債的歷史

看完了《債的歷史》，作者想說的似乎是債務令人際關係變成客觀無情的算術，並因此將不道德的事都合理化。然後稱經濟學那種以物易物的故事在歷史上並不存在，以物易物在古代是與陌生人在發生，在同一社群中物品是以人情與禮物的形式流通。

在歷史發展中，首先出現的是信用貨幣，在彼此認識的人之間運作。作者似乎想指出實體貨幣出現與權力關係有關，甚麼可當成貨幣是國家與市場之間的戰爭。在和平時期，社會上有良好的信任關係時，就流行信用制度，當充滿戰爭及掠奪時，人們就更傾向採用實質貨幣。

作者認為經濟關係有三種道德原則︰共產主義，是社會的基礎，每個人盡自己的能力合作，例如向別人問路，與雙方的期待與責任有關；交易關係，兩方都盡力爭取自己認為合理的價錢，這種關係隨時可以結束；階段制度，當中雙方並不對等，公平互惠通則並不適用，特定的行為重複多次則會成為慣例，例如貴族資助哲學家與藝術家。經濟社會中這三種道德原則都會共存。

作者以人類學的發現指，在人性經濟中，金錢並不能取代人命，只是因為人命不能彌補的一點補償，人命債並不能以金錢真正解決。只有在人脫離其自身所屬的社會關係時，例如成為奴隸，這人才會被當成有價財產，可成為債務衡量的方法。將個體脫離所屬社會關係的方法是暴力，而榮譽就是指將個體變成金錢的暴力行為，例如令敵人成為奴隸。

作者將歷史分為幾個時代︰軸心時代(800B.C. - 600A.D.)各國戰事不斷，人性經濟無法維持，國家在戰利品分配與士兵支薪的問題以現金交易，戰利品不用講從何而來，令人類動機的思考簡化成純粹交易計算，著重利潤與好處。這時代出現軍事—貨幣—奴隸複合體，以市場的知識工具建立道德基礎。

中世紀(600A.D. - 1450A.D.)則是財貨市場與世界宗教混合的時代，巨大帝國瓦解，軍事—貨幣—奴隸崩潰，經濟生活受宗教權威管制，信用制度再度興起。

大資本帝國時代(1450A.D. - 1971A.D.)出現現代科技、資本主義、人文主義與民族國家，貨幣制度再度以黃金與白銀為主，在西歐引起物價革命改變傳統社會結構，巨大帝國、專業軍隊、大規模掠劫戰爭、高利貸、債務奴隸再次出現，物質主義哲學興起，似乎都是軸心時代的再現。

作者強調市場與資本主義並不相同，市場是貨物間的流通，而資本主義則是以金錢獲得更多金錢的方法，例如十六至十七世紀的英國鄉間，社群間會在交易記帳，並定期清算，金錢是用於旅人或沒有信用的人。

到了現代，作者似乎覺得一般人假如不負擔債務就過不到比「活下來」更好的人生，然後就會因欠債受到奴役。債務引起的道德危機，是人們只能以最純粹的利益看待世界，唯有願意以「掠奪者」眼光看待世界的人，才有資格追求生命中金錢以外的事物。

作者結論大概是為了解放自己，就要想像自己是歷史的行動者，改變資本主義那樣。

因為作者的論點東拉西扯，所以讀完也不是太能夠說出所以然來。

Misbehaving

看完了Misbehaving，是行為經濟學家Richard H. Thaler講述行為經濟學誕生與發展的故事。作者指經濟學的基本定理是Optimization(最適當運用有限資源)與 Equilibrium(供需價格均衡)，但真實人類並不會完全以經濟學假設的方式行動，因為1. 最適問題太困難，一般人無法解決；2. 人們有選擇偏差，例如過度自信等；3. 有許多在最適模型以外的因素影響人們選擇，例如人們收禮物會感到高興，不會覺得現金就是最好的禮物。

這些左右人們選擇但在經濟模型外的因素，作者稱為supposedly irrelevant factors(SIFs)。例如endowment effect，指一個人會對自己已擁有的事物有更高評價。例如有位經濟學教授之前以十美元一枝買了一批紅酒，現在升值至過百美元一枝，這位教授對作者說，他會定期喝這批紅酒其中一枝，但不會在現在以過百美元買一枝差不多質素的紅酒，也不會以這個價錢將自己這批紅酒賣給他人。作者指這與經濟人的假設相違︰

If he is willing to drink a bottle that he could sell for $100, then drinking it has to be worth more than $100. But then, why wouldn’t he also be willing to buy such a bottle? In fact, why did he refuse to buy any bottle that cost anything close to $100? (p. 17)

作者自研究生時期開始搜集這些與經濟人相異的情況(作者稱為The List)，看到Daniel Kahneman與Amos Tversky研究人們會有模式、可預測地做出與經濟學理性不符的行為後，認為這發現可用於描述真實行為的經濟學理論，漸漸走向後來稱為行為經濟學的研究。Kahneman與Tversky的prospect theory指，人們著重的是轉變，他們對少量轉變有不符比例的強烈反應，而且討厭損失甚於愛好獲利，稱為loss aversion︰

(p. 31)

理性經濟人假設的支持者對行為經濟學發現有幾種典型反駁︰as-if，即人們雖然不清楚自己的行為是否理性，但行為的結果理性。作者指行為經濟學的發現，已反映人們行為的結果也不符理性經濟理論預測。

另一反駁是在高回報情況下人們會更為理性，作者指這種情況沒有事實證據支持，研究也發現人們的偏好不是內在一致，這現象稱為preference reversals，即既宣稱偏好A多於B，又宣稱偏好B多於A。例如要參加者選擇97%贏十美元或者37%贏三十美元的賭局，他們多會選前者，但問他們最少要多少錢才願意將兩賭局賣給他人時，他們對後者的定價會較高。

理性經濟理論也反駁指學習會令人更為趨向理性，作者則指學習需要兩項條件︰同一情況不斷重複，而且有即時的反饋令當事人知道決策對錯，但現實生活中這兩項條件都並不常見。

面對偏理理性現象理性經濟學也經常會指即使個體不理性，市場競爭壓力也會淘汰他們，留下來的都會是更理性的人。這種反駁如此自動與常見，作者戲稱其為invisible handwave，因為反駁者提及這點時通常會揮動雙手。作者指，市場不會自動令人變得理性，在大部份情況下，不完全理性的行為可能會令人有多少損失，但不會致命。

作者就消費者行為研究建立出mental accounting概念，找出人們在各種情況下怎樣看待獲利與損失。例如購買商品時怎樣才是有賺的交易？作者認為人們除了著重理性經濟學理論所說的acquisition utility(這商品會為我帶來甚麼好處)外，也會留意transaction utility，即相對於參考價格，這交易是否較便宜。例如消費者會預期在酒店買一瓶啤酒，比在雜貨店買同一瓶啤酒貴，假如雜貨店的售價提高至酒店水平，消費者就會覺得這價格比參考價格高，令消費者感到transaction utility受損。

這種心理計算也出現在sunk cost的考慮上。理性經濟學認為已付出的sunk cost無法改變，不應在決定因素之內，應考慮的是未來得益與代價。但實際的人則會因sunk cost而改變行為，例如交了健身會籍會費不久就會更常去健身「回本」，但一段時間後沒了sunk cost考量就不再去了。sunk cost與opportunity cost在人們眼中也錯綜複雜，例如買一批紅酒，過了一段時間升值一倍，就會令人覺得可以不勞而獲地喝掉一半紅酒 (sunk cost)，而不會覺得代價是放棄將這些紅酒賣掉的成本(opportunity cost)。

Mental accounting更突出的例子，是人們會將自己的預算分成不同用途，彼此之間不可轉換(non-fungible)，公司也會有類似做法，亦即名副其實的會計制度。這種方法令人們可更易管理自己的生活開支，但也可能會令人在某一方面的花費沒有必要地多，例如2007年經濟大衰退令油價下跌，人們在汽油開支上沒有因經濟衰退而減少，反而以與過去差不多的開支買更高級的汽油，儘管汽油級數與其品質的差別不是很大。

人們有多願意冒險也與mental accounting有關。研究發現人們在兩種情況下在賭局會特別願意冒險︰已經從中獲利，認為拿去冒險的是額外錢(house money)；以及在已有損失時，有機會以冒險方式回本。這兩種情況都是將參考標準定在賭局開始之前，而不是覺得賭局開始後的獲利或損失已成事實。

人們較偏好現在而不是未來的享受，雖然理性經濟學模型考慮到這點，提出未來折扣率的概念，但實施上人們對未來的看法並不如算式般一致。例如某人對一年後的享受折扣率是70%，兩年後的則是63%。假設他打算看網球賽，第一圈、準決賽與決賽分別在明天、一年後與兩年後，對他來說相應的觀賞價格則是100、150與180，就會出現下圖情況︰

現在︰

一年後︰

換句話說，他現在的選擇與一年後的選擇會不一致。

實際的人並不會像理性經濟學理論所說那樣有完美的自我控制，作者將之比喻為個人內在有兩個角色︰計劃者(planner)及行事者(doer)，計劃者全盤考量個人生活，行事者則及時行樂。計劃者可以計算利害並讓行事者有一定自主，也可以用規則限制行事者行動。

人們對商人在供應短缺下加價會有不公平的感覺，基本商品與服務尤其如此。假如顧客認為這是原本的折扣變回原價，就不會那麼強烈認為價格上升不公平。在經濟環境不佳時減薪也會令人覺得不公平，但假如是在高通漲環境下加薪幅度較通脹少，即使實際上形同減薪，引起的反感較沒那麼大。作者指出，假如企業純粹以經濟角度考量，沒有顧及人們對公平與否的觀感，就很容易引起不滿，令企業形象受損。

公平與否的感覺也影響人們是否接受與別人交易。在作者與同事設計的實驗中，在Dictator Game階段，一位學生要決定他與另一學生要怎樣分配二十美元︰$18/$2(此做法稱為U)還是兩人平分$10(此做法稱為E)，這群學生部份組合會真的得到上述方式分配的錢，部份則不會；在Punishment Game階段，第三名學生則要從上階段沒有得到錢的學生中，決定是與U的學生各得十二美元，還是與E各得十美元。結果在Dictator階段，74%學生選擇與另一學生平分十美元；在Punishment階段，第三名學生則有81%選擇與「公平的」學生各得十美元，而不是與「不公平的」學生各得十二美元。作者推論這項結果表示人們願意以一定代價懲罰不公平的人，即使不公平的事與自己無關。

1985年10月，行為經濟學與理性經濟學的重要學者在芝加哥大學舉行會議，討論行為經濟學發現是否動搖理性經濟人的預設，當中Kenneth Arrow的發言令作者印象深刻。Arrow指，經濟理論不一定要以理性預設為基礎，例如以習慣為預設也可以建立一套經濟理論；理性經濟學理論也不只是預設理性，也假設所有人都有相同的效益函數，即所有人品味一致，這與事實不符；Arrow也指經濟學家花盡心思才建立出經濟模型，卻假定其模型中的所有人都有能力解決最適問題，前後並不一致。

在這段時間更多研究與理性經濟學理論不符有關。在當時美國利得稅率比資本增值稅率高一倍(50% v. 25%)，為何上市公司仍要派發股息而不是回購公司股票？行為經濟學家認為這是因為部份股東，尤其是退休人士，心理上較喜歡「收入」這種形式，令他們可更自在地將這筆錢花掉。

作者也開始在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撰寫專欄討論各種與理性經濟學理論不符的現象，在第一篇專欄中有這樣的測試︰有A、B、2、3四張卡，要證明「每張一面是母音(AEIOU)的卡另一面都是雙數」，最少要翻動多少張卡？最多人選的卡由多至少是A、2、3、B，但答案則是A(證明母音背後是否雙數或母音)、B(證明非母音背後是否母音)、3(證明非雙數背後是否母音)三張卡，而2(證明雙數背後是否雙數或母音)則不會在這問題中提供額外資訊。作者引申指，這項測試反映人們自然傾向尋找確認而非否定的資訊，即確認偏誤(confirmation bias)，這種偏誤會因為不當的假定令否定資訊看起來不可能而加強。

賽馬也為不符理性經濟學理論現象提供證據，冷門馬的預期回報比熱門馬不成比例地低。在效率市場中，莊家收取17%的費用後，所有馬的預期回報應該都是$1有$0.83，但作者的研究發現1:1熱門預期回報是$0.90，1:100冷門預期回報則只有$0.14，顯示在冷門的投注比效率市場預期多。

提及為何心理學家較少參與行為經濟學研究，作者認為原因有三︰心理學沒有經濟學那麼重視理性選擇理論，對實際行為怎樣偏離理性選擇理論自然也不太熱衷；行為經濟學不是運用心理學最尖端的知識，心理學家興趣也會較少；心理學界似為認為「應用」研究地位較低，對心理學學術界發展的幫助不算很大。

Narrow framing是指人們以個別事件為單位評價，有可能會忽視整體情況，做出對整體不利的決定。例如一間公司有二十三名部門主管，每名主管需各自決定是否實行一項各自獨立，有50%機會獲利二百萬美元、50%機會損失一百萬美元計劃，主管因為覺得有一半機會造成重大損失令自己工作不保，在規避風險的考慮下很可能會放棄計劃。但是從公司整體來說，所有主管都實行計劃的話，會造成損失的風險很低(十六個或以上計劃失敗才會有整體損失)。身為公司總裁在這情況下應鼓勵主管們冒險，並不對計劃失敗的主管追究責任。

行為經濟學對股市的研究相當豐富，研究發現人們越頻密檢視其投資組合的價值變動，就會越不願冒險，因為他們會受短期下跌影響希望規避風險。

凱恩斯將股市比喻為選美競賽，人們不是選擇自己覺得最美的候選人，而是考慮最多人會選擇甚麼人，又有人會考慮有人考慮最多人會選擇甚麼人等等。作者對《金融時報》讀者的遊戲反映出這種現象︰從0至100中選擇一個數字，令這個數字盡量接近所有人的數字之平均之三分之二。例如有三個人估計是20, 30 ,40，平均為30，三分之二就是20。此問題巧妙之處是假如認為所有人是隨機選擇，那麼平均就大約在50左右，答案就會是33，但假如所有人都想到這點，平均就會是33，答案就成了22，如此類推，理性計算(即你知道我知道你知道我知道…)的人答案就應該是0。但最後的結果則是13，沒有人知道為甚麼是13，只是這一次各種考量組合的人給出這個答案，下一次不同的人玩大概又會是其他結果。這與股市的波動很相似︰每個人都在估算其他人會怎樣估算股價，大家追逐的都是他人在未來會有更高估價，令自己能獲利。

理性經濟學理論在股市的應用是效率市場假說，當中有兩項要點︰沒有人能在計算交易成本後，不冒額外風險獲利；及價格總是反映企業的實正內在價值。作者追蹤市盈率較低的股票，與市盈率較高的股票對比，市盈率較低的股票在之後表現總是比較好，風險也比較低，與「沒有免費午餐」的效率市場假說不符。Robert Schiller整理1871年至1980年的股價與股息變動趨勢也發現，股息水平相對平穩，但股價卻劇烈變動，似乎股價並不是表現公司內在價值的可靠指標。封閉基金定價不合理與合營公司間價格不符比例，也反映出以套利交易調整股價的方法有限制，股價並不總是正確。作者認為，效率市場假說用作研究股市是不錯的起點，但在用於描述股市實際運作時卻不能照單全收。「沒有免費午餐」在大多數情況下大致如此，但價格則往往不那麼正確。股價大為偏離基本價值會令社會資源錯配嚴重，在這種情況下有需要以政策規管市場。

作者研究NFL選秀交易時認為第一輪優先選秀權似乎因為五項偏誤估值過高︰過度自信(我就知道這球員很好)、極端預測(他會為球隊帶來極大改變)、贏家的詛咒(估價過高的人才會獲得優先選秀權)、錯誤共識(我很想要這球員，別的球隊一定也這樣想)與現狀偏誤(立即得到優良球員比下一年優先選秀權重要)。作者分析數據後的建議是，將第一輪選秀權換來幾個第二輪選秀權更有價值，囤積下一年的選秀權到下年其他球隊會以更高代價爭奪。然而作者也指出球隊老闆渴求即時的勝利，並左右球隊如何交易選秀權，令教練不容易以較合算的方式交易選秀權。

作者談到他如何應用行為經濟學時講到Save more Tomorrow這設計，內容是自動加入儲蓄計劃但可以自行推出，以及事前承諾在加薪時提高儲蓄率。這配合行為經濟學兩項發現︰人們知道儲蓄是好事，但有惰性，可以預設選項解決；討厭眼前的損失是天性，但對未來的新增所得有點減少則較不在乎。作者與Cass R. Sunstein合著的Nudge就提及各種類似的方法，令人們達到自己因為各種原因未能做到的目標，當中提到libertarian paternalism的概念︰

By paternalism, we mean trying to help people achieve their own goals. If someone asks how to get to the nearest subway station and you give her accurate directions, you are acting as a paternalist in our usage. We use the word “libertarian” as an adjective to mean trying to help in this way but without restricting choices (p. 324).

自2008年起英美政府均成立Nudge Unit以研究怎樣以這種方式令政策更有效率，作者總結經驗指，如果要鼓勵別人做某件事，就要令這件事變得簡單；所有以證據為本的政策，都需要有證據，最理想是以隨機控制試驗(randomized control trails)測試政策成效。作者也強調不是所有問題都能輕鬆解決，有些問題不是所有當事人都覺得有需要解決，而且很多問題都沒有一蹴而就的解決方法。

作者最後歸納出行為經濟學帶來的三堂課︰要觀察四周、搜集數據並將問題說出來。

不理性的力量

看完了《不理性的力量》，與《誰說人是理性的》同一作者，這次的題目比較個人。提到工作誘因時，作者的實驗發現報酬太少固然不好，但在非機械、需要運用大腦的工作時，報酬太多會令參與者的壓力太大，又或者令他們覺得自己是「特別的人」，過於冒險，兩方面都會影響表現。作者邀請參加者砌樂高的實驗又發現，假如把參加者砌好的樂高當場拆掉，令他們覺得這工作沒有意義，他們工作的動力也會大減。作者指出︰

把意義從工作中抽離出來其實非常簡單。如果你是一位想要打擊同仁士氣的主管，你只消在他們面前毀掉其工作成果就已足夠。如果你希望手法細膩一點，只要忽視他們及其工作也就行了。相反的，如果你想要提升部屬或同儕的士氣，多多關心他們、注意他們的工作及心血結晶，絕對大有幫助(p. 109)。

IKEA效應是指一個人會對自己有份製作的事物有更高評價，例如預製好的蛋糕粉產品最初不太受歡迎，但在改良配方、令用家需要自己加入雞蛋、牛奶及食物油後，產品就大受主婦歡迎，因為她們會認為成品是「自己製作出來的蛋糕」，而不僅僅是加水烘烤的預製品。作者也發現人們不但會對自己製作的成品有更高評價，也認為其他人同樣有相同評價，高估自己的作品而不自知。我們越是投入，對自己的作品評價就越高，但製作失敗的半成品則不會有這種效果。

我們同樣會高估自己創造的創意與觀念，就算是受他人誘導出來的答案，只要我們認為是自己想出來，就會更相信這是正確的。堅信自己正確好處是我們能堅持自己的目標，不會只因為別人的評價與想法而放棄，但壞處是認為自己的就是最好，容易對事實視而不見。

作者引述各處顧客因為遭受不好服務態度而設法報復的例子說明，我們總希望為自己的怒火出氣，甚至面前對象與服務態度不好的事件無關亦然。道歉及一段時間可以消減這種報復心理。假如無法抑壓報復心態，作者建議或許可採取既可洩憤又不會帶來負面後果的方法，例如將罵人說話寫在紙條，製作一個投訴powerpoint等。

我們會對改變的狀況慢慢適應，例如疼痛，經歷過重傷的人一般會較平常人更能忍受疼痛，作者認為或許是他們(與作者自己)是在康復過程中一次又一次忍受疼痛，將痛苦與「康復」聯想起來，並逐漸適應疼痛。

快樂也有類似適應過程，我們期待某事物，希望把它買下來令我們感到快樂，卻不為意這種快感維持不了多久。當我們適應後，又會開始尋找另一新鮮事物。作者提示說，按適應過程的做事原則應該是︰快樂的事不妨分成多次享受，中途有點間隔，令適應過程較慢；痛苦的事，則盡量一口氣完成。例如作者提及一位老師的品酒習慣︰

他希望成為一位平價紅酒(每瓶不超過15美元)的品酒專家。他的理論是，一旦開始買50美元一瓶的好酒，他就會習慣於好酒的品質，因此將無法再從平價紅酒上享受到任何樂趣。不僅如此，他還指出，如果他開始喝起50美元一瓶的酒，過一陣子，他就會花80美元、90美元，甚至100美元去買一瓶酒，因為他的味蕾會習慣於好酒的品質。他認為，如果永遠不嘗試50美元一瓶的酒，他的味蕾就會對中等價位的酒反應最為敏銳，因此也將提升他品酒時的滿足感。有了這樣的想法，他成功避免了「享樂跑步機」的陷阱，並得以有效控制自己的花費、成為15美元美酒的品酒專家，而且過著幸福快樂的生活(pp. 232-234)。

作者對配對網站的研究發現，當人們發現自己在約會市場中不是處於高位，他們的適應方式不是改變審美觀，也不是永遠不接受自己在約會市場的定位，而是會調整自己的優先順序，重視對象外表以外的特質。

線上交友網站將每個人的特質變成分類基本資料，無法令用家了解與對象相處會有甚麼感覺。作者認為這類網站應考慮到人的能力與限制，用家有血有肉的人，網站至少要能讓用家與對方討論自己喜歡的事物，並有一些共同的體驗，人們才能更貼切評價對象是否值得約會。產品設計要符合用家需求，符合一般人思考模式，才能迎合目標市場。

人們為甚麼會為幫助他人行動受三項因素影響︰1. 與受害者的距離，既可以是實際距離，也可以是心理上的連結，例如親朋好友或有同一背景特質；2. 「鮮明度」，與受害情況相關的影像、聲音、細節等，例如眼前大聲呼救的溺水者；3. 「杯水車薪效應」(drop-in-the-bucket effect)，問題太大，受害者太多，個人力量太無能為力，我們就會較容易封閉自己，對自己說「算了吧」︰

綜合看來，研究結果反映了一個很悲哀的結論。當我們在面對個人時，很容易就會採取行動；但當問題牽涉的人數很多時，我們就會裹足不前。理性思考並不會強化我們對重大問題的關切，但它卻會抑制我們的同情心。因此，雖然理性思考聽起來好像可以改善我們的決策品質，但......其實只會抑制我們的利他傾向及愛心(pp. 302-303)。

作者對此的建議是，承認問題存在，想著自己可以幫助幾個人就好；設立一些規範，規定個人及社會在少數人受害時就應該行動。作者認為人類確實會對陌生人有關懷之情，只是非常難以預期，了解我們的「同理心偏誤」或許能令我們幫助到更多人。

我們也許不會記得過去的情緒狀態，卻會記得自己的行為，並會以「自我因循」(self-herding)行為模式重複以往的行為。因此情緒不只會影響短期的決策，也會繼而影響長期的決策，作者稱之為「情緒瀑布」(emotional cascade)，也就是︰

決策➝情緒➝決策(短期)➝決策(長期)

而這種長期影響是「通用」的，也就是不只重複的事會自我因循，不同事務的類似決策也會受過去影響。例如在夫婦關係中︰

當一對夫妻必須共同解決問題時——不論是討論(或爭執)金錢相關的問題、小孩的事，或是晚餐要吃什麼，他們不僅是在討論眼前的問題，同時也是在創造一個劇本。這個劇本決定他們未來、長期的互動模式。當情緒(無論多不相干)不小心捲入討論之中，它們就會改變我們的溝通模式——不只是短期內的情緒，而是長遠的影響。......當這樣的模式出現後，而扭轉它可就不容易了(p. 336)。

作者總結本書指，我們真的有很多不理性傾向，也沒有意識到這些傾向如何影響我們的行為，因此，我們都必須學習質疑自己的直覺。

Average is over

看完了《再見，平庸世代》，主題是未來工作因機器人會有甚麼改變。作者指隨着智慧型電腦生產力提高、經濟全球化與經濟行業表現差異極大，未來生活各層面都會走向兩極化。跟電腦競爭的工作未來很有機會遭到淘汰，與電腦配合的工作前景則較為樂觀。貧富懸殊的影響，是未來工作越來越需要引起關注，尤其是頂層人士的關注。團隊工作越來越多，勞動者需盡責的條件就更為重要。長期可精確完成工作要求，令人感到信賴的員工，在職場上會較有優勢。

作者也認為「零邊際產值」，也就是就業市場就算不收薪水也沒人僱用的員工將會越來越多。中等收入的工作會減少，企業選擇在海外僱用新增低薪工作，失業的人無法短期內重返就業市場。缺乏高薪工作機會，更多年輕人選擇以自由工作者身份工作，工作性質多是服務業。

從西洋棋程式的經驗中，作者說明人機合作的模式比較不會出現電腦那樣的疏失。電腦一項特質是它看到人們無法理解的模式，並能夠較精確評估人們的能力，能幫助人們減少對直覺的依賴。

電腦流程令顧客處於服務流程的一部份，但自動系統的服務流程往往不怎麼完美。原因是現實環境比較複雜，一版一眼的指示與回應未必能滿足人們的需求。當電腦可以協助人們進行各種活動時，道德問題也會出現在這種合作中，例如以電腦的醫療決定出錯由誰負責，無人駕駛車遇到意外應怎樣判斷等。

網絡搜尋出現令人們可以將一些記憶「外判」，只需要記住相關的搜尋線索。或許人們仍不願意就個人生活問題諮詢機器智能的意見，但許多成功人士會學習更像機器思考，了解它們運作並獲取高收入。

作者對工作外判的意見是︰沒有辦法阻止人們到國外投資，只能提升國內生產力回應；外國人與本國人的工作一樣有價值；擔心外判工作會拖垮本國經濟的人應更歡迎外來移民，以將就業機會留在國內。作者也預測未來城市將會有更多群集現象，高學歷人士會移到高學歷居民比例較多的地區，與高學歷人士地理鄰近會越來越重要。

作者聲稱未來教學方式會變得像教育節目，教授就是製作人，以身教、囉嗦與傳教的方式激勵學生學習。資訊更為流通，令學習的重點在於有沒有定力坐下來專心學習，教師的角色是指導學生認真盡責。

在科學方面，作者認為未來某些科學領域會更複雜，不易出現簡單而直觀的突破；個人的科學貢獻越來越專業化；智慧型電腦本身會變成強大的研究者。天才科學家不會再出現，每個人只能掌握整個行業的少部份知識，以團隊方式研究，將來的科學發現可能沒有任何一個人完全看得懂。

作者對美國未來整體變化的估計有︰1. 稅率稍微調升，特別是高收入者；2. 窮人醫療補助會減少；3. 財政缺口由實質資薪補貼；4. 財政缺口也會由土地租金補貼；5. 人們會花較少錢在無謂開支上，以減少債務。貧富懸殊會加劇，但財富不均不會帶來大革命，因為人們都是與身邊對象比較。社會老化，廉價娛樂暴增，智慧型電腦的世界將會與此前大幅不同，平庸時代已經過去。

與上次一樣，這作者的書依然是東拉西雜，沒有甚麼地方印象特別深刻。

贏家通吃的社會

看完了《贏家通吃的社會》，講述國際競爭日趨激烈，市場最高職位的競爭雖吸引最有才能的人才，卻造成參與競爭者過多，出現毫無生產力的消費與投資模式。

贏家通吃市場的起源包括︰再製產品成本低廉，如出色的錄音多一個備份成本不高；市場涉及規模經濟，最終只有一個贏家，例如資訊載體的格式；市場依靠密集的銷售與維修網絡，例如汽車市場；流行風尚，例如一本書越多人看，未看的人為與他人討論就覺得更值得一看；累積優勢，例如國家以鐵路還是公路佔優很視乎最初在哪邊投資更多；自我強化，如優秀學府可吸引更多高水平學生與教師，這又顯得該學府更優秀；細微差異可導致重大後果，如企業主管的決定左右幾百萬元利潤，其才能些微差異就顯得重要；消費者認知能力有限，因此已知名者就更容易受消費者青睞；習慣與品味使然，引致消費者的品牌忠誠；物而罕為貴，有些商品是用作比較，比別人更好的才有價值，例如汽車終速隨年代普遍越來越快，但最好的汽車永遠時當代最快；送禮競爭，令所有人追求更好的禮物，最重要是相對品質上較別人好；避免冒險，例如片商會找已知名的演員，以保證一定票房；財富集中在少數人，他們願意花很多錢聘請一名最優秀律師贏得官司，因為涉及的利益很大。

因為人們普遍會高估自己在整體中的能力等級，贏家通吃這種小機會獲巨大利益的競爭就會吸引過多人參與，令原本可用於其他有用活動的時間與人力用在最後效益較少的競爭上。即使是在完全理性的世界，贏家通吃市場還是會帶來浪費，因為從個人角度而言只要他預期賺到的錢夠多，他就會投入贏家通吃市場競爭，即使從整體而言競爭已經過多。這種情況與「公有地悲劇」相似，每個人都以自己的利益為行動基準，不理會他加入會令其他參與者受損，就會令太多人投入競爭，其他產出行業則受損。

贏家通吃市場是以競爭者的相對優勢而不是絕對表現決定回報，這會造成作者稱為「定位性軍備競賽」的情況，每個競爭者都努力希望比別人優秀，但整體而言這樣的努力會互相抵消，造成不符社會效率的投資表現。例如運動界第一與第二的地位差距甚遠，運動員不惜為了少許進步而有病態飲食習慣及服用類固醇，危害自身健康。美國大學為了爭奪優秀運動員入學也大灑金錢，甚至安排美色誘惑，但贏家永遠只有少數，為學校財政帶來龐大壓力。金融界為鉅額利潤費盡心思希望比同行更快更準確預測企業盈利，這對社會效益卻不會帶來多大增長。為贏得消費者各種商品廣告與行銷費用大增，最終卻由消費者承擔。勞工之間互相競爭務求出類拔萃，令近年工作時間越來越長。

限制定位性軍備競賽的方法，例子有運動中的登記球員人數限制、利益共享制、球員薪水上限、藥物規定、資格要求、防護裝備、防止暴力的賽規等。社會規範方面，例子有計件工之間自行設定非正式生產上限、學生會鄙視在拉曲線計成績課堂中過份努力的同學，稱他們是nerd、以往主要全國雜誌有共識不刊登裸體廣告吸引讀者、社會對整容手術多少有點負面印象等。各種協定、合約、法律與公共政策也能限制定位性軍備競賽，例如僱傭合約、工作環境安全規定、限制工時政策、社會保障計劃、限制選舉活動開支、奢侈品稅、一夫一妻制等。作者又指出，隨著科技進步，假如未來我們可以基因改造自己的後代，令他們更出色，限制定位性軍備競賽就變得更為困難。

作者對限制定位性軍備競賽的政策建議包括︰累進消費稅，以減少奢侈品消費並提高儲蓄率；改革民事法，讓原告負擔被告法律費用，為責任賠償額設上限，令原告不會以訴訟碰運氣，減少律師需求；以手術性質而不是醫生資格支付醫療費用，減少醫生集中在有利可圖專科的情況；調整公立大學學費至私立大學，再為有需要學生提高補助，而不是統一補助學費使中高收入主要受惠，尤其不應補貼競爭激烈的行業，如法學院；為年輕人提供確切的就業資訊；不應對市場限價行為過度規管；訂立標準工時；限制媒體為贏得競烈競爭發放性與暴力內容；貧富不均在全球競爭中無可避免時，政府最少也應紓緩不均對社會的衝擊，健康、教育、住屋、營養、司法代表權的分配都應該比較平等。

The Shifts and the Shocks

之前看完了Martin Wolf的The Shifts and the Shocks，作者是《金融時報》首席經濟評論員，主題是2007/08年全球金融風暴的背景與影響，觸及的層面廣泛，以下適度地摘要。

這次危機對金融的打擊比經濟大蕭條時更大，觸及核心國家的金融體系，銀行的表現令人極不信任。經由政府支援金融市場，提供無限流動性支持並拯救重要金融機構，令市場與政府的分界越來越模糊。

作者列出五項令這次危機延續甚久的因素︰1. 危機前的債務與槓桿比率偏高，令危機後去槓桿所需時間更長；2. 危機前的高債務用於支撐資產泡沫，造成危機後資本減縮；3. 金融機構在危機後貸款極為謹慎，令其他經濟部份更難去槓桿；4. 低通脹甚至通縮，增加負債成本，也可能令實質利率過高，造成經濟收縮；5. 投資減少令需求轉弱及經濟增長減慢，這又會令投資吸引力降低，令投資更少。

危機後的公共財政赤字並非由政府紓困方案引起，而是危機本身令私人消費減少導致︰不同部門(政府、企業與家庭)收支總和必定為零，當危機令企業與家庭消費減少，政府收入減少卻要增加失業保障，就會自動帶來赤字。

作者認為危機後的政策應對目標明確而有效，但規模不足，也無法維持支援私人部門去槓桿的政策，令2011與2012年的經濟復甦疲弱。

歐元危機則反映出制度設計不足怎樣令危機擴大，例如監管銀行的條例Basel I將所有政府債券定為無風險的資產，卻無視部份國家以歐元借債但無力左右歐元政策的事實。危機令某些國家的歐元比其他國家更安全這一事實更為明顯，資金會在危機時轉移到更安全的歐元國家，反映歐元設計中銀行擠兌容易出現。

歐元區不同國家的經常賬差額極大，這反映出1. 私人部門資金流向認為像西班牙等經濟體有較高投資回報，但事後顯示那是由資產泡沫造失的錯覺；2. 在順差國家收入高於消費、儲蓄高於投資，在逆差國家則相反；3. 順差國家競爭力(如勞工成本)相對逆差國家高。扭轉這種不平衡需要改變上述全部三個面向，但改變每一面向需要的時間都不同︰資金流向會即時扭轉，但其餘兩者的轉變則需要時間。作者批評，盈餘與赤字是一體兩面，在危機中只怪罪赤字國家只是「幼稚的道德主義」。

在危機後低通脹的環境下，減輕負債與提升外部競爭力互相衝突，像意大利與西班牙等國提升外部競爭力需要價格與工資降低，但價格與工資降低則會令實質債務負擔增加，這又逼使債務國以更多經常帳盈餘還債，進一步增加通縮壓力，令其陷入「債務通縮」惡性循環。

歐元既不是國家可自行決定貨幣政策的固定匯率國家聯盟，也不是相互之間提供財政轉移的現代聯邦國家。作者認為在兩個極端之間比兩者都更差︰既沒有自主改變貨幣政策的空間，又沒有銀行間自動的相互保障。

新興國家雖然在這次危機中表現不俗，但作者認為，在高收入國家需求不足下，新興國家難以只依靠以往出口帶動增長的策略。未來新興國家需面臨四項挑戰︰1. 高收入國家的財政政策不再寬鬆，資金從新興國家流出；2. 經濟增長減慢的結構因素，如商品價格、貿易及借貸減少，勞動力質素不足、人口老化、生產力增長放慢、對外逆差上升等；3. 中國經濟增長放緩，原因包括剩餘勞動力減少及投資過剩；4. 高收入國家，如歐元區及日本，同樣爭取出口帶動增長的策略。

講述金融風暴為何影響深遠時，作者提到銀行以存款與借貸製造現代經濟的貨幣，當銀行的債權人(例如存戶)突然要求債務兌現時，沒有最後借款者(lender of last resort)提供流動性，金融機構就會崩潰。

作者指這次金融風暴前金融體系日漸脆弱的因素有五︰1. 金融自由化，政府管制減少；2. 全球化，包括資金來源、銀行與資產全球化，令金融體系牽一髮動全身；3. 金融創新，出現更為複雜的金融產品，證券化產品擴張，構成影子銀行體系；4. 槓桿比率上升，包括私人、衍生產品與金融體系的槓桿比率都增加，令損失倍增；5. 誘因設計，令金融機構員工只追求短期成績，不用擔心長遠損失。

在政策上，作者批評政策制定者無法有效監管金融業，錯誤認為市場能理性行事；誤以為貨幣政策只要能穩定通脹就能維持經濟平穩；危機發生後的處理也有不足之處，尤其是任由雷曼破產造成嚴重恐慌。但作者亦指出防止恐慌的難處︰預防仍未實現的災難政治上十分困難，只有在災難發生後，拯救金融機構的逼切情況才會成為政治考慮。

作者列出這次金融風暴帶來的教訓包括︰

金融機構先天脆弱，金融體系本身就會引起危機
光靠穩定通脹不能維持經濟平穩
只靠市場力量不足以令金融體系穩定
眾多學者、政策制定者、市場參與者的無知與傲慢令金融體系更為脆弱
政策制定者未能在危機惡化前堅決行動
金融業有能力利用遊說及捐獻令管制鬆綁，在危機後依然如此
管制者缺乏資源、動機與知識緊貼金融業發展
作者認為，這次金融危機並不是單一事件，而是反映出自1980年起的經濟狀況已不能持續。這次危機的宏觀經濟根源，是全球失衡的一體兩面——儲蓄過剩與借貸過剩。儲蓄較投資多會導致利率下跌，但在經濟衰退期則會令收入與產出減少。實質利率處於低水平短期會令房價上升，中期造成借貸與建造業榮景，長期則會令房價過高後下跌，房貸還款出現問題，金融體系亦會受壓。

亞洲金融風暴後中國、東亞、德國、日本與產油國都保持經常帳盈餘，而美國與歐洲外圍(東歐與南歐)國家則維持赤字。赤字國無法長期借貸維持這種不平衡，全球體系日趨脆弱，最後在全球金融危機中反映出來。

各國大幅干預貨幣的原因包括︰1. 石油國家累積據指較高質數的國外資產；2. 追求出口導向的增長；3. 支持高投資、高回報、高儲蓄的發展策略，尤其是日本與2000年代的中國；4. 累積國外貨幣儲備，減少對進口資金的依賴，為未來金融危機作保險。

作者也引述學者說法指，美元是全球儲備貨幣的事實會為美國帶來額外負擔，因其不能像其他國家以貨幣貶值帶動經濟增長，其部份國內需求也為外國產品吸收。這種國內消費比生產多的狀況造成美國貿易逆差，企業部門的投資又在2000年代減少，就只能靠住戶增加消費來彌補這項差額，依靠寬鬆的信貸來維持。利率降低，槓桿比率上升，高評級債券供不應求，金融部門急速擴張，製造大量看似高評級的資產滿足需求。

作者也點出在儲蓄過剩的情況下，為維持經濟穩定，2000年代初貨幣政策難以收緊。

歐元區在2000年代初有三項變化與往後的危機有關︰1. 德國採取經常帳盈餘政策以消除財政赤字，作者再度引述學者的評論指這是一種「轉責於鄰」(beggar-my-neighbour)的政策，以歐洲其他國家的製造業為代價改善就業。2. 金融融合，歐元流通後區內各國，如西班牙與意大利的債券利息與德國差距收窄，借貸利率大減，除希臘外各國主要是私人部門利用這機會借貸謀利。3. 歐洲中央銀行以穩定歐元區整體通脹為目標制定貨幣政策，在德國國內需求疲弱下，此目標只能由擴張其他國家的需求達成，尤其是利率在歐元流通後大幅降低，信貸擴張的國家，當中最重要的國家是西班牙。

作者指出這種各國經常帳不平衡難以維持，債務國只能以失業或更多債務來維持國內收支平衡，而債權國對此也責無旁貸。

2000年代全球轉變在於︰1. 經濟自由化，中國開放、英美選出支持經濟自由化的領袖、歐盟誕生、蘇聯解體，各國藩籬減少，全球經濟走向一體，全球資本主義再度興盛；2. 科技進步，尤其是運輸、資訊、通訊、互聯網與流動網絡科技改進，令組織全球生產與分配更有系統，令製造業出口主導的中國與資訊科技服務出口主導的印度更有成長空間；3. 人口老化，特別是德國與日本，造成投資需要減少，儲蓄則維持高水平，長遠會令需求逐漸減少。這三股動力令資本加速在各國流動、國內不平等增加、投資地點急速轉移及流動信貸增長，高收入國家長期處於需求不足及低利息水平，即所謂恆滯(secular stagnation)。

這場金融危機反映出當代正統經濟學的不足︰忽視金融力量的獨立影響、資產價格大幅改變的後果與市場有時會失效，對於金融體系引起信貸擴張及恐慌的不穩定趨向沒有關注。

危機後的中央銀行以三種角色應對︰設定通脹目標、以「宏觀監控政策」(‘macroprudential policy’)穩定金融部門與無限的危機干預。這種「新正統」做法引來三方面批評︰1. 擴大官僚自行決斷的範圍；2. 令官方與私人部門在貨幣供給者的關係更為混淆；3. 假定貨幣政策可令價格穩定，宏觀監管政策則可令金融穩定，但兩種政策可能會互相違背。

相對「新正統」做法，其他金融、貨幣與財政願景的選擇有︰自然利率論者，或稱neo-Wicksellian，認為危機後的貨幣政策過於寬鬆，利率低於「自然利率」，無法制止信貸擴張。作者認為此說正確指出設定通漲目標可能會令金融部門及經濟不穩，但對此說的建議——以貨幣政策預防信貸過度擴張——則不大認同。原因是價格與金融穩定不能以同一手段(貨幣政策)維持，自然利率的水平為何難以釐定，貨幣政策對資產價格的影響不能準確控制，難以訂立中央銀行的法定責任，以貨幣政策穩定金融也可能令通脹及通脹預期，以至經濟不穩。

奧國學派則認為危機是由先前信貸擴張後，企業錯誤投資引起，政策制定者也無法完全有效控制系統危機。但作者對奧國學派提出危機後只交由市場力量令經濟回復的提議則不以為然︰醫師也不會因為病人暴飲暴食引起心臟病而不去醫治，他會先醫治好病人，然後病人才可以改善飲食習慣。

作者也提到1930年代提出過的Chicago Plan，原則是所有銀行活動都需要政府發行的貨幣支持，即100%準備金率的銀行。其要點是︰以銀行奠基的貨幣體系令經濟不穩，政府應獨攬貨幣發行，禁止私人機構在沒有法定貨幣支持下發行類似貨幣的負債。

Chicago Plan的優點在於1. 防止銀行週期年製造與取消信貸與貨幣，減少經濟不穩；2. 銀行擠提消失；3. 政府不需要按利率借貸，只要通脹依然穩定，可自行以零利率發行貨幣；4. 金融機構規模會縮減，令銀行家累積收入減少，減輕收入不平等。作者認為危機證明單一全球銀行規則並不明智，像Chicago Plan這種較大改變的計劃值得在部份國家實驗。

「現代貨幣理論」(Modern Monetary Theory)則認為法定貨幣的價值在於人們有信心使用這些貨幣，中央銀行與政府的任務是穩定經濟，有需要時可以貨幣政策(增加貨幣發行量)與財政政策(政府赤字預算)達成這項任務。只要公眾依然願意持有法定貨幣，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不會帶來通脹。現代貨幣理論指出中央儲備與銀行借貸並無直接關係，銀行在有利可圖時就會借貸，與中央儲備總量關係不大。作者認為現代貨幣理論正確指出這次危機後通縮的風險比通脹高，證據是量化寬鬆後所謂超通脹並沒有出現。

這次危機後穩定金融體系的焦點包括Basel III、銀行重組、金融從業員獎懲方式、結構改革及監管機構改革。作者認為這些改革需要非常複雜的監管機構與規則，其穩定金融的能力成疑。

現時銀行的運作模式鼓勵股東進取冒險，高槓桿高風險的投資獲利股東可分攤收益，但即使銀行無法股本不足還債，股東也不需攤分債務。銀行管理層的獎懲機制也鼓勵短期回報，令他們有誘因投資在高風險高回報的財產上。為此，監管機構應限制銀行最高槓桿比率，作者的建議是10:1，並避免按風險加權，令監管比較簡單。

危機後宏觀經濟的挑戰有三方面︰平衡各國資金流動以保持經濟穩定、處理過多的私人與公共債務及建立維護全球繁榮穩定的機構。

討論危機後政府應選擇財政擴張還是緊縮時，作者認為經濟衰退的話擴張政策能令經濟回復，否則就會造成通脹或財政赤字；而緊縮政策在經濟衰退時會令經濟更為萎縮，沒有衰退則維持原有經濟水平。擴張的錯誤可以挽救，緊縮的錯誤則帶來長期損失，緊縮政策錯誤的風險比擴張政策大。

作者指在危機後只以貨幣政策刺激經濟並不足夠，原因是1. 在危機後接近零利率的情況下貨幣政策的影響不足；2. 非常規貨幣政策的成效並不確定；3. 進取貨幣政策會令應該倒閉的喪屍企業繼續存在，造成投資浪費；4. 因美元是全球儲備貨幣，美國的進取貨幣政策會影響其他國家經濟︰其他國家要選擇與美國同樣進取的貨幣政策令國內不穩；採取與美國不同的貨幣政策令匯率不穩；或實行資本管制令國家脫離全球資本市場。

對於政府債務與經濟成長的關係，作者認為並不一定是債務窒礙成長，也可能是經濟衰退導致債務上升，不能因為兩者相關就斷定因果關係。

作者主張在危機後以財政政策刺激經濟，原因是1. 現時經濟復蘇疲弱，潛在與實質產出差距逐年擴大，長期利率偏低；2. 財政政策能帶動前瞻消費，特別是以閒置資源帶動基建投資；3. 減輕貨幣政策負擔，以免過份擴張的貨幣政策帶來資產價格扭曲與信貸過度擴張風險。

危機後也有論點認為經濟增長減慢會是長期趨勢，原因為人口老化，以及許多令生產力提升的機會已經實踐，生產力增長將減慢。需求不足也有較長期的結構因素，包括因經濟(特別是金融)自由化帶來社會不平等；花紅文化令企業經營者追求短期可見的成功，減少長期投資。

企業投資不足，維持財政盈餘，就需要家庭及政府赤字來平衡，當家庭因危機無法維持赤字，政府又希望減少赤字時，就會出現以下其中一種或多種情境︰1. 赤字轉移至家庭，再次出現信貸擴張；2. 赤字轉移至企業，企業投資上升；3. 提升競爭力，以出口將經營帳盈餘轉移至外國。作者認為第一種情況並不可取，以政策幫助後兩者的效果則有限。為解決需求不足的問題，作者指全球需要平衡經常帳盈餘與赤字，令盈餘從高收入國家流入低收入國家。

為了令高收入國家盈餘流入低收入國家，又不會導致過去令低收入國家出現資產及信貸泡沫、扭曲生產結構的經驗，作者認為最少風險的途徑是國外直接投資，也可推出與GDP掛勾的債券，建立以本國貨幣計價的債券市場，並設立程序管理破產情況。此外，應透過擴大IMF規模與區域合作，提供緊急時所需的保險與款項，以免個別國家需累積大量盈餘造成浪費。更深入的改變是建立全球儲備資產，避免各國互相以貨幣貶值競爭有限的全球需求。作者也認同前述由政府獨佔貨幣發行的建議，避免依賴私人部門以信貸擴張滿足需求不足，並由政府決定貨幣發行量以滿足經濟需要。

討論危機後的歐元區，作者指各國就像是處於一場不幸的婚姻之中︰不幸，但離婚的後果難以想像，帶來的不穩可能會引起更大的危機。

危機後歐元區的官員將拉脫維亞緊縮財政的經驗奉為模範，作者則指這種說法並不現實︰拉脫維亞緊縮財政令經濟萎縮，其危機適應過程是由其經濟規模較小、高失業率與大量人口外流達成。以歐盟的規模，不可能模仿拉脫維亞的經驗。

作者也指歐盟認為其他國家應在危機後學習德國在2000年代壓低工資並維持經常帳盈餘的做法並不恰當，因為德國的盈餘本身就令其他歐元區國家更難維持盈餘，而且歐元區規模太大，沒有足夠大的國家吸收歐盟經常帳盈餘，經濟較弱的歐元區國家體系也較脆弱，無法急速轉變為對外盈餘。

歐元區在危機後所需的調整包括︰歐洲央行需透過非常規政策、設定更高通脹目標等手法提升歐元區需求，並確保債券市場流動性；歐元區需調整內部經常帳不平衡，特別是德國需減少經常帳盈餘；減少銀行及債務形式的流動資金，更多運用資本市場。債務方面，歐元區各國需要對部份國家撇債，重組銀行債務，為減低債務利率與延長還款期限達成協議。改革方面，歐元區需要成為有效的銀行聯盟，包括銀行重組程序、提高資本比例要求、設立統一監管機構執行宏觀監管政策。歐元區內銀行也需要無風險的資產以滿足資本要求，為此需設立各國共同承擔的歐元債券，歐元債券也令歐盟條約中的「不拯救條款」(no-bailout clause，即不可協助外國減少財政赤字)更容易運作。歐洲央行條款也需要更改，以給予更大空間央行直接援助政府財政。為支持銀行聯盟與歐元債券，歐元區國家需要將部份本國財政責任轉移至中央，也需要給予中央執行財政穩定政策的能力。

總結2007-2008年金融危機，情節包括不穩的信貸創造金融體系、新興國家極高水平的外匯儲備、全球儲蓄過剩、以經常帳盈餘方式出口過多儲蓄造成全球不平衡、金融管制放鬆引致過多有問題債務、危機管理強差人意而猶有不足。作者也認為後危機管理在緊縮政策及減少政府借貸的政策上可能會引起更大危機。

這次危機遺留下來的影響則有︰金融體系行為失當需付出巨大代價、私人與公共負債水平極高、中央銀行成為經濟中的重要參與者、高收入國家成長率下降，低收入國家保持增長，令兩者差距進一步收窄、重新審視全球機構如IMF的角色，以及改變原來貨幣與金融政策的正統觀點︰金融體系不能聽之任之，只靠穩定通脹的貨幣政策並不足以穩定經濟。

作者列出未來政策四種可能的走向︰新正統，即以貨幣政策穩定經濟、宏觀監管政策穩定金融體系；清算主義(liquidationism)，將危機交由自由市場處理；超越新正統，在新正統框架下實行更徹底的改變；徹底重組，特別是在貨幣系統上大幅改組。

經濟政策短期的目標是修補金融體系、處理過高負債與提振不足的需求。新正統成功避免全球經濟陷入災難，但作者認為其對提振需求的努力不足，只採取貨幣政策而未有運用財政政策提振需求。清算主義以緊縮政策方式，將危機後調整的責任交給赤字國家，並主張應減少協助陷入危機的銀行重整資本，作者批評這些做法會令赤字國家陷入通縮，造成更長期的經濟衰退。超越新正統的做法則是貨幣與財政政策並用，強力推動銀行重整資本，以及更快將有問題債務撇帳。更徹底的做法則是直接派錢(helicopter money)，並以提高銀行準備金率，甚至實施前述的Chicago Plan，即100%準備金率配合。

在受危機影響國家的長遠經濟健康方面，作者認為新正統很可能無法預防未來再次出現像2007年的金融與經濟危機，貨幣政策與宏觀監管政策的目標存在衝突，當宏觀監管政策成功減少金融槓桿、資產泡沫與信貸擴張，私人消費會減少，經濟表現疲弱，失業增加，那麼貨幣政策就需要更寬鬆，令宏觀監管政策的努力付諸東流。而且作者認為現時新正統的資本要求仍然過低，官方在危機中對體系中的重大機構處理能力也依然成疑。

清算主義的自由市場支持者則不贊成任何拯救方案，因為不拯救會令人們更為審慎。然而作者指出，金融危機引起的破產潮會傷害無辜的人，錯誤決定的人在拯救方案下也會受到金錢與名譽上的懲罰。但作者也提到清算主義的一項正確見解——不應拯救金融機構股東。

超越新正統的做法包括︰進一步提高資本要求，並需要更多bail-in債務(即在銀行資本比例不足時自動轉換為股票的債務)；減少槓桿比率，方法包括取消利息扣稅、按股本扣稅及土地價格徵稅(以減少房地產泡沫機會)；減少儲蓄過剩，方法包括減低企業稅率或企業稅可用作股東個人稅扣稅，並打擊鼓勵管理層減少資本投資及過度回購股票的花紅文化；改革金融契約形式，例如按通脹變動的債務、按樓價改變的按揭，令投資者可以無需持有房產就能在房價上升時得益，並減少銀主盤(foreclosure)的情況；收入再分配，特別是透過向全球化與科技發明的贏家徵稅以補償輸家；提高長期經濟增長率，可行方法有支持科學研究、技術發展與相關教育，提供私人投資誘因，稅制改革，如從工作改向污染及財富徵稅，以公共支出提高特別是基礎建設的投資，設立支援中小企業的金融機構，如公私營國家與區域發展銀行。作者認為長期而言更徹底的做法也是推行Chicago Plan或類似計劃，防止影子銀行再現令經濟不穩。

就歐元區的長遠未來而言，作者認為現時的「紀律聯盟」(discipline union)只要求受危機影響國家遵從紀律，德法兩國則可置身事外。作者指危機後歐元區調整需要三項因素，當中包括透過歐洲央行實施非常規財政措施及提高通脹目標，令盈餘國通脹需高於赤字國，縮窄兩者的競爭力差距；有更好的保險機制令危機國家得到緊急援助；因歐元區各國並非聯邦，有需要主動令資金以股本而不是借貸形式流動，以免資金急速流入或流出造成不穩。

在長遠的全球挑戰中，新正統試圖保留全球整合的金融體系，但宏觀監控政策則是為保障國內金融及宏觀經濟穩定，這反映出危機後的經濟政策在國內問責與全球金融之間反覆不定。清算主義主張取消跨國金融管制，並以金本位制度取代。作者則指現時流通黃金量不足以應付流通貨幣需求，回復金本位制度會使金價暴漲，令金礦擁有者得益。以紙黃金來實施金本位制，則已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證明非常不穩定，並不足取。

面對全球金融整合造成既有的不穩，現時全球金融與貨幣改革有限，各國也不會接受全球貨幣的提議，全球失衡持續，部份國家繼續干預貨幣累積外幣儲備，下一次重大危機的可能揮之不去。作者考量後主張，既然這次危機證明全球金融整合非常不穩定，減少全球金融整合或許是現時唯一可行的做法。

這次危機表現出西方菁英在三方面的失敗︰1. 錯誤理解金融自由化的影響；2. 全球經濟與金融菁英對屬國置身事外，經濟增長的分配極不平均，令公民身份聯繫民主的力量減弱；3. 歐元制度設計出現問題，引起衰退、高失業率、移民國外與過度負債，受害國人民無法影響歐盟、歐洲央行與IMF的決策，人民對政策無法問責。菁英失敗，民眾認為國家只是為小部份互相勾結的小圈子服務，對民主的信心成疑，轉而訴諸民粹，令極左與極右興起。

作者最後總結指要盡一切努力恢復經濟，並作更徹底的改變，否則下一次重大危機重現時全球經濟恐怕將陷入災難。

時間地圖

看完了《時間地圖》，是一位社會心理學家對時間觀的研究與觀察心得。提到影響時間觀的因素，經濟水平較高、工業化、城市人口較多、沒有溫暖天氣與個人主義較強的地方，居民的生活也較快。作者引述人類學家Allen Johnson的說法指︰

製造更多、消費更多的結果是︰我們感受到的時間愈來愈少。這種現象是這麼來的︰製造的過程愈有效率，就意味著每個人在每小時內要生產更多的商品；生產力的提高......意味著我們必須消耗更多的商品，才能讓整個製造系統繼續運作。休閒時間於是轉變成消費時間，因為花在生產和消費意外的時間，都被看成是一種浪費(p. 25)。

這樣看來我們的生活就有點莫名其妙。

生活步調最大的差異是以活動劃分時間還是以鐘錶時間劃分活動，鐘錶時間觀時間就是金錢，但在活動時間觀，將時間分割成無機體貨幣單位才是浪費︰「你怎麼可能浪費時間呢？如果你不是正在做一件事，就一定是正在做其他事，就算正在跟朋友講話，或者只是閒坐，那就是你正在做的事。」(p. 113)

提及影響心理時鐘速度的情況，愉快時心理時鐘會較快；在緊急情況下心理時鐘會較慢，令人想起Matrix式避子彈；活動的節奏較快心理時鐘會較快；活動不那麼單一較有變化心理時鐘會較快，工作時間會那麼慢是這原因嗎；非常集中沒有注意時間流動心理時鐘也會較快。

作者又記述美國在十九世紀中葉還是沒有標準時間，直至1880年代建立時區，時間成為商品，守時變成美德，鬧鐘則是維持這種美德的幫手(其中一款1891年推出的鬧鐘名為「獨裁者」，嗯，名副其實)，二十世紀初IBM也以員工打卡系統起家。

為甚麼人們會願意排隊？作者指原因有自圓其說的心理需要，為自己的行為找個解釋，比起「我為甚麼會花時間排隊買這個爛東西」，「這確是值得等候的寶貝」的想法比較易接受。我們也會認為物以罕為貴，機會難逢的事物看起來就更加機不可失，例如限額售賣的商品。心理學研究指人們較常在隊尾而不是隊頭插隊，因為隊尾秩序較混亂，人們來了不是很久無法指認誰是後來插隊，而且較少人會提出抗議。

等待也有其他不明言的規則︰權力較高的人讓權力較低的人等待，反言之，讓人等待的時間較長，就顯得一個人地位較高。人們也可以花錢減少等待時間，例如訂購門票、處理銀行事務，甚至在某些國家辦理簽證，花錢都可以令等待時間縮短。

作者以行人走路速度、買郵票所需時間及街上大鐘的準確度來估計各國時間節奏，結果發現在三十一個國家中，瑞士、愛爾蘭、德國、日本節奏最快(本書1997年出版。順帶一提，香港排第十，台灣第十四)，巴西、印尼、墨西哥的節奏則最慢。

生活節奏對健康有甚麼影響？作者的研究數據顯示生活節奏較快的地區冠心病死亡率也較高，但似乎也比較快樂，作者認為也許是生活節奏較快的地區生活水準也較高，有較舒適的物質生活，生活品質較佳。

對另一種時間觀沒有了解的外國人，就很容易會感受到文化衝擊，需要一段時間才能適應當地節奏。作者提出如何適應當地節奏的具體建議︰1. 學會約定時間的意義，遲到多少可以接受？等多久才離開？2. 瞭解工作時間與社交時間如何分配，有些地方工作時間也需要抽很多時間與同事社交，甚至有時兩者的分別並不明確；3. 學習等待的遊戲規則，怎樣等待？何時需要排隊？4. 「無所事事」並不一定是浪費時間，事與事之間有時需要空隙；5. 了解當地的時序觀，是否先工作後休息？有沒有午睡？談正事前要先喝茶閒聊嗎？外人需多長時間才會成為圈內人？6. 當地是以鐘錶時間還是活動時間行動，是單一事件文化還是綜合事件文化；7. 將所學的當地時間知識不斷實踐；8. 不要批評自己不完全理解的事物。

作者總結指，生活節奏最好是不快不慢，合乎中庸，壓力適中，傾聽自己的心聲，按自己合適的生活步調選擇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