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緒勒索

看完了《情緒勒索》， 書中情緒勒索是指周遭的人為滿足個人要求，透過我們的珍惜、弱點與秘密，利用親密關係逼我們讓步。情緒勒索六個階段是要求、抵抗、壓力、威脅、順從與舊事重演。當我們不斷受到控制支配，必須對情緒勒索者有求必應，犧牲自我欲求與人格時，就是被情緒勒索。

情緒勒索可分為四類型，施暴者、自虐者、悲情者與欲擒故縱者，通常會四類型會互相混合。情緒勒索就像迷霧，令我們失去判斷力，作者提到的三種迷霧是恐懼、責任與罪惡感。在創造迷霧時，情緒勒索者的手法可大致分為︰二分法(好人/壞人、正常/不正常、愛/背叛)；病態化，指責我們不依從是不正常、騙人、有問題、愛幻想；聯合陣線，即找我們關心與尊敬的人站在他們一方；負面評比，將我們與某個人比較，藉此貶低我們。

情緒勒索者有將遭人婉拒小題大做的傾向，認為輕微挫敗都需要以激烈手段反擊，才能得到自己想要的。他們當中有從幼年遭遇中一直缺乏安全感者，有童年積習者，有些在過去的挫折中受到衝擊者，有天之驕子總是想要得到一切者。情緒勒索者幾乎自想到自己的需求，經常藉由小技巧取得優勢，但沒想到會對雙方關係造成不可彌補的裂痕。越有「技巧」的情緒勒索者越會將主觀感受的「傷害」放大，藉此報復我們不對他們完全順從，並會認為「這是為你好」。

受到情緒勒索者的「默許」讓情緒勒索得以持續。易於受情緒勒索者的特質有︰極需別人認同、害怕別人生氣、不論如何都希望維持表面平靜、容易為別人負不必要責任、經常懷疑自己能力。受情緒勒索者的特定反應會為情緒勒索者提供練習機會，這包括道歉、爭吵、提出讓步、無法設定界線等。

情緒勒索會奪走我們的自我完整性，讓人失去自尊、影響健康、出賣自己與其他親朋好友。受情緒勒索影響的親密關係不再安全可靠，我們不再分享丟臉、不安、艱苦、正尋求改變的事，以免情緒勒索者藉此貶低自己。

作者在本書第二部介紹如何脫離情緒勒索，也重申以下策略對會用肢體暴力的人不適用。受情緒勒索者必須改變不由自主回應的方式，不斷練習，漸漸改變。作者提議的準備工作有︰與自己簽訂「寫下承諾」合約、複誦「我承受得住」、寫下向情緒勒索者屈服時的感覺、延後決定、以旁觀者角度思考發生甚麼事等。

面對不合理要求可能有三種情況︰要求沒甚麼大不了；要求涉及重要事件，影響我們的完整自我；要求涉及重大決定，讓步可能對我們或別人造成傷害。三種情況應對方式有別，在要求沒甚麼大不了的情況，先要了解讓自己困擾的要素，然後才有意識地讓步，有時需要有條件的YES，製造雙贏的妥協。在要求會影響完整自我時，先評估讓步的影響，了解自己與對方的需求，認清一方面的強逼不能算是愛。

在重大決定中，除了涉及暴力、酗酒、濫藥、賭博、不法行為需要迅速決定外，其餘情況可給自己時間思考對方要求與自己的對應方案。有需要發洩情緒時，作者建議可找一張空椅子，想像成對方，大聲將想法與感覺說出來，避免對情緒勒索者直接發脾氣。向情緒勒索者提出要求前可先多預演幾次，或者用書信方式讓想說的事清楚表達出來。即使現況不允許攤牌，我們也能調整行為策略，不只是屈服或讓步。只有藉著關心自己，做出清楚而不是出於恐懼的回應，我們才能保住完整的自我。

向情緒勒索者陳述事實並固守立場的策略包括︰非防禦性溝通技巧、化敵為友、條件交換與幽默感。非防禦性溝通的例句有︰很遺憾你這麼不高興、這頗有趣、你可以有你的看法、等你冷靜點我們再談、真的嗎？、也許你是對的(即使你不這麼想)等。大聲反覆練習非防禦性語言，直至應用自如。不需要為你自己的決定提出辯護或解釋，不用擔用反應不夠快，可以留片刻安靜沉澱對方的話。要擔當保持理性一方令人氣結，但這可能是改變現況的唯一方法。

讓雙方減少仇恨的方式，是抱持願意學習的態度，詢問對方的建議與資訊，找出兩人都能接受的建議。以條件交換降低情緒勒索，可以排除只有一個人承受改變帶來的壓力這種認知，比較容易被接受，同時消除使我們排斥與他人討論問題的感覺。要注意的是，讓情緒勒索者承諾行為不難，但讓他們實踐承諾就困難許多，需要適當地提醒，隨時保持警覺，讓他們遵守約定。在雙方關係仍算良好下，運用幽默感向對方開玩笑可讓雙方放鬆，回想親密關係時的感受，為潛在爆發場面降溫。

作者建議，在為未來雙方關係下決定後，觀察情緒勒索者三十至六十天，看他們是否對其情緒勒索行為負責、認知並願意學習表達想法的其他方法、承認情緒勒索不是愛的表現、同意彼此溝通並在有需要時尋求外界協助、認同你有權與他們的想法、感覺行為可以有別而不代表「不好」、承諾放棄使用情緒勒索技倆。

要讓自己不再易於受情緒勒索，作者指，就要改變恐懼感、責任感與罪惡感情緒鏈。要讓自己不再恐懼責難，需要了解自身價值，有自我判斷的能力；克服憤怒的恐懼，要堅持說出住口，站在強勢地位，也可以透過想像與改寫過去場景，或扮演憤怒者的狀態，令自己更堅強；害怕改變可向經驗相似者或外界團體求助，幫助重建自信心；害怕被遺棄時，作者提議每日只用五分鐘專注在這負面思慮，或想像生命中最好的一天。

面對責任感，作者提議先寫下令自己沮喪的要求，然後加上「無論何時何地」這句，對這些要求提出挑戰。對於罪惡感，作者提出可自問以下問題︰你的行為是否出於惡意、殘忍、太過份、對人不敬、吹毛求疵或造成實際傷害？如果全是否定的，有罪惡感就太苛責自己。作者提議，可列出情緒勒索對自己不是事實的評價，再在每項評價後面加一句︰「這是個人意見，與事實不符！」象徵性儀式有很大影響力，例如將情緒勒索者的指控記下，放進盒子再燒掉；故意演練一次完全順從情緒勒索者要求自己會有多荒謬；以故事人物方式寫下自己的情況等。

作者勸告，要對自己好一點，注意傾聽自己內心真正的感受。一旦感到困惑，可尋求諮詢或親密家人與好友支持。要用自己的步調前進，選擇適合自己的方法。

因果革命

看完了《因果革命》，是Judea Pearl以一般大眾為讀者講述因果革命的著作。書中先介紹推論發動機藍圖，由九項要素組成︰

1. 「知識」是推理者對查詢項目的過往經驗，隱藏在推理者思想中，模型不會明確說明。

2. 「假設」是研究者根據現有知識清楚說明的敘述。

3. 「因果模型」描述因果關係，作者其後會以因果圖說明。

4. 「可驗證含意」計算資料符合模型假設的程度。

5. 「查詢」是以因果詞彙寫成的科學問題，例如其後說明的do演算法機率是甚麼。

6. 「被估量」是以資料估計的統計量，用來回答查詢，但前提是必須經推論發動機檢定。

7. 「資料」是被估量的輸入成份，作者其後會說明只靠資料本身不能找出因果關係。

8. 「統計估計值」是從樣本中得出的輸出，以統計方法可以調整至接近實際全體值。

9. 如果模型正確、資料充足，就可以得出因果查詢的「答案」。

理解因果至少必須掌握三層級的認知能力︰觀看、實行與想像。觀看探知環境中的規律看出不同變項的關係；實行預測刻意改變環境的效果，選擇適當的介入行動；想像讓人知道工具有效的原因，並預計反事實情況下的結果。因果階梯第一層探討眼前的世界，第二層探討可見的全新世界，第三層探討看不見的世界。

統計學與機器學習在因果階梯的第一層，具備強大運算能力但不具智慧。介入屬第二層，不只需要觀察，還要改變現狀，這無法以被動取得資料來回答。沒有因果模型，無法回答關於介入的問題。因果階梯第二層的基本查詢可寫成P(Y｜do(X))，也就是介入X後某個Y值的機率。例如改變牙膏價格後，以某價格賣出牙線的機率是多少，可寫成P(牙線｜do(牙膏))。反事實屬因果階梯第三層，在事件已發生後，推論假如是另一情況會怎樣，理解為甚麼現實結果會是那樣。物理定律是反事實推論的例子，以任何假定的輸入值都可推論出輸出值。

因果圖可用於呈現因果關係及其演算法。假設行刑隊收到命令槍決囚犯，以因果圖呈現過程如下︰

其中CO、C、A、B、D都是真假變項。以因果圖可以解答關聯問題，例如當囚犯死亡為真，下令執行是否為真，依據邏輯答案為「是」。在因果階梯向上爬提出介入問題，就先要打破規則，去除指向介入變項的箭頭。例如假設A沒有隊長下令就自行開槍(介入項)，以因果圖表示如下︰

去除指向A的箭頭，並設定A為真，可得出介入(A沒有命令下開槍)必定造成囚犯死亡的結論。

對於反事實問題，例如假設囚犯已死亡，即D為真，可以推斷CO、C、A、B均為真。但假如A當時決定不開槍會怎樣？這個虛構世界中C指向A的箭頭擦去，以因果圖表示如下︰

去除指向A的箭頭，並設定A為假，可推斷士兵B會殺死囚犯，所以虛擬世界的囚犯也會死亡。

因果圖看似是花很多工夫回答十分明顯的問題，但重點是這種方式可讓電腦選擇性違反邏輯，讓電腦也能進行因果推理。因果圖傳達的知識比機率分布呈現強固性，在機率大幅改變後因果圖結構不會改變，新資料可套用在被估量上，產生新的估計值。

機率關係一碰到干擾因素就會改變，補救方法是運用do運算符號，當P(Y｜do(X))>P(Y)，則X是Y的原因。這個定義可透過因果圖轉化為可以運算。

自卡爾‧皮爾森後，統計學與「因果」分道揚鑣，只說明變項之間的相關。西瓦爾‧萊特在1920年發表天竺鼠研究，以圖形表達遺傳與發育對天竺鼠的影響，並以數學語言(路徑系數)呈現實際的因果知識。萊特繪製的路徑圖之一是關於幼鼠出生體重，設X=出生體重，Q=產前生長速度(無法觀察)，P=懷孕時間，L=同窩幼鼠數目，A=其他生長速率原因(無法觀察)，C=其他懷孕時間原因，表示如下︰

要查詢懷孕時間 P對出生體重X的直接影響，先要去除同窩幼鼠數目 L造成的偏差。通過測定配對(P,X)、(L,X)與(L,P)後，解出方程式可求得P對X的路徑系數。

萊特的研究方法在1920至60年間幾乎被忽視，作者認為是因為路徑分析與因果推論需要科學思考，而統計學不鼓勵科學思考，偏好「套裝」程序。自1960年代起，社會科學將路徑分析改為結構方程建模(SEM)，研究者對內部運作不感興趣。萊特在1983年再次發表論文，指出沒有模型無法進行路徑分析，繪製因果圖必須依據使用者對因果過程的個人理解。

貝斯法則提供逆機率問題的通解。假設有事件S與T，P(T)代表T發生的機率，P(S)代表S發生的機率，P(S︱T)代表已知T發生下S的機率， P(T︱S)代表已知S發生下T的機率，則︰

P(S︱T) P(T) = P(T︱S) P(S)

在貝氏法則中，「已知我已知」是經驗主張，受知識邏輯而不是頻率與比例邏輯規範。已知T後對S的置信度，永遠不會低於發現T之前對S與T兩者的置信度。貝氏法則的事前機率由資料估算，並以新證據修改假設置信度。

作者在1985年以貝斯網路命名一種機器學習的計算法，由節點與連接組成，連接分為三種基本類型︰

1. A→B→C，這類連接稱為鏈或中介，例如「起火→冒煙→警報」，B為中介變項，將關於C的資訊與A隔離。當冒煙=1，不論起火的值是0或1，警報的值都是1，換言之，已知冒煙的值後，起火與警報條件獨立，讓機器可專注相關資訊，捨棄其餘資訊。

2. A←B→C，這類連接稱為分叉，B為A與C的共同原因或干擾因子。干擾因子可在A與C沒有直接因果連結下產生統計相關，例如「鞋子尺寸←兒童年齡→閱讀能力」。將兒童年齡條件化後，可以消除這類假性相關，例如只觀察七歲的兒童。如果周圍還有其他因果路徑，也必須列入考慮。

3. A→B←C，這類連接稱為衝突，例如「才華→成名←外貌」，如果才華與外貌無關，將成名條件化會使A與C變成相關，例如只觀察著名演員(成名=1)，才華與外貌會呈現負相關，即使在一般大眾中兩者無關。這類負相關稱為衝突偏誤或自圓其說效應。

在貝氏網路中，每個節點的條件機率依據親代指定。例如要表現在機場轉盤拿到行李的機率，以因果圖表示如下︰

假設機場所有行李都會在十分鐘內卸下轉盤，行李在飛機上的機率是50%，轉為貝氏網路的條件機率表，則表示如下︰

機率→ 已知↓		轉盤 = 假	轉盤 = 真
行李在飛機上	經過時間
假	0	100	0
假	1	100	0
假	2	100	0
假	3	100	0
假	4	100	0
假	5	100	0
假	6	100	0
假	7	100	0
假	8	100	0
假	9	100	0
假	10	100	0
真	0	100	0
真	1	90	10
真	2	80	20
真	3	70	30
真	4	60	40
真	5	50	50
真	6	40	60
真	7	30	70
真	8	20	80
真	9	10	90
真	10	0	100

假如經過x分鐘，還是沒有拿到行李，那麼行李在飛機的機率是多少？參照機率表，會得出1分鐘後，機率為(90/(90+100))%=47%，5分鐘後，機率為(50/(50+100))%=33%，十分鐘後就會是零。

貝氏網路應用例子包括DNA比對與通訊雜訊處理。貝氏網路無法處理「微調」或分辨觀察與實行的差別，或者分辨 A→B→C鏈與 A←B→C分差，因果圖則可以模擬條件化作業能否產生A與C的相關，預測介入效果，回答為甚麼的問題。

干擾因子會令因果效應出現偏差，例如下圖中Z是干擾因子，影響X→Y的因果效應，以致無法分辦真正效果與假性效果。

統計學透過對照干擾因子調整干擾偏差，但因為不探討因果性，分不清甚麼變項應該對照，只是越多越好。運用有科學根據的因果圖，找出足夠的去干擾因子，再以去干擾因子執行調整，就可以表示用經計算出X→Y的因果效應。

統計學去干擾的原理是隨機對照實驗(RCT)。作者指出， 從因果圖了解RCT為何不受干擾偏差後，就不需要視RCT為因果分析最佳標準。隨機化能切斷所有與隨機化變項間的連結，包括不知道或無法量測的連結。假設在一般情況下的因果圖如下︰

透過隨機化指定肥料，RCT的模擬世界會變為下圖，以計算肥料對產量的效應︰

在不可能進行RCT的情況，非實驗性研究可運用do運算子提出因果圖假設所提出的因果性。干擾偏差是指P(Y｜X)與P(Y｜do(X))的差異。在因果圖中，X→Y的干擾因子Z，定義是「Y與Z相關，而且相關路徑沒有經過X」。

以中介變項(A→B→C的B)或分叉變項(A←B→C的B)及其後代執行對照可關閉A→C的資訊管道，以衝突變項(A→B←C的B)及其後代執行對照可開啟A→C的資訊管道。在更長的管道中︰

A←B←C→D←E→F→G←H→I→J

如果其中一個連接被阻斷，J就無法透過這條路徑找到關於A的資訊。阻斷方法如以B執行對照、以C執行對照、不以D(衝突)執行對照、以E執行對照等。假如不執行任何對照，這條路徑是阻斷的，因為D與G都是衝突。將衝突執行對照會開啟原本關閉的管理，將所有可測量變項都用作對照並不正確。

要去除X→Y的干擾，只需阻斷兩者間的非因果路徑，但不阻斷或擾亂因果路徑。更精確地說，阻斷所有後門路徑，也就是以指向X的箭頭為起點，由X至Y的路徑後，就可去除X→Y的干擾。書中其中一例如下︰

當中後門路徑X←B←C→Y需要阻斷，可以C執行對照。假如以 B執行對照，則X←A→B←C→Y路徑會開啟(B在這路徑中是衝突，對照後會開啟路徑)，需要進一步以A執行對照。

在因果革命出現之前，1950-60年代吸煙是否導致肺癌引起過激烈爭議。反對吸煙導致肺癌的最重要說法是，有不明因素同時導致尼古丁成癮與肺癌，這類干擾現在可以藉因果圖消除，但當時的科學家沒有這種方法。為說明吸煙導致癌症的理論正確，1960年代美國衛生總署採用一連串非正式指導方針，名為希爾準則。希爾準則最初有五項︰一致性(不同群體的多項研究結果相仿)、關聯強度(包括劑量反應效果︰吸煙越多、風險越高)、關聯特異性(特定因素有特定效果)、時間關係(原因先於效果)、連貫性(生物上可信、吻合實驗與時間序列等)。希爾準則最後說服了醫學界，但對未來的因果研究，這些準則依然不足。

在「蒙提霍爾悖論」中，假設遊戲要選擇三道門之一，要選的是其中一道有汽車的門、而另一道門有山羊、最後一道門甚麼都沒有，在選擇一號門後，知道門後有甚麼的主持人打開三號門，門後是山羊，這時主持人問要不要換選二號門，換另一扇門選中門後汽車機率會由之前1/3增加至2/3。以因果圖看蒙提霍爾悖論顯示如下︰

主持人「打開的門」是玩家「選擇的門」與「汽車位置」的衝突，取得「打開的門」這個變項的資訊(也就是主持人打開山羊的門後)，衝突條件化會造成親代之間的假性相依︰如果之前選一號門，汽車位置在二號門的機率是一號門的兩倍，反之亦然。這種相依純粹是貝氏條件化產物︰任何假設一旦通過可能威脅其正確性的檢驗，這個假設的可能性就會提高。這種相關沒有原因，違反我們的常識，就像視覺幻象一樣造成系統性錯誤。

辛普森悖論是指在每一子分類下的相對機率分布，與合併整體後的相對機率分布相反，以一組虛構資料為例︰

	對照組(不服用藥物)		處理組(服用藥物)
	心臟病	無心臟病	心臟病	無心臟病
女性	1	19	3	37
男性	12	28	8	12
全體	13	47	11	49

在上例中，不論女性或男性，服用藥物組別的心臟病比率都較高，但數字合併後，反而是不服用藥物組別的心臟病比率比較高。直覺以為當A/B>a/b以及C/D>c/d，那麼(A+C)/(B+D)>(a+c)/(b+d)，但這樣的直覺並不正確。作者認為，這種情況應該稱為辛普森逆轉，而不是根深柢固想法出現衝突的悖論。

上例中性別對服用藥物的比例與心臟病罹患率都有影響，這可以藉因果圖表示如下︰

因而性別是藥物→罹患心臟病路徑的干擾因子，必須以干擾因子執行調整。例如分別觀察男性與女性的資料，再取其分布機率平均值，假設男女比例相同，則不服用藥物組別中，男性心臟病比例為30%，女性為5%，兩數平均為17.5%；服用藥物組別中，男性心臟病比例為40%，女性為7.5%，兩數平均為23.75%。對比不服用藥物組別的17.5%與服用藥物組別23.75%，可見服用藥物增加心臟病罹患率。

即使數字完全一致，但因果模型有別，則處理資料的方法也有差異。例如上例組別由性別變成血壓︰

	對照組(不服用藥物)		處理組(服用藥物)
	心臟病	無心臟病	心臟病	無心臟病
低血壓	1	19	3	37
高血壓	12	28	8	12
全體	13	47	11	49

假設已知血壓是心臟病可能原因，藥物據稱可以降低血壓，要找出藥物對心臟病風險的影響，以因果圖表示如下︰

由於血壓是中介變項，不是干擾因子，不需要劃分資料，以血壓條件化反而會令藥物→罹患心臟病其中一條因果路徑失效。以整體資料得出結論，藥物對降低心臟病資料有效。

羅德悖論與辛普森悖論相似，後來修改過的羅德悖論查詢不同飲食對學生體重增加幅度的影響，顯示如下圖︰

WI代表起初體重，WF代表最後體重，學生分別在不同食堂用餐，起始體重較輕的學生較多在食堂A用餐，較重的學生較多在食堂B用餐。整體而言所有學生體重都沒有增加，但在每個最初體重組別中(例如W0)，在食堂B用餐組別的體重增加都高於食堂A組別。

此例以因果圖表示如下︰

可見WI是D(飲食)與WF的干擾因子，分析時應以起始體重執行對照，推論在食堂B用餐的學生體重增加較多。

當資料有足夠變項組，可以阻斷介入與結果間的所有後門路徑，就可藉調整公式以干擾因子執行對照，按照去干擾因子的分層(例如性別比例)加權。在數字值的變項中，處理變項X、結果變項Y、與干擾因子Z的關係方程式可寫成Y = aX + bZ + c，a就是X在調整Z後的回歸係數。如果Z是唯一的干擾因子，a就是X對Y的平均因果效應，前提是因果路徑圖代表可信的真實情況，以及Z應該符合後門準則。回歸調整只適用於線性模型，無法建立非線式交互作用模式。

當有無法阻斷的後門路徑，就無法進行後門調整。另一種調整方法是前門調整，以某種吸煙基因、吸煙、焦油與癌症的關係為例︰

由於不知道吸煙基因是否存在，無法蒐集相關資料阻斷後門路徑。解決方法是改為注意前門路徑，即「吸煙→焦油→癌症」，推理過程如下︰

1. 估計吸煙對焦油的平均因果效應，因為「吸煙←吸煙基因→癌症←焦油」路徑已被癌症衝突阻斷，不用做後門調整，直接觀察P(焦油｜吸煙)與P(焦油｜不吸煙)的差，就是吸煙對焦油的平均因果效應。

2. 估計焦油對癌症的平均因果效應，後門路徑「焦油←吸煙←吸煙基因→癌症」可藉由調整吸煙阻斷，以後門調整公式得出P(癌症｜do(焦油))與P(癌症｜do(無焦油))，兩者的差就是焦油對癌症的平均因果效應。

3. 透過在P(癌症｜do(焦油))與P(癌症｜do(無焦油))兩種情況，在do(吸煙)下的機率分別執行加權，可以計算出吸煙導致癌症的總機率；同樣的兩種情況以do(不吸煙)下的機率分別執行加權，可得出不吸煙導致癌症的總機率。兩者的差就是吸煙與不吸煙對癌症的平均因果效應。

設X代表吸煙、Y代表癌症、Z代表焦油，前門調整以公式表示如下︰

P(Y | do(X)) = Σz P(Z = z, X) Σx P(Y | X = x, Z = z) P(X = x)

後門公式如下︰

P(Y | do(X)) = Σz P(Y | X, Z = z) P(Z = z)

前門調整能以無法觀察、甚至不知道的干擾因子執行對照，而且可以觀察人在自然狀態的行為，作者認為前門調整可以成為隨機對照試驗的有力競爭者。

消除P(Y | do(X))中的do運算子有三項規則。規則一，觀察與Y無關的變項W，則Y的機率不會改變，以符號表達為︰

P(Y | do(X), Z, W) = P(Y | do(X), Z)

規則二，當一組變項Z可以阻斷從X到Y的所有後門路徑，則以Z執行條件化後，do(X)等於觀察資料中的see(X)，以符號表達為︰

P(Y | do(X), Z) = P(Y | X, Z)

規則三，只要從X到Y沒有任何路徑，只有指向前方的指頭(X→Y)，則︰

P(Y | do(X)) = P(Y)

引用前述吸煙、吸煙基因、焦油與癌症關係的例子，設s=吸煙，c=癌症，t=焦油，以這三項規則推導出前門公式的步驟如下︰

在接受線性假設下，運用工具變項可以做出與前門調整相同的方法，找出X對Y的影響。設工具變項為Z，未知干擾因子為U，X、Y、Z、U的因果圖如下︰

由於Z與X沒有受到干擾，所以Z對X的因果效應(a)可由Z對X的回歸線斜率rZX估計得出。同樣，由於路徑Z→X←U→Y被X的衝突阻斷，所以Z對Y的因果效應(ab)等於Z對Y的回歸線斜率rZY。因此a=rZX，ab=rZY，可得出X對Y的因果效應b=rZY/rZX。

在反事實因果模型中，假如X指定為x值，Y對個體u所採用的值，以符號可寫為YX=x(u)，或簡化成YX(u)。以公司員工薪水為例，設EX為工作經驗年數、ED為教育程度(為簡化以0=高中畢業、1=大學畢業、2=研究所畢業)、S為薪水、u為員工，各員工的資料如下︰

	工作經驗	教育程度	薪水
員工(u)	EX(u)	ED(u)	S0(u)	S1(u)	S2(u)
愛麗絲	6	0	$81000	?	?
伯特	9	1	?	$92500	?
卡洛琳	9	2	?	?	$97000
大衛	8	1	?	$91000	?
恩斯特	12	1	?	$100000	?
法蘭西斯	13	0	$97000	?	?
其他

假如愛麗絲是大學畢業生，會有多少薪水？換句話說，S1(愛麗絲)是多少？以資料比對或線性回歸都無法解答反事實問題，關鍵在於經驗有可能取決於教育程度，以因果圖表示為︰

薪水(S)以教育程度(ED)、經驗(EX)為函數最符合的線性方程式為︰

S = $65000+2500*EX+5000*ED +US

US代表影響薪水的未觀察變項。由於S沒有箭頭指向EX，EX線性方程中S的係數為0，EX的線性方程為︰

EX = 10-4*ED+UEX

UEX代表影響經驗的未觀察變項。

要回答 SED=1(愛麗絲)是多少需要進行三個步驟︰

1. (外展) 以愛麗絲與其他員工的相關資料，估算愛麗絲專屬的US(愛麗絲)與UEX(愛麗絲)。已知EX(愛麗絲)=6、ED(愛麗絲)=0，可得US(愛麗絲)=$1000、UEX(愛麗絲)=-4。

2. (行動) 使用do運算子，依據提出的反事實假設修改模型，設定ED(愛麗絲)=1。由於沒有箭頭指向教育程度，在此例中不需要去除箭頭，但較複雜模型中可能會影響之後計算。

3. (預測) 以修改過的模型，根據US(愛麗絲)、UEX(愛麗絲)與新設定ED(愛麗絲)的值，計算SED=1(愛麗絲)。SED=1(愛麗絲) = $65000+2500*2(即︰10-4*1[新的ED(愛麗絲])+(-4)[UEX(愛麗絲)])+5000*1[新的ED(愛麗絲))+1000[US(愛麗絲)] = $76000

這三個步驟可綜合為YX(u) = YMx(u)，也就是使用模型MX去除指向X的箭頭，計算其結果Y(u)，得出潛在結果YX(u)。

作者以法律為例說明機率反事實論證︰

假設知道太平門被堵塞(X=1)且某人死亡(Y=1)，那麼如果X為0，此人存活的機率是多少？

以符號表示，上面要評估的機率是P(YX=0=0 | X=1, Y=1)，也可以稱作X=1為Y=1的必要性機率(PN)。在法律上，刑法採用近因原則，即結果之發生不應太過遙遠或偶然，難以歸因於抗辯人的責任或其行為效果。作者指這是一種充分性機率(PS)，以符號表達為P(YX=1=1 | X=0, Y=0)。作者認為，當PS太小，Y=1就不應歸責於被告。

以本書最初的行刑隊例子來說，A士兵或B士兵開槍都足以導致囚犯死亡，但兩者本身都非必要，所以PS=1，PN=0。加入不確定性，例如假設A士兵有pA機率沒有擊中目標，則他的PS是他擊中目標導致死亡的機率，即1-pA；他的PN則取決於B士兵沒有擊中目標的機率。

區分PS與PN有助於理解溫室氣體與氣候變化的關係。以2003年歐洲熱浪為例，PS低至約0.0072，表示當年無法預測這次事件，PN則是0.9，代表沒有溫室氣體，這次熱浪很可能不會發生。極低PS值需要放在更長遠背景來看，時間拉長，其他造成熱浪機制產生影響，PN因而降低。由於有更多時間產生隨機值，加上溫室氣體濃度持續提高，PS會不斷提高，即極端天氣出現機率持續上升。

中介分析探討中介變項是否能完整解釋處理變項的效應，區分直接與間接效應，這與反事實陳述有關。以性別、學系、錄取結果的因果圖為例︰

如果要封閉性別到結果的間接路徑，需要使學系保持恆定，再改變性別變項。但以學系執行條件化，在學系有干擾因子下(例如圖中的居住州)，就會條件化學系這一衝突，開啟「性別→學系←居住州→結果」的後門路徑。不保持中介變項(此例中為學系)恆定，而以中介變項執行條件化，作者稱為「中介謬誤」，可能導致分析翻轉。

直接效應可以do運算法定義。假設有處理X、結果Y與中介M三個變項，對照直接效應(CDE(0))以符號表示為︰

CDE(0) = P(Y=1 | do(X=1)), do(M=0)) - P(Y=1 | do(X=0)), do(M=0))

CDE(0)中的0代表規定中介變項值為0，也可以規定中介變項值為1，計算出CDE(1)，但過度對照實驗可能會扭曲原本的情況。另一方法是隨意指定X的值，計算出自然直接效應(NDE)，以符號表示為︰

NDE = P(Y_M=M0=1 | do(X=1)) - P(Y_M=M0=1 | do(X=0))

以學系例子說明，前面一項代表女性學生如果選擇自己喜歡的學系(M=M₀)，同時謊報為男性(do(X=1))時被錄取的機率。

自然直接效應無法以do計算法估算，必須以中介方程式去除反事實下標。計算間接效應不能封閉直接路徑，因而沒有「對照」版本，但有「自然」版本的自然間接效應(NIE)，同樣以反事實定義。作者以寵物犬在其他寵物寄宿時較接受家居訓練的事為例︰

作者想問的是，已知其他寵物在家，小狗改變了行為，但如果其他寵物不在家，應該有甚麼結果。同時，如果其他寵物不在家，但小狗關在籠子或接受看管，應該有甚麼結果。這種自然間接效應以符號表達為︰

NIE = P(Y_M=M1=1 | do(X=0)) - P(Y_M=M0=1 | do(X=0))

第一項是已知沒有其他寵物在家(X=0)，但把中介變項設定為有其他寵物(M=M₁)時的值，居家訓練成功(Y=1)的機率；後一項則是沒有其他寵物在家的「正常」(M=M₀)情況下，居家訓練成功的機率。反事實M₁必須每隻小狗分別計算，不同狗隻對關籠子或看管的需求可能不同，不適用do計算法。假設M與Y之間沒有干擾，可以去除NIE中的反事實，產生它的中介方程式，計算出NIE。

線性因果模型不考慮各變項的交互作用。以線性因果模型分析，整體間接效應就是每條路徑的間接效應總和，整體效應則是直接效應與整體間接效應的總和。巴隆—肯尼法依此評估中介，比較包含中介變項與排除中介變項的線性方程，兩者有明顯差別就是中介的證據。問題在於，路徑效應相加與路徑系數相乘在非線性模型中不成立。

作者跳出線性理想世界，以反事實表達直接與間接效應，寫成中介方程式。假設變項之間沒有干擾，且M為處理X與結果Y的中介變項，則自然間接效應為︰

NIE = Σ_m[P(M=m | X=1)] - P(M=m | X=0)] * P(Y=1 | X=0, M=m)]

乘項前面的式子代表X對M的效應，後面的式子代表X=0時M對Y的效應，這方程式代表兩個非線性效應的乘積。與前面的NIE方程式不一樣，此方程式沒有下標與do運算子，可以由觀察資料估算。

作者在最後一章再次討論人工智慧，指出深度學習對特定工作相當有效，但完全不具透明性。如果機器人不透明，人類就無法與之溝通。深度學習的理論限制是，無法超越因果階梯的第一層，影響它在受多重因果力掌控的環境中運作。在強AI中，因果模型是必須品，應該能理解「我應該採取其他行動」這個陳述，其反事實詮釋是「我做了X=x，結果是Y=y。但假如我採取其他行動，如X=x'，則結果會更好，如Y=y'」。

當人們要求機器擁有執行X=x的意圖、察覺這個意圖，但決定執行X=x'，就是要求機器擁有自由意志。自由意志幻覺可大幅降低機器人與人類間溝通的不確定性，強AI必須了解與選擇各意圖有關的詞彙，或許最好「相信」自己有自由意志，因此能觀察自己的意圖，採取不同的行動。作者相信，反事實演算法已跨出一大步，讓人類以運算方法產生意識與自主能動性。讓思考機器有自主能動性的程式至少應有三部份︰世界的因果模型、本身程式的因果模型，以及記錄意圖與外在事件間對應方式的記憶體。

大逃離

看完了《大逃離》，討論羅馬帝國滅亡與「大分流」(拉丁歐洲率先走向現代化)的關係。與中東、北非及東亞不同，歐洲自羅馬帝國後，再沒有出現大一統的帝國，作者稱之為「第一次大分流」。羅馬興起時附近沒有龐大朝貢帝國，透過條約取得其他政治體的領導地位，既可以大規模徵用人力，又盡可能不干涉地區事務。公民稅率低，歲入很大比例來自戰爭掠奪，軍事參與率極高。戰爭異常頻繁，從公元前410到101年的三百一十年間，只有十九年沒有戰爭。羅馬統一意大利半島後，四周對手在動員強度、規模或內部整合程度上不如羅馬，無法長期抵抗羅馬的侵略。隨著羅馬由寡頭制轉為君主制，繼續擴張的經濟收益不足以抵銷成本，全民軍事動員由職業常備軍取代，財政收入來源從戰爭掠奪轉為統治繳稅行省。

從反事實的角度思考，假如亞歷山大沒有早逝，有可能會入侵意大利，較有機會扼殺羅馬的發展。自漢尼拔以後，羅馬失敗的可能性幾乎消失，問題只在於帝國能維持多久。羅馬帝國是獨一無二的經驗，統治當時歐洲五分之四人口，控制整個地中海，在遠離歐亞大草原的地點興起為帝國。羅馬海上霸權的地緣政治條件日後沒有再出現，地中海往後成為各國與海盜的競技場。羅馬優勢難以再次複製，有助解釋日後再沒有出現類似羅馬帝國的國家。

日後東羅馬帝國、伍麥亞哈里發國、查理曼法蘭克王國、德意志帝國、蒙古、哈布斯堡與鄂圖曼帝國都未能在歐洲重建霸權帝國。在中世紀，中央集權權威與國家能力弱化，國家規模受限。東羅馬帝國受制於各方的威脅，哈里發國的稅收逐漸被地方軍隊侵蝕，法蘭克王國貴族力量強大、派系分裂， 德意志帝國不得不顧及諸侯與教會利益，都令重建羅馬帝國變得不可能。到近代早期，國家力量與穩定性的成長受列國體系所限，潛在霸權由權力平衡抑制。蒙古在西歐需要面對供養馬匹草原不足，以及眾多各自為政的堡壘。哈布斯堡家族領地缺乏整合，更要面對宗教改革帶來的分裂。鄂圖曼帝國財政能力不足，同時需要投入東部伊拉克戰區。這些政治體都難以完全征服全歐洲各國。隨著歐洲多中心主義更為鞏固，羅馬帝國重生的道路已不可行。

羅馬之後的歐洲統治者財政能力急速下降，但舊世界其他地區徵稅能力成功維持或恢復，因而得以支撐大型帝國。後繼羅馬的日耳曼政權將土地授予下屬，軍人取代官員擔當菁英，隨後是漸進的財政制度崩壞。在中國，四世紀開始的長期分裂期間，北方統治者中央掌控的騎兵有能力制衡地方權力，人口普查與徵稅的財政結構在漢朝滅亡後得以延續，以支撐較大規模的軍隊。鄰近大草原讓中國北部有足夠馬匹供應，以騎兵集中支配，同時亦不斷帶來草原的挑戰者，更有需要中央集權面對激烈競爭。後繼的中國王朝統治者能重建強大的國家力量，其統治者強制力在同期歐洲無法相比。

地理方面，西歐的海岸線遠比其他地區長，地形相對複雜，較容易穩定出現小型政治體。歐洲阿爾卑斯山脈、庇里牛斯山脈與喀爾巴阡山脈阻礙往來，河流連結功能較中國的河流少，不利於核心地區的後勤補給。中國的「天然」核心在農業產出高、人口稠密的中原，歐洲則不存在這種核心，被山脈、沼澤、森林與海洋分割成各個孤立發展區域。歐洲細長地形讓霸權帝國需要面對較長的爭議疆界，並要往東西兩方極度延伸。在列國體系擴張，東歐與北歐的國家出現後，潛在帝國的擴張受到額外制衡，讓分裂狀態更形鞏固。

舊世界地區被大帝國統治的機率，與其相距亞非草原的距離呈統計關係，距離亞非草原越接近，被大帝國統治的機率越高。草原牧民與定居農民關係敵對，族群衝突有助強大政治軍事政治體出現。草原群體難以生產定居社會的諸多物品，需要與定居社會貿易、為定居社會服兵役，或者掠奪定居社會以獲得後者的產物。定居社會能否得以保護在草原威脅之外受三項因素影響︰與草原的距離、山脈與海洋等天然屏障，以及與草原的連結。

對農業帝國而言，真正重要的資源不在大草原本身，而是在邊緣地帶的馬匹與騎馬者。大草原邊疆產生各種機制，有利草原與農業地區兩側的帝國形成。這包括集結軍事資產進行掠奪、先制攻擊與防守、草原軍事技術傳播、草原戰士滲透與反覆佔領鄰近農業地區，以及農業地區對這些侵略的反擊。在東亞，挑戰者集中在草原北方，促使農業社會建立霸權帝國。在歐洲，由於缺乏單一方向的嚴重威脅，促進多中心主義形成。

中國與拉丁歐洲的文化差異，影響各自在政治大一統的成本︰中國是單一文字與菁英語言，拉丁歐洲的菁英語言逐漸邊緣化；中國的宗教受國家限制，擁有統一士紳菁英信仰，拉丁歐洲發展出自治教會，與國家亦敵亦友。在整個舊世界，國家形成的長期模式與文化特質有關。

從六世紀至十世紀，中國的國家能力主要趨勢是帝國重建，拉丁歐洲主要趨勢則是各國與國內的分裂。地理、環境、語言、信仰、徵稅與動員能力等因素，都反映出中國與拉丁歐洲發展趨勢的不同。「第一次大分流」的結果基本上難以動搖，因為它是由多重原因決定。

歐洲多中心主義是第二次大分流、工業革命與「大逃離」的關鍵。持續加劇的國際競爭與同時間在國內出現的談判協商，促使各國提出各種增加績效的策略。與此相比，霸權帝國控制大型地區的絕大多數人口與資產後，繼續擴張的效益微不足道，比較無法刺激國家能力與績效。霸權帝國強調維持現狀，依賴國內資源，難以依靠破壞性創新打破人口限制。

在中世紀拉丁亞洲，經過長時間分裂，權力不僅明定在憲法層次的法律上，需要公開進行協商，還正式地予以分割。這些遺產後來讓國家與有組織的公民社會代表密切合作，必須仰賴由下而上的力量。近代早期歐洲各國長期捲入戰爭，驅動權力更集中的早期近代國家形成，軍事規模日漸龐大，人均稅負大幅提高，信貸市場擴展，政府不需要訴諸掠奪就能彌補赤字。早期近代國家的多樣性容許各種嘗試，讓政治體能以不同方式解決共同挑戰，從中汲取教訓。國家內部的多元主義削弱正統學說，培養出各種辯論與制度創新，令工業化出現後能夠進一步發展。

在中國，普世帝國與佔支配地位的信仰價值體系共生，菁英階層緊密依附於國家，商人缺乏獨立政治地位，恩庇關係特別重要。帝國中央人均稅率低，官員相對人數少，領土幅員廣闊，官員掠奪與權貴逃稅反覆發生。統治者與各菁英群體組成利益網絡，帝國缺乏願景、財政能力與行政支持而妨礙經濟發展，恩庇經濟存續阻止變遷的可能。尤其在帝國晚期，家長式農業制與低財政收入令國家基礎設施能力下降，加上貪污橫行，削弱對工商業財產權的實質保障。建立大帝國過程的大規模破壞讓人口減少，科技知識創新的累積中斷，帝國政策不斷改變也阻礙長期成長的累積。

工業化是特定環境的產物。保護主義逼使製造商追求更高生產力，海軍霸權保護進出口，暴力剝削以迅速開發新世界資源，戰爭與貿易驅動金融機構發展。這些條件都是源自歐洲內部競爭，以及獲取海外資源與市場的結合。

向全球擴張的關鍵不是風向與距離，而是宏觀政治動態關係。海上探索在歷史上一直由邊陲小規模政治體主導，大型帝國政治體的海上探險表現不如預期。當決策由帝國壟斷，特定統治者與派系的決定可以讓海上遠征突然停止，例如明朝突然中止海外經營。政治多中心主義保留選擇多樣性，國與國競爭鼓勵人們支持即使是不確定的任務，一定程度文化凝聚力則讓不同意見者在不同地點找到工作，這種環境讓哥倫布不太可能成功的計劃得以進行。

農業帝國漠視甚或敵視海外冒險，也是帝國結構因素下的合理回應。中華帝國內部資源豐富，沒有歐洲向外探索資源的壓力。當帝國主要目標是維持既有人口基礎，利用帝國人口的勞動與資產，外在世界的利益就相對較不重要，放棄貿易的經濟成本較低。南宋重視海外貿易的例外，正顯示在國與國競爭持續下，帝國自給自足形象隨之崩解。中國對草原敵人的陸上軍事行動規模，在海上冒險中付之闕如。海南島、台灣與馬尼拉距離中國大陸不遠，但一直沒有得到明朝重視。

拉丁歐洲在國與國衝突下，不從事海外征服會帶來風險，讓對手得到報酬。害怕損失驅使各國投入無止境軍備競賽，正式取得遙遠的領土與據點，以保留利用海外資源的管道。國家內部的資本家與教會同樣推動海外發展，與統治者合作對外在世界進行「三面侵攻」。重商主義視貿易為增加國家財富與力量的手段，在政治特權與軍事干預保護下，民間產業發展為特許公司，取得寡頭或壟斷尋租地位。

透過反事實假設，地理距離與風向改變或會令關鍵資源無法從外部流入歐洲，但歐洲內部多重分裂仍是促成現代化的必要條件。即使假設中國與新世界的距離比現實接近，中華帝國也完全缺乏適當誘因從事海外探索。地理有阻礙跨洋殖民的潛力，卻無法成為跨洋殖民的驅力。

政治體之間與內部的分裂，以及歐洲知識份子的高度流動，大大增加觀念市場的規模。宗教改革令北歐有更多人力資本累積與較高職字率，培養出工作倫理，特別在英格蘭營造對科技創新有利的環境，專注於經驗主義與強調效用。在中華帝國，國家政策取決於中央集權政府偶然的偏好，支持獨尊穩定與延續性的正統學說，在結構上不利於破壞性創新。

拉丁歐洲的強大政治體同樣致力於維持現狀，只是在多中心主義下失敗。歐洲在近代早期知識突飛猛進，奠基於分裂維持牢不可破。英國工業啟蒙運動來自學者與製造者間的連結，商業菁英主政，追求改良心態漸變成一種流行。英國主權與財產權得到保障，既促進革命性科技創新，確保國際貿易進行，同時順利取得國內煤礦，這都是持續發展的必要條件。缺少孕育出制度多樣性、資源競爭與創新的長期列國體系，英國的成功就不可能出現。

在後記，作者指喀爾巴阡山脈與阿爾卑斯山脈、草原騎馬戰士，以及或許還有基督教，三者以非常特定方式互動，孕育現代性誕生的環境。羅馬帝國對世界最重要的貢獻可能是信仰基督教，但也可能即使沒有基督教，歐洲同樣會走向現代化。我們今日熟悉的世界可能都不是由羅馬塑造。在通往現代性之路，競爭性分裂比羅馬殘餘的統一文化更為重要。 

為什麼我們經常誤解人心

看完了《為什麼我們經常誤解人心》，探討人類理解他人能力的局限。一般人相當善於猜測群體他人整體而言對自己的評價，但對特定旁人如何看待自己只有極有限理解。相較於陌生人，人們估計熟悉者心思的準確度較高，但差異甚微，反而是自認理解他們的自信遠超於實際能力。

人們對自己理解錯誤的部份，是人可以清楚意識到自己的態度、信念、意圖、感受等大腦完成產品，但察覺不到大腦建構這些產品的過程，因此不能認知大腦所犯的錯誤。情境觸發因素與無意識關聯是影響大多數想法與行為的來源，但人們對此沒有察覺。對自己心思進行內省，與推測別人心思的方式差不多︰雖然無法知悉行為的真實起因，但藉由一套理論解釋自己的行為。一個人如果認為自己看見的就是世界實際模樣，就會認為以不同方式看待世界的人帶有偏見，而不會認為自己可能有錯。

有時人們判讀他人時，會認為他人沒有完全的人類心智。當兩個心智在實體或心理上距離遙遠，就可能不會啟動判讀他人心智的能力，認為別人較沒有頭腦。要啟動判讀心智能力，需要共同注意目標、模仿行為與模仿造成的體驗三個階段。在感官或注意力範圍外，判讀心智能力就可能不會啟動。別人與自己差異越大，距離自身社交網絡越遠，思考別人心思的相關大腦活動就越不可能啟動。

在實際上沒有心智存在的地方，人們也可能會以為自己看到心智。認知其他心智是一種腦內運作，不論對象是否真的有心智。促使人們在非人對象看出心智的因素有三︰對象看起來似乎有心智、能夠以心智予以解釋，以及與自己的心智有密切關聯。心智概念可以為缺乏適當解釋的事物提供清晰易懂的說法。當事情需要解釋，但沒有其他明顯可見選擇，人們就會以賦予心智的方式加以解釋。覺得一件事物親近，或者長期感到孤單，也會更容易將事物擬人化。

在判讀他人心思時，人們會有自我中心的傾向，以為他人的看法與自己相同。自己與他人的觀點有兩項系統性差異，其一是他人關注的事物與自己不同，其二是關注相同事物時有不同評價。沒有注意到自己與他人有不同視角，會令人高估自己的重要性與貢獻，誤以為別人對自己非常在意或不時嘲笑自己。沒有注意到別人與自己有不同詮釋，會令人不知道自己的觀點是否受鏡片影響，對別人的經驗妄下判斷。

刻板印象可以較隨機更準確辨別出族群的平均值，但會系統地誇大族群之間的差異。在現實環境中，人們得到太少資訊、以差異定義各群體，以及無法直接看到形成群體差異的真實原因，都是刻板印象的出錯形式。人們知道越少，而且無法得知遺漏甚麼證據，刻板印象的誤導就越嚴重。藉由差異界定群體，會加強想像中的差異，忽略群體之間的共通處。刻板印象會將群體差異說成源自根本、內在、穩定的特質，而不是外加而不穩定的因素，從而誤解差異的原由。

人們會以一個人的行為評斷其心思，有時會忽視做這件事時較不易見的背景脈絡。觀察更大範圍的環境不易，令人認為行為揭露一個人的內在心理，但實際上揭露的並沒有那麼多。這可能會使人把意外當成是陰謀，視好運為才華，誤以為重大問題只是心態問題，忽略更大範圍的背景，設計出無效的解決辦法。

要更準確解讀人心，更仔細觀察身體語言不是很有效的方法。身體與面部會顯露思想與情緒，但能傳達的相當有限，對理解他人幫助微乎其微。「角色取替」如果缺乏其他資訊可用，反而會降低理解他人想法的正確程度，經由刻板形象產生更大誤會，增加不信任並強化自利傾向。

作者提議解讀人心的另一方式，是努力弄懂對方的觀點，不是設想，而是直接問。別人不必然會把你想知道的事告訴你，說謊的主要原因是避免受罰。要他人把觀點告訴你，就要減少對方受罰的恐懼。別人未必真誠了解他們自己，著重問「甚麼」會比問「為甚麼」更能取得對方觀點。為避免誤解，可以在取得別人觀點後，自己複述給他們一次，以驗證自己確實正確理解。

作者總結，想了解他人心思，多靠耳朵更勝於依賴推論。明白社會感受力有何不足，可以令人與他人分享內心思緒時更為開放，並以開放的態度傾聽他人，更謙遜了解他人的實際面貌。  

他的地板是你的天花板

看完了《他的地板是你的天花板》，中譯書名與原本The Class Ceiling的意思有異，而且與內文說明的不符，有點不切題。本書主題是英國高層階級家庭出身者走入菁英頂層過程的優勢，以及其他階級家庭出身者在同樣過程面對的困難。

作者首先分析大型統計數據，指出流進菁英工作最大一群，就是出身中高階背景的人。各種高社會地位職業中，專業職比管理職更排他，傳統專業工作(醫療、法律、建築、新聞等)比技術性專業工作(工程、資訊相關)者更多比例出身特權階級。然而，即使是最開放的公家機關管理層級，相較於整體勞工比例，勞工階級背景者仍然較少。

職業排他性原因包括「微階級再製」(從事與父母相同職業)與教育不平等，但即使擁有頂級大學學位、成績最優秀的勞工階級出身者，他們獲得頂端工作的機會仍比條件相同的特權出身者低。值得注意的是，開放給勞工階級出身者的管道，並不一定代表包容其他弱勢團體，反之亦然。例如醫療與其他生命科學階級出身最為封閉，但相對其他高端職業較對女性、黑人、巴勒斯坦與孟加拉人開放。警察、消防、救護車服務、工程高階職業對階級出身異常開放，但成員不成比例是白人男性。

職業對不同階級的差別待遇除了在入職機會外，也反映在進入菁英工作職場後的資薪所得。相較於父母為較高階職業者，出身最弱勢家庭者在菁英職場的薪資差距可至每年一萬英鎊以上。性別、種群與階級背景都對薪資差距有獨立運作能力，並會互相交織令人處於雙重或多重劣勢下。階級資薪最明顯的差異出現在法律、金融與醫療業。

階級資薪差異在控制族群、出生地、年齡、性別與失能狀況後擴大；在控制最高學力、學業成就、就讀大學後減少，但差距仍明顯存在；控制工作時數、培訓程度、工作年資這些「優秀能力」因素則沒有改變。在考慮前述所有因素，再加上工作地區——在英國特別是指在倫敦工作——與企業規模變項，在統計樣本中可解釋47%階級資薪差異狀況，顯示驅動階級資薪差異的因素包括學歷、在倫敦工作，以及在特定職業與較大規模企業工作。

作者以訪談企業員工的形式，檢視階級資薪差異尚未解釋的部份。訪問對象來自三家企業，分別是一家全國電視廣播公司、一家跨國會計師事務所與一家建築師事務所。受訪電視台的委託製作人通常由外部招聘，而資深委託製作人九成來自中高階背景。受訪會計師事務所的頂端位置是合夥人，當中私校教育出身者佔30%，比其他職級的比例高。事務所內有明顯的「倫敦效應」，駐倫敦員工出身私校教育者比例特別高。受訪建築事務所員工較多元，資薪所得差異較少，合夥人半數出身中產或勞工階級背景，只有一位是少數族群，沒有任何女性。

最後一群訪問對象是自僱戲劇表演者。英國演員在種族與族群比例與人口結構類似，但出身特權階級背景者比例明顯過高。戲劇表演領域有明確階級資薪差異，即使控制就讀學校類型、教育程度、地理位置與年齡因素，資薪差異依然具體而明顯。

在實地調查中，受訪者經驗對個人能力是唯一影響一個人成功與失敗的說法提出挑戰。父母財政支持讓一名頂端出身的戲劇表演者可以選擇工作，有能力渡過事業初期收入不足的階段。一名沒有父母支持的戲劇表演者則有不同職涯發展，財務需求逼使他接受被定型化的角色，也無法對角色提出反對意見，為金錢選擇對未來職涯發展有害的決定。特別是在事業發展初期，「人力資本」累積與能否利用「父母銀行」有密切關係。這在不確定又不穩定的菁英勞動市場特別重要。

物質差異對每個人可選擇行動路線有深遠影響。在受訪電視台中，許多勞工階級出身向上流動者，刻意不走攝影、導演、製作人的創意路線，或者在事業早期或中期離開。他們在開始了解創意路線工作的巨大不穩定，例如收入有限的初級工作與倫敦昂貴的居住成本後，很快就會重新調整他們的期待，改而追求產業中其他較「穩定」的職務。幾乎所有受訪者都有共識，電視台的創意路線結構，壓倒性獨厚出身背景有優勢的人。

父母銀行的優勢經常被淡化，當事人更願意認為功績是個人天份與努力的結果。有時當事人沒有注意自己的優勢，有時他們會對談論這個話題感到不自在。當事人會解釋家族財富來源、將話題帶向得到更多幫助的同僚、強調父母介入帶來的限制，以淡化父母銀行的價值。

在受訪會計師與建築師事務所，家庭財富的力量相對較小，因為這兩種行業入行後會提供收入高於平均的全職工作，多數執業者不需要資助都可以追求事業發展。這與許多不穩定的菁英行業形成對比。

在職涯發展中，舉薦關係對誰會攀至頂峰高度關連。這種關係以「人才地圖」或「伙伴特質」等中立詞彙包裝，但作者發現這樣的體制很少以工作表現為基礎，反而一開始總是建基於文化親和力。在會計師行業，合夥人舉薦基層員工是受到承認與鼓勵的做法，以提供晉升必須的經驗。當事人幾乎都會以技術或能力角度說明這種情況，但在談到具體例子時，會看到舉薦關係是以休閒活動、品味、幽默感這些共通點展開。這不代表與合夥人在文化上不相似的員工未來不會成為合夥人，但他們獲晉升時通常年齡較大，平均留在每一職等的時間明顯較長。舉薦式上流通常是獨厚特權出身男性的機制。

在電視圈，舉薦關係同樣架構在階級文化匹配過程上，並更強調讓人「開心」的社交性整體氛圍。受訪電視台職位頂層的委託製作人幾乎全是外聘，招募過程並不正式，對象完全由資深委託製作人決定，這與委託製作風險極高、工作依賴時效與著重團隊協同有關。非正式招募過程的副產品，是可靠度與好感混為一談，並以與資深委託製作人比較有緊密產業連結者為對象。

在建築界，舉薦關係歷史悠久，至今依然普遍。受訪建築師事務所的合夥人有半數來自中產與勞工家庭，這為背景出身比較沒優勢者帶來好處，但依然存在文化共通性「組織化」的現象。建築師行業對女性員工走向頂端特別困難，一名受訪女性建築師的經驗顯示，沒有支持力量與舉薦關係，即使獲晉升也非常脆弱，很容易會被逼重新接受降等職位。

一個人是否「適合」菁英工作的準則，與檢測當事人能力、表現或智慧的可靠方式沒有太大關連。反之，作者比喻那些行為準則像是「玻璃鞋」，讓某些人天生適合，對其他人卻是侷促不安。這些準則常成為勞工階級出身者的文化障礙，讓他們需要努力適應與迎合。

在受訪會計師事務所中，「當合夥人的料」是最初入行五、六年員工的護身符，有這句話就可以很快得到晉升。受訪合夥人解釋，「當合夥人的料」是指超越技術層面的計算與算數能力，擁有責任感、可靠度與魅力的「軟」技能。按作者的理解， 是否「當合夥人的料」通常取決於當事人自我表現與溝通風格，常被統稱為「精明幹練」的感覺，與標準英語、外表、服飾、禮儀、溝通風格有關。

大多數受訪者承認「精明幹練」無法正式或透明地評定。勞工階級出身的受訪者表示，「在工作中展現真實自我」的口號，與他們適應倍感艱辛或感覺低人一等出現矛盾。他們難以掌握「精明幹練」的表現方式，常因違反職場行為準則而犯「錯」，因而更常處於持續不安的狀態。

「精明幹練」在會計師事務所的諮詢顧問單位特別重要，原因是工作者不需要通過相同的技能測驗，而且客戶缺乏其他可靠資訊評估自己所獲得服務的品質。這種「知識模糊性」以「精明幹練」的形象為替代，形象、修辭與精準掌握行為準則，成為特別的加分項目。

受訪電視台不那麼重視精明幹練形象，取而代之是一種精心設計過的隨性，由服飾、幽默、說話方式、非言語溝通等因素構成。精心設計過的隨性與電視節目製作的知識模糊性有直接關連，新節目是否會成功極難預測，讓委託製作人如何呈現想法與包裝自己變得特別重要，以促進溝通並助長互相了解的感覺。

許多受訪者注意到勞工階級出身者難以消化「隨性」的準則，並因而在重要工作場合產生不利影響。勞工階級與中產階級出身受訪者常描述一種被排擠在外的感覺，讓人格格不入，並隨時擔心沒有妥當表現精心設計過的隨性。有受訪者表示，許多人可能都意識到，精心設計過的隨性行為準則與智慧或能力關係不大，但電視圈內這種準則依然是主流趨勢。

建築業較少階級天花板證據，可能與行業較注重技術層面能力有關。在受訪建築師事務所中，專業能力是所有職位的關鍵基礎，技術合夥人一直最受擁戴。技術知識明顯更加透明、可以透過學習獲得、更有價值、較不可能由特權背景傳承，看起來不特別在社會上排他。受訪建築師事務所的客戶同樣是執業建築師或工程師，可以公正評估事務所表現，取巧的精明幹練或隨性可能會適得其反。即使如此，這家事務所整體人員依然偏向特權階級，重視堅忍勤勉特質而獨厚男性，不對女性開放。其他以設計掛帥的更知名事務所，也可能因知識模糊性而存在階級天花板。

作者解釋，「適合」的概念常具有「特定領域」限制，行為準則不是所有行業相同。很多證據證明這些行為準則會被誤認為是優秀能力的客觀技能、才幹與智力標示，但它們絕大部份與工作表現無關。特權階級出身者最能自在接納、精通與玩弄主流行為準則，他們最能「在工作中展現真實自我」，但這其實就是許多菁英職業以特權階級出身者自己的形象來呈現的集體印象。

許多菁英職場存在明顯不利勞工階級出身者的組織文化。聘用過程沒有明確規定，加上候選人供過於求，因此在通往高位的過程中，往往依賴候選人發出他們與既有管理文化很熟悉的「信號」，然後等著在高位者給予肯定與報酬。

在受訪電視台的委託製作部，委託製作人對高雅文化有特別的掌握與偏愛，以一種複雜又文藝的方式談論電視節目。對許多受訪高階主管而言，熟練掌握這種高雅審美觀是重要技能，是一種生產能力。這與電視台的階級天花板關係密切，讓勞工階級出身員工毫無歸屬感，在重要場合感到畏懼害怕。同時，不論階級背景，大多數受訪者都質疑高雅文化賦予創意決策過程的額外價值，覺得這種共有美學感主要在於製造「裝腔作勢」效果，讓特權背景出身者彼此相認。

腔調與標準英語對戲劇表演業影響力最大。由戲劇學校、求才廣告到試鏡過程都暗示標準英語的重要，這為勞工階級出身演員豎立一道明顯障礙。帶有區域腔調英語的表演者只能接演陪襯、典型化的角色，標準英語演出者則除了標準中產階級背景角色外，也被視為有「中性」腔調，可演出不受型態拘泥的各種角色，從而被視為達至演藝高峰。

在受訪會計師事務所，被稱為「有份量」的合夥人特質，是掌握與客戶相處的一種特定「氣勢」。成功維持客戶關係的秘訣，是要能夠與客戶產生連結，這往往取決於合夥人與客戶之間相當直接的「文化匹配」過程。在知識模糊性強烈的諮詢顧問工作中，企業聘用具特定美感經驗的人，與客戶培養緊密人際關係，建立客戶信賴以獲得與保住生意。這種能與客戶建立親密情感的能力，與雙方共有階級文化背景息息相關。受訪會計師事務所的客戶背景偏向特權背景出身者，不是同樣階級背景的候選合夥人會被視為「風險更高」。

受訪建築師事務所的內部文化更為開放，這與事務作規模、辦公室設計、工作合作本質有關，但受訪員工最常提及的要素，是一位自勞工階級出身的合夥人。在階級天花板議題，高層主管文化確實扮演一定角色，決定誰可晉升，透過日常管理風格展現組織價值。此外，客戶關係對受訪建築師事務所也有影響。這家事務所面對更技術性的客戶，與客戶之間的關係更為功能性，不需要情感連結與文化熟悉度這些因素。

部份居高位的受訪者認為，階級天花板是因為勞工階級出身者缺乏動力、野心與復原力，所以無法晉升至高位。作者質疑這種偏向自信心或抱負的論點，勞工階級背景者在向上流動過程中，之所以會「自我消除」，通常是預期自己會遭遇真實的阻礙。向上流動者自我消除的方式，包括選擇放棄具體的進階或晉升機會、轉往聲望較低的事業路線發展，以及在進入最具盛名高階主管職位後，拒絕按遊戲規則行事。自我消除是前面討論過許多問題的回應方式，無法僅由矯正或輔導，「補足」這種「欠損」。

自我消除顯示與向上流動密不可分的深刻情緒印記。受訪向上流動者的旅途充滿艱辛、不安與痛苦，這解釋為何有些人寧願選擇不再奮力上游，並揭示向上流動並不如政治迷信般是無條件的好事。爬上頂峰可能會帶來「格格不入」的感覺、事業發展道路上需要謹慎行事、需要將階級同化表演延伸至日常社交的界線、持續感覺在偽裝的情緒負擔、夾在兩個世界中間左右為難，都讓向上流動者需要耗費情緒能量。從心理健康角度來看，向上流動的「成功」並不確定，即使成功打破階級天花板也不例外。

作者以「盛行風」比喻總結特權背景的影響。特權可讓人較不費力走更遠的路，這不代表向上流動者在「逆風」無力前進或不會達至頂峰，但一般而言他們前進的時間要更長，成功次數更少，而且常是更費力與疲憊的經歷。當特權順風被誤解為「優秀能力」，就會合理化造成不平等結果的原因，讓成功者自認為是憑藉自己能力，不幸的失敗者感到自責。理解「優秀能力」最多只是解釋成功抵達事業頂峰的不完整原因，就可以對因社會出身而不公平地分配報酬的現況提出更廣泛質疑。

本書的分析框架表明是發展自布迪厄(Bourdieu)理論，運用慣習、場域、資本等概念，指出資本量、資本組合與時間對資產改變的重要，分析具象文化資本如何在特定場域轉換為其他形式資本。作者也參考各類研究的概念，例如玻璃天花板、同質性、舉薦關係、自我消除、微歧視等，補充階級與流動分析的理論不足。作者提出流動分析不應忽略一個人職涯發展軌跡，也就是代內流動方式，以了解當下與未來流動性。階級需要從多層面理解，不只限於職業，這讓定性調查有其必要。

本書最後是頗為詳細的方法論說明，這在普及書籍中頗為罕見。

嘉峪關外

看完了《嘉峪關外》，主題是1759-1864年清帝國下的新疆。乾隆征服新疆時曾受到漢人官員質疑，國家統治延伸至蠻荒之地徒然浪費。乾隆辯稱征服新疆減輕內地軍事支出，可以節省資金。朝廷努力達至「以西域治西域」的目標只有部份成功，屯田與對哈薩克貿易讓新疆在糧食與牲畜自給，但軍府仍需要每年從內年輸入協餉應付支出。

為減少當地人不滿，清朝在南疆稅率偏低，政府壟斷重要商品在新疆又無法實行，皇帝諭示當地官員不得嚴從內地章程。這些官員以官鋪、租賃與「生息銀兩」投資資金獲取利潤，用於滿蒙士兵額外所需。官員同時操縱貨幣制度，徵收商業稅，商業網絡成為新疆政府重要的額外收入來源。

在乾隆的正式公告中，內地漢人、蒙古人、新疆穆斯林都是圍繞清朝皇室，沒有特權地位。1830年第二次和卓入侵後，朝廷決定取消漢人移居南疆限制，這預示帝國觀念的重大轉變。1850年代內地各省遭嚴重破壞後，新疆政府欠缺輸入餉銀，陷入財政危機，徵收更多商業稅。新疆與內地貿易量一直減少，原因包括貿易路線不再安全，與商業稅不斷增加。內地協餉消失讓南疆政府對當地回子徵收更多新稅，當地回子對清朝統治日趨不滿。清朝軍事力量不斷衰落，伊犁旗人喪失軍事能力，也沒有經費維持戰力。

總覽清朝對新疆的「帝國主義」性質，作者指清朝向中亞擴張的動機複雜多變，不能忽視乾隆本人在擴張過程中的影響。對清朝來說，擴張最初缺乏經濟動機，沒有證據指清帝國以搾取新疆自然資源與商業財富為擴張動機。乾隆曾提出以擴張為帝國提供生存空間，讓不斷增加的內地人口向新疆流動。新疆清朝當局沒有過於干涉當地宗教與風俗，沒有希望同化當地平民，反而以維持不同民族的文化界限為目標。但在十九世紀中期，清朝在新疆開始有理念上的轉變，讓大量漢人移民來替代新疆的民族。

清帝國主義消除草原遊牧民族進一步的戰略威脅，並強化它在西藏的地位。在經濟上，清朝從新疆運出最有價值的東西是玉石，成為皇家私人的財富。直至1850年代，清朝沒有向通過新疆的商隊直接徵稅，商稅幾乎都是針對內地貿易茶葉、大黃等貨物的坐商。新疆內地私商在北路以山西商行為代表，通過內蒙古至烏魯木齊販運茶葉與奢侈品。西路私商規模較小，沿河西走廊至新疆各城，身份各有不同。

清朝秩序下的新疆有利於貿易發展，農業擴張與白銀輸入也一直刺激新疆經濟。另一方面，清朝默許當地領袖伯克對回子農民的勒索。內地沒有從新疆獲得超額利潤，清朝也沒有成立壟斷公司來控制新疆的貿易。

清帝國主義讓中國精英改變心理上「中國」的觀念，新疆從十八世紀批評者的「無用之地」，變成1830年代末經世主義思想者眼中，可轉變為內地人真正的家園。十九世紀後半外來壓力增加，讓清朝鼓勵漢人移民新疆、蒙古、滿洲與台灣，並在當地實施當地形式的行政機構。清朝為了確保其安全，以帝國的「漢化」(而不是自動服膺較高文明的「中國化」)為妥協，漢人取代滿蒙掌握權力，在邊疆地區定居的漢人日漸增多。

二次大戰後的野蠻歐陸

看完了《二次大戰後的野蠻歐陸》，講述二戰結束後歐洲的破壞、復仇、種族清洗與內戰。這些主題經常在往後的敘述略過或故意不提，尤其在東歐，也受到政治與其他原因扭曲。

二戰造成的破壞前所未有，規模難以想像。數以千計城市與城鎮嚴重摧毀，村落社群與基礎建設消失，農地被故意焚燒，交通建設重創。直接死於二戰的歐洲人數達三千五百至四千萬人，越往東死傷越慘重。眾多社群空無一人，猶如亡靈的國度。最顯眼的缺席是猶太人，同樣在東歐格外明顯，波蘭部份地區猶太族群幾乎全部被殺。幾乎所有歐洲人都感覺到男性的缺席，許多孩子與家人失散，成為戰爭孤兒。數千萬人體驗與親友摯愛生離死別，穩定的概念一去不返，讓整個歐洲四顧茫然。

二戰讓大量人口流離失所，有項估計指有四千萬人在戰時離開家園。隨著戰爭步向結束，大批軍民返鄉，盟軍無法處理數十萬難民。不同軍事政府與救助機構提供協助，六個月內遣返大部份難民。戰時人口整片連根拔起變成常事，為戰後歐洲族群驅逐提供模板。

饑荒在戰時侵襲各國，納粹更故意讓東歐人飢餓。戰爭結束後，歐洲糧食供應並沒有好轉。官方配給有時低於每日一千大卡，不到成人所需一半。食物問題不只是生理需要，也有其精神面向，讓人在欲望驅動下幾乎失去理智。為了生活所需，放棄各種道德底線變得合情合理，賣淫不再難以接受，偷竊與劫持橫行，黑市買賣少有人視為犯罪，暴力變成日常生活，性侵在戰後繼續氾濫。

戰後各種運動與理想主義從每個階層爆發，表示歐洲社會並未完全失去希望。戰後歐洲渴求戰時英雄故事，表揚本國同胞，在被納粹佔領的國家尤甚，以忘記戰時有人通敵的難堪事實。這些故事也提醒那一代人，戰後歐洲生活多苦，都遠比他們推翻的暴政好。「團結」是當時的流行語，各國合作的理想成為日後歐洲國家建立正式夥伴的基礎。戰後權力真空帶來社會變革，為工人與農人帶來戰前無法想像的解放。

在戰後暴力與混亂的氣氛中，有人會訴諸「私法正義」，幻想透過復仇撥亂反正。集中營解放後，納粹暴行公諸於世，激起道德怒火，讓盟軍未來幾個月做任何事都取得正當性。士兵與集中營獄囚對任何德國人復仇，都得到盟軍默許或鼓勵。

戰時德國大量關押囚犯為奴工，殘酷對待他們。戰後在德國的奴工爆發，大肆搜刮食物、酒精與女人。盟軍為維持治安將這些外勞趕入營區，等候遣返，軍事化處理營內流離失所者，惡評如潮。聯合國善後救濟署接手後，鼓勵難民的方向感與自我價值，但時間有限，難民創傷太深，難以醞釀成果。

盟軍在1945年對待德國戰俘的做法引起很大爭議。美國的戰俘營只有少量帳篷，大體上戰俘只能日曬雨淋，缺乏毯子與衣物，沒有地方盥洗，食物與食水供應有限。更恐怖的是歐洲東部，蘇聯的德軍戰俘經常被逼「死亡行進」，路程一星期以上，期間經常不供應飲食。超過一百萬蘇聯俘虜死於關押期間，在南斯拉夫戰俘死亡比例是五分之二。蘇聯對德國人的恨意受官方宣傳，戰俘待遇與納粹德國的奴工無異。

在東歐，戰時德語人口享盡特權，戰後則成為東歐各國復仇對象。布拉格解放後，游擊隊搜捕德裔毒打強暴，偶爾大開殺戒。捷克當局經常譴責對各地屠殺德裔事件，但不忘在終戰一週年特赦「單純算帳」行為。多少德裔死於戰後捷克斯洛伐克不得而知，各種計算都有人質疑，作者認為大致有數萬人。德裔人在捷克斯洛伐克被強徵工作，不時以模仿之前納粹對待猶太人的方式被羞辱。

在波蘭，數千德國人被送進某懲戒營勞改，不時被痛毆，沒有充足食物與適當盥洗設施，傷寒斑疹爆發後，患者被強逼留在人滿為患的營內。類似情況廣見於波蘭許多營區與監獄，獄囚受到各式暴力對待，甚至直接被殺害。女性會例行遭性侵與毆打，與自己的孩子拆散。對於波蘭囚禁營的相關統計數字，波蘭人要壓低死亡人數，德國則盡可能誇大數據。

作者強調，戰後對德語人口的暴行，並不能與納粹屠殺猶太人相提並論。戰後這些暴行並沒有波蘭當局背書，虐待犯人的波蘭人確實受罰，這與納粹官方滅絕政策所造成的大規模屠殺，在質與量都無法相比。

戰時歐洲各國中與德國合作的人，在戰後成為民眾痛恨的通敵者，被視為「非人」。各地的通敵者會被草率處決、虐待、侮辱。盟軍與新上任政府不能容許民眾動用私刑，影響自己的權威。西歐政府以替換警員恢復警方正當性，勸誘前反抗者繳械，不少國家也宣告對之前的反抗軍活動特赦。

歐洲各國新政府希望向民眾展示國家有能力落實正義，大張旗鼓推動法治與組織改革，但各國成效有別。比利時、荷蘭、丹麥、挪威的反抗勢力放手交給政府，但在法國、意大利、希臘、東歐部份地區，游擊隊與民眾比較熱衷自行正義，主要原因是對主政當局缺乏信心。

通敵者在不同國家法庭受不同待遇、法庭傾向對窮人與年輕人嚴酷、通敵標準難以準確定義，都阻礙歐洲尋求正義。祭出重典報仇，也不符合任何一國的利益。政治人物更希望以團結迷思做好重建。堅持團結產生的戰後迷思，是二戰中所有邪惡都是德國人負責，他們是唯一的壞人，這就讓歐洲其餘國家都可以免責，共同分享「勝利」。

在全西歐，與德軍同床過的女性會被視為叛徒，成為宣洩民怨的出氣袋。這些女性會被當眾剃頭，被逼裸身遊行。儀式本身變成歐洲重拾「陽剛」氣質的表現，也不時帶有性意味。對女性當事人唯一的安慰，是西歐的剃髮比東歐隨處可見的性侵相對溫和許多。

戰後父親為入侵德國士兵的新生兒在社區不受歡迎，一小部份會被母親所屬社群殺死。這些孩子國籍在法律上歸於父系，被出生地視為心智有問題，被老師與同學排斥，經常受繼父虐待，甚至被自己的母親否定。後來由挪威政府贊助的研究指，這些孩子日後死亡率偏高、離婚率偏高、健康狀況較差、教育程度較低、收入較低、自殺率偏高。

在當時環境下，戰後復仇讓個人與群體得到抒發，不再只能袖手旁觀。親手復仇讓民眾感到正義沒有死透。較不暴力的復仇形式在當年被認為對減少流血有功。社群在復仇下團結，不再感到那麼無力。二戰後的復仇問題一直極具爭議，至今仍供人進行政治操作。作者指，事情真相是戰爭造成無人可逃的道德泥沼，所有人都有受害者與加害人的雙重身份。有時復仇不單是為了復仇，而是一種達成更極端目標的工具，其中之一就是戰後的種族清洗。

種族戰爭是二戰在歐洲發展的重要因素，不少人必須從各族裔中自行選擇，這攸關他們未來的待遇。戰爭結束沒有結束族裔認同的選擇，族裔衝突一直持續，變成區域以至國際之間的對立。戰時身分證上的證明，讓整群人口在戰後被驅離他們數百年的故鄉。

在德國的逼害結束後，猶太人發現歐洲的反猶氣氛不減反增。許多猶太人踏上歸鄉之路，卻發現官方表現冷淡，民眾對他們沒有同理心，不希望聽他們的遭遇。當各國一心希望重建跨國情誼，所有人對猶太人見死不救這一事實會顯得非常諷刺，提醒歐洲整個社會在戰時的軟弱無能。為了忘記過去，歐洲索性假裝戰時猶太人的遭遇很一般。

更灰暗的理由是，特別在東歐，猶太人戰時被抓後，土地與房產常被當地政權與居民瓜分。戰後倖存猶太人回鄉，對佔便宜的人而言，是已成自己財產的東西被索回。特別對於窮人來說，這種相對剝奪令他們對猶太人感到憎恨。各種暴力與非暴力形式反猶行為在匈牙利與波蘭橫行，當地共產黨政權則對此裝聾作啞。

東歐猶太人在面對反猶暴力下大量轉向西逃，1948-50年間東歐猶太人離國總數至少將近三十萬人。這些猶太人短期前往德國、奧地利與意大利，最終則是到英美或錫安主義者推動猶太建國的巴勒斯坦。美國對英國施加相當外交壓力，逼使後者接納十萬猶太人在巴勒斯坦落腳。1947年11月底，聯合國表決通過巴勒斯坦一部份交由猶太人作建國之用。1948年，以色列立國，歐洲部份國家猶太人人口在此時已大幅減少。

戰後民族主義暴力重心轉移至其他少數族裔。波蘭與烏克蘭武裝部隊戰時已在邊境互相執行種族清洗，在戰後也沒有停止，雙方廝殺造成成千上萬軍民死傷。蘇聯的解決方案是將兩國民族徹底分開，波蘭人就住在波蘭，烏克蘭人就住在烏克蘭。兩國定下的國界並非舊有國界，而是整體向西移。蘇聯將兩國少數族裔大量遷徙，過程不乏涉及波蘭與烏克蘭的暴力。1947年底，留下或返回波蘭的烏克蘭裔被送到波蘭西部新領土，原有村落人口被故意打散。波蘭烏克蘭裔被逼放棄民族認同，徹底受波蘭同化洗禮。

波蘭新得西部領土來自德國東部與東普魯士，當地人口組成幾乎都是德國人。這些德國人在二戰一結束就開始被波蘭與蘇聯驅趕，同時捷克也忙於將蘇台德地區德裔趕出邊境。德裔一路上遇到騷擾、搶劫、性侵、毆打，在驅離初期因缺乏交通工具只能徒步而行。到火車通行後，德國一方的證言指車廂過載、糧食不足、火車長時間延誤。

1945-49年間被驅離的德裔估計總數有1,173萬人。在德國，蘇聯佔領區在戰時破壞嚴重，值錢的東西變成蘇聯戰爭賠款，難以應付數百萬計難民；英國佔領區與驅離國家沒有接壤，有較多時間準備；美國佔領區持續接納各國難民，無法為所有難民提供生活所需。許多被驅離德裔持續留在難民營，經歷社會與心理問題，失去家鄉的身份，無法適應新環境。他們的「故鄉」被新政權的民族主義神話改造，被說成是該國自古以來的領土。

作者重申，波蘭與捷克人不是憑空希望驅逐德裔，主因是他們在戰時德國種族政策下受到的殘酷對待。比起納粹，波蘭與捷克的意識形態遠為溫和。驅離也有出於實務考量，預防民族間衝突的一面。現今覺得駭人聽聞的事情，在大量遞解人口是家常便飯的時代背景下，也變得令世人可以接受。

除了德裔被驅離，匈牙利人被斯洛伐克驅逐、匈牙利與羅馬尼亞人互相驅逐、阿爾巴尼亞裔查姆人被希臘驅逐、羅馬尼亞裔被烏克蘭驅逐、意大利裔被南斯拉夫驅逐、芬蘭人被逼撤離割讓給俄羅斯的領土、保加利亞人驅離土耳其裔與吉普賽人，都是戰後背景下的一部份情況。東歐完成對自身的種族清洗，文化多樣性急速消失，由單一文化民族國家取代。

在南斯拉夫，出於意識形態教條，戰後政府被逼假裝族裔問題不存在。戰前與戰後南斯拉夫一直是歐洲暴力最肆虐的地區，族裔仇恨被各方山頭納為己用。戰時克羅地亞、塞爾維亞、波斯尼亞人互相兵戎相向，君主主義者與共黨游擊隊會戰，佔領南斯拉夫的德國與意大利鼓動國內不同團體互相仇殺。德國撤走後，克羅地亞人為主的親納粹軍隊被英國交到南斯拉夫游擊隊手中，估計有五至六萬人在戰後結束時被殺。

作者指，南斯拉夫暴力事件並未比歐洲其他國家更加殘忍。巴爾幹半島是一種象徵，背後代表整片歐陸人性泯滅。南斯拉夫特別之處，是同時匯集本書提到的每一主題︰報復心態、掩蓋戰時嫌隙、法治崩潰、不信任警察與司法、追求私刑正義、戰俘集中營、驅逐少數族裔。此外，南斯拉夫的暴力出於政治性動機，以逼使克羅地亞與斯洛文尼亞重回南斯拉夫，同時鏟除保王派。

戰後西歐社會大同氣氛在戰前難以想像，反觀在東歐以往的多元混居大受打擊，鄰人互相仇視。東西歐差異有長期歷史原因，尤其是舊俄與奧匈帝國瓦解令東歐少數族裔問題難以解決。同時，在東歐戰爭與納粹煽動種族間的恨意，猶太人大屠殺讓民族團體學會如何進行大規模謀殺，有機會親手執行種族滅絕。這些事件不在西歐視線之內。

戰後各政權的責任同樣無可推卸，西歐透過制度與以身作則表現出族裔間如何和諧共處，民眾忙於處理當局提倡的世界主義。蘇聯及其衛星國則一致推動少數族裔的逼害，設法將仇恨納為己用，製造流離失所者以便控制，引發混亂以進行革命宣傳，空出的土地與物業分給工人與貧戶以掌握他們的忠誠。

二戰不是一場整齊劃一同盟國對軸心國的戰爭，在歐洲各地，地方性質的武裝衝突隱藏在衝突主線之下，或是出於階級與政治立場歧異，或是出於種族或民族主義的水火不容。在法國，戰爭後期法國分為盟軍解放的北部與東南部、法國人自力解放的中央與西南部，以及東部與大西洋沿岸繼續由德國短期佔領的地區。反抗軍分成希望回復法國戰前面貌，與希望徹底社會革命兩邊陣營。在意大利南部，村莊剛獲解放，村民就開始反抗地主，宣佈脫離意大利成立共和國。新當權政府進行鎮壓，將土地交還地主。

戰後民眾渴望改革，導致歐洲產生數十個新政黨與數百份報紙，倡議社會改革。共產黨在後來的鐵幕西邊受到部份歡迎。意法兩國的共黨游擊隊不聽黨領導指揮，自行定義正義，少數人對傳統敵對階級，如警察、工作東主、貴族圈、神職人員，以至民主派的對手，發動小規模肅清行動。意大利「死亡三角」(波隆那、雷喬艾米利亞、費拉拉)成為政治暴力中心。部份地方共黨領導堅持暴力路線，認為革命蓄勢待發。

暴力持續滋長共產黨已失控、甚至是有組織背後操縱的恐懼。在北意大利，右翼與中間偏右政黨藉左翼恐懼為自己宣傳。東歐共產黨全面復辟，讓中間與右派人士害怕法國與意大利同樣會被共黨奪權。政府以重手反擊，法國全面動員維持秩序的部隊，意大利政府大批逮捕工會分子、前游擊隊員與共黨成員。英美在意法有大量駐軍，讓共產黨奪權只是一廂情願的幻影。1949年，南意小農發動第二輪土地佔領，範圍比上一次更大，但遭到的鎮壓更為殘暴。

在希臘，共黨主控的解放陣線是戰時勢力最強的游擊隊。英國人與史大林協議，戰後由英國控制希臘。英國支持希臘國王回歸，允許任用戰時通敵者。解放陣線不願放下武裝，英國在希臘駐軍有限，無法逼使各方走向談判，政治陷入僵局。1945年1月，衝突演變成戰爭，希臘走向內戰。英美為了反共「兩害取其輕」，支持右派逼害左派。暴力循環反覆，至1949年希共失去國外支援，內戰結束，左派陣營徹底崩潰。

希臘內戰劃定鐵幕的南界，讓西歐共產黨看到沒有蘇聯支持試圖自行奪權的下場。美國因為希臘內戰被拉回歐洲，認清孤立主義不再是選項，採取圍堵政策，推行「馬歇爾計劃」援助特定國家。蘇聯被美國的大動作激怒，施壓讓準共產主義國家不參與「馬歇爾計劃」，並正式控制歐洲其他共產黨。希臘內戰帶來的國際反應構成冷戰序幕。

東歐共產黨奪權時心狠手辣，最典型的國家可能是羅馬尼亞。1944年，羅馬尼亞軍事獨裁政權因政變倒台。之前在政壇不屬於關鍵角色的共產黨在政變後迅速反應，首先抵達王宮，製造自己是政變策劃者的形象。停戰後盟國決定羅馬尼亞由蘇聯管理，對共產黨相當有利。

政變後羅馬尼亞經歷三個短命政府，每次政府改組共產黨都爭取到重要職位。1945年初，共產黨組織示威抗議，要求政府下台，背後有蘇聯武力支持。羅馬尼亞共產黨主導政府後快速拆除國內民主，系統性肅清與重組政府機器，建立警察國家根基，摧毀新聞自由與獨立司法，恐嚇選舉對手，偽造選舉結果當選。反對力量逐漸被清除，國王被逼流亡。史大林化政策在全國推行，教育受到整肅，教會被剝奪資產，私有財產制遭罷黜。土地改革四年後農場全面集體化，計劃全面失敗，導致全國嚴重缺糧。原本要建立羅馬尼亞民主那場政變，最後在蘇聯陰影下變得比推翻的軍事政權更為獨裁。

東歐共產集團國家幾乎都被蘇聯軍隊佔領過。即使紅軍沒有實際出手，仍隱約扮演一種威脅，有助當地共產黨奪權。蘇聯政治警察內部人民委員會實際參與剷除各地政治威脅。在蘇聯控制盟國管制理事會的國家，蘇聯濫用權力確保共產黨政策獲執行，讓共產黨人控制政府。

共產黨透過滲透工會組織，有能力組織大規模罷工，讓共產黨在高層有武器對抗政敵。戰後初期，各路共產黨大量招募黨員，不問出身，接受盜匪、前朝成員、眾多看風向的「同路人」加入。共產黨控制媒體，抹黑政敵，以「薩拉米香腸戰術」結盟與分化，逐片切除政敵。共產黨從未在公平選舉中取得過半數勝利，改為訴諸蠻力，恐嚇與暗殺對手、剔除不合意的候選人、威脅選民，以至在計票時動手腳。最初共產黨的訴求保守，等到在完全控制政府後顯露較極端的目標，例如企業國有化與集體耕作，並展開可怕的內部肅清。

1944年秋天，紅軍橫掃波羅的海諸國後，數以萬計愛沙尼亞、拉脫維亞與立陶宛人開始匿藏生活，以逃避紅軍徵兵、政治逼害、遣送出境、集體耕作等蘇聯政策。當中有組成軍事化單位對抗紅軍的組織，例如立陶宛人在1940-50年代的抗俄起義。反抗軍陣營資源匱乏、人員戰損過高、缺乏一致全國性戰略。蘇聯則以恐怖作戰對付反抗軍，刑求被捕的游擊隊員，對住家與農場縱火。偽裝游擊隊被用於抓捕真正的游擊隊，前游擊隊員也被特赦引誘成為蘇聯臥底。

大部份游擊隊在加入兩年內回歸為一般平民。游擊隊成員當中也有人於戰時參與過反猶騷亂與屠殺。當游擊隊已無力與蘇聯軍方對峙，轉向民間目標後，在社會上的支持不斷降低。隨著時間過去，游擊隊在打一場不可能贏的戰爭這事實越來越明顯，多數民意只希望暴力盡快停止。在被逼選邊站下，不少人寧可犧牲民族主義理想，以換取生活上的安定。在土地改革、驅逐出境政策與小農隨農業集體化而消失後，游擊隊的草根支持被毀，1956年後消聲匿跡。

1960-80年代，波羅的海國家民眾持續抗拒蘇聯，游擊隊故事持續被歌頌。1990年代初，愛沙尼亞、拉脫維亞與立陶宛從蘇聯獨立後，民眾回望這些森林兄弟，會覺得他們是民族的驕傲。

二十世紀後半，歐洲政治左右極化，擴張成全球性的壁壘分明。冷戰的戰場在爭取民心，為此雙方無所不用其極。從媒體操弄、暴力脅逼，以至關押政治犯。對歐洲人而言，這種新型態戰爭既突顯歐陸是世界舞台爭奪所在，也反映對自身的命運無能為力。歐洲仍然是主戰場，但歐洲人則成為兩大強權手中的棋子，只能任人操弄。

二戰讓整個歐陸在行銷仇恨，在戰爭看似結束後，歐洲人有太多理由不去愛你的鄰人。二戰中不少暴行與領土無關，而是牽涉到種族與國籍。在各主支線混雜的戰爭中，德國人只是其中之一，因此他們失敗不能讓一切暴力同時劃下句點。涉及種族、國族、政治立場的衝突，在納粹投降後仍然持續。

戰後歐洲忿恨難平的氣氛營造出革命溫床，仇恨是共產黨在歐洲成功的關鍵。民族主義者也利用二戰燃點的緊張關係，在戰後進行種族清洗，出於冷戰需求而停止。冷戰結束後，民族主義問題重新浮現。南斯拉夫爆發災難性內戰，反猶主義再度蠢蠢欲動，當年被驅離者的後代要求遷居到他們從沒親眼看過的祖地。

歐洲各國都有自己關於二戰與戰後的國族迷思。作者指，這些迷思的問題是，它們無可避免會與他人的迷思衝突。一個人的報應，可能是另一個人的正義。國族迷思似是而非，讓事物糾纏不清至再也無法釐清。各國宣傳自己的統計數據，詆譭對手的數據，但對真正的史實並不關心。

作者提出，仇恨會被撩起，不是因為人們記得那些罪惡之事，而是因為那些罪惡的回憶遭到扭曲。記憶不是問題，有問題的是以訛傳訛或選擇性記憶。所有人共同的錯誤，在於對戰後當下那段歲月長期忽視、誤解、濫用。過去的暴行有其歷史的時空背景，其責任永遠不會只在其中一方身上，而是必須由牽涉其中的所有人共同分擔。人們必須揭開真相，力求數據準確，讓史實安歇，不讓歷史被誰利用來毒害現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