瘟疫與文明

看完了《瘟疫與文明》，講述微生物與人類的歷史互動。人類歷史上疾病傳播的全球化至少有六階段︰1. 大約5000年前馬匹馴化；2. 大約三千年前鐵器時代；3. 大約一千前年歐亞陸路交易；4. 五百年前哥倫布大交換；5. 十九世紀化石能源交通；6. 噴射飛機時代。

人類病原類分為五類︰病毒、細菌、原蟲、蠕蟲、真菌，種類最多是病毒，其次是細菌。病原體演化的考慮是繁衍與傳播，能盡量不損害宿主在演化上較有可能成功。傳染影響人類的途徑有皮膚接觸、性交、昆蟲叮咬、腸胃與呼吸道。

在靈長類動物中，人類體內的寄生體數量與種類特別多，這與人類群體的規模有關。用火是人類族群成長與其寄生體演化的里程碑，時間遠早於現代智人演化之前。控制用火改變人類的消化與飲食，令大腦演化，掠食者的威脅減少，肉食比重增加，更為依賴狩獵，並因此更依賴社會組織。人屬擴張後，人類成為一種不同於其他生物的宿主，也改變人類當時與未來病原體的生態前景。

早在更新世，智人擴張至全球，傳染病就開始形塑人類的歷史，包括鞭蟲與鉤蟲病、蚊媒間日瘧、淋巴絲蟲病、昏睡病、查加斯氏症、利什曼原蟲病等。到了較溫暖的全新世，農業與畜牧發展，糞便傳播疾病明顯活躍，例如志賀桿菌、曲狀桿菌、輪狀病毒、阿米巴痢疾、細菌性痢疾、傷寒與副傷寒等。液體、地面、蒼蠅、手指、食物都可能是糞便傳播疾病的傳播途徑。

公元前4000年起，人類聚落規模擴大，冶金技術發展，驢、馬、駱駝馴化，輪子與文字發明，讓更複雜的社會組織出現。呼吸道疾病得以在大型群體中維持傳播鏈，麻疹、白喉、百日咳、結核病開始廣泛傳播，蚊媒惡性瘧亦依靠人口規模得以傳播。大型城市也可能造就古代天花疫情。

鼠疫在六世紀一直大流行至八世紀中葉，其後在十四世紀黑死病揭開第二次大流行，持續超過三世紀。第三次鼠疫大流行在十九世紀爆發。鼠疫兩項生物特性令它格外致命而有效率︰一，鼠疫人畜共通，會自然感染野生齧齒動物，也會擴散至人類周遭共生齧齒動物。人類宿主不會影響鼠疫演化，減低人類致病力不會為鼠疫桿菌帶來演化優勢，讓鼠疫對人類保持極為致命；二，鼠疫透過吸血蟲傳播的適應良好，能控制跳蚤四處吸血有效傳播。

歐洲接觸美洲後，美洲各區疾病史取決於四項因素互動︰1. 與歐洲接觸的時間、強度與性質；2. 原住民社會在接觸前的人口密度；3. 緯度與海拔等自然地理；4. 生態轉型，特別是依賴奴工熱帶栽培業的影響。哥倫布大交換給美洲帶來天花、麻疹、流感、腮腺炎、猩紅熱、白喉、傷寒與副傷寒、斑疹傷寒等疾病。歐洲人輸入非洲奴工至美洲，讓非洲病原體跨越大西洋，形成熱帶疾病的統一，當中包括瘧疾、黃熱病、熱帶莓疹、鉤蟲病等。美洲熱帶地區與溫帶地區的死亡率差異擴大，也與社會模型互相影響，對美洲地區以民主還是榨取為規範造成差異。

十七世紀氣候變遷、人口過剩與傳染病互相影響，讓歐亞大陸廣大地區受戰爭、饑荒與瘟疫摧殘。當時流行病橫行反映四項獨特生態因素︰人口壓力與糧食短缺、都市化、監獄與醫院誕生、軍事衝突頻率與規模增加。鼠疫、天花與斑疹傷寒在這些生態因素下大為流行。普遍危機讓歐洲國家走向中央集權，政府能力大幅擴張，也無意間促成更有力的公共衛生措施。

大約1670-1820年間，西歐國家與其殖民地的早期健康轉型，主要動力在於科學知識進步，並轉化為實踐與政策。早期醫學科學以環境醫學為思想，基礎為過去的體液學說，加上經驗主義精神。其實踐方式包括積極宣傳髒污、污水、蟲子、沼澤、封閉與擁擠空間的壞處。醫療措施與概念全球化，讓金雞納樹與天花接種得以推廣。水處理、通風機、化學消毒等技術開始進展。原始沼澤經過排水，讓瘧疾得到控制。

到十九世紀，病原體傳播因現代交通運輸更為快速。霍亂與流感在全球一波一波向外擴散。自1817年來，霍亂已引發七次全球大流行。1918-19年流感大流行，可能是地球史上單一寄生體快速攻擊人類協同程序最高一次，造成約五千萬人喪生。第三次鼠疫大流行始於1894年，在香港的爆發最終令鼠疫桿菌與其傳染機制得以被發現。

動植物疾病同樣出現病庫同質化。葡萄、馬玲薯、稻、麥、穀類、可可、橡膠、甘蔗、咖啡的植物病摧毀全球各地作物，令十九世紀農業更仰賴生物科學。豬霍亂、牛瘟、禽—馬流感、壁蝨熱等動物疾病在工業畜牧環境下廣泛散播，感染動物與人類的病原體有更多機會跨物種傳播。

與此同時，全球各地健康狀況卻出現巨大落差。十九世紀中葉西歐預期壽命陷入停滯，但之後一直持續延長，相關因素包括衛生改革、細菌論與衛生革命，令傳染病得以防控。二十世紀初，全球化為健康帶來嚴重負面影響，但良好衛生健康實踐擴散並未同步，全球大部份地區預期壽命陷入停滯，全球健康落差擴至最大。

二十世紀期間，傳染病防治在全球有明顯進展。公共衛生改革、個人衛生革命、病原體與病媒化學防控、病患照護、藥物、疫苗都在經濟成長下得以發展。全球死亡率下降令人口急速增加，微生物會回應與適應人類主導地球的環境。新病原體仍會不斷演化，最嚴重的威脅就像新冠疫情一樣可能始料不及。衛生健康一直都是關於價值觀與合作的問題，人類需要掌握機會並正確選擇。

馬、車輪、語言

看完了《馬、車輪、語言》。書中第一部份以語言學嘗試重構原始印歐語的時代與原鄉，以子代語族之間的文法、詞彙、地理位置、生態等推斷，原始印歐語年代大概在公元前4500-2500左右，地點在高加索與烏拉爾山脈之間的東歐大草原。原始印歐語群體祖先採用最先出現在聶伯河畔的放牧模式，改變草原社會的儀式與政治，讓前原始印歐語可以傳播至整片東歐大草原。

佔本書大半的第二部份描述歐亞大草原從石器時代至青銅時代的歷史。公元前5800-5700年左右，先驅農民越過喀爾巴阡山脈，留下特里波里文化遺址。約在公元前5200-5000年，酋長首次出現在東歐大草原考古紀錄，當時馴化的牛、綿羊與山羊第一次廣泛傳播。在羅馬尼亞與烏克蘭發掘出這段時期的庫庫特尼—特里波里文化遺址，代表特色是有飾陶器、女性小雕像，以及牆壁建起前先鋪一層黏土的房屋。同一時間，聶伯河、亞速海以北、頓涅茨河出土遺址開始飼養牛羊，並出現明顯分配不平等。

公元前4700-4600年的窩瓦河中游的赫瓦倫斯克遺址有更大型的墓葬，包括百多名殉葬者與幾十頭牛、馬、羊。特別是馬具備前所未有的新儀式與象徵意義，可能與馬首次馴化有關。作者夫婦曾為馬銜在馬齒上的痕跡進行實驗，與古馬齒進行比對，認為現有證據最早騎馬的地方是北哈薩克波泰與特塞克文化，時間約在公元前3700-3500年。

東南歐一帶的「古歐洲」在公元前4300-4200年到達全盛期。公元前4200-4100年，氣候開始轉變，冬季變冷長達百多年，洪水更頻繁氾濫。到公元前3800年，多瑙河下游與保加利亞東部的文化大幅萎縮，村莊被廢棄，人們更依賴放牧而不是耕地。草原牧民移入多瑙河口周圍的沼澤與平原，有可能是最早的騎馬者。墓葬中發現石製權杖、武器、金飾，顯示戰爭可能被榮耀化，農民需要由牧民提供保護。

公元前3800-3300年左右，東歐大草原不同部落與區域文化擴張至其他邊界。北高加索山脈出現極度鋪張的酋長，與南方城市文明接觸，考古學上稱為邁科普文化。在西方，聶伯河特里波里農業村鎮首次接受墓葬儀式，村鎮規模擴大，直至公元前3300年被遺棄。公元前3500年，烏拉爾河東方部份草原人口決定穿過哈薩克，到達兩千多公里外的阿爾泰山脈，形成阿凡納羨沃文化，向該地引入家畜、金屬工具、陶器風格與喪葬習俗。阿凡納羨沃文化後來發展為印歐語系吐火羅語族。

公元前3300年左右，源自頓河—窩瓦河的顏那亞文化遍布整片東歐大草原，以運用四輪車牧羊為特徵。同一時期，草原氣候明顯變得乾燥涼爽，人們更頻繁移動以飼養牲畜。四輪車與騎馬令更機動性的全新放牧形式得以成立，讓牧民能走出河谷，在遼闊草原上生活上數月。牧場擴大與流動放牧帶來新的爭議，觸發顏那亞獨特身份認同的意識，伴隨而來的是物質文化與原始印歐語橫跨東歐大草原傳播。

有五項因素與印歐語在歐洲的傳播相關︰1. 東歐大草原社會更嫻熟於育馬與騎馬，滿足大草原之外社會的馬匹需求；2. 騎馬者的遊歷比步行者廣，有能力管理更大牧群，作戰速度比步行戰士快；3. 草原社會的「庇護人—附庸」系統讓「他者」也能享有一定權利；4. 賓主從「盛情款待」建立的互利共生，將他者納入明確權利與保護中；5. 喪葬與歡慶儀式用於建立聲望與展至財富，既能宣示身份認同，也可用來招攬人群。

公元前2500年後，歐亞大草原更為涼爽乾燥，在公元前2000年達到乾旱高峰。氣候變化令森林後退、草原擴張、沼澤減少。由於牧民依靠沼澤過冬，沼澤減少令牧民面對競爭加劇與生產力下降威脅，傾向在關鍵資源處附近定居。公元前2100-1800年間，烏拉爾河—托博爾河大草原間有超過二十個辛塔什塔風格的城牆聚落建立。辛塔什塔文化遺址發掘出最初的馬戰車，可能是以投槍與弓箭為作戰武器。在儀式、政治與征戰層面，辛塔什塔的革新都對後來印度—伊朗語族身份有重要影響。

公元前1800-1200年間，斯魯布納亞文化(木槨墓文化)是西方草原最重要的青銅時代晚期文化。斯魯布納亞物質文化由窩瓦河延伸至聶伯河，最明顯特徵是數百個小型聚落遺址。放牧模式變得在地化，不需要長途遷徙，原因可能是氣候變化與採礦需要。

公元前2000-1800年間，伊朗高原許多遺址與墓葬出現「巴克特里亞—馬爾吉阿納文明體」(BMAC)的風格與出口物，包括新月斧、塊滑石小瓶、金屬雕塑等。這段時期BMAC與大草原人群的交往日益明顯，出現大草原文化的陶器。

約公元前1900-1800年，安德羅諾沃層文化在烏拉爾山以東現身，後來向東擴展至阿泰爾山脈、南至阿姆河，其文化源頭來自辛塔什塔文化。安德羅諾沃層文化擴張，反映牛羊放牧為本的經濟模式趨向成熟穩定，幾乎整個烏拉爾山以東大草原皆以此為基礎。安德羅諾沃金屬器以錫青銅為主，遺址有明確證據反映與中亞的貿易或劫掠。《梨俱吠陀》編纂於公元前1500-1300年，其族群可能是源於BMAC與安德羅諾沃的混合文化。

青銅時代晚期，大草原是希臘、近東、伊朗、印度與中國邊緣發展的各文明間橋樑。馬戰車技術、馬匹與騎馬、青銅冶金與戰略位置，都讓大草原社會擁有前所未見的地位。斯魯布納亞與安德羅諾沃層位文化，將大草原從文化彼此孤立躍升為交流傳播要衝，此一轉變永遠改變歐亞歷史的動態。

From Bacteria to Bach and Back

看完了From Bacteria to Bach and Back，主題是心智的演化。

透過自然選擇，生命演化一方面盲目、沒有意識、缺乏目標，另一方面卻產生經過設計的實體。自然選擇下的演化由沒有理由與目的開始，隨著某些過程看來像是會產生其他後續過程，這些過程似乎可形容為有其理由。

達爾文的演化論指，自然選擇本身沒有理由，但有能力以自動尋找理由的方式改善設計。生物每一代中只有一部份競爭者成功繁殖，那些因好運以有能力繁殖的個體可以稱之為「被選者」，在盲目的篩選過程中創造出目的。

圖靈提倡，完美而漂亮的運算機器不必定要懂得甚麼是運算方法。機器只需要處理一系列「假如…就…」的條件指令，處理現在與下一步要做甚麼，就可以盲目地完美進行運算。圖靈展示出資訊處理的巨大設計空間，從絕對無知到人工知能的路徑可從在設計空間中逐步提升。

達爾文與圖靈的奇異倒置揭示，心智可以從純粹物質的過程開展，行事能力可以在沒有充分理解下出現，理解不是能力的唯一來源。圖靈與達爾文奇異倒置的分別之一，是圖靈機器需要智慧設計者發明。

如果行事能力不需要理解也能建立，人類為何與如何演化出理解能力？作者分析，理解不是能力的來源，反而是由能力構成理解。理解不是截然劃分為有或無，而是某種相對程度。語言對人類智能的重要貢獻之一，是有能力準確傳遞人們籠統理解的資訊。

設計過程涉及運用語義資訊，透過合適調整部件改善特定事物的前景。語義資訊是製造分別的分別，其價值與接收者相關。這些資訊不是編碼在DNA中，而是在演化過程與實際環境中發展。

透過自然選擇演化，是指群體成員的特徵可遺傳差異導致繁殖率有別，從而令群體數目轉變。演化依靠大致正確但不是完美的複製，因為突變是所有創新的最終來源。作者提出從達爾文演化至智慧設計的三維空間︰

空間三維軸分別是「由下而上—由上而下」、「隨機—特定搜尋」與「理解程度」。右上角是智慧設計的極端，某種像神一樣的天才智慧設計者。所有現實文化現象佔據中間位置，有不完美的理解與搜尋以及中度協作。

電腦的運算單元彼此相同，透過由上以下的軟件運作。神經元則是各有不同，透過由下而上的聯盟與競爭運作，每個神經元不斷搜尋對它自己有利的鄰近網絡。由上而下的智慧設計依靠事前預測，自然選擇產生的設計則在事後回顧才知道是否可行。神經元在基因定出的指標下，利用機遇與自己的可塑性改善表現。大腦較像是隨機應變的白蟻窩而不是智慧設計的軍隊。

迷因的文化演化將由上而下的智慧設計工具安裝在人腦，轉化人腦為「心智」。迷因是透過自然選擇演化的文化傳遞物，經由感知傳播。字詞是迷因的最佳例子，如同病毒一樣「自私」，希望被人說出而不是消失，在演化設計下引發與促進自己的複製。語言演化為更易學習、發音、認知、表達主張、疑問、要求與組織，以配合大腦的構造。

幼兒透過由下而上的過程學習母語，不理解發音的意義，只是牙牙學語試圖表達意願。歷史上第一個字就如同幼兒學說話時一樣，可視為對人類有益的共生物種，在演化過程中被馴化。人類開始運用字詞，享受運用字詞的好處，直至字詞從自然現象變成人們自己的工具。人們經過思考刻意運用語言，避而不用自己不喜歡的字。

當人們開始編輯自己的語言製作，字詞就完全被人類馴化。人類語言經由音素數位化，將字詞在文化演化的角色變得與DNA在基因演化的角色相似。在字詞確定成為文化創新與傳播的主導媒介後，字詞開始轉變演化過程本身，讓新型研發過程更接近智慧設計理想。

演化適應可以經由基因或文化傳遞︰基因一途在數十億年調適DNA複製、編輯與處理寄生基因的系統，文化一途則在遠較短的時間內，演化出有助可靠傳遞資訊的設計特徵。兩者共同演化讓迷因更配合腦部，其後腦部則演化出改善迷因與宿主運作條件的硬體結構。

基因與文化共同演化需要有長期的特定環境。環境變異既不能單調也不能太多變︰在太單調環境研發新事物沒有甚麼好處，在太多變環境研發新事物的好處無法累積。其他助長因素包括二者步行空出雙手製作工具、稀樹草原讓人類節省運動所需能量、水邊食物補足欠缺食物時的糧食等。社會智慧是基因與文化共同演化另一可能臨界點，讓人類有能力解讀其他人的意圖，這種能力其後演化成合作的天性。

當語言出現，基因與文化共同演化的結果變得有可能累積，引發人類的認知與思考能力。文化探索讓達爾文設計空間去達爾文化，不斷增加設計過程中的理解成份。在口頭溝通成為人類必備技能後，選擇壓力會傾向可以改進語言運用的生物改變。當中最重要的改變是幼年期延長，讓子代依靠親代保護、供養與教育的時間增加。與此同步的是人類相互密切注視，促進不同人共享注意力與意圖。

人類自我注視、反省與利用字詞及迷因思考的能力增加，讓字詞及迷因進入人類的顯見影像，進而允許設計空間的由上而下探索展開。與自己說話可以建立新溝通渠道，讓隱藏的知識公開。透過字詞、圖像與其他自我模擬工具，人類可以檢視、分析與盤點任何正在考慮的事物，不只可以思考食物與居所，還可以思考食物與居所的思考，思考對食物與居所思考的思考等。

藉由更多有意搜尋與更多由上而下設定問題，讓問題更有效得到解決，人類文化累積速度不斷增加。運用語言的人類預設事情可以理解，當情況並非如此會讓人感到混亂。面對需要找出理由的需求，人們經常會在沒有頭緒時憑空選擇一個理由，因此讓某種方便的意識形態誕生，例如「神自有無法理解的方法」。必然有理由的傾向讓迷因將人腦變成人們的心智，人們有能力以大致能夠表達的理由，接受或拒斥遇到、放棄或發展中的想法。

人類獨有能力將只有模糊概念的行動在事後自我指定理由。藉由以文化迷因自我正當化，人類學會事先計劃、探索與批評理由，透過與自己及他人討論預早解決部份生活問題。迷因演化會讓一種用戶介面得以出現，這種用戶介面使迷因在與他人溝通時的「自我」變得「可視」，自我成為敘事的重力中心。

人們心智的第一身觀點與對他人的第二身觀點沒有很大差異，視第一身觀點為意識是一種錯覺。人不能感覺到自己腦部的複雜神經運作，只能妥協於經過詮釋與剪輯的用家幻象，這幻象如此令人熟悉，以致於人們視之為不容置疑與深刻認識的唯一現實。人類意識的特點是其中重要部份由文化演化組成，以字詞與其他許多思考工具，創造出與「由下而上」動物心智不同的認知建構。

休謨提出，因果關係的印象來自人們內在，而不是外在，因果關係印象本身是預期習慣的效果。人們心智中的慣習傾向才是其因果關係感的來源，而不是源於某種外在物體。

在當代，演化可以在電腦程式中進行，構成某種類達爾文式機器學習系統。運用電腦程式可以產生運算過程無法理解的結果，讓人類走入後智能設計的時代。作者提議，在運用人工智能時，假如機器決策會影響其他人的生活與福祉，需要有更高標準的問責與訓練，鼓勵系統設計者更透明與謹慎。保留人類對系統理解的實際運作原因是，人造物會損壞，需要有人修理。假如只有很少人能理解它們，維持文明的許多重要系統就無法暢順運作。

為什麼不愛了

看完了《為什麼不愛了》，以社會學與哲學角度分析當代愛情中的消極關係(negative relations，在書中指不建立關係或解除關係)。作者指，自由主義看重「消極自由」，似乎令性自由去除有關義務與互惠的用語，讓事實上的不平等(特別是性別不平等)無法解決。性的供需非常依賴消費與科技為媒介進行選擇，很少受規範或禁令限制。這種市場形式產生認知與情感的不確定，女性藉由性同時被賦能與貶低。放棄戀愛關係或不斷轉移關係是性關係採取市場形式的一部份，這種不確定會波及婚姻制度本身。資本主義對產生自我與優化自我的積極要求，塑造出消極選擇的力量，以「寧可不選擇或取消選擇」為一種主體性形態，並透過無過失離婚、避孕藥、享樂消費市場、約會配對網站得以實現。

前現代婚前求愛具有儀式結構，行為者透過執行共同規則、共同參與象徵性現實而聯結。現代的性革命讓性與家庭制度分離，性身體成為其自我參考點，旨在實現一己歡快。性體驗與性探索成為許多人呈現的重要獨立面向，性行為成為地位與能力的一種新形式。性革命令情感、婚姻與性三種文化結構自主化，遵循自己的邏輯發展。性自由以契約的自由意志為前提，強調尊重個人心理與身體自主權的規則與程序，「合意」變成主要的倫理論述。

隨意性愛的策略特徵是將性伴侶「去特定化」，彼此必須保持陌生，卻同時是在進行親匿關係的行為。隨意性愛嚴格要求行為者對未來不耗期望，享樂行為本身就是目的。隨意性愛肯定主體自由，不斷提供慾求對象，但同時抹除互相關懷、依戀與形成紐帶的可能。

平等主義是隨意性愛的基礎，但實踐上似乎成為男性性態度與性活動的表現，以超然立場與不存期待表現男子氣概。作者的受訪者中有女性表示，隨意性愛的要求令男女關係非常難以預測，男人可能只心存性歡快念頭讓這名受訪者覺得是性剝削。另一名女性受訪者在拒絕隨意性愛要求後，對方立即離開，讓她覺得自己就像「被扔在地上的衛生紙一樣」。性關係的規則似乎簡單明瞭，而情感關係的規則卻會造成不確定感。

隨意性愛反映「普遍性化」的現象，也就是性魅力是決定一個人價值的唯一因素、性魅力狹隘地專指肉體魅力、伴侶之中至少一方的人格在性方面被物化、性化隨處可見以至可以強加於人這些情況。作者認為，性化影響的主要問題是，一旦它令身體成為互動首要場域，情感表達與交流就變得不正常與不確定，人際關係之間的界線無法劃清。社會認可過程互相矛盾，有時位於身體，有時位於自我，兩者的模式不一定重疊。

不確定性驅動作者所稱「消極的社會關係」，這種關係缺乏明確規則與共享涵義框架，紐帶中某些功能無法適當發揮。作者假設，在愛與性的領域，自主與自由產生相對較未固定、規則較模糊的互動。制約性紐帶的行為規範仍不明確，沒有一套道德劇本可依循，即使違反互惠原則也很少受到社會懲罰。在消極關係中，行為者必須努力面對自我行為的意義與模糊特質。

性慾可以產生經濟價值，商品與性慾糾纏在一起，構成作者作稱的「超主體」，由需求與慾望活動以及滿足這些需求與慾望的實踐構成。超主體激發出本體的不確定性，即對自我本質的不確定感，由自我價值不斷被估值、評價與貶值三種過程決定。

一個人要被認為是「性感」需要大量消費襯托，具吸引力的身體則可以回頭產生資本。特定職業對外貌的要求、媒體與廣告中的身體、色情影視業、網絡的身體照片、性交易市場的「性人格」，都是女性身體吸引力與性成為可代換商品的形式。視覺性讓身體成為消費物品塑造的消費場域。女性因性身體的關係重新被導入由經濟主導的關係中。

視覺評價快速、片面、二分的特質受網絡強化。人們更容易互相結識，但彼此評價的方式從社會框架中抽離，與潛在伴侶碰面就像一次定案的考試，只有合格與不合格。當事人視彼此為消費者，愛情互動與消費品味不可分離。在以男性偏好為標準的性市場中，視覺魅力等於年輕時尚，意味著女性在市場的價值隨時貶值。視覺化將自我分解成身體部件被人揀選，放大了身體與自我之間的二元割離。

以契約比喻親密關係紐帶所忽略的，是試圖訂立「愛情契約」雙方的意圖可能很不相同。正式契約訂明對違約人的罰則，因此才有約束力，但性契約卻沒有同樣特質，關係可以任意投入與中止，忽視被隨意分手一方的情感傷害。隨時斷離關係的自由讓人們之間的信任減少。

合意的先決條件是主體理解彼此意願，但是在性互動的任何時刻，雙方意願都可能有分歧。隨意性愛文化的壓力讓性以外的考慮變得不合情理。只強調性行為，令「合意」變成「隨意」，性自由反而變成一種壓逼的規範。合約與契約主導的親密關係避開情感內容，假如一方可能只是想滿足性愛，但另一方可能期待愛情，這是否屬於「合意」性愛就變得含糊不明。在契約的親密關係中，人們不斷衡量關係的規則與其意義，設法解讀他人意圖、擬定行動方針、以策略應對不確定。

性與愛情的互動出現以下矛盾︰為建立關係，一個人要某程度上超脫，顯示自己有獨立自主的價值；但是過度超脫，會激起對方的自我保護策略，令關係無法建立。建立關係後，對自我價值感覺的威脅可能會導致關係中斷。保護自我價值的策略包括退出選擇，避開令自己擔心可能被低估價值的潛在關係。確保自我價值與建立情感依戀扭帶的目標衝突，讓行為者行動是感到不安，導致行為意圖反覆無常與情感傾向善變。

框架混亂、貶值、防禦性自主、對自我價值的威脅、缺乏信任，都存在於終結愛情的過程中，其表現形式之一就是離婚。性態度與性活動、選擇與替代選項、藉消費品味與治療完善意志、自主與依戀的衝突、逼切需要透過他人確保自我價值感，這些情況造成新的不確定性，對固定、體制化的婚姻關係產生終結愛情的動力。自我將親密關係與婚姻視為對本身自由的限制，令離婚成為某種自由的魅力標誌，雖然這自由是現代科技、治療與消費機制所精心打造。

作者總結，本書記錄的性/經濟主體產生分裂與否定，而這些分裂與否定沒有被消弭，融入更大的連貫整體與認可過程。內部分裂存在於性與情感、男性與女性身份認同、被認可需求與獨立自主需求、女權主義平等觀念與男性主宰視覺性支配自我之間。主體無法解決矛盾，與他人的互相認可也就無法發生。

思考不過是一場即興演出

看完了《思考不過是一場即興演出》，主題是心靈深度是錯覺，心智只是即興解釋當下，並努力與過去的想法與行為一致。人們對自己知識、動機、欲求、夢想的言語說法，是一種不可信的即興表演。

人們感覺自己可以掌握整個世界是錯覺，對世界的心智圖像有許多矛盾與漏洞，每次只看到狹縫的世界，閱讀時一次只看見一個詞。當視線被固定時，大腦會不停尋找可產生判讀的新材料，如果找不到，影像會徹底消失。人們以為自己看到充滿細節的世界，但對感覺世界的經驗充滿漏洞。人們有能力挖掘外在世界的細節，不代表可以只看一眼就可以掌握所有細節。

即使是對自己心中的想法，都是對自己身體狀態的解讀，以決定同一種混亂思緒是傷痛或雀躍。人們根據環境中哪個詮釋最合理，決定生理狀態屬種哪種情緒。情緒不是內在世界的真實存在，而是創作行為，在當下編造出解答。如果陷入心靈深度的錯覺，以為情緒不是即興解讀，而是傳遞內在世界的可靠訊息，就較難處理負面的思考模式。問題不在於心靈深奧難以理解，而在於根本沒有深奧的心靈。

對於自己的選擇，也是在做出選擇後才編造解釋，在思考那一刻才由左半腦的解讀者塑造出來。人們可以輕鬆編造出有說服力的說法，來解釋自己不曾表達的意見，就如同自己真正表演過的一樣。在被問及選擇某項事物時，人們多會集中在支持的理由，而在被問及反對某項事物時，人們多會集中尋找負面的理由，這會讓同一群人在不同語境下有時偏向冒險，有時卻偏向迴避風險。人們的行為不是顯露內在自我，只是為面對當下挑戰，因時制宜與隨機應變的結果。

作者以思考週期四項原則說明心智運作方式︰一，注意力是詮釋的過程。大腦一次只能鎖定一個目標，創造一種意義模式；二，人們唯一的意識經驗，就是對感覺資訊的詮釋。人們知道大腦對世界的詮釋，但無法意識詮釋的「原料」與過程。三，所有意識思考都涉及對感覺訊息作有意義的詮釋。人們無法意識「非感覺訊息」，但可以意識到「非感覺訊息」的「感覺結果」，包括來自自己身體的感覺。四，延綿的意識就是一連串想法，對感覺訊息賦予意義所產生的不規律思考週期。

人們一次只能意識一件事，而大腦是由上千億神經細胞組成的網絡，透過電化學脈衝交流，意味著大腦做的幾乎每一件事都無法意識。人的意識只限於察覺人們對感覺世界的詮釋，回報大腦的解讀。思考起起伏伏，但感覺平順，理由是大腦想讓人知道世界實際的樣子，而不是自我機制如何運作。有意識的是思考結果，無意識的是思考程序，是一種思考的兩個層面。

尋找意義是每個思考週期的目標，尋找意義就是尋找貫穿的條理，永遠不會完整，需要不斷質疑與討論。大腦運作時依循的是先例而不是法則，每個思考週期透過改造與轉化過去相關思考的遺緒，以理解當下關注的資訊，其結果又會成為未來思考的原料。心智是平的，代表任何「牢籠」都出於人的想像，也能用想像拆除。

黑龍江

看完了《黑龍江》，是作者沿黑龍江由源頭至出海口的旅遊誌，談及途經地點的歷史、自然、經濟與生活。書中起點是蒙古境內蒙金摩利，在克魯倫河與鄂嫩河附近。之後作者來到接近蒙古、俄羅斯與中國三國邊界達呼爾，講述鶴引起三國科學家合作。

作者在俄國貝加爾湖西部的伊爾庫茨克再度展開行程，提到成吉思汗子孫的征服如何影響俄羅斯，哥薩克為皮草向東，帝俄對北太平洋的探索。下一地點是因果達河的赤塔，布里雅特人是此地主要民族，後來捲進俄羅斯帝國與滿洲勢力的擴張，以及帝俄崩解後的俄羅斯內戰。東西伯利亞也是帝俄流族地，當中1825年反對新君尼古拉一世的十二月黨人，後來在赤塔建立農人社群。

尼布楚以帝俄與清朝締結條約之地聞名，實際則殘破髒亂，作者在這裏看到因礦業浮華一時的布廷宮，也短暫坐了幾小時監獄。早期俄羅斯東征史充滿暴力，但俄國歷史卻總是說過程開明而和平，原因多少與南方的中國人有關。十七世紀中，俄屬哥薩克人在尼布楚建立堡壘，但在黑龍江地區擴張時被清軍擊退。俄國向清朝取得貿易特權，以哥薩克人放棄滿洲北疆據點為交換。

在前往阿爾巴濟諾途中，作者遇見當年清軍攻擊哥薩克人的阿爾巴濟諾古堡。有部份哥薩克守軍向清軍投降，移居北京，其後代曾到訪這古堡拍照留念。在史達林統治時期，西伯利亞哥薩克人受嚴重逼害。

在十九世紀，西伯利亞被幻想為俄國救贖的來源，像是美國的西部。海軍將領尼維斯柯探勘黑龍江，在黑龍江出海口建立據點，並宣稱俄國領土擴張至黑龍江流域與庫頁島。1854年，東西伯利亞總督穆拉維夫多次率軍佔領黑龍江右岸老爺嶺以東大片地區。當時清朝無力抵抗，在1858年簽訂璦琿條約承認既定事實，東韃靼就這樣變成俄國的濱海區。

璦琿現稱黑河，與俄國的海蘭泡隔江相對。依作者到訪時所見，黑河顯然比海蘭泡繁榮。海蘭泡意為「喜訊」，由穆拉維夫紀念自己的征服行動命名。1900年義和團拳亂，俄軍經過海蘭泡，屠殺市內華人，數以千人被殺，後來稱為黑龍江事件。時至今日，海蘭泡經濟上依靠中國工人，但市內俄國人與中國人的關係仍舊崩緊。

跨西伯利亞鐵路經過碧洛比詹，此處是史達林在1928年建立的猶太自治區，曾在短暫和平中帶來猶太文化復甦，但1948年史達林打壓猶太文化，一直至蘇聯消失。碧洛比詹以東二百里是伯力，兩城之間的公路由普京主張建設，象徵俄國連結，但主要使用者是黑幫。伯力在俄國稱為哈巴洛夫斯克，以開通黑龍江的哥薩克人命名，在黑龍江大河曲。二十世紀之交的伯力是多元族裔之地，孕育「跨阿穆爾派」文化運動，投入對東方的研究，並找到女真人在此地的紀錄。1923年落入蘇聯統治後，伯力不再兼容，跨阿穆爾派研究成果被摧毀。

經過烏蘇里江河口的魚類、老爺嶺森林南北交界的生態後，作者來到黑龍江河口附近的尼柯萊夫斯克，由當年勘探當地的海軍將領尼維斯柯命名。這座城最初被寄予厚望會成為國際商貿中心，但河段滿是沼澤、冬季缺乏遮掩、每年七個月冰封等情況，讓俄國人將注意力轉向南方的海參崴。尼柯萊夫斯克變成運載罪犯往庫頁島的中途站，同時依靠漁業支撐，近年一直走向衰敗。

最後作者提到在伯力遇到一名參與過珍寶島事件的老兵，1969年3月，關係惡化的中蘇兩國為烏蘇里江上沙洲珍寶島衝突，蘇聯其後對事件隻字不提，老兵覺得難以接受。俄屬遠東有人認為，假如俄羅斯可以佔領克里米亞，中國未來也有一天可以奪回黑龍江以北的失土。

火藥時代

看完了歐陽泰的《火藥時代》，考究中國與西歐在軍事上何時出現大分流。從宋代發展火藥武器說起，到宋金戰爭、元帝國、元末鄱陽湖之戰，直至明代初期，中國都積極在戰事威脅下改良火藥的軍事應用。

 

歐洲管型火器應用最早在1326年，在十四世紀末已應用大炮攻城。對於為何同期中國沒有發展大炮，作者提出，最初重要因素之一是中國的城牆遠比西歐的厚，而且角度傾斜可卸去炮彈力量，重金研發大炮的回報較低。在此之後，歐洲戰事頻仍，發展出更精良的大炮。在中國，自明成祖在1424年死後，明代戰事激烈程度大幅減緩，缺乏進一步創新誘因。作者稱這段時期為火藥時代的「小分流時代」。

 

1521-2年明葡在中國海岸發生兩次海戰，第一次戰爭中明朝發現葡萄牙的大砲優勢，到第二次海戰明朝艦隊火力大為增加，很可能是學習與改良外國火器。其後明朝官員推廣採用佛朗機砲，在外敵威脅增加下推行軍事創新，作者稱這段時期為「勢均力敵時代」。東亞在演練與火槍戰陣上能夠與當時歐洲軍隊抗衡，歐洲在海軍與稜堡方面擁有優勢，但在後勤補給方面不及當時的清帝國。

 

清朝中期以後進入穩定和平期，缺乏戰爭刺激，到鴉片戰爭時軍事實力已遠不及英軍。作者稱這段時期為軍事力量「大分流時代」。英軍擁有工業化與應用科學的彈道學優勢，大砲威力強大，也更精準輕便。與之相比，清軍因長久和平而武備廢弛，因為缺乏工程製圖技術與「製器之器」的機械式工具，難以在短期內有效複製英軍武器。

 

當時歐洲武器發展迅速，清朝既要追趕落後情況，同時要不斷更新當時發展，在舊時代既得利益仍存在的情況下，難以籌集足夠資源維護與更新軍事裝備。清朝顧忌軍事權力集中會影響政權安全，分散各地軍事指揮權，與明治維新後軍事權利與資源集中的日本形成對比。作者主張，在無煙火藥時代前最後一場大戰甲午戰爭，日本戰勝清朝不是因為科技，而是出自政治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