備部位中有重要部份依靠聯儲局的貼現窗口，聯儲局與成員銀行有定期、每日的銀行聯繫，銀行為確保資金來源會遵從聯邦儲備銀行訂下的商業與資產負債表標準。在此之後，聯儲局主要儲備供應活動變成在公開市場買賣證券，不再與成員銀行有緊密與持續的商業關係，對成員銀行的影響大為減弱。
作者指聯儲局在決定貨幣供應時並不那麼有力，貨幣供應也不會控制所得。在短期內，市場行為在決定金融對所得的影響比聯儲局有力，長期而言，引入新的金融行為與新舊金融實踐規則演化是決定因素。為避免投機金融急劇增長釀成危機情況，令最後放款者需要干預，限制企業向外融資與銀行及其他金融機構支持急劇增長能力的制度改革可能有其需要。
在1974至75年金融危機中，最後放款者採取的技術是，將財困機構資產價格以歷史高位記帳，而不是當前市場低位，並由聯儲局、聯邦存款保險公司吸收或保持資產流動性，讓有問題機構得以再融資。聯儲局創造負債以替換私人借款者的負債，或保證提供融資，當中需保持靈活，以規則限制聯儲局行動會令其能力受限。聯邦存款保險公司則保障受困銀行的存款，並承擔受困機構所有非股本債務，防止擠兌發生。由於聯邦存款保險公司不會隨時擁有大量現金，其行動必先從聯儲儲備系統取得資金。作者指，既然聯儲局在最後放款者行動擔任主要角色，聯邦存款保險公司應更明確融入聯儲儲備系統，特別是在銀行監管方面。
企業償還負債所需現金來自利潤現金流、手上現金、出售資產或借貸。當某單位在任何期間預期現金收入都超過需償還現金，作者稱它處於避險融資(hedge finance)。合約訂明現金流在某段時期超出預期現金流入，則是處於投機融資(speculative finance)或龐氏融資(Ponzi finance)，在這種情況為償還當期負債需以出售資產、債務延期或再借貸取得現金，因此依賴當時金融市場狀況程度較高。
在二戰後，商業銀行以買賣國庫債券處理資產部位的佔比減少，聯邦儲備與存款相對總資產比重也一直下跌，銀行改為發展出各種盡量利用有限儲蓄的工具，包括存款證書、回購協議與向海外銀行借貸。獲取資產部位的方式增加，令聯儲局行動與供應融資量的關係不再那麼緊密，聯儲局緊縮財政政策與銀行及市場反應的時間落差更長。這容易令政策制定者過度反應，讓政策行動造成經濟走向金融危機邊緣。故此，二戰後金融體系的演化，令經濟更易走向不穩。此外，銀行放款活動增加，特別是向非銀行活動作短期融資，也易於令金融體系更為不穩。
非主流銀行(fringe banking)與銀行的從屬關係可以是金融系統脆弱的來源。在其他融資管道較昂貴或無法使用時，非主流銀行從核心銀行融資，令核心銀行持有與非主流機構類似的投資組合。當非主流銀行在市場明顯表現出虧損與周轉不靈時，銀行也可能會受損，導致骨牌效應令市場嚴重崩潰。
戰後新古典綜合學派指財政及貨幣政策能消除長期失業，在分散(decentralized)市場中也有自我改正力量讓經濟處於全民就業。作者指這似乎自相矛盾︰一方面指干預政策可消滅長期失業或慢性通脹，一方面卻指即使不做任何事，給時間讓經濟自行其事也可以維持價格穩定與全民就業。在實際情況中，新古典綜合學派未能解釋經濟內部運作怎樣造成本書當時定期出現的早期危機。
作者認為，我們需要能說明經濟正常運作如何造成不穩，並指導我們控制不穩的理論。1960年代中期的經濟表現，令任何聲稱相關的經濟分析需要說明︰
1. 當時主導的市場機制如何令個別產出與價格一致
2. 所得、產出與價格的過程如何決定
3. 為何一致情況不時失靈，換言之，為何經濟易受嚴重蕭條的威脅甚至其實現影響。
作者在之後在本書建立的理論，將解釋經濟為何會波動，顯示出定期不穩與不一致與脆弱金融結構的發展相關，這種發展在正常資本主義經濟中發生，體現在金融資本財所有權與投資上。很大程度上社會目標可由市場機制達成，但作者也指明市場資本主義既內生地不穩，也能導致財富與權力以令人厭惡的方式分佈。
新古典綜合學派忽視凱恩斯對資本財定價與資本主義金融機構特殊性質的元素。這些元素是建立對當前經濟情況詮釋與政策制定更佳理論的基礎。凱恩斯理論重點是經濟中的資本發展，注意到銀行界與企業交易的重要。
當分散資本主義經濟的定價機制，只有在適當政策或制度規則下才會導致產出與價格一致時，盲目相信與接受市場過程結果就無法成立。在經濟只能有條件一致下，立法或制度演化改變將影響維持一致所需的政策行動，無法一蹴而就。
此外，一致也需要替代原則在各個市場下生效才能成立，這包括需求曲線斜率為負數，價格上升會導致商品或服務需求量下跌；在相對其他商品價格上升時，需求量也會下跌。替代原則在投機與猜測元素重要的金融與資本財市場上，並不是經常生效。某種金融工具或資本財相對價格提升，可能會增加這資產的需求量，讓價格上升有利於價格進一步上升。
作者指新古典理論正確指出在嚴格條件下，競爭市場機制可指導生產滿足消費者需求，特別是那些市場並不依賴(1) 整體經濟穩定；(2) 投資步伐與方向的決定；(3) 所得分配；(4) 資本財運用佔比較高行業。但失業帶來工資與價格改變不會令投資上升以消除失業，以及中央銀行與其他金融管制用於回應金融市場的不一致，均表現出自由市場不是當時資本主義金融機構的經濟中，普世通用的政策方案。
在個別單位別無選擇，只能自行為自己謀取最大利益，而且當下價格總是主導的經濟中，價格與產出會達成一致。但在企業擁有市場力量，獨佔過多並互相對抗時，市場就可能無法達成一致結果。除此之外，當決定需將未來會發生的事納入考慮時，市場也可能不再有效協調。資本財的本質需要考慮未來，參與者不可能在下決定時已確知未來會怎樣，未來發生的事可能會令價格不再認證現時決定。
凱恩斯分析核心將現存資本財獲利程度、投資與持有資本財的融資條件，以及投資的供給情況，整合為有效投資需求理論。在這理論中投資是需要時間的過程，依附在利潤預期上，因此投資決定總是在不確定下進行。正因為這不確定，投資者及其融資者尋求在不利變動下，可獲保障並能調整投資組合的資產負債架構。凱恩斯在1935年的理論表示，不穩是資本主義內在與無法避免的缺陷，這在新古典綜合學派遭到忽視，後者將資本家、資本財與金融市場排除在經濟分析之外。
漢生(Hansen)式標準凱恩斯模型強調在達致全民就業水平前，每單位產出的供應價格趨向不變或轉變緩慢。總需求超過全民就業水平工資與價格才會上升，總需求少量不及全民就業水平，工資與價格下跌幅不大，只有在總需求跌至某水平下價格才會傾向下跌。假定消費視乎稅負與轉移後的所得，產出與勞動力總需求視乎投資、淨出口、與政府支出。在所得不及或超過目標水平時，政府開支或支出改變可以用於抵銷差額，財政政策成為指導經濟的工具。作者指，漢生式模型簡單有力，但未有考慮金融與貨幣因素，未能對1960年代中期後的金融不穩提供有效政策指導。
赫斯(Hicks)以投資—儲蓄／流動性偏好—貨幣供應模型表達凱恩斯學說，即IS-LM模型。投資—儲蓄曲線斜率向下，流動性偏好—貨幣供應曲線斜率向上，兩者交點表示可滿足貨幣與商品市場的利率與所得水平。在利率接近或達至零時，利率不受貨幣供應影響，財政政策失效，這種情況稱為流動性陷阱。此時投資不足造成失業，政策可循三種方式增加就業︰一，以政府開支增加所得，例如政府稅務與開支計劃；二，以政府補助及擔保增加投資，例如房貸擔保、農業補助、國防開支等；三，減低相對於預期利潤的投資成本，例如稅務豁免與所得稅調整。
作者認為赫斯模型所指的利率與投資關係並非必然，即使低利率表示生產最好在高資本產出比例進行，也不代表投資，即資本財的改變率，必然上升。此外，赫斯模型假定貨幣供應由管理當局如聯儲局決定，忽視凱恩斯所指在資本主義經濟中，貨幣供應是從金融活動中創造。赫斯模型並未包含勞動力供應過量會導致勞動力需求上升的經濟，因此沒有古典思想中勞動市場主導均衡的特徵，不屬新古典綜合學派。
帕廷金(Patinkin)解析則以實質平衡效應(real balance effect)完成綜合新古典與凱恩斯學說︰失業令工資與價格下跌，造成按價格調整的貨幣供應增加，然後這增加的財富會提高消費相對所得比例。在一段時間後，勞動力供應將不再會過剩，達至全民就業，價格也停止下跌。價格與貨幣供應比例只在均衡狀態下維持，在非均衡狀態下則會變動。
作者指，帕廷金解析勾劃出經濟怎樣從不均衡走向均衡，卻讓新古典綜合學派無法解釋，經濟最初為何會出現失業或通脹情況，不均衡最初怎樣發生。此外，帕廷金解析的貨幣供應不是聯儲局報告那貨幣供應，而是未納入銀行系統中私人債務的貨幣供應，就像貨幣供應只有固定價格的黃金一樣。這並未考慮到現今世界中，投資融資與資產部位中的貨幣創造行為，也沒有顧及價格下跌會令擁有資本財者的債務負擔增加。帕廷金效應只有在長期折磨與產出及就業大幅下跌，令價格也大幅下跌時才會相關。
綜觀新古典綜合學派，作者指它沒有考慮經濟內部不穩力量，只能將持續出現的不均衡狀態，歸咎於系統中阻礙均衡機制的過程，例如工會阻礙工資下跌令失業持續。新古典綜合學派也對歷史時間沒有想法，其經濟模型只存在於真空中，不了解工資與價格下跌的影響。它讓合理政策限於調整支出與稅收，以及操作貨幣供應。當下對未來的想法，以及當下融資的可能選擇，對市場為資本財訂價有重要影響，卻不在新古典綜合學派政策議題中。它對當今經濟不穩很可能是由於金融市場、資產價格與利潤流向表現並不關注。此外，新古典綜合學派承諾操弄貨幣與財政政策，就能維持在穩定價格下全民就業，導致經濟學家忽視工業結構與所得分配對整體經濟表現的影響。
在資本主義經濟中，投資融資與擁有資本財存量產生貨幣償付的承諾，也就是合約訂明的現金流。為使經濟產出與需求一致，價格不只要滿足資源分配與產出配給函數，也要確保(1) 產生剩餘；(2) 所得分給資本財(即利潤)；(3) 資本財的市場價格，與成為資本財的現時產出生產成本一致；(4) 商業債務償付得以履行。只有在過去獲現在證實，未來也預期會證實現在投資與融資決定時，病態樂觀者以外的人才會投資。價格必須帶有利潤以鼓勵投資，在科技決定成本中再加上漲價(markup)償付債務，支付融資、管理、附屬成本，並滿足現金流需求。
設Pc與Qc分別為消費財貨的價格與數量，Wc與Nc為消費財貨的科技水平必須工資與僱用人數，再假設經濟只有工人與收取利潤者，工人將其所有所得用於消費，收取利潤者則完全不消費，從而令消費財貨需求等於總工資數，不受利潤所得影響。在只生產消費財貨下，會得出︰
PcQc = WcNc
資本所得πc (利潤) = PcQc - WcNc = 0
然而在納入投資財貨後，設Wi與Ni分別為投資財貨的科技水平必須工資與僱用人數，則︰
PcQc = WcNc + WiNi
πc = PcQc – WcNc = WiNi
消費財貨利潤等於投資財貨的總工資數，總利潤等於總投資量。在投資只會在預期未來會有利潤發生下，投資只會在預期未來也會有投資才能進行。在這簡單模型中，價格形成的方式為︰
Pc = [WcNc/Qc] [1+WiNi/WcNc]
由於Qc/Nc為消費財貨勞動力的平均生產力(Ac)，因此︰
Pc = [Wc/Ac] [1+WiNi/WcNc]
假設Wc = Wi，則變成︰
Pc = Wc/Ac (1+Ni/Nc)
換言之，消費財貨價格水平，與工資水平，以及投資財貨僱用人數相對消費財貨僱用人數成正比，與消費財貨平均勞動生產力成反比。
當模型加入政府考慮後，利潤就不只是由投資組成，而是投資加上政府預算赤字。在衰退時政府赤字阻止利潤下跌，讓商業債務的負擔不致加重，甚至可能會減輕。對外貿易赤字則會減少利潤，令全民就業所需利潤與政府赤字水平增加。政府赤字令消費財貨價格水平上升，對外貿易赤字則會限制本地生產消費財貨價格水平。
在放寬前述模型的行為假設，讓工人儲蓄部份所得，並讓收取利潤者將部份所得用於消費後，消費財貨價格水平會因儲蓄部份工資而下跌，因利潤用於消費而上升。假如利潤用於並非生產技術決定的管理與輔助服務工資，這些工資又會用於消費財貨，則消費需求會上升，令產品的漲價上升。企業經由廣告、產品開發與銷售方式取得並維持市場力量的市場增加，會產生通貨膨脹壓力。然而，當管理與輔助服務工資比生產工資高，令前者的工資儲蓄比例傾向較高時，則會令利潤下降，令給予資本家與尋租者的現金流減少。
在供給成本方面，總成本由四項元素組成︰(1) 科技水平訂定的成本；(2) 管理成本；(3) 償還債務款項；(4) 滿足提供資本財所付的代價。在收益大於四項元素總和時，過去投資與融資決定完全符合預期，但在收益只大於頭三項元素總和，卻少於四項元素總和時，債務獲得償付，但支付資本財的成本則未能全面回收。按此，需要運用昂貴與極為專門的資本財，以及大規模債務融資的企業，前提似乎是要擁有市場力量，能在需求下跌時限制價格變動，令收益超過成本的四項元素總和。
政府開支也是一種盈餘分配，稅款令勞工每單位產出可支配所得低於科技決定的供應價格，並提高產出的供應價格。投資與政府開支為經濟定調，卻不是由現時經濟表現來決定︰政府開支由政策決定，投資則由現在對未來的觀感決定。
對大部份企業而言，利息支付、廣告支出、行政人員薪資與債務償付大多是在之前定下，不受當下產出影響，而滿足這些支出所需現金流則視乎利潤。在當下利潤不足時，企業需以手頭現金、借貸或出售資產支付。假如是以借貸支付，就代表成本曲線上升，意味著現時利潤不足令滿足未來要求所需現金流增加。當企業欠債，債務條款只能透過重新談判更改，這可能包括公開或非公開破產。換言之，在資本密集生產技術、以債務融資商業部位、管理與輔助服務開支比重較大的經濟中，商業破產會較易發生。在風險趨避的投資與融資者要求下，資本密集工業的自然市場結構是寡頭與獨佔競爭。
投資是資本主義經濟中利潤的主要部份，是經濟走向的重要決定因素。這種經濟的基本週期特質，取決於利潤、資本財價格、金融市場狀況與投資的相互關係。在經濟平穩增長一段時期後，商業企業與金融中介回應經濟的成功，改變其可接受及屬意的債務結構，引起投機景氣令金融結構脆弱不穩。
金融不穩假說有兩項基本命題︰(1) 資本主義市場機制無法導致可持續、價格穩定、全民就業的均衡狀態；(2) 嚴重商業週期原因在於資本主義不可或缺的金融特徵。資本主義經濟是指，生產工具私有，總收益與勞動成本的差距為資本財所有者提供所得。資本財可以交易與抵押，由擔保與抵押生產工具或未來所得產生的金融工具也可以交易。因為資本與金融財可以交易，它們有由市場決定的價格，視乎資本財未來預期帶來的所得而定。
作者指資本主義經濟任何期間都存在失調力量。在債務通貨緊縮與嚴重蕭條後的就業不足狀態並不是均衡，而是在轉折狀態，當中價格與工資下跌不足以提高就業，因為價格與工資下跌令利潤減少，之前的債務無法償還，企業也未能融資作投資。
當就業不足轉為暫時可持續的全民就業，各種資本與金融財的相對價格也會改變，引致屬意的融資安排改變。可透過借債融資取得資本與金融財部位的經濟中無法避免投機元素，當中資本財的需求由其預期獲利決定。商人與銀行家投機在未來現金流與金融市場狀況的意願，反映出借債融資部位的程度。暫時持續的全民就業令他們願意借更多債，金融機構則以發明「新」形式貨幣、貨幣替代品與融資投巧為回應。更多貨幣形式與數量用於融資資本與金融財額外需求或更多投資，令資產價格上升，增加資本所得、投資與利潤，經濟會嘗試擴張至安定的全民就業狀態之外。
資本財價格視乎擁有權帶來的現金流與其流動性，現金流受市場與經濟狀況影響，流動性則視乎資產容易並確保能轉為貨幣的程度。一般而言，貨幣供應增加會令資產價格上升，但在例如嚴重蕭條後，對流動性的需求過多， 貨幣供應增加就不會令資產價格上升。而在預期通脹會急速上升時，貨幣供應增加會令資產價格急劇上升。當資產帶來的現金流上升時，貨幣的流動性價值下跌，資產價格因資本化比例及預期回報增加而上升。這可能會帶來一段平穩期，卻會令可接受債務—股本比上升。
投資決定的供應因素視乎勞動成本與短期利率，需求因素則受資本財價格與預期融資結構及條款影響。投資顯然帶有時間面向，因而包含不可知的不確定情況，令借款與放款者要求有安全邊際(margin of safety)。安全邊際影響外部相對內部融資的可接受比例，近期經驗顯示外債可輕易償付時，負債比例傾向增加；具代表性單位未能履行債務合約時，可接受負債比例則會減少。
投資一項計劃，首先要預期回報超過投資成本足夠多以補償不確定，然後要看該計劃是否獲得融資。融資來源包括現時經營所需以外的手上現金與等同資產、股利及稅後利潤與外部資金。作者寫作當時經濟以外部資金融資投資為特色，受安全邊際水平與其可接受程度影響。
金融市場狀況影響投資的方式包括︰內部資金或淨值的槓桿程度、資本財需求價格、投資財貨供應價格，以及短期與長期利息對這兩種價格的影響。短期利率大幅上升會在一段醞釀期後令投資財貨供應價格顯著上升，長期利率上升會令資本財需求價格下跌，這表示在一般情況而言，資本財價格及投資供應價格的差距，與利率走勢成反比，低利率會令兩種價格差距較大，導致外部相對內部融資比例上升。
1970年代起美國經濟有不同表現的主要原因，是融資方式在簽約時指定償付結構，並反映當時主流市場情況與預期。在特定制度與規則下，金融創新的獲利機會，以及立法、行政及中央銀行的干預，都介入從金融強固轉為金融脆弱的過程中。工業化經濟融資也會助長不穩︰行為長期資本財融資，當長期資產由短期債務融資，可能令銀行與商業關係中出現債務償付與經營收入不一致。
避險融資(hedge finance)、投機融資(speculative finance)與龐氏融資(Ponzi finance)可從現金流與債務的關係說明。現金流有三種︰所得、資產負債表與投資組合，所得現金流是另外兩種現金流的基礎，包括工資、薪金、成品與半成品付款。當已實現及預期所得現金流足以滿足單位的未償付負債，該單位就處於避險融資，不需要視乎金融市場情況以履行條款。當經濟以所得現金流滿足資產負債表償付為主，較不易形成金融危機，處於金融強固。
但在預期收入不及資產負債表現金流，即債務需要透過延期或增債才能償付時，延期債務以償付者處於投機融資，增加債務以償付者則處於龐氏融資，這些單位需視乎金融市場情況以履行條款。當經濟廣泛透過轉移投資組合，即買賣資產以滿足資產負債表償付為主，則會較易處於金融危機，或至少有潛在金融脆弱。債務重組往往是試圖將投機融資轉為避險融資，債務豁免則是試圖將龐氏融資轉為投機融資。
避險融資、投機融資與龐氏融資單位，都會受減少資產中現金流的經濟發展影響。經營所得減少或欠債違約都可能令避險融資單位轉為投機融資。這不是由於經濟其他地方出錯，就是原本的避險融資特質，是基於對成本、市場及其發展不切實際的預期，對商品與生產因素市場過份樂觀。另一方面，除了商品與生產因素市場事件外，投機融資與龐氏融資單位也會受利率變動——即金融市場發展——影響，利率增加令現金流償付增加，卻沒有增加預期收益。此外，投機融資與龐氏融資必須持續再融資其部位，因而受金融市場不穩影響。經濟中投機融資與龐氏融資比重越大，整體安全邊際就越窄，金融結構也越脆弱。
金融脆弱出現過程由避險融資主導開始。避險融資系統中短期利率明顯低於長期利率，令投機融資以短期債務融資資本財或長期債務有利可圖。更多投機令資產需求與價格上升，帶來資本所得。在強固金融體系中的獲利機會，令強固轉為脆弱成為一種內生現象。
金融危機過後，銀行家與商人畏於投機融資與龐氏融資，而在大政府政策下，金融危機後政府赤字支撐所得、就業與商業利潤。這令商業利潤相對商業投資比例增加，並減少資本財部位的外部融資。政府赤字也將公債注入銀行及其他金融機構的投資組合，減少銀行與金融體系的違約曝險。在經歷金融危機後的衰退後，經濟展現出比危機前更強固的結構。
避險融資系統的獲利機會不必然即時令金融體系脆弱，當中的阻隔包括︰(1) 主導借款人與放款人的風險限制；(2) 需時建立可吸收資本財擁有者負債，以及滿足財富擁有者流動性及價格保證的工具；(3) 需確保投機融資者可獲再融資，金融創新也需時間推廣；(4) 市場參與者抗拒相信潛在利潤的樂觀預測，特別時在金融危機過後。
當投資計劃有外部融資參與時，利率變動會影響計劃成本。特別是在長期計劃中，複利令利率變動顯著改變計劃成本，負債利息也令計劃延期更為昂貴。企業在外部融資時有兩項安全邊際︰持有投資組合的流動資產，以及預期利潤超過計劃成本，這兩項安全邊際會影響企業的信貸評級。當利率上升時，投資計劃的預期資本所得減少，這會令企業後續的投資計劃評級下跌，進一步增加融資成本，繼而再減少投資計劃的預期資本所得，過程有如是自我實現預言。
投資榮景令不同金融機構與各種金融工具互相連結，直至利率上升至利潤邊際消失。榮景中斷會引發金融危機、嚴重蕭條與債務通縮，還是較小規模的衰退，視乎整體經濟流動性、政府部門相對規模與最後放款者的行動。作者認為，趨向投機融資與以債務融資投資本身就是制度結構與政策預期的結果，適當制度組織與政策，可以減少經濟受金融危機影響的程度。
銀行家安排貿易、投資與資本財部位融資時創造貨幣。銀行向商業借款時增加貨幣供應，令投資或擁有資本財的意欲變為有效需求。資本主義經濟正常運作有賴所得產出系統產生利潤以償還債務，與金融系統放款引發投資與利潤。
新古典綜合學派認為商業銀行只是機械、靜態、被動地運作，對經濟行為沒有重要影響。銀行業對經濟的影響只有貨幣供應量與利率過渡轉變，兩者均可由中央銀行控制。但作者指實際上，銀行是動態、創新與創造利潤的商業，銀行家主動以調整資產與負債尋求利潤，這不只會影響融資的數量與分配，也影響價格、所得與就業週期表現。
金融市場與銀行影響投資的方式包括︰金融市場決定資本財現值，因而決定投資產出的需求價格；獲融資投資數量視乎銀行程序；投資供應價格則視乎融資成本。在不確定與現時對未來觀點影響資本財價格的世界，當資本財需求價格相對投資產出供給價格上升，會令投資上升，導致利潤上升，利潤相對未償還債務比率、銀行與金融市場融資供應與商人投資意欲也會增加。銀行為利潤滿足其商業客戶增加的投資意欲，令整個過程呈正向與不穩的反饋。
金融體系整體強固或脆弱程度來自銀行家的貸款。銀行家傾向經營現金流足以還款的貸款，有助於維繫強固的金融體系。銀行家著重抵押品價值與資產預期價值時，就容易令脆弱的金融體系出現。
銀行獲利率可由每單位資產淨值增加，或資產相對擁有人投資增加而上升。第一種方法意味著尋求資產與負債利率的更大差距。為提升資產利潤，銀行家有誘因接受更長期或更高風險的資產。為減低負債利率，銀行家需要對存戶提供更多安全承諾，包括更短期負債與提供特別保證，提供更好服務，並創造新型票據與金融工具。
第二種方法則是增加槓桿比率，例如資產0.75%獲利，資本相對資產比率由6%減至5%，帳面獲利會由12.5%增至15%。自1960至1974年，美國的銀行槓桿比率增加50%，促進銀行客戶短期借貸上升，增加商業負債中投機與龐氏融資的比重，讓經濟走向金融脆弱。同時，在當時稅制下，銀行總裁最有效的致富方法，是股票選擇權在股價上升後帶來的資本利得。股價與每股獲利及其預期增長率相關，令銀行經理人著重於增長，導致槓桿比率上升，這會使安全邊際減少，讓經濟更易走向不穩。
傳統上銀行冒險受在銀行陷入危機時會有損失的存戶及合作伙伴限制。但自二戰後存款保險與聯儲局干預，在銀行破產時傾向保障所有非股本銀行負債，存戶不再擔憂銀行的存續能力時，顧客監控就沒那麼重要。合作伙伴監控表現在銀行危機時，對銀行在貨幣市場借款要求額外利率。在銀行無法出售大額存單與借入聯邦基金時，它會被逼在聯邦儲備貼現窗借款。換言之，中央銀行行動令存戶及合作伙伴監控銀行減弱。
存戶及合作伙伴監控減弱，讓銀行測試在限制銀行曝險中更為重要。作者指，他寫作時的銀行測試程序，無法控制巨型銀行複雜資產與負債的風險。1970與1980年代問題銀行數目與複雜程度增加，正是銀行曝險在日益週期環境下增加的結果，例子包括1974至76年銀行在REITs與1980年代初在海外借貸的問題。銀行測試者沒有足夠權力限制巨型銀行，測試程序也對銀行業缺乏理解。測試者需要認識銀行借貸的預期現金收益從何而來，分析不同經濟情況下銀行的運作。作者認為，要有效控制銀行帶來的混亂影響，需要為槓桿比率設限，並以保留盈餘方式，限制銀行股本增長水平配合非通脹的經濟增長。
金融創新接受程度視乎主觀評估持有貨幣的流動性溢價。在經濟暢通運作一段時間後，流動性的價值下跌，更進取的金融運作更為人接受。金融機構可以增加其資產—股本比例，不會顯著失去其負債信用。在這情況下，進取金融機構提供大量融資，令資本財價格上升，鼓勵短期而投機的資本財融資與投資。
自利可達致市場均衡在金融市場上並不成立。在商品市場上，供應過程產生相等於供應市場價值的收入；在金融市場上，融資需求由反應迅速的銀行家的融資供應抵銷。此外，當融資供應超出現時資本財與投資相對價格需求時，過剩供應會提高資本財相對投資產出供應的價格，提高投資與融資的需求。金融脆弱是市場內部過程的產物。
作者這樣批評當時監管當局對金融運作視而不見︰
Institutions such as the Federal Reserve, which were introduced in an effort to control and contain disorderly conditions in banking and financial markets, are now slaves of an economic theory that denies the existence of such conditions. Today's standard theory argues that the authorities should focus on the money supply and should operate to achieve a constant rate of growth of this construct. The authorities, in large part, accept the validity of this view. As a result, the officials making monetary policy wear blinders that restrict their vision, so that they tend to ignore the financing relations by which monetary phenomena affect activity. (p. 280)
作者認為當局應認識到指導與控制金融使用與運作的演變。創新永遠會領前監管者，當局無法阻止投資組合的結構改變。他們可以做的，是為不同資產訂立股本—吸收比例，確保銀行資產—股本比例受限。存款保險當局也應有權限制與控制受保障銀行的商業行為。重新以貼現窗為銀行儲備標準來源，可令聯儲局更緊密監控商業銀行，防止銀行放款與持有資產過快擴張。
通脹——即消費物價——的轉變，等於工資增長率減去勞動生產力增長率加上漲價(markup)成長率。在資本主義經濟中，通脹的因果鏈由投資或政府開支增加開始，兩者都會令漲價增加。在金融合約以貨幣計價下，未經通脹調整的貨幣工資與貨幣利潤流，會決定債務能否獲得償付。即使經通脹調整的實際工資與利潤不變，當貨幣工資與利潤上升，勞工與企業償債能力也會增加。
貨幣工資購買力與消費財貨產出成正比，與投資財貨相對消費財貨的工資與就業比例成反比。換言之，當消費財貨產出增長率高於工資，物價會傾向下跌；當投資上升，經濟則有通脹壓力。此外，當企業花費在僱員醫療、廣告、產品開發等方面時，也可視為廣義的利潤分配，令消費需求上升，帶來通脹壓力。
通脹可分為兩種，一種是貨幣工資增長不及價格增長，第二種是即使貨幣工資增長追上甚至超過價格增長，價格依然因漲價因素相對消費財貨產出增加而上升。第二種通脹不能自我維持，但在工資購買力大幅下跌，令工會、僱主或政府干預增加工資時，物價持續上升會引發工資上升，因而令物價進一步上升。
在1960至1980年代，即使在失業率高企時通脹與貨幣工資上升仍然持續，這種滯脹(stagflation)出現在轉移支付急升、政府持續赤字、政府工資快速增加的時代。即使在衰退中，商業利潤與消費物價也能維持甚至上升，銀行受政府政策支持在多次金融危機中生還，結果造成物價飛漲。
這時美國經濟並沒有就業與通脹間的取捨(Phillips curve)，其特色為︰(1) 局部有效的工會主義，在工會有效的行業中，經濟不景不會導致貨幣工資減少；(2) 即使在嚴重衰退也支撐利潤的大政府，政府支出相對消費財貨產出增加令物價上漲；(3) 運用昂貴與較長期資本財的行業比重很大，令勞動成本漲價帶來的穩定現金流更為重要。
當貨幣工資預期會長期上升，投資者，尤其是金融工具的投資者，會尋求預期可維持或增加其按價格調整資本價值的投機活動。這會帶來各種商品與工藝品泡沫，融資條款也會按預期通脹修改。在利率快速調整以反映預期通脹後，履行金融合約的負擔將不會在通脹時減少，通脹過程不會導致進一步投資。預期通脹破壞投資活動、就業與價格上升的連結，通脹率不再與失業率成反比。
政府若要在沒有衰退下控制通脹，需要增加相對於需求的消費財貨產出，認識到消費財貨產出令物價下跌，投資與政府支出則令物價上升。在大政府市場經濟中，以轉移支付及軍事開支達隨政策全民就業目標，而沒有帶來有用產出時，透過控制貨幣供應或貨幣工資率控制通脹只能獲得短暫成功。作者描述大政府既是幸事(blessing)也是禍害(curse)︰大政府預防債務通縮與嚴重蕭條發生，卻帶來通脹。
其中一種阻止通脹的方法是讓消費財貨大量湧入經濟，當中一種做法是在國際貿易帳中有明顯赤字。當1982年美國失業率高企，聯邦增加州與地區支出的計劃平穩下來或減少，1983與84年進口貨物湧入該國市場，通脹率就開始下跌。
作者在提議政策前先指明，沒有一蹴而就解決資本主義缺點的方案，特別是金融創新必然會令不穩問題繼續出現。在1980年代經濟政策討論以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多少為中心，但作者指我們必須承認經濟不穩的特質，並調查現有制度與政策干預是否放大或減少這種不穩。政策必須以一致可行方式涵蓋整體經濟範圍，不能只是零碎的改變，這只會令情況更差。
作者認為政策的理論基礎，應來自凱恩斯那些在轉變為正統理論時失去的貢獻，從凱恩斯衍生的理論觀點包括︰
1. 市場機制在非重要決定是有效控制手段同時，卻未能通過公平、有效與穩定的門檻。
2. 錯綜複雜與動態的金融體系內生地產生嚴重不穩力量，因此嚴重蕭條是非干預資本主義的自然結果︰金融不能交給自由市場。
3. 在資本投資佔私人生產重要部份、投資財貨生產昂貴的經濟中，分散市場機制格外不穩與無效率。
4. 在資本主義組織下，當金融資源沒有受企業的市場力量保護，就不會冒險於大型、長期的資本財。假如要讓這種行業私營，就需要法例與制度認可的獨佔與寡頭。資本密集獨佔與寡頭最好應解讀為包稅者的特殊形態。大型資本密集生產單位需要公共管制，甚或全面公有。
5. 大政府資本主義比小政府資本主義穩定，原因在於政府赤字反商業週期以維持利潤的影響。然而，為避免大政府推高通脹，在通脹時預算必須設計成以政府盈餘限制利潤。
6. 稅收相對國民收入比例需大，才能令大政府在能力在通脹時產出盈餘。因此稅收設計減少分配無效率與逃漏稅非常重要。
除理論觀點外，經濟政策新基礎也需考慮歷史事實、制度特質與政策驅動力︰
1. 1980年代美國制度結構主要來自羅斯福時期，反映大蕭條後偏向投資與資本密集的觀點，反對勞動參與及通縮。大政府成功消除長期嚴重蕭條後，卻為經濟帶來通脹壓力。
2. 作者認為，政策目標強調投資與「經濟增長」而不是就業是錯誤。全民就業的經濟將會擴張，而以刺激資本密集私人投資追求加速增長，不但可能不會增長，也可能增加所得分配不平等、技術選擇效率欠佳與整體經濟表現不穩。
3. 認為投資帶來所有好事——就業、所得、增長、價格穩定——並無根據。不當投資與其融資會損害全民就業、消費、經濟成長與價格穩定。
4. 過度擴張與過於昂貴的轉移支付系統會令社會不穩，傾向減少實際國民所得，並為經濟帶來通脹壓力。
5. 作者寫作當時讓公共部門進行私人決定雖然廣受認同，卻損害公平與效率。適當的整體干預足以限制整體週期不確定，干預細節既無需要也不可取。
6. 政策必須認知到有效管理的限制，並偏向需要最少管理的政策機制。利用與設定市場機制優於監控經濟細節的機制。
作者指資本主義引起不平等、無效率與不穩，不平等與無效率不至於令經濟無法運作，不穩則會造成失業威脅，是資本主義最大的弱點。經濟計劃首先應解決不穩問題，然後盡量減少不平等。至於效率，作者指這是難以定義的目標，而且系統在分配有效率卻可能在穩定上沒有效率。
作者提出的改革計劃涵蓋四部份︰大政府、就業策略、金融改革與市場力量。在大政府方面，作者估算美國當時在大政府經濟中全民就業投資需佔國民生產總值16%至17%，考慮到衰退時政府以赤字支撐利潤，較寬鬆估計政府支出佔國民生產總值約在20%左右。原則上政府應平衡預算，以令國債維持其價值，為金融體系提供流通的優質短期資產。從赤字轉為盈餘也是對抗通脹的有力工具，政府支出與償付也不應按通脹調整令通脹更為嚴重。所有稅項都會對物價有影響，消費稅、公司所得稅、增值稅都傾向提高價格，只有個人所得稅傾向令物價下跌，減免個人所得稅會令價格上升。
若稅制希望對抗通脹，累進個人所得稅應為重心，其稅收會因名義所得改變而變動，有助穩定物價與利潤。 作者認為累進個人所得稅稅階應該擴闊，假如取消公司所得稅與社會保障供款，稅率也應提高，對極高所得群體稅率更應大為提高。
公司所得稅容許應課稅所得作利息扣減，鼓勵債務融資，對金融強固並不可取。廣告與營銷支出及行政人員開支也可從公司所得稅應課稅所得扣減，促使企業建立市場力量及無效率。作者認為，改革議程中應包括取消公司所得稅。
僱主為僱員在社會保障供款是一種增值稅，為逃避稅項商人會在生產技術以資本替代勞工。在資本密集技術與債務融資引起不穩下，僱主在社會保障供款既減少就業也會帶來不穩。作者認為劃一增值稅比社會保障供款這種局部增值稅更好。
風險趨避的銀行家要求借款人的市場力量保護，才會融資資本密集生產技術，因此用價格效率反對以消費稅推動政策目標並無說服力。作者認為稅制中應有足夠消費稅，利用價格系統與避稅行為達成社會目標。
在就業策略方面，勞動市場有以下四方面的就業策略︰(1) 在公營與私營機構推動不會引起通脹的基礎工資工作。(2) 改變轉移支付系統。(3) 撤除勞動參與的障礙。(4) 引入限制貨幣工資與勞動成本的措施。
在轉移支付系統上，政府應消除轉移支付對勞動參與的阻礙，改革需資產審查的撫養未成年兒童家庭援助(AFDC，按︰計劃已在1996年取消)，改為對所有16歲以下兒童發放援助，並視為應課稅所得。政府也應出資提供工資水平不會令私人工資有上升壓力的工作，以提升勞動參與，這也令政府有效設定最低工資水平。
作者建議重啟羅斯福時代的平民保育團(CCC)與全國青年部(NYA)，為年青人提供就業與訓練；以工作進程部(WPA)提供成人就業機會與安排失業保險，並以提供兼職工作計劃為目標。WPA每小時工資應較低，水平不會經常變動，以避免帶來通脹，並在私人僱主勞工需求上升時，讓WPA僱員的比例相應下跌。
在金融改革方面，作者認為聯儲局應擴大職權，主動防止令金融易於不穩的行為。聯儲局應關注金融關係的結構改變如何影響穩定，不應像作者寫作當時那樣袖手旁觀。經濟政策也應以就業而不是投資為主要目標以配合金融改革︰當銀行在資本主義經濟中是核心融資制度時，其受託人與追尋利潤者的角色互相衝突，龐大利潤機會令商業、投資與儲蓄銀行不能明確分界。
企業發行長期、特定的債務融資長期資本財時，可達至避險融資債務結構，有助穩定金融體系。然而當企業有能力以短期債融資持有長期財產，例如在股票市場由短期股票持有者融資時，企業則變成投機融資的工具，帶來不穩影響。當擁有市場力量的企業預期現金流不足以償付債務時，它會提升漲價與價格。假如這仍不足以增加收益，龐大企業會得到政府補助、特殊稅務寬免、公然擔保債務等幫助，這等同於以稅制支持企業，作者稱當時美國這種制度為偶發社會主義(contingency socialism)。
作者認為在大政府下，個別企業破產不會造成整體違約，反而令無法持續的龐氏融資轉變為可持續避險結構，因此破產應簡單便宜，讓限制通脹的競爭力量發揮作用。正如前述，企業所得稅鼓勵債務融資並帶來不穩，作者重申應取消企業所得稅。企業短期債也應指向資產而不是企業本身，聯儲局應擔當最後放款者，透過貼現窗準備參與這類融資。
作者認為銀行法與銀行監管機構應鼓勵獨立小型銀行成長，容許小型銀行參與投資、證券與商業業務，為小企業擔保及存放股本與發行債券。為控制銀行帶來不穩，銀行資產的數量與增長率需要受到限制，聯儲局應獲授權為所有銀行設定資產—股本比率，在銀行資本明顯不足時有權以限制股利為懲罰。
為鼓勵指向資產的融資，聯儲局應限制只有指向資產的短期融資貸款可獲重貼現，貼現窗也應直接或間接向其他金融機構，例如金融銷售與人壽保險機構，甚至一般商業企業開放。中央銀行應透過貼現窗控制銀行儲備金，以影響銀行對資產的偏好，當局也必須檢視銀行資產負債表與其借貸機構資產負債表的關係。以重貼現而不是公開市場操作決定銀行體系儲備金，好處是在金融體系脆弱時，中央銀行可控制短期信貸供應，地區儲備銀行也可與個別銀行及當地貨幣市場建立借款者關係。
作者更建議聯儲局為鼓勵避險融資，可有意透過緊縮銀行儲備引發金融危機，為投資組合帶來不確定，令投資組合未來增長引致金融體系脆弱的風險減低。
在市場力量與工業政策方面，作者指市場管制與政府干預的根據在於令市場重拾競爭表現，例如個別企業市場力量或其他市場失效出現時。政府也應讓知識得以廣泛運用，令更多人受益，而不是只有少數人從中獲利。作者認為反托拉斯的法律取向未能回應市場力量問題，工業政策應對個別組織的資產或僱員數目設限以助長競爭，視乎行業設定不同限制。改變企業所得稅、聯儲局操作方式與小企業有更多投資銀行服務，也應會助長新企業投入市場與現有小企業擴張。
WPA設下有效最低工資與大政府穩定整體利潤，令1930年代初工資與價格普遍下跌不再發生。因此，會傾向加強通脹壓力的農業、勞工、製造業與貿易價格下限，不再是大政府在資本主義的相關工具。美國發達的資本市場，可以讓需要財政重組的企業暫時由公共接管，分開企業仍可生存與無法生存的部份，將可存部份向資本市場出售成為新實體，不可存部份則可能在獲得資金下生存。重組後的企業或者可再轉為私營獲得融資，或者要由政府再融資以清算剩餘部份。鐵路與核電廠這兩種資本密集工業因外部性龐大，私人企業無法有效管理，作者認為應設立公營機構以作管理。
作者總結指，對資本主義的問題沒有簡易答案，需要進行整體而不是個別的改變。改革帶來的成功也不會長久，資本主義金融總會再將金融體系推向脆弱，不穩總會以新的外觀再次出現，到時就需要新時代的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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