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給每個人的基本收入讀本

看完了《寫給每個人的基本收入讀本》，說明基本收入為甚麼是可取的政策。作者的名字很容易記住，名為Guy Standing。

作者指，基本收入越來越受重視，是因為既有所得分配系統因全球化與科技革命瀕臨崩潰，貧富差距日趨擴大。作者相信基本收入更平等主義與解放，它已成為當今逼切的政治要務。

基本收入是指定期無條件對個人給付一筆適當金額。金額要足夠提供基本安全感，例如取得足夠食物與住所、學習機會、醫療照護。作者認為，基本收入一開始應從低設定，逐步提高，但它不應該意圖全面取代福利國家。

基本收入應發放給個人而不是家戶，因為同一家戶內收入通常不會被平等分享。基本收入的發放應該無條件，這包括收入、支出與行為條件。基本收入應定期、自動發放，並且不可撤銷，也不可因償債而被扣押，以確保經濟權利得到保障。

基本收入與最低所得保證及負所得稅不同，後兩者會隨著收入上升而被撤銷。基本收入也與一筆過的基本資本補助有別，作者指後者會造成意志力薄弱效應，即受助者一次過得到一大筆錢，可能會受不住誘惑揮霍掉，事後需要再幫助他們，這會引致道德風險。

實施基本收入的正當理由包括正義、自由與安全感。從社會正義的觀點而言，作者認為，社會財富是社會性或集體性的，主要來自前人努力與成就，而基本收入可視為分享屬所有人共同財富與自然資源所衍生的報酬，是政治實體平等成員的權利。

作者批評自由至上主義者的自由，沒有保護最弱勢國民的基本自由，到最後將導致弱勢者的報復式正義。家長式自由至上主義支持政府促使人民做出「正確選擇」，運用潛意識手段誘使人民採取特定行為。作者質疑假如人民在受操縱下，最後做出錯誤的選擇，到時應該由誰負責。

「共和主義式」自由指自由必須等於不受制宰，免受其他人、制度或流程的潛在與實質控制。當每個人能免於受無謂干預影響，並在合理程度下無需畏懼這種干預，這個社會就有健全的共和主義式自由。作者指基本收入對共和主義式自由是必要卻不是充足的，需要其他制度與政策增補，例如能為集體與個人發聲的制度與機制。

基本收入強化共和主義式自由的方式包括︰拒絕厭惡性工作、接受非厭惡性但較薪工作、開創事業、從事無薪但有意義工作、從事創意活動、學習技能、免受官僚干預、窺探與脅迫、脫離虐待關係、養育小孩、偶爾偷懶等自由。

作者認為，如果社會政策強行控制特定群體，但社會最自由群體卻不受這些控制，政策是不公義的。如果社會政策不是促進目標人民的權利或自由，反而助長提供者的裁量權或權力，政策也是不公義的。

作者指基本收入也是提供基本經濟安全感的理想方法。特別在全球市場環境下，經濟的不確定性是不安全感的主要導因，無法以傳統保險方式應對。全球化與市場彈性政策產生日益龐大的殆危階級，即使經濟繼續成長他們也無法獲得任何經濟利益。就業機會越來越難以讓人脫離貧窮。基本收入能夠提供持續的基本安全感，這是其他替代方案所不能及的。

基本收入的優點在於，它既能改善貧窮，又不會造成污名化，或者陷入收入增加福利就會減少的貧困陷阱。資產審查與有條件津貼申請極為複雜，令領取人無法即時獲得給付，不清楚自己是否符合資格，並需要回答許多侵入性的質問。基本收入則可以避免現有社會福利計劃產生的道德風險，也不會鼓勵人民走入灰色經濟。

除了社會正義、自由與安全感這三項主要理由外，作者指出基本收入也帶來經濟利益，包括較高與永續的經濟成長，更穩定的經濟週期，並保護經濟體系免受破壞性技術變遷造成的大規模失業所傷害。基本收入也有可能令人民在精神與生理健康得到改善，從而降低相關公共醫療、刑事司法系統與社會支援服務的公共支出。

作者也反駁基本收入的各種反對意見。對於基本收入將影響充分就業政策，作者指出，在充滿經濟不安全感的現在，盡可能將最多人塞進從屬於不同「老闆」，不一定是進步主義。

對於不分貧富派錢的批評，作者認為視基本收入為全民權利，就應該給予所有公民，而從行政成本與資產審查計劃的複雜來看，基本收入比較容易實施，目前鎖定型制度也不會令貧富不均得到改善。

有意見認為向窮人發放現金會令他們花錢在煙酒等公害，但這在道德上斷定窮人不應花錢在必需品以外的任何事物，而在基本收入試點的實際證據則顯示，絕大多數金錢都用在私人的「良性用途」。

作者認為，基本收入對工資的影響，不是令工資降低，而是讓人們較有協商能力拒絕剝削的工資條件，人民有較大自由決定是否樂意接受低薪或無薪工作。

作者指，認為基本收入會導致通貨膨脹的論述，忽略基本收入帶來的額外購買力，對商品與勞務供給的影響。因為受惠於基本收入最大的是低收入者，這會讓高供給彈性的基本商品與服務佔比提高。況且，近年世界各國的目標是設法提高通貨膨脹，只要基本收入產生的需求能使物價穩定或溫和上漲，就可以帶來益處。

基本收入是否會導致移民湧入，作者認為基本收入既可成為阻止遷移的公平方法，也可用於促使移民合法入境並融入社會的誘因，重點是需要設計一套著重實效且讓多數人感覺公平的規定。

對於基本收入的財政負擔能力問題，作者提醒在計算時，需要考慮以稅賦從較高資薪所得者收回基本收入的影響；廢除資產與行為審查津貼節省的行政支出；其他公共領域的公共支出是否可以改變；現有租稅減免與免稅額能否縮減。此外，也需要考慮如碳稅、地租、富人稅、遺產稅、金融交易稅、機器人稅、主權基金等新財政來源，以及基本收入對經濟的動態影響。基本收入的財政負擔能力問題，是一項政治議題。

作者認為，基本收入將能增加「工作」——包括有薪與無薪——的數量與生產力，並能提高「休閒」品質。在工作與勞動界線越來越模糊，令工資水準測量更為武斷與誤導的現狀下，薪酬與工作不成正比。基本收入獎勵每一個從事社會工作的人，財源則來自依靠這些無薪工作獲利的個人與企業。「工作權」只有在有權從事自己選擇值得從事的活動才有意義，而基本收入是這種工作權的必要支柱。基本收入帶來更多閒暇，也有助人民參與創意與再生產工作。

作者以五項原則評估基本收入的不同替代方案︰
一、保障差別原則，即能夠改善社會上沒有安全感的受保障程度；
二、家長主義測試原則，即有沒有對特定群體施加控制，但社會上最自由的群體卻不需受控制；
三、權利非慈善原則，即加強領取人權利，並限制提供者的裁量權；
四、生態約束原則，即不使社會或相關人士生態成本增加；
五、尊嚴工作原則，即不阻礙人民有尊嚴地工作，也不會令最沒有安全感群體在這方面陷入不利處境。

依據這五項原則，作者對不同福利計劃的評價如下︰

	保障差別原則	家長主義測試原則	權利非慈善原則	生態約束原則	尊嚴工作原則
最低工資	X	✓	✓	—	—
社會保險	X	✓	✓	—	—
資產審查	X	X	X	—	X
補貼券	X	X	X	—	—
就業保證	X	X	X	—	X
勞動福利計劃	X	X	X	—	X
稅額抵減	X	✓	✓	—	X
負所得稅	X	✓	✓	—	X
慈善捐助	X	X	X	—	X
基本收入	✓	✓	✓	✓	✓

對於如何在政治上向基本收入演變，作者認為，將基本收入視為某種社會紅利與爭取社會正義、自由與基本安全感的較好工具，而不是視為解決貧窮問題的工具，在政治上比較站得住腳。基本收入也可描述為因應科技對就業市場潛在大規模改變的策略準備。

不同社會如何實施基本收入，部份取決於經濟體系與既有社會福利制度的結構。作者建議的方法包括，為每個人建立部份基本收入，先從較低基數開始；或者先在特定群體實施基本收入，再逐漸擴大至其他人。

How to rig an election

看完了How to rig an election，介紹各種操縱選舉的手法。作者列出六種操縱選舉的方式，包括扭曲選區劃界、買票、打壓、扭曲選舉、竄改投票結果與向國際偽裝選舉公正。六種策略可視為工具箱的不同工具，視乎情況組合運用。

作者提醒，只有選舉而沒有其他政治改革，不能稱為民主。沒有其他政治改革，獨裁者可利用合法與不合法優勢令對手難以在選舉中競爭。這樣的選舉可以給政治體系帶來認受性，讓在任者得到國際財政援助，並消除反對黨與公民團體其中一項主要要求，反而能夠延長獨裁政權的壽命。

作者將政治體系劃分為四類︰一，純粹獨裁，沒有任何選舉；二，主宰獨裁，選舉在政治權利與公民自由極為有限的框架下進行；三，競爭獨裁，選舉競爭激烈，但反對一方在競爭中被綁手綁腳；四，選舉民主，投票傾向合理地自由與公平。本書主要討論第二與第三種政治體系，作者稱之為冒牌民主。

有三項因素令獨裁領導人不願離任︰離任後很可能被競爭對手報復；非法財產會被未來政府充公；有機會因過去罪行被控告。獨裁領導人在任越長，越有可能操縱選舉保住地位。有助領導人能夠留任的因素包括︰石油或其他天然資源、位處重要的策略地理位置、擁有有效的武裝力量。

有助改善選舉質素的因素包括︰經濟衰退、更一致與專注的國際社會、反對勢力組成統一聯盟、執政黨因領導人生病、死亡等原因必須選出新領袖，以及領導人與其繼任人關係不佳。

對操縱選舉者而言，在各種選舉前進行操縱的戰術中，最理想是低調、合法卻可以確保勝選的策略，最不可取是容易被發現、非法與低效的策略。操縱選民登記、阻止特定候選人參選、操弄選區邊界都是可取戰術的例子。

以扭曲選區劃界(傑利蠑螈)而言，它最適用於國會制，在總統選舉中不太有效，配合打壓選民則有更佳效果。排除特定選民的方法，還有控制國民身份制度與選民登記；散播關於如何投票、暫時投票率、「票數已足夠」等錯誤資訊；搬弄法律令選民不能投票。傑利蠑螈會令選民覺得自己一票無關重要，降低投票率，造成對政治的無力感。排除選民則會令中間派的基礎消失，政治變得更為兩極化。

為應對傑利蠑螈與排除選民，選舉委員會需要保持獨立，選區可以根據數學計算劃分，法院亦需要在選區劃分有問題與選民被排除的情況下介入。選舉監察組織應更為留意選舉日之前的不當行為，否則即使投票過程本身完全公正，選舉結果也已經在事前被操縱。

除直接提供金錢買票外，更巧妙的方法是侍從主義，即對個別團體或地區提供實物或服務，以換取政治支持。有時候選人會提供「小禮物」給選民，這些小禮物在部份社會被視為禮儀，而不是賄賂。買票是否嚴重，受到政治制度是否穩健，以及政治文化是傾向侍從主義還是政策主導影響。

買票盛行會令選舉成本大為增加，令當選者更容易貪污，以補償龐大的選舉支出。執政黨在買票上有較大優勢，除了因為它可以用公共資源向選民提供利益，也因為當選舉委員會由執政黨委派時，賄選規則可以選擇性地執行。

買票選舉賄賂的效果，很視乎由甚麼人向甚麼對象提供甚麼，在選民與政治領導人的關係緊密是最為有效。由於選民可能收受利益卻不投票給提供利益者，為確保選民收取利益後確實投賄賂者一票，政治領導人會採用以下三種策略︰(i) 向公民聲稱選舉並不是真正保密，例如散佈流言、在投票站安排政府治安人員在場、撤走投票站的帷幕等；(ii) 在社區層面監察投票行為，並以減少當地開發支出與援助為威脅，令社區出現一致投票給特定候選人的內部壓力。(iii) 要求選民提供他們按承諾投票的證明，例如相片、公開聲明、強逼受賄者登記姓名等，並在選舉結果「正確」後才提供賄賂。

由於投票行為是逐漸形成的習慣，買票一項意外的正面影響，是在選舉初推行時推高投票率。但買票也會帶來長遠的惡果︰讓執政黨勝出本應落敗的選舉；推高選舉成本，因而鼓勵貪污，並讓有錢權貴擁有競選優勢；選民與政治領導人建基於恩庇—侍從關係，而不是評估領導人的管治能力。

買票行為不能單由教育選民制止，因為就算選民可能知道賄賂不當，也會覺得這是他們應得的。說服選民賄賂不等於真的要投票給行賄者可能更有效。歐洲與北美的經驗反映，選民資格擴大令賄賂成本增加、引入匿名投票、生活水準提升、中產階級人數增加與教育擴張，讓政治領導人更傾向以政策獎賞支持者，直接買票的情況就會洞少。這意味著強化民主與其他政治與經濟活動關係密切。

暴力打壓不只帶來人身安全威脅，也會造成分化，令政府與反對陣營更加壁壘分明，兩方中的溫和派將更難找到共同基礎合作。運用暴力操縱選舉會引起國際聲討，並減損投資者信心，從而對經濟帶來負面影響。當政治體制薄弱，領導者又覺得自己可能會輸，或者執政黨在國際中擁有不追求自由價值的有力後援，都會令領導者更可能使用暴力。

既需要運用暴力取勝，又希望減少暴力引起害處的政治領導者，會運用影子武裝組織與幫派實行暴力，「提醒」選民如何「正確」投票。即使國際譴責，操縱者也可以推卸責任，而且這種譴責一般不會為持太久——大多數半年內就會消失。到再下一次選舉，就算不再使用暴力，只要有些微暗示，選民也明白該怎樣做，而操縱者當選看來就更為名正言順。

以暴力操縱選舉有三類實行方式︰一，暗殺、恐嚇、拘禁反對領袖；二，騷擾反對派支持者、公民社會代表與媒體，營造恐懼文化；三，以暴力驅離選民，令選民失去投票資格。領導者不但以暴力對抗外部反對聲音，也有助維持內部紀律。

國際刑事法庭設立的目標是起訴獨裁政權濫用暴力，但它面對的挑戰包括政治領導人透過國家外的架構使用暴力、法庭缺乏能力搜集證據，以及沒有正式的保護證人計劃。國際對資助與組織暴力個人的制裁，範圍鮮少擴大至影響政權掌握權力，也受到西方國家外交政策利益左右，被視為新殖民主義干預。

以數碼工具扭曲選舉與散播謠言難以追查，參與者也很容易否認責任。數碼投票科技普及，令選舉過程更易受到數碼操縱，包括誰能投票、投票給誰與總得票數。假新聞則會令公眾更為懷疑主義，質疑特定制度的權威。當事實可以隨意願而發明與丟棄，人們就更易受到獨裁統治。數碼工具也可用於封殺異議，確保民眾自我審查。民意調查會受寒蟬效應影響，令人不敢說出反對政府的意見。

竄改投票結果是更顯眼、更難控制、更容易引發國際聲討與國內衝突的操縱方法。竄改方式有四種︰重複投票、不正當投票、假票、偽造計票結果。具體方法有用死者的名義投票、直接放假票進票箱、讓反對票無效或消失、虛報票站計票結果與虛報總得票。選舉委員會在竄改投票過程擔當重要角色，假如選舉委員會由政府操縱、預算不足、受到恐嚇與威脅，竄改投票就更容易實行。竄改投票最「漂亮」的勝選差距是5-15%，但由於過程涉及許多代理人，有機會「做得過火」，令操縱路人皆知。

防止計票過程受操縱的方法包括︰由獨立機構組織平行票數計表、在計票過程引入生物測定技術、調派政黨代表與選舉觀察員。平行票數計表的弱點在於︰樣本小令誤差間距大、只在樣本票站有代表性才有效、無法指明票站層面的所有結果都有效。生物測定技術既可用於防止選舉操縱，也可用於製造虛假結果。操縱選舉者也可派出自己的選舉監察員，並聲稱所有選舉都沒有問題。

成功向國際社會偽裝舉行公平選舉，在國際上可以贏取聲譽，從而獲取財政援助與外國直接投資，對內則可以向民眾宣示，未來不大可能會改變。大國為了當地資源與地緣政治考慮，也有時會認可質素欠佳的選舉。國際選舉監察也面對標準不一、資源不足、當地設限、可能引發政治衝突等挑戰。部份威權國家成立「喪屍選舉監察組織」，互相認可選舉，也令選舉是否有問題的訊息更為混淆。近期國際強權對投資時間、政治資本與金錢推動真正民主改革的意願減少，保障選舉的任務負擔可能更多落在當地監察團隊身上。為了建立更有效的反操縱選舉策略，國際監察團體需要投入更多時間與資源加強與當地選舉監察合作。

作者最後指，二十一世紀的選舉將會受到各種新舊策略操縱，因為獨裁者明白到舉行受操縱選舉比不舉行選舉更能夠保住權力。除非我們找出並回應這些操縱策略，否則選舉質素將會持續下降。長遠而言，當人們因為選舉未能帶來改變感到沮喪，民主的基本認受性都會受到質疑。

獨裁者手冊

看完了《獨裁者手冊》，作者首先提出統治法則的四項教訓︰

1. 政治的一切就是取得權力、保住權力，而非為國民全體謀福祉。
2. 確保政治生存的最佳方法，就是在奪權與掌權時只需依靠少數幾個人。
3. 假如這一小群黨羽知道有一大堆人等著取代他們，統治者的權勢就更穩固。
4. 人民享有不同程度自由，會決定他們上街抗爭能否成功改變，還是繼續活在壓逼之下。

從本書的觀點看，沒有所謂國家利益，只有領導者個人的利害與行動。

作者提醒，沒有人能獨自統治，沒有人能有絕對權力。差別在於仰賴領導者施捨好處的人數，以及有資格進入獲得好處族群的人數是多少。對領導者而言，人可以分為三類︰

1. 名目選民︰依法有權(不論權力大小)可以選擇領導者的人。個別名目選民的權力甚微，屬可替代的一群。
2. 實質選民︰可以「真正」選擇自己的領導者那些人。例如黨國制的黨員、皇室制的皇室成員、國會制的國會議員。屬有影響力的一群。
3. 核心圈盟友︰最重要的一類，成員來自實質選民。他們可以選派候選人，控制全國政策，有能力推翻領導者。屬少數關鍵支持者。

以上三個群體是本書討論的基礎，作者稱它們是所有組織政治運作的根本。三大群體的規模變化與相互交錯決定政治裏發生的一切。

在民主政體中，關鍵支持者規模太大，私下收買他們成本太高，每個成員可得到的好處太少。因此民主政體更重視以公共政策爭取支持，稅率通常較低。

相較之下，獨裁者、公司執行長等仰賴一小群關鍵支持者，將部份收入以私人利益收買這一小群人忠誠更能有效統治，容易助長以私利導向的政權，領導者偏好徵重稅分配給少數關鍵支持者。

根據本書「統治是為追求政治生存」這基本理論，作者歸納出在不同政治制度下成功的五大基本法則︰

1. 盡可能壓低關鍵支持者的人數，關鍵支持者人數越少，領導者權力就越大，花錢也更為自由。
2. 盡可能擴張名義選民人數，以輕易撤換麻煩的盟友，讓他們彼此防範，不論他們屬有影響力的一群還是關鍵支持者。
3. 控制金錢流向，領導者決定誰有飯吃。
4. 給關鍵支持者只要剛好足夠保持他們忠心，不要過多。
5. 千萬不可從少數關鍵支持者口袋中掏錢以討好人民，關鍵盟友不滿叛變，領導者就會被推翻。

作者指出，這些法則一樣適用於民主政體。

奪權的挑戰者需要做的只有三件事︰排除現任統治者、掌握政府機器，以及建立支持自己成為新統治者的核心圈。排除現任統治者的方式包括現任死亡、利誘關鍵核心成員投誠或由外推翻現有體制。在舊有統治者消失後，挑戰者需要以最短時間控制國家機器。新上任的領導人要安撫支持者，讓他們不會擔心成為棄子。

在民主制度下，挑戰者是否成功，依靠能否提出比現任政府更好的獎賞。民主政體的政權交替不像獨裁政體緊迫，因為現任者在敗選瞬間，勝選者的支持聯盟已自動成形。民主領袖必須以公共政策酬賞支持者，但這不代表民主政治沒有私人利益。民主領袖需要很多支持者才能上台，分化對手加以擊破是奪權的有效方法。

保住權力與奪權所需的技巧大為不同。新領導者需要迅速行動，剷除部份盟友，拉攏與引進更願意為自己效忠的人。寧可任用忠心無能的人，也不要留下能幹的潛在敵人。要讓核心盟友圈每個人都知道，有許多人可以取代他們——這就是很多獨裁政體舉行假選舉的原因。

只要逃過制裁，領導者永不應放過任何選舉作弊的機會︰規定選民資格、暴力阻止、操弄選票、補貼小黨、設立弱勢群體保留席次等等。集體動員投票令可能真正有影響力群體人數遠比名義選民少，透過公共政策酬賞支持自己的群體，懲罰不支持自己的群體，就變得更有效率。

核心盟友圈大小左右領導者的平均在任期。核心盟友圈較小的專制者存活較久，但他們要撐過任期前六個月卻異常困難。一旦專制者掌握財源、整肅盟友後，他們要活下來就簡單得多。核心盟友圈較大的民主領袖則需要不斷討選民歡心，雖然上任頭幾個月有蜜月期，但不斷尋求好政策的壓力讓他們甚少能在任超過十年。

在專制政體中財源何在尤加重要，但錢也藏得特別好。秘密藏錢不但能防範敵人，也能讓支持者不知道其他人拿到多少，令每個擁護者的價碼被盡量壓低。專制者在上台頭幾個月必須盡量搜括財源。有時他們也會暫時擺出關心民眾的樣子，以撐過最困難的頭幾個月。

稅金是領導者的重要財源，可能的話他們都想盡量加稅，但刮得出多少錢也受限於三件事︰一，稅金會降低人民工作意願，令可抽稅額減少；二，稅金負擔也會落在關鍵支持者頭上；三，徵稅需要技術與資源。

在仰賴小型聯盟的政體中，徵稅既可以給領導者用於獎賞支持者，又可以令盟友圈以外的人變得更慘，從而令盟友身份的更為重要。當稅金可回流到關鍵支持者手中，他們就會就不猶疑支持高稅率。雖然名目稅率不高，但專制政體的隱含稅極高︰私有財產可被直接沒收。

當某國擁有豐富資源，領導者不用依靠稅金就可以賞賜支持者，就不需要提供讓人民努力工作的條件，並能讓盟友圈以外的人更加無力反抗。

政治讓領導者舉債變得更有吸引力。債務由全民承擔，但借貸好處卻是在盟友圈內分享。隨著盟友圈縮小，成員間從舉債獲利增加，舉債的誘因更強。為了比挑戰者更有能力酬賞支持者，領導者能借多少就會借多少，不借錢反而會危及領導者的權力。作者認為，國際間的減債計劃只會讓專制者的政權穩固，有資源可以收買盟友。經濟危機一結束，專制者的改革承諾就會成為空談。

作者指民主並不是富國的奢侈品︰

小型聯盟的領導者常說，凡是可以改善人民福利、推動優良政策的事，如言論自由、媒體自由、集會自由等，屬於奢侈品，要等國家經濟繁榮後才能給予人民。這只是一時方便的說詞，領導者只是想讓人民繼續窮困，好繼續壓迫他們而已。

……在財富還沒出現之前，只要預先出現「必須仰賴大型盟友圈才能上台」的政局，該國人民的生活品質就可提高，而且還可預示了未來的經濟繁榮。相反地，經濟的發展與成功並不保證帶來良善的治理，事實上還可能是阻礙治理。(pp. 157-158)

領導者只需依賴少數關鍵支持者時，高等教育是為權貴的子女而設。對專制者來說，沒必要讓一堆人學習無關創造收入的技能。專制者提供醫療照護的動機，也是讓勞工工作創造收入。幫助嬰兒對維持權力用處不大，結果是嬰兒照護水準較差。出於維護權力的成本考慮，專制者也較不著重一些基本而重要的公共財，如乾淨飲用水。至於道路、電網、水壩等基礎建設，既可提供公共財，又能當作私人酬賞，較受到專制者重視。

當自然災難發生，災後情況會反映出領導者如何分配收入。如果關鍵支持者眾多，救災會非常迅速，重建也快速有效率。相反，當關鍵支持者人數不多，救災不力不會導致有人丟官。專制者往往會傾向誇大損害爭取國際援助，當援金到手後，就流入高官要員的私人帳戶。

統治者需要私下酬賞盟友以獲得他們支持，因此，貪腐可以令領導者得到更多權力。喜歡貪腐的人最容易成為支持者。領導者要逼害、打壓、消滅敵人，就需要有人幫忙做這些骯髒事。正因為金錢讓少數人生活優渥，這些人才會貫徹領導者的意志，保護領導者的權力。即使在民主政體中，私人酬賞也會為私利扭曲經濟，只要領導者提出對特定選民有利的政策，這些人就會支持他。

貪腐在小型盟友圈政體中更為盛行。在這些政體中，與其讓警察得到國庫而來的私人酬賞，不如讓他們自由貪腐。這樣一來他們就會更依賴現有政權︰他們既會感謝現有政權讓他們上下其手，也知道自己如果不忠誠就會喪失特權遭到起訴。不管任何反貪腐法律都不可能讓貪腐絕跡，因為整個政治系統就是建立在貪腐之上，由領導者到支持者每個人都沾上邊。作者認為，讓政治領導者對更多人負責，令盟友圈擴張，貪腐才會失去其作用。

在制定外交政策時，民主國家領導者的行為與專制者差不多。收買其他民主國家的政策昂貴，因為民主國家要向多數人負責，補償反對該政策者的代價很高。收買專制國家的政策則遠為簡單，只需要收買該國少數關鍵支持者。民主國家領導者為了帶出討好自己國家選民的政策，需要聽話而不是民主的外國政權。民主國家打著促進民主的名號干預外國，卻往往大幅降低目標國的民主程度，讓易於收買的專制者變得更聽命行事。

在民主政體中，抗議是為了提醒領導者人們已經不滿，可能會讓領導者下台。但在專制政體中，抗議意味著人們要推翻現有政府，改變統治方式。專制者厭惡自由會讓人民聯手反抗政府，但缺少自由人民工作就沒有效率，進而令領導者收不到稅。因此，專制者有多仰賴稅收維持政府運作，決定了他們對人民的壓逼有多深。

民主化革命最常出現於推翻原政權後，沒有豐富資源的國家。沒有天然資源，好的革命領導者為鼓勵人民生產，必須讓人民擁有更多自由。民主化革命另一原因，是領導者上台時盟友圈規模已較大，政府為了生存，最少會暫時試圖維持聯盟現狀。

關鍵支持者規模會影響領導者對戰爭的看法。依賴眾多關鍵支持者的領導者不會輕易讓士兵涉險，只會在確信可獲勝時才開戰，否則他們會設法以和平手段解決問題。因此，兩個大型盟友圈國家開戰的機率非常低，除非其中一方極為弱小。民主領袖需要提供國內人民喜好的政策，更在意戰爭的結果。在戰局不利時，民主領袖會盡力求勝，因為敗仗的領導者幾乎等著下台。獲勝後民主國家也更可能繼續留下，確保戰後協議執行，通常這意味著扶植傀儡政權。

依靠少數關鍵支持者的領導者更容易開戰，即使獲勝機會並不特別高。專制者開戰時竭盡全力，要是這樣不足獲勝他們就會撤退。要是能帶來更多財源，專制者不反對打勝仗，但對他們而言，保住權力比追求額外財富更重要。即使打敗仗，專制者受到的影響也比民主領袖小得多。只要能保住足夠資源，戰敗造失慘重傷亡也通常不會令專制者下台。

作者指，可替代一群人、有影響力一群人、關鍵支持者與領導者想要的東西都不一樣，即使想讓世界變得更好，仍會受政治現實所束縛。所有懷抱改革善意的人也不應該追求完美。即使治理上一點小改進，也可能力許多人受惠。

要讓世界變得更好，先要提防人們做事的動機。以意識形態捍衛原則或權力通常是幌子。最重要是了解倡議的人真正想要甚麼，不同政策與改革又會如何影響他們的利益。人民總是希望有影響力的一群人擴大規模，以從政府提供的大量公共財中受益，但他們未必能得償所願。推動長遠改革最值得探究的，是關鍵支持者群體想要甚麼。

關鍵支持者與領導者都希望盟友圈較小，但關鍵支持者希望可取代他們的群體人數較少，而領導者則希望可取代盟友的人較多。一旦盟友圈開始擴張，領導者與關鍵支持者想要的目標就會出現分歧。盟友圈希望體制改變的契機，會發生在私人酬賞隨盟友圈擴張而減少，但公共利益與社會生產力隨盟友圈擴張而提升時。

作者以下圖說明這種情況︰



當關鍵支持者人數繼續擴張會令盟友圈福利增加時，關鍵支持者會開始支持擴張聯盟，並與領導者發生矛盾。隨著聯盟日益擴張，領導者要說服盟友圈成員進行肅清，或是政敵想發動政變，以縮減聯盟規模就會越來越困難。

當新領導者剛上台，或者領導者患病或太老在位不會太久時，盟友圈成員無法確保自己還能留下，最容易被改革打動。面對經濟危機，領導者沒有足夠金錢收買關鍵支持者，很可能進行肅清時以更有效運用手上財源時，關鍵支持者也會更願意接受聯盟擴張。

作者也就民主政體怎樣改善提出建議，包括以程式及數學原則劃分選區，藉以達至公平代表，防止選區疆界操弄；刪除選舉人團制度；放寬移民資格與權利以擴大勝選所需聯盟規模，讓公共政策品質得以提升。

對於第三世界改革，作者提出仰賴觀光業的國家需要給予人民一定自由。手機與網絡連線可以改善人民的生活，以經濟情勢逼使專制者開放人民交流。外援捐贈者可以協助民眾連接網絡，也可以信託形式提供援助，訂明捐助條件，未能達成款項需要退回。

作者也建議，聯合國可以制定一套由獨裁走向民主的流程，規定專制者有一小段空檔離國，換取專制者不會因執政時的罪行被起訴。作者明言，讓前獨裁者全身而退並非正義，但為了保護並改善人民生活，不應讓他們與獨裁者困獸鬥而受苦。為了讓獨裁者盡快離開，作者甚至提議可以讓他們保有部份財富，以順利交出權力。

面臨危機的領導者常會舉行假選舉，營造公平假象。假選舉讓可替代一群人的人數增加，但關鍵支持者人數不會明顯上升，這只會強化統治者的立場。作者強調，選舉必須是先有自由之後的結果，不能誤認選舉本身會帶來更多自由。

最後作者總結，幾乎所有政治生態都環繞著可替代一群人、有影響力一群人與關鍵支持者的規模發展，擴大這三個群體，不讓可替代一群人規模增長比關鍵支持者更快，那麼事情就會朝著有利多數民眾的方向發展。

職場啟示錄

看完了Richard Sennett的《職場啟示錄》，主題是新資本主義下職場的轉變。當代資本主義更為重視彈性，員工隨時可能轉換工作，自然而然引起焦慮︰人們不知道自己冒的風險是否有回報，也不清楚應追求哪條路。人們的人格(character)牽涉他們所珍惜、也希望被人看到的個人特質。在注重當下、沒有耐性的社會中，內在恆久的價值難以辨認，令人們的內在情感生命漂浮不定。

以工作生涯規劃人生已成過去，短期約聘正改變工作的意義。短期約聘無法讓明確的信賴感成熟發展，任務一個接一個，團隊成員來來去去。短期約聘對家庭的影響是不斷搬家、別做承諾，別犧牲，這讓父母教養小孩時缺乏權威與堅定的原則。道德規範容不下環境的變幻變測，但要實現這種永恆規範有其困難。彈性制度已造成人格與經驗衝突，人們將其純粹的意志力，當作自己道德人格的精髓。

彈性制度並沒有創造出讓人們自由的條件，反而製造出新的權力與控制結構。彈性形式下的權力制度有三大特色︰一，機構不連續的重新改造，令過去與現在沒有銜接，最明顯的是企業改組與裁員；二，彈性的專職化，以快速回應消費需求的改變；三，決策集中，行事權下放，在新資訊系統下，高階主管設定目標，由下屬單位自由選擇達到目標的方式，藉以進行控制。

作者以一間新式烘焙店的觀察為例，指出機器已取代個人技術，員工對自己的工作感覺漠然。人們會認同的，是可以帶給他們挑戰的工作。但在彈性工作場所中，唯一有條理秩序的只有烘焙機器。而在機器故障時，員工只能無能為力等候維修人員前來。員工感覺到對工作的了解膚淺，對工作的認同感薄弱。

在競爭更激烈的職場中，彈性職場並沒有事情做得好不好的客觀標準。員工似乎隨時都在受審，卻不知如何是好。人們永遠都要重新來過，證明自己，不斷暴露在風險中。在鬆散結構中，轉換工作的人以為自己晉升了，實際上卻是橫行平調。由於組織內部經常轉變，人們也不知道接受新職位會有甚麼後果，只能事後回顧自己的決定。現在換工作的人，資薪上失大於得的人也比以前多。故此，當代社會的職業流動往往難以理解。

雖然改變的後果難以預測，但在不移動就會被當作失敗的現代，確定目的地還不如離開本身重要。下定決心離開那一刻，似乎就已經是事情的高潮。人們動起來不是基於現實計算，而是純粹希望有所突破。現實生活的冒險，主要由深怕自己沒有行動力的恐懼感驅動，在強調活力的社會，消極被動的人勢將凋零。

在彈性制度中是贏家通吃的市場，報酬集中在少數人手中，有能力掠取一切的人不會手軟。這造成太多人捨棄具生產力的道路，轉而追逐頭獎。就算有人踏入贏家通吃市場後一直保持清醒，也不會特到別人認同，因為按兵不動只會顯得消極而不是謹慎。企業以賭徒的觀點看待中年人，認為他們不愛冒險。職場強調年輕，令工作壽命壓縮，注重當下的能力，而不是時間累積的經驗。

過去工作倫理建基於自律使用時間，帶有強烈禁欲主義色彩，以紀律為自我懲罰。現代工作倫理則強調團隊合作，標榜「軟性技巧」，團隊要有適應環境的能力。在團隊中，溝通行為本身比溝通內容重要，所有人只談表面，避開困難、歧異與個人問題。這不代表團隊中沒有權力遊戲，但有權力的人不再下命令，而是只推動別人去做。同儕壓力取代老闆的督促角色，老闆不用為自己的行動負責，而讓所有員工都肩起責任。團隊神話由於有內容淺薄、注重當下、避開抵抗、轉移衝突等特性，因此是掌控員工的利器。生活在彈性時間中，缺乏權威與責任標準，也會令人們對自己把著反諷的看法。

彈性時間似乎讓人們無法從勞動中產生持久的敘述，也無法鋪陳生涯道路。但當人們無法抓住延續感與目的感，就等於宣告自己失敗。在彈性、片段的當代，人們能做的，似乎只是創造協調的敘述來談論過去的事，而無法創造預測的敘述來談論未來的事。人們會轉向內在、轉向親密關係，他們能達到的和諧程度有其限度。

當代職場當來的種種情感狀態，如彈性制度的不確定、缺乏深度的信賴與承諾、團隊工作的膚淺、害怕無法成功等等，都激起人們對社區的渴望，尋找依歸與深度的情感。目前所有新秩序都把依賴當作恥辱，無法令人們彼此的關係更緊密。要較正面看待依賴，就要挑戰將依賴與獨立視為相反概念的觀念。不正面提倡危機中應互相扶持的社會結構，沒有信賴可言。

相比避開衝突，口頭衝突更能連繫人們。在衝突中，人們需要更努力溝通，彼此互相傾聽與回應。除非承認內部有歧見，否則稱不上共同的「我們」，算不上社區。要鞏固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就要積極處理彼此的差異。

當代資本主義散發著冷漠，減低人的價值感，以及被別人需要的感覺。人們覺得不被需要，就缺乏回應的能力。作者最後感言，如果確有改變發生，它是發生在當場、在彼此說出內心需求的人之間，而不是透過集體造反而產生。無法讓人類有深切理由彼此關懷的制度，無法長期保持其合法性。

不對稱陷阱

N.N. Taleb作品書摘︰《隨機騙局》、《黑天鵝效應》、《反脆弱》

看完了N.N. Taleb的《不對稱陷阱》，據作者自稱，主題包括檢測屁話、人類事物的對稱、交易時的資訊分享，以及複雜系統與真實世界的理性。貫穿全書主題的，則是「切膚之痛」(skin in the game)。

切膚之痛就是暴露在真實世界中，為其不論好壞的後果付出代價。作者批評部份受半調子教育的干預推手，從不認為需要思考第二步，單方面思考問題，也不考慮互動。作者在之前的著作(例如《黑天鵝效應》)已提到，如果對結果毫無概念，就應避免採取下檔損失很大的行動。干預推手不用考慮下檔損失，因為他們不用為行動造成的損失付出代價。

從實務而言，你永遠無法完全說服別人，相信他是錯的，只有現實才辦得到。論點是甚麼並不重要，能夠存活下去才重要。只有切膚之痛，才能令系統藉由消去與否決法學習。

我們都是局部性與務實的動物，對規模十分敏感，微觀運作比宏觀好。普遍主義走過頭會將微觀與宏觀混為一談。普遍性理論上很偉大，在實務上卻是災難。白銀法則——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相對於康德的普遍律，比較不容易犯錯。白銀法則在實務上的一項延伸，是不要聽信以建議為生者所提供的建議，除非建議錯了他自己都會遭殃。

人們說甚麼話不等於他們做了甚麼事，我們擅長動手做遠勝於了解。只有在切膚之痛下，我們才會在時間消除脆弱的過程中，得到「時間的智慧」。行得通的事情，不可能沒有理性。當人們沒有切膚之痛，不會把事情做得簡單，傾向設計不必要地複雜的事情，直至系統崩塌。

作者比較兩種保障公民不受大型掠奪者傷害的方法。其一是制定實施法令與規定，除了限制個人自由，這種做法也會令官員與律師玩法弄權，法令也會傾向只增不減。另一種方法則是以法律責任形式，以及較高效率訴訟程序，讓切膚之痛置入交易中。

切膚之痛也是與生存承諾有關的榮譽。如果不為自己的意見承擔風險，人就甚麼都不是。成功的定義，就是過著高貴可敬的生活。榮譽意味著不論如何，有些事就是寧死不做，而有些事則會無條件去做。人們可能想要動手做事情，因為他們覺得這是其認同的一部份。

在討論賣方應向買方提供多少資訊時，作者指出法律與倫理的分別︰按法律要求揭露相關資訊，與每件事都應揭露的倫理之間，倫理顯然比法律強固。隨時間推移，法律應該趨近倫理，而不是相反。

然而，倫理規則不適用於「外部人」，太過理論化的倫理系統無法適當運行。受規模擴增限制，既符合倫理又普遍適用的規則，在實務上不可行。作者因而認為政治體系應該由下而上，以碎形方式運作，並對不受約束的全球化與大型集權多族群國家感到懷疑。當「別人」成為理論上的實體，人們無法產生凝聚力，當對方是有血有肉的人。能夠產生切膚之痛的，不可能是普世。


切膚之痛一般會與利益衝突混在一起。作者希望說明的是，前者比後者重要，如果人們的利益衝突與自己的下檔風險一致，就沒有問題。法律與監管會令切膚之痛錯置，問題在於依賴衡量指標。例如醫生被逼將風險從自己轉移給你，從現在轉移至未來，隱藏長期的醫療風險。

在複雜系統中，互動比各單位的特質重要。其中一項顯然這種「突現」(emergent)屬性的規則是，擁有重大切膚之痛與不肯讓步的少數人，足以令整體跟隨他們的偏好。複雜系統顯現出來的選擇與偏好並不屬於大部份人。例如花生過敏者不吃沾過花生的產品，但沒有這種過敏症者有沒有沾過花生的都可以吃，這就會令流通產品較少含有花生。

少數人規則有兩項重要因素。其一是空間結構，假如少數不讓步者與其他人隔離，少數規則就不適用，但當一群人在空間上均勻分布，彈性的多數就會服從少數規則。其二是成本結構，假如服從少數規則會令成本增加太多，少數規則就不會適用。

作者與遺傳學家對東地中海基因的研究發現，東地中海在基因上大致仍是歷史上的小亞細亞人，但語言上已大為改變。作者因此推論，基因遵循多數規則，比較不會四處流傳；語言遵循少數規則，會四處流傳。用語言建構種族理論是錯誤的。

作者論述宗教有被難容異己者支配的趨向，猶太教因母親規則與限縮部族基礎而幾乎滅絕，基督教與伊斯蘭教則因侵略地要人改信，並且不容信奉異教而擴張。

社會道德價值的形成，不是來自一般人共識演進，而是最不能包容的人，將美德強加在他人身上。這在公民權上同樣適用。

少數規則更可能出現非黑即白的二元規則。作者以此推論，不能包容別人的少數人，能夠掌控與摧毀民主。所以人們需要對沒有包容心的少數人更沒有包容心，後者違反了白銀原則。

以少數規則應用於市場，市場整體行為就不能透過參與者的一般行為理解。更進一步，這就代表心理學實驗發現的個人「偏誤」，不會讓人自動了解集體的行為。群體複雜程度會隨規模擴大不成比例的增加。研究神經元不能讓我們理解大腦如何運作，因為互動不呈線性。基礎結構遠比參與者重要，讓集體水準能有效率運作。

企業僱用員工以不是外判工作表面看來成本比較高，也失去彈性。但僱用員工買的是可靠性，他們有重大切身利益，並表現出順服的強烈證據。員工對僱主的價值高於對市場的價值，他們害怕失去身份地位。員工的目標是完成主管認為必要的任務，或達成某個可動手腳的衡量指標。員工在設計上雖然可靠，但不能託付他們作困難的決策。

要做合乎倫理的選擇，一個人就不能掉進特定(朋友、家人)與一般之間的困境。單身與財務獨立是解決倫理兩難的其中兩種方式，但這也不能避免自己在意的人受到傷害。要免於衝突，就必須沒有朋友。

作者強調，人生就是犧牲與承擔風險。政府現在由沒有切膚之痛的人接管，作者稱他們為白痴知識份子(Intellectual Yet Idiot; IYI)。IYI將別人做自己不了解的事視為病態，卻不知自己了解可能有限。他們不考慮二階邏輯，在複雜領域中完全無能為力。

在討論分配不均時，作者指人們厭惡沒有切膚之痛的頂層人士，後者沒有承擔分配給他的風險。靜態分配不均是分配不均的快照，沒有反映人們在人生歷程中發生甚麼事。動態分配不均則考慮到未來與過去整個人生。

讓社會更均等的方法，是強逼以切膚之痛，令富人承擔離開頂層的風險。每個人如果永遠活下去，總有一定機率處於不同階層的特質，稱為遍歷性(ergodicity)；與之相反，當進入某一階層後永遠不會走出來，稱為吸收狀態(absorbing state)。這代表某些人沒有下檔損失，其他人則沒有上檔利益。

作者批評一種比分配不均更差的情況︰沒有承擔風險的人，因擔任公職而致富。在作者眼中，利用公職政富是絕對不合倫理的行為。擔任公職者之後不應賺超過一定數量的錢，以確保公共「服務」的誠信。公職人員故意制定對行業友善的規則，卸任後在企業收取豐厚薪酬，是一種隱性賄賂。

同儕是珍貴的協作者，不是最後的評審，任何專家意見，都要由時間來判斷。同儕評審帶來自我引用的傾向，而競賽會摧毀知識。要過濾胡說八道，研究人員就應該有真實世界的日常工作，至少花十年時間，同時發展他們的原創理念。觀念有利於持有者的生存，這觀念就會存活下去。

在脫離切膚之痛的活動與企業中，絕大多數人懂得說行話，看起來很像樣，熟悉表面細節，但對主題一無所悉。在沒有切膚之痛下運作的人，會尋求複雜化與集權化，全力避免簡單。他們因為認知而不是成果得到獎賞，也不必為複雜化付出代價。看起來有如科學的複雜事物，通常是科學主義，而不是科學。

作者以用餐經驗說明，很少人了解他們本身的選擇，最後被想賣他們東西的人操控。如果財富給你較少，而不是更多與更多樣的選項，那你就做錯了。除了錢財需要藏起來外，博學與見識也可能需要隱藏，人需要在交談時平起平坐，才會有事可談。

最佳的敵人，是讓他有切膚之痛，讓他知道隨之而來的確切規則。他知道由於你仁慈他才能保住性命。擁有一個這樣活著的敵人，比一個死去的敵人要好。不需要明著講威脅的話，口頭威脅只揭露一個人的弱點與不可靠。

新聞媒體有系統性的代理問題，其利益持續背離民眾利益。新聞工作者擔心其他記者的意見，遠甚於在乎讀者的判斷，並因為經濟地位不穩，變得容易受遊說人士操弄。

滿口仁義道德，卻沒有完全承擔其直接後果，遠為缺乏道德。有些人希望見到被認為不公平的局部問題，都端出系統性解決方案。作者認為這是不道德的。當一個人的私生活與知識意見互相牴觸，要取消的是其知識意見，而不是私生活。假如自己的個人行動不能推而廣之，一個人就不能有普世的觀念。

美德不是可以用來買賣的東西。需要人們冒險以產生切膚之痛，與狹義的利益衝突。最高形式的美德不受歡迎，例如即使遭人排擠堅持為真理辯護。作者對年輕人的建議是︰為善不欲人知、絕不尋租，必須開創事業，勇於冒險。

對於和平，作者反感沒有切膚之痛的干預推手只以地緣政治稜鏡觀察每一件事。有血有肉的人不是為地緣政治而活，對和平有興趣，對衝突與戰爭沒興趣。人類大部份時間都是和平的，偶爾被戰爭打斷，而不是反過來。

國際大事史過於強調戰爭，作者指這受到四項問題影響︰一，過度配適，正面結果比負面結果得到更多報導；二，混淆強度與頻率；三，代表性問題，強調衝突而不是協同合作；四，過去戰爭因誇大而形成的高估偏差。

每一種信仰團體有它本身的宗教定義，每一座廟宇有其行事方式，不同信仰在執行、儀式、宇宙進化、實務與「信仰」定義也有不同。但所有宗教對需要有切膚之痛的承諾。敬拜者需要展示向神犧牲的證據。是否無神論要透過言行來定義，而不是裝飾性與象徵的事務。

對於越「系統」的事物，生存本身越重要。在有界理性下，我們對世界的知識並不完整。信念本身並不能評斷是否理性，只有行動才有理性，而行動理性只能從演進方面加以評斷。只有演進知道「錯誤」是不是真的錯。

唯一務實、合乎經驗、數學上嚴謹的理性定義為︰理性的事讓我們能夠生存。依此觀察，許多宗教規條令遵循它們的人活下來，其名義原因可能不明所以，但它們有助於生存，避免毀滅。世界上發生的每件事，並不是全都有理由才發生。但存活下來的每件事，都是因為有理由有存活。

一百個人進賭場，與一個人進一百次賭場不同。第一種情況是集群機率(ensemble probability)，與一群人有關；第二種情況是時間機率(time probability)，是一個人經歷一段時間的機率。一個人重複曝險多次，會有很高機率輸清光，這與長期市場報酬率不同。我們執著於某些低機率事件，並不一定是不理性，而是顧及重複曝險這觀念，而在現實生活中可能有的風險多不勝數。

作者主張，愛系統性「凸性」的小修小補，愛不會帶來尾部風險，卻提供尾部利潤的許多風險。小傷可能有益，但不可逆轉的大傷則不然。風險與毀滅不是同一回事。倍數增長、系統性與厚尾的風險，絕不能與非倍數增長、個別與薄尾的風險比較。會招來毀滅的策略，效益永遠無法沖銷毀滅的風險。

技術性附錄是……看不懂的。

再造失去的王國

看完了《再造失去的王國》，主題是五百年來俄羅斯的帝國與民族神話如何演變。在十五世紀莫斯科大公伊凡三世時，莫斯科大公自稱是前基輔羅斯留里克王朝(即在《維京傳奇》介紹過，九世紀由維京人建立的王朝)後人，以為統治「全羅斯」(包括弗拉米基爾、莫斯科、諾夫哥羅德與普斯科夫等城)的合法基礎。伊凡三世控制了由蒙古統治的羅斯，並以王朝與祖產觀念為沙皇國定下意識形態基礎。

到伊凡四世時，他自稱與東羅馬帝國與羅馬帝國第一位皇帝奧古斯都有關聯，以顯示自己是羅馬帝國的繼承人。此宣稱令伊凡四世在國內高於其他王侯家族，在國外則與西方國家統治者平起平坐。伊凡四世致力於奪取金帳汗國而不是羅斯的土地，征服伏爾加兩個汗國，加冕為沙皇。

伊凡四世死後，莫斯科努力爭取其都主教教區升格為牧首教區，在1589年成事。莫斯科是「第三羅馬」的觀念隨即被用於加強新牧首教區與其實質控制者沙皇的地位。1605至1613年間，莫斯科陷入混亂時期，受到內亂與波蘭入侵，直至羅曼諾夫王朝成立。

驅逐外國入侵者的愛國熱情令沙皇、教會與祖國變得密不可分，在官方論述中，不忠於其一即等於同時不忠於三者。政治混亂時期教會變得舉足輕重，牧首堅持愛國者與直正基督徒必須同時效忠沙皇。到羅曼諾夫王朝建立後，沙皇之父成為牧首，形成牧首反而控制沙皇的罕見局面。國家與教會融為東正教最後堡壘，敵視波蘭—立陶宛公國。

1618-1648年歐洲發生三十年戰爭，莫斯科樂意與新教國家結盟以對付波蘭，但受到東正教會的掣肘。東正教會內部興起名為「虔誠狂熱派」的改革運動，回應新教與天主教挑戰，制定自己的信綱。1648年，波蘭—立陶宛公國的烏克蘭發生哥薩克起義，數年後莫斯科以東正教信仰受逼害為名介入。到十七世紀中葉，莫斯科已重新承認烏克蘭與白羅斯東正教徒，並願意為此與波蘭—立陶宛公國開戰。

十七世紀中期，沙皇頭銜加上了小羅斯與白羅斯，小羅斯指烏克蘭地區，白羅斯則是指屬立陶宛的地區。當時民族並未有後來民族國家的意涵，大羅斯、小羅斯與白羅斯人不認為他們同屬一個族群。十七世紀七十年代，小羅斯的基輔受到鄂圖曼帝國威脅，其知識份子開始鼓吹不惜一切留住沙皇的保護。

1700至1721年大北方戰爭中，俄羅斯與瑞典激烈爭奪波羅的海地區霸權。沙皇彼得一世獲勝後，頭銜改為全俄羅斯皇帝，並有「大帝」與「祖國的父親」兩個稱號。到伊麗莎白登上皇位，全俄羅斯帝國著手建造全俄羅斯的民族、歷史與語言。民族論述已注入官方論述，帝國與民族混為一談。

1762年凱瑟琳二世即位，其後她廢除哥薩克首領蓋特曼職位，改哥薩克國為省與後來的三個總督轄區，逐漸讓帝國領土處於中央號令之下。小俄羅斯與大俄羅斯不再平起平坐，小俄羅斯人的知識菁英則在促進俄羅斯民族觀念中有重要影響。

1772年第一次瓜分波蘭，俄羅斯得到立陶宛與白羅斯部分土地。其後1793、1795年再兩度瓜分波蘭，除了烏克蘭加利西亞屬奧地利外，俄羅斯幾乎控制烏克蘭與白羅斯全境。凱瑟琳二世在第二、三次瓜分波蘭中強調俄羅斯對這些土地在歷史上的主權，宣稱要拯救相同宗教背景的同胞脫離逼害。視波蘭人為敵人，而烏克蘭人與白羅斯人是自己人的觀點成為俄羅斯主導論述。新得土地的「白羅斯民族」大多數屬聯合教會而不是東正教徒，凱瑟琳二世開始對聯合教會進行逼害。

俄羅斯帝國傳統只與當地菁英打交道，不理會低下階層的做法，在波蘭並不合用。波蘭地方菁英不願合作，多次武裝起義，反獨裁與不信任宗教，以獨特的歷史、文化、語言、文學與宗教自居。1812年拿破崙入侵激起俄羅斯的愛國與反波蘭情緒，但沙皇亞歷山大在拿破崙戰敗後以建立波蘭王國籠絡人心。亞歷山大的改革在俄羅斯受到反對，反對意見認為歸還土地給波蘭令人擔憂。亞歷山大死後幾年，波蘭發生武裝起義，俄羅斯與波蘭王朝聯合的門面倒塌。

為回應波蘭帶來的挑戰，俄羅斯菁英的解決辦法，是將效忠獨裁君主與教會的傳統與新出現的民族性結合，形成三位一體的官方民族性。1831年波蘭起義鎮壓後，尼古拉一世決定將波蘭整合至俄羅斯帝國。新成立的西部省分委員會限制波蘭貴族權利，縮減農民對地主的義務，廢除城市自治與地方法律條文。文化上促進俄羅斯化政策，創造西部省份自古屬俄羅斯、後來被奪去的歷史敘事、建立致力剷除波蘭文化的新學校、鼓勵白羅斯與烏克蘭人皈依東正教或出任神職。

1840年代以舍甫琴科為代表的作家以烏克蘭語寫作，以及同時期小俄羅斯人對自身民族性的歷史研究，都在顯示俄羅斯與烏克蘭的民族性差異。以往俄羅斯菁英認為基輔羅斯屬全俄羅斯人的過去這種模式，在十九世紀中期受到挑戰。

1856年俄羅斯在克里米亞戰爭戰敗後，帝國顏面盡失，為推動改革無可避免需要實行某種程度自由化。1863年波蘭再度發生起義，起義鎮壓後政府明白到，解決波蘭問題需要對俄羅斯民族重新想像。俄羅斯首次出現三位一體特徵，三個分支即大俄羅斯人、小俄羅斯人與白羅斯人，這種觀點為帝國轉化自己為民族國家提供正當性。

三個分支所使用的白話被帝國稱為「方言」，為令帝國與歐洲民族國家看齊需要創造統一的全俄羅斯語。1860年代，帝國查禁烏克蘭語出版物，抨擊烏克蘭語與俄羅斯語不同是無中生有。1870年代初對烏克蘭語出版物的打壓放寬，但親烏克蘭派隨即受到攻擊。1876年亞歷山大二世簽署埃姆斯敕令，除民族學著作外全面封禁烏克蘭語出版物，同時禁止烏克蘭口語的文化表達。

在奧匈控制的加利西亞，俄國資助親俄報章《文字報》，以對抗親烏克蘭派。但加利西亞親烏克蘭派因俄羅斯打壓烏克蘭文化而更有力量，越來越加利西亞親俄羅斯派移民到俄國境內。1881年亞歷山大二世死後，俄國對烏克蘭語的打壓持續，令加利西亞的親烏克蘭派更有吸引力。小俄羅斯納入全俄羅斯文化的希望幻滅，小俄羅斯的知識份子只剩下兩個選項︰成為「真正的俄羅斯人」，或者擁抱獨立的烏克蘭認同。

1905年俄國被日本擊敗，國內發生罷工、起義與兵變，逼使沙皇尼古拉二世宣佈改革。帝國需要追求新的合法性根據，需要俄羅斯民族主義為意識形態後盾。為安撫社會不滿，沙皇在1905年4月容許人民有宗教信仰自由，允許人民脫離俄羅斯東正教。同年烏克蘭出版物禁令開始解除，至1906年春天全面解禁。白羅斯出版物也在解禁後增加。

第一屆杜馬(國會)選舉在1906年舉行，但同年7月沙皇以杜馬推動地方自治法案為名解散。在其後的杜馬中，只有立憲民主黨不否定少數民族自治，但第一次世界大戰前也只在文化自治方面與烏克蘭人合作。為了在第二屆杜馬西部省分的選舉中得利，俄羅斯民族主義者試圖組織農民，由東正教教士組織與領導，將宗教忠誠轉為愛國忠誠，並灌輸全俄羅斯人的身分認同，但因為無法回應農民的土地問題而在幾年後開始瓦解。在烏克蘭，1907年後，俄羅斯民族主義者受鄉村熱烈歡迎。到1914年，透過若干文化讓步，俄國朝廷似乎已掌握非俄羅斯民族，沙皇也在大部分子民心目中地位尊崇。

第一次世界大戰初期民族主義高漲，沙皇對民眾宣詔戰爭是俄羅斯人領導的斯拉夫民眾對抗日耳曼民族，以收復「喀爾巴阡羅斯」、重新統一基輔羅斯全域為目標。俄國順利從奧匈取得加利西亞，當地總督隨即推動俄羅斯化政策，支持當地親俄羅斯派。但軍方要求先穩定佔領區，避免大刀闊斧改革。沙皇在1905年3月出巡加利西亞，為俄羅斯「統一主義者」燃起熱情。但1915年5月德軍開抵奧地利前線後，大部份加利西亞逐漸失守。

沙皇決定親任作戰總指揮，但戰況持續不利，耗盡俄羅斯經濟與人力資源。到1917年，首都開始缺糧，軍隊譁變，社會主義者創建自己的蘇維埃議會，杜馬領導階層也成立自己的政府，試圖說服沙皇退位。但首都的蘇維埃要求廢除君主制，杜馬只能組織臨時政府，籌備制憲會議。臨時政府與蘇維埃激烈競爭令各地民族運動有機可乘，芬蘭獲同意自治，當時由德國控制的波蘭將獲准獨立建國，但臨時政府不願讓烏克蘭人與白羅斯人獲得自治。

俄國革命改變了帝俄民族三位一體的關係。1917年11月7日布爾什維克發動政變奪權後，烏克蘭各政治人物宣佈獨立建國，當地布爾什維克是少數派，只能在鄰近俄國城市自行成立競爭政權。俄國布爾什維克一方面宣稱烏克蘭人民有自決權，同時又指烏克蘭政府立場模糊，不承認它代表烏克蘭共和國工人與群眾。

1918年2月，俄軍佔領基輔，軍隊對街上用烏克蘭語交談的人開槍，為紅色恐怖行徑創下先河。3月，德國與奧軍進軍烏克蘭，俄軍撤出基輔，布爾什維克與德國講和。德國之前已在芬蘭、立陶宛、愛沙尼克扶植親德獨立國家，到進軍烏克蘭同樣如此行事。因烏克蘭政府沒有履行向德國供應農產品的承諾，德國在1918年4月發動政變，趕走社會主義者，將保守份子推上台。烏克蘭成為任何試圖逃離俄國布爾什維克政權人士的避風港。

在白羅斯，德軍在1915年起佔領當地西部後，下令以白羅斯語學校取代俄羅斯語學校，資助白羅斯語報紙，創建白羅斯語劇院。當地民族動員因東正教教士影響與波蘭貴族掌握鄉村大權而無法在基層擴大，直至彼得格勒布爾什維克政變後，讓白俄羅斯反對布爾什維克活動家支持民族動員。1918年2月德軍佔領明斯克後，白羅斯活動家致力推動完全獨立。

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前帝國將領在頓河地區組成的白軍向烏克蘭與俄羅斯中部推進。1919年8月，白軍佔領基輔，打壓烏克蘭語。1919年11月，白軍進攻莫斯科失敗，其後節節敗退。俄羅斯問題將由戰勝的布爾什維克來解決。

布爾什維克認為1919年白軍佔領烏克蘭，是布爾什維克缺乏民族政策的政治失敗。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民族動員令烏克蘭農民認同烏克蘭人身分，列寧明白，黨要得到烏克蘭人支持，必須吸納更多烏克蘭幹部，重視烏克蘭文化。但列寧不打算讓烏克蘭獨立，他肅清烏克蘭支持獨立的社會主義者，令他們嚴格受莫斯科控制。列寧願意在農民語言與文化權利讓步，但對政權的控制絕不妥協。

1922年夏天蘇聯與德國簽訂《拉帕洛協議》，令各共和國與中史政府在國際與國內事務的關係問題浮現。史達林本來希望烏克蘭、白羅斯與外高加索聯邦加入俄羅斯聯邦，但列寧堅持創立包括俄羅斯在內、各共和國平起平坐的聯盟。列寧認為強行將各共和國納入俄羅斯聯邦，會令俄羅斯成為帝國主義主旨，對全球範圍的革命成功構成阻礙。最後列寧成功說服史達林接受，1922年12月30日成為蘇聯的誕生日。

然而列寧也知道史達林不會順從聯盟的基本原則。正是在蘇聯成立同一日，中風的列寧對秘書口述民族問題，抨擊史達林的政府機器為俄羅斯大國沙文主義，可能用權力打壓非俄羅斯人的共和國。1923年3月，列寧第三次中風，陷入完全癱瘓，1924年1月去世。

史達林繼續1923年第十二次黨大會通過的本土化政策，積極吸納地方菁英入黨與政府，支持教育、出版與戲劇使用在地語言，最終令黨與政府機關在地語言化。史達林安插親信到地方，以支持他在莫斯科的權力鬥爭。

這段時期烏克蘭經歷按官方命令推動的烏克蘭化，媒體與出版轉用烏克蘭語，但官方機構烏克蘭語化的進程緩慢。史達林堅持工人階級不能強推烏克蘭化，同時也擔心引起烏克蘭對俄羅斯的不滿。在白羅斯，當局為了牽制波蘭擴大白羅斯的疆域。本土化政策確立後，當局大力推動白羅斯化，但在工人階級、黨機關與教育系統都遇到阻力。

1928年，史達林解決政治局內的對手後，已無須再在民族問題讓步討好各共和國領導人。前兩年的戰爭恐慌後，史達林沒有世界革命的幻想，認為只有靠自己面對資產階級敵國環伺。各共和國重要的政治、經濟與文決策越來越多出自莫斯科。非俄羅斯民族主義被視為可能為西方利用的威脅。白羅斯與烏克蘭黨政機關受到整肅，同時烏克蘭發生大饑荒，令不少人懷疑大饑荒是種族滅絕的陰謀。本土化政策中止，烏克蘭與白羅斯的語言與文化雖然繼續存在，但處於從屬地位。

自1930年起，史達林及其政治局人員開始不再將革命前俄羅斯的一切說成負面。帝俄時代俄羅斯民族主義部份元素獲平反，布爾什維克如今自視為沙皇的延續者。帝俄歷史重新獲得青睞，祖國概念再度受到重視，與之相對的叛國概念亦然。希特勒崛起影響著史達林對民族與民族主義的想法，公開將俄羅斯人看成蘇維埃人的精粹。隨著俄羅斯獲得特別地位，其他民族則變得不被信任，民族成為當局區分是否愛國者的標準。1937至38年大整肅時期，國家機關整肅數以百萬計人，德裔、波蘭裔、日本裔或遠東裔蘇聯公民首先被清洗。

1939年蘇聯與德國簽訂《蘇德互不侵犯條約》，協議瓜分東歐，令境外有大量同族與非俄羅斯民族突然變成資產，成為蘇聯向西兼併的藉口。蘇聯聲稱出兵是為了保護波蘭東部省分的烏克蘭與白羅斯人。為此史達林部分回歸民族共產主義，扶植烏克蘭與白羅斯民族文化建設。但俄羅斯民族仍是蘇聯的核心，莫斯科當局認定烏克蘭化必須加以監視，以防幹部偏離黨中央的路線。

1940年5月巴黎陷落令史達林大失預算，他馬上佔領波羅的海三國，但在向芬蘭開戰時受阻。1941年6月德國入侵蘇聯，蘇聯當局以祖國為口號團結全民，稱這場戰爭為愛國戰爭。紅軍在前線快速潰敗後，戰線已推展至俄羅斯。史達林開始強調帝俄傳統而犧牲馬克思—列寧主義，讓蘇聯較容易與英美聯盟。除俄羅斯民族主義外，莫斯科當局也允許加盟共和國推動自己的民族主義以鼓舞反德力量。但蘇聯在二戰獲勝後，非俄羅斯民族地位急劇下降，俄羅斯人重獲主導地位。

1953年3月史達林去世，官方聲稱蘇聯民族問題在他手中已獲解決，但接班當局不確定應怎樣看待俄羅斯中心主義這項遺產。1954年曾掌管烏克蘭的赫魯雪夫上台後，烏克蘭地位被提高，克里米亞半島管轄權轉給烏克蘭共和國，烏克蘭派系成為蘇聯領導的資深成員。

赫魯雪夫意圖加快推進至共產主義社會的步伐，以蘇維埃人身份清弭所有民族差異。1957年在中央地位穩固後，赫魯雪夫開始整肅部份共和國領導人，推動俄羅斯化政策。烏克蘭與白羅斯語出版物數目在1958至65年間急劇下降，教育體系俄羅斯化。1964年布里茲涅夫發動政變將赫魯雪夫趕下台，放棄下放權力給各共和國，也不再迷戀共產主義，但沒有放棄單一蘇維埃民族概念。1970年文化上俄羅斯化成為官方政策，非俄羅斯民族主義不被容許。到1989年，俄羅斯語涵蓋幅員已大為擴張，特別是在斯拉夫人國家中。

1980年代，蘇聯經濟增長緩慢，人口卻快速增加，共產主義天堂沒有跡象，黨的合法性流失。蘇聯在阿富汗戰爭泥足深陷，也無法回應美國的軍備競賽。接任蘇聯領導人的戈巴契夫與美國簽署裁減軍備協議，從阿富汗撤軍，容許東歐衛星國自行決定政體。戈巴契夫在經濟引入市場元素，在政治鬆綁束縛，舉行相對自由選舉。自由選舉令多民族國家蘇區的結構與整合受質疑，最後令整個蘇聯崩潰。蘇聯解體後碰到帝國主義的熟悉問題︰帝國內爆令一批公民失去公民權，他們自視是支配民族成員，在獨立後的前殖民地生活感到不安全。

俄羅斯第一任總統葉爾欽協助創建的國家尚未完工，族裔上的俄羅斯民族觀念，與俄羅斯聯邦的政治基礎並不相合。普丁在2000年就任總統後，認為俄羅斯有權主宰後蘇聯空間，以政治與經濟手段，特別是天然氣，控制區域內的國家。

2004年普丁成功連任，其外交計劃的主要挑戰在於烏克蘭與喬治亞民主政治不可預測。2004年秋天烏克蘭橘色革命令親西方人選上台，對普丁而言是一大挫敗。他開始在國內建立許多年輕人組織支持政府，在國外以天然氣為武器向烏克蘭施壓。2008年8月，俄軍入侵喬治亞，扶植當地分離主義地區，開始以軍事手段干預鄰近地區。

普丁亦以俄羅斯世界的觀念構成外交政策，指稱俄羅斯「公民」除了包括族裔與公民身份，還包括文化歸屬，故此從俄羅斯移居其他國家的人都屬於俄羅斯世界。俄羅斯政府在2007年成立俄羅斯世界基金會，推廣俄羅斯語言與文化。東正教會也熱心推動俄羅斯世界觀念，主張俄羅斯、烏克蘭與白羅斯都是神聖羅斯一部份。

2014年2月，親俄烏克蘭總統被罷免，普丁批准俄羅斯軍事單位佔領烏克蘭克里米亞。隨後舉行類似蘇聯時代選舉的公投，克里米亞宣佈脫離烏克蘭獨立。普丁聲稱此舉是為了保護該區的俄羅斯人，又多次主張俄羅斯與烏克蘭人是同一民族，以合理化入侵克里米亞。在烏克蘭政府拒絕妥協後，俄羅斯在烏克蘭東部支持當地人分離烏克蘭，造成大量傷亡，也令俄羅斯世界在烏克蘭與白羅斯失去所有吸引力。

作者總結指，俄羅斯與烏克蘭衝突加速兩國以族裔為依歸的民族認同。俄羅斯與鄰國關係的問題，本質所在是俄羅斯政府與文化菁英，是否接受後蘇聯時期的政治現實。俄羅斯民族需要的不是基輔羅斯那種東斯拉夫人統一體，而是在俄羅斯聯邦內建造現代公民民族。

Whistling Vivaldi

看完了Whistling Vivaldi，主題是刻板印象如何影響我們。作者歸納自己與其他心理學界同行的研究指，與我們所屬身份相關的可能事件(contingencies)，會形塑我們生活各方面，包括工作與交友。例如提示數學表現存在性別差異後，即使很優秀的女性大學生也會受到影響，在數學測試中表現較差。在事前明確表明這項特定測試與性別無關，男女表現相同後，女性大學生的表現則與男性大學生沒有差別。這顯示數學表現的性別差異與個人能力或努力程度無關，而是受到女性一直被視為數學表現的刻板印象影響。各種研究發現，刻板印象威脅在種族與階級成就差異也有影響。

作者也提到，為了擺脫刻板印象威脅，部份受威脅群體成員會過份賣力，遇到難以解決的情況也會繼續堅持，而不是嘗試另一種方法，或者與其他人商討。當面對個人能力可以應付的任務時，賣力確實可以提高表現。但在技能最前沿的領域上，需要各種策略以及與他人合作，只靠自己過份賣力反而會成為障礙。

身份威脅通過焦慮影響受威脅者的表現，徵狀包括心跳加快與血壓上升等，即使當事人不太在意這些徵狀，實際表現也會較差。身份威脅也會佔用精神資源，令當事人擔心自己的表現會否確認刻板印象、這樣的話會有甚麼後果、如何才能打破刻板印象等等。這會令當事人的思考受到干擾，工作記憶降低，從而影響表現。腦部研究亦發現，受身份威脅的人，腦部與社交及情緒相關的範圍會更為活躍。長期處於負面刻板印象的群體成員，有可能會出現長期健康問題，例如高血壓。

個人感到身處環境的身份威脅有多大，頗受到情境中看來理所當然的元素影響，作者稱這些元素為身份提示(cues)。這包括顯示當事人處於邊緣地位的提示，最明顯的就是相同身份者在數目上處於少數。處境中沒有有力的相同身份者，也會令人感到再努力也是徒勞。環境設置按身份劃分也是一種身份提示，例如食堂食客按種族分開坐。其他身份提示包括，所處環境是否重視多元價值，偏見的用語是否常見，不同身份團體是否互相看不起等。

作者強調，身份威脅並不只是來自偏見的威脅，而是各種可能事件帶來的威脅。有趣的是，在評估身份威脅時，某項提示可以影響對另一項提示的解讀。如果情境中有足夠提示令群體成員感到「身份安全」，可能會消除其他提示帶來的威脅感受。這意味著要消除身份威脅，不一定要改變所有事，或許部份關鍵的改變就能達到目的。

有證據指即使很輕微的做法也可大幅減少身份威脅。作者一位研究生的研究發現，給予學生短文的回饋意見時，嘗試表現中立，以及正面鼓勵的回饋意見，都未能推動黑人學生改善其短文。能夠發揮作用的，是協助學生達到更高標準的回饋意見。原因在於這種意見告訴黑人學生，他們沒有受到關於學術能力的負面刻板印象看待，而是獲信能夠達到高標準。

其他實際獲證能減少身份威脅影響的做法包括，向學生介紹一位上層階級人士在大學的經歷，讓他們知道自己在第一年的沮喪經驗能夠改變；與其他背景的學生分享各種個人經驗；提供才能不是既定而是可擴展的論述；讓學生確認自己最重視的價值。這些做法都令面對身份威脅的人們，對自己經驗的論述更為準確而樂觀，實際證明這會令他們的學術成就提高。

即使不是很強烈的介入，也能顯著改善受身份威脅群體的表現，這既反映之前表現不如預期很可能是出於身份威脅，也表示看似客觀評估學生潛能的標準測試，如SAT等，本身就不是毫無偏見。因為身份威脅會抑壓表現，這些測試會低估受身份威脅群體的潛能。當環境稱為調整，能力受刻板印象看待的學生就能不受阻礙投入學習發揮潛能。

身份威脅亦會造成不同群體間關係緊張，當中不一定牽涉偏見，只要做任何事可能會令人覺得你就是刻板印象的證明，就可能會令團體間自行分隔，不願意互相溝通。人們傾向與自己相似的人來往，組成的人際網絡會影響可用資源與社會資本。這些人際網絡相互分隔，可能是社會不平等的重要因素。人們需要相信，自己處於身份多元的環境時，不會陷入與身份相關的窘境，才可能與不同背景的人合作良好自在。

作者最後總結，逃避談論身份不能消去身份威脅。讓人們理解身份不是不可改變的本質，不是一個人的全部，而身份也可以是對社會複雜多元挑戰的認識來源。就像奧巴馬強調而不是壓抑自己的身份，才讓他成為希望的象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