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完了Stiglitz的The Euro，本書2016年出版，由於主題是現在進行式，部份內容到現在可能已經不適用，不過大致上還可以參考。
作者一開始就指歐元區1992年採用單一貨幣，卻沒有建立讓其可行的制度，令綁定匯率造成後來的衰退與蕭條。歐元本來應該是提升歐洲經濟表現與政治及經濟聯繫的工具，但後來手段卻變成目標，為了維持歐元令歐洲團結受損，危機國家陷入蕭條。
在經濟與政治多元下採用單一貨幣，代表這些國家之間只有單一匯率與利率，即使這一匯率與利率適合大部份成員國，運作上也需要各種制度協助不適合的少數國家，而歐洲未能建立這些制度。除了歐元本身的結構外，作者也批評在歐元危機後歐洲採取的政策，特別是向危機國家施行撙節政策，大幅削減政府開支，推行無關終止衰退的「結構改革」。作者認為歐元結構本身才是最需要改革，但改革進展緩慢，令歐元區無法恢復增長。
作者認為歐元區面臨選擇，它可以推動整合，建立共同銀行存款保障與共同借款機制；或者考慮讓歐元區有序分拆為兩個或更多的貨幣區，雖然財政與情感的代價龐大，總比在混亂中結束好；第三項選擇是作者提出的「彈性歐元」，承認現時歐洲整合不足以維持單一匯率，讓各國的歐元匯率有異，但保留歐元已建立的成就，待歐洲各國足夠團結後才逐漸收窄匯率差距，邁向單一貨幣體系。
經濟整合超越政治整合無法順利，原因在於整合會令各國更為互相依靠，令一國行動影響其他國家，因此更需要集體行動，確保各國做更多有利聯盟其他成員的事。此外，大部份政策會令部份人獲益，部份人受損，政治整合可讓部份贏家得益轉移給政策受損者，在其中一項政策受損者也有信心下次他們會獲益，長遠而言令所有人都更好。換言之，沒有足夠政治整合，經濟聯盟不能採取必須集體行動令整合適用於所有人，部份群體也幾乎比沒有整合情況更差。
在歐元危機後，危機國家必須「自願」接受德國接受的方案，以避免拒絕接受帶來的後果，包括被逼退出歐元區。危機國家並不相信這些「自願」方案，導致這些方案不大可能有效實行，而且在政治上也難以維持。希臘選民以公投表示並不接受這些方案，但即使歐元區國家據指保有大部份主權，希臘政府卻不得不接受，這令歐洲民主價值受損。而且如下面所示，希臘人民需為這些方案忍受社會代價，卻沒有帶來據稱出現的經濟復甦。
歐元危機後歐元區經濟狀況並不理想，2015年區內GDP僅高於2007年0.6%，特別是危機國家GDP水平倒退；危機國家國民大量出國尋找工作，令國內人才減少；政府支出下跌，失業率在2015年為近11%，尤其是青年失業率是平均失業率一倍；不平等增加，希臘的堅尼系數從2010至2014年增加5%，2012年希臘兒童貧困率估計為40.5%。經濟無法快速恢復至全民就業水平，摧毀了人力與組織資本，帶來長期不良影響。
單一貨幣聯盟令個別國家不能依靠調整匯率，讓商品價格下跌增加出口，也不能任意調整利率以維持全民就業，因此在面對經濟衝擊時需要以其他方法調整。作者以美國各州為例，指出這些調整機制之一是移民，而美國各州有共同語言、全國社會計劃與美國人身份認同，令移民相對容易。
另一調整機制是聯邦財政支持，特別是全國福利計劃如醫療保險、失業保險與社會保障，聯邦政府也有裁量權直接支持有困難的州份，例如在這些州花費更多軍事開支。第三項機制是聯邦儲備局與聯邦存款保險公內可出手拯救陷入嚴重困境的國內銀行，各州不需要獨力拯救金融危機。
歐元區在缺乏這些調整機制下，當成員國之間經濟結構不夠相似，單一貨幣聯盟難以確保所有國家維持全民就業以及沒有國家不會長期貿易失衡，部份國家為達至全民就業，在短期內只能維持對外赤字。
歐元區的趨同條款限制成員國政府財政赤字，令區內國家面對危機時，不能運用利率、匯率與財政赤字工具回應。歐洲部份有力人士聲稱「內部貶值」，即下調國內工資，可帶來調整經濟的效果。但危機經驗則是即使在高失業率下工資下跌仍然有限，可以有效工資理論指工資過低會減弱工人誘因解釋。工資下跌也未能有效刺激出口，企業資金來源不足，並已受危機衝擊，為整固資產負債表而保持價格不變。內部貶值帶來的GDP下跌卻遠超預期，原因在於與對外貿易無關的非交易商品需求與產出下跌，而且在危機國家欠債以歐元計價下，內部貶值令債務負擔增加，經濟變得更脆弱，所有支出減少。
作者指像德國以限制工人工資增長的競爭性貶值，是「以鄰為壑」的政策，讓自己實質匯率相對低於其他歐元成員國。在危機中，保持盈餘令原本受衝擊而不足的總需求較難上升，而且在處理國際貿易不平衡上，盈餘國家減少盈餘比赤字國家減少赤字容易，例如提高國內工人最低工資，讓工人所得增加，購買更多包括國外的商品。德國是作者寫作時歐元區盈餘最多的國家，2015年盈餘估計為4520億美金，這令區內其他成員自行減少赤字非常困難。
作者也批評歐元區注重政府財政赤字而不是貿易赤字的做法，指貿易赤字可以由私有部門過剩引起，限制政府赤字不會減少這種貿易赤字。西班牙與愛爾蘭的例子顯示，即使兩國政府在危機前有盈餘，當私有部門貿易赤字造成的房產泡沫爆破，也會影響經濟表現。
在危機中資金對銀行體系的信心，會受銀行體系所屬政府是否有能力並願意拯救受困銀行影響，這又部份取決於減少紓困可能的制度框架、紓困所需特別基金與確保存戶全身而退的程序是否存在。危機中資金外流時，危機國家的銀行需要支付更高利息才能留住資金，但更高利息令企業難以借貸，經濟放緩，這又會令銀行更易陷入危機，需要進一步提供利率，形成惡性循環。
歐元區內歐洲中央銀行為整區設定單一利率，但各國政府債利率卻各有不同，經濟表現較差與負債較多的國家借債利率較高，表示歐元結構本身就會令各國差距擴大。此問題解決方法是歐元區內所有銀行全面的共同存款保險，以消除資金從歐元區弱國流至強國的誘因。然而德國強調共同存款保險會導致財富轉移，而歐元區不是轉移聯盟，在沒有共同結算程序之前，不能設立共同存款保險。
歐洲在金融管制上進度緩慢，現時歐洲管治架構較易令各國「爭相向下」，放寬管制與減稅以競逐資金與金融機構，而且歐洲通用的金融管制與監管也未必能切合不同國家環境。歐洲各國也在國內負債、技術勞工、公共投資、科技與財富上出現差異，這需要在共同歐洲債券、歐洲投資銀行、工業政策等方面尋求解決辦法。
作者認為歐洲中央銀行的根本問題是缺乏民主問責，歐元危機與全球金融危機已顯示出中央銀行不斷進行政治決定，其政策有重大分配影響，貨幣政策並非只是技術官僚行事。歐洲中央銀行只獲授權關注通貨膨脹，忽略金融穩定，也對失業率缺乏關注。此外，當物價因食物與燃料價格而上升時，歐洲中央銀行為壓低通脹而加息會進一步削弱需求，令受食物與燃料價格影響的勞工再受打擊。
在危機時當時歐洲中央銀行行長特里謝譴責工資水平過高，無視於當時歐洲需求不足的事實，甚至威脅西班牙首相改革勞工市場，否則不會拯救西班牙銀行。中央銀行家多數出身至金融業，也會透過旋轉門在離職後重任金融界高職。作者質疑這會令中央銀行，不論在美國還是歐洲，偏袒銀行與金融市場的朋友，放鬆金融業的管制，帶來其後的危機。
歐洲中央銀行時獨立中央銀行的論點建基於三項假設︰只需要處理通貨膨脹、以貨幣政策打擊通脹是純粹技術官僚事務、中央銀行獨立有助於打擊通脹。金融危機後證明前兩項假設並不成立，第三項則是對民主極為不信任，認為貨幣政策落在民主政府手上會出現以通脹刺激經濟贏取選舉。但作者指事實上民主選民較這假設有智慧，強烈懲罰過度支出的政府。
繼美國與日本後歐洲中央銀行也推出量化寬鬆試圖令經濟復甦，但此政策在各國都效果有限，作者指這是由於量化寬鬆協助經濟的三種途徑效果較弱︰以匯價下跌刺激出口因貿易伙伴同樣如此而失效；房貸與長期利率雖然下跌，但壟斷銀行享受低利率帶來的額外利潤，未有相應增加放貸；股價上升甚至泡沫只令非常富有者受惠，對增加需求影響有限。
作者對三頭馬車——歐盟委員會、歐洲中央銀行與國際貨幣基金——在歐元危機後向危機國家推行的各種政策多有批評。財政緊縮政策令經濟放緩，政府收入減少，社會支出增加，對改善政府財政幫助有限。外來勢力強加並非累進、缺乏民主共識的稅收，引發國內不滿，損害社會信任與自願服從。私有化處理不當造成壟斷、貪污與外國控制，相關企業不顧民眾利益，利潤外流也令國際收支平衡更差。削減退休金猶如盜取工資。國際貨幣基金附帶條件的拯救計劃未能挽回信心。
作者也批評三頭馬車推行的「結構改革」與危機無關，注重非貿易商品不會改善經常帳，對牛奶、麵包規格與藥物售賣方式的規定更是無關宏旨。作者指對經濟真正重要的改革包括︰容許歐元區成員國推行適合自己的工業政策、推動平等、平衡歐元區各成員的權利、改革金融界與應對氣候變化。
為了令歐元體系更可行，作者建議歐元區結構應實行以下改革︰一，組成有共同監管、存款保險與結算程序的銀行聯盟，而在景氣不佳時監管需要靈活應對。二，建立共同債券，如歐元債。
三，改革穩定框架，包括修改馬斯特里赫特趨同條款；建立穩定團結基金在有需要時提供拯救銀行、失業保險、中小企業貸款等款項；建立自動穩定機制；為創造信貸提供彈性，例如為歐洲中央銀行與歐洲金融監管機構設立更多工具；管制金融蘇過度擴張；推行更主動抗景氣循環的財政政策。
四，減少成員各國差異，包括防止盈餘、盈餘國推行擴張的工資與財政政策、改善成員國的公共基建。五，推動全歐全民就業與增長的宏觀經濟政策，特別是歐洲中央銀行使命應包括就業、增長與經濟穩定，而不是只著重通脹。
六，各成員國的改革，包括促使金融業服務社會、改革企業管治、建立適用於大量企業與家庭同時破產的破產法，以及推動環保投資。七，致力於共享繁榮，限制各成員國「爭相向下」的管制放鬆與減稅競爭，並在歐洲層級中加強重分配機制，例如徵收全歐層面入息稅。
在應對危機政策方面，作者強調處理危機需要裁量權與彈性，不能只遵從既有規則。政策應從緊縮政府開支轉為推動經濟成長，意識到財政政策的作用，可透過增稅同時增加開支發揮「平衡預算的乘數效應」。部份歐元區國家，特別是希臘，高債務已長期拖慢經濟增長，作者認為這些國家應實行債務重組，並可以GDP計價債務為工具，這也有讓債權人與債務人利害一致的好處。
假如歐元區無意或無法實行上述改革，假如是由希臘退出歐元區，作者建議可以電子貨幣形式讓希臘貨幣轉換成希臘歐元，透過匯率調整與貿易限額管理國際收支平衡，以增稅及債務重組應對財政赤字，包括將歐元計價債務改以希臘貨幣計價，並需要註銷部份債務。更容易的做法是德國與部份北歐國家退出歐元區，採用新貨幣，好處是餘下歐元危機國家可調整歐元匯率，不會增加債務負擔。
在更整合歐元改革與歐元區分離之外，作者也提出彈性歐元的選項。其基本理念為保留歐元區既有成功制度，但不同國家歐元匯率在一定範圍內波動，當歐元各國隨時間日漸趨同，波動範圍或許能逐漸縮小。這選擇同樣需要電子貨幣與出口配額配合，也需要為各國盈餘設限，並積極推動生產力趨同，例如基礎建設、教育與科技突破的公共投資。
作者總結指，現時單一貨幣正威脅歐洲的未來，繼續匍匐而行並不可行，不應為歐元犧牲更重要的歐洲計劃。為了歐洲與世界，歐洲應作出更好選擇，改變現時的歐元體系。
2017年10月31日 星期二
2017年10月24日 星期二
合作的物種
看完了《合作的物種》，主題是探討合作行為怎樣在演化中出現，由於作者研究方法運用代理人基模型，內容有許多數學符號，大體略過。
本書兩個論點為︰一，人並非只為自利合作，也真心認同合符道德行為本身有價值，為群體成功付出能激起正面情緒，沒有貢獻會引發羞恥或罪惡感；二，這些道德情操建立的原因，是我們祖先自然與社會結構傾向讓彼此合作群體比其他群體更適合生存與發展，合作傾向有演化的根源。合作行為不只限於親屬與互惠互利，範圍遠超家庭，而且只有一次合作機會人們也願意合作。更根本的解釋是人們合作會感到愉快，自覺有義務合作，也會在懲罰「搭便車」的人時感到愉悅，作者稱這些感受為「社會偏好」。
作者提出利他社會偏好得以維持的三種原因︰一，人們會以不同方法保護利他成員不受自利成員剝削，如漠視或放逐自私者；二，社會化系統令個別成員內化合作規範，為公共目標貢獻與懲罰違規者本身成為值得追求的目標；三，群體間資源與生存競爭是人類演化的決定力量，多數成員合作群體較能在挑戰中生存，佔據缺乏合作精神群體的土地，並以繁衍及文化傳播推廣合作行為。
人類在認知、語言與身體能力令其合作形式較為獨特，這些能力有助形成社會規範、建立體制、推廣規定、說明後果、警告與懲罰違規者，心理能力則發展出社會情緒與非親屬身份特徵，令代價高昂的群體衝突更容易發生。人類發展可形塑特質與漫長成熟期令社會情緒與身份建立更可行。運用投擲武器令群體懲罰違規成員代價減少，更容易狩獵大型動物，為合作帶來利益，投擲武器也令群體衝突更致命，群體競爭形成更有力的演化力量。
即使自己沒有得到甚麼，人們仍會與他人合作、獎勵合作者與懲罰搭便車者，這種行為偏好稱為「強相互性」。各種實驗發現受試者一開始會積極合作，但團體內有較多搭便車者時，合作次數會越來越少。強相互性的人懲罰搭便車者有助合作，但有效懲罰需要有正當性，懲罰要傳遞出道德信號。不同文化群體行為有極大差異，但沒有群體只遵循自利公理，群體界線則會影響利他行為。
作者指僅以互惠利他解釋人類合作行為的限制，是在超過兩人的群體中，成員無法由自己的收益推斷背叛從何而來，而報復式背叛也會波及其他成員，在其他成員誤將報復式背叛視為搭便車行為時，會激起更多報復式背叛，令合作無法維持。在缺乏社會偏好的情況下，人們不一定會將私人資訊如實轉為公開資訊，因而令互惠利他或爭取聲望的間接互惠模型，無法充分解釋不考慮道德、只關心一己之利者的合作行為。
現有對更新世晚期人類的知識，也不支持親緣利他或互惠利他足以解釋更新世晚期人類合作的說法。更新世晚期人類祖先生活並不侷限於封閉小型群體，家族與自利不是僅有社會基礎。當時的人類交遊廣闊、熱心公益並相當好戰，為共同保險、貿易、交配等網絡帶來好處，也在結盟與戰爭中獲益。更新世晚期高死亡率與人口急劇減少分散，群體時常衝突與氣候不穩也令群體本身的壽命有限，這都不利於互惠利他演化。遺傳資料則指出群體內部成員血親關係不太親近，因此以親緣為基礎的選擇模型也不可行。
群體層級制度傳承來自以習得行為為基礎的文化傳播，在作者的模型中，族群成員成年或新成員會遵循既有制度，但這不是規矩學習的結果，而是在大家都如此行事時，這樣做是最好的回應方式。個人是基因或習得個人行為的載體，群體則是制度的載體，成功群體成長至一定程度後會分裂成兩個群體，在挑戰下滅亡的制度失敗群體所在地，則會由鄰近群體佔據，兩種情況都會複製制度。規範成員競爭的群體制度也會受選擇壓力限制，當群體採取食物分享、防止男性領導者壟斷繁衍權力等減少差異的制度時，可促進個人成本高卻對群體有好處的行為擴散。
在沒有正向或負向聚合的族群中，不論本位還是利他特性都不能在偏好高收益的文化或基因選擇過程中倖存。本位與利他特質在早期人類間擴散需要三項條件︰一，多數利他者需同時有本位傾向，而且本位者同時是利他者；二，本位利他者必須要有其他本位利他者共處同一群體；三，人類祖先的生活環境，必須能讓足夠多本位利他者願意為同胞與外人衝突，並在資源競爭中勝出。這些群體利益或許可以抵銷對本位與利他特性不利群體內部選擇力量。
既然懲罰背叛者需要付出代價，更可能會波及合作者，懲罰或許會降低所有群體成員的平均收益。此外，當懲罰者人數沒有優勢，懲罰搭便車者的代價就會很大，而且代價要由自己承擔。作者指以上困難可以兩項實證特質解決，首先是只在懲罰者足夠多時才會實行懲罰，否則懲罰者只會口頭上表示願意進行懲罰，以規避懲罰成本。其次，懲罰有規模報酬遞增的特性，當懲罰者人數上升時，實行懲罰的總成本會下降。考量這兩項特質後，懲罰既可以在罕見情況下擴散，也可以在很普遍時提高群體平均適應能力，但是會降低懲罰者的適應能力。
社會偏好的文化傳播受三方面互動影響，一是親代傳給子代的「垂直傳播」，當親代部份特性與更高適應能力有關，就能成功演化；二是鄰居、老師、宗教領袖等長輩與年輕人互動產生的「斜向傳播」，讓年輕人更社會化以內化特定規範；三是以收益為基礎的社會學習，人們會比較自己與他人的行為，並仿傚看來較成功者的做法。
文化傳播與內化過程獨特地影響人類對情境的享樂式反應，令降低適應能力的行為也可能受推廣。相對於天擇，以文化傳播內化規範在激發提升適應能力行為上也有更好表現，原因是個人適應能力最大化通常不會令群體成員平均適應能力最高，而且相對於以基因傳播的特性，文化傳播內化規範面對環境轉變時能更快適應。
羞恥與罪惡感這些社會情緒，令人類可以免卻最適化的複雜過程，只接收一條簡單訊息︰無論做的是甚麼，可以的話立即停止，並以後不再做。兩項選擇優勢令社會情緒得以成功演化︰一是有些人資訊不完整，處理資訊能力不足，或可能傾向低估未來增加的成本與利益，在缺乏社會情緒下，人很可能會對社會的非難反應遲緩，擁有社會情緒則可警告我們避免不良後果。二是社會情緒，特別是羞恥，會帶來群體競爭優勢。因為在羞恥感普遍時，對反社會的懲罰格外有效，懲罰只需偶一為之，故此羞恥感普及可讓群體更為合作，懲罰代價較小，面對挑戰時存活機率也更高。
作者總結指，社會偏好擴散來自人類建立制度的獨特能力，以及習得行為的文化傳播。此外，更新世晚期的大量採集遊群，也令強相互者與其他利他合作者在競爭中佔優勢。「基因文化共同演化」與「多層次選擇」，構成作者解釋利他合作行為在人類普及的解釋主軸。
本書兩個論點為︰一，人並非只為自利合作，也真心認同合符道德行為本身有價值，為群體成功付出能激起正面情緒，沒有貢獻會引發羞恥或罪惡感；二，這些道德情操建立的原因，是我們祖先自然與社會結構傾向讓彼此合作群體比其他群體更適合生存與發展，合作傾向有演化的根源。合作行為不只限於親屬與互惠互利，範圍遠超家庭，而且只有一次合作機會人們也願意合作。更根本的解釋是人們合作會感到愉快，自覺有義務合作，也會在懲罰「搭便車」的人時感到愉悅，作者稱這些感受為「社會偏好」。
作者提出利他社會偏好得以維持的三種原因︰一，人們會以不同方法保護利他成員不受自利成員剝削，如漠視或放逐自私者；二，社會化系統令個別成員內化合作規範，為公共目標貢獻與懲罰違規者本身成為值得追求的目標；三，群體間資源與生存競爭是人類演化的決定力量，多數成員合作群體較能在挑戰中生存，佔據缺乏合作精神群體的土地，並以繁衍及文化傳播推廣合作行為。
人類在認知、語言與身體能力令其合作形式較為獨特，這些能力有助形成社會規範、建立體制、推廣規定、說明後果、警告與懲罰違規者，心理能力則發展出社會情緒與非親屬身份特徵，令代價高昂的群體衝突更容易發生。人類發展可形塑特質與漫長成熟期令社會情緒與身份建立更可行。運用投擲武器令群體懲罰違規成員代價減少，更容易狩獵大型動物，為合作帶來利益，投擲武器也令群體衝突更致命，群體競爭形成更有力的演化力量。
即使自己沒有得到甚麼，人們仍會與他人合作、獎勵合作者與懲罰搭便車者，這種行為偏好稱為「強相互性」。各種實驗發現受試者一開始會積極合作，但團體內有較多搭便車者時，合作次數會越來越少。強相互性的人懲罰搭便車者有助合作，但有效懲罰需要有正當性，懲罰要傳遞出道德信號。不同文化群體行為有極大差異，但沒有群體只遵循自利公理，群體界線則會影響利他行為。
作者指僅以互惠利他解釋人類合作行為的限制，是在超過兩人的群體中，成員無法由自己的收益推斷背叛從何而來，而報復式背叛也會波及其他成員，在其他成員誤將報復式背叛視為搭便車行為時，會激起更多報復式背叛，令合作無法維持。在缺乏社會偏好的情況下，人們不一定會將私人資訊如實轉為公開資訊，因而令互惠利他或爭取聲望的間接互惠模型，無法充分解釋不考慮道德、只關心一己之利者的合作行為。
現有對更新世晚期人類的知識，也不支持親緣利他或互惠利他足以解釋更新世晚期人類合作的說法。更新世晚期人類祖先生活並不侷限於封閉小型群體，家族與自利不是僅有社會基礎。當時的人類交遊廣闊、熱心公益並相當好戰，為共同保險、貿易、交配等網絡帶來好處，也在結盟與戰爭中獲益。更新世晚期高死亡率與人口急劇減少分散，群體時常衝突與氣候不穩也令群體本身的壽命有限，這都不利於互惠利他演化。遺傳資料則指出群體內部成員血親關係不太親近，因此以親緣為基礎的選擇模型也不可行。
群體層級制度傳承來自以習得行為為基礎的文化傳播，在作者的模型中，族群成員成年或新成員會遵循既有制度，但這不是規矩學習的結果，而是在大家都如此行事時，這樣做是最好的回應方式。個人是基因或習得個人行為的載體，群體則是制度的載體，成功群體成長至一定程度後會分裂成兩個群體，在挑戰下滅亡的制度失敗群體所在地，則會由鄰近群體佔據，兩種情況都會複製制度。規範成員競爭的群體制度也會受選擇壓力限制，當群體採取食物分享、防止男性領導者壟斷繁衍權力等減少差異的制度時，可促進個人成本高卻對群體有好處的行為擴散。
在沒有正向或負向聚合的族群中，不論本位還是利他特性都不能在偏好高收益的文化或基因選擇過程中倖存。本位與利他特質在早期人類間擴散需要三項條件︰一，多數利他者需同時有本位傾向，而且本位者同時是利他者；二，本位利他者必須要有其他本位利他者共處同一群體；三，人類祖先的生活環境，必須能讓足夠多本位利他者願意為同胞與外人衝突，並在資源競爭中勝出。這些群體利益或許可以抵銷對本位與利他特性不利群體內部選擇力量。
既然懲罰背叛者需要付出代價，更可能會波及合作者，懲罰或許會降低所有群體成員的平均收益。此外，當懲罰者人數沒有優勢，懲罰搭便車者的代價就會很大，而且代價要由自己承擔。作者指以上困難可以兩項實證特質解決，首先是只在懲罰者足夠多時才會實行懲罰，否則懲罰者只會口頭上表示願意進行懲罰，以規避懲罰成本。其次，懲罰有規模報酬遞增的特性，當懲罰者人數上升時，實行懲罰的總成本會下降。考量這兩項特質後，懲罰既可以在罕見情況下擴散，也可以在很普遍時提高群體平均適應能力，但是會降低懲罰者的適應能力。
社會偏好的文化傳播受三方面互動影響，一是親代傳給子代的「垂直傳播」，當親代部份特性與更高適應能力有關，就能成功演化；二是鄰居、老師、宗教領袖等長輩與年輕人互動產生的「斜向傳播」，讓年輕人更社會化以內化特定規範；三是以收益為基礎的社會學習，人們會比較自己與他人的行為，並仿傚看來較成功者的做法。
文化傳播與內化過程獨特地影響人類對情境的享樂式反應，令降低適應能力的行為也可能受推廣。相對於天擇，以文化傳播內化規範在激發提升適應能力行為上也有更好表現，原因是個人適應能力最大化通常不會令群體成員平均適應能力最高，而且相對於以基因傳播的特性，文化傳播內化規範面對環境轉變時能更快適應。
羞恥與罪惡感這些社會情緒，令人類可以免卻最適化的複雜過程，只接收一條簡單訊息︰無論做的是甚麼，可以的話立即停止，並以後不再做。兩項選擇優勢令社會情緒得以成功演化︰一是有些人資訊不完整，處理資訊能力不足，或可能傾向低估未來增加的成本與利益，在缺乏社會情緒下，人很可能會對社會的非難反應遲緩，擁有社會情緒則可警告我們避免不良後果。二是社會情緒，特別是羞恥，會帶來群體競爭優勢。因為在羞恥感普遍時，對反社會的懲罰格外有效，懲罰只需偶一為之，故此羞恥感普及可讓群體更為合作，懲罰代價較小，面對挑戰時存活機率也更高。
作者總結指，社會偏好擴散來自人類建立制度的獨特能力，以及習得行為的文化傳播。此外，更新世晚期的大量採集遊群，也令強相互者與其他利他合作者在競爭中佔優勢。「基因文化共同演化」與「多層次選擇」，構成作者解釋利他合作行為在人類普及的解釋主軸。
2017年9月15日 星期五
機率陷阱
看完Gerd Gigerenzer的《機率陷阱》，主題是生活中風險的應用與誤用。作者指在聽到某事發生的機率時，要先了解這數字的分母是甚麼，例如明日降雨機率有30%，不是指明日有30%時間下雨，也不是指有30%專家說會下雨，而是如果明天重複一百次，有三十次會下雨。絕對風險與相對風險也值得留意，譬如說風險增加百份之百是說相對風險，但絕對風險可能只是從七千份之一增加至七千份之二。
我們非常害怕短時間造成大量傷亡但機率很低的事，這種「可怕風險」在社群少於一百人的狩獵社會中，大量傷亡可能會造成群體滅絕，但現在個人存亡已不再依靠人數較少的部落，只是腦內恐懼並沒有消失，可怕風險繼續觸動我們內心恐慌。
作者認為只要用合適方法，教育可以令人們更認識風險與分析。專家有時是製造問題的人，自己不夠了解風險，缺乏與大眾溝通技能，或存在利益衝突。複雜的解答並不一定解決複雜問題，簡單原則反而較為聰明，少即是多。
已知風險與未知風險屬不同層次，我們掌握已知風險所有可能、後果與選擇，需要邏輯與統計思考幫助我們決定；未知風險在現實世界更常出現，當中我們要面對突發狀況，作者指，這需要利用直覺與經驗法則幫助決定。人生許多問題，需要同時運用兩種技能才能解決。
機率有三個面向︰頻率、實體設計與信心程度。頻率與算數有關，計算發生次數除以總數以得出相對發生頻率。實體設計是人為創造出特定機率，例如骰子的完美對稱設計令每一數字出現機率為六分之一。信心程度建基於人的經驗與印象，例如證人的證詞可信程度有多高。頻率與實體設計是已知風險，但信心程度主觀而充滿變數，未必能處理世上所有未知情況。
經驗分則能在有意識或潛意識下使用，潛意識運用經驗法則就是直覺，特點為︰一，在腦海中很快閃過；二，我們不是很清楚其背後邏輯與原因；三，感覺不會強至我們想付諸行動。
將已知風險當成沒有風險會產生「零風險錯覺」，例如檢測出陽性結果不代表一定患病，也可能是假陽性。將未知風險誤以為是已知風險則是「風險可知錯覺」或「火雞錯覺」，例如感恩節前火雞認為自己最安全，或者投資模型應用在真實世界反而導致災難。
作者指大腦運作方式是︰大腦無法接收所有外界資訊，但大腦智慧能以現在資源做出聰明猜測，這系統能犯下好的錯誤，可以從錯誤中學習。作者與《快思慢想》的Daniel Kahneman在直覺與認知偏誤的看法頗有不同，作者認為接受外界資訊再根據環境推測是人類認知體系的優點而非缺陷。好錯誤能幫助我們不斷學習發現，會犯錯的系統才是有智慧系統。
各種行業、企業與群體都有不同處理錯誤的文化，光譜一端是不敢犯錯的犯錯文化，出錯時會盡力隱藏，難以從中學習與發現；光譜另一端是改錯文化，鼓勵成員公開檢視錯誤，鼓勵好錯誤。作者舉例在運用檢查表上，航空業較接近改錯文化，醫療業則較接近犯錯文化，差異包括︰首先，醫院權力架構令檢查表較難落實，讓護士不易越權提醒醫生的缺失；其次，航空安全後果由乘客與機師共同承擔，但在醫院，病人過世不會令醫生有生命危險；第三，航空公司不太可能隱瞞墜機事件，但病人由醫療疏失死亡較少受報導。
防禦性決策是指為保護自己在事情出差錯時不受波及，所以比起較理想的選項，還是選擇較能保護自己的選項。在醫療上是醫生因害怕被告，讓病人接受不必要檢測或治療，就算這些程序可能危害病人生命安全的防禦性醫療。一項對美國賓夕法尼亞州醫生的調查指，最常做的非必要檢測是CT、MRIs與X光。醫師不會因過度治療而被告，反而因害怕被告不敢提供最好的意見。在美國，金錢也是防禦性醫療一項重要誘因，醫生為病人進行各種檢測，可從保險公司領取大筆保金，好好解釋病情，卻不會帶到多少錢。
不需親身經歷，我們也可以兩種方式學習恐懼，即社會模仿與生物準備。社會模仿指所屬社會族群害怕某事，那我們也要害怕此事。這讓不同文化間，甚至同一文化內，令人恐懼與安心的事物可以有很大差異。生物準備融合先天條件與後天刺激，我們對某項事物的恐懼已內建在身體，並由社會刺激激發，例子有蜘蛛、爬蟲類、打雷、害怕被拒絕等恐懼。
儘管銀行專家預測表現不佳，但企業主管仍花費請專家預測，或許是因為不知道銀行預測不準備，但也可能是因為請人預測能分攤自己的責任，當企業損失時將責任推給銀行，是一種防禦性決策。
複雜投資模型表現不比簡單的1/N法則——平均分配資金在N種投資目標——好，反映凡事應盡可能簡單，但不能過於簡化，當中決定準則是︰一，未知因素越多，越應簡化；二，眼前選擇越多，越應簡化；三，歷史數據越多，複雜模型越適用。
雖然作者訪問大企業管理人員時發現當中不少以直覺決策，層級越高的主管越會仰賴直覺，但他們在公開場合中卻不會承認。對直覺敬而遠之的理由有︰大家預期決定是基於合理解釋、群體決策中很難以直覺為自己辯護與焦慮沒有全盤考慮所有事實。作者指主管會以事後製造理由與防禦性決策隱藏直覺，前者花費企業時間、金錢與資源，後者則會造成最佳選擇無法實現。作者認為，良好領導由充滿經驗法則的工具箱，以及快速判斷哪條規則適用甚麼情境的直覺力構成。
作者指出在未知情況下，最佳解答不一定會有最好結果，選擇避免最壞結果的極小極大經驗法則更能減少不確定性。運動專長也反映出無意識智慧，經驗老到者有意識思考反而會令表現變差。在第一次去的餐廳點餐，比起忙於搜索整份菜單找出最好選擇，選擇第一項選項或跟隨友人反而既可省下時間，又可減少或許會錯失最好選擇的沮喪。購物也是如此，比起尋找永遠無法得知是最好的可能，選擇第一個夠好的選項更令人滿意。
我們總是覺得多名子女中排中間那位較少受父母照顧，這未必與父母是否偏心有關。作者以1/N規則模擬多名子女受父母照顧時間，在兩名子女時每名孩子的總照顧時數一樣，但在三名子女或以上家庭，中間的小孩從未與獨得與父母相處時間，總是要與其他兄弟姊妹分享父母照顧，長遠而言在十八歲前得到父母照顧總是比兄弟姊妹少，而且兄弟姊妹年齡平均相差年齡越高，中間的孩子得到父母照顧越少。
作者提出以自然頻率代替機率傳達風險訊息，讓人們更容易了解問題︰
現時醫療系統醫生與病人信任受損，除了因為前述的防禦性醫療與利益衝突外，也因為醫生受訓練時統計思維教育成效不佳，學習的目的只是為了期末考試。作者建議醫學院以自然頻率教學並重新設計課程，公眾也應能免費使用醫學資料庫、免費取得病歷與免費使用醫學期刊，以更容易接觸正確醫學訊息。
早期前列腺癌早期雖然似乎可增加五年存活率，但對實際死亡率的影響卻不大。原因在於早期篩檢會找到更多不會繼續發展的病例，令存活病例增加，這卻令許多本來沒必要接受治療的人受到傷害。
防範金融風險的慣常方式，是訂立越來越複雜的制度，但作者指這只會帶來確定幻覺，反而不如以限制財務槓桿這簡單原則有效。避免銀行大到不能倒也不能指望銀行自行評估風險，因為這無法評估未知風險，縮小銀行規模、區分一般銀行與投資銀行業務、讓金融業更透明以及個人拒絕大銀行與高風險產品，都是防止銀行過份冒險的做法。
作者對媒體報導風險新聞的第一法則是，媒體越是報導某健康風險，對個人的危險就越小。政府對金融風險比低機率健康風險的政策取向差天共地，可能是因為說客對政客的影響，製藥業可從政府干預健康風險得利，銀行業卻不希望政府介入。
作者為風險教育教材定下三大主題——即健康風險、金融風險與數位風險知識——與三種技能——統計式思考、經驗法則與風險心理——以解決日常問題為重點。 統計式思考是處理數字的能力，例如理解下雨機率；經驗法則是在不確定環境中做好決定的能力；風險心理是關於影響我們行為的情緒與社會力量。
對健康常識教育，作者指教學應早於青春期，在五至十歲開始，並與同學共同學習，內容包括烹飪與運動等實用技能、健康知識與心理建設。金融教育教育孩子如何處理自己財務，架構與健康教育類似，內容包括記帳、債務陷阱、金錢觀等。數位教育目標是培養不被數位科技控制的能力，內容包括數位風險知識與數位自制能力。作者總結指，面對風險，專家並不一定做得更好，民眾應有豐富知識與勇氣，勇於思考，為自己做決定。
我們非常害怕短時間造成大量傷亡但機率很低的事，這種「可怕風險」在社群少於一百人的狩獵社會中，大量傷亡可能會造成群體滅絕，但現在個人存亡已不再依靠人數較少的部落，只是腦內恐懼並沒有消失，可怕風險繼續觸動我們內心恐慌。
作者認為只要用合適方法，教育可以令人們更認識風險與分析。專家有時是製造問題的人，自己不夠了解風險，缺乏與大眾溝通技能，或存在利益衝突。複雜的解答並不一定解決複雜問題，簡單原則反而較為聰明，少即是多。
已知風險與未知風險屬不同層次，我們掌握已知風險所有可能、後果與選擇，需要邏輯與統計思考幫助我們決定；未知風險在現實世界更常出現，當中我們要面對突發狀況，作者指，這需要利用直覺與經驗法則幫助決定。人生許多問題，需要同時運用兩種技能才能解決。
機率有三個面向︰頻率、實體設計與信心程度。頻率與算數有關，計算發生次數除以總數以得出相對發生頻率。實體設計是人為創造出特定機率，例如骰子的完美對稱設計令每一數字出現機率為六分之一。信心程度建基於人的經驗與印象，例如證人的證詞可信程度有多高。頻率與實體設計是已知風險，但信心程度主觀而充滿變數，未必能處理世上所有未知情況。
經驗分則能在有意識或潛意識下使用，潛意識運用經驗法則就是直覺，特點為︰一，在腦海中很快閃過；二，我們不是很清楚其背後邏輯與原因；三，感覺不會強至我們想付諸行動。
將已知風險當成沒有風險會產生「零風險錯覺」，例如檢測出陽性結果不代表一定患病，也可能是假陽性。將未知風險誤以為是已知風險則是「風險可知錯覺」或「火雞錯覺」，例如感恩節前火雞認為自己最安全，或者投資模型應用在真實世界反而導致災難。
作者指大腦運作方式是︰大腦無法接收所有外界資訊，但大腦智慧能以現在資源做出聰明猜測，這系統能犯下好的錯誤，可以從錯誤中學習。作者與《快思慢想》的Daniel Kahneman在直覺與認知偏誤的看法頗有不同，作者認為接受外界資訊再根據環境推測是人類認知體系的優點而非缺陷。好錯誤能幫助我們不斷學習發現，會犯錯的系統才是有智慧系統。
各種行業、企業與群體都有不同處理錯誤的文化，光譜一端是不敢犯錯的犯錯文化，出錯時會盡力隱藏，難以從中學習與發現；光譜另一端是改錯文化，鼓勵成員公開檢視錯誤，鼓勵好錯誤。作者舉例在運用檢查表上，航空業較接近改錯文化，醫療業則較接近犯錯文化，差異包括︰首先，醫院權力架構令檢查表較難落實，讓護士不易越權提醒醫生的缺失；其次，航空安全後果由乘客與機師共同承擔，但在醫院，病人過世不會令醫生有生命危險；第三，航空公司不太可能隱瞞墜機事件，但病人由醫療疏失死亡較少受報導。
防禦性決策是指為保護自己在事情出差錯時不受波及，所以比起較理想的選項，還是選擇較能保護自己的選項。在醫療上是醫生因害怕被告，讓病人接受不必要檢測或治療，就算這些程序可能危害病人生命安全的防禦性醫療。一項對美國賓夕法尼亞州醫生的調查指，最常做的非必要檢測是CT、MRIs與X光。醫師不會因過度治療而被告，反而因害怕被告不敢提供最好的意見。在美國，金錢也是防禦性醫療一項重要誘因，醫生為病人進行各種檢測，可從保險公司領取大筆保金，好好解釋病情，卻不會帶到多少錢。
不需親身經歷，我們也可以兩種方式學習恐懼，即社會模仿與生物準備。社會模仿指所屬社會族群害怕某事，那我們也要害怕此事。這讓不同文化間，甚至同一文化內，令人恐懼與安心的事物可以有很大差異。生物準備融合先天條件與後天刺激，我們對某項事物的恐懼已內建在身體，並由社會刺激激發，例子有蜘蛛、爬蟲類、打雷、害怕被拒絕等恐懼。
儘管銀行專家預測表現不佳，但企業主管仍花費請專家預測，或許是因為不知道銀行預測不準備，但也可能是因為請人預測能分攤自己的責任，當企業損失時將責任推給銀行，是一種防禦性決策。
複雜投資模型表現不比簡單的1/N法則——平均分配資金在N種投資目標——好，反映凡事應盡可能簡單，但不能過於簡化，當中決定準則是︰一，未知因素越多，越應簡化；二，眼前選擇越多，越應簡化；三，歷史數據越多，複雜模型越適用。
雖然作者訪問大企業管理人員時發現當中不少以直覺決策，層級越高的主管越會仰賴直覺，但他們在公開場合中卻不會承認。對直覺敬而遠之的理由有︰大家預期決定是基於合理解釋、群體決策中很難以直覺為自己辯護與焦慮沒有全盤考慮所有事實。作者指主管會以事後製造理由與防禦性決策隱藏直覺，前者花費企業時間、金錢與資源，後者則會造成最佳選擇無法實現。作者認為，良好領導由充滿經驗法則的工具箱，以及快速判斷哪條規則適用甚麼情境的直覺力構成。
作者指出在未知情況下，最佳解答不一定會有最好結果，選擇避免最壞結果的極小極大經驗法則更能減少不確定性。運動專長也反映出無意識智慧，經驗老到者有意識思考反而會令表現變差。在第一次去的餐廳點餐，比起忙於搜索整份菜單找出最好選擇，選擇第一項選項或跟隨友人反而既可省下時間，又可減少或許會錯失最好選擇的沮喪。購物也是如此，比起尋找永遠無法得知是最好的可能，選擇第一個夠好的選項更令人滿意。
我們總是覺得多名子女中排中間那位較少受父母照顧，這未必與父母是否偏心有關。作者以1/N規則模擬多名子女受父母照顧時間，在兩名子女時每名孩子的總照顧時數一樣，但在三名子女或以上家庭，中間的小孩從未與獨得與父母相處時間，總是要與其他兄弟姊妹分享父母照顧，長遠而言在十八歲前得到父母照顧總是比兄弟姊妹少，而且兄弟姊妹年齡平均相差年齡越高，中間的孩子得到父母照顧越少。
作者提出以自然頻率代替機率傳達風險訊息，讓人們更容易了解問題︰
現時醫療系統醫生與病人信任受損，除了因為前述的防禦性醫療與利益衝突外，也因為醫生受訓練時統計思維教育成效不佳，學習的目的只是為了期末考試。作者建議醫學院以自然頻率教學並重新設計課程，公眾也應能免費使用醫學資料庫、免費取得病歷與免費使用醫學期刊，以更容易接觸正確醫學訊息。
早期前列腺癌早期雖然似乎可增加五年存活率，但對實際死亡率的影響卻不大。原因在於早期篩檢會找到更多不會繼續發展的病例，令存活病例增加，這卻令許多本來沒必要接受治療的人受到傷害。
防範金融風險的慣常方式，是訂立越來越複雜的制度，但作者指這只會帶來確定幻覺，反而不如以限制財務槓桿這簡單原則有效。避免銀行大到不能倒也不能指望銀行自行評估風險，因為這無法評估未知風險，縮小銀行規模、區分一般銀行與投資銀行業務、讓金融業更透明以及個人拒絕大銀行與高風險產品，都是防止銀行過份冒險的做法。
作者對媒體報導風險新聞的第一法則是，媒體越是報導某健康風險，對個人的危險就越小。政府對金融風險比低機率健康風險的政策取向差天共地，可能是因為說客對政客的影響，製藥業可從政府干預健康風險得利，銀行業卻不希望政府介入。
作者為風險教育教材定下三大主題——即健康風險、金融風險與數位風險知識——與三種技能——統計式思考、經驗法則與風險心理——以解決日常問題為重點。 統計式思考是處理數字的能力，例如理解下雨機率；經驗法則是在不確定環境中做好決定的能力；風險心理是關於影響我們行為的情緒與社會力量。
對健康常識教育，作者指教學應早於青春期，在五至十歲開始，並與同學共同學習，內容包括烹飪與運動等實用技能、健康知識與心理建設。金融教育教育孩子如何處理自己財務，架構與健康教育類似，內容包括記帳、債務陷阱、金錢觀等。數位教育目標是培養不被數位科技控制的能力，內容包括數位風險知識與數位自制能力。作者總結指，面對風險，專家並不一定做得更好，民眾應有豐富知識與勇氣，勇於思考，為自己做決定。
2017年9月12日 星期二
The wealth of humans
看完了Ryan Avent的The wealth of humans，主題是二十一世紀技術與工作可能會怎樣發展。作者指工作除了是獲取資源的手段外，也是個人身份的來源，建構日常生活，提供個人滿足感並與社會連結。自上一代起，工作扮演這些角色的效率下降，技術進步則帶來更進一步的壓力。
數位革命以三種方式改變工作︰一是自動化，讓機械取代更多工人；二是全球化，令工人需與全球同業競爭；三是科技大幅增加部份高技術勞工的生產力，讓小數人可獲巨大利益。這三種趨勢結合，產生勞工過剩的現象。經濟與社會將嘗試調整，意味著許多工人工資停滯、不平等增加與另外許多人與工作世界漸失聯繫。社會不是將找到辦法增加工作或尋找其替代，就是工人會透過政治體系破壞干擾他們世界的力量。
然而維持工作與再分配的平衡極為困難。富裕與特權者不想補貼窮人，貧困者可能認為富裕者提供的重分配，留下貧富者間不平等的巨大差距，貧困者也可能無法接受他們無法有效發揮的經濟。假如重分配管理不當，有才能或雄心個人為改善經濟努力的誘因可能會消失，導致增長停滯，社會盈餘不足以為社會所有成員提供更高生活水準。
分開財富「創造者」與財富「享受者」的世界觀，忽略財富是在社會的基礎上建立。所有人都是社會的參與者，依據廣泛社會共識行事。當共識解體，財富就會消失。社會需要選擇大多數成員可接受的財富分配方式，或者體制分裂令所有人可獲的社會財富減少。
數位革命令社會財富更為重要，新科技令重要社會建制如財產權更能獲利，而且增加財富的活動也變得更為社會本質。數位革命為社會財富分配帶來緊張︰國家需要更好分配社會財富，但這會帶來收緊社會成員圈子的壓力，這令個人與社會，以及社會圈內人與圈外人之間出現衝突。
數位革命邏輯上的終點是經濟不需要人類勞動運作，這不會在近期出現，但作者指建立支持大眾數位繁榮制度的努力已經開始，其目的不是確保所有工人從經濟增長中獲益，而是為不工作者建立制度，因為經濟增長已不需要他們的工作。
像蒸氣與電力等可稱為「廣泛用途科技」，在生活許多不同層面都能更有效行事。數位科技似乎也展現廣泛用途科技的特質，其出現與革命地改變社會與經濟的延滯，可能是因為社會需要時間學習怎樣有效運用新科技，以及爆發地增長需要之前數十年的進展。
社會需要在數位革命帶來更佳商品、服務與體驗，以及社會與經濟上的動盪之間取捨，尤其是數位創新對工作擔當重要社會制度的影響。新科技令高技術勞工的生產力大為上升，高生產力的工作總數減少，大部份勞動力需在薪酬與生產力較低的工作就業。以高等教育提高勞工生產力的做法，至少在較發達國家，在高等教育率接近50%時似乎到達上限。
在勞動力過剩，勞工只能接受低工資的情況下，人手服務的需求增加，低工資也令企業較不積極推行自動化。這種勞動力過剩跡象近年已在發達國家出現，引起令人不安的趨勢︰實質工資增長緩慢、所得不平等增加、勞動所得佔總所得比例下跌。
自動化工作與勞動力過剩會為就業帶來三難︰一，高生產力與工資；二，抵抗自動化的能力；三，僱用大量員工的潛力。壓裂開採頁岩氣工資較高，工作也較難自動化，但規模有限；製造太陽能板既高生產力又能大量生產，但工作容易自動化；部份人手服務業較難自動化並能僱用大量員工，但工資難以提高。
醫療與教育行業容易受「鮑莫爾成本症」影響，即在社會其他高生產力行業推高工資時，低生產力行業工作也需提高，以吸引足夠勞工留在行業，這導致行業工資不符生產力增長地增加。數位革命潛力在於讓較少人處理現時由許多人做的工作，教育與醫療等公共行業或是需減少人手，或是需在僱用大量人員下，以低生產力與高收費為代價。
作者認為，新科技為未來帶來的機遇，較有可能是摧毀更多工作，同時減低大部份重要消費商品與服務的價格，這表示即使工資停滯，實質生活水準也可能提升。因為工資與重要服務及娛樂成本下跌，不工作變得更為吸引，這會為社會保障制度帶來壓力，可能令社會分裂成為社會計劃付費的工作者及依靠社會計劃者。當富有者減少對貧者的援助，會導致兩群人出現激烈政治衝突，這些衝突由手握權力者形塑與決定。
勞動力過剩令勞工經濟權力低下，也與重要經濟決定日益無關。以往勞工以各種排外手段主動取得較稀缺的地位，包括性別、種族、國界等歧視、工會與執照。但現在的工人在勞動市場中缺乏議價能力，也難以透過工會直接與僱主談判，只能依靠政治體系尋求協助。當既有政治制度無法提供援助，個別工人就更可能參與激進的政治運動。
在數位時代，特別是高生產力職位以搬動資訊為業，大型企業以整合內部資訊提供顧客所需，令企業內部資訊流動更為重要。企業經濟價值繫於其勞工互動的方式，由誰獲取企業成功的利潤就沒有簡單答案。數位革命令外判更容易，企業自行僱用勞工偏向於合作性質工作，令個別勞工貢獻難以量度的工作上。資訊重要提高使企業文化，即知道甚麼資訊有價值及如何行事更相關。但企業文化並非由個別員工建立，少數員工離職不會大為改變企業文化，但全體員工離去則會。假如整體員工組織合作，他們可能得到企業文化帶來的利潤，若非如此，回報更有可能由高層主管與東主獲取。
社會資本是在特定社會脈絡才有價值的個人知識，需要一定數量有相近意識的人才能運作。在富裕經濟體「去物資化」，即其價值著重於服務的環境下，相對於做事本身，做甚麼與應該怎樣做的知識更有需求，因此運用社會資本的比重增加。
各國間的貧富差異也可從社會資本差異角度分析，即使有健全制度，民眾仍需擁有何謂恰當行為、如何應對「不正常」行為、正式與非正式制度是否可信等知識，以強健的社會資本讓制作運作。吸納新來者從社會資本較低社會至較高社會，是提高人均社會資本的有效方法。假如多數新來者認同應內化新的社會資本，整體社會資本完整就不會有很大改變。然而，科技革命為社會資本帶來更大價值，為社會財富應如何分配與誰可算是社會群體一員帶來激烈政治爭議。
社會資本視乎特定社會脈絡，大城市因而受惠。大城市能容納更高程度的分工，令生產力提升；工作機會較密集，令不幸失去工作的人較有機會在同一行業再找到工作；資訊在城市可以快速收集、分析與傳遞，尤其在數位時代高價值但不易以電子訊息傳遞的複雜理念與生產行為模式。大城市更為熱門，但房屋供應有限，令房價急速上升。這令生產力與所得上升最快的地區，人口無法同步上升。人們因房價較低遷至較低生產力地區，造成勞動力錯配，擠壓工資水平與生產力。擁有高生產力城市物業的地主受惠，並創造出高社會資本社群以排除他人加入的尋求機制。
新興國家過去透過全球供應鏈，在技術不需提升太多下也可以供應廉價勞動力參與富裕經濟體生產活動。作者認為，數位革命令這種增長模式較難實行，富裕經濟體將以其社會資本優勢再度享有幾乎獨佔的地位。在經濟去物質化中，新興國家正出現「過早去工業化」，甚至從未工業化，這令人憂慮，因為歷史上幾乎唯一成功的經濟發展方向，就是以工業化提升技術與能力。
先進經濟體也要面對經濟成長所得未能流向工人，導致需求長期不足的「恆滯」問題。中央銀行刺激需求的難度日益增加，原因在於急速全球化與全球儲蓄過剩、獲利投資機會不足與以及分配不均加劇。透過低息與借貸保持需求無法持久，在借貸抵押資產價格停止上升後造成2007年嚴重金融危機。危機後所得與支出仍然失衡，雖然新興市場儲蓄減少，但富裕國家企業在利潤率創新高下增加儲蓄。人口老化、經濟活動去物質化與分配不均更嚴重也令需求疲弱持續。
為解決疲弱需求，讓購買力交到願意消費與投資的人手中，政府可以直接支出，例如增金轉移與大型公共投資。資金可來自稅收或舉債，或者印刷貨幣。更長遠的辦法是勞工得到經濟增長所得更大份額。作者提議可提高勞工議價力量，以及在高生產力城市大量興趣房屋，既可透過建設提高需求，也能減慢這些城市的房價上升，勞工相對具生產力土地的比例下跌，也令勞工佔經濟增長所得份額增加。
作者提醒，在數位與全球化時代，全球需求與儲蓄投資平衡會影響任何連繫全球金融體系的經濟。此外，要維持需求有序增長，需要從儲蓄者再分配購買力至消費者，不論是透過貨幣貶值、通脹、借貸增加或政府直接轉移。直接轉移是最不危險的方法，但任何重分配都是激進政策，政府不見得會在沒有危機威脅下主動推行。
在提高最低工資與資薪補貼之間，分別在於成本由僱主(視乎僱主在市場的力量，轉嫁消費者)還是納稅人負擔。兩者都需要面臨抉擇︰在就業只能在低工資維持下，大幅提高最低工資可提升現職勞工所得，卻會導致就業人數明顯下跌。假如由政府劃一補貼，即推行基本收入，工資最低一群勞工則會發現完全不工作可能更為吸引。這逼使政府從以下三者選擇︰一是容許較大部份勞動力不參與勞動市場，二是繼續讓較大部份勞動力處於貧困，三是確保較大部份勞動力完成足夠消磨時間的工作。
其餘讓勞工更具生產力的方法包括教育，這在發展中經濟體會帶來好處，但正如前述，在高等教育擴張近乎上限、技術勞工相對較不稀缺的發達經濟體，更多技術勞工只會讓其議價能力下降。增加資本投資，例如在高生產力城市興起房屋與基建，對增加勞工生產力與減少其過剩有幫助，但這策略在金融市場發展不足的經濟體較難收效。
發展中經濟體居民移居發達經濟體可提高其生產力與所得，但在企業社會資本為增長瓶頸時，會令勞動力過剩加劇，已居於發達經濟體者無法受益。典型選民希望自己的生活水準隨時間改善，假如他們相信讓餅變大能令自己所得份額增加，就會支持刺激經濟增長政策，否則就會支持重分配。同理，新來者如果促進經濟增長，能令自己份額增加，選民不會太介意有更多人分餅，但在增長減慢時，或至少典型選民認為自己所得份額減少時，更多人來分餅就會引來政治關注。
在富裕世界，不平等加劇已有數十年，為何政治家對此反應緩慢？作者估計可能是由於科技發展抵償部份工資停滯、部份居民從物價較高城市移居較便宜城市與消費不均依靠借貸增加上升不多，但最重要的是，政治體制頑固抗拒改變。尤其是在兩黨制政制中，不滿者可能不得不留在原黨，以黨內運動獲取控制權。至於在不同政制的國家，現在已出現不同層面的碎片化，令組成穩定政府更困難，在歐洲分離與民族主義興起。意識形態重組，或會令部份主要民主國家的政治立場根本轉變，然後不同國家及國際組織間會以難以預測的方式互相競爭。
未來人們可能會有更多休閒時間，但他們也渴望有自主動能，雖然不想被逼做不愉快工作才能養活家庭，卻也不想遭劃為沒有需要，或者以受指派做無意義工作為代價接受慷慨福利。但數位經濟能否提供這種工作條件並不明確。人們所想與經濟及政治系統能提供的衝突將反映在政治領域，各種關於如何達至「好生活」的敘事帶來政治衝突，外國政府、偷走工作的新移民、貪婪銀行家與無能政治家都會成為受譴責的妖魔。
工會議價能力在職業分散與替代勞工科技更多下前景暗淡，人口老化令國家在文化上更為保守，讓工作條件令人滿意的未來並不明顯。政府繼續面對人口應同質並有利重分配，數目較多而較不重分配、較不平等並易受政客煽動情緒，還是排除地緣政治外在壓力、保持較大、共同體與重分配特質的取捨。
作者指，我們希望與誰共享社會這問題，最簡單的答案是「像我們那些人」，但這答案獨斷而不精確，總是有某種特質可定義某人既「像我們」又「不像我們」。較好的答案是︰「像我們」意思就是人類，身為人就是指擁有權利共享從已有知識演變那些社會制度產生的財富。我們面對的問題是如何處理好，既不能預期在其他國家這樣做時，任何社會會無條件開放邊界，也應該意識到假如我們幸運處於富裕社會，為其貢獻而有資格分享其得益同時，並不代表我們對這位置有獨佔權利。沒有人本該貧窮，也沒有人本該專橫地富有。
對於未來，作者認為樂觀之處在於工業革命前車之鑑，指出經濟轉型中危機與廣泛改善生活曾經怎樣發生。至於悲觀之處，是現在正如工業革命時一樣，沒有人指引社會讓科技為最多人帶來最大好處的方向。更現實與更理想主義的原因是，社會進步唯一方法是透過不同社會力量混亂、隨意與難以駕馭地交錯，沒有保證這次會與上次一樣順得結束。作者的結論是，面對未知，很容易會感到恐懼，但我們對這轉型的強大力量不應害怕，而應盡可能寬宏大量。
數位革命以三種方式改變工作︰一是自動化，讓機械取代更多工人；二是全球化，令工人需與全球同業競爭；三是科技大幅增加部份高技術勞工的生產力，讓小數人可獲巨大利益。這三種趨勢結合，產生勞工過剩的現象。經濟與社會將嘗試調整，意味著許多工人工資停滯、不平等增加與另外許多人與工作世界漸失聯繫。社會不是將找到辦法增加工作或尋找其替代，就是工人會透過政治體系破壞干擾他們世界的力量。
然而維持工作與再分配的平衡極為困難。富裕與特權者不想補貼窮人，貧困者可能認為富裕者提供的重分配，留下貧富者間不平等的巨大差距，貧困者也可能無法接受他們無法有效發揮的經濟。假如重分配管理不當，有才能或雄心個人為改善經濟努力的誘因可能會消失，導致增長停滯，社會盈餘不足以為社會所有成員提供更高生活水準。
分開財富「創造者」與財富「享受者」的世界觀，忽略財富是在社會的基礎上建立。所有人都是社會的參與者，依據廣泛社會共識行事。當共識解體，財富就會消失。社會需要選擇大多數成員可接受的財富分配方式，或者體制分裂令所有人可獲的社會財富減少。
數位革命令社會財富更為重要，新科技令重要社會建制如財產權更能獲利，而且增加財富的活動也變得更為社會本質。數位革命為社會財富分配帶來緊張︰國家需要更好分配社會財富，但這會帶來收緊社會成員圈子的壓力，這令個人與社會，以及社會圈內人與圈外人之間出現衝突。
數位革命邏輯上的終點是經濟不需要人類勞動運作，這不會在近期出現，但作者指建立支持大眾數位繁榮制度的努力已經開始，其目的不是確保所有工人從經濟增長中獲益，而是為不工作者建立制度，因為經濟增長已不需要他們的工作。
像蒸氣與電力等可稱為「廣泛用途科技」，在生活許多不同層面都能更有效行事。數位科技似乎也展現廣泛用途科技的特質，其出現與革命地改變社會與經濟的延滯，可能是因為社會需要時間學習怎樣有效運用新科技，以及爆發地增長需要之前數十年的進展。
社會需要在數位革命帶來更佳商品、服務與體驗，以及社會與經濟上的動盪之間取捨，尤其是數位創新對工作擔當重要社會制度的影響。新科技令高技術勞工的生產力大為上升，高生產力的工作總數減少，大部份勞動力需在薪酬與生產力較低的工作就業。以高等教育提高勞工生產力的做法，至少在較發達國家，在高等教育率接近50%時似乎到達上限。
在勞動力過剩，勞工只能接受低工資的情況下，人手服務的需求增加，低工資也令企業較不積極推行自動化。這種勞動力過剩跡象近年已在發達國家出現，引起令人不安的趨勢︰實質工資增長緩慢、所得不平等增加、勞動所得佔總所得比例下跌。
自動化工作與勞動力過剩會為就業帶來三難︰一，高生產力與工資；二，抵抗自動化的能力；三，僱用大量員工的潛力。壓裂開採頁岩氣工資較高，工作也較難自動化，但規模有限；製造太陽能板既高生產力又能大量生產，但工作容易自動化；部份人手服務業較難自動化並能僱用大量員工，但工資難以提高。
醫療與教育行業容易受「鮑莫爾成本症」影響，即在社會其他高生產力行業推高工資時，低生產力行業工作也需提高，以吸引足夠勞工留在行業，這導致行業工資不符生產力增長地增加。數位革命潛力在於讓較少人處理現時由許多人做的工作，教育與醫療等公共行業或是需減少人手，或是需在僱用大量人員下，以低生產力與高收費為代價。
作者認為，新科技為未來帶來的機遇，較有可能是摧毀更多工作，同時減低大部份重要消費商品與服務的價格，這表示即使工資停滯，實質生活水準也可能提升。因為工資與重要服務及娛樂成本下跌，不工作變得更為吸引，這會為社會保障制度帶來壓力，可能令社會分裂成為社會計劃付費的工作者及依靠社會計劃者。當富有者減少對貧者的援助，會導致兩群人出現激烈政治衝突，這些衝突由手握權力者形塑與決定。
勞動力過剩令勞工經濟權力低下，也與重要經濟決定日益無關。以往勞工以各種排外手段主動取得較稀缺的地位，包括性別、種族、國界等歧視、工會與執照。但現在的工人在勞動市場中缺乏議價能力，也難以透過工會直接與僱主談判，只能依靠政治體系尋求協助。當既有政治制度無法提供援助，個別工人就更可能參與激進的政治運動。
在數位時代，特別是高生產力職位以搬動資訊為業，大型企業以整合內部資訊提供顧客所需，令企業內部資訊流動更為重要。企業經濟價值繫於其勞工互動的方式，由誰獲取企業成功的利潤就沒有簡單答案。數位革命令外判更容易，企業自行僱用勞工偏向於合作性質工作，令個別勞工貢獻難以量度的工作上。資訊重要提高使企業文化，即知道甚麼資訊有價值及如何行事更相關。但企業文化並非由個別員工建立，少數員工離職不會大為改變企業文化，但全體員工離去則會。假如整體員工組織合作，他們可能得到企業文化帶來的利潤，若非如此，回報更有可能由高層主管與東主獲取。
社會資本是在特定社會脈絡才有價值的個人知識，需要一定數量有相近意識的人才能運作。在富裕經濟體「去物資化」，即其價值著重於服務的環境下，相對於做事本身，做甚麼與應該怎樣做的知識更有需求，因此運用社會資本的比重增加。
各國間的貧富差異也可從社會資本差異角度分析，即使有健全制度，民眾仍需擁有何謂恰當行為、如何應對「不正常」行為、正式與非正式制度是否可信等知識，以強健的社會資本讓制作運作。吸納新來者從社會資本較低社會至較高社會，是提高人均社會資本的有效方法。假如多數新來者認同應內化新的社會資本，整體社會資本完整就不會有很大改變。然而，科技革命為社會資本帶來更大價值，為社會財富應如何分配與誰可算是社會群體一員帶來激烈政治爭議。
社會資本視乎特定社會脈絡，大城市因而受惠。大城市能容納更高程度的分工，令生產力提升；工作機會較密集，令不幸失去工作的人較有機會在同一行業再找到工作；資訊在城市可以快速收集、分析與傳遞，尤其在數位時代高價值但不易以電子訊息傳遞的複雜理念與生產行為模式。大城市更為熱門，但房屋供應有限，令房價急速上升。這令生產力與所得上升最快的地區，人口無法同步上升。人們因房價較低遷至較低生產力地區，造成勞動力錯配，擠壓工資水平與生產力。擁有高生產力城市物業的地主受惠，並創造出高社會資本社群以排除他人加入的尋求機制。
新興國家過去透過全球供應鏈，在技術不需提升太多下也可以供應廉價勞動力參與富裕經濟體生產活動。作者認為，數位革命令這種增長模式較難實行，富裕經濟體將以其社會資本優勢再度享有幾乎獨佔的地位。在經濟去物質化中，新興國家正出現「過早去工業化」，甚至從未工業化，這令人憂慮，因為歷史上幾乎唯一成功的經濟發展方向，就是以工業化提升技術與能力。
先進經濟體也要面對經濟成長所得未能流向工人，導致需求長期不足的「恆滯」問題。中央銀行刺激需求的難度日益增加，原因在於急速全球化與全球儲蓄過剩、獲利投資機會不足與以及分配不均加劇。透過低息與借貸保持需求無法持久，在借貸抵押資產價格停止上升後造成2007年嚴重金融危機。危機後所得與支出仍然失衡，雖然新興市場儲蓄減少，但富裕國家企業在利潤率創新高下增加儲蓄。人口老化、經濟活動去物質化與分配不均更嚴重也令需求疲弱持續。
為解決疲弱需求，讓購買力交到願意消費與投資的人手中，政府可以直接支出，例如增金轉移與大型公共投資。資金可來自稅收或舉債，或者印刷貨幣。更長遠的辦法是勞工得到經濟增長所得更大份額。作者提議可提高勞工議價力量，以及在高生產力城市大量興趣房屋，既可透過建設提高需求，也能減慢這些城市的房價上升，勞工相對具生產力土地的比例下跌，也令勞工佔經濟增長所得份額增加。
作者提醒，在數位與全球化時代，全球需求與儲蓄投資平衡會影響任何連繫全球金融體系的經濟。此外，要維持需求有序增長，需要從儲蓄者再分配購買力至消費者，不論是透過貨幣貶值、通脹、借貸增加或政府直接轉移。直接轉移是最不危險的方法，但任何重分配都是激進政策，政府不見得會在沒有危機威脅下主動推行。
在提高最低工資與資薪補貼之間，分別在於成本由僱主(視乎僱主在市場的力量，轉嫁消費者)還是納稅人負擔。兩者都需要面臨抉擇︰在就業只能在低工資維持下，大幅提高最低工資可提升現職勞工所得，卻會導致就業人數明顯下跌。假如由政府劃一補貼，即推行基本收入，工資最低一群勞工則會發現完全不工作可能更為吸引。這逼使政府從以下三者選擇︰一是容許較大部份勞動力不參與勞動市場，二是繼續讓較大部份勞動力處於貧困，三是確保較大部份勞動力完成足夠消磨時間的工作。
其餘讓勞工更具生產力的方法包括教育，這在發展中經濟體會帶來好處，但正如前述，在高等教育擴張近乎上限、技術勞工相對較不稀缺的發達經濟體，更多技術勞工只會讓其議價能力下降。增加資本投資，例如在高生產力城市興起房屋與基建，對增加勞工生產力與減少其過剩有幫助，但這策略在金融市場發展不足的經濟體較難收效。
發展中經濟體居民移居發達經濟體可提高其生產力與所得，但在企業社會資本為增長瓶頸時，會令勞動力過剩加劇，已居於發達經濟體者無法受益。典型選民希望自己的生活水準隨時間改善，假如他們相信讓餅變大能令自己所得份額增加，就會支持刺激經濟增長政策，否則就會支持重分配。同理，新來者如果促進經濟增長，能令自己份額增加，選民不會太介意有更多人分餅，但在增長減慢時，或至少典型選民認為自己所得份額減少時，更多人來分餅就會引來政治關注。
在富裕世界，不平等加劇已有數十年，為何政治家對此反應緩慢？作者估計可能是由於科技發展抵償部份工資停滯、部份居民從物價較高城市移居較便宜城市與消費不均依靠借貸增加上升不多，但最重要的是，政治體制頑固抗拒改變。尤其是在兩黨制政制中，不滿者可能不得不留在原黨，以黨內運動獲取控制權。至於在不同政制的國家，現在已出現不同層面的碎片化，令組成穩定政府更困難，在歐洲分離與民族主義興起。意識形態重組，或會令部份主要民主國家的政治立場根本轉變，然後不同國家及國際組織間會以難以預測的方式互相競爭。
未來人們可能會有更多休閒時間，但他們也渴望有自主動能，雖然不想被逼做不愉快工作才能養活家庭，卻也不想遭劃為沒有需要，或者以受指派做無意義工作為代價接受慷慨福利。但數位經濟能否提供這種工作條件並不明確。人們所想與經濟及政治系統能提供的衝突將反映在政治領域，各種關於如何達至「好生活」的敘事帶來政治衝突，外國政府、偷走工作的新移民、貪婪銀行家與無能政治家都會成為受譴責的妖魔。
工會議價能力在職業分散與替代勞工科技更多下前景暗淡，人口老化令國家在文化上更為保守，讓工作條件令人滿意的未來並不明顯。政府繼續面對人口應同質並有利重分配，數目較多而較不重分配、較不平等並易受政客煽動情緒，還是排除地緣政治外在壓力、保持較大、共同體與重分配特質的取捨。
作者指，我們希望與誰共享社會這問題，最簡單的答案是「像我們那些人」，但這答案獨斷而不精確，總是有某種特質可定義某人既「像我們」又「不像我們」。較好的答案是︰「像我們」意思就是人類，身為人就是指擁有權利共享從已有知識演變那些社會制度產生的財富。我們面對的問題是如何處理好，既不能預期在其他國家這樣做時，任何社會會無條件開放邊界，也應該意識到假如我們幸運處於富裕社會，為其貢獻而有資格分享其得益同時，並不代表我們對這位置有獨佔權利。沒有人本該貧窮，也沒有人本該專橫地富有。
對於未來，作者認為樂觀之處在於工業革命前車之鑑，指出經濟轉型中危機與廣泛改善生活曾經怎樣發生。至於悲觀之處，是現在正如工業革命時一樣，沒有人指引社會讓科技為最多人帶來最大好處的方向。更現實與更理想主義的原因是，社會進步唯一方法是透過不同社會力量混亂、隨意與難以駕馭地交錯，沒有保證這次會與上次一樣順得結束。作者的結論是，面對未知，很容易會感到恐懼，但我們對這轉型的強大力量不應害怕，而應盡可能寬宏大量。
2017年8月26日 星期六
The End of Alchemy
看完了Mervyn King的The End of Alchemy，作者是前英倫銀行行長，當時負責應對2007-9年的金融風暴。本書主題是銀行與貨幣為何總是一再帶來危機，標題的煉金術是指，相信所有紙上貨幣都能轉換為有內在價值的商品，但事實上，任何貨幣都取決於對其發行者的信任。銀行存款由長期具風險的貸款支持，這些貸款無法迅速轉為貨幣。
本書經常提到四項概念︰失衡(disequilibrium)指經濟狀況無法持續，在一段時間後消費與生產模式會出現大轉變；根本不確定(radical uncertainty)指未來不確定至無法以可知及全面的後果列表概率呈現；囚徒困境(prisoner's dilemma)指合作的障礙令最佳後果難以達成；信任(trust)是市場經濟運作的元素，也是貨幣與銀行的核心。
市場經濟其中一項重要角色是連結現在與未來，協調今日與往後的消費及生產決定。在本書出版的2016年，異常低利率阻礙儲蓄，而儲蓄是未來需求的來源，假如這種情況持續，會令投資回報率下降，並讓資源投放在沒有利潤的計劃中，這都會拖低未來經濟增長率。市場經濟似乎未能有效連結現在與未來。作者認為當中的原因有二︰一， 根本不確定令連結現在與未來總是出問題；二，指引政府與中央銀行如何穩定經濟的經濟學家流行智慧，對根本不確定產生龐大失衡不夠著重。
自1970年代起西方世界為改善貨幣、匯率與銀行系統管理進行三項實驗︰一是中央銀行更為獨立以穩定通貨膨脹，後來發展為通脹目標政策；二是容許資本更為自由流動，同時在歐洲內與特別是中國等經濟增長國家鼓勵固定匯率；三是移除銀行與金融活動管制，推動競爭並允許銀行更多元與擴張，以達成金融穩定的目標。
作者指這三項實驗帶來好、壞與難看三種影響。好的是1990至2007年產出與通脹出奇穩定，即所謂大穩定時期(the Great Stability)。壞的是債務水平上升，固定匯率令各國貿易順逆差加劇，部份順差國家大量儲蓄，部份國家則以借債抵銷逆差，前者儲蓄意欲多於後者消費意欲令長期利率下跌，繼而令資產價格上升，房價上升讓人們必須提高借貸以購屋。難看的是銀行體系發展至極為脆弱，大型銀行持有資產上升，各銀行更為互相連結，銀行股本比例下跌，槓桿率上升。至2008年，難看的影響令壞影響遠多於好，令三項實驗都失敗。
各國對2008年危機前全球不平衡的問題並非一無所知，但沒有單一國家有誘因應對，假如個別國家自行應對，只會令經濟減慢及失業上升，對全球經濟或銀行體系沒有實質影響，這反映出囚徒困境的行動困難。資本由發展中國家透過西方銀行體系「上流」至已發展國家，低實質利率推高資產價格，並使金融機構與投資者為尋求高回報更為冒險，令銀行資產負債表急速擴張。全球經濟失衡與銀行資產負債表擴張兩項因素互動，令2008年的危機變得如此嚴重。
作者指這場危機帶來三項未有回答的問題︰一，為何各相關參與者在走向嚴重問題與世界經濟顯著調整前沒有採取行動改變？二，為何可視為這場危機起因的背後因素沒有得到多大改變？三，為何需求疲弱變得根深柢固，不受更多貨幣刺激措施影響？作者認為，要回答這三項問題，需要更為深入觀察從過去繼承的貨幣與銀行結構，以及今日世界經濟失衡的性質。我們無法完全預計未來的可能，對未來判斷出現的「錯誤」，是所有金融危機故事的核心。
作者認為，2008年危機後持續需求不足不是由於短期衝擊，而是之前預先消費引起的根本衰弱，停滯是危機前國內消費過高的結果，背後的失衡必須解決。現時利率對於短期需求快速增長而言是過高，對於長期適當平衡消費與儲蓄而言卻是過低。主要經濟體國內消費與儲蓄失衡同時，各國間也繼續出現外部不平衡，中國貿易順差與美國貿易逆差再度擴大，在歐元區，德國貿易順差是GDP的8%，荷蘭則更高。低利率無法改正需求失衡的情況，復甦緩慢反映問題不是暫時，而是更為根深柢固。
不論任何形式，貨幣都需要滿足兩項條件︰一是接受程度，例如人們願意接受以此貨幣買「東西」；二是穩定，即貨幣在未來交易的價值可作合理預估。現時較發達經濟體中貨幣主要形式為銀行存款，佔各國貨幣總量超過九成。在正常時期，信貸供應改變主要受向銀行借款者的需求影響；但在危機時，信貸供應則可能反映銀行借貸意欲，在這種情況下，中央銀行依靠刺激借貸需求彌補貨幣緊縮遠較平時困難。
當代經濟中貨幣在金融交易的接受程度，遠較其在買「東西」的接受程度重要。在極不穩環境下，某些貨幣形式可能無法獲接受為付款方式，人們對流動價值儲存的渴求可能會急速上升，這令貨幣與流動性非常緊密連繫。在2007至08年危機中，流動性需求急升，令中央銀行需創建緊急貨幣，增加中央銀行儲備。
管理貨幣價值穩定非常困難，部份原因在於政治建制無法抵抗創造貨幣以作收入，或用於短期刺激經濟措施取悅大眾的誘惑，直至明顯出現通貨膨脹。明確以維持幣值為法定責任的獨立中央銀行，證明能在1990至2000年代早期大穩定時期穩住通脹，作者指這是過去二十五年管理貨幣的主要成就。然而，在好景氣時提供適量貨幣以達至物價穩定，以及在壞景氣時提供恰當質量緊急貨幣以應對危機，這兩者的平衡至今仍然並非完美。
作者指以黃金為貨幣雖然有獨立於政府的吸引力，卻有兩項主要缺點︰一，黃金極為笨重不便；二，更為根本的是，黃金供應無法輕易由政府擴張，這在危機中流動性需求大增時是嚴重弱點，在正常時期也會令經濟增長上限由黃金相對貨物與服務價格決定，帶來通貨緊縮壓力。
貨幣的角色在於促進信任以作承諾與訂立合約，並能以今日的勞動轉換為通用購買力，以在現時不可能完整預知的未來運用，在資本主義經濟中擔當流動儲備的角色。在正常時期，廣泛不同資產都可能獲接受為貨幣，但在危機中，中央銀行貨幣是最後付款方式與價值儲存，其他資產因失去獲接受的信心可能變為無法流動。貨幣在「好」與「壞」時期的角色對理解危機前經濟問題不可或缺。
銀行在2007年危機出現前面臨囚徒困境，假如他們事先退出冒險放貸，不再購買複雜衍生工具並減低槓桿率，他們短期獲利就會比競爭對手少。即使一早知道風險，跟隨群體也比較安全，銀行因此沒有誘因行動以避開危機。
銀行資產相對GDP比例近百年來大幅上升，在美國升至與GDP相同，在英國則是GDP五倍。因為銀行在經濟中角色重要，市場相信政府不會讓銀行破產，即使出現問題納稅人也會介入，令銀行借貸利率較低。這種無形資助令銀行可以更為冒險，並擴張規模令自己在經濟中更為重要，因而實際上得到納稅人更多無形資助。批發融資提供更多短期借貸，令銀行可更為冒險，令其長期資產與短期債務更為錯配。
自1980年代起，銀行管制放鬆以及衍生工具發明帶來兩種影響︰一，這令銀行資產負債表規模不再與實際住戶與商業經濟活動連繫，因為衍生工具的交易沒有限制。二，銀行焦點從需要謹慎評核借款者以經營貸款，轉為統一進行與監察的證券交易，投資銀行在這過程中興起。這兩項發展改變最大型銀行的商業模式與文化，銀行以擴大規則為目標，因為「大到不能倒」可以更便宜地借款，同時新的複雜金融工具交易大幅擴張，發行銀行與投資者都不清楚這些工具的風險。銀行文化也更推崇運用複雜數學發明新金融工具的聰明人，也令道德標準受侵蝕，所有主要銀行都出現不當行為的醜聞。
銀行特別之處在於結合到期轉變——借短期債務作長期放貸——與風險轉變——將安全存款轉為具風險的貸款，銀行在貸款時為借款人建立存戶結餘，這些存款是可用作支付的貨幣，這種銀行創造的貨幣是今日貨幣主要形式。由安全的銀行存款——貨幣——轉化為非流動風險投資，就是貨幣與銀行的煉金術。
這種煉金術得以維持，在於所有儲戶不會在同一時間提取存款，但當可觀存戶同時提款時，銀行被逼要求其借款者立即還款，導致借款者資產大平賣，令銀行收回款項可能比已貸款額低。銀行也可能不得不拒絕存戶提款的要求。這種系統脆弱的原因有二︰一，特別是近期，大部份銀行融資的股本很少，以致資產稍為下跌就可能令銀行存款價值有問題。二，即使沒有壞消息，在部分存戶提走存款時，其他存戶在銀行存款可能受損時，加入提款行列是理性的做法。銀行擠兌是自我實現預言，當銀行流動儲備用盡後它可以很快倒閉。
有四種方式解決銀行系統煉金術的問題，其一是銀行在可能擠兌時關門，停止提款要求，但這會表示出令存戶信心受損的訊號，可能加速擠兌出現。其二是政府保證銀行存款以消除擠兌誘因，這是對銀行的無形資助，也會鼓勵銀行冒險，但在根本不確定的未來下無法避免。其三是取消銀行有限責任制，以避免管理他人金錢的不負責行為。其四是中央銀行向受擠兌銀行提供正式貸款，也就是擔當「最後放款者」。
金融工程讓銀行與影子銀行近乎無限地製造更多資產，這帶來兩項影響︰一，這些新工具主要在大型金融機構之間交易，令整體金融體系更為互相連結，任何一間機構出問題都會令其他機構有麻煩。二，總體資產負債表不受實體經濟規模所限，令銀行與影子銀行以驚人速度擴張。在危機後沒有人知道哪一間銀行最為曝險，所有機構都受懷疑，令風險溢價持續高於危機前。
對於未來，作者指渴望與相信「確定」誘人而危險，人們很容易因無法理解其觀察事件的特定環境，誤信錯誤的故事。風險可以依靠可觀察結果判斷保險合約，不確定則是無法定義甚至想像所有未來結果，不能為它定下機率。根本不確定為完全與競爭市場帶來缺口，許多未來事件無法事前想像，因而也不存在相關的期貨市場。
面對根本不確定，人們不可能計算行動的「預期效用」，因此不存在最適化的行為。人們面對不確定時不是最適化(optimise)，而是適應(cope)，在新環境、刺激與挑戰中反應與調整。行為經濟學找出人們在甚麼情況下不會最適化，但作者認為行為經濟學指人們總是「不理性」並不貼切，在根本不確定的環境下，試探法(heuristics)可能是適應未知未來的理性方式。
適應策略有三項元素︰一，將問題分類為是否適用於最適化行為；二，假如不適用，則以一套經驗規則或試探法 適應；三，一套敘事以整合最重要資訊，擔當試探法選擇與決定動機的基礎。試探法必須可行，敘事則必須可信。適應策略不是所有問題與環境的通用解決方法，而是回應特定問題的粗略與理性方式。出問題不一定是由於非理性行為或外來衝擊，也可能是選擇的試探法不符環境。
作者舉出試探法應用在金融市場的兩項例子︰其一是J.P.摩根總裁評估新金融產品時，需確定管理高層明白新產品，原因是可以向高層解釋的產品出問題時風險較低。其二是2007年前銀行資本要求以資本相對經風險權重資產比例計算，但在不確定下資產風險計算可能嚴重誤導，更粗略但簡單的方式是限制銀行槓桿率。
在根本不確定的世界，金融市場在一定程度上替代部份不存在的市場，卻造成市場已幾乎無限提供適應不確定方式的幻覺。根本不確定也為金融市場的流動性幻覺帶來問題，金融煉金術依靠的資產並不流動，流動性來自市場持續出現的買賣雙方，但根本不確定可干擾買賣雙方，令市場在一日之間不再流動。因為根本不確定意味著指引投資行為的敘事或適應策略本身不時更改，導致交易者對金融資產價值的觀感與交易意願急劇改變。
根本不確定令未來不可能預測，因而無法知道股價是否理性。股價波動是因為投資者試圖適應不可知的未來，他們對未來利潤的判斷可以非常不穩。股價並不是由客觀基本因素決定，而是由對基本因素的敘事決定。在流行敘事改變，或證實現時故事誤導的事發生後，股價可以大幅轉變。
中央銀行在貨幣管理上有兩項重要責任︰一是確保好景氣時，貨幣量增長率足以維持幣值大致穩定，二是在壞景氣時，貨幣量增長率足以維持流動性，以滿足私人部門無法預測的需求擺動。由於貨幣管理的挑戰無法事前預測，中央銀行需要有一定程度裁量權，以回應通脹短期變動。
通脹目標政策以中期通脹目標與短期回應經濟衝擊為元素，由獨立中央銀行推行通脹目標政策在於清晰簡單，既指導中央銀行政策，也為私人部門通脹預期設定目標，通脹預期會影響設定工資與價格水平，因而影響通脹。通脹目標令中央銀行不需要在每次得知影響經濟表現的新事情後改變框架，無需以單一模型判斷未來通脹走勢。
2007年金融危機後，決策者以宏觀審慎政策(Macro-prudential Policy)維持金融穩定，包括直接管控金融市場，例如限制貸款相對入息比例，以及間接管控，例如要求銀行在風險放貸中增加股本融資。這些政策需要中央銀行與其他監管者合作推行，相較利率政策較難推行與解釋，缺乏民主授權的中央銀行管制微觀經濟也可能帶來質疑。
2009年英美中央銀行創造大量貨幣卻未有帶來通脹，當中原因為︰一，貨幣供應增加同時，銀行體系與經濟對流動儲備的需求也急速提高；二，包括銀行存款的廣義貨幣只是溫和增長。作者也指出在銀行利率接近零的情況下，貨幣政策出現報酬遞減，難以令住戶放棄未來以在現時消費。
當通脹重回目標水平時，中央銀行也會面臨兩難︰容許通脹高於目標一段時間，還是讓通脹符合目標水平，後者會令實質利率無法下跌，令復甦不會出現，前者則會影響市場通脹預期，繼而令未來通脹水平變動。以通脹刺激經濟的策略會「前後不一」(time inconsistent)︰現時承諾未來會做的事，在未來到達目標時卻不會實行。
中央銀行擔當最後放款者，目的是為短暫流動性不足的銀行提供流動性以渡過恐慌。但問題在於身處根本不確定下，無法知道銀行是短暫流動性不足還是無力償債。最後放款者可避免流動性問題變成無力償債問題，但不是所有無力償債問題都能以最後放款者行動轉變為流動性問題。假如金融機構處於無力償債問題，即現有資金不足以吸收損失並避免損失時，只靠提供流動性不足以解決問題。
過往最後放款者應「無限向提供優質抵押品者以懲罰利率放款」的智慧，應用在今日的最後放款者會帶來兩項問題︰一，「優質抵押品」的定義，今日銀行持有大量非流動並無法在市場流動的資產，如貸款或複雜金融產品。最後放款者需要為這些抵押品「打折」(haircut)才能放款，折扣由2%至高於50%，這會為最後放款者援助設下上限，令銀行存戶與短期債權人提取款項的誘因增加，在極端情況下會使最後放款者援助變成死亡之吻。
二，銀行因接受最後放款者援助會帶來污名而抗拒援助，因為接受援助表示銀行需要流動性支援，令銀行以其他方式融資的能力受損。延期通報受中央銀行援助銀行有助減少污名問題，但無法完全消除銀行的抗拒，令最後放款者行動可能規模不足與過遲。
要求優質抵押品與懲罰利率的問題，令中央銀行與政府放鬆向最後放款者援助的要求，並開始轉向紓困。這令納稅人需要承擔風險，也給予銀行誘因擴張體系內的煉金術。作者提出的解決方案是，將最後放款者應對危機角色，轉變為銀行在好壞時期都可借款的制度，並確保銀行在好景氣時留下足夠抵押品，以在壞景氣時可獲取流動性滿足短期債權人需求。這將會在稍後更詳細說明。
貨幣「最適」範圍是不同國家或地區經歷相似衝擊，擁有單一勞動市場，對通脹有相似態度。這包括長期平均通脹目標的選擇、短期通脹與就業取捨的決定，以及達成這些目標的市場信譽。上述因素並非純粹關於經濟，也與政治極有關係。歷史上，國家加入或離開貨幣聯盟很少是關於「貨幣最適範圍」這概念，選擇何種貨幣往往是政治行動。
不同民族國家組成貨幣聯盟的基本問題是，過去通脹率不同的長期歷史，導致各國預期通脹率有別。在單一利率貨幣聯盟下，預期通脹不同意味著實質利率不同，起初較高通脹國家的實質利率較低，刺激需求並推高工資與物價，令通脹持續。這種差異令較高通脹國家在充分就業下出現貿易逆差，並須以較低通脹國家的借貸填補。
貨幣聯盟分成貸款國與借款國兩方，帶來政治身份緊張，例如2015年歐元區的德國與希臘。2007年後全球經濟下滑，加上歐元區邊陲國家失去競爭力，導致這些國家出現財政問題。在貨幣聯盟中恢復競爭力過程漫長而痛苦，為降低實際兌換率進行的「內部貶值」以長期大量失業，讓貿易商品與服務行業工資與價格下跌，這會令民主社會受壓。
作者指，歐元區未來不得不實行以下其中一項或多項方法︰
一，邊陲國家繼續高失業，直至工資與價格下跌至回復競爭力水平，採用浮動匯率風險太高的小國可能只有此一方法。
二，讓德國與其他順差國家高通脹一段時期，同時抑壓邊陲國家工資與價格，以消除各國競爭力差異，這會令歐元下跌一段長時間，不受德國歡迎。
三，放棄試圖回復歐元區內競爭力，承認需要從北向南無限而顯著轉移，以資助邊陲國家在充分就業下的貿易逆差與償還債務，這在歐元區南北各國都不受歡迎。
四，接受歐元區局部或全面分解。
歐元經驗為國家與貨幣聯盟的關係帶來三項教訓︰一，應確保貨幣聯盟成員整合為相同工資與價格通脹後才允許加入。二，聯盟建立後，重要的是監控與避免工資與價格通脹出現差異，以免導致成員失去競爭力，並只能以長期大量失業回復。三，未來經濟衝擊無法預測，除非成員彼此非常信賴並願意向受衝擊國家提供轉移，而這需要很高的政治整合，否則貨幣聯盟會承受很大壓力。
為減少或消除煉金術，作者認為需要一套措施處理銀流動性與無力償債問題。在根本不確定下，銀行管制在這一刻顯得太苛刻，下一刻卻可能變得太寬鬆，例如資本與風險加權資產比例或流動性覆蓋比率限制，既令模型變得複雜，危機後也證明無法反映真正風險。
2007年危機後有意見重提以「芝加哥計劃」管制銀行︰強制銀行以100%流動儲備抵押存款，其餘風險放貸必須以股本或長期債務融資，分開支付系統「狹義」銀行與非流動「廣義」銀行。芝加哥計劃好處是完全消除銀行擠兌，但作者指其缺點為︰一，從現行體制轉型至 芝加哥計劃會帶來混亂，強制現行機構的結構與資產負債表進行昂貴重組。二，完全分開「狹義」與「廣義」銀行，會令投資設備、房屋或其他實體資產融資的融資更昂貴，失去以不同方式連結存款者與借款者的潛在效能。
三，最重要的是，根本不確定意味著市場無法為所有可能意外提供保險，要由政府保險填補角色，在銀行不再擠兌下，意料之外事件的風險，會集中在住戶與商業直接持有的資產價格上，中央銀行難以決定應干預何種資產。允許債務融資的好處是，尤其在取得抵押品下，借款者無需仔細管控借款者活動的所有細節，只需留意抵押品的價值。而且即使完全分開「狹義」與「廣義」銀行，銀行仍可利用不同抵押品借短貸長，繼續其煉金術。
作者的提案是中央銀行以全天候典當商(pawnbroker for all seasons)取代最後放款者，其目標為一，確保所有存款由實際現金或中央銀行保證的緊急儲備提取額支持；二，確保所有銀行強制參與並預付流動性保險保障；三，設計出有效向金融體系煉金術徵稅的系統。
全天候典當商的基本原則為，確保銀行總是有足夠可用現金滿足存戶或其他短期債權人的需求，關鍵在於檢視銀行資產與負債。在資產方面，銀行會決定將其資產多少部份供中央銀行檢視並用作抵押品，中央銀行為不同類型資產提供不同折扣率，決定銀行在任何時候可向中央銀行借款總額。評估抵押品與計算折扣率的安排會在遠早於任何危機前進行，變成中央銀行身為全天候典當商的例行職責。銀行獲准的借款額，加上其已有中央銀行儲備，會變成其「有效流動資產」。
在銀行負債方面，中央銀行檢視銀行活期存款與短期無擔保債務，計算銀行的「有效流動負債」。銀行管制要求為有效流動資產須多於有效流動負債，除槓桿比例限制外，現有資本與流動性管制均可由這條簡單規則取代。這條規則會成為一種強制保險，在危機時中央銀行會自由以已同意的條款貸款，不需要加上懲罰性利率，因為這在計算抵押品折扣率時已包括在內。
作者提出以二十年過渡期轉型至全天候典當商體制，讓銀行漸漸補回不足的有效流動資產。全天候典當商的好處有︰一，認識到在危機中，由有償還能力政府支持的中央銀行是流動性唯一來源，能將非流動資產轉為流動所有權。二，從現狀自然轉型至私人部門煉金術消失。三，無需只選擇現狀還是極端100%儲備銀行業務，容許金融機構選擇其資產負債表結構。四，解決現行最後放款者的道德風險問題。五，利用現時的非常環境，包括量化寬鬆創造貨幣令銀行流動資產比率較高，以及中央銀行已建立評估與管理抵押品的基礎，並讓後者變為恆常措施。六，管制將變得遠為簡單，只包括有效流動資產須多於有效流動負債與最高槓桿率限制兩項。
對於在根本不確定下，折扣率無法準確計算的問題，作者指折扣率可以較粗略與現成的方法計算，在設定後也應在一段時間，例如三年內不得更改。中央銀行也應如同典當商一樣，在計算折扣率時比較保守，有疑問時折扣率應傾向較高一方。折扣率是煉金術的稅項，其規模應該反映納稅人為銀行提供無形保障的成本。對部份難以理解的資產，折扣率應該是100%。
銀行面臨破產風險時，全天候典當商體制會給予銀行一年時期重組。銀行處置(resolution)因存款(負債)與放在中央銀行的抵押品(資產)可從破產銀行抽出而較為簡單，存款與抵押品帶來的流動儲備可轉移另一銀行。這讓處置當局在處理銀行其他部份時不會嚴重干擾存戶。對於銀行股本相對資產比率，作者認為10%是適合的起點，以避免股東有誘因冒險並將損失置於債權人或納稅人身上。
由於交易永遠不會完全地即時，作者認為在可見未來內都不會走向完全脫離某些形式貨幣的支付系統。銀行帳戶用於進行預期付款或持有通用購買力流動儲備將一直存在，因此全天候典當商也繼續有其需要。在根本不確定下，中央銀行未來也會需要提供流動性滿足需求，即使貨幣真的消失，社會也需要中央銀行規限會計單位，計算貨品與服務價格。
在決定未來消費時，家庭與企業可能會面對協調問題。當市場沒有訊息告訴生產者，現時消費減少是否代表未來消費增加，若是如此消費增加又會在何種商品與服務出現時，家庭與企業無法透過市場協調未來消費計劃，令總需求可能低於充分就業水平。同樣，當人們對未來消費過度樂觀，造成未必要投資與無法維持的榮景時，也會令未來消費無法協調。協調問題是囚徒兩難的例子，需要集體行動以穩定經濟。
需求不足帶來的失業不能以降低工資刺激勞動需求解決，原因是工資下跌可能令消費者的消費下跌，繼而改善企業與家庭對未來需求的預期，令總體消費自我增強，這就是「乘數」效應。在經濟衰退時增加貨幣供應也無法刺激消費，因為流動性需求之高，令注入更多貨幣只會吸收為閒置現金，不會影響現時消費。
明斯基(Hyman Minsky)指危機由長期穩定導致過份樂觀，令風險低估與資產價格過高，繼而使消費及債務過多，結果造成金融衝擊。作者認為明斯基的觀點有兩項問題︰一，明斯基相信危機總會在榮景後出現，但作者指2007年危機前整體經濟表現與長期平均相近，每一場危機都有其獨特規律。二，明斯基的理論依靠住戶及商業非理性，長期穩定令人過份樂觀，隨後則過度悲觀。作者認為，這在事後可能言之成理，但對預測未來可能出現的危機沒有很大幫助。
正如前述，作者形容在根本不確定下，人們決定儲蓄與投資並不是依靠複雜最適化模型，而是選擇反映合理敘事的試探法。在可借款與貸款下，長期預算對短期消費的限制極為微弱，人們可以偏離可持續消費水平很長時間。估計未來收入的「錯誤」在多年後才會反映，造成消費與儲蓄失衡。
人們在決定消費時有兩部份試探法︰一，在經濟整體消費看來可持續時，個人終身收入也應預期不變，換言之，人們會從現時消費是否能持續的觀感，推論出大致終身收入的變化估算。二，只有在個人際遇有變，或對經濟的信念有重要變動時，人們才會改正終身收入估算。
這兩部份試探法表示，沒有對經濟走勢持續程度觀感的重大衝擊時，消費傾向於穩定。住戶與企業現時對終身收入的估算，也很可能相較現實有「錯誤」，並以同一方向累積，導致現時消費計劃逐漸遠離現實的失衡。金融市場允許人們對未來下注打賭與交易，令「錯誤」者損失更大，消費觀感與實際消費都會更為擺動。
在人們對試探法背後敘事的觀點更正造成經濟下滑時，嘗試返回以往消費走向會是錯誤，這時推行刺激需求政策在短期看來有幫助，但無法改變更正失衡的需要。作者認為起因不同的衰退不能以同一式應對︰商品與股票價格可能會自我修正；信心不足可由恢復對未來總消費走勢信心的政策克服；中央銀行因降低通脹造成的衰退，可在通脹預期減至理想水平後重回正常貨幣政策回復；敘事修正帶來的經濟下滑，則只能以經濟轉向新的均衡，消費轉至終身預算限制的現實觀點時解決。
作者指，2008年之前的失衡問題無法只由一國貨幣政策解決，例如試圖以加息減低國內需求，令預期可持續需求降低較低而現實的路徑，卻可能會因只有一國行事，對經濟長期是否可持續的信念沒有影響，反而令貨幣升值與國外需求更弱。這反映當時全球經濟出現失衡，沒有單一國家能在其他國家同時調整下走向新均衡，所有主要經濟體都面臨囚徒兩難。
對於歐元區債務問題的未來，作者提議可參照二戰後處理德國債務的方法，讓邊陲國家延期償付其他歐元成員國的外債，直至負債國達至貿易順差，為債權國與負債國建立誘因合作減少貿易差距。歐元區不應抱有債權國總是會得到償還的幻象，不斷推延並向負債國借貸更多，不願承意壞帳損失。
作者指未來對加強國際合作應有四項目標︰一，重振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透過改革其投票系統加強其正當性，包括取消單一國家否決權；二，實際中央銀行間互換協議的永久體制，讓各中央銀行能快速互相以任何貨幣貸款，滿足短期流動性不足；三，採納浮動匯率；四，由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監管，同意主要經濟體重新平衡及重返正常利率的時間表。作者認為，消費與儲蓄在國內與國際間持續失衡，以及重回一戰前不穩定的多極世界，是世界經濟兩項主要威脅，需要新的世界秩序以避免下次危機發生。
作者認為未來生產力增長不一定悲觀，原因是未來科技突破總是無法預測，現在預期重大發明時期已過去並沒有說服力。決定長期經濟增長因素在各國也有差異，顯示危機後普遍緩慢增長較多是由於宏觀經濟表現而不是創新步伐減慢。過去表現也反映，經濟學家預測未來的紀錄不佳，往往犯下以短期波動為基礎推斷增長趨勢的錯誤。
作者總結指，未來改革三項元素包括︰一，提高生產力，包括減少壟斷、增強競爭、減低儲蓄與消費的稅務扭曲、取消複雜的稅項寬免、減低邊際稅率、減少公共服務成本、降低對私人部門的規管負擔、改善公共基礎建設等。二，推動貿易，例如讓先進國家在服務貿易自由化。三，恢復浮動匯率，讓匯率在現時失衡下發揮穩定作用。
本書經常提到四項概念︰失衡(disequilibrium)指經濟狀況無法持續，在一段時間後消費與生產模式會出現大轉變；根本不確定(radical uncertainty)指未來不確定至無法以可知及全面的後果列表概率呈現；囚徒困境(prisoner's dilemma)指合作的障礙令最佳後果難以達成；信任(trust)是市場經濟運作的元素，也是貨幣與銀行的核心。
市場經濟其中一項重要角色是連結現在與未來，協調今日與往後的消費及生產決定。在本書出版的2016年，異常低利率阻礙儲蓄，而儲蓄是未來需求的來源，假如這種情況持續，會令投資回報率下降，並讓資源投放在沒有利潤的計劃中，這都會拖低未來經濟增長率。市場經濟似乎未能有效連結現在與未來。作者認為當中的原因有二︰一， 根本不確定令連結現在與未來總是出問題；二，指引政府與中央銀行如何穩定經濟的經濟學家流行智慧，對根本不確定產生龐大失衡不夠著重。
自1970年代起西方世界為改善貨幣、匯率與銀行系統管理進行三項實驗︰一是中央銀行更為獨立以穩定通貨膨脹，後來發展為通脹目標政策；二是容許資本更為自由流動，同時在歐洲內與特別是中國等經濟增長國家鼓勵固定匯率；三是移除銀行與金融活動管制，推動競爭並允許銀行更多元與擴張，以達成金融穩定的目標。
作者指這三項實驗帶來好、壞與難看三種影響。好的是1990至2007年產出與通脹出奇穩定，即所謂大穩定時期(the Great Stability)。壞的是債務水平上升，固定匯率令各國貿易順逆差加劇，部份順差國家大量儲蓄，部份國家則以借債抵銷逆差，前者儲蓄意欲多於後者消費意欲令長期利率下跌，繼而令資產價格上升，房價上升讓人們必須提高借貸以購屋。難看的是銀行體系發展至極為脆弱，大型銀行持有資產上升，各銀行更為互相連結，銀行股本比例下跌，槓桿率上升。至2008年，難看的影響令壞影響遠多於好，令三項實驗都失敗。
各國對2008年危機前全球不平衡的問題並非一無所知，但沒有單一國家有誘因應對，假如個別國家自行應對，只會令經濟減慢及失業上升，對全球經濟或銀行體系沒有實質影響，這反映出囚徒困境的行動困難。資本由發展中國家透過西方銀行體系「上流」至已發展國家，低實質利率推高資產價格，並使金融機構與投資者為尋求高回報更為冒險，令銀行資產負債表急速擴張。全球經濟失衡與銀行資產負債表擴張兩項因素互動，令2008年的危機變得如此嚴重。
作者指這場危機帶來三項未有回答的問題︰一，為何各相關參與者在走向嚴重問題與世界經濟顯著調整前沒有採取行動改變？二，為何可視為這場危機起因的背後因素沒有得到多大改變？三，為何需求疲弱變得根深柢固，不受更多貨幣刺激措施影響？作者認為，要回答這三項問題，需要更為深入觀察從過去繼承的貨幣與銀行結構，以及今日世界經濟失衡的性質。我們無法完全預計未來的可能，對未來判斷出現的「錯誤」，是所有金融危機故事的核心。
作者認為，2008年危機後持續需求不足不是由於短期衝擊，而是之前預先消費引起的根本衰弱，停滯是危機前國內消費過高的結果，背後的失衡必須解決。現時利率對於短期需求快速增長而言是過高，對於長期適當平衡消費與儲蓄而言卻是過低。主要經濟體國內消費與儲蓄失衡同時，各國間也繼續出現外部不平衡，中國貿易順差與美國貿易逆差再度擴大，在歐元區，德國貿易順差是GDP的8%，荷蘭則更高。低利率無法改正需求失衡的情況，復甦緩慢反映問題不是暫時，而是更為根深柢固。
不論任何形式，貨幣都需要滿足兩項條件︰一是接受程度，例如人們願意接受以此貨幣買「東西」；二是穩定，即貨幣在未來交易的價值可作合理預估。現時較發達經濟體中貨幣主要形式為銀行存款，佔各國貨幣總量超過九成。在正常時期，信貸供應改變主要受向銀行借款者的需求影響；但在危機時，信貸供應則可能反映銀行借貸意欲，在這種情況下，中央銀行依靠刺激借貸需求彌補貨幣緊縮遠較平時困難。
當代經濟中貨幣在金融交易的接受程度，遠較其在買「東西」的接受程度重要。在極不穩環境下，某些貨幣形式可能無法獲接受為付款方式，人們對流動價值儲存的渴求可能會急速上升，這令貨幣與流動性非常緊密連繫。在2007至08年危機中，流動性需求急升，令中央銀行需創建緊急貨幣，增加中央銀行儲備。
管理貨幣價值穩定非常困難，部份原因在於政治建制無法抵抗創造貨幣以作收入，或用於短期刺激經濟措施取悅大眾的誘惑，直至明顯出現通貨膨脹。明確以維持幣值為法定責任的獨立中央銀行，證明能在1990至2000年代早期大穩定時期穩住通脹，作者指這是過去二十五年管理貨幣的主要成就。然而，在好景氣時提供適量貨幣以達至物價穩定，以及在壞景氣時提供恰當質量緊急貨幣以應對危機，這兩者的平衡至今仍然並非完美。
作者指以黃金為貨幣雖然有獨立於政府的吸引力，卻有兩項主要缺點︰一，黃金極為笨重不便；二，更為根本的是，黃金供應無法輕易由政府擴張，這在危機中流動性需求大增時是嚴重弱點，在正常時期也會令經濟增長上限由黃金相對貨物與服務價格決定，帶來通貨緊縮壓力。
貨幣的角色在於促進信任以作承諾與訂立合約，並能以今日的勞動轉換為通用購買力，以在現時不可能完整預知的未來運用，在資本主義經濟中擔當流動儲備的角色。在正常時期，廣泛不同資產都可能獲接受為貨幣，但在危機中，中央銀行貨幣是最後付款方式與價值儲存，其他資產因失去獲接受的信心可能變為無法流動。貨幣在「好」與「壞」時期的角色對理解危機前經濟問題不可或缺。
銀行在2007年危機出現前面臨囚徒困境，假如他們事先退出冒險放貸，不再購買複雜衍生工具並減低槓桿率，他們短期獲利就會比競爭對手少。即使一早知道風險，跟隨群體也比較安全，銀行因此沒有誘因行動以避開危機。
銀行資產相對GDP比例近百年來大幅上升，在美國升至與GDP相同，在英國則是GDP五倍。因為銀行在經濟中角色重要，市場相信政府不會讓銀行破產，即使出現問題納稅人也會介入，令銀行借貸利率較低。這種無形資助令銀行可以更為冒險，並擴張規模令自己在經濟中更為重要，因而實際上得到納稅人更多無形資助。批發融資提供更多短期借貸，令銀行可更為冒險，令其長期資產與短期債務更為錯配。
自1980年代起，銀行管制放鬆以及衍生工具發明帶來兩種影響︰一，這令銀行資產負債表規模不再與實際住戶與商業經濟活動連繫，因為衍生工具的交易沒有限制。二，銀行焦點從需要謹慎評核借款者以經營貸款，轉為統一進行與監察的證券交易，投資銀行在這過程中興起。這兩項發展改變最大型銀行的商業模式與文化，銀行以擴大規則為目標，因為「大到不能倒」可以更便宜地借款，同時新的複雜金融工具交易大幅擴張，發行銀行與投資者都不清楚這些工具的風險。銀行文化也更推崇運用複雜數學發明新金融工具的聰明人，也令道德標準受侵蝕，所有主要銀行都出現不當行為的醜聞。
銀行特別之處在於結合到期轉變——借短期債務作長期放貸——與風險轉變——將安全存款轉為具風險的貸款，銀行在貸款時為借款人建立存戶結餘，這些存款是可用作支付的貨幣，這種銀行創造的貨幣是今日貨幣主要形式。由安全的銀行存款——貨幣——轉化為非流動風險投資，就是貨幣與銀行的煉金術。
這種煉金術得以維持，在於所有儲戶不會在同一時間提取存款，但當可觀存戶同時提款時，銀行被逼要求其借款者立即還款，導致借款者資產大平賣，令銀行收回款項可能比已貸款額低。銀行也可能不得不拒絕存戶提款的要求。這種系統脆弱的原因有二︰一，特別是近期，大部份銀行融資的股本很少，以致資產稍為下跌就可能令銀行存款價值有問題。二，即使沒有壞消息，在部分存戶提走存款時，其他存戶在銀行存款可能受損時，加入提款行列是理性的做法。銀行擠兌是自我實現預言，當銀行流動儲備用盡後它可以很快倒閉。
有四種方式解決銀行系統煉金術的問題，其一是銀行在可能擠兌時關門，停止提款要求，但這會表示出令存戶信心受損的訊號，可能加速擠兌出現。其二是政府保證銀行存款以消除擠兌誘因，這是對銀行的無形資助，也會鼓勵銀行冒險，但在根本不確定的未來下無法避免。其三是取消銀行有限責任制，以避免管理他人金錢的不負責行為。其四是中央銀行向受擠兌銀行提供正式貸款，也就是擔當「最後放款者」。
金融工程讓銀行與影子銀行近乎無限地製造更多資產，這帶來兩項影響︰一，這些新工具主要在大型金融機構之間交易，令整體金融體系更為互相連結，任何一間機構出問題都會令其他機構有麻煩。二，總體資產負債表不受實體經濟規模所限，令銀行與影子銀行以驚人速度擴張。在危機後沒有人知道哪一間銀行最為曝險，所有機構都受懷疑，令風險溢價持續高於危機前。
對於未來，作者指渴望與相信「確定」誘人而危險，人們很容易因無法理解其觀察事件的特定環境，誤信錯誤的故事。風險可以依靠可觀察結果判斷保險合約，不確定則是無法定義甚至想像所有未來結果，不能為它定下機率。根本不確定為完全與競爭市場帶來缺口，許多未來事件無法事前想像，因而也不存在相關的期貨市場。
面對根本不確定，人們不可能計算行動的「預期效用」，因此不存在最適化的行為。人們面對不確定時不是最適化(optimise)，而是適應(cope)，在新環境、刺激與挑戰中反應與調整。行為經濟學找出人們在甚麼情況下不會最適化，但作者認為行為經濟學指人們總是「不理性」並不貼切，在根本不確定的環境下，試探法(heuristics)可能是適應未知未來的理性方式。
適應策略有三項元素︰一，將問題分類為是否適用於最適化行為；二，假如不適用，則以一套經驗規則或試探法 適應；三，一套敘事以整合最重要資訊，擔當試探法選擇與決定動機的基礎。試探法必須可行，敘事則必須可信。適應策略不是所有問題與環境的通用解決方法，而是回應特定問題的粗略與理性方式。出問題不一定是由於非理性行為或外來衝擊，也可能是選擇的試探法不符環境。
作者舉出試探法應用在金融市場的兩項例子︰其一是J.P.摩根總裁評估新金融產品時，需確定管理高層明白新產品，原因是可以向高層解釋的產品出問題時風險較低。其二是2007年前銀行資本要求以資本相對經風險權重資產比例計算，但在不確定下資產風險計算可能嚴重誤導，更粗略但簡單的方式是限制銀行槓桿率。
在根本不確定的世界，金融市場在一定程度上替代部份不存在的市場，卻造成市場已幾乎無限提供適應不確定方式的幻覺。根本不確定也為金融市場的流動性幻覺帶來問題，金融煉金術依靠的資產並不流動，流動性來自市場持續出現的買賣雙方，但根本不確定可干擾買賣雙方，令市場在一日之間不再流動。因為根本不確定意味著指引投資行為的敘事或適應策略本身不時更改，導致交易者對金融資產價值的觀感與交易意願急劇改變。
根本不確定令未來不可能預測，因而無法知道股價是否理性。股價波動是因為投資者試圖適應不可知的未來，他們對未來利潤的判斷可以非常不穩。股價並不是由客觀基本因素決定，而是由對基本因素的敘事決定。在流行敘事改變，或證實現時故事誤導的事發生後，股價可以大幅轉變。
中央銀行在貨幣管理上有兩項重要責任︰一是確保好景氣時，貨幣量增長率足以維持幣值大致穩定，二是在壞景氣時，貨幣量增長率足以維持流動性，以滿足私人部門無法預測的需求擺動。由於貨幣管理的挑戰無法事前預測，中央銀行需要有一定程度裁量權，以回應通脹短期變動。
通脹目標政策以中期通脹目標與短期回應經濟衝擊為元素，由獨立中央銀行推行通脹目標政策在於清晰簡單，既指導中央銀行政策，也為私人部門通脹預期設定目標，通脹預期會影響設定工資與價格水平，因而影響通脹。通脹目標令中央銀行不需要在每次得知影響經濟表現的新事情後改變框架，無需以單一模型判斷未來通脹走勢。
2007年金融危機後，決策者以宏觀審慎政策(Macro-prudential Policy)維持金融穩定，包括直接管控金融市場，例如限制貸款相對入息比例，以及間接管控，例如要求銀行在風險放貸中增加股本融資。這些政策需要中央銀行與其他監管者合作推行，相較利率政策較難推行與解釋，缺乏民主授權的中央銀行管制微觀經濟也可能帶來質疑。
2009年英美中央銀行創造大量貨幣卻未有帶來通脹，當中原因為︰一，貨幣供應增加同時，銀行體系與經濟對流動儲備的需求也急速提高；二，包括銀行存款的廣義貨幣只是溫和增長。作者也指出在銀行利率接近零的情況下，貨幣政策出現報酬遞減，難以令住戶放棄未來以在現時消費。
當通脹重回目標水平時，中央銀行也會面臨兩難︰容許通脹高於目標一段時間，還是讓通脹符合目標水平，後者會令實質利率無法下跌，令復甦不會出現，前者則會影響市場通脹預期，繼而令未來通脹水平變動。以通脹刺激經濟的策略會「前後不一」(time inconsistent)︰現時承諾未來會做的事，在未來到達目標時卻不會實行。
中央銀行擔當最後放款者，目的是為短暫流動性不足的銀行提供流動性以渡過恐慌。但問題在於身處根本不確定下，無法知道銀行是短暫流動性不足還是無力償債。最後放款者可避免流動性問題變成無力償債問題，但不是所有無力償債問題都能以最後放款者行動轉變為流動性問題。假如金融機構處於無力償債問題，即現有資金不足以吸收損失並避免損失時，只靠提供流動性不足以解決問題。
過往最後放款者應「無限向提供優質抵押品者以懲罰利率放款」的智慧，應用在今日的最後放款者會帶來兩項問題︰一，「優質抵押品」的定義，今日銀行持有大量非流動並無法在市場流動的資產，如貸款或複雜金融產品。最後放款者需要為這些抵押品「打折」(haircut)才能放款，折扣由2%至高於50%，這會為最後放款者援助設下上限，令銀行存戶與短期債權人提取款項的誘因增加，在極端情況下會使最後放款者援助變成死亡之吻。
二，銀行因接受最後放款者援助會帶來污名而抗拒援助，因為接受援助表示銀行需要流動性支援，令銀行以其他方式融資的能力受損。延期通報受中央銀行援助銀行有助減少污名問題，但無法完全消除銀行的抗拒，令最後放款者行動可能規模不足與過遲。
要求優質抵押品與懲罰利率的問題，令中央銀行與政府放鬆向最後放款者援助的要求，並開始轉向紓困。這令納稅人需要承擔風險，也給予銀行誘因擴張體系內的煉金術。作者提出的解決方案是，將最後放款者應對危機角色，轉變為銀行在好壞時期都可借款的制度，並確保銀行在好景氣時留下足夠抵押品，以在壞景氣時可獲取流動性滿足短期債權人需求。這將會在稍後更詳細說明。
貨幣「最適」範圍是不同國家或地區經歷相似衝擊，擁有單一勞動市場，對通脹有相似態度。這包括長期平均通脹目標的選擇、短期通脹與就業取捨的決定，以及達成這些目標的市場信譽。上述因素並非純粹關於經濟，也與政治極有關係。歷史上，國家加入或離開貨幣聯盟很少是關於「貨幣最適範圍」這概念，選擇何種貨幣往往是政治行動。
不同民族國家組成貨幣聯盟的基本問題是，過去通脹率不同的長期歷史，導致各國預期通脹率有別。在單一利率貨幣聯盟下，預期通脹不同意味著實質利率不同，起初較高通脹國家的實質利率較低，刺激需求並推高工資與物價，令通脹持續。這種差異令較高通脹國家在充分就業下出現貿易逆差，並須以較低通脹國家的借貸填補。
貨幣聯盟分成貸款國與借款國兩方，帶來政治身份緊張，例如2015年歐元區的德國與希臘。2007年後全球經濟下滑，加上歐元區邊陲國家失去競爭力，導致這些國家出現財政問題。在貨幣聯盟中恢復競爭力過程漫長而痛苦，為降低實際兌換率進行的「內部貶值」以長期大量失業，讓貿易商品與服務行業工資與價格下跌，這會令民主社會受壓。
作者指，歐元區未來不得不實行以下其中一項或多項方法︰
一，邊陲國家繼續高失業，直至工資與價格下跌至回復競爭力水平，採用浮動匯率風險太高的小國可能只有此一方法。
二，讓德國與其他順差國家高通脹一段時期，同時抑壓邊陲國家工資與價格，以消除各國競爭力差異，這會令歐元下跌一段長時間，不受德國歡迎。
三，放棄試圖回復歐元區內競爭力，承認需要從北向南無限而顯著轉移，以資助邊陲國家在充分就業下的貿易逆差與償還債務，這在歐元區南北各國都不受歡迎。
四，接受歐元區局部或全面分解。
歐元經驗為國家與貨幣聯盟的關係帶來三項教訓︰一，應確保貨幣聯盟成員整合為相同工資與價格通脹後才允許加入。二，聯盟建立後，重要的是監控與避免工資與價格通脹出現差異，以免導致成員失去競爭力，並只能以長期大量失業回復。三，未來經濟衝擊無法預測，除非成員彼此非常信賴並願意向受衝擊國家提供轉移，而這需要很高的政治整合，否則貨幣聯盟會承受很大壓力。
為減少或消除煉金術，作者認為需要一套措施處理銀流動性與無力償債問題。在根本不確定下，銀行管制在這一刻顯得太苛刻，下一刻卻可能變得太寬鬆，例如資本與風險加權資產比例或流動性覆蓋比率限制，既令模型變得複雜，危機後也證明無法反映真正風險。
2007年危機後有意見重提以「芝加哥計劃」管制銀行︰強制銀行以100%流動儲備抵押存款，其餘風險放貸必須以股本或長期債務融資，分開支付系統「狹義」銀行與非流動「廣義」銀行。芝加哥計劃好處是完全消除銀行擠兌，但作者指其缺點為︰一，從現行體制轉型至 芝加哥計劃會帶來混亂，強制現行機構的結構與資產負債表進行昂貴重組。二，完全分開「狹義」與「廣義」銀行，會令投資設備、房屋或其他實體資產融資的融資更昂貴，失去以不同方式連結存款者與借款者的潛在效能。
三，最重要的是，根本不確定意味著市場無法為所有可能意外提供保險，要由政府保險填補角色，在銀行不再擠兌下，意料之外事件的風險，會集中在住戶與商業直接持有的資產價格上，中央銀行難以決定應干預何種資產。允許債務融資的好處是，尤其在取得抵押品下，借款者無需仔細管控借款者活動的所有細節，只需留意抵押品的價值。而且即使完全分開「狹義」與「廣義」銀行，銀行仍可利用不同抵押品借短貸長，繼續其煉金術。
作者的提案是中央銀行以全天候典當商(pawnbroker for all seasons)取代最後放款者，其目標為一，確保所有存款由實際現金或中央銀行保證的緊急儲備提取額支持；二，確保所有銀行強制參與並預付流動性保險保障；三，設計出有效向金融體系煉金術徵稅的系統。
全天候典當商的基本原則為，確保銀行總是有足夠可用現金滿足存戶或其他短期債權人的需求，關鍵在於檢視銀行資產與負債。在資產方面，銀行會決定將其資產多少部份供中央銀行檢視並用作抵押品，中央銀行為不同類型資產提供不同折扣率，決定銀行在任何時候可向中央銀行借款總額。評估抵押品與計算折扣率的安排會在遠早於任何危機前進行，變成中央銀行身為全天候典當商的例行職責。銀行獲准的借款額，加上其已有中央銀行儲備，會變成其「有效流動資產」。
在銀行負債方面，中央銀行檢視銀行活期存款與短期無擔保債務，計算銀行的「有效流動負債」。銀行管制要求為有效流動資產須多於有效流動負債，除槓桿比例限制外，現有資本與流動性管制均可由這條簡單規則取代。這條規則會成為一種強制保險，在危機時中央銀行會自由以已同意的條款貸款，不需要加上懲罰性利率，因為這在計算抵押品折扣率時已包括在內。
作者提出以二十年過渡期轉型至全天候典當商體制，讓銀行漸漸補回不足的有效流動資產。全天候典當商的好處有︰一，認識到在危機中，由有償還能力政府支持的中央銀行是流動性唯一來源，能將非流動資產轉為流動所有權。二，從現狀自然轉型至私人部門煉金術消失。三，無需只選擇現狀還是極端100%儲備銀行業務，容許金融機構選擇其資產負債表結構。四，解決現行最後放款者的道德風險問題。五，利用現時的非常環境，包括量化寬鬆創造貨幣令銀行流動資產比率較高，以及中央銀行已建立評估與管理抵押品的基礎，並讓後者變為恆常措施。六，管制將變得遠為簡單，只包括有效流動資產須多於有效流動負債與最高槓桿率限制兩項。
對於在根本不確定下，折扣率無法準確計算的問題，作者指折扣率可以較粗略與現成的方法計算，在設定後也應在一段時間，例如三年內不得更改。中央銀行也應如同典當商一樣，在計算折扣率時比較保守，有疑問時折扣率應傾向較高一方。折扣率是煉金術的稅項，其規模應該反映納稅人為銀行提供無形保障的成本。對部份難以理解的資產，折扣率應該是100%。
銀行面臨破產風險時，全天候典當商體制會給予銀行一年時期重組。銀行處置(resolution)因存款(負債)與放在中央銀行的抵押品(資產)可從破產銀行抽出而較為簡單，存款與抵押品帶來的流動儲備可轉移另一銀行。這讓處置當局在處理銀行其他部份時不會嚴重干擾存戶。對於銀行股本相對資產比率，作者認為10%是適合的起點，以避免股東有誘因冒險並將損失置於債權人或納稅人身上。
由於交易永遠不會完全地即時，作者認為在可見未來內都不會走向完全脫離某些形式貨幣的支付系統。銀行帳戶用於進行預期付款或持有通用購買力流動儲備將一直存在，因此全天候典當商也繼續有其需要。在根本不確定下，中央銀行未來也會需要提供流動性滿足需求，即使貨幣真的消失，社會也需要中央銀行規限會計單位，計算貨品與服務價格。
在決定未來消費時，家庭與企業可能會面對協調問題。當市場沒有訊息告訴生產者，現時消費減少是否代表未來消費增加，若是如此消費增加又會在何種商品與服務出現時，家庭與企業無法透過市場協調未來消費計劃，令總需求可能低於充分就業水平。同樣，當人們對未來消費過度樂觀，造成未必要投資與無法維持的榮景時，也會令未來消費無法協調。協調問題是囚徒兩難的例子，需要集體行動以穩定經濟。
需求不足帶來的失業不能以降低工資刺激勞動需求解決，原因是工資下跌可能令消費者的消費下跌，繼而改善企業與家庭對未來需求的預期，令總體消費自我增強，這就是「乘數」效應。在經濟衰退時增加貨幣供應也無法刺激消費，因為流動性需求之高，令注入更多貨幣只會吸收為閒置現金，不會影響現時消費。
明斯基(Hyman Minsky)指危機由長期穩定導致過份樂觀，令風險低估與資產價格過高，繼而使消費及債務過多，結果造成金融衝擊。作者認為明斯基的觀點有兩項問題︰一，明斯基相信危機總會在榮景後出現，但作者指2007年危機前整體經濟表現與長期平均相近，每一場危機都有其獨特規律。二，明斯基的理論依靠住戶及商業非理性，長期穩定令人過份樂觀，隨後則過度悲觀。作者認為，這在事後可能言之成理，但對預測未來可能出現的危機沒有很大幫助。
正如前述，作者形容在根本不確定下，人們決定儲蓄與投資並不是依靠複雜最適化模型，而是選擇反映合理敘事的試探法。在可借款與貸款下，長期預算對短期消費的限制極為微弱，人們可以偏離可持續消費水平很長時間。估計未來收入的「錯誤」在多年後才會反映，造成消費與儲蓄失衡。
人們在決定消費時有兩部份試探法︰一，在經濟整體消費看來可持續時，個人終身收入也應預期不變，換言之，人們會從現時消費是否能持續的觀感，推論出大致終身收入的變化估算。二，只有在個人際遇有變，或對經濟的信念有重要變動時，人們才會改正終身收入估算。
這兩部份試探法表示，沒有對經濟走勢持續程度觀感的重大衝擊時，消費傾向於穩定。住戶與企業現時對終身收入的估算，也很可能相較現實有「錯誤」，並以同一方向累積，導致現時消費計劃逐漸遠離現實的失衡。金融市場允許人們對未來下注打賭與交易，令「錯誤」者損失更大，消費觀感與實際消費都會更為擺動。
在人們對試探法背後敘事的觀點更正造成經濟下滑時，嘗試返回以往消費走向會是錯誤，這時推行刺激需求政策在短期看來有幫助，但無法改變更正失衡的需要。作者認為起因不同的衰退不能以同一式應對︰商品與股票價格可能會自我修正；信心不足可由恢復對未來總消費走勢信心的政策克服；中央銀行因降低通脹造成的衰退，可在通脹預期減至理想水平後重回正常貨幣政策回復；敘事修正帶來的經濟下滑，則只能以經濟轉向新的均衡，消費轉至終身預算限制的現實觀點時解決。
作者指，2008年之前的失衡問題無法只由一國貨幣政策解決，例如試圖以加息減低國內需求，令預期可持續需求降低較低而現實的路徑，卻可能會因只有一國行事，對經濟長期是否可持續的信念沒有影響，反而令貨幣升值與國外需求更弱。這反映當時全球經濟出現失衡，沒有單一國家能在其他國家同時調整下走向新均衡，所有主要經濟體都面臨囚徒兩難。
對於歐元區債務問題的未來，作者提議可參照二戰後處理德國債務的方法，讓邊陲國家延期償付其他歐元成員國的外債，直至負債國達至貿易順差，為債權國與負債國建立誘因合作減少貿易差距。歐元區不應抱有債權國總是會得到償還的幻象，不斷推延並向負債國借貸更多，不願承意壞帳損失。
作者指未來對加強國際合作應有四項目標︰一，重振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透過改革其投票系統加強其正當性，包括取消單一國家否決權；二，實際中央銀行間互換協議的永久體制，讓各中央銀行能快速互相以任何貨幣貸款，滿足短期流動性不足；三，採納浮動匯率；四，由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監管，同意主要經濟體重新平衡及重返正常利率的時間表。作者認為，消費與儲蓄在國內與國際間持續失衡，以及重回一戰前不穩定的多極世界，是世界經濟兩項主要威脅，需要新的世界秩序以避免下次危機發生。
作者認為未來生產力增長不一定悲觀，原因是未來科技突破總是無法預測，現在預期重大發明時期已過去並沒有說服力。決定長期經濟增長因素在各國也有差異，顯示危機後普遍緩慢增長較多是由於宏觀經濟表現而不是創新步伐減慢。過去表現也反映，經濟學家預測未來的紀錄不佳，往往犯下以短期波動為基礎推斷增長趨勢的錯誤。
作者總結指，未來改革三項元素包括︰一，提高生產力，包括減少壟斷、增強競爭、減低儲蓄與消費的稅務扭曲、取消複雜的稅項寬免、減低邊際稅率、減少公共服務成本、降低對私人部門的規管負擔、改善公共基礎建設等。二，推動貿易，例如讓先進國家在服務貿易自由化。三，恢復浮動匯率，讓匯率在現時失衡下發揮穩定作用。
2017年8月12日 星期六
政治秩序與政治衰敗
續談《政治秩序的起源》下卷《政治秩序與政治衰敗》，由工業革命說到二十一世紀初。作者指要了解當代急速變化的政治與經濟發展，有需要將發展放在社會制度結構的長期脈絡。制度意味著行為模式，因特定歷史需求產生。在快速經濟成長的社會中，社會產生新的階級，教育其公民，並運用令社會階層重組的新科技。既有制度通常無法與新參與者相容，因而產生改革的壓力。
作者認為法國大革命對其他地區的制度有兩項重要影響，一是頒布並推行《拿破崙法典》，宣告所有公民有相等權利與責任，廢除封建特徵，重視產權；二是建立現代文官體制政府，消滅賣官制，並以現代教育系統提供行政人才。法律與行政機關發揮影響，令君權理論上不受限制，君主卻必須透過依法行政的文官行使君權，構成德國法治國(Rechtsstaat)的思想。
現代政治領袖不像過去主張「擁有」國家，家產制演變為新家產制，採用現代政府外在形或，實際還是為私人利益而統治。政府由私人關係主導，好處分給支持者，用來交換選票或出席政治集會。在歷史上，從這種形式轉變成現代政府的重要力量首要是軍備競賽，其次是工業化帶來的社會動員。如同上卷所提及，政治建制也可能因無法因應新環境或政府由菁英把持而衰敗。在現代民主政體中，政治衰敗體現為部落主義，部份人擁有特權為自己與親友圖利。
政治建制演變必須考量經濟成長、社會動員，以及公平與正當性觀念的脈絡。在法國與美國革命，以及工業革命之後，在西歐出現持續經濟成長，促成各種新形式社會動員，普世權利的觀念也受廣泛接受與傳播，這都與本書上卷的時代脈絡大為不同。
衡量政府表現可從程序、執行能力、結果與自主程度入手，各國比較似乎顯示，比起政府規模大小，政府效能才是國家是否富有較重要的指標。作者認為，政府強大有能力還是腐化與侍從主義，關鍵因素是各國改革官僚組織時，先於還是後於開放更廣泛民主制度。像德國般在威權體制建立的官僚組織較為強大自主，像美國、希臘與意大利，在民主化後建立的官僚組織，卻是侍從主義制度而必須改革。
普魯士政府建立時，君王擁有的個人權威為法律來源，但國王必須透過官僚組織統治，後者反而以公共行政法表達其意志，這種依法而治類似於中國法家。國王可以自己意志反抗法律，但一般平民間或與政府的事務，可望受到更一致與公平的對待，約束政府低層官員的任意行為。隨時代改變，德國官僚體系高質自主傳統大部份仍然完好，這是威權時期的遺產，但代價是軍備競賽、戰爭、侵佔，以及民主問責延滯。
政府腐化阻礙經濟發展的原因包括︰腐化扭曲經濟誘因，資源無法導入最有生產力的用途；腐化是一種高度累退稅制，財富集中在運用權力榨取民眾的菁英手中；最聰明與有野心的人不是在民間創造財富，而是花時間玩弄政府制度尋租。
腐化是指佔用公共資源用作私人利益，這在現代化之前的社會並不存在，因為當時政府屬家產制，領土是國王的家產。腐化與獨佔租金不完全相同，後者部份例子如著作權是為更廣泛公共用途，而不是純粹私人利益。腐化與酬庸或侍從主義也稍為不同，腐化屬純粹掠奪，酬庸或侍從主義則是以好處交換政治支持。
如上卷所述，為家人或朋友圖利的酬庸是人類自然行為，在不同政治制度普遍存在。侍從主義則牽涉更大規模利益交換，動員大量民眾，因此主要存在於民主國家。侍從主義影響民主的方式有二︰一是影響政府施政質素，在官僚組織大開職位充斥自己人，而不是按能力取材，按需要開設職位；二是強化既有菁英勢力，妨害民主問責。
希臘與意大利在民主選舉之前沒有發展出現代官僚組織，將公職當成動員選民的手段，長期下來令公部門膨脹，政府支薪高升。在希臘，人際間缺乏信任，以家人為合作主要基礎，鄰居不是潛在合作伙伴而是敵人，政府則是危險的陌生人。希臘歷史上沒有出現強大、合法而自主的政體，並有抵抗鄂圖曼當局收稅的傳統。獨立後在工業化前已實施民主，政府弱勢並受外國控制，缺乏資本市場令政府成為就業來源，都成為侍從主義的基礎。政府無法成為公共利益保護者，政府被視為政黨利益爭奪的資產，民眾缺乏信任，逃稅嚴重，令國家無法改革侍從主義制度。
意大利南部工業化遲緩，沒有具創業家精神的中產階級，地主階級由當地寡頭政治吸收。政府無法獨佔暴力執行財產權，令黑手黨崛起，助長暴力與恐懼氣氛，大為減低社會信任。二戰後意大利政府的產業政策也加強南部侍從主義，政府直接投資成為侍從主義致富之道，也提供機會更公開地貪污，控制公共工程合約獲得報酬，以政治支持為回報。
在高度信任的社會，合作不需時時依靠正式機制，減少交易成本，人們看到其他人遵守法律，也會比較守法，有助提高政府質素。反之，低信任社會會出現集體行動問題，每一個人都沒有動機改變，落入低度平衡陷阱。在希臘與意大利，龐大而弱勢的政府，加上社會普遍的不信任，導致自我防衛的家族主義，對政府與陌生人也會變得犬儒，避免繳稅或與陌生人合作。
十九世紀初英美政府也充斥酬庸政治，但在之後改革為較現代的官僚體制。在十九世紀初英國，除海軍外公職人員都用於增加個人及支持者的利益，根據個人關係安插公職人員。較早改革的是印度公務員體系，由菁英人脈在國會推動改革。中產階級興起，也因其階級利益支持按能力招聘公職，讓自己的子女有機會受教育後謀差事。1853至1856年克里米亞戰爭暴露部隊組織不良問題，也形成改善壓力。作者認為，最關鍵的是公部門改革在選舉權開放前發生，至1870年代才發展出大眾政黨，這時自主官僚組織已打穩基礎。
美國由於憲制分權，公共政策難以進行重大改革，也沒有單一整合的菁英團體，在建立民主基礎後，花了一世紀時間迂迴走過政黨主導的侍從主義。政黨是動員選民與管理大眾政治參與的機制，為心態相近者提供集體行動機會，在共同平台彙集不同社會利益，為選民提供有價值資訊，並建立穩定的預期。選舉權開放後，政治人物需要找出方法讓支持者投票與參與政治集會，對於較貧窮及相對未受教育的選民而言，承諾提供工作或個人恩惠是較有效的手法，自然出現侍從主義制度。政黨均是以提供短期獎勵，而不是長期計劃的政策改變，掌握勞動階級的選票。
十九世紀末，美國經濟已不再是農耕社會，運輸與通訊發展連繫整個國家，大幅增加市場規模，社會分工改變，城市居民增加，行業工會、專業協會、都市中產階級與出現，經濟與社會變化形成政府改革的需求。新興中產階級既想對抗酬庸系統政治人物的利益，也不滿幾乎不識字、不熟悉美國價值的天主教徒與猶太人，對教育、能力、組織與誠實價值的重視，有助推動這場帶有道德色彩的政府改革。美國侍從主義制度從1880年代至1920年代才逐漸消除，顯示出權力分散、聯邦制與缺乏吸納中產階級菁英團體的影響。
美國政府改革的教訓是，改革不只是技術問題，也是複雜政治程序，涉及如何處理既得利益。支持改革聯盟也必須與現行制度沒有利害關係的團體為基礎，也必須聯合較傳統、經濟上較不現代的團體。人們如何看待自己的利益，觀念非常重要，會影響人們的實際抉擇。對抗強大而根深柢固的利益時，改革需要很長時間。
除消除侍從主義與腐化外，高品質政府也需要公務員擁有所需技能、人數不會過多、擁有必要財政資訊，並管理良好。美國抗拒政府權威的傳統，令政府改革面臨強大的制度阻礙，服務品質無法提高。例如美國1887年成立管理鐵路的州際商業委員會，因為缺乏自主，受法院與國會掌控，要照顧各種利益，不是權力過少，就是過度管制，阻礙全國鐵路系統的投資與創新。作者指美國早期的森林管理局是例外，以科學為基礎，受農業部保護，甚至在第二任局長平察時自行爭取政治影響力，得到較高的自主。
國家建造也是政府建造成功的關鍵，國家建造指的是無形事物，例如國族傳統、象徵、歷史與文化等國家認同。沒有國家認同，公職人員可能認為對較私人的群體有道德責任，而出現貪污行為，一般公民也會以理性計算來決定自己的忠誠。相反，假如公民有受國意識的情感連結，政治穩定會大為增加。
民族主義是法國大革命起認同政治其中一種特殊形式，其出現與現代化相關，過程包括印刷與資本主義、工業化擴大社會分工、言語統一與殖民經驗等。國家認同以四種基本過程形成︰一，明確界定政治疆界，以符合當前國家認同；二，移動或實質消滅某些種群，以符合既有疆界；三，次民族同化進入主導文化；四，在社會文化與地理條件上修改國家認同概念，以符合政治可行性。在歷史上，國家認同往往是暴力行為的結果，不論是較晚期的德國與希臘，還是較早期的英國與美國。
作者指政府現代化至少有兩條重要途徑，一是軍備競賽，國家處於長期戰爭，為生存以發展出有效率的政府組織，確保績效任用、收稅能力、財政管理與後勤補給，並任用有才能的非菁英帶領軍隊。二是和平政治改革，主要是一群社會團體形成聯盟，希望出現廉潔有能力的政府，其背景為社會經濟現代化，新興社會團體在既有家產制系統沒有強大利害關係，可能會組織外部聯盟改革這系統。
新興中產階級團體並不會自動令政府現代化，其他必要因素包括︰一，經濟成長的性質，在興盛的資本家經濟中，明確政策對自身利益較有好處，反之，工業化較低、鄉村禮俗整套搬進城市中的社會，就很容易保留侍從主義形式。二，聯盟是否成功招納中產階級成員加入反對侍從主義，能否在全國層級得到權力。三，文化因素，例如改革領導人的宗教熱忱、公民責任的理念與國家認同，當政府組織缺乏正當性，政府改革就難以得到廣泛支持。
奈及利亞因石油擁有穩定收入來源，並在菁英間分享，窮入則分成多個種族與宗教社群，分別從屬菁英控制的侍從主義網絡。政府表現不佳，未能保護財產權，沒有公平而透明地執法的能力。
如上卷所述，地理與氣候對最初的國家建立不可或缺，包括資源足以支持高密度人口；地方不能太小而無法建立國家層級，也不能太大令受壓的人逃走。在歐洲，大河、山脈與森林促成強勢國家同時，也讓任何單一政體無法主導全局，並在大陸有一個難以征服的大型海島平衡。東亞在接獲西方前就發展出強大政府，漠南非洲遭歐洲征服時則大多仍是部落組織，拉丁美洲在兩者之間，這對這些地區當代的制度與經濟有本質影響。
殖民地前的亞茲特克與印加帝國發展程度遠不如中國，沒有統一書寫文字、文化、法典與複雜官僚組織，對後來政治制度發展的影響較小。氣候與地理左右著加勒比海糖革命與種植園發展，發展出不平等的剝削奴隸經濟。西班牙與葡萄牙的威權與重商主義制度直接移植至新大陸，政治制度受菁英把持，並因階級與種族差異重疊而更難克服。
拉丁美洲沒有出現西歐那種影響國家認同的持續政治暴動，作者認為這令它的政治制度發長較慢，威權政府與社會不公的古老形式持續更久。十九與二十世紀拉丁美洲沒有民族主義與愛國狂熱激發全國同心合力，各國獨立後政府仍仿傚殖民體制，也未能從人民身上成功徵收大規模稅收。作者指，拉丁美洲相對較少國與國的戰爭，可能是沒有強勢現代政府的原因。在民主普及後，政府就變成侍從主義政治的來源。
拉丁美洲較少國與國戰爭的可能理由包括︰一，階級與種族重疊，在十九與二十世紀動亂主要是漫長內部衝突，菁英不願動員所有民眾，以免非菁英獲得武裝；二，地理因素，拉丁美洲由安地斯山脈與亞馬遜叢林分隔，調動軍事力量至別國非常困難；三，國家認同，語言、族群與種族多元令國家認同薄弱，許多族群從未接觸過政府服務，認為自己對政府幾乎沒有任何義務；四，強大外國的影響，特別是美國支持拉丁美洲保守的政治與社會制度，協助推翻左派領導人。
拉丁美洲的例外是哥斯大黎加，人均收入較鄰國高，近六十年沒有軍事政變、專制獨裁、內戰、行刑隊與外國干預。雖然種植園較少、族群與種族較同質也有關係，但作者指最獨一無二的是該國內戰後在一九四九年廢除常備軍隊，保守派同意剝奪自己武力強制的工具，而左派也放棄武裝對抗與馬克思主義。這表現出良好領導與個別政治人物的決策，有可能大為改變因物質條件產生的社會結構。
與哥斯大黎加對照的反例是阿根廷，阿根廷擁有合適地理條件，人口主要來自白人移民，十九世紀至1930年經濟表現良好，其後卻面對嚴重階級對立與不穩經濟表現。作者指出阿根廷二十世紀表現逆轉的重要歷史因素，一是土地所有權自1820年代起因政府政策日趨集中，形成地主寡頭政治；二是個人主義威權領導風格。在1930年軍事政變後，阿根廷菁英一連串拙劣決定，損害法治精神，讓軍隊帶進政治，讓軍人以選舉舞弊、鎮壓、公然違法不斷推翻政治人物，將國家轉變成階段劃分而嚴重對立的國家。哥斯大黎加與阿根廷的例子顯示，人的決定在制度發展中影響很大。
漠南非洲很多國家都是「新家產制」為統治特色，以個別領導人為中心，權力與任期不受限制。政治人物大量以政府資源培養支持者，導致普遍的侍從主義，令行政部門大量擴張。政府能力疲弱，通常沒有基本基共行政能力，例如醫療、教育、執法、治安或經濟政策，收稅能力也欠佳，無法獨佔國內武力，官員缺乏訓練。
漠南非洲政府缺乏能力可回溯至殖民時期。由於殖民較遲開始，殖民統治者雖然成功摧毀既有傳統威權，但因非洲氣候與資源不合，在殖民地只做最少的投資，留下很少現代政府制度。非洲殖民以「科學種族主義」為包裝，完全拒絕給非洲人應有權利，令公民與受支配族群極為分裂。
非洲原有土著社會沒有強大的國家級組織，可能原因為人口密度較低，技術較落後，因而地理上由沙漠與熱帶森林分隔。歐洲瓜分非洲後，殖民者比較有興趣建立勢力範圍或保護關係，不想直接統治土著社會。這種間接統治以尋找或創造代理人的方式，意圖將習俗土地轉變為現代私人產權，由個人或法人持有，並可供轉讓，也透過代理人收稅。代理人往往比真正的傳統權威更殘暴，擁有類似政府的權力。這種統治方式容易因殖民地官員對當地知識不足，受當地人操控，也忽視非洲人的目標不是保留傳統文化，而是希望現代化。間接統治未能為強大的現代政府建立基礎。
奈及利亞從未出現強大的民族主義政黨對抗英國統治，對新的國家認同也沒有概念，很快導致國家解體並走向內戰。石油提供資源給奈及利亞政府以侍從主義方式分配，不滿的團體由更多補貼與報酬收買，政治穩定以腐化為代價。與之對比，印尼一開始情況相近，族群與語言多元，但民族主義團體成功推廣統一的印尼語與印尼概念，並在新政府擴大基礎教育，以擁有全國性軍隊的威權政府支持，到1990年代國家認同已非常穩定。
肯亞與鄰國坦尚尼亞也形成另一組對比，坦尚尼亞多個族群中沒有主要族群，但肯亞則有五個主要族群，任何兩個族群聯盟就足以控制政府，此外坦尚尼亞有全國通用語言斯希瓦里語，在肯亞斯希瓦里語則較不通用。坦尚尼亞政府有意識地壓制地方主義與族群認同，肯亞則是族群侍從主義政府。這令坦尚尼亞的國家認同更穩定，後來成功建立更有效能的政治體系。
東亞擁有強大的政府，在新加坡與馬來西亞由殖民繼承而來，在中國、日本與韓國則是接觸西方前已有悠久政府與國家傳統，並在接觸西方後大幅重組與改革。與歐洲不同，東亞政治發展不是由法治而是由開始，統治者以法律為治理手段，所以傳統東亞政府可能較歐洲專制。政府自主可視為理所當然，問題反而是如何透過法律與代議政府限制國家權力。
日本在明治維新時只以十年就成功整合為現代的政府，較明顯的原因是，德川時代日本已有強烈國家認同，維新領導人只需建立政府，而不是國家。維新後高階公務員透過嚴格考試任用，許多也出身至以前的薩長兩藩，形成高度內部凝聚力。
日俄戰爭時日本已視現代政府為理所當然，但法治尚待建立。1899年頒布憲法時，憲法將統治權歸於天皇而不是人民，公民權並非天賦或神授，而是來自天皇慷慨贈與。憲法並非社會團體長期衝突後的分權結果，也不是下層團體動員強逼國王接受，而是由上而下的過程，目的在於讓西方國家認同日本是現代社會。
後來帝國殖民地的軍人自主不受控制，軍國主義並沒有社會基礎，而是由將自己變成主人的軍隊推動。太平洋戰爭戰敗後，官僚組織仍是政治決策中心，與商界及自民黨形成主導日本政治的鐵三角。
縱觀日本從十九世紀中期以來的政治發展，作者指日本在接觸西方前，國家與社會均衡中嚴重偏向國家一邊，公民社會較難透過法治與問責限制國家權力，在民主化後政治動員力也比其他工業化民主國家弱。威權統治者相信仁慈菁英主義，鄙視一般人的權力，卻由衷認為自己是更高公眾利益的僕人。
十九世紀中國政府深陷例行公事與僵化形式，阻礙中國正確應對西方的競爭壓力。二十世紀中央政府與傳統集權統治一度中斷，但共產黨與王朝時代的統治仍有很強的傳承。經過毛澤東對法律的破壞後，1978年之後中國展開法律建設，以法律為治理機制，在財產權與共產黨高層領導人升遷與繼任規則上，受法律約束的情況日漸普遍。但法律並不在高於政黨的最高地位，不是受法治管理的社會。憲法既指出共產黨必須在憲法條文與法律下運作，卻堅持政治制度必須由共產黨領導，以致法律仍與王朝時期一樣是統治的工具，而不是正當性的來源。財產權與合約履行基本上仍是政治問題，假如共產黨決定破壞財產權，並不受任何法律約束。
未來中國政府會在制度存續上遇到三項威脅︰一，中國可能會產生一位魅力型領袖，利用民眾激情建立個人追隨者，不受既有的共識約束；二，政府在面對利益團體時可能失去自主，例如國有企業、個別部門、地方政府等，無法推行政治改革；三，制度缺少正當性的內在來源，共產黨以外來馬列主義為基礎建立正當性，因而必須持續高經濟成長並以民族主義提倡者身份建立自己的正當性，但在經濟成長減慢或倒退時，共產黨就沒有正當理由獨佔權力。長遠而言，解決壞皇帝及其貪污與獨裁統治，唯一方法是以正式程序限制國家權力，這意味著法律應適用於任何人，包括共產黨高層，並需要擴大政治參與，保障資訊自由，以避免政府無法得知民間問題的資訊。
除菲律賓這例外，東亞的民主國家多數集中在工業化國家，在之前已有強勢政府，因此侍從主義較拉丁美洲與非洲少。東亞國家受兩股力量衝擊而面臨快速改變，一是工業化動員新的社會參與者，包括中產與勞工階級，二是國際社會更緊密互動，從世界其他地方湧進各種觀念。
特定社會中出現民主的可能，與以下社會參與者相對優勢與互動相關︰一，以職業與教育定義的中產階級，他們希望有正式法律保護其權利，尤其是財產權，但傾向反對影響自己財產與收入的重分配。二，勞動階級，他們關心重分配多於保障財產權，有時甚至可以個人自由權利為代價。三，利用受壓逼勞工的大地主，他們反對民主，要發展出完全民主必須擊潰他們。四，農民，他們的政治訴求較複雜，有時極保守並接受傳統社會價值與附屬地位，也可能以侍從主義方式被動員，但他們有時也會加入勞動階級的激進力量，成為革命支持者。
作者指出，十九世紀反對民主的觀點也採納許多現代民主基本概念，政府必須對公民負責，有能力作良好政治判斷的公民應擁有參與政治權利。他們與當代民主標準不同之處，是評斷特定階級無法妥善行使政治權利。這在當代菁英抱怨大眾選民選擇「民粹」政策的論調找到回響。當代官僚組織按能力任用，受各種保護免遭民主政治異常行為傷害，也反映出反對民主普及的論點。
作者認為當代中東民主運動比較像十九世紀歐洲面對的處境，社會組成改變促成社會動員，中產與無產階級不斷增加，面對從禮俗社會轉為法理社會的道德迷失與認同困惑。十九世紀歐洲邁向民主的動力遭民族主義挾持，當代中東則有被政治伊斯蘭挾持的風險，正如十九世紀歐洲的民族主義，當代政治伊斯蘭為認同困惑提供非常有說服力的答案。民主所需的社會基礎在十九世紀歐洲並不存在，在當代大部份中東地區似乎亦然，民主轉型可能需要相當長時間。
已發展國家與馬克思對資本主義的預測不同之處包括︰勞工收入增加、國家建立普及教育制度、選舉權開放令勞動階段政治權力增加、工入開始走入中產階級、難以組織從事政治行動的邊緣化新貧階級出現、全球左派在經濟與階級議題失去焦點。在大部份已發展國家，依職業與教育水平劃分、擁有資產的中產階級組成絕大多數人口比例，令馬克思主義不再有吸引力。
如前所述，中產階級追求社會安定與財產權保護，因此他們並不是一定支持民主，尤其是中產階級只佔人口少數時更是如此。在這情況下，開放普遍政治參與權利，可能會導致大眾要求重分配，故此中產階級更可能選擇與威權統治者結盟，而不是民主的基石。中產階級也可能由菁英的酬庸網絡吸收，從中得利。假如未來技術發展速度減慢，或者技術發展無法令大部份人共享其利，中產階級減少，人與人之間重回零和關係，民主也會更難持續發展。
政治制度無法適應環境變化可能會失靈，當中原因包括人們的認知問題，面對矛盾證據時依舊堅持自己的想法，還有制度中的局內人利用優勢取得資訊與資源圖利自己。作者以美國為例，指美國政制由法院與立法機關奪走許多行政部門功能，令政府整體運作既不統一又沒效率。國會各種委員會與計劃目標不一致，缺乏統一的管理單位主導，反而令利益團體更容易把持國會，傷害大眾對政府的信任。這又導致行政部門需面前更多司法覆核，政府被規則綁手綁腳。
作者指出改革美國政治制度有兩項障礙︰一是政治參與者樂意維持現狀，政黨沒有動機切斷利益團體金源的管道，利益團體不希望無法以金錢買到影響力的制度；二是認知問題，美國普遍認為政府失靈的解決方法，是開放民主參與及增加透明度，然而作者認為一般大眾未能作大量而複雜的公共選擇，結果是積極參與組織良好的團體填補，但他們並未代表整體大眾。作者的意見是，美國民主改革需要的是少一點政治參與、少一點透明度，改革方案必須嘗試減少否決點，或引入機制促進官僚更為自主。
作者指更多問責能改善官僚組織的理論有不完備之處，首先是選民不一定會要求福利公共政策，也可能會希望侍從主義式分配公共資源以獲得個人利益；此外，歷史經驗中廉潔現代的官僚組織反而是在非民主環境中建立，反之，現代政府鞏固前引入民主通常會削弱政府質素，例如引致政黨主導的侍從主義式政府；最後，嚴格規則限制令政府僵化並難以做決定。作者推論，這表示政府建造與民主建設是兩件事，短期內會互相拉扯，有時民主可能會是建立好政府的障礙。
作者認為特定政府能力有其相應合適的官僚主自程度，當政府能力較低、國家較貧窮時，其自主裁量權不應太多，而當政府能力較高、國家較富有時，官僚組織則不應受太多規定限制。選舉在理論上可以令政府問責，但選民將責任交給政府，再由政府透過行政機關回到公民身上這路徑過長，溝通過程中重要訊息容易在大量雜音下消失。政治制度要運作良好必須考量非實體因素，即民眾信任政府，政府則必須回應民情並兌現承諾，以贏得民眾信任。
作者重申，高效強大的政府，結合基於法律與民主問責的約束制度，比政府獨大政體更公平也更能服務公民。當代自由民主國家中，過度重視程序而非實質意義，是政治衰敗的主要原因。民主政治制度回應問題時通常比威權體制慢，但當民主制度確實回應時，通常也更果決，因為有更多人參與決策過程。自由民主的延續並非必然，而是因為眾人有意願，有領導人物與組織能力，通常也需要純粹好運。但世界各地的經驗顯示，政治發展進程展現出清楚的方向，即承認公民有平等尊嚴的受問責政府，有普遍的吸引力。
作者認為法國大革命對其他地區的制度有兩項重要影響，一是頒布並推行《拿破崙法典》，宣告所有公民有相等權利與責任，廢除封建特徵，重視產權；二是建立現代文官體制政府，消滅賣官制，並以現代教育系統提供行政人才。法律與行政機關發揮影響，令君權理論上不受限制，君主卻必須透過依法行政的文官行使君權，構成德國法治國(Rechtsstaat)的思想。
現代政治領袖不像過去主張「擁有」國家，家產制演變為新家產制，採用現代政府外在形或，實際還是為私人利益而統治。政府由私人關係主導，好處分給支持者，用來交換選票或出席政治集會。在歷史上，從這種形式轉變成現代政府的重要力量首要是軍備競賽，其次是工業化帶來的社會動員。如同上卷所提及，政治建制也可能因無法因應新環境或政府由菁英把持而衰敗。在現代民主政體中，政治衰敗體現為部落主義，部份人擁有特權為自己與親友圖利。
政治建制演變必須考量經濟成長、社會動員，以及公平與正當性觀念的脈絡。在法國與美國革命，以及工業革命之後，在西歐出現持續經濟成長，促成各種新形式社會動員，普世權利的觀念也受廣泛接受與傳播，這都與本書上卷的時代脈絡大為不同。
衡量政府表現可從程序、執行能力、結果與自主程度入手，各國比較似乎顯示，比起政府規模大小，政府效能才是國家是否富有較重要的指標。作者認為，政府強大有能力還是腐化與侍從主義，關鍵因素是各國改革官僚組織時，先於還是後於開放更廣泛民主制度。像德國般在威權體制建立的官僚組織較為強大自主，像美國、希臘與意大利，在民主化後建立的官僚組織，卻是侍從主義制度而必須改革。
普魯士政府建立時，君王擁有的個人權威為法律來源，但國王必須透過官僚組織統治，後者反而以公共行政法表達其意志，這種依法而治類似於中國法家。國王可以自己意志反抗法律，但一般平民間或與政府的事務，可望受到更一致與公平的對待，約束政府低層官員的任意行為。隨時代改變，德國官僚體系高質自主傳統大部份仍然完好，這是威權時期的遺產，但代價是軍備競賽、戰爭、侵佔，以及民主問責延滯。
政府腐化阻礙經濟發展的原因包括︰腐化扭曲經濟誘因，資源無法導入最有生產力的用途；腐化是一種高度累退稅制，財富集中在運用權力榨取民眾的菁英手中；最聰明與有野心的人不是在民間創造財富，而是花時間玩弄政府制度尋租。
腐化是指佔用公共資源用作私人利益，這在現代化之前的社會並不存在，因為當時政府屬家產制，領土是國王的家產。腐化與獨佔租金不完全相同，後者部份例子如著作權是為更廣泛公共用途，而不是純粹私人利益。腐化與酬庸或侍從主義也稍為不同，腐化屬純粹掠奪，酬庸或侍從主義則是以好處交換政治支持。
如上卷所述，為家人或朋友圖利的酬庸是人類自然行為，在不同政治制度普遍存在。侍從主義則牽涉更大規模利益交換，動員大量民眾，因此主要存在於民主國家。侍從主義影響民主的方式有二︰一是影響政府施政質素，在官僚組織大開職位充斥自己人，而不是按能力取材，按需要開設職位；二是強化既有菁英勢力，妨害民主問責。
希臘與意大利在民主選舉之前沒有發展出現代官僚組織，將公職當成動員選民的手段，長期下來令公部門膨脹，政府支薪高升。在希臘，人際間缺乏信任，以家人為合作主要基礎，鄰居不是潛在合作伙伴而是敵人，政府則是危險的陌生人。希臘歷史上沒有出現強大、合法而自主的政體，並有抵抗鄂圖曼當局收稅的傳統。獨立後在工業化前已實施民主，政府弱勢並受外國控制，缺乏資本市場令政府成為就業來源，都成為侍從主義的基礎。政府無法成為公共利益保護者，政府被視為政黨利益爭奪的資產，民眾缺乏信任，逃稅嚴重，令國家無法改革侍從主義制度。
意大利南部工業化遲緩，沒有具創業家精神的中產階級，地主階級由當地寡頭政治吸收。政府無法獨佔暴力執行財產權，令黑手黨崛起，助長暴力與恐懼氣氛，大為減低社會信任。二戰後意大利政府的產業政策也加強南部侍從主義，政府直接投資成為侍從主義致富之道，也提供機會更公開地貪污，控制公共工程合約獲得報酬，以政治支持為回報。
在高度信任的社會，合作不需時時依靠正式機制，減少交易成本，人們看到其他人遵守法律，也會比較守法，有助提高政府質素。反之，低信任社會會出現集體行動問題，每一個人都沒有動機改變，落入低度平衡陷阱。在希臘與意大利，龐大而弱勢的政府，加上社會普遍的不信任，導致自我防衛的家族主義，對政府與陌生人也會變得犬儒，避免繳稅或與陌生人合作。
十九世紀初英美政府也充斥酬庸政治，但在之後改革為較現代的官僚體制。在十九世紀初英國，除海軍外公職人員都用於增加個人及支持者的利益，根據個人關係安插公職人員。較早改革的是印度公務員體系，由菁英人脈在國會推動改革。中產階級興起，也因其階級利益支持按能力招聘公職，讓自己的子女有機會受教育後謀差事。1853至1856年克里米亞戰爭暴露部隊組織不良問題，也形成改善壓力。作者認為，最關鍵的是公部門改革在選舉權開放前發生，至1870年代才發展出大眾政黨，這時自主官僚組織已打穩基礎。
美國由於憲制分權，公共政策難以進行重大改革，也沒有單一整合的菁英團體，在建立民主基礎後，花了一世紀時間迂迴走過政黨主導的侍從主義。政黨是動員選民與管理大眾政治參與的機制，為心態相近者提供集體行動機會，在共同平台彙集不同社會利益，為選民提供有價值資訊，並建立穩定的預期。選舉權開放後，政治人物需要找出方法讓支持者投票與參與政治集會，對於較貧窮及相對未受教育的選民而言，承諾提供工作或個人恩惠是較有效的手法，自然出現侍從主義制度。政黨均是以提供短期獎勵，而不是長期計劃的政策改變，掌握勞動階級的選票。
十九世紀末，美國經濟已不再是農耕社會，運輸與通訊發展連繫整個國家，大幅增加市場規模，社會分工改變，城市居民增加，行業工會、專業協會、都市中產階級與出現，經濟與社會變化形成政府改革的需求。新興中產階級既想對抗酬庸系統政治人物的利益，也不滿幾乎不識字、不熟悉美國價值的天主教徒與猶太人，對教育、能力、組織與誠實價值的重視，有助推動這場帶有道德色彩的政府改革。美國侍從主義制度從1880年代至1920年代才逐漸消除，顯示出權力分散、聯邦制與缺乏吸納中產階級菁英團體的影響。
美國政府改革的教訓是，改革不只是技術問題，也是複雜政治程序，涉及如何處理既得利益。支持改革聯盟也必須與現行制度沒有利害關係的團體為基礎，也必須聯合較傳統、經濟上較不現代的團體。人們如何看待自己的利益，觀念非常重要，會影響人們的實際抉擇。對抗強大而根深柢固的利益時，改革需要很長時間。
除消除侍從主義與腐化外，高品質政府也需要公務員擁有所需技能、人數不會過多、擁有必要財政資訊，並管理良好。美國抗拒政府權威的傳統，令政府改革面臨強大的制度阻礙，服務品質無法提高。例如美國1887年成立管理鐵路的州際商業委員會，因為缺乏自主，受法院與國會掌控，要照顧各種利益，不是權力過少，就是過度管制，阻礙全國鐵路系統的投資與創新。作者指美國早期的森林管理局是例外，以科學為基礎，受農業部保護，甚至在第二任局長平察時自行爭取政治影響力，得到較高的自主。
國家建造也是政府建造成功的關鍵，國家建造指的是無形事物，例如國族傳統、象徵、歷史與文化等國家認同。沒有國家認同，公職人員可能認為對較私人的群體有道德責任，而出現貪污行為，一般公民也會以理性計算來決定自己的忠誠。相反，假如公民有受國意識的情感連結，政治穩定會大為增加。
民族主義是法國大革命起認同政治其中一種特殊形式，其出現與現代化相關，過程包括印刷與資本主義、工業化擴大社會分工、言語統一與殖民經驗等。國家認同以四種基本過程形成︰一，明確界定政治疆界，以符合當前國家認同；二，移動或實質消滅某些種群，以符合既有疆界；三，次民族同化進入主導文化；四，在社會文化與地理條件上修改國家認同概念，以符合政治可行性。在歷史上，國家認同往往是暴力行為的結果，不論是較晚期的德國與希臘，還是較早期的英國與美國。
作者指政府現代化至少有兩條重要途徑，一是軍備競賽，國家處於長期戰爭，為生存以發展出有效率的政府組織，確保績效任用、收稅能力、財政管理與後勤補給，並任用有才能的非菁英帶領軍隊。二是和平政治改革，主要是一群社會團體形成聯盟，希望出現廉潔有能力的政府，其背景為社會經濟現代化，新興社會團體在既有家產制系統沒有強大利害關係，可能會組織外部聯盟改革這系統。
新興中產階級團體並不會自動令政府現代化，其他必要因素包括︰一，經濟成長的性質，在興盛的資本家經濟中，明確政策對自身利益較有好處，反之，工業化較低、鄉村禮俗整套搬進城市中的社會，就很容易保留侍從主義形式。二，聯盟是否成功招納中產階級成員加入反對侍從主義，能否在全國層級得到權力。三，文化因素，例如改革領導人的宗教熱忱、公民責任的理念與國家認同，當政府組織缺乏正當性，政府改革就難以得到廣泛支持。
奈及利亞因石油擁有穩定收入來源，並在菁英間分享，窮入則分成多個種族與宗教社群，分別從屬菁英控制的侍從主義網絡。政府表現不佳，未能保護財產權，沒有公平而透明地執法的能力。
如上卷所述，地理與氣候對最初的國家建立不可或缺，包括資源足以支持高密度人口；地方不能太小而無法建立國家層級，也不能太大令受壓的人逃走。在歐洲，大河、山脈與森林促成強勢國家同時，也讓任何單一政體無法主導全局，並在大陸有一個難以征服的大型海島平衡。東亞在接獲西方前就發展出強大政府，漠南非洲遭歐洲征服時則大多仍是部落組織，拉丁美洲在兩者之間，這對這些地區當代的制度與經濟有本質影響。
殖民地前的亞茲特克與印加帝國發展程度遠不如中國，沒有統一書寫文字、文化、法典與複雜官僚組織，對後來政治制度發展的影響較小。氣候與地理左右著加勒比海糖革命與種植園發展，發展出不平等的剝削奴隸經濟。西班牙與葡萄牙的威權與重商主義制度直接移植至新大陸，政治制度受菁英把持，並因階級與種族差異重疊而更難克服。
拉丁美洲沒有出現西歐那種影響國家認同的持續政治暴動，作者認為這令它的政治制度發長較慢，威權政府與社會不公的古老形式持續更久。十九與二十世紀拉丁美洲沒有民族主義與愛國狂熱激發全國同心合力，各國獨立後政府仍仿傚殖民體制，也未能從人民身上成功徵收大規模稅收。作者指，拉丁美洲相對較少國與國的戰爭，可能是沒有強勢現代政府的原因。在民主普及後，政府就變成侍從主義政治的來源。
拉丁美洲較少國與國戰爭的可能理由包括︰一，階級與種族重疊，在十九與二十世紀動亂主要是漫長內部衝突，菁英不願動員所有民眾，以免非菁英獲得武裝；二，地理因素，拉丁美洲由安地斯山脈與亞馬遜叢林分隔，調動軍事力量至別國非常困難；三，國家認同，語言、族群與種族多元令國家認同薄弱，許多族群從未接觸過政府服務，認為自己對政府幾乎沒有任何義務；四，強大外國的影響，特別是美國支持拉丁美洲保守的政治與社會制度，協助推翻左派領導人。
拉丁美洲的例外是哥斯大黎加，人均收入較鄰國高，近六十年沒有軍事政變、專制獨裁、內戰、行刑隊與外國干預。雖然種植園較少、族群與種族較同質也有關係，但作者指最獨一無二的是該國內戰後在一九四九年廢除常備軍隊，保守派同意剝奪自己武力強制的工具，而左派也放棄武裝對抗與馬克思主義。這表現出良好領導與個別政治人物的決策，有可能大為改變因物質條件產生的社會結構。
與哥斯大黎加對照的反例是阿根廷，阿根廷擁有合適地理條件，人口主要來自白人移民，十九世紀至1930年經濟表現良好，其後卻面對嚴重階級對立與不穩經濟表現。作者指出阿根廷二十世紀表現逆轉的重要歷史因素，一是土地所有權自1820年代起因政府政策日趨集中，形成地主寡頭政治；二是個人主義威權領導風格。在1930年軍事政變後，阿根廷菁英一連串拙劣決定，損害法治精神，讓軍隊帶進政治，讓軍人以選舉舞弊、鎮壓、公然違法不斷推翻政治人物，將國家轉變成階段劃分而嚴重對立的國家。哥斯大黎加與阿根廷的例子顯示，人的決定在制度發展中影響很大。
漠南非洲很多國家都是「新家產制」為統治特色，以個別領導人為中心，權力與任期不受限制。政治人物大量以政府資源培養支持者，導致普遍的侍從主義，令行政部門大量擴張。政府能力疲弱，通常沒有基本基共行政能力，例如醫療、教育、執法、治安或經濟政策，收稅能力也欠佳，無法獨佔國內武力，官員缺乏訓練。
漠南非洲政府缺乏能力可回溯至殖民時期。由於殖民較遲開始，殖民統治者雖然成功摧毀既有傳統威權，但因非洲氣候與資源不合，在殖民地只做最少的投資，留下很少現代政府制度。非洲殖民以「科學種族主義」為包裝，完全拒絕給非洲人應有權利，令公民與受支配族群極為分裂。
非洲原有土著社會沒有強大的國家級組織，可能原因為人口密度較低，技術較落後，因而地理上由沙漠與熱帶森林分隔。歐洲瓜分非洲後，殖民者比較有興趣建立勢力範圍或保護關係，不想直接統治土著社會。這種間接統治以尋找或創造代理人的方式，意圖將習俗土地轉變為現代私人產權，由個人或法人持有，並可供轉讓，也透過代理人收稅。代理人往往比真正的傳統權威更殘暴，擁有類似政府的權力。這種統治方式容易因殖民地官員對當地知識不足，受當地人操控，也忽視非洲人的目標不是保留傳統文化，而是希望現代化。間接統治未能為強大的現代政府建立基礎。
奈及利亞從未出現強大的民族主義政黨對抗英國統治，對新的國家認同也沒有概念，很快導致國家解體並走向內戰。石油提供資源給奈及利亞政府以侍從主義方式分配，不滿的團體由更多補貼與報酬收買，政治穩定以腐化為代價。與之對比，印尼一開始情況相近，族群與語言多元，但民族主義團體成功推廣統一的印尼語與印尼概念，並在新政府擴大基礎教育，以擁有全國性軍隊的威權政府支持，到1990年代國家認同已非常穩定。
肯亞與鄰國坦尚尼亞也形成另一組對比，坦尚尼亞多個族群中沒有主要族群，但肯亞則有五個主要族群，任何兩個族群聯盟就足以控制政府，此外坦尚尼亞有全國通用語言斯希瓦里語，在肯亞斯希瓦里語則較不通用。坦尚尼亞政府有意識地壓制地方主義與族群認同，肯亞則是族群侍從主義政府。這令坦尚尼亞的國家認同更穩定，後來成功建立更有效能的政治體系。
東亞擁有強大的政府，在新加坡與馬來西亞由殖民繼承而來，在中國、日本與韓國則是接觸西方前已有悠久政府與國家傳統，並在接觸西方後大幅重組與改革。與歐洲不同，東亞政治發展不是由法治而是由開始，統治者以法律為治理手段，所以傳統東亞政府可能較歐洲專制。政府自主可視為理所當然，問題反而是如何透過法律與代議政府限制國家權力。
日本在明治維新時只以十年就成功整合為現代的政府，較明顯的原因是，德川時代日本已有強烈國家認同，維新領導人只需建立政府，而不是國家。維新後高階公務員透過嚴格考試任用，許多也出身至以前的薩長兩藩，形成高度內部凝聚力。
日俄戰爭時日本已視現代政府為理所當然，但法治尚待建立。1899年頒布憲法時，憲法將統治權歸於天皇而不是人民，公民權並非天賦或神授，而是來自天皇慷慨贈與。憲法並非社會團體長期衝突後的分權結果，也不是下層團體動員強逼國王接受，而是由上而下的過程，目的在於讓西方國家認同日本是現代社會。
後來帝國殖民地的軍人自主不受控制，軍國主義並沒有社會基礎，而是由將自己變成主人的軍隊推動。太平洋戰爭戰敗後，官僚組織仍是政治決策中心，與商界及自民黨形成主導日本政治的鐵三角。
縱觀日本從十九世紀中期以來的政治發展，作者指日本在接觸西方前，國家與社會均衡中嚴重偏向國家一邊，公民社會較難透過法治與問責限制國家權力，在民主化後政治動員力也比其他工業化民主國家弱。威權統治者相信仁慈菁英主義，鄙視一般人的權力，卻由衷認為自己是更高公眾利益的僕人。
十九世紀中國政府深陷例行公事與僵化形式，阻礙中國正確應對西方的競爭壓力。二十世紀中央政府與傳統集權統治一度中斷，但共產黨與王朝時代的統治仍有很強的傳承。經過毛澤東對法律的破壞後，1978年之後中國展開法律建設，以法律為治理機制，在財產權與共產黨高層領導人升遷與繼任規則上，受法律約束的情況日漸普遍。但法律並不在高於政黨的最高地位，不是受法治管理的社會。憲法既指出共產黨必須在憲法條文與法律下運作，卻堅持政治制度必須由共產黨領導，以致法律仍與王朝時期一樣是統治的工具，而不是正當性的來源。財產權與合約履行基本上仍是政治問題，假如共產黨決定破壞財產權，並不受任何法律約束。
未來中國政府會在制度存續上遇到三項威脅︰一，中國可能會產生一位魅力型領袖，利用民眾激情建立個人追隨者，不受既有的共識約束；二，政府在面對利益團體時可能失去自主，例如國有企業、個別部門、地方政府等，無法推行政治改革；三，制度缺少正當性的內在來源，共產黨以外來馬列主義為基礎建立正當性，因而必須持續高經濟成長並以民族主義提倡者身份建立自己的正當性，但在經濟成長減慢或倒退時，共產黨就沒有正當理由獨佔權力。長遠而言，解決壞皇帝及其貪污與獨裁統治，唯一方法是以正式程序限制國家權力，這意味著法律應適用於任何人，包括共產黨高層，並需要擴大政治參與，保障資訊自由，以避免政府無法得知民間問題的資訊。
除菲律賓這例外，東亞的民主國家多數集中在工業化國家，在之前已有強勢政府，因此侍從主義較拉丁美洲與非洲少。東亞國家受兩股力量衝擊而面臨快速改變，一是工業化動員新的社會參與者，包括中產與勞工階級，二是國際社會更緊密互動，從世界其他地方湧進各種觀念。
特定社會中出現民主的可能，與以下社會參與者相對優勢與互動相關︰一，以職業與教育定義的中產階級，他們希望有正式法律保護其權利，尤其是財產權，但傾向反對影響自己財產與收入的重分配。二，勞動階級，他們關心重分配多於保障財產權，有時甚至可以個人自由權利為代價。三，利用受壓逼勞工的大地主，他們反對民主，要發展出完全民主必須擊潰他們。四，農民，他們的政治訴求較複雜，有時極保守並接受傳統社會價值與附屬地位，也可能以侍從主義方式被動員，但他們有時也會加入勞動階級的激進力量，成為革命支持者。
作者指出，十九世紀反對民主的觀點也採納許多現代民主基本概念，政府必須對公民負責，有能力作良好政治判斷的公民應擁有參與政治權利。他們與當代民主標準不同之處，是評斷特定階級無法妥善行使政治權利。這在當代菁英抱怨大眾選民選擇「民粹」政策的論調找到回響。當代官僚組織按能力任用，受各種保護免遭民主政治異常行為傷害，也反映出反對民主普及的論點。
作者認為當代中東民主運動比較像十九世紀歐洲面對的處境，社會組成改變促成社會動員，中產與無產階級不斷增加，面對從禮俗社會轉為法理社會的道德迷失與認同困惑。十九世紀歐洲邁向民主的動力遭民族主義挾持，當代中東則有被政治伊斯蘭挾持的風險，正如十九世紀歐洲的民族主義，當代政治伊斯蘭為認同困惑提供非常有說服力的答案。民主所需的社會基礎在十九世紀歐洲並不存在，在當代大部份中東地區似乎亦然，民主轉型可能需要相當長時間。
已發展國家與馬克思對資本主義的預測不同之處包括︰勞工收入增加、國家建立普及教育制度、選舉權開放令勞動階段政治權力增加、工入開始走入中產階級、難以組織從事政治行動的邊緣化新貧階級出現、全球左派在經濟與階級議題失去焦點。在大部份已發展國家，依職業與教育水平劃分、擁有資產的中產階級組成絕大多數人口比例，令馬克思主義不再有吸引力。
如前所述，中產階級追求社會安定與財產權保護，因此他們並不是一定支持民主，尤其是中產階級只佔人口少數時更是如此。在這情況下，開放普遍政治參與權利，可能會導致大眾要求重分配，故此中產階級更可能選擇與威權統治者結盟，而不是民主的基石。中產階級也可能由菁英的酬庸網絡吸收，從中得利。假如未來技術發展速度減慢，或者技術發展無法令大部份人共享其利，中產階級減少，人與人之間重回零和關係，民主也會更難持續發展。
政治制度無法適應環境變化可能會失靈，當中原因包括人們的認知問題，面對矛盾證據時依舊堅持自己的想法，還有制度中的局內人利用優勢取得資訊與資源圖利自己。作者以美國為例，指美國政制由法院與立法機關奪走許多行政部門功能，令政府整體運作既不統一又沒效率。國會各種委員會與計劃目標不一致，缺乏統一的管理單位主導，反而令利益團體更容易把持國會，傷害大眾對政府的信任。這又導致行政部門需面前更多司法覆核，政府被規則綁手綁腳。
作者指出改革美國政治制度有兩項障礙︰一是政治參與者樂意維持現狀，政黨沒有動機切斷利益團體金源的管道，利益團體不希望無法以金錢買到影響力的制度；二是認知問題，美國普遍認為政府失靈的解決方法，是開放民主參與及增加透明度，然而作者認為一般大眾未能作大量而複雜的公共選擇，結果是積極參與組織良好的團體填補，但他們並未代表整體大眾。作者的意見是，美國民主改革需要的是少一點政治參與、少一點透明度，改革方案必須嘗試減少否決點，或引入機制促進官僚更為自主。
作者指更多問責能改善官僚組織的理論有不完備之處，首先是選民不一定會要求福利公共政策，也可能會希望侍從主義式分配公共資源以獲得個人利益；此外，歷史經驗中廉潔現代的官僚組織反而是在非民主環境中建立，反之，現代政府鞏固前引入民主通常會削弱政府質素，例如引致政黨主導的侍從主義式政府；最後，嚴格規則限制令政府僵化並難以做決定。作者推論，這表示政府建造與民主建設是兩件事，短期內會互相拉扯，有時民主可能會是建立好政府的障礙。
作者認為特定政府能力有其相應合適的官僚主自程度，當政府能力較低、國家較貧窮時，其自主裁量權不應太多，而當政府能力較高、國家較富有時，官僚組織則不應受太多規定限制。選舉在理論上可以令政府問責，但選民將責任交給政府，再由政府透過行政機關回到公民身上這路徑過長，溝通過程中重要訊息容易在大量雜音下消失。政治制度要運作良好必須考量非實體因素，即民眾信任政府，政府則必須回應民情並兌現承諾，以贏得民眾信任。
作者重申，高效強大的政府，結合基於法律與民主問責的約束制度，比政府獨大政體更公平也更能服務公民。當代自由民主國家中，過度重視程序而非實質意義，是政治衰敗的主要原因。民主政治制度回應問題時通常比威權體制慢，但當民主制度確實回應時，通常也更果決，因為有更多人參與決策過程。自由民主的延續並非必然，而是因為眾人有意願，有領導人物與組織能力，通常也需要純粹好運。但世界各地的經驗顯示，政治發展進程展現出清楚的方向，即承認公民有平等尊嚴的受問責政府，有普遍的吸引力。
2017年7月4日 星期二
政治秩序的起源
看完了《政治秩序的起源》，上卷才是《政治秩序的起源》，下卷其實是《政治秩序與政治衰敗》，先說上卷，內容由史前至法國大革命。作者指，本書目的是提出同時免於過度抽象與過度狹窄的中程理論，並將理論置於歷史之後。
作者以二十一世紀第二個十年民主世界的憂心發展為引子，包括民主成就逆轉，官方接受民主正當性，但撤除對行政權的制約，並侵蝕法治；部份國家從威權政府轉型時困在「灰色地帶」，既不是完全威權，也算不上民主；政治制度未能提供人民要求於政府的基本服務，令民主建制面臨挑戰。未能因應環境改變的政治體制會造成政治衰退，社會無法認真改革建制解決重大財政危機，訴諸損壞並最終腐化自身其建制的短期措施，也會導致國家破產與政府失去正當性。
作者指目前為止民主仍被視為理所當然，即使威權領袖也佯裝是民主主義者替自己取得正當性。民主挫敗問題不在於觀念，在於執行，很少政府能同時既接受問責又能發揮政府職能，原因是建制脆弱、腐敗、欠缺能力。若沒有漫長而艱難的建制建立過程，民主政府不會成功。
作者提出政治建制主要有三項︰一，國家(state)，即有效獨攬軍事支配權，在明確範圍領土的集中威權來源。和平由國家軍隊與警察維持，財產由個人所有，產權由法院與法律體系執行。二，法治，即以正式法律訂明制度權力分配方式，讓權力分配不再隨權力行使者改變而變動。法律體系獲賦予支配社會的最高權威，高於國家軍隊與官僚組織統治者。三，問責，即統治者需向議會等更廣大人民機構負責。當統治權在選舉表現的更廣大人民意志之下時，則成為現代民主。
與政治建制發展相對的則是政治衰敗。人類建制往往很難改變，為因應特定環境創立的建制，在環保改變或消失時仍會繼續存在，未能妥善因應環境變化，帶來政治衰敗。此外，人們有偏袒家人與朋友的固有心態，作者稱之為家產制(patrimonialism)，這種心態在沒有強力反制誘因下，會不斷再度抬頭。有組織團體隨時間建立牢固地位，開始向國家要求特權。特別是在長期穩定後金融或軍事危機時，這些牢固家產團體能擴大其影響力，或者令政府無法適切因應危機。
本書回顧政治建制歷史時並未詳細探討上古希臘與羅馬。作者指雅典與羅馬的古典共和主義只有少數公民有投票權，社會階級分明，大部份人無法參與政治。它們也不是自由主義國家，而是不尊重公民隱私或自主權的高度公有制社會。古典共和主義缺陷是只適於小國寡民，在小規模同質社會最有成效，隨著共和國日趨龐大就不可能維持高要求的公有價值觀。在問責政府與法律領域中羅馬是先驅，但在建立「現代」國家，即中央集權、一致的行政官僚制度管理大規模人口，並在官僚招募不講私人關係與看重能力，則是在中國發生。
作者以生物學與人類學發現駁斥霍布斯等理論家的「自然狀態」主張︰在人類演化中人從未是孤立的存在；人類靈長目祖先已發展出廣泛社交與政治技能；人腦天生具備有利於從事多種社會合作的官能。在戰爭狀態中行使暴力的不是個人，而是結合緊密的社會團體。生物最基本的合作方式比人類出現早幾百萬年，兩種合作行為自然來源為︰一，親屬選擇(kin selection)，個體會根據他們與親屬共有基因多寡，對親屬表現不同利他程度；二，互惠利他(reciprocal altruism)，雖然以自利為出發點，但在較長期互動中與他人合作令雙方都更有利，發展出某種合作道德。
人類擁有語言提供新機會發展更高認知能力，從事緊密合作。語言意味著他人是否誠實不必只靠親身體驗，可以透過社會知識了解。但語言也是說謊、欺騙的工具，演化出較佳認知謊言能力會比對手有優勢。語言、合群、支配環境三者互相強化，創造演化壓力令人類腦容量變大。語言令抽象概念能夠出現，令人類可以建立因果關係的概述，這構成宗教誕生的基礎。宗教提供獎懲，強化合作的好處，解決坐享其成等集體行動難題，是令較複雜社會組織得以問世的關鍵之一。宗教儀式也有助於界定社群，劃分社群邊界，有時也儀式本身也會變成行動的目的。
人類遵守規則主要不是理性而是情感過程，這些情緒反應令人類墨守成規。規範被違反時感到生氣，自己未符合規範時感到羞恥，實現集體看重的目標並獲得肯定時感到自豪，這些反應都不是透過學習而來，而是建立在遺傳上。比起不斷計算最佳結果與商談新規則，盲從規則更容易完成例行的集體行動，提升社會生活的穩定。但這也代表規則失靈時，政治建規依然會抗拒改變。
人類認知較複雜，會為抽象事物追求認可。政治領袖最初出現，是因為群體認可個別成員的體力、勇氣、智慧或公平裁定糾紛能力。隨著政治制度發展，認可對象從個人轉為體制，政治秩序建立上正當性與正當支配的權威上。正當性意味著社會成員承認整個制度基本合理，願意遵守該制度的規則。政治權力不只取決於社會掌控的資源與人數，也取決於領袖與體制的正當性受承認程度。
至此人性對政治提供的路徑包括︰
社會與政治組織的演化，由親屬關係、相對平等的游團與部落，走向階層式組織的酋邦與國家。在農業尚未出現的游團中，人受到血緣枷鎖束縛，只與親人來往，親人決定人們生活中幾乎所有事物。農業問世令游團轉為部落社會得以實現，部落是環節的(segmentary)，每一環節能自給自足，為共同目的也會結合。部落單元建立在共同世系原則上，源自同一祖先，追溯世系只來自父系或母系其中之一。部落以祖先崇拜為宗教，讓人們與祖先及後代緊密相連，即使是遠親也屬於同一社群。這種宗教信仰組合出大宗族社會，軍力遠比游團社會強大，並在出現後激發其他社會效法。
部落社會的財產由家系或其他親屬群體擁有，土地不只擁有生產潛力，也是生者與死去親屬社群所在之處，個人無法賣掉土地。個別家庭可獲分配土地，但只是暫時擁有，在沒有子嗣時交回親屬團體，也對親屬小有社會義務。部落社會中男性親屬有為不公義之事報仇或索償的義務，仲裁制度用於和平解決紛爭，但不具約束力，不公義事件的賠償也有傳統價目表。部落社會在組織彈性有優勢，在緊急情況能迅速動員壯大，並出現自成一體、為榮耀、忠誠及女性而戰的戰士階級。領袖權力並不固定，缺乏常設繼承規則，令部落社會在征服後無法治理轄下地區。如果從更廣義角度界定部落，包括以互惠及個人關係連結的恩庇者與侍從者，那麼部落制仍是政治發展中不變的主要特色之一。
國家級社會與部落社會不同之處在於︰一，國家有集中的最高權威來源，其下屬原則上能對整個社會統治；二，此權威以獨佔合法強制工具，即警察或軍隊來維繫；三，國家權威基礎為領土而非親屬，規模遠比部落大；四，國家內部比部落更階層化與不平等；五，國家得到遠為複雜的宗教賦予正當性。
作者指最初國家出現極不可能出自明確社會契約，較自由的部落社會只有在強烈外部壓逼外，才可能將權威授予強制而階層分明的國家。國家形成與水利工程有關的假設也與歷史不符，大形水利工程是在強有國家建立後才開始建築，部落民不可能在這類工程從未出現時為工程利益放棄自由。多餘糧食也不一定用於增加人口，也可以是令工作量減少，反而可能是支配統治者強逼，民眾才生產多餘糧食。
暴力是國家形成的明顯來源，但還需要其他因素︰資源足夠充沛而提供剩餘糧食；社會規模足夠大，出現粗略分工與統治菁英階層；地理因素讓活動範圍受限，如受沙漠、海洋叢林或高山圍繞的河谷，較弱部落無法逃走，區內人口密度也較高；外來威脅或宗教領袖克里斯瑪權威促使個人向國家讓出自由。
中國周朝封建制與歐洲封建制的重大差異是，歐洲封建制度聯合不具親屬關係的領主與封臣，不講私人關係的治理已開始扎根，但中國封建制主角是領主與其親屬團體，采邑授予親屬關係群體，貴族權威較弱，無法完全自主於更大親屬關係架構。周朝初期貴族戰爭非常像儀式，戰爭是為了讓其他氏族承認本族地位，或報復自己所受輕蔑。戰爭遵照一套複雜規則，經常事先安排好，著重榮譽而非欺敵戰術，以昂貴的馬拉戰車作戰。
東周戰爭不斷，令軍事組織、課稅、官僚組織、民間技術創新與觀念出現娛革。戰爭由戰車轉為以步兵與騎兵為主，大量農民徵召入伍，貴族減少推動軍隊以軍功升遷。各國重新編組人口，進行土地與人口調查，課徵新稅以籌措更多資源。軍中與文官組織官僚化，根據能力而非親屬關係提拔。鑄鐵技術發明與改進、套犁耕田技術改良、水土管理更完善，這些技術令經濟成長。連年戰爭引發對政治與道德的反思，知識份子遊走各國為政治權威效力，在戰國初期出現思想百家爭鳴，既創造出統治意識形態，也助長中國民族文化出現。
周朝末年最激進的國家建造出現在秦國，該國以法家意識形態清楚表明新中央集權的邏輯。商鞅改革攻擊世襲特權，以功績授爵，官職由國家定期重新分配；廢除井田制，在國家主導下重新分配土地予個別家戶，消除農民對領主的傳統義務，直接向國家繳稅；成年男子劃一徵收人頭稅，新戶籍編制實行連坐，互相監視；推行縣制，縣令由中央政府派任；統一度量衡。這龐大社會改造工程以國家主導的統治方式，取代傳統以親屬關係為基礎的權為與土地所有制。
法家雖然強調法律，但與法治認為法律比在位統治者更有正當性，對統治者有約束力的概念無關。法家人物眼中，法律只是國王或統治者的命令編纂成典，意在反映統治者一人的利益，不是反映規範社群整體的道德規範共識。法家的法令與法治同樣主張，刑罰確立後應該一視同仁適用於所有社會成員，包括貴族，但法家法令刑罰不會用於國王。
中國在西元前三世紀統一，但歐洲卻從未如此，可能的解釋包括︰一，地理因素，歐洲由大河、森林、大海、高山分割為多個地區，並有不列顛大島扮演平衡者角色；中國第一個帝國的領土，在戰國時期建設眾多道路與運河後，軍隊可以輕易橫越。二，文化因素，周朝諸國民族與語言差異不如歐洲各民族大；三，領導，反映在秦國以高超治國手腕分化敵國，而與秦國為敵者卻不時自相殘殺。四，發展路線，歐洲較遲出現專制國家，課稅與動員能力也不如秦國，並受世襲貴族、天主教會、組織的農民、自治城市等掣肘；在中國，貴族沒有在地權威，未受法律保護，中央集權國家很早出現，收服國家其他潛在對手。
秦統一中國後的政治現代化，為何未促成經濟與社會的現代化？作者指當時資本主義興起所需的其他建制尚未出現，包括科學方法、現代大學、技術創新與產權制度。戰國時期未有發展出獨立的商業資產階級，也並未創造誘因鼓勵民間個人提高名下土地生產力。沒有資本主義市場經濟，意味著沒有新社會群體與身份的廣泛分工。由上而下強行削弱親屬關係往往功敗垂成，家產制政府在秦朝後東山再起與國家抗衡。
繼秦之後的漢朝初期，中央集權國家與地方菁英形成均勢。暗摻法家思想的儒家傳統主義重登主流，對皇帝有道德性的抑制，建立在受官僚組織影響的皇帝個人道德感上。漢朝衰落最重要的原因之一，是國家再度落入家產制菁英之手，致使中央政府衰弱。親屬關係再度成為在中國取得權力與地位的首要憑藉，貴族家庭安插自己的成員到中央政府，情況持續至九世紀唐朝末年。
漢亡後三百年為甚麼中國由隋朝重歸一統，而不是像歐洲古羅馬帝國滅亡後固定為彼此競爭諸國體系？當中原因為︰一，國家體制過早現代化，令國家成為社會最有力組織單元，即使中央集權國家瓦解，在統治正當性來自繼承天命下，後來者極欲重現中央集權體制並統一中國。二，秦、漢發展出中國的共同文化，透過共同文字、典籍、官僚組織傳統、歷史與教育建制，在政治與社會層面支配菁英行為的價值體系。
中國是一個創建現代國家的世界文明，但這現代國家不受法治或問責建制約束，唯一問責機制是訴諸道德，這無異於獨裁國家。秦國雄心改造社會秩序，表現出原始極權主義，但因為欠缺所需工具與技術，如意識形態、政黨及通信技術，加上獨裁統治太嚴酷以失敗告終。秦國的後繼者較懂得與既有社會勢力共存，表現出威權主義。與其他世界文明相比，中國人更有本事集中政治權力。
印度在國家形成前後出現四等社會分類體系，即瓦爾那(varna)，包括祭司婆羅門、武士剎帝利、商人吠舍與其餘主要是農民的首陀羅。婆羅門自成一體，被視為聖法守護者，令印度世俗權威與宗教權威分開，統治者的權力受約束。印度另一重要社會發展為闍提(jati)，即後來的種姓制度，構成數百環節性內婚的職業團體。瓦爾那與闍提構成社會基本組織，限制國家滲透與控制社會的力量。
在西元前六世紀末，北印度政治發展與西周中國相似，最初組織父系親屬氏族聯盟，轉變為更嚴明的等級體系、世襲領導權、統治者與祭司分工。但其後印度政治發展與中國分道揚鑣，印度未有西周諸國那種長期而慘烈的戰爭，發展現代國家建制的壓力因而較小。西元前三世紀的孔雀王朝統治大片地區，但仍未完全征服南亞次大陸，其統治也並未完全鞏固。在孔雀王朝之後，直至1947年印度共和國誕生前，印度未再有本土政權統治這麼遼闊的疆域。
種姓制度出自業的觀念，其中社會流動的唯一機會不在於現世，而在於現世與來世之間，取決於人是否忠實履行此世種姓所遵守的法(dharma)，即指導正當行為的原則。這種觀念聖化既有社會秩序，使人履行現屬種姓或職業變成宗教義務。種姓也局限氏族外婚範圍，令種姓成為自給自足的社群，置身於存在無數同樣環節性單位的環境中。
瓦爾那與闍提制對政治的影響途徑之一，是對軍事組織發展施加限制。瓦爾那本身限制了印度社會軍事動員的程度，武士身份受限制，政治實體未有全面動員國內大部份農民。保守的社會制度也阻礙軍事技術創新，例如在西元開始時印度才棄用戰車，比中國晚數百年，也從未建立可騎馬射箭的騎兵部隊。
種姓社會中眾多緊密聯繫的社會團體不需要由國家組織，並拒絕國家滲透與控制，令印象出現弱勢國家、強勢社會的現象，持續至今。婆羅門成員也獨佔取得學問與知識的管道，不願將典籍形諸文字，限制絕大部份人受教育與讀書識字的機會，令國家行政人才庫大為縮減。宗教也以一種法治基礎影響政治權力，聖法由婆羅門維護，國王只有在認同聖法才能獲得正當性。
比較中國與印度，作者指中國過早誕生強力的國家，面對其他社會組織有優勢，有能力完全各種重大工程，但國家從未受法治約束，統治者可為所欲為。印度則是受「血緣枷鎖」的專制束縛，個人自由受親屬、種姓、宗教、傳統等限制，但血緣枷鎖令印度人能抵抗暴君的專制統治。中國與印度的經驗表明，國家與社會兩者強力並存，能長期互相平衡與抵消時，會出現較理想的自由。
穆斯林的奴隸軍制以非穆斯林奴隸為官僚組織成員，這些奴隸在密閉環境長大，以內部凝聚團體形式行動。作者指奴隸軍制是為了解決在部落特質濃厚的社會環境中，如何進行國家建造的難題。以部落為基礎的國家先天薄弱不穩，部落領袖與指揮官爭執時可能乾脆離開。奴隸軍制則以奴隸只效忠主子一人，解決用人唯親與部落忠誠問題。
十二世紀末埃及馬木魯克奴隸軍擊退蒙古入侵，之後自行掌權，建立有中央集權官僚組織與職業軍隊的國家。馬木魯克制成功關鍵在於能在中亞乾草原與拜占庭土地尋找奴隸新血，讓他們皈依伊斯蘭，並切斷與原生家庭及部落的聯繫。馬木魯克的貴族身份也隨身歿而止，不能繼承後人，以免挑選馬木魯克的嚴格能力選才標準受破壞。
馬木魯克兩項制度缺陷為︰一，馬木魯克弟兄會沒有充分建制化治理機制，蘇丹挑選沒有明確規則，有時世襲，有時由高階埃米爾選出；二，馬木魯克國家缺乏政治權威，馬木魯克既是為蘇丹效力的軍隊成員，又是蘇丹的角逐者，在面對危機時易於陷入內鬥。到十四世紀中葉，馬木魯克的反世襲原則已嚴重受損，逐漸重新部落化。瘟疫、奧圖曼人崛起、奴隸來源缺乏與不願採用火器，令馬木魯克政權最終在1517年遭奧圖曼人滅亡。
奧圖曼人於十五世紀發展分省治理制度，基礎為席帕希(sipahi)騎兵及其封地蒂馬爾(timar)。席帕希需以封地稅收添置裝備，在征戰季時有參軍義務。土耳其的封地不能世襲，大莊園領主不能將土地再分封，杜絕擁有資源基礎與世襲特權的強大土地貴族階層出現。
奧圖曼人也依賴奴隸軍制，但文職與軍職有明顯區隔，後者聽命前者。王朝原則只應用於奧圖曼統治家族內，任何奴隸都不能成為蘇丹或建立自己的王朝。奧圖曼的奴隸軍為土耳其禁衛軍，其兒子不得成為禁衛軍，防止世襲菁英階層出現。奴隸體系招募與升遷以能力績效為標準，表現出色者可獲免稅與土地獎勵。
奧圖曼體制一大問題是，缺乏穩固的長子繼承制，或其他決定王位繼承的程序。蘇丹的兒子會在青春期派至外省歷練，在蘇丹死後各兒子屢屢爆發外戰，令帝國在王位繼承鬥爭時難以抵禦外敵，禁衛軍等單位的影響力也變得過大。
奧圖曼體制衰敗的因素包括︰對外武裝掠奪以獲取的經濟租金減少，也令新奴隸來源減少。物價長期上升與人口增加，通貨膨脹令蒂馬爾制難以運行，騎兵無法維持軍事開銷；禁衛軍國則獲准從事平民行業，打破奴隸與平民的界線。中央政府陷入財政危機，對農民剝削增加，無法防止奴隸軍將自己身份與資源傳給下一代。隨著禁衛軍埋首追求自己與家人的福祉，與蘇丹的道德連結減少，他們變得與其他追求私利的利益團體沒有分別。
奧圖曼政權成功創立集權國家建制，並以能力挑選與晉升人材，並建立分省治理制度，施行較一致的規則。巔峰時的奧圖曼帝國較接近中國，較少組織完善的獨立社會團體，沒有世襲貴族與自治商業城市。它與中國不同之處，在於存在理論上不受國家左右的宗教立法機構。
西歐獨特之處，在於男女較晚婚，而且個人終身不婚比率較高，女性有較多機會獲得財產，此模式最早在1400至1650年就存在。西歐以相同祖先親族關係為中心的地方也較早消失，貴族財產可分割與長嗣繼承在中世紀已確立，個人在財產事務上有相當大自由，這先於國家的形成，讓社會發展先於政治發展。
作者指，從身份到契約的社會關係轉變在1066年威廉征服英格蘭後已經出現，女性擁有持有與自由處置財產的權利，至少在十三世紀開始也能在沒有男性監護人許可下訂立遺囑與契約。這時父母與子女之間在出現扶養契約，訂明孩子在繼承財產後有義務照顧父母。更早期在九世紀歐洲的封建制度建立，也反映父系家系結構太薄弱，以致個人志願臣屬於沒有親族關係的別人。
歐洲人脫離親族束縛甚至可能追溯至六世紀的天主教會，天主教會反對近親通婚、納已故親人寡婦為妻、收養小孩與離婚，提倡從一而終的一夫一妻制。這讓親族群體難以在代際繼承是繼續掌控財產，同時教會也鼓吹捐贈土地與財產，令教會得以坐享其成，尤其是來自無子女寡婦與未婚婦女的無條件奉獻。結果西歐各地部落皈依基督教不到三代，其親族關係結構消失。天主教會最後則成為獨立的政治單元，整合為國家以外的單一中央集權科層建制，與法治的基礎有密切關係。
作者將法(law)定義為結合社群的抽象正義規則，在近代以前，法被認為是由比人間立法者要高的權威訂定，這或者是神，或者是遠古的習慣，或者是自然，不同於由政治權力訂定的律令(legislation)。只有在法高於律令，政治權力者受法約束，才存在法治。國家建設與法治以某種緊張關係並存︰統治者在法範圍內行事能提升自己的權威，但法能防止統治者為所欲為。
法治依賴法律本身，也依賴法律的可見建制及其程序，包括法官、律師、法院等。絕大部份人守法是因為他們深信法律基本上公正，並受道德觀念驅使而慣於守法。假若認為法律不公，守法意願會大為降低。顯然，假如有權有勢者缺乏一定程度自制，或至少相信每個人都需要自制，外在建制無法約束他們。要建立平民與國王都接受的規範性法秩序，既需要宗教限制國王，也需要集權國家執行法律，對抗國內菁英的利益。
在十一世紀，西歐教會擁有四分一至三分一土地，但聖職任命由政治權威控制，主教與神父也可以結婚生子，易於捲入豁區的家庭與宮廷政治。十一世紀晚期，格列高里七世等人主張教皇高於所有政治權威，只有教會有權敘任主教。他也限制神父與主教終身不婚，藉此攻擊教會家產制的根源。天主教會能在政治上獨立行事，有賴當時歐洲世俗統治者力量薄弱，令教會可以挑動不同政體互鬥而得利。直到1122年，敘任權之爭結束，神聖羅馬帝國皇帝放棄主教敘任權，教會則承認皇帝在多項世俗事務的權威。
敘任權爭議影響後來歐洲發展，令天主教會演化為現代科層制、受法律指導的建制，成為日後世俗國家建造者效法對象。敘任權爭議也使精神與世俗領域明確劃分，結束西歐基督教政教合一，為世俗國家奠下基礎。
隨著教會成為統一層級體系，教會為賦予自己正當性擬定系統的教會法規，由日益專業的教會法律專家協助，令教會法變得一致與正當。各種教規歧異綜合為一套等級體系，建立用以解決神授法、自然法、實訂法、習慣法之間矛盾的理性程序。
法治也因教會創造出自成一體與建制化的精神權威領域而出現。獨立宗教權威令統治者習慣自己不是法律最終來源的觀念，由宗教賦予神聖地位的整合法律，也令抗拒國王至上主張更為容易。
在中國，國家從未承認有比自己高的宗教權威，以宗教為基礎的法治在歷史上並不存在。在印度，婆羅門祭司高於剎帝利武士階層，法律深受宗教而非政治影響，但婆羅門並未組織成可命令統治者的階層體系，無法透過建制集體行動。
穆斯林世界與基督教世界在法治方面有相似之處，法律深受宗教影響，唯一的神是所有真理與正義來源，依賴聖典與法典化的基本社會規則，並由祭司負責解釋。但伊斯蘭負責解釋規則的烏里瑪未有組織階層建制，不可能產生單一法律傳統，或像羅馬教皇般爭奪政治權利。在埃及馬木魯克與奧圖曼土耳其政權，產權與財產繼承規則受到保護，但在國家財政危機時產權會受威脅，無法阻止欲侵犯權利的統治者恣意妄為。
歐洲、中東、印度在現代化之前許久就存在法治，西歐法治較其他地區穩固，有賴各種規條系統化整理成典，法律教育較為定制與發展，解釋法律的教會獨立於政治階層體系，有自己的資源與人事權。
中國沒有政府接受過真正的法治，皇帝從未承認法律權威有最高地位，不受司法抑制，有更大空間實行專制統治。自漢朝後的三世紀至六世紀三百年，現代國家建制再度走上家產制，但由581年隋朝至十二世紀末宋朝，中國政府再次轉變為中央集權政府，招募更廣大社會層面的士大夫統治。
作者以武后為例，指她在取得皇位後肅清反對她的貴族，削弱整個貴族權力，反映皇帝的權力不受貴族約束。統治正當性的「天命」既不在菁英選舉，也不需要宗教。很大程度上天命在身就是實力強者，並尊重儒家價值觀以取得認同。一旦被認為天命在身，正當性大體上不會受到質疑，皇帝的權力也幾乎不受限制。
明朝徵稅低於理論最大稅率，顯示中國皇帝並未將手上可能的權力完全發揮。皇權所受約束基本有三種︰缺乏執行命令，尤其是抽重稅的行政能力；皇帝不總是要求稅收最大化，在沒有逼切需要時不一定增加稅收；龐大組織有授權需求，皇帝無法完全掌握地方資訊。
中國王朝留下的重大遺產之一，是高品質的威權政府。但在這制度中，好政府只能依望「好皇帝」，一旦「壞皇帝」出現，沒有任何方法可以阻止。平民也沒有司法或選舉程序向官員問責，只能機會渺茫地訴諸最高層。法治與問責對國家權威的抑制，有助於減少施政品質的變動，約束最好的政府，也防止壞政府變得無法控制。
作者指，明朝沒有出現資本主義，可能不是因為欠缺適當建制，而是缺乏經濟學家所指的最大化精神，例如鄭和航越印度洋，發現新貿易路線與文明後，沒有後繼者繼續探索，在下任皇帝節省預算時中國大發現時代就告終。
歐洲國家建造較遲，十五世紀末開始，十七世紀末完成，君主在此過程遇到強力抵抗，因為社會中其他政治單元比土耳其或中國完善。法律在歐洲早期發展也限制國家權力，令君主沒有不受限制的課稅權，籌措軍費時需向銀行家借款，貴族也較不容易遭君主恣意逮捕或處刑。國家建造過程較遲開展，成為歐洲人後來享有政治自由的根源。
十六世紀宗教改革與印刷術發明，令個人得以自行閱讀聖經尋找信仰之路，現代自然科學也創造出在大學建制、不受統治者控制的新權威。各社會團體開始要求共同決定權，此要求從普世角度出發，不只是為個人或親屬團體爭取，為選舉權逐步擴及社會所有人奠下基礎。啟蒙運動理念散播至全歐洲，但其接受程度因不同政治單元對自身利益影響的認知有異，在各國出現差別。
歐洲人口從1500年六千九百萬增加三祊至1600年八千九百萬，經濟因美洲金銀輸入大為貨幣化，貿易急速成長，從1470年至十九世紀初增長16倍。十五世紀歐洲政治實體大多為領地國，由國王領地與費族附屬領組成，到十七世紀末，已有一大部份轉型為課稅國，君主稅收來自國土全境。在此過程中國家官僚組織擴建、直接掌控領地大增、推行朝廷語言並減少方言、統一社會習俗、創立通用法律與商業標準。
國家建造源自籌措戰爭軍費的需求，十七世紀間法國預算增長四至七倍，英國從1590至1670年預算成長十七倍。因歐洲存在法治，國王無法強徵農民入伍，徵稅也需取得三級會議許可。資源需求促使國家尋找新方法將課稅範圍擴大，擴大領土增加稅基，並以理性官僚組織管理財政資源。
國家集權需求與貴族、紳士與第三等級這些反抗社會群體的互動，形成歐洲各國不同的政治發展故事。作者列出四種不同結果為︰一，弱勢專制統治，如十六、七世紀法蘭西與西班牙，它們在某方面較集權，但無法完全支配菁英，較重稅賦落在無法抗稅者身上。其集權治理方式為家產制，而且程度與日俱增。
二，成功專制統治，例子為俄羅斯，貴族及紳士與國家合作，讓農民綁在土地負擔最大賦稅。政府行家產制，但俄羅斯君主更不受限制恐嚇與控制貴族。
三，失敗的寡頭統治，例如匈牙利與波蘭，其貴族早就讓王權受憲法限制，國王始終處於劣勢，無法建立現代國家，政體不能保護農民免受貴族無情剝削，資源也不足以抵抗外來入侵。這兩國未能建立非家產制的現代政府。
四，可問責政府，例子為丹麥與英格蘭，既有穩固法治與可問責政府，同時能動員全國，防禦強力集權國家。
法蘭西在戰爭的龐大花費，為填補赤字希望尋覓財源，但既受債權人限制，也沒能力沒收所有菁英財產。同時，不同經濟階層未能要求政府問責，因為他們彼此之間無法達成社會團結，貴族、資產階級與農民互相對立，內部也分成各種等級維護自己的特權。中央集權國家及其反對者都未能適切組織化，令弱勢專制統治誕生。
波旁王朝中央集權方式徹底家產制，從軍事到收稅的政府職務，都由總是欠缺現金的國家賣給最高價者，政府職位變成可繼承的私人財產。此制度允許依靠官職牟取私利，幾乎是將尋租與貪腐變得正當，成為建制一部份。
家產制官職下財政制度極為複雜，稅收種類繁多，直接財產稅因缺乏人口普查與登記難以徵收，同時有種種眼花撩亂的特別豁免與特權。貴族與城市有錢平民、王室官員、治安官等爭取到免稅待遇，農民與工匠則沒有這種特權。這種財政制度刻意助長尋租行為，有錢人不將錢與精神投資在創造經濟價值的資產與技術創新，而是花費心力在只重新分配財產的繼承官職與規避稅制上，削弱法國私人創業的精神。
法國舊制度政權若要攻擊尋租菁英聯盟的權力，必然會令政權權力依靠的整個法律體系失去正當性。法治一早存在，但保護的不是現代政治制度與市場經濟，而是傳統社會特權，以及國家主導而效率不彰的經濟制度。即使政體最高層承認舊體制不符需要，必須根本改革者，也沒有權力打破尋租者聯盟建立的均勢。
拉丁美洲不平等與缺乏法治的情況與近代西班牙相似。西班牙1492年組成後戰爭不斷，但無力向菁英直接課稅，而是以販賣公部門籌資，令貪腐橫行，同時反專制勢力因國家提供尋租機會而分化。這種政治制度由墨西哥與秘魯兩個殖民地傳到美洲。
美洲出生西班牙人與當地官員合謀，遠在歐洲的政府無力控制當地，在本國政府財政惡化時更是如此。長子繼承制引入美洲殖民地，令土地日趨集中於少數菁英之手，形成不公平來源的大莊園。拉丁美洲獨立之前未有出現社會革命，新成立國家或是無力向菁英課稅，或是由菁英滲透，令特權得以代代相承。當民主立憲政體不符合菁英利益，他們有能力將之撤回。
匈牙利的例子說明，憲法對中央政府的限制不必然產生政治問責。匈牙利貴族追求的「自由」，是可以更徹底剝削農民的自由。西歐與東歐在農民權利的差異，在於十一世紀時西歐城市化程度較高，十四世紀歐洲瘟疫與饑荒時人口銳減，到十五世紀經濟成長時西歐城鎮發展，令貴族無法更苛刻壓榨農民，君主也透過保護城鎮權利削弱對抗的貴族。反觀在東歐，獨立城市與國王弱勢，貴族得以在使役農民下外銷農產品至西歐。
中央權威薄弱令匈牙利在十三世紀遭蒙古摧殘，及後軍事壓力促使國王提升下層紳士利益，但這些軍人與官員階層卻不在國家體系內，後來弱勢國王甚至允許他們為大貴族打仗。貴族處於強勢，完全擁有自己的財產，沒有替國王打仗的義務。王朝國祚不長，許多國王是外族出身，也令匈牙利一再陷入王位繼承鬥爭，讓貴族從王位爭奪者中得到好處。軍隊以貴族為主，訓練不佳，最終匈牙利在1526年遭奧圖曼擊敗，失去獨立國家地位，由哈布斯布王朝與土耳其瓜分。
十三世紀蒙古人入侵俄羅斯，在三方面影響俄羅斯政治發展︰一，蒙古人切斷俄羅斯與拜占庭及中東的貿易知識往來，也妨礙俄羅斯與歐洲往來，令俄羅斯未能參與西方的文藝復興與宗教改革。二，蒙古人佔領俄羅斯後，基輔羅斯遭摧毀，確立俄羅斯政治權威分散、眾多小封地林立二百多年。三，蒙古人削弱俄羅斯傳承自拜占庭的法律傳統，令政治生活更為殘酷，統治者以掠奪為目標，嚴懲任何反抗者，這種做法傳至後來的俄羅斯領袖。
莫斯科大公國以中間服兵役階層為核心，由領取封地的騎兵組成，戰時為王公服役，征戰結束後返回各自封地。這種制度與奧圖曼有相似之處，同樣創造出依賴中央政權取得地位，又不必支付現金的軍事組織。與匈牙利不同，莫斯科中間服兵役階層直接為大公國效利，而不是併入貴族階層，這令大公國在國家建造過程的障礙遠少於匈牙利與西歐社會。
俄羅斯封建制存在時間較短，未建立穩固根基，封地沒有西歐那種自治權，貴族也沒有時間建造城堡，較易於進攻。莫斯科大公國也刻意挑動貴族互相競爭，削弱貴族內部團結，令貴族缺乏集體反抗中央集權國家的建制。俄羅斯東正教會不像天主教會，沒有獨立於世俗君主權限外的教會法規與官僚組織，故此缺乏法治保護菁英免受國王任意處置。
貴族服從於國王的回報，是免稅、個人獨享擁有土地與人的權利，更嚴苛壓榨農奴的機會。在十六、七世紀，農民稅賦日益加重，離開土地的權利受限，最後遭完全剝奪。俄羅斯地理環境未受框限，極不利於奴隸制誕生，農奴制得以維持，建立在君主與貴族的結盟上。未有政府越加限制農奴個人自由擁有土地的權利，為獲取土地須加入貴族，繼以自動取得農奴與背負維持該制度的義務，這抑制獨立商業城市資產階級興起。
與法蘭西與西班牙相比，俄羅斯政體無須遵守法治，隨意沒收私人財產，強逼貴族服役，處置敵人與叛徒時不顧正當程序，在這方面與帝制中國更相似。在家產制程度上，俄羅斯政體遠超中國或奧圖曼專制政體，缺乏以能力掛帥、不講私人關係的行政體系。
英格蘭的議會不只代表貴族與神職人員，也代表廣大紳士、鎮民、有產者，代表後者的平民議員是議會核心與推動力量。英格蘭議會有力阻止國王加稅、建軍與違反習慣法的計劃，甚至自組軍隊推翻國王兩次。議會團結來自英格蘭社會很早就以政治而非社會團結為主，不具親屬關係的鄰人社群在諾曼入侵前已很普遍。此外，習慣法與法律建制普遍被視為正當，司法參與及習慣法規範令英格蘭人民更認同法律，有產者認為捍衛法律攸關自己的利益。反抗專制帶有天主教與新教對抗的色彩，也令議會強烈感受自己身負超然使命。
英格蘭在十七世紀初也存在賣官腐敗，但在該世紀末已大為改善。有四項因素令英格蘭政府內出現打擊腐敗的改革聯盟︰一，第二次英荷戰爭、瘟疫與倫敦大火，嚴重削弱英格蘭的防禦能力，軍事支出不得不增加；二，查理二世希望量入為出，避免因額外收入需求求助於議會；三，政府內部出現幹練改革者，如喬治．唐寧與撒繆爾．佩皮斯；四，議會經濟內戰與護國時期，開始懷疑政府浪費腐敗，將稅收用於與公眾無關的用途。
十七世紀英格蘭經驗是今日反腐敗行動的重要榜樣，表示重要的改革元素包括︰令政府有財政壓力、不得不改善施政的外部環境；即使沒有親自領導改革，至少不會阻擋的行政首長；擁有足夠政治支持，得以落實改革計劃的政府內改善提倡者；不願自己繳交稅收遭浪費的納稅人向上施加強大政治壓力。
1688至89年光榮革命將政治問責與代議原則建制化，政府統治只有在被統治者同意下才正當，課稅明確建立在人民同意上。只要民眾認同重稅對國防不可或缺，即使較重稅也不必然總是抗拒。稅收在無須強徵下得以提高，加上光榮革命後的財政改革，令英格蘭政府得以在透明的公債市場上舉債，國力得以快速提升。
英格蘭是第一個同時匯聚強而有能國家、國家服從法治與政府接受公民問責三項元素的大國，以強力早期國家為始，推動法治與合法產權的廣泛認知，再由議員對法治的信念讓英格蘭國王接受問責，繼而崛起成為強權。
歐洲各國不同發展與其四組政治單元的互動過程相關，四組政治單元是國王代表的國家、上層貴族、紳士與第三等級。在弱勢專制政體，如法蘭西與西班牙，國家權力基礎集中在面積不大的土地，受既有法治限制。國家以外貴族、紳士與城市資產階級抵抗集權。國王以賣官與特權成功拉攏這些群體，擴大尋租聯盟。稅賦落在農民與普通商人身上，不足以實現國王的帝國擴張野心。政府因賣官失去正當性，法國在自我改革失敗後，走上大革命的道路。
俄羅斯強勢專制政體與法國或西班牙的差異在於︰一，地理條件，俄羅斯較少天然屏障，搶先建立支配地位者有極大優勢。二，俄羅斯從脫離蒙古壓逼至國家建造相隔時間甚短，封地制只有約二百年，貴族組織不如西歐完善，也沒有城堡保護。三，俄羅斯沒有西歐那種法治傳統，宗教受統治者影響，俄羅斯人也以掠奪的蒙古征服者為統治榜樣。四，自然環境，欠缺地理框架令農奴擁有者必須組成聯盟，令農奴無法自由逃跑，沙皇則以限制農奴將菁英與國家連繫。五，法治、宗教改革、啟蒙運動等觀念在俄羅斯滲透程度較低。
為何英格蘭議會沒有變成匈牙利議會那種尋租聯盟？原因之一是社會結構的差異︰英格蘭菁英流動與開放程度比匈牙利高，紳士是團結的大型社會群體，在部份層面比貴族更有影響力。英格蘭擁有地方法庭與草根政治參與傳統，領主與封臣、佃戶平起平坐決定攸關共同利益的問題，也有較富裕的自耕農與城市資產階級。此外，英格蘭有個人自由的傳統，卻有集權而受廣泛肯定的政府，比起徹底改變政體形式的社會革命，英格蘭人較想要接受他們問責的國王。
丹麥的經驗，反映發展強力國家、法治與可問責政府不是只有英格蘭的路線可循。丹麥受宗教改革影響，因新教深信應讓平民百姓讀懂聖經，直接接觸上帝，令農民識字率大為上升，有助他們彼此溝通。1760至1792年丹麥廢除農奴制以削弱貴族地主，並讓農民入伍服役，加上農民越來越多人受教育，被動員程度日益提高。丹麥在1814年因拿破崙戰爭失去挪威，1864年失去德語人口佔多數的兩個公國予普魯士，此後成為丹麥語人口佔絕大多數的同質小國。在農民與其他階層動員下，十九世紀民主政體與二十世紀初社會民主主義在丹麥興起。
建制的發展程度可由四組標準衡量︰變通／僵固、複雜／簡單、自主／臣屬與整合／分裂，建制較變通、複雜、自主、整合，發展程度較高。變通的建制能評估外部環境修正本身，較能存活。建制因較分工與專門化而複雜，各種職能由較有技術的不同組織執行。自主與整合密切相關，自主讓建制不受其他社會力量影響，整合則在於明確界定政治制度內不同組織的角色與職責，權力也有正式劃分。
政治衰敗反映在兩種過程，其一是建制因特定環境建立後因人遵守規則的傾向而定型，在環境轉變時無法迅速調整因應新形勢。其二是建制再度家產制化，人性特別照顧與自己有互惠關係親人或朋友的傾向，令根據功能或才幹、不講私人關係的選材規則，再度變為建制成員將職位由後代繼承。這兩種政治衰敗，往往隨著與既有制度有重大利害關係的官員希望阻止制度改革而同時出現。假如制度完全崩解，收拾殘局者往往是擁有恩庇網絡的家產制成員。
社會是否能在建制創新，取決於能否令既有政治利害相關者無法反對改革。這有時是因為經濟改變削弱既有菁英地位，有時是新宗教意識形態令新社會單元興起，有時是高明領導力讓無權力群體組成聯盟，但有時則只有暴力是除去阻止建制變革利害相關者的唯一辦法。
本書上卷探討工業革命前的歷史，即資源零和的馬爾薩斯式世界。在這樣的世界中，欠缺以投資帶來長期經濟成長的事物，增加財富的合理選擇是以政治掠奪他人資源，這可以是強權者公然搶奪或課稅，或者組織自身社會向鄰近社會攻擊與掠奪。換言之，比起投資於生產力增長，提升行政或軍事能力組織掠奪行動更為有效。
在馬爾薩斯式社會，經濟增長主要是粗放型，人口與資源隨時間增加，但人均經濟水平並未增加。關鍵的政治建制是國家，因為國家是粗放型經濟增長主要憑藉。國家正當性來自宗教，而在以宗教為基礎的法治存在下，宗教也賦予法律秩序正當性，法律秩序則能向國家提供或拒絕給予法律支持。
政治發展主要以兩種方式實現︰一是政治權力與粗放型經濟成長互相配合增加，直至受地理或技術限制，或者遭遇另一政體；二是正當性透過法治或新社會單元的權力而改變。馬爾薩斯式世界促成改變的根源相對較少，國家建造過程緩慢，並不時經歷政治衰敗期。
工業革命後出現持續的密集經濟成長，人均產出提高，民主也與國家建造及法治會合，構成政治發展的元素。相關的不同層面包括︰國家建造與經濟成長互相關連；一定程度法治促進經濟成長；經濟成長有助民主穩定；經濟成長增加社會分工與動員；社會動員既可能促成民主轉型，也可能危及民主甚或引致政治衰敗；民主與法治緊密連繫；正當性觀念受經濟、政治與社會發展影響。不同發展層面的關連，意味著有許多可能達成現代化的道路可循。
相對於馬爾薩斯式社會，工業革命有可能持續保持密集經濟成長，促進社會廣泛轉型，動員新社會力量成為政治行動者，令尋租者聯盟的傳統菁英統治失效。此外，國際因素影響本國建制演變的程度大為提高，社會間競爭加劇，令政治改變與趨同速度加快，也令國家在許多傳統政治事務上更為困難。
作者指出建制起源於不可複製的偶然歷史環境與意外事件，其建立經過漫長的歷史鬥爭，這表示在移植建制到其他社會時，不能不顧及當地既有規則與支持這些規則的政治勢力。建立建制需要花費心力讓人相信改變有其必要，建立贊成改變的聯盟，打消舊制度既有利害關係者的抵抗，也要讓人對新行為習以為常並覺得理所當然，正式建制往往需要文化轉移輔助。
對於未來政治發展作者提出兩項疑問︰一是中國在只有強力國家下經濟迅速成長，這種情況可維持多久？二是自由民主政體未來會否未能適應新環境？作者指政治問責社會勝於沒有問責社會來自一項重要理由，即政治問責提供讓建制以和平方式適應新環境的做法。威權主義制度偶然可勝過自由民主制度，因為前者在掣肘較少下可迅速下決定。但是這種成功建基於不斷出現優秀領導人，在「壞皇帝」當政時，不受掣肘的權力可能會導致災難。
對於工業革命後的政治發展，本書下卷將會更為詳細討論。
作者以二十一世紀第二個十年民主世界的憂心發展為引子，包括民主成就逆轉，官方接受民主正當性，但撤除對行政權的制約，並侵蝕法治；部份國家從威權政府轉型時困在「灰色地帶」，既不是完全威權，也算不上民主；政治制度未能提供人民要求於政府的基本服務，令民主建制面臨挑戰。未能因應環境改變的政治體制會造成政治衰退，社會無法認真改革建制解決重大財政危機，訴諸損壞並最終腐化自身其建制的短期措施，也會導致國家破產與政府失去正當性。
作者指目前為止民主仍被視為理所當然，即使威權領袖也佯裝是民主主義者替自己取得正當性。民主挫敗問題不在於觀念，在於執行，很少政府能同時既接受問責又能發揮政府職能，原因是建制脆弱、腐敗、欠缺能力。若沒有漫長而艱難的建制建立過程，民主政府不會成功。
作者提出政治建制主要有三項︰一，國家(state)，即有效獨攬軍事支配權，在明確範圍領土的集中威權來源。和平由國家軍隊與警察維持，財產由個人所有，產權由法院與法律體系執行。二，法治，即以正式法律訂明制度權力分配方式，讓權力分配不再隨權力行使者改變而變動。法律體系獲賦予支配社會的最高權威，高於國家軍隊與官僚組織統治者。三，問責，即統治者需向議會等更廣大人民機構負責。當統治權在選舉表現的更廣大人民意志之下時，則成為現代民主。
與政治建制發展相對的則是政治衰敗。人類建制往往很難改變，為因應特定環境創立的建制，在環保改變或消失時仍會繼續存在，未能妥善因應環境變化，帶來政治衰敗。此外，人們有偏袒家人與朋友的固有心態，作者稱之為家產制(patrimonialism)，這種心態在沒有強力反制誘因下，會不斷再度抬頭。有組織團體隨時間建立牢固地位，開始向國家要求特權。特別是在長期穩定後金融或軍事危機時，這些牢固家產團體能擴大其影響力，或者令政府無法適切因應危機。
本書回顧政治建制歷史時並未詳細探討上古希臘與羅馬。作者指雅典與羅馬的古典共和主義只有少數公民有投票權，社會階級分明，大部份人無法參與政治。它們也不是自由主義國家，而是不尊重公民隱私或自主權的高度公有制社會。古典共和主義缺陷是只適於小國寡民，在小規模同質社會最有成效，隨著共和國日趨龐大就不可能維持高要求的公有價值觀。在問責政府與法律領域中羅馬是先驅，但在建立「現代」國家，即中央集權、一致的行政官僚制度管理大規模人口，並在官僚招募不講私人關係與看重能力，則是在中國發生。
作者以生物學與人類學發現駁斥霍布斯等理論家的「自然狀態」主張︰在人類演化中人從未是孤立的存在；人類靈長目祖先已發展出廣泛社交與政治技能；人腦天生具備有利於從事多種社會合作的官能。在戰爭狀態中行使暴力的不是個人，而是結合緊密的社會團體。生物最基本的合作方式比人類出現早幾百萬年，兩種合作行為自然來源為︰一，親屬選擇(kin selection)，個體會根據他們與親屬共有基因多寡，對親屬表現不同利他程度；二，互惠利他(reciprocal altruism)，雖然以自利為出發點，但在較長期互動中與他人合作令雙方都更有利，發展出某種合作道德。
人類擁有語言提供新機會發展更高認知能力，從事緊密合作。語言意味著他人是否誠實不必只靠親身體驗，可以透過社會知識了解。但語言也是說謊、欺騙的工具，演化出較佳認知謊言能力會比對手有優勢。語言、合群、支配環境三者互相強化，創造演化壓力令人類腦容量變大。語言令抽象概念能夠出現，令人類可以建立因果關係的概述，這構成宗教誕生的基礎。宗教提供獎懲，強化合作的好處，解決坐享其成等集體行動難題，是令較複雜社會組織得以問世的關鍵之一。宗教儀式也有助於界定社群，劃分社群邊界，有時也儀式本身也會變成行動的目的。
人類遵守規則主要不是理性而是情感過程，這些情緒反應令人類墨守成規。規範被違反時感到生氣，自己未符合規範時感到羞恥，實現集體看重的目標並獲得肯定時感到自豪，這些反應都不是透過學習而來，而是建立在遺傳上。比起不斷計算最佳結果與商談新規則，盲從規則更容易完成例行的集體行動，提升社會生活的穩定。但這也代表規則失靈時，政治建規依然會抗拒改變。
人類認知較複雜，會為抽象事物追求認可。政治領袖最初出現，是因為群體認可個別成員的體力、勇氣、智慧或公平裁定糾紛能力。隨著政治制度發展，認可對象從個人轉為體制，政治秩序建立上正當性與正當支配的權威上。正當性意味著社會成員承認整個制度基本合理，願意遵守該制度的規則。政治權力不只取決於社會掌控的資源與人數，也取決於領袖與體制的正當性受承認程度。
至此人性對政治提供的路徑包括︰
- 所有人傾向特別照顧曾受其恩惠的親友，除非有強烈誘因阻止。
- 人有能力建立概念與理論，產生因果關係心智模型的能力，也有根據超驗力量設想因果關係的傾向。這是宗教信仰的基礎，而宗教信仰是社會團體重要來源之一。
- 人有在情感上遵守規範的傾向，並因而有將內在價值注入心智模型與其規則的傾向。
- 人追求彼此互相認可，認可對象可以是自身價值，或者神、法律、習俗、生活方式的價值。認可是正當性的基礎，而正當性則容許政治權威行使。
社會與政治組織的演化，由親屬關係、相對平等的游團與部落，走向階層式組織的酋邦與國家。在農業尚未出現的游團中，人受到血緣枷鎖束縛，只與親人來往，親人決定人們生活中幾乎所有事物。農業問世令游團轉為部落社會得以實現，部落是環節的(segmentary)，每一環節能自給自足，為共同目的也會結合。部落單元建立在共同世系原則上，源自同一祖先，追溯世系只來自父系或母系其中之一。部落以祖先崇拜為宗教，讓人們與祖先及後代緊密相連，即使是遠親也屬於同一社群。這種宗教信仰組合出大宗族社會，軍力遠比游團社會強大，並在出現後激發其他社會效法。
部落社會的財產由家系或其他親屬群體擁有，土地不只擁有生產潛力，也是生者與死去親屬社群所在之處，個人無法賣掉土地。個別家庭可獲分配土地，但只是暫時擁有，在沒有子嗣時交回親屬團體，也對親屬小有社會義務。部落社會中男性親屬有為不公義之事報仇或索償的義務，仲裁制度用於和平解決紛爭，但不具約束力，不公義事件的賠償也有傳統價目表。部落社會在組織彈性有優勢，在緊急情況能迅速動員壯大，並出現自成一體、為榮耀、忠誠及女性而戰的戰士階級。領袖權力並不固定，缺乏常設繼承規則，令部落社會在征服後無法治理轄下地區。如果從更廣義角度界定部落，包括以互惠及個人關係連結的恩庇者與侍從者，那麼部落制仍是政治發展中不變的主要特色之一。
國家級社會與部落社會不同之處在於︰一，國家有集中的最高權威來源，其下屬原則上能對整個社會統治；二，此權威以獨佔合法強制工具，即警察或軍隊來維繫；三，國家權威基礎為領土而非親屬，規模遠比部落大；四，國家內部比部落更階層化與不平等；五，國家得到遠為複雜的宗教賦予正當性。
作者指最初國家出現極不可能出自明確社會契約，較自由的部落社會只有在強烈外部壓逼外，才可能將權威授予強制而階層分明的國家。國家形成與水利工程有關的假設也與歷史不符，大形水利工程是在強有國家建立後才開始建築，部落民不可能在這類工程從未出現時為工程利益放棄自由。多餘糧食也不一定用於增加人口，也可以是令工作量減少，反而可能是支配統治者強逼，民眾才生產多餘糧食。
暴力是國家形成的明顯來源，但還需要其他因素︰資源足夠充沛而提供剩餘糧食；社會規模足夠大，出現粗略分工與統治菁英階層；地理因素讓活動範圍受限，如受沙漠、海洋叢林或高山圍繞的河谷，較弱部落無法逃走，區內人口密度也較高；外來威脅或宗教領袖克里斯瑪權威促使個人向國家讓出自由。
中國周朝封建制與歐洲封建制的重大差異是，歐洲封建制度聯合不具親屬關係的領主與封臣，不講私人關係的治理已開始扎根，但中國封建制主角是領主與其親屬團體，采邑授予親屬關係群體，貴族權威較弱，無法完全自主於更大親屬關係架構。周朝初期貴族戰爭非常像儀式，戰爭是為了讓其他氏族承認本族地位，或報復自己所受輕蔑。戰爭遵照一套複雜規則，經常事先安排好，著重榮譽而非欺敵戰術，以昂貴的馬拉戰車作戰。
東周戰爭不斷，令軍事組織、課稅、官僚組織、民間技術創新與觀念出現娛革。戰爭由戰車轉為以步兵與騎兵為主，大量農民徵召入伍，貴族減少推動軍隊以軍功升遷。各國重新編組人口，進行土地與人口調查，課徵新稅以籌措更多資源。軍中與文官組織官僚化，根據能力而非親屬關係提拔。鑄鐵技術發明與改進、套犁耕田技術改良、水土管理更完善，這些技術令經濟成長。連年戰爭引發對政治與道德的反思，知識份子遊走各國為政治權威效力，在戰國初期出現思想百家爭鳴，既創造出統治意識形態，也助長中國民族文化出現。
周朝末年最激進的國家建造出現在秦國，該國以法家意識形態清楚表明新中央集權的邏輯。商鞅改革攻擊世襲特權，以功績授爵，官職由國家定期重新分配；廢除井田制，在國家主導下重新分配土地予個別家戶，消除農民對領主的傳統義務，直接向國家繳稅；成年男子劃一徵收人頭稅，新戶籍編制實行連坐，互相監視；推行縣制，縣令由中央政府派任；統一度量衡。這龐大社會改造工程以國家主導的統治方式，取代傳統以親屬關係為基礎的權為與土地所有制。
法家雖然強調法律，但與法治認為法律比在位統治者更有正當性，對統治者有約束力的概念無關。法家人物眼中，法律只是國王或統治者的命令編纂成典，意在反映統治者一人的利益，不是反映規範社群整體的道德規範共識。法家的法令與法治同樣主張，刑罰確立後應該一視同仁適用於所有社會成員，包括貴族，但法家法令刑罰不會用於國王。
中國在西元前三世紀統一，但歐洲卻從未如此，可能的解釋包括︰一，地理因素，歐洲由大河、森林、大海、高山分割為多個地區，並有不列顛大島扮演平衡者角色；中國第一個帝國的領土，在戰國時期建設眾多道路與運河後，軍隊可以輕易橫越。二，文化因素，周朝諸國民族與語言差異不如歐洲各民族大；三，領導，反映在秦國以高超治國手腕分化敵國，而與秦國為敵者卻不時自相殘殺。四，發展路線，歐洲較遲出現專制國家，課稅與動員能力也不如秦國，並受世襲貴族、天主教會、組織的農民、自治城市等掣肘；在中國，貴族沒有在地權威，未受法律保護，中央集權國家很早出現，收服國家其他潛在對手。
秦統一中國後的政治現代化，為何未促成經濟與社會的現代化？作者指當時資本主義興起所需的其他建制尚未出現，包括科學方法、現代大學、技術創新與產權制度。戰國時期未有發展出獨立的商業資產階級，也並未創造誘因鼓勵民間個人提高名下土地生產力。沒有資本主義市場經濟，意味著沒有新社會群體與身份的廣泛分工。由上而下強行削弱親屬關係往往功敗垂成，家產制政府在秦朝後東山再起與國家抗衡。
繼秦之後的漢朝初期，中央集權國家與地方菁英形成均勢。暗摻法家思想的儒家傳統主義重登主流，對皇帝有道德性的抑制，建立在受官僚組織影響的皇帝個人道德感上。漢朝衰落最重要的原因之一，是國家再度落入家產制菁英之手，致使中央政府衰弱。親屬關係再度成為在中國取得權力與地位的首要憑藉，貴族家庭安插自己的成員到中央政府，情況持續至九世紀唐朝末年。
漢亡後三百年為甚麼中國由隋朝重歸一統，而不是像歐洲古羅馬帝國滅亡後固定為彼此競爭諸國體系？當中原因為︰一，國家體制過早現代化，令國家成為社會最有力組織單元，即使中央集權國家瓦解，在統治正當性來自繼承天命下，後來者極欲重現中央集權體制並統一中國。二，秦、漢發展出中國的共同文化，透過共同文字、典籍、官僚組織傳統、歷史與教育建制，在政治與社會層面支配菁英行為的價值體系。
中國是一個創建現代國家的世界文明，但這現代國家不受法治或問責建制約束，唯一問責機制是訴諸道德，這無異於獨裁國家。秦國雄心改造社會秩序，表現出原始極權主義，但因為欠缺所需工具與技術，如意識形態、政黨及通信技術，加上獨裁統治太嚴酷以失敗告終。秦國的後繼者較懂得與既有社會勢力共存，表現出威權主義。與其他世界文明相比，中國人更有本事集中政治權力。
印度在國家形成前後出現四等社會分類體系，即瓦爾那(varna)，包括祭司婆羅門、武士剎帝利、商人吠舍與其餘主要是農民的首陀羅。婆羅門自成一體，被視為聖法守護者，令印度世俗權威與宗教權威分開，統治者的權力受約束。印度另一重要社會發展為闍提(jati)，即後來的種姓制度，構成數百環節性內婚的職業團體。瓦爾那與闍提構成社會基本組織，限制國家滲透與控制社會的力量。
在西元前六世紀末，北印度政治發展與西周中國相似，最初組織父系親屬氏族聯盟，轉變為更嚴明的等級體系、世襲領導權、統治者與祭司分工。但其後印度政治發展與中國分道揚鑣，印度未有西周諸國那種長期而慘烈的戰爭，發展現代國家建制的壓力因而較小。西元前三世紀的孔雀王朝統治大片地區，但仍未完全征服南亞次大陸，其統治也並未完全鞏固。在孔雀王朝之後，直至1947年印度共和國誕生前，印度未再有本土政權統治這麼遼闊的疆域。
種姓制度出自業的觀念，其中社會流動的唯一機會不在於現世，而在於現世與來世之間，取決於人是否忠實履行此世種姓所遵守的法(dharma)，即指導正當行為的原則。這種觀念聖化既有社會秩序，使人履行現屬種姓或職業變成宗教義務。種姓也局限氏族外婚範圍，令種姓成為自給自足的社群，置身於存在無數同樣環節性單位的環境中。
瓦爾那與闍提制對政治的影響途徑之一，是對軍事組織發展施加限制。瓦爾那本身限制了印度社會軍事動員的程度，武士身份受限制，政治實體未有全面動員國內大部份農民。保守的社會制度也阻礙軍事技術創新，例如在西元開始時印度才棄用戰車，比中國晚數百年，也從未建立可騎馬射箭的騎兵部隊。
種姓社會中眾多緊密聯繫的社會團體不需要由國家組織，並拒絕國家滲透與控制，令印象出現弱勢國家、強勢社會的現象，持續至今。婆羅門成員也獨佔取得學問與知識的管道，不願將典籍形諸文字，限制絕大部份人受教育與讀書識字的機會，令國家行政人才庫大為縮減。宗教也以一種法治基礎影響政治權力，聖法由婆羅門維護，國王只有在認同聖法才能獲得正當性。
比較中國與印度，作者指中國過早誕生強力的國家，面對其他社會組織有優勢，有能力完全各種重大工程，但國家從未受法治約束，統治者可為所欲為。印度則是受「血緣枷鎖」的專制束縛，個人自由受親屬、種姓、宗教、傳統等限制，但血緣枷鎖令印度人能抵抗暴君的專制統治。中國與印度的經驗表明，國家與社會兩者強力並存，能長期互相平衡與抵消時，會出現較理想的自由。
穆斯林的奴隸軍制以非穆斯林奴隸為官僚組織成員，這些奴隸在密閉環境長大，以內部凝聚團體形式行動。作者指奴隸軍制是為了解決在部落特質濃厚的社會環境中，如何進行國家建造的難題。以部落為基礎的國家先天薄弱不穩，部落領袖與指揮官爭執時可能乾脆離開。奴隸軍制則以奴隸只效忠主子一人，解決用人唯親與部落忠誠問題。
十二世紀末埃及馬木魯克奴隸軍擊退蒙古入侵，之後自行掌權，建立有中央集權官僚組織與職業軍隊的國家。馬木魯克制成功關鍵在於能在中亞乾草原與拜占庭土地尋找奴隸新血，讓他們皈依伊斯蘭，並切斷與原生家庭及部落的聯繫。馬木魯克的貴族身份也隨身歿而止，不能繼承後人，以免挑選馬木魯克的嚴格能力選才標準受破壞。
馬木魯克兩項制度缺陷為︰一，馬木魯克弟兄會沒有充分建制化治理機制，蘇丹挑選沒有明確規則，有時世襲，有時由高階埃米爾選出；二，馬木魯克國家缺乏政治權威，馬木魯克既是為蘇丹效力的軍隊成員，又是蘇丹的角逐者，在面對危機時易於陷入內鬥。到十四世紀中葉，馬木魯克的反世襲原則已嚴重受損，逐漸重新部落化。瘟疫、奧圖曼人崛起、奴隸來源缺乏與不願採用火器，令馬木魯克政權最終在1517年遭奧圖曼人滅亡。
奧圖曼人於十五世紀發展分省治理制度，基礎為席帕希(sipahi)騎兵及其封地蒂馬爾(timar)。席帕希需以封地稅收添置裝備，在征戰季時有參軍義務。土耳其的封地不能世襲，大莊園領主不能將土地再分封，杜絕擁有資源基礎與世襲特權的強大土地貴族階層出現。
奧圖曼人也依賴奴隸軍制，但文職與軍職有明顯區隔，後者聽命前者。王朝原則只應用於奧圖曼統治家族內，任何奴隸都不能成為蘇丹或建立自己的王朝。奧圖曼的奴隸軍為土耳其禁衛軍，其兒子不得成為禁衛軍，防止世襲菁英階層出現。奴隸體系招募與升遷以能力績效為標準，表現出色者可獲免稅與土地獎勵。
奧圖曼體制一大問題是，缺乏穩固的長子繼承制，或其他決定王位繼承的程序。蘇丹的兒子會在青春期派至外省歷練，在蘇丹死後各兒子屢屢爆發外戰，令帝國在王位繼承鬥爭時難以抵禦外敵，禁衛軍等單位的影響力也變得過大。
奧圖曼體制衰敗的因素包括︰對外武裝掠奪以獲取的經濟租金減少，也令新奴隸來源減少。物價長期上升與人口增加，通貨膨脹令蒂馬爾制難以運行，騎兵無法維持軍事開銷；禁衛軍國則獲准從事平民行業，打破奴隸與平民的界線。中央政府陷入財政危機，對農民剝削增加，無法防止奴隸軍將自己身份與資源傳給下一代。隨著禁衛軍埋首追求自己與家人的福祉，與蘇丹的道德連結減少，他們變得與其他追求私利的利益團體沒有分別。
奧圖曼政權成功創立集權國家建制，並以能力挑選與晉升人材，並建立分省治理制度，施行較一致的規則。巔峰時的奧圖曼帝國較接近中國，較少組織完善的獨立社會團體，沒有世襲貴族與自治商業城市。它與中國不同之處，在於存在理論上不受國家左右的宗教立法機構。
西歐獨特之處，在於男女較晚婚，而且個人終身不婚比率較高，女性有較多機會獲得財產，此模式最早在1400至1650年就存在。西歐以相同祖先親族關係為中心的地方也較早消失，貴族財產可分割與長嗣繼承在中世紀已確立，個人在財產事務上有相當大自由，這先於國家的形成，讓社會發展先於政治發展。
作者指，從身份到契約的社會關係轉變在1066年威廉征服英格蘭後已經出現，女性擁有持有與自由處置財產的權利，至少在十三世紀開始也能在沒有男性監護人許可下訂立遺囑與契約。這時父母與子女之間在出現扶養契約，訂明孩子在繼承財產後有義務照顧父母。更早期在九世紀歐洲的封建制度建立，也反映父系家系結構太薄弱，以致個人志願臣屬於沒有親族關係的別人。
歐洲人脫離親族束縛甚至可能追溯至六世紀的天主教會，天主教會反對近親通婚、納已故親人寡婦為妻、收養小孩與離婚，提倡從一而終的一夫一妻制。這讓親族群體難以在代際繼承是繼續掌控財產，同時教會也鼓吹捐贈土地與財產，令教會得以坐享其成，尤其是來自無子女寡婦與未婚婦女的無條件奉獻。結果西歐各地部落皈依基督教不到三代，其親族關係結構消失。天主教會最後則成為獨立的政治單元，整合為國家以外的單一中央集權科層建制，與法治的基礎有密切關係。
作者將法(law)定義為結合社群的抽象正義規則，在近代以前，法被認為是由比人間立法者要高的權威訂定，這或者是神，或者是遠古的習慣，或者是自然，不同於由政治權力訂定的律令(legislation)。只有在法高於律令，政治權力者受法約束，才存在法治。國家建設與法治以某種緊張關係並存︰統治者在法範圍內行事能提升自己的權威，但法能防止統治者為所欲為。
法治依賴法律本身，也依賴法律的可見建制及其程序，包括法官、律師、法院等。絕大部份人守法是因為他們深信法律基本上公正，並受道德觀念驅使而慣於守法。假若認為法律不公，守法意願會大為降低。顯然，假如有權有勢者缺乏一定程度自制，或至少相信每個人都需要自制，外在建制無法約束他們。要建立平民與國王都接受的規範性法秩序，既需要宗教限制國王，也需要集權國家執行法律，對抗國內菁英的利益。
在十一世紀，西歐教會擁有四分一至三分一土地，但聖職任命由政治權威控制，主教與神父也可以結婚生子，易於捲入豁區的家庭與宮廷政治。十一世紀晚期，格列高里七世等人主張教皇高於所有政治權威，只有教會有權敘任主教。他也限制神父與主教終身不婚，藉此攻擊教會家產制的根源。天主教會能在政治上獨立行事，有賴當時歐洲世俗統治者力量薄弱，令教會可以挑動不同政體互鬥而得利。直到1122年，敘任權之爭結束，神聖羅馬帝國皇帝放棄主教敘任權，教會則承認皇帝在多項世俗事務的權威。
敘任權爭議影響後來歐洲發展，令天主教會演化為現代科層制、受法律指導的建制，成為日後世俗國家建造者效法對象。敘任權爭議也使精神與世俗領域明確劃分，結束西歐基督教政教合一，為世俗國家奠下基礎。
隨著教會成為統一層級體系，教會為賦予自己正當性擬定系統的教會法規，由日益專業的教會法律專家協助，令教會法變得一致與正當。各種教規歧異綜合為一套等級體系，建立用以解決神授法、自然法、實訂法、習慣法之間矛盾的理性程序。
法治也因教會創造出自成一體與建制化的精神權威領域而出現。獨立宗教權威令統治者習慣自己不是法律最終來源的觀念，由宗教賦予神聖地位的整合法律，也令抗拒國王至上主張更為容易。
在中國，國家從未承認有比自己高的宗教權威，以宗教為基礎的法治在歷史上並不存在。在印度，婆羅門祭司高於剎帝利武士階層，法律深受宗教而非政治影響，但婆羅門並未組織成可命令統治者的階層體系，無法透過建制集體行動。
穆斯林世界與基督教世界在法治方面有相似之處，法律深受宗教影響，唯一的神是所有真理與正義來源，依賴聖典與法典化的基本社會規則，並由祭司負責解釋。但伊斯蘭負責解釋規則的烏里瑪未有組織階層建制，不可能產生單一法律傳統，或像羅馬教皇般爭奪政治權利。在埃及馬木魯克與奧圖曼土耳其政權，產權與財產繼承規則受到保護，但在國家財政危機時產權會受威脅，無法阻止欲侵犯權利的統治者恣意妄為。
歐洲、中東、印度在現代化之前許久就存在法治，西歐法治較其他地區穩固，有賴各種規條系統化整理成典，法律教育較為定制與發展，解釋法律的教會獨立於政治階層體系，有自己的資源與人事權。
中國沒有政府接受過真正的法治，皇帝從未承認法律權威有最高地位，不受司法抑制，有更大空間實行專制統治。自漢朝後的三世紀至六世紀三百年，現代國家建制再度走上家產制，但由581年隋朝至十二世紀末宋朝，中國政府再次轉變為中央集權政府，招募更廣大社會層面的士大夫統治。
作者以武后為例，指她在取得皇位後肅清反對她的貴族，削弱整個貴族權力，反映皇帝的權力不受貴族約束。統治正當性的「天命」既不在菁英選舉，也不需要宗教。很大程度上天命在身就是實力強者，並尊重儒家價值觀以取得認同。一旦被認為天命在身，正當性大體上不會受到質疑，皇帝的權力也幾乎不受限制。
明朝徵稅低於理論最大稅率，顯示中國皇帝並未將手上可能的權力完全發揮。皇權所受約束基本有三種︰缺乏執行命令，尤其是抽重稅的行政能力；皇帝不總是要求稅收最大化，在沒有逼切需要時不一定增加稅收；龐大組織有授權需求，皇帝無法完全掌握地方資訊。
中國王朝留下的重大遺產之一，是高品質的威權政府。但在這制度中，好政府只能依望「好皇帝」，一旦「壞皇帝」出現，沒有任何方法可以阻止。平民也沒有司法或選舉程序向官員問責，只能機會渺茫地訴諸最高層。法治與問責對國家權威的抑制，有助於減少施政品質的變動，約束最好的政府，也防止壞政府變得無法控制。
作者指，明朝沒有出現資本主義，可能不是因為欠缺適當建制，而是缺乏經濟學家所指的最大化精神，例如鄭和航越印度洋，發現新貿易路線與文明後，沒有後繼者繼續探索，在下任皇帝節省預算時中國大發現時代就告終。
歐洲國家建造較遲，十五世紀末開始，十七世紀末完成，君主在此過程遇到強力抵抗，因為社會中其他政治單元比土耳其或中國完善。法律在歐洲早期發展也限制國家權力，令君主沒有不受限制的課稅權，籌措軍費時需向銀行家借款，貴族也較不容易遭君主恣意逮捕或處刑。國家建造過程較遲開展，成為歐洲人後來享有政治自由的根源。
十六世紀宗教改革與印刷術發明，令個人得以自行閱讀聖經尋找信仰之路，現代自然科學也創造出在大學建制、不受統治者控制的新權威。各社會團體開始要求共同決定權，此要求從普世角度出發，不只是為個人或親屬團體爭取，為選舉權逐步擴及社會所有人奠下基礎。啟蒙運動理念散播至全歐洲，但其接受程度因不同政治單元對自身利益影響的認知有異，在各國出現差別。
歐洲人口從1500年六千九百萬增加三祊至1600年八千九百萬，經濟因美洲金銀輸入大為貨幣化，貿易急速成長，從1470年至十九世紀初增長16倍。十五世紀歐洲政治實體大多為領地國，由國王領地與費族附屬領組成，到十七世紀末，已有一大部份轉型為課稅國，君主稅收來自國土全境。在此過程中國家官僚組織擴建、直接掌控領地大增、推行朝廷語言並減少方言、統一社會習俗、創立通用法律與商業標準。
國家建造源自籌措戰爭軍費的需求，十七世紀間法國預算增長四至七倍，英國從1590至1670年預算成長十七倍。因歐洲存在法治，國王無法強徵農民入伍，徵稅也需取得三級會議許可。資源需求促使國家尋找新方法將課稅範圍擴大，擴大領土增加稅基，並以理性官僚組織管理財政資源。
國家集權需求與貴族、紳士與第三等級這些反抗社會群體的互動，形成歐洲各國不同的政治發展故事。作者列出四種不同結果為︰一，弱勢專制統治，如十六、七世紀法蘭西與西班牙，它們在某方面較集權，但無法完全支配菁英，較重稅賦落在無法抗稅者身上。其集權治理方式為家產制，而且程度與日俱增。
二，成功專制統治，例子為俄羅斯，貴族及紳士與國家合作，讓農民綁在土地負擔最大賦稅。政府行家產制，但俄羅斯君主更不受限制恐嚇與控制貴族。
三，失敗的寡頭統治，例如匈牙利與波蘭，其貴族早就讓王權受憲法限制，國王始終處於劣勢，無法建立現代國家，政體不能保護農民免受貴族無情剝削，資源也不足以抵抗外來入侵。這兩國未能建立非家產制的現代政府。
四，可問責政府，例子為丹麥與英格蘭，既有穩固法治與可問責政府，同時能動員全國，防禦強力集權國家。
法蘭西在戰爭的龐大花費，為填補赤字希望尋覓財源，但既受債權人限制，也沒能力沒收所有菁英財產。同時，不同經濟階層未能要求政府問責，因為他們彼此之間無法達成社會團結，貴族、資產階級與農民互相對立，內部也分成各種等級維護自己的特權。中央集權國家及其反對者都未能適切組織化，令弱勢專制統治誕生。
波旁王朝中央集權方式徹底家產制，從軍事到收稅的政府職務，都由總是欠缺現金的國家賣給最高價者，政府職位變成可繼承的私人財產。此制度允許依靠官職牟取私利，幾乎是將尋租與貪腐變得正當，成為建制一部份。
家產制官職下財政制度極為複雜，稅收種類繁多，直接財產稅因缺乏人口普查與登記難以徵收，同時有種種眼花撩亂的特別豁免與特權。貴族與城市有錢平民、王室官員、治安官等爭取到免稅待遇，農民與工匠則沒有這種特權。這種財政制度刻意助長尋租行為，有錢人不將錢與精神投資在創造經濟價值的資產與技術創新，而是花費心力在只重新分配財產的繼承官職與規避稅制上，削弱法國私人創業的精神。
法國舊制度政權若要攻擊尋租菁英聯盟的權力，必然會令政權權力依靠的整個法律體系失去正當性。法治一早存在，但保護的不是現代政治制度與市場經濟，而是傳統社會特權，以及國家主導而效率不彰的經濟制度。即使政體最高層承認舊體制不符需要，必須根本改革者，也沒有權力打破尋租者聯盟建立的均勢。
拉丁美洲不平等與缺乏法治的情況與近代西班牙相似。西班牙1492年組成後戰爭不斷，但無力向菁英直接課稅，而是以販賣公部門籌資，令貪腐橫行，同時反專制勢力因國家提供尋租機會而分化。這種政治制度由墨西哥與秘魯兩個殖民地傳到美洲。
美洲出生西班牙人與當地官員合謀，遠在歐洲的政府無力控制當地，在本國政府財政惡化時更是如此。長子繼承制引入美洲殖民地，令土地日趨集中於少數菁英之手，形成不公平來源的大莊園。拉丁美洲獨立之前未有出現社會革命，新成立國家或是無力向菁英課稅，或是由菁英滲透，令特權得以代代相承。當民主立憲政體不符合菁英利益，他們有能力將之撤回。
匈牙利的例子說明，憲法對中央政府的限制不必然產生政治問責。匈牙利貴族追求的「自由」，是可以更徹底剝削農民的自由。西歐與東歐在農民權利的差異，在於十一世紀時西歐城市化程度較高，十四世紀歐洲瘟疫與饑荒時人口銳減，到十五世紀經濟成長時西歐城鎮發展，令貴族無法更苛刻壓榨農民，君主也透過保護城鎮權利削弱對抗的貴族。反觀在東歐，獨立城市與國王弱勢，貴族得以在使役農民下外銷農產品至西歐。
中央權威薄弱令匈牙利在十三世紀遭蒙古摧殘，及後軍事壓力促使國王提升下層紳士利益，但這些軍人與官員階層卻不在國家體系內，後來弱勢國王甚至允許他們為大貴族打仗。貴族處於強勢，完全擁有自己的財產，沒有替國王打仗的義務。王朝國祚不長，許多國王是外族出身，也令匈牙利一再陷入王位繼承鬥爭，讓貴族從王位爭奪者中得到好處。軍隊以貴族為主，訓練不佳，最終匈牙利在1526年遭奧圖曼擊敗，失去獨立國家地位，由哈布斯布王朝與土耳其瓜分。
十三世紀蒙古人入侵俄羅斯，在三方面影響俄羅斯政治發展︰一，蒙古人切斷俄羅斯與拜占庭及中東的貿易知識往來，也妨礙俄羅斯與歐洲往來，令俄羅斯未能參與西方的文藝復興與宗教改革。二，蒙古人佔領俄羅斯後，基輔羅斯遭摧毀，確立俄羅斯政治權威分散、眾多小封地林立二百多年。三，蒙古人削弱俄羅斯傳承自拜占庭的法律傳統，令政治生活更為殘酷，統治者以掠奪為目標，嚴懲任何反抗者，這種做法傳至後來的俄羅斯領袖。
莫斯科大公國以中間服兵役階層為核心，由領取封地的騎兵組成，戰時為王公服役，征戰結束後返回各自封地。這種制度與奧圖曼有相似之處，同樣創造出依賴中央政權取得地位，又不必支付現金的軍事組織。與匈牙利不同，莫斯科中間服兵役階層直接為大公國效利，而不是併入貴族階層，這令大公國在國家建造過程的障礙遠少於匈牙利與西歐社會。
俄羅斯封建制存在時間較短，未建立穩固根基，封地沒有西歐那種自治權，貴族也沒有時間建造城堡，較易於進攻。莫斯科大公國也刻意挑動貴族互相競爭，削弱貴族內部團結，令貴族缺乏集體反抗中央集權國家的建制。俄羅斯東正教會不像天主教會，沒有獨立於世俗君主權限外的教會法規與官僚組織，故此缺乏法治保護菁英免受國王任意處置。
貴族服從於國王的回報，是免稅、個人獨享擁有土地與人的權利，更嚴苛壓榨農奴的機會。在十六、七世紀，農民稅賦日益加重，離開土地的權利受限，最後遭完全剝奪。俄羅斯地理環境未受框限，極不利於奴隸制誕生，農奴制得以維持，建立在君主與貴族的結盟上。未有政府越加限制農奴個人自由擁有土地的權利，為獲取土地須加入貴族，繼以自動取得農奴與背負維持該制度的義務，這抑制獨立商業城市資產階級興起。
與法蘭西與西班牙相比，俄羅斯政體無須遵守法治，隨意沒收私人財產，強逼貴族服役，處置敵人與叛徒時不顧正當程序，在這方面與帝制中國更相似。在家產制程度上，俄羅斯政體遠超中國或奧圖曼專制政體，缺乏以能力掛帥、不講私人關係的行政體系。
英格蘭的議會不只代表貴族與神職人員，也代表廣大紳士、鎮民、有產者，代表後者的平民議員是議會核心與推動力量。英格蘭議會有力阻止國王加稅、建軍與違反習慣法的計劃，甚至自組軍隊推翻國王兩次。議會團結來自英格蘭社會很早就以政治而非社會團結為主，不具親屬關係的鄰人社群在諾曼入侵前已很普遍。此外，習慣法與法律建制普遍被視為正當，司法參與及習慣法規範令英格蘭人民更認同法律，有產者認為捍衛法律攸關自己的利益。反抗專制帶有天主教與新教對抗的色彩，也令議會強烈感受自己身負超然使命。
英格蘭在十七世紀初也存在賣官腐敗，但在該世紀末已大為改善。有四項因素令英格蘭政府內出現打擊腐敗的改革聯盟︰一，第二次英荷戰爭、瘟疫與倫敦大火，嚴重削弱英格蘭的防禦能力，軍事支出不得不增加；二，查理二世希望量入為出，避免因額外收入需求求助於議會；三，政府內部出現幹練改革者，如喬治．唐寧與撒繆爾．佩皮斯；四，議會經濟內戰與護國時期，開始懷疑政府浪費腐敗，將稅收用於與公眾無關的用途。
十七世紀英格蘭經驗是今日反腐敗行動的重要榜樣，表示重要的改革元素包括︰令政府有財政壓力、不得不改善施政的外部環境；即使沒有親自領導改革，至少不會阻擋的行政首長；擁有足夠政治支持，得以落實改革計劃的政府內改善提倡者；不願自己繳交稅收遭浪費的納稅人向上施加強大政治壓力。
1688至89年光榮革命將政治問責與代議原則建制化，政府統治只有在被統治者同意下才正當，課稅明確建立在人民同意上。只要民眾認同重稅對國防不可或缺，即使較重稅也不必然總是抗拒。稅收在無須強徵下得以提高，加上光榮革命後的財政改革，令英格蘭政府得以在透明的公債市場上舉債，國力得以快速提升。
英格蘭是第一個同時匯聚強而有能國家、國家服從法治與政府接受公民問責三項元素的大國，以強力早期國家為始，推動法治與合法產權的廣泛認知，再由議員對法治的信念讓英格蘭國王接受問責，繼而崛起成為強權。
歐洲各國不同發展與其四組政治單元的互動過程相關，四組政治單元是國王代表的國家、上層貴族、紳士與第三等級。在弱勢專制政體，如法蘭西與西班牙，國家權力基礎集中在面積不大的土地，受既有法治限制。國家以外貴族、紳士與城市資產階級抵抗集權。國王以賣官與特權成功拉攏這些群體，擴大尋租聯盟。稅賦落在農民與普通商人身上，不足以實現國王的帝國擴張野心。政府因賣官失去正當性，法國在自我改革失敗後，走上大革命的道路。
俄羅斯強勢專制政體與法國或西班牙的差異在於︰一，地理條件，俄羅斯較少天然屏障，搶先建立支配地位者有極大優勢。二，俄羅斯從脫離蒙古壓逼至國家建造相隔時間甚短，封地制只有約二百年，貴族組織不如西歐完善，也沒有城堡保護。三，俄羅斯沒有西歐那種法治傳統，宗教受統治者影響，俄羅斯人也以掠奪的蒙古征服者為統治榜樣。四，自然環境，欠缺地理框架令農奴擁有者必須組成聯盟，令農奴無法自由逃跑，沙皇則以限制農奴將菁英與國家連繫。五，法治、宗教改革、啟蒙運動等觀念在俄羅斯滲透程度較低。
為何英格蘭議會沒有變成匈牙利議會那種尋租聯盟？原因之一是社會結構的差異︰英格蘭菁英流動與開放程度比匈牙利高，紳士是團結的大型社會群體，在部份層面比貴族更有影響力。英格蘭擁有地方法庭與草根政治參與傳統，領主與封臣、佃戶平起平坐決定攸關共同利益的問題，也有較富裕的自耕農與城市資產階級。此外，英格蘭有個人自由的傳統，卻有集權而受廣泛肯定的政府，比起徹底改變政體形式的社會革命，英格蘭人較想要接受他們問責的國王。
丹麥的經驗，反映發展強力國家、法治與可問責政府不是只有英格蘭的路線可循。丹麥受宗教改革影響，因新教深信應讓平民百姓讀懂聖經，直接接觸上帝，令農民識字率大為上升，有助他們彼此溝通。1760至1792年丹麥廢除農奴制以削弱貴族地主，並讓農民入伍服役，加上農民越來越多人受教育，被動員程度日益提高。丹麥在1814年因拿破崙戰爭失去挪威，1864年失去德語人口佔多數的兩個公國予普魯士，此後成為丹麥語人口佔絕大多數的同質小國。在農民與其他階層動員下，十九世紀民主政體與二十世紀初社會民主主義在丹麥興起。
建制的發展程度可由四組標準衡量︰變通／僵固、複雜／簡單、自主／臣屬與整合／分裂，建制較變通、複雜、自主、整合，發展程度較高。變通的建制能評估外部環境修正本身，較能存活。建制因較分工與專門化而複雜，各種職能由較有技術的不同組織執行。自主與整合密切相關，自主讓建制不受其他社會力量影響，整合則在於明確界定政治制度內不同組織的角色與職責，權力也有正式劃分。
政治衰敗反映在兩種過程，其一是建制因特定環境建立後因人遵守規則的傾向而定型，在環境轉變時無法迅速調整因應新形勢。其二是建制再度家產制化，人性特別照顧與自己有互惠關係親人或朋友的傾向，令根據功能或才幹、不講私人關係的選材規則，再度變為建制成員將職位由後代繼承。這兩種政治衰敗，往往隨著與既有制度有重大利害關係的官員希望阻止制度改革而同時出現。假如制度完全崩解，收拾殘局者往往是擁有恩庇網絡的家產制成員。
社會是否能在建制創新，取決於能否令既有政治利害相關者無法反對改革。這有時是因為經濟改變削弱既有菁英地位，有時是新宗教意識形態令新社會單元興起，有時是高明領導力讓無權力群體組成聯盟，但有時則只有暴力是除去阻止建制變革利害相關者的唯一辦法。
本書上卷探討工業革命前的歷史，即資源零和的馬爾薩斯式世界。在這樣的世界中，欠缺以投資帶來長期經濟成長的事物，增加財富的合理選擇是以政治掠奪他人資源，這可以是強權者公然搶奪或課稅，或者組織自身社會向鄰近社會攻擊與掠奪。換言之，比起投資於生產力增長，提升行政或軍事能力組織掠奪行動更為有效。
在馬爾薩斯式社會，經濟增長主要是粗放型，人口與資源隨時間增加，但人均經濟水平並未增加。關鍵的政治建制是國家，因為國家是粗放型經濟增長主要憑藉。國家正當性來自宗教，而在以宗教為基礎的法治存在下，宗教也賦予法律秩序正當性，法律秩序則能向國家提供或拒絕給予法律支持。
政治發展主要以兩種方式實現︰一是政治權力與粗放型經濟成長互相配合增加，直至受地理或技術限制，或者遭遇另一政體；二是正當性透過法治或新社會單元的權力而改變。馬爾薩斯式世界促成改變的根源相對較少，國家建造過程緩慢，並不時經歷政治衰敗期。
工業革命後出現持續的密集經濟成長，人均產出提高，民主也與國家建造及法治會合，構成政治發展的元素。相關的不同層面包括︰國家建造與經濟成長互相關連；一定程度法治促進經濟成長；經濟成長有助民主穩定；經濟成長增加社會分工與動員；社會動員既可能促成民主轉型，也可能危及民主甚或引致政治衰敗；民主與法治緊密連繫；正當性觀念受經濟、政治與社會發展影響。不同發展層面的關連，意味著有許多可能達成現代化的道路可循。
相對於馬爾薩斯式社會，工業革命有可能持續保持密集經濟成長，促進社會廣泛轉型，動員新社會力量成為政治行動者，令尋租者聯盟的傳統菁英統治失效。此外，國際因素影響本國建制演變的程度大為提高，社會間競爭加劇，令政治改變與趨同速度加快，也令國家在許多傳統政治事務上更為困難。
作者指出建制起源於不可複製的偶然歷史環境與意外事件，其建立經過漫長的歷史鬥爭，這表示在移植建制到其他社會時，不能不顧及當地既有規則與支持這些規則的政治勢力。建立建制需要花費心力讓人相信改變有其必要，建立贊成改變的聯盟，打消舊制度既有利害關係者的抵抗，也要讓人對新行為習以為常並覺得理所當然，正式建制往往需要文化轉移輔助。
對於未來政治發展作者提出兩項疑問︰一是中國在只有強力國家下經濟迅速成長，這種情況可維持多久？二是自由民主政體未來會否未能適應新環境？作者指政治問責社會勝於沒有問責社會來自一項重要理由，即政治問責提供讓建制以和平方式適應新環境的做法。威權主義制度偶然可勝過自由民主制度，因為前者在掣肘較少下可迅速下決定。但是這種成功建基於不斷出現優秀領導人，在「壞皇帝」當政時，不受掣肘的權力可能會導致災難。
對於工業革命後的政治發展，本書下卷將會更為詳細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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