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histling Vivaldi

看完了Whistling Vivaldi，主題是刻板印象如何影響我們。作者歸納自己與其他心理學界同行的研究指，與我們所屬身份相關的可能事件(contingencies)，會形塑我們生活各方面，包括工作與交友。例如提示數學表現存在性別差異後，即使很優秀的女性大學生也會受到影響，在數學測試中表現較差。在事前明確表明這項特定測試與性別無關，男女表現相同後，女性大學生的表現則與男性大學生沒有差別。這顯示數學表現的性別差異與個人能力或努力程度無關，而是受到女性一直被視為數學表現的刻板印象影響。各種研究發現，刻板印象威脅在種族與階級成就差異也有影響。

作者也提到，為了擺脫刻板印象威脅，部份受威脅群體成員會過份賣力，遇到難以解決的情況也會繼續堅持，而不是嘗試另一種方法，或者與其他人商討。當面對個人能力可以應付的任務時，賣力確實可以提高表現。但在技能最前沿的領域上，需要各種策略以及與他人合作，只靠自己過份賣力反而會成為障礙。

身份威脅通過焦慮影響受威脅者的表現，徵狀包括心跳加快與血壓上升等，即使當事人不太在意這些徵狀，實際表現也會較差。身份威脅也會佔用精神資源，令當事人擔心自己的表現會否確認刻板印象、這樣的話會有甚麼後果、如何才能打破刻板印象等等。這會令當事人的思考受到干擾，工作記憶降低，從而影響表現。腦部研究亦發現，受身份威脅的人，腦部與社交及情緒相關的範圍會更為活躍。長期處於負面刻板印象的群體成員，有可能會出現長期健康問題，例如高血壓。

個人感到身處環境的身份威脅有多大，頗受到情境中看來理所當然的元素影響，作者稱這些元素為身份提示(cues)。這包括顯示當事人處於邊緣地位的提示，最明顯的就是相同身份者在數目上處於少數。處境中沒有有力的相同身份者，也會令人感到再努力也是徒勞。環境設置按身份劃分也是一種身份提示，例如食堂食客按種族分開坐。其他身份提示包括，所處環境是否重視多元價值，偏見的用語是否常見，不同身份團體是否互相看不起等。

作者強調，身份威脅並不只是來自偏見的威脅，而是各種可能事件帶來的威脅。有趣的是，在評估身份威脅時，某項提示可以影響對另一項提示的解讀。如果情境中有足夠提示令群體成員感到「身份安全」，可能會消除其他提示帶來的威脅感受。這意味著要消除身份威脅，不一定要改變所有事，或許部份關鍵的改變就能達到目的。

有證據指即使很輕微的做法也可大幅減少身份威脅。作者一位研究生的研究發現，給予學生短文的回饋意見時，嘗試表現中立，以及正面鼓勵的回饋意見，都未能推動黑人學生改善其短文。能夠發揮作用的，是協助學生達到更高標準的回饋意見。原因在於這種意見告訴黑人學生，他們沒有受到關於學術能力的負面刻板印象看待，而是獲信能夠達到高標準。

其他實際獲證能減少身份威脅影響的做法包括，向學生介紹一位上層階級人士在大學的經歷，讓他們知道自己在第一年的沮喪經驗能夠改變；與其他背景的學生分享各種個人經驗；提供才能不是既定而是可擴展的論述；讓學生確認自己最重視的價值。這些做法都令面對身份威脅的人們，對自己經驗的論述更為準確而樂觀，實際證明這會令他們的學術成就提高。

即使不是很強烈的介入，也能顯著改善受身份威脅群體的表現，這既反映之前表現不如預期很可能是出於身份威脅，也表示看似客觀評估學生潛能的標準測試，如SAT等，本身就不是毫無偏見。因為身份威脅會抑壓表現，這些測試會低估受身份威脅群體的潛能。當環境稱為調整，能力受刻板印象看待的學生就能不受阻礙投入學習發揮潛能。

身份威脅亦會造成不同群體間關係緊張，當中不一定牽涉偏見，只要做任何事可能會令人覺得你就是刻板印象的證明，就可能會令團體間自行分隔，不願意互相溝通。人們傾向與自己相似的人來往，組成的人際網絡會影響可用資源與社會資本。這些人際網絡相互分隔，可能是社會不平等的重要因素。人們需要相信，自己處於身份多元的環境時，不會陷入與身份相關的窘境，才可能與不同背景的人合作良好自在。

作者最後總結，逃避談論身份不能消去身份威脅。讓人們理解身份不是不可改變的本質，不是一個人的全部，而身份也可以是對社會複雜多元挑戰的認識來源。就像奧巴馬強調而不是壓抑自己的身份，才讓他成為希望的象徵。

例外狀態

看完了亞岡本的《例外狀態》，探討公法中關於例外狀態的理論問題。例外狀態與內戰、暴動與抵抗等正常情況的對立面有親近關係，是國家權力對最極端國內衝突的直接回應。希特勒以「人民與國家保護令」懸置威瑪憲法關於個人自由的條文。此命令從未廢除，從法律觀點而言，第三帝國可看成持續十二年的例外狀態。在此意義上，現代極權主義可定義為透過例外狀態手段回應合法內戰的建制。這場合法內戰容許無法被整合進政治系統的整個公民範疇肉體消滅。

例外狀態不是某種特別法，而是意味著法秩序自身的懸置，構成一種空虛狀態與法的空缺。1934至1948年有關例外狀態的理論都受困於某種惡性循環，他們試圖以捍衛民主憲政之名所正當化的例外措施，正正是導致民主滅亡。絕對必要與暫時這兩項憲政獨裁與違憲獨裁的主要判準，抵觸了當時例外狀態已成為常規的事實。

西方國家法律傳統如何安置例外狀態原則上可區分為︰在憲法條文或透過一部法律規定例外狀態的秩序，如法國與德國；以及傾向不明文規定此問題的秩序，如意大利、瑞士、英國與美國。這種區分在形式在成文憲法上重要，但在實質與不成文憲法層次上，例外狀態現象存在於所有上述秩序中。至少自第一次世界大戰以來，例外狀態制度歷史發展獨立於其憲法與立法的形式與成文化。

例外狀態問題與抵抗權呈現清楚對比。主張抵抗權本質上排除在實證法領域之外，不可能依法規制，以及在憲法中明確合法化抵抗權的對立論點，正正與相信例外狀態規範管制不適當，以及在憲法條文或特別法中法律化例外狀態的對比相稱。

如果抵抗變成一種權利甚或義務，憲法就會自設為不可觸犯與無所不包，公民政治選擇最終也將以法律方式規範。抵抗權與例外狀態的爭論，最終是關於本身外於法律的行動領域之法律意義問題。是堅稱法律應與規範一致，還是法律領域超出規範，雖然兩種立場都同意完全脫離法律的人類行動場域存在。

例外狀態既非內在亦非內在於法秩序，其定義問題關係著一道門檻，其間內與外並非相互排除，而是相互混染。規範懸置不意味其廢除，它建立的無法地帶(至少宣稱)並非與法秩序無關。要理解例外狀態問題，就必須先正確決定其定位，例外狀態衝突爭辯的是其確切位置。

「必要性中沒有法律」不時被看成是例外狀態的基礎，這可詮釋成「必要性不承認任何法律」，或相反地詮釋成「必要性創造它自己的法律」。以必要性界定法律失去拘束力的獨特情境這項原則在現代翻轉，變成必要性構成法律終極基礎與真正泉源的原則。

所有界定必要性的嘗試都無法解決以下難題︰如果基於必要性而採取的措施已是法規範而非單純事實，何以仍必須經由法律加以批准與同意？如果它已經是法律，為何當它未被立法機關同意便無法繼續？而如果它不是法律，僅是單純的事實，為何經追認而獲得的法律效果不是始於它轉為法律時，而是溯及既往？

必要狀態理論終極難題關乎必要性的本質，理論作者多少視必要性為客觀情境，但必要性清楚需要一個主觀判斷，視人們想達到的目標而定。必要性最終成為決斷問題，而且決斷對象是在事實上與法律上無可決斷的事物。

某些作者將必要狀態詮釋為公法中的漏洞，行政權則負有填補此漏洞的義務。此漏洞涉及到對有效秩序的懸置，以確保規範的存在。漏洞不在法律之中，而是關於法律與現實的關係，以及其適用性本身。這就彷彿法之中蘊含在規範設立與其適用的根本斷裂，在極端情況下，只能用例外狀態填補。法律的適用被懸置，本身卻仍然有效。

例外狀態中法律效力自法律分離，其中一方面規範有效但未被適用，另一方面沒有法律價值的法令卻得到「效力」，當中關鍵是一個沒有法律的法律效力，作者寫成法律效力。這就像是一種神秘元素，以它法尋求佔領無法。

透過考察羅馬共和元老院以終極詔議宣告動亂並發布懸置法律(iustitium)，作者指出例外狀態不是獨裁，而是一個缺乏法律的空間，當中所有法律決定都失去效力。試圖將例外狀態納入法內理論，或者以必要性為法之本源，視例外狀態為國家行使自衛權或回復原初全權的理論，都不為真。試圖將例外狀態奠基於法規範與法實現規範、制憲權力與憲制權力，或規範與決斷的區分，而將例外狀態間接嵌入法律脈絡的理論同樣謬誤。

作者亦指出，例外狀態這個不具法律的空間，似乎是對法秩序而言如此根本，以至於法秩序彷彿為了奠定自身，就必須藉由與無法狀態保持關係來維繫自己。懸置法律期間的行動本質似乎避開一切法律定義，這些行動既非違法、亦非執法或立法。例外狀態理論的根本任務，是界定它與法之關係的意義、場所與樣態。

從班雅明與施密特關於例外狀態的辯論中，作者指出爭議發生於一個無法地帶，此無法地帶既必須不惜一切與法保持關係，又必須毫不妥協從此關係中被釋放與解脫。在這無法地帶爭論的，是暴力與法的關係。施密特試圖將暴力重新刻入法律脈絡之中，而班雅明則尋求以純粹暴力為法外存在欲來回應施密特。純粹暴力暴露並切斷法與暴力之間的連結，並因此不是成為治理或執行的暴力，而是純粹行動與展現的暴力。

隨著羅馬共和結束， iustitium字義從懸置法律變成主權者與近親的國殤。作者提出，這體現出主權者可說是變成活著的法律懸置，例外狀態與失序直接與主權者人身結合，主權者則從一切法律從屬中脫離，不受法律拘束。如果主權者就是活的法律，無法與法跟主權者人身重合，在其去世後的無政府狀態就必須被儀式化與控制，法律懸置就轉變為國殤。

無法與法的秘密連帶也顯露於週期慶典中，這些慶典的特色是打破並暫時顛覆社會秩序。慶典揭示，與法相關的所有人類行動界域，最終都顯示為兩股互相連結但背道而馳張力所穿越的力量場域︰一面從規範到失範，另一面從無法導向法律與規則。連結規範傾向與失範傾向的虛擬，確保了法與生命之間的關係。

羅馬元老院以終極詔議宣告動亂並發布懸置法律的基礎不是治權與支配權，而是元老權威。權威在私法領域上是自主法權者，透過宣告「我被立為權威」而介入，將法律效力授予無法獨立作出法律上有效行為的主體。「我被立為權威」表示，權利似乎不是自願行使，而是一種非人格權能，在權威者人身上實現。

在公法中，權威是元老院專屬特權。元老院並沒有屬於自己的行為，只能協同、批准法律與給予諮詢建議。權威與權力清楚區分，但兩者共同形成二元的系統。如果法律制度最真實性格確是總由例外與極端情況界定，權威似乎是在權力發生處將之懸置，而在權力不再有效處將之重新活動的力量。權威的權力不像法一樣在形式上有效，而是直接源於貴族的人身條件。

在省視現代學者輕易接受權威直接源自活生生人身這項主張後，作者指出，西方法律似乎呈現為雙元結構，由兩項異質卻協調的元素組成︰一面是嚴格意義的規範與法律元素，可稱為權力；另一面則是失範與後設法律的元素，可稱為權威。

規則元素需要失範元素才能適用，而權威也唯有在對權力的生效與懸置中才能確認自身。例外狀態就是藉由在失序與秩序、生命與法律、權威與權力間設置一道無可決斷的門檻，最終必須接合與連結法律—政治機器這兩面的虛擬裝置。當權威與權力綑綁與混染的例外狀態成為常規，法律—政治系統就會轉變為一部殺戮機器。

在例外狀態成為常規的當代，法的規範面可以被治理暴力在不受制裁下抹消與違反，卻仍宣稱適用著法。作者認為，除了揭露這部機器中心的虛擬，指出暴力與法、生命與規範之間，沒有任何實質接合，耐心分離它所宣稱連結之物外，別無取徑。在法與生命的無關之間，為人類行動打開「政治」的空間，唯一真正的政治行動，就是切斷暴力與法兩者連結的行動。

為什麼我們要懂公眾語言？

看完了《為什麼我們要懂公眾語言？》，主題是有關公眾語言的理論與實務，也就是修辭。作者以公共語言幾種修辭手法為引子︰論點壓縮成聊聊幾字(compression)、以局部代表全體(metonym)、以滑坡謬論略去推理步驟(proleptic)、暗示問題是善惡對立之爭、以最強烈的方式表達(maximal)。修辭是為特定情景與受眾設計，為了追求修辭衝擊的力量，有意無意會犧牲公共語言解釋的功能。

作者指，修辭與公民結構、體制、組織同樣重要，近年廣泛的政治危機，同樣是政治語言的危機。當修辭以震撼取代複雜、條件制約與不確定，視攻擊對象為不可修正，將「事實」當成某種意見，就會斷絕理性辯論的可能，令許多市民一心想迴避政治。辯論中最低限度的禮貌與互相尊重受到侵蝕，對言論自由的容忍度流失，甚至有越來越多人希望加以箝制。一旦公眾語言喪失解釋與激勵的力量，民眾與政治領袖的聯繫也受到威脅。作者相信這就是現時民主政體碰到的麻煩。

民粹風潮與政客雖然自稱反修辭，但作者指這也是一種修辭，其基本原則為︰徹底捨棄政治論述的謹慎與溫和，以憤怒、震撼策略與極度簡化政策等手法取代，公眾語言唯一的價值就是「真」，盲目崇拜有話直說，浮動善變，用完即棄。

新科技發展令大眾有更大權力選擇媒體內容，為新聞編輯與主管帶來兩難︰不再勉強受眾接受有價值的內容，還是堅守新聞原則卻坐視受眾大幅流失。無論哪種媒體，標題、摘要、列表等風格流行，新聞都變得更短，內容越來越誇張，譴責越來越強烈。細微差異或理應斟酌的前提乾脆全面刪除。邏輯讓位於人格，事實與辯論的篇幅縮小，意見的角色更為重要。意見在事見發生後幾秒內急速湧現，但不成比例地是偏激反應，形成回饋循環(feedback loop)。

現代技術官僚習慣用證據與邏輯為政策辯護，但政客卻需要突顯政策尖銳、能作政治動員的一面。當政客就任政職，會發現自己陷入兩種不同修辭的陷阱中。在當代政治更強調激情、新聞更受簡化壓力、治理更為複雜、媒體批評更尖銳下，對政客從期望到失望的落差更大。政客總是無法實現承諾，人民不再信任現任官員，尋找新鮮面孔與聲音，然後再度循環。

在過程中，公眾不再有能力掌握特定政策，不知道需時多久才看到結果，也無法評斷政策成敗。讓幾乎所有政治進展發生的含糊、彈性空間，在修辭上找不到共鳴。原本務實的政治中心基礎向兩邊極端蔓延，我們就此損失不確定的可能、傾聽他人的雅量、考慮證據與政治現實並隨之調整的彈性。

理性主義者認為，語言必須奠定在理性與證據，邏輯論證才是關鍵，人格與情感偏離重點而危險。真實主義者則認為，如果理念、文字從人們的行為與文化情境中抽離，就不再有意義與關聯。修辭理性主義忽略人格與情感，試圖建立理性完美系統的計劃缺乏根據；真實主義則可能變成沒有論述的個性，同樣無法察覺現時公眾論述已失去平衡。

行銷語言是現在全世界通行的修辭，常用到放大正面元素、避免批評與界定、略去脈絡、急逼、簡短等手法。政治行銷在二十世紀後半急速發展，在擬定廣告策略、思考政策與形象定型前已經出現。掌握質化與量化研究方法與各種行銷技巧，已成為政治顧問與選戰經理的先決條件。各種政治行銷技巧，主要是為了減少受眾投入同理心、無須承受不必要心理衝擊，卻因此犧牲有體系的辯論與解釋。數位科技與社交媒體令政治行銷更為精細，以自然選擇的方式找出最有效的修辭。

一般人會運用謹慎、精明等實踐智慧協助抵抗行銷宣傳。如果我們對一般人的實踐判斷有信心，就不大可能相信行銷話術會所向披靡，對民主的優勢會較有信心。但假如我們認為一般人非常好騙，缺乏內省能力，也許就會相信行銷可能永遠欺騙所有人，少數清醒者可以忽略不計，並要求更多意見檢查，認為再討論也沒有意義。

作者引用哲學家麥金泰爾(Alasdair MacIntyre)描述當代道德問題爭辯的三種特徵，指出為何價值歧見爭辯難以解決︰一，辯論雙方的觀點根本無法適用同一標準衡量，變成斷言與反斷言；二，人們通常不會坦承互不相讓的道德世界觀是個人偏好，而是包裝成非個人、客觀價值與標準的架構較量；三，近一二百年巨大的社會與文化變遷，使表達世界觀的語言處於失序狀態，就像「正義」一字沒有共識定義與前後一致的用法。

仇恨言論(hate speech)一詞經常在新聞出現，但它究竟是甚麼意思並不清楚。我們知道甚麼是仇恨罪(hate crime)，行為本身必須被認定是犯罪才成立。仇恨言論卻是鬆散的概念，有時能指以言也可能入罪，其適用範圍往往超出法律規定。當仇恨言論概念落在主權代理者或自命正義之士手上，就會有打著仇恨言論大旗，肆意打壓看不順眼人與事的危險。如果所有仇恨都能入罪，那麼身為人就可能會犯法。作者認為，言論自由無法保證壞事就此絕跡，但也不能反過來相信，打壓言論自由就是答案。

作者提出，面對公眾語言扭曲，有兩座希望的燈塔。其一是認為與生俱來的實踐智慧、謹慎精明讓人們有能力區分有效跟可疑的公眾語言。其二是期望修辭有朝一日能在辯論、風格與同理心達至新的平衡，成為作者稱為「批判的說服」(critical persuasion)，體察情緒與認同的合理需求，並追求現實的真理。

日本史的誕生

看完了《日本史的誕生 東亞視野下的日本建國史》，作者指出，日本史僅在公元七世紀「日本」這國家建立後才出現，在此之前的日本史，都是廣義的中國史。在漢朝時，日中貿易由漢朝委任的日本大部落獨佔，並與樂浪郡交接。公元57年，「漢委奴國王」遣使至洛陽，公元107年，朝貢的則是「倭國王帥升」，這反映出漢朝委任代表會變更，日本王權仰仗與中國的特殊關係。

東漢末年，軍閥公孫度割據東北，邪馬台國女王卑彌呼成為公孫度指派的貿易代表。公元238年，魏滅公孫氏，翌年卑彌呼使節到洛陽，此事記於＜魏志倭人傳＞。晉代魏後，邪馬台國於公元266年再次遣使。後來發生五胡亂華，中國軍隊於公元313年從韓半島撤退，地方諸國開始走上自己的路。

作者認為，＜魏志倭人傳＞是中國作者陳壽受政治因素影響寫成。陳壽由張華提攜，而張華曾在東北任職，因此陳壽不太可能因為缺乏知識而誇大邪馬台國。但＜魏志倭人傳＞的描述的確不符現實，作者認為，這是因為陳壽在晉朝寫作，為了足以與魏臣曹真曾經在西方吸引貴霜帝國來使相比，故將晉朝開祖司馬懿經營的東北來使邪馬台國，寫成媲美貴霜帝國的大國。《三國志》中沒有＜西域傳＞，也是出於同樣原因。

邪馬台國的位置眾說紛紜，作者明言根據＜魏志倭人傳＞的扭曲描述很難確認，但作者也先後提出兩種猜測︰一是在關門海峽附近，二是在大阪灣難波的津。不管如何，邪馬台國與倭諸國都是貿易城市，當中也有以華僑為主的「國」。遣使至中國的邪馬台國並不是王國，更像是各貿易城市聯盟的代表。

作者指出，七世紀《日本書紀》提到之前的天皇事跡並不全然可信。河內王朝仁德天皇的事跡，可見於中國南朝《宋書》＜蠻夷列傳＞在公元478年的倭王書信，提到其祖武力征服各國，並向韓半島進軍，於公元369年受到百濟承認。

《日本書紀》提到公元591至628年由女王推古天皇統治，但這與《隋書》＜東夷列傳＞的記載有矛盾，＜東夷列傳＞指當時倭王為多利思比孤，是一位男王。公元609年，隋朝使者裴清出使倭國，所見亦為一位男王。作者認為，這可能與《日本書紀》由天武天皇下令編纂，而天武天皇之父舒明天皇奪取倭國背後有黑暗內情有關。

公元630年唐滅突厥後，倭國先後四次派使者遣唐。與下一世紀有別，這時的遣唐使不是為了學習中國文化，而是為了不被強大的唐帝國吞噬，為維持獨立而拚死努力。

公元660年，唐滅倭國在韓半島的同盟百濟，舒明天皇的皇后皇極（齊明）天皇計劃西征，中途病死，其子天智天皇繼續作戰，公元663年於白村江海戰敗於唐軍，倭人被趕出韓半島。為防禦外敵，天智天皇著手統一日本列島，遷都近江大津，訂立《近江律令》，定國號日本，公元668年即位天皇。作者認為此時是日本的誕生。

公元673年，天智天皇之弟討伐天智天皇之子，即位天武天皇。天武天皇下令編纂《日本書紀》，用古老假定的皇室合理化男性繼承。《日本書紀》記載第十至十二代天皇的事跡，全部是以天武天皇及其上一代的實際事件為藍本。第一任天皇神武天皇的事跡，也可與天武天皇在討伐其姪的壬申之亂中對照。

作者認為，從漢武帝征服韓半島後，八百年來日本列島一直受中國文明衝擊，在政治、軍事、經濟上屬於亞洲大陸，但尚未有屬於自己的歷史。直至公元七世紀，受到強大唐帝國衝擊，倭人面對威脅而必須採取自我防衛，為了與中國對抗，主張獨自的自我認同，才著手編纂自己的歷史。

日本最初的歷史《日本書紀》，表現出「日本與中國對立」、「獨自從天繼承正統的國家」這些思想，永久決定了日本的性格。日本人自七世紀起一直在意中國的存在，又避免與中國建立深入的關係。

作者最後指，本書的嘗試是，理解各國史料的政治性質，以世界史一部份看待、書寫日本建國史。

專業之死

看完了《專業之死》，主題是美國人以無知為榮的現象。作者指，雖然美國人一向有看不起專家的現象，但現在他們不僅相信錯誤，而且緊抱錯誤拒絕學習。其頻率之高，範圍之廣，怒氣之盛都令作者感到可怕。「各自表述」成為爭辯打完場的口號，人們無法承認有些事就是有標準答案。

作者擔心，在網絡資訊充斥下，越來越多一般人欠缺基本常識，連基本證據法則也不願相信，拒絕學習按邏輯推論。專家與一般人的界線面臨崩潰，部份人帶著沒有根據的傲慢，可說比純粹無知更為糟糕。公民將專家當成某種技師，但拒絕彼此的對話，自信已掌握足夠資訊。

作者認為，現在許多美國人將政治上票票等值，當成任何議題的任何意見也該在價值上沒有差別，是一種對實質平等的錯誤信仰。這些美國人認為沒有誰比誰更聰明，學習只是淺嚐即止，可說是違反教育讓人謙遜、不斷學習的宗旨而行。作者指，這些問題部份扎根於人性，部份是美國高等教育的毛病，部分來自科技與媒體，也有部份是專家與一般民眾間缺乏理解。

現代社會運作有賴社會分工與專家，尊重彼此專業，專注於自己領域上，讓眾人達到非一人之力可及的高度。專家與公民難以理性討論在過去已存在，但現在更令人憂慮的情況是，對知識體系不信任的帶頭者，往往是理論上應知道不該這樣做的人，例如受過高等教育的父母在決定子女是否接種疫苗是更為昧於事實。有些美國人覺得對抗專家意見，好像就代表比較有文化深度。

政治辯論與公共政策制定本質就是衝突。在美國，政策辯論越來越像雙方都沒做功課地比爛，兩邊看法雖然不同，但都是錯的。當中有一種自我中心、目空一切、容易變成惱羞成怒的堅持︰意見沒有高低之分。對部份美國人而言，說他錯就是說他笨，糾正就是一種侮辱。他們堅信只要主觀意見夠強，就能模糊意見與客觀事實的界線。

作者指不論專家、知識份子或專業人士，都是掌握特定技術或知識體系，並以此執業為主要謀生方式。專業必然少數而封閉，由學習、天分、經驗與同儕確認集合而成。專家透過經驗累積的技術不見得能量化，也無法速成，只能投入時間、反覆練習而累積。專家的知識一定在一般人之上。自學成功的專家不是不存在，但他們是例外中的例外。更多是普通人不知道專業的門檻，以為能夠理解就有能力分析。

我們每個人都有許多弱點，令公共辯論易於變成互相吵鬧。作者直言，專家與普通人溝通困難，原因之一是公民普遍程度太差。「鄧寧—克魯格效應」描述，能力越是不足的人，對自己的能力就越有信心。當講話沒邏輯的一方不知自己沒邏輯，專家與普通中的對話總是會不歡而散。

確認偏誤是建設對談最常見的阻礙，它指出人有傾向留意與自己成見相同的資訊，忽視對想法構成威脅的資訊。我們會專注於讓自己恐懼或希望得到確認的資訊，記住印象深刻的事，忘記不夠戲劇化的事。確認偏誤可說是一種求生機制，不理性恐懼會控制我們，但不理性樂觀則不會。

專家也是人，也會受確認偏誤影響，因此科學會將研究結果送交他人進行同儕審查，由比較沒有利害關係的人帶著研究者與現實對質。一般人不會特別意識到這些過程，學術圈以外的爭議也沒有這種外部審查機街，確認偏誤容易衍生出無法推翻的主觀看法。不少人所說的「證據」，只是「我覺得對的東西」，而不是「由公認原則測試過，確認其真實的事情」。

偏方、迷信與陰謀論都算是確認偏誤與無法證偽觀點的經典案例，當中以陰謀論最難推翻。駁斥陰謀論會「充實」陰謀論的內涵，缺乏證據與互相矛盾反過來可以「證明」陰謀的強大。陰謀論廣受歡迎其中一項理由，是它會撩撥人心的俠義精神與英雄主義。對無力理解現實又不願承認的人來說，陰謀論是誘人的出口。陰謀論也在人們面對恐懼的事情時，為他們提供脈絡或意義。

日常對話中經常會提及不應以偏概全(generalize)，但作者指出這樣說的意思其實是不應搬出刻板印象(stereotype)，兩者混淆會造成溝通困難。刻板印象是社交惡習，但以偏概全(概化)則是根據可觀察事實作出的概率陳述。概化是描述而不是解釋，可以量化與確認；刻板印象則是預先的結論，容易引發主觀情感。作者認為，專家與處理主題保持距離，較能消除情緒干擾與後續偏見。

我們不想讓人知道自己知道或在乎他們錯誤，懶得為自己的專業辯護，也會動搖我們溝通資訊的能力。這種「平等偏誤」來自我們對被群體接納的心理需求，研究發現這會讓能力較差者較預期更常主張自己的看法，能力較佳者則會在對造中接受同伴明顯有誤的提案。這種考量的潤滑人際關係，卻會在需要實事求是時造成重大犧牲。

人們也很不願意承認自己在對話中跟不上與聽不懂，網絡資訊時代讓人更有衝動假裝無所不知。現代人會掃瞄報紙頭條或文章就分享在社交媒體，雖然根本沒有閱讀內容。政治信念會令事情更為複雜，因為信念反映出我們自視是甚麼樣的人。

作者也批評美國高等教育發展變成消費者導向體驗，學生學到最重要的事，就是消費者永遠是對的。大學吊詭地成為專業不受尊重問題的一環。高等教育普及後，大專院校競爭激烈，提供的只是「上大學」這種體驗。學生獲得顧客般的待遇，無從學習謙虛自律。

進大學應該是學習的起點而不是終點，老師尊重學生意見也不代表兩者學識平起平坐。但現在任何老師要點破這幻象，就會被學生全力反擊。部份學校課程只剩下輕鬆愉快的營養學分，課程分數灌水，及格標準降低。教學評鑑遭到濫用，將大學貶抑一筆買賣，學生要求物有所值，而不是入學訓練批判精神。

新一代學生運動排除異己、教條主義，甚至出現語言與肢體恐嚇，只是為了雞毛蒜皮的小事。參與學生了解的，是發高比的是激情與音量，而不是理性與證據。大學生一方面疾呼要學生治校，另一方面卻又堅持大家要把他們當成小孩看待。作者憂慮，在大學四年都學不會尊重老師與學校的人，出了校門也不會懂得尊重公民社會其他成員。連大學生都不能成為講道理的意見領袖，不能辨別客觀事實與主觀感受，那美國人就有大麻煩了。

網絡擁有前所未有的龐大資訊，幾秒就能在搜尋器出現在人們面前，但其品質高低就只能碰運氣。網絡充斥劣質訊息與半吊子觀點，有時是因為作者懶惰或能力不足，有時則是出於貪婪或惡意。

網絡令人損失辨識資訊好壞的基本研究能力。用關鍵字搜尋不是研究，只是問問題。真正的研究辛苦而枯燥，需要人有能力找出真實資訊，擷取其重點、分析、化為文字，然後呈現出來。網絡改變了我們閱讀、推理與思考的方式。我們要求即時、易懂、顧及視線效果、只給我們想要聽的資訊，也就是能在最短時間內花最少力氣吸收的解答。

網絡令我們變得不厚道與沒耐性，無法進行有建設的討論。任何時間都可與任何人對話並不一定是好事，有時人就是需要暫時緩和自省，才有時間吸收與消化資訊。網絡不給人們這種餘裕，讓其回應不經大腦，並為了面子在事後捍衛自己的直覺反應，拒絕接受新知或承認錯誤。

網絡令各種散播虛假資訊謀利的產業得以產生。人們在決定好自己要相信甚麼後，才在網絡上找證據，包羅萬有的網絡自然會令相信任何事的人都滿意。很多問題上網查過後比一無所知更糟。很多人上網調查後自以為掌握了甚麼，其實只是懷恨一大堆自己不明所以的資料。他們分不清哪些事只是自己瞥見過而有個印象，哪些事是自己扎扎實實實地知悉。在螢幕看過與真的理解並不是一回事，但研究發現網友會將兩者混淆。

大部份人在網絡上只是在找，並沒有真的在讀。研究發現人們只會看網絡文章的標題跟前面幾句，快速篩選他們想要的東西。網絡使用者會自然對先跳出來的搜尋結果產生認同，但很少人會質疑搜尋引擎的運算順序是否靠得住。

作者認為，很多人對維基百科與各種線上資源的誤解，以及對群眾智慧整體的誤解，都可以歸結為一點，也就是知識不等於一堆混雜的人事地物湊在一起，也不是丟硬幣猜結果。維基百科的價值是供應基本資訊，但需要分析的複雜議題，它就不太有效。

學習新事物需要耐心與傾聽，但網絡卻反而讓人忘記如何建立友誼，反而老是互相挑釁。輕輕一點就能分道揚鑣的網絡讓人更為涇渭分明，不與傾聽他人意見。這讓我們失去思考、辯論、承認錯誤與接受指正的能力。當中隱藏著一種扭曲的平等觀︰大家都有社交媒體帳戶，所以大家都沒有差別，故此人們可以自戀地對任何人指指點點。由於網絡上的一切都沒有決定性證據，所以每個參與辯論的人都會極力主張自己正確。這讓每個人的政治偏見或錯誤認知，都不怕找不到歸宿。

作者批評新聞界並未讓人更了解世道，反而令人感到混亂。科技與資本主義結合，令新聞界變成按市場需求的資訊生意。媒體數目急升，競爭更為劇烈，資訊量多質劣，回應消費者希望每件事更快、更簡單、更悅目、更有趣的訴求。

一般人覺得看了看手機，就等於掌握天下事的脈搏。現代媒體為個人度身訂造的選項，讓確認偏誤更為強烈。作者指，這代表美國人不僅所知不多，而且他們僅有的知識還是錯誤的。太多人觀看電視新聞時已有定見，他們看新聞只是想在同溫層得到確認。電視有數以百計頻道，任何偏見都能得到滿足。當大多數人覺得自己已經「很懂了」，專家意見自然無足輕重。

當記者也欠缺對報導主題的專業，問題就會更加嚴重。現在記者入行的門檻拉低，原本是技藝的新聞報導變成正規課程，追求制式作法。業界強調形式、外貌與速度多於內容，信口開河的標題就能便宜行事。記者懶得向專家詢問資訊是否正確，或者追查數據確認事實，只看得到他們相信的事情。

作者的建議是，專家應該知道何時要說不，不該將這責任推給記者。新聞消費者面對新聞時，應該謙虛、接觸不同立場與國家的媒體、不要覺得身旁都是壞人，並要有判斷力，在消費媒體時疑問報導是否可靠。閱讀與注意時事是熟能生巧的技術，最好天天都看。

專家也會出錯。作者細分專家失敗的種類，首先是科學本身就會出的錯誤，這包括單純失誤以及整個領域尚未突破的先天局限。這是學術研究必然存在的一環，專家也無能為力。專家能保證的，是遵循科學原則的方法，將犯錯與落入思考陷阱的機率降至遠比一般人低。

專家錯誤還會出自專家撈過界。當專家脫離其專業，他們就只是一般人，學歷多麼優異不代表他說甚麼都正確。就算專家沒有過界，當他們不只提出解釋，更想預測未來時也會出錯。預測未來違反了科學解釋過去的基本原則，但社會對預測的需求總是比解釋多。這在專家與其服務對象之間，形成一股自然無解的張力。

最後一種專家失敗就是欺騙與瀆職，雖然最少見但最危險。有時是我們以為的專家根本不是專家，或者真專家以假榮譽誇大其資歷。當真正的專家說謊，既會帶來直接後果，也會令社會對專業信任下跌。學術欺騙的例子時有發生，一般人會疑問學術研究是否可信。作者則指，一個主題領域的興衰，極少取決於單一研究的成敗。一項研究可能會造假，但數百項研究同樣造假等級就完全不同。

作者指，專家功能無法正常發揮，專家與一般人都有責任要負。專業人士必須承認並公開自己的錯誤，然後說明自己會如何修正。一般人不應要專家改行當預言家，並了解無心之失與心存欺騙的差異。公民應該要認識所謂名嘴與專家的來歷，讓自己更能鑑別接收到的意見，認知自己知道與不知道甚麼，同時帶著懷疑謙遜接觸專家意見，並理解真正制定政策的不是專家，而是官員。

專家與公民的關係建基於互信，當信任崩解，民主本身就可能陷入危機，變成暴民政治或技術官僚菁英統治。常識敗退與無知進逼，多少令公民與公共政策脫節惡性循環。公民覺得越來越疏離，也不想知道經濟、科學與政治體制如何運作。一般人對專家的表現紀錄沒有興趣，喜歡能白說大話，與自己意見相同的專家。

作者提出大眾對專家與官員的誤解中，值得優先思考的五項課題︰一，專家無法控制官員接受建議；二，就算官員接受建議，專家也無法控制如何實踐；三，專家無法指揮政策從概念到執行的整個過程；四，專家不能控制官員是否選擇地聽取建議；五，專家只能提供選項，不能替民眾作價值判斷。

作者感嘆，民主制度要穩定運作，前提是選民必須深思熟慮後決定。公眾無知經惡意操弄，就會變質成政治鬥爭的武器。民主是參政權的平等，是一人一票、每票等值、法律一視同仁的平等，而不是每個意見都一樣，主觀感受重於客觀事實的齊頭式平等。

許多人言必稱「我們人民」，但他們指的根本是「我」，單數的我，非我族類都不可以相信。無知可以改善，但與傲慢、自總與憤世嫉俗結合的無知則無藥可救。傳統的解決之道已經無效︰高等教育、媒體與網絡都在加劇民眾堅持無知。專家束手無策，覺得已經受夠。

作者悲觀總結，或許釜底抽薪的解決方法，需要一場未能預見的災難。沒有民主與包容，就得面對如戰爭、經濟崩潰或壓逼群眾等可怕命運。我們只能寄望事情一發不可收拾之前，公民、專家與官員可以克服困難，對專家與菁英在民主的角色進行深入辯論。

真確

看完了《真確》，內容是討論我們對世界有錯誤認知的現象與原因。作者的調查顯示，我們許多人對世界無知，給出種種與實際不符負面答案，比隨機亂猜更差。作者認為這種過度誇大的世界觀，源於我們大腦運作的方式。

作者談及我們的十種直覺偏誤，並提出思考工具培養求真習慣。第一種偏誤是二分化，認為世界只分成「我們」與「他們」、「已開發」與「發展中」、「富國」與「窮國」等。這種印象在1965年時或許正確，但2017年世界多數人(75%)已身在中等所得國家，活在低所得國家人口只有9%。

作者建議更現實的分類是將國家分為四級，一二級界線是2美元，二三級界線是8美元，三四級界線是32美元，大概十億人在第一級，三十億人在第二級，二十億人在第三級，十億人在第四級。大多數人都在第二與第三級，與1950年的西歐與北美生活水準相當。

二分化直覺偏誤來自比較平均值、比較極值與自己的上層目光。為扭轉這種偏誤，作者建議我們檢視分佈狀況，發現個體間重疊之處，注意多數個案都落在中間，以及不要從俯瞰目光認為底下所有事都一樣。

第二種偏誤是負面型直覺偏誤，我們傾向留意壞事而不是好事。世界許多進展緩慢分散，不易受人注目，但各種進展累積起來則是巨大進展，例如赤貧人口比例在二十年內減半、四十年來壽命提高10歲、識字率提高至86%，以及另外許多生活改善。

負面型直覺偏誤有三種情況︰對過去的錯誤記憶、新聞媒體與社運人士選擇報導，以及擔心說壞事正在好轉會顯得冷血。作者提醒，慶祝現有成功是一回事，繼續目前奮鬥是另一回事，兩者並不衝突，失去希望反而無法達成目標。

為扭轉負面型直覺偏誤，作者提出我們應區分狀態(現在怎樣)與改變趨勢(變好或變差)之別，事情可以既是糟糕也在變好。我們應留意好消息絕少會報導，逐漸進步不會成為新聞，新聞多也不代表變事多。我們也不應沈浸於美化過去，要珍惜現有成果，相信未來世代也能跨過障礙。

第三種直線型直覺偏誤認為趨勢會一直持續，例如以為地球人口會不斷增加，但聯合國的預測是逐漸趨平。正如小孩身高不會一直增長至400公分，許多趨勢都會有直線以外的走法，例如迅速攀升後趨平的S型，迅速減少後趨平的滑梯型、只在特定間隔提高的駝峰型、一直翻倍的倍增型等等。為了明白一項現象，我們需要確實了解線的形狀，不能假定它就是直線。

第四種恐懼型直覺偏誤與人類過去演化的環境有關，現在則變成媒體吸引注意力的工具，扭曲我們對世界的認知，讓我們錯估天災、航空安全、戰亂危害、化學物、恐襲的危險程度。面對恐懼型直覺偏誤，我們應留意新聞與自己的注意力都偏重恐怖消息，風險不是自己感覺多害怕，而是有多危險與自己暴露在多少危險，並避免在驚恐時下決定。

第五種失真型直覺偏誤讓我們將單獨數字與特定例子想得過於重要。有兩種工具可扭轉失真型直覺偏誤，其一是比對數字，單獨的數字沒有比對基準就沒有很大意義。在比對許多數字時，先找出最大的那些數字，它們通常比其餘全部加起來還重要。其二是善用除法，例如將數字除以總人口，找出的比例通常更具意義。

第六種概括型直覺雖然必要而有用，但它可能令我們誤將許多不同事物歸為一類，甚至以特例套用在整個分類。作者提議，要知道哪些簡單分類會導致偏誤，極好方式之一是旅行，體驗自己在家鄉習以為常的一套可能沒有用處，甚至造成危險。扭轉概括型直覺偏誤需要我們質疑自己偏好的分類，作者提出五種這樣做的方法︰尋找同一類別相異之處，不同類別相似之處；留意「多數」只代表超過一半，如果可能應問清楚百分比；當心別把特例當通則；假定自己不是「正常」，別人也不是笨蛋；注意適用某一群體的做法未必適用於另一群體。

第七種宿命型直覺偏誤認為固有特質決定命運，事情永遠會是這樣。作者提醒，文化、國家、宗教與人都不是石頭，會不斷改變。例如女性生子數目並不是受宗教固定不變地影響，不論宗教，赤貧女性都生下更多孩子，在所得增加後生育率都會減少。為扭轉宿命型直覺偏誤，我們要注意緩慢改變不是沒有改變、樂於更新知識、跟父母與祖父母的價值觀比較，認識價值觀改變之大，以及蒐集文化改變的例子。

第八種單一觀點直覺偏誤讓我們以為所有問題都有一個肇因，所有問題都有一個解答。這種思考可以省下許多時間，卻讓我們看不到不符這觀點的資訊。作者建議，我們應時常檢驗自己喜愛的概念，保持虛心，與不同人談話。雖然這樣我們會沒時間建立許多見解，但許多錯誤見解還不如幾個對的見解。

抱持單一觀點有兩個主因，其一關乎專業，專家只是自己領域的專家，在其他問題上與普通人表現差不多，有些社運人士專注自己的領域，甚至有意無意將關注的議題放大。不靠數字不能理解世界，但單靠數字同樣不能，要看到數字背後的現實世界。抱持單一觀點的另一原因關於意識形態，認為某種政治方式可以解決所有問題。公部門與私部門的答案不是只能擇一，而是視情況而定，而且兩者並行。

第九種怪罪型直覺偏誤會替壞事找出簡單清楚的元凶，讓我們誇大特定個人或群體的重要，沒看見複雜的真相，也很難解決問題。作者指出，壞事發生時，我們該把矛頭指向系統而非個人，好事發生時，我們也該把更多功勞歸功於默默推動成功的體制與科技。假如我們真的想改變世界，就得弄清楚世界真正運作的方式，而不是只想揍人一拳。

第十種急迫型直覺偏誤告訴我們再不做就沒機會，現在就要下決定，但事情幾乎從來不是這樣，不是非得擇一不可。作者堅持不應訴諸恐懼，談到未來是該抱開放態度，清楚其中牽及的不確定。有時最有用的行數就是改善數據以獲得更正確的認識。社運人士自己要冷靜才能採取明智的行動，不致危及民眾的信任。

作者最後對求真習慣如何運用在日常生活提出多項建議。在教育上，我們該教孩子基於事實的架構，訓練他們善用上述求真習慣法則，最應該教他們抱持謙虛與好奇，樂於說出「我不知道」，主動吸收新知識。

在職場上，企業應依照基於事實的世界觀做事，了解未來全球市場成長主要在亞洲與非洲，注重這兩地的員工，知道全球化仍未結束，並在投資時擺脫對非洲的天真認知。記者應時常檢視自己對世界的認知並加以更新，培養求真思維。我們也應明白新聞終究不算是增進世界觀的理想管道。各種專業團體也可以嘗試提問更多事實問題，找出自己所屬團體的無知。

作者相信，終有一天所有人都擁有基於事實的世界觀，因為基於事實的世界觀更有助把人生走好，也讓人更安心，並知道我們該怎樣令世界變得更好。

犯錯的價值

看完了《犯錯的價值》，是一本談論錯誤的書。作者指我們「知道自己是對的」令人愉快，認為自己判斷正確是常態。當面對錯誤時，我們會感到秩序失常與羞愧。錯誤總是與愚蠢聯繫，但作者指出，犯錯是人類學習與改變過程關鍵一環，讓我們修正自己的看法。作者說本書的宗旨是︰培養對錯誤的親密感受，增加討論錯誤的用語，拓展檢討錯誤的興趣，同時對常受忽略的犯錯經驗多加著墨。

人們看待錯誤有兩種模式，一種是悲觀模式，視錯誤為令人尷尬恐懼的事；另一種是樂觀模式，認為犯錯的感受不限於可恥與失敗，也可以是驚訝、困惑、興奮等等。作者指，以根除錯誤為目標有三項問題，一是我們會相信自己能明辨對錯，這卻與想要擺脫錯誤的信念互相矛盾；二是根除錯誤的努力總會引發意想不到的後果；三是根除錯誤容易變成根除與自己不同事物的心態。

科學革命看待進步不是依靠根除錯誤，而是靠延續錯誤。知識進步需要現有觀念瓦解，讓位予新觀念與發現。錯誤不但不會讓人遠離真理，反而能逐步引領人們導向真理。

錯覺與知覺失誤反映出感覺與現實的差異，讓人體會到，就算最有競服力的景象也未必是現實本身，沒察覺到的認知過程正是容易出錯之處。錯覺令人明白，我們不知道何時會犯錯，又會犯甚麼錯，但肯定一定會犯錯。

我們很擅長忽略自己的無知。例如在重大事件時的「閃光燈式記憶」感覺栩栩如生，但研究顯示，這些記憶與其他記憶一樣，準確度隨時間降低。記憶由多重特殊過程組成，每一次喚起記憶都要重組呈現。有些記憶栩栩如生，不是因為這些記憶為真，而是我們太常想起。

知道的感覺不代表實際知道。即使我們找不出真正的原因，也喜歡解釋事情，自信說出自己實際不知道的答案。當我們宣稱自己知道某些事情，本質上就是在就自己不可能出錯。如果要處理犯錯的可能，我們就無法用知識的觀念，必須轉而接受信念的想法。

我們的信念就是世界模式，不管信念多麼堅定不移，模式本身都可能動搖。心理信念的存在是為了幫助我們預測與制定政策，信念組織起來，成就了「我們是誰」的概念。

我們也有將所有事情理論化的傾向，並會自己當下的信念只是基於事實，雖然別人的信念可以是因為偏見與私心。當我們認為自己的信念是基於事實，對不同意見者就會有各種假設︰認為對方缺乏正確資訊；認為對方愚蠢、腦袋有問題；假設對方刻意漠視與忽略真相。

運用歸納推理，我們可以手邊證據來選出最適合的答案，不用找到充分證據才能下結論。但我們不能證明歸納正確，只能知道這至少比其他答案更可能是對的。歸納是我們智慧的重要一環，這表示錯誤是智慧不可或缺的一部份，而不是過程走偏的結果。

當猜測運作良好時，我們會是反應快、效率高的思想家，但也會製造許多想法上的偏見，令人妄下定論。偏偏確認偏誤會令我們容易重視支持自己信念的證據，忽略反面證據。我們會對反證視若無睹，認定反證對信念沒有影響，堅持例外能證明規則，或者不理會任何違背信念的資訊。

我們無法完全獨立思考，每個人在根本上都很依賴他人的想法。但我們判斷二手訊息時，通常都是先相信了那個消息來源，就對消息照單全收。這也表示我們抱持某些信念，擁有的是某個信念社群的會員資格。成為社群一員有實際與情感上的好處，令人有強烈誘因與周圍眾人保持信念一致。

抱持特定觀點的社會，可能會面對反對意見不足的問題，這包括︰一，社區過度支持我們的想法；二，社區保護我們免於外人的異議；三，社區讓我們即使聽到外界異議，也會置若罔聞；四，社區會消除內部異議。這容易助長我們自以為是的信念，蒙蔽我們犯錯的可能。

狂熱份子認為只有自己才能掌握真理，堅信自己正確，認為自己不可能出錯。這種對確定感的渴望存在於每個人心中。確定感最危險的特徵，是不利於觀點轉變，失去想像力與同理心，不在乎別人的事情。

另一方面，如果我們要腳踏實地過日子，有時確定是唯一的選擇，以此為基石建立自己的世界觀。確定感有助於行動，對生存與成功不可或缺，在演化過程有重要作用。我們預設的認知立場是相信，確定比懷疑來得容易。

我們渴望正確而恐懼犯錯，常常認為自己無法放棄信念。當許多信念隨時間而減弱消失時，我們的記憶會無聲無息抹去錯誤。對於突然改變的信念，我們傾向將犯錯經驗濃縮至幾乎消失不見，就像直接從正確A跳至正確B一樣。

當我們會陷入百分之百錯誤的經驗時，既迷失於這世間，也迷失了自我。但作者也指出，這樣犯錯讓我們學到自己還有多少成長空間，奪去我們所有理論，有可能帶來真正的改變。有時我們不肯承認錯誤，特別是舊有信念已投注大量心力，又沒有新信念取代。承認錯誤需要智慧，也需要情感上的技巧。

深信不疑的事情出錯時，我們不得不回答「哪裡出錯了？」這個問題。重大錯誤發生後往往會產生許多新理論，以弄清甚麼信念要棄置，甚麼值得保留。全盤接受與徹底否定是答案的兩端，中間有許多較混亂的可能答案︰輕描淡寫、避重就輕、出爾反爾、強詞奪理等。我們判斷錯誤大小會趨向保守，但最初看似明智的保守主義，有時會演變為歇斯底里感情用事，瘋狂湮滅犯錯的事實。

人們為錯誤開脫時常用「我是錯了，但是……」法則，例如說自己只是時間上搞錯、差一點就實現、有出乎意料的事發生、怪罪他人、即使犯錯也是為了大家好等等，彷彿只要開始解釋，錯誤就不再是個錯誤。

面對錯誤時，過濾掉不快資訊，否認錯誤，是一種心理防衛機制。當我們不願意證據確鑿的真相，就必須同時騙人與自我欺騙。作者指，矢口否認錯誤不只是拒絕接受困難複雜的外在世界，全盤接受也不只是接受事實，兩者更重要的地方是如何接受自己。

在親密關係中，人們的核心信念最容易受到侵犯要挑戰。要承認自己的方式並非最好很難，放棄堅持自己正確令人感到不快。追求正確與追求肯定混為一談，這有助解釋為甚麼在親密關係的爭執，人們會覺得受背叛排斥，小事變成激烈爭吵。作者認為當中教訓是，我們偶爾可以犯錯，也應該能心平氣和接受他人偶爾犯錯，依然保持親愛。幸福不是永恆不變的愛，而是讓愛將我們慢慢改變。

錯誤代表我們與自我疏離的時刻，當我們連自己都可能誤解，就表示我們自己當下在某方面特定自我認知有錯。如果我們視自我為恆常可理解的個體，會使我們排斥犯錯或改變的可能。犯錯能夠改變我們最強烈的方法之一，就是讓我們面對自己，變得更富同情心，不將錯誤當作他人無知、愚蠢或邪惡的表現，不會一直想批評別人。

為預防錯誤，我們可培養彼此傾聽能力，各人可以暢所欲言，環境公開透明，避免保密文化，允許每個人看見出錯徵兆時能夠說出來。作者認為這也是民主治理代表的一種方法，它會接受錯誤存在，削弱錯誤各種危險化身。任何政治體系想要成功，就要能夠容納錯誤，法律可以變更，有政黨制度與言論自由。自由如果不包括犯錯的權利，那就不是自由。政治開放的政府必須擁抱錯誤，接受自己有時會犯錯，讓異議者與告密者發言。

作者在結尾指，虛構與藝術世界「悖離事實」，我們可以想像虛構世界，與我們犯錯的能力無法分開。我們所有藝術受惠者都在享受錯誤的極致樂趣。如果我們像接納藝術一樣接納錯誤，就能讓我們在自己立場以外替他人設想，幫助我們成為獨立個體，有著更多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