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間裡最有智慧的人

看完了《房間裡最有智慧的人》，作者是兩位學界知名的社會心理學家Thomas Cilovich與Lee Ross。作者首先指出，智慧與聰明不同之處，在於洞察與判斷力，關乎了解人的感受、希望、恐懼、熱情與欲望。有智慧的人必然了解人類行為的前因後果，本書重點在於這些行為背後的社會心理學。

作者以一段政治傾向描述說明我們怎樣以自己的觀點等同於事實︰

你自認在政治傾向上是個明理的自由主義者。談到多數議題，你覺得比你左派的人稍嫌天真，過於理想化，不太切實際，而且太過著重政治正確。另一方面，你覺得比你右傾的人有些冷漠自私，不夠將心比心，跟多數人的生活脫節，不夠了解他們在當今世界面臨的問題(p. 25)。

問題是，當你覺得比你左或右傾的人更實際，你早就移向那方向，從而令這段描述總是符合你的感覺。既然你認為你的政治觀點立場最實際、最符合人性，跟你觀點不同的人也就變成不切實際，受意識形態、個人利益、出身背景等因素扭曲。這在關於駕駛技術、溫度、音樂、口味喜好等也類似，認為自己感受到的才是事物真實的樣貌。心理學家稱這種傾向為「天真實在論」。

事物本身是一回事，對事物的心理認知是另一回事。許多心智程序不經意識工作，讓衝突混亂的資訊變得合情合理。在各自經驗、偏好與認知南轅北轍時，彼此對公平、神聖與權責的看法必然分歧，歧見導致對各自信仰與人格的指責，反而令歧見更難化解。有智慧的人明白，自己對「現實」的反應就只是個人反應，而不是對事物「本身」的客觀評定。

讓政治觀點不同的人觀看同一衝突畫面，「看到」的事物會截然不同。人們會高估別人跟自己有相同認知、喜好或行為的比例，這包括電影、音樂、犯罪、政治傾向等情況。當評估的題目詮釋空間很大，這種錯誤共識效應最為明顯。

作者指，尋求智慧的重要一步，是體認到不只別人會偏頗，自己也不會例外。我們看不見自己的偏頗，往往是內省時不認為自己明顯從自利角論看待相關事證與論點，反而相信雖然衡量事證後，結論符合自身或自團體利益，但相關影響微乎其微，只是湊巧這項客觀結論有利以於我們而已。就算意識到個人經驗會影響判斷，我們也會說，自己的經驗絕不是造成偏頗，而是帶來啟發。

由於人們通常認為自己對事情的反應不是「反應」，而是合乎現實的客觀認知，任何試圖持平的報導都會顯得偏頗失當。不論是新聞報導，還是衝突時的第三方調停者，都會令雙方覺得他們在偏袒另一方。

天真實在論讓我們相信，只要「對方」足夠理性，我們就能說服「對方」，但不會認為討論後會是「自己」改變觀點。當我們自認比有專業能力的別人估算更準確，就無法將對方的估計納入考慮。在兩者答案相差甚遠時，將兩者答案平均的表現會更有可能準確，但天真實在論讓人們較不會這樣做。

情境細節對人們行為的影響可以很大。例如預設選項對器官捐贈比率與退休金供款的改變、消除障礙讓正面想法付諸實行、改變容器容量讓飲食量無意間減少等。環境設計既可能會用來令人逐漸滑坡、推卸責任、自我辯解、缺乏出路而做出可怕的事，也可能令人行動逐漸達成困難的好事。

「基本歸因謬誤」是指將一個人的舉動過度歸諸他的內在特質，低估外在環境的影響。基本歸因謬誤會令人將社會角色與個人性格混為一談，也會將遭遇不幸的人想像成缺乏智慧。作者提醒，判斷別人行為時不只要依據其個人特質、個性與能力，還要體認到角色與情境平時互相影響的程度，了解人們面對的情境因素與限制。

情境因素不只是客觀的特性，也在於個人對情境的主觀解讀，後者甚至更有影響。政治語言會設定框架引發受眾特定聯想，例如稱為「非法移民」還是「無證工作者」引發的聯想截然不同。將囚徒兩難實驗稱為「社群遊戲」或是「華爾街遊戲」，選擇合作的受驗者比例也會大有差異。這種反應的啟示是，自私的人認為別人會做「對的事情」時，在有人看著時也會跟從；在崇尚自我利益的環境下，喜歡合作的人也不想當「傻子」。

周遭脈絡與剛發生的事會影響我們對事物的解讀，習慣、經驗與細節也會影響解讀方向。動機也會令人作出「平均之上效應」，認會自己比一般人好，原因除了是虛榮心作祟，也是因為以偏向自己較優秀的方向解讀某種能力，例如自己繪畫比較好，就會將藝術細胞解讀為與繪畫較相關的能力。

遙望未來，我們看見森林；近看當下，我們看見一棵樹。這種觀點差異影響我們對事物的解讀。未來的計劃較抽象，現在要做的事較具體。如果要做出更符合個人抽象價值觀的選擇，作者建議想像從更遠觀點做選擇，例如一年或更久之後會如何看待現在的決定。

題目用字與敘事方式可以令人有極為不同的解讀。例如負面主導會令負面事物的痛苦比正面事物的美好強烈，將存活率說成是相應的死亡率會令人更不願選擇這選項。人們也會較重視眼前數字，忽略分母。如果想讓金額引起注意，就說大一點，不想引起注意，就講小一點。離確定越近，訊息的威力越強，75%提升至76%，遠不及99%提升至100%強烈。當要求人「選擇」一個選項時，他會衡量要選的理由；當要求他「淘汰」一個選項，他往往會衡量淘汰的理由。

身體動作本身會對情緒有影響。當相同身體反應可以貼上不同情緒標籤，真實感受可能會遭混淆。例如知名的吊橋效應，讓人可能將吊橋搖晃引起的恐懼誤認為戀愛感。行為對想法的影響，往往會大於想法對行為的影響。

當做出符合某個想法的行為，就很容易會有那個想法。「自我知覺理論」提出，當內在認知薄弱模糊，我們會根據行動與環境解讀自己的想法或偏好。例如有多常去某種菜色的餐館，讓我們推測自己有多喜歡這種菜色。即使是愛欲、飢餓與政治立場，我們也不是「就是知道」自己的狀態，而是需要靠自己實際的行為旁敲側擊。

「選擇擴散效應」與降低認知失調有關，指出我們在選擇之後，會更相信自己作出正確的選擇。在兩個選項不相上下時，選擇擴散效應最明顯。這種情況帶來的啟示，是下定決心本身有好處，保留選擇的自由也有成本。

與認知失調相關的實驗發現，當一項討厭的任務報酬較低，受驗者反而較易覺得任務沒那麼討厭。當人們選擇低薪辛苦，或天分不確保成功的工作，他們不得不為自己的選擇辯護。失調理論認為，在自身行動最感失調的狀況，我們反而最可能自認樂在其中，覺得深感價值。

要改變一個人的行為，與其從內心層面著手，有時直接從行為切入比較有效果。讓行為帶來想法的技巧，是利誘、威逼或理由要少即是多，不要讓人覺得是被推著走，而是反映他自己的想法與偏好。驅動行為的不是刺激本身，而是對刺激的認知。如果希望別人行為適當，不妨提醒他行為透露出來的形象，讓他在意自己內在形象與實際行為的不一致。

有智慧的人會留意到，所有人都會為自己的行為找藉口。最好的藉口會包含部份事實，但目的是合理化一個人的行為。大多數人絕少做出不折不扣的惡行，除非他們能替自身找到藉口，例如「聽命行事」、「無法抵抗」、「必要之惡」等。作出英勇行為的少數沈默英雄，則不願甚至無法像其他人為不作為那樣找藉口。
 
狹隘視野源於我們所獲資訊有限、注意力容量不足、通過意識形態與用字等透鏡看事物，以及不同資訊顯眼程度有別而出現。我們有兩種截然不同的思考方式，一種通常稱為「直覺」或「反射」，另一種通常稱為「理性」或「內省」。智慧不代表排除直覺，但要了解兩種思考方式如何互動，體認到直覺觀點只以當下出現的任何資訊為依據，並找出隱藏資訊。
 
「確認偏誤」是指尋找正面佐證，但沒有檢視反面證據的情況。例如1980年代以色列一項實驗，問受驗者東德與西德還是錫蘭與尼泊爾比較相似，絕大多數受驗者會答東德與西德；但是問受驗者東德與西德還是錫蘭與尼泊爾差異較大，多數答案仍然是東德與西德。這反映出多數受驗者找的是與問題對應那些佐證，對這群受驗者而言，東德與西德比較熟悉，不論問題方向相關「證據」都比較多。
 
確認偏誤的另一面，是當我們不希望某事為真，就會對反面證據更為挑剔。這樣會很難避開看似有理的錯過說法，也很難接受乍看無理的嶄新理論。在看到不同觀點的證據時，人們不只會認為支持既有想法的證據更為可靠，也會更為堅定自己的立場。許多議題爭辯得面紅耳赤，但雙方無法客觀衡量證據，難以做出理性決定。
 
避免確認偏誤的方法知易行難，需要放慢腳步，刻意尋找不乎當前命題的反面例證。在日常生活中，我們至少可以習慣不要只按直覺考慮正面證據，問自己「為甚麼第一印象可能有錯？」、「為甚麼反面意見可能是對的？」。這種做法可以減少確認偏誤，令評估比較準確。
 
資訊可能隱而不見的例子之一，是我們衡量個別他人對我們的觀感時，往往與實際情況相差甚遠。我們通常沒有他人的關鍵資訊，也沒有把自己的真實感受讓別人知道，因此高估別人對自己的觀感沒那麼出乎意料。一個重要例外是我們很清楚自己在團體內的地位，在這方面我們能確實獲得意見回饋。
 
作者提出自我實現預言的相關概念「表面實現預言」，指我們的想法導致某些行動，藉此讓想法「似乎」為真。例如你認為某人很難相處，對他敬以遠之，就很難發現他可能頗為溫暖親切。另一常見現象是「多數無知」，指人們過度擔心別人反對，於是隱藏自己真實的想法。例如醫護人員為了表現出專業，隱藏自己的慌亂與沮喪。
 
會議中往往出現參與者想法很快變得一樣的情況，原因在於一般人不願唱反調，只要覺得大家有點共識就不再提出反對意見，受制於共識壓力而落入團體迷思。此外，團體成員會不知不覺變成在談彼此認同的觀點，而非各自獨有的觀點，錯失彼此學習的機會。
 
為避免這些情況，會議可以請所有人先寫下想法與需要討論的問題，再請一個人彙整起來大聲宣讀。另一做法是先分成小組各自討論，避免過早局限討論範圍。為了找出隱藏資訊，也可能需要指派特定成員，確保不同的專業見解有被聽見。
 
在討論人類行為的原則後，作者以此為基礎探討個人與社會面臨的幾項大議題。作者指出，對快樂而言，適應力的影響超乎想像地高。片刻的愉快不同於自認人生美好的幸福。注意力集中在何處也會影響對人生變革的想法。做出快樂的行為，不去費力貶低沒選的選項，避免與他人比較，都是令人較快樂的做法。
 
計劃旅行時，與其選較長但沒甚麼特別的計劃，不如選較短但有較多回憶的計劃。旅行的最高潮與最後一段時間最令人印象深刻。為物品花錢帶來的快樂很快消散，為體驗花錢則會留在心頭並可以與人分享。錢花在別人身上，比花在自己身上更令人快樂。社會貧富差距大會影響對快樂圓滿人生的看法，讓人追逐與人比較、對他人疏離、整體謀殺率增加。
 
面對不同動機相左時，尋求合作需要面對欺瞞與背叛承諾的困難。此外，彼此難以聯絡、先前承諾束縛、法令、代理問題等因素都會阻礙有效協議。協商一方可能會因為感到不公平而不接受比現狀好的協議，讓步令先前犧牲與受苦難以解釋的認知失調，反射性貶低對方的提案等，都是令協議更難達成的心理因素。
 
第三方解釋向涉及一方解釋另一方為何會有這提案，讓涉及各方明白提案有顧及到各方需求與偏好，有助減少認為提案有詐的心理障礙。以往例、傳統與逼切感等讓各方認為一定要談成，會令整個協商改變，減少反射性貶低。
 
預先請各方設想如何解釋這個提案能為對方帶來怎樣的未來，這未來怎樣勝於現狀，有助消除對方疑慮。簽署協議的重點是減少憎恨，建立理解與互信，這有助於各方下決心擺平自己陣營的「破壞派」。
 
個人與小團體可能在協議後的未來找不到出路，有理由毫不妥協，不接受任何提案。為了讓協議達成，勢必要讓他們覺得談成後的未來可以接受。有智慧的協商者明白，從好戰對手變成非暴力和平提倡派不需要經歷徹底改變，只要一次融合會面或一個小讓步，就可能讓人走過臨界點對和平有信心。違反預期的大小行動，也可能有助破除猜忌，從而打破僵局。
 
刻板印象會影響學業表現，令他人對學生的預期與關心有別，造成自我實現預言效應。當學生認為能力是僵固不變的，會變成只樂於面對容易的問題，逃避較棘手的問題。當學生認為能力可以靠努力成長，就能設定較高的目標，願意克服難題。與其誇讚孩子聰明優秀，讚賞他們勤奮努力、樂於接受挑戰，指出練習與經驗會令問題變得簡單，會讓孩子更有意願付出努力面對難題。

族裔、性別、階級等刻板印象會帶來刻板印象威脅，令當事人擔心自己表現應驗所屬群體的刻板印象，造成自我質疑。刻板印象威脅會令人不去投入自認可能失敗的領域，製造藉口逃避失敗，並導致焦慮與分心。

降低刻板印象威脅的方法包括自我肯定，讓學生在不涉威脅本身的其他方面更有自我價值感。例如鼓勵學生多關注友誼、家人、宗教、貢獻社會等特定價值，動筆寫下這些價值對人生的影響。老師應該誠實評量學生的表現，指出不足之處，並提出改進之道，讓學生知道老師的評量標準很高，同時相信學生能達到標準。
 
缺乏歸屬感會造成自我質疑與疏離逃避，面對學習困難時會加劇失敗與沮喪的惡性循環。讓大學新入生寫下自己的擔憂與學習困難，令他們明白自己遇到的情況純屬一時，並願意向他人求助。這有助減少學生的自我懷疑，降低刻板印象威脅。
 
社會與金錢因素令處理氣候變遷問題頗為困難。此外，以個人犧牲免得未來受害太遙遠、要永遠改變生活方式令人卻步、人們不願意自己在氣候變遷問題上當傻瓜讓他人搭便車、個人努力只是杯水車薪、氣候變遷帶來的危害分散多樣令人印象模糊、否認與合理化令人心安理得、氣候變遷問題變成選擇政治立場等，都是阻礙解決氣候變遷問題的心理因素。
 
作者指出，環保政策有賴社會上觀念與偏好大幅改變。我們需要創造一個適當的社會，大家不再迴避麻煩的改變，原因是這樣符合常規，好公民「就是會」這樣做。可能的際方法包括︰對願意挺身因應氣候變遷的個人、社區、產業與國家予以獎牌；以顯眼方式指責罪魁禍首或扯後腿者；在孩子年紀較小時提供與氣候變遷相關的訊息；教育大眾面對科學證據時不要採取否證態度；慎選預設方式，突顯社區常規，善用聯想，讓多數人願意在日常生活做些合理的改變。
 
最後作者以曼德拉為例總結本書五項智慧︰一，以宏觀看待目前難題，避免狹窄視野；二，行動至上；三，行動重點不在客觀結果，而在行動本身與結果的解讀方式；四，以解釋與行動逐步令人接受；五，擺脫天真實在論，明白別人在面對當前事物時有何反應。

其實你沒有你想的那麼善良

看完了米勒的《其實你沒有你想的那麼善良》，原本的標題The Character Gap就沒那麼聳動，主題是我們理想地談的好人與壞人，與實際上的我們有甚麼差距。

說德性是品格一種特質時，德性不應該時有時無，而是應該是動機與行為背後的長期驅力。劣性的特點與德性相似，而朝向的方向相反。不過就算是壞人，在自認會被看到的情況下，通常也會照大眾期待行事。人前的行為無法用於判斷善惡，一次善行不代表德性深植心中，一次惡行也不代表品格低劣。

為甚麼我們要做好人？作者的答案是，一，具德性的行為會令人產生昇華感，覺得自己有所提昇並感到愉快，希望效法有德性的人。二，良好品格會令世界變得更美好。三，信仰要人們精進德性。四，好品格可以改善自己的生活。

之後作者轉而討論實際的我們，引用心理實驗指出，當實驗設計引發受驗者的罪惡感，他們之後會幫助人的比率明顯上升。罪惡感與助人行為的關係，或許可以用罪惡—緩解模型說明，其概念如下︰

我對自己做的事感到罪惡→我想要減輕罪惡感→有個助人的機會能減輕我的罪惡感→助人的動機增強→我比平常更可能幫助別人

尷尬也可能以類似方式提升助人行為，不過人們也可能會為了逃避，一開始就避免陷入尷尬情境。特別是在有旁觀者的情況下，會出現圍觀抑制效應，人們會避免錯誤出手引起的尷尬而不去助人。

激發同理心會增加助人的動機，這包括代入自身想像他人處境的觀點取替，以及體驗他人感受的情感代入。心理學家丹尼爾．巴特森的研究指，許多助人情況可以用心理利己主義解釋，但人性中仍有無私奉獻的一面。大部份人都有同理心，而且同理心能夠逐漸增強，將焦點從自己轉向對方並伸出援手。

作者則認為，多數人即使是小事情都通常不傾向幫忙，就算會幫忙也很可能是因為罪惡感或尷尬，動機是為了自己而不是別人。這些描述不符合我們所知的德性。因此作者認為，多數現代人並不具備惻隱之心這種德性。同時，很多證據也顯示善行可以全然無私。因此作者結論︰多數人並沒有自私、冷漠、麻木不仁等劣性。事實上，大部份人處在高度拉扯與矛盾，兩股力量同時在心中彼此牽制。

關於攻擊性的心理實驗發現，多數人在權威者施壓下，即使可避免而不受懲罰，仍會可怕地傷害他人。他們雖然會對自己做的事感到難受，但不足以強逼自己停止。假如事前詢問他們會怎樣行動，他們不相信自己會做出那些事情，並認為多數人都不會如此。

這種現象的明確特質是責任轉嫁。當傷害他人的責任可以轉至研究員或權力機構，受驗者就可以傷害他人。但各種研究也發現，沒有受驗者會自行選擇殘暴，在施行殘暴行為後也充滿罪惡與慚愧情緒。作者的結論是，多數人不具備適當克制傷人言行的德性，同時也沒有殘酷的劣性。

關於謊言的調查發現，說謊對多數人而言是很普通的事。有些比較嚴重、令說謊者不安的謊言，說謊對象通常都是親近的人。人們說謊的動機可大略分為自我型與他人型兩種，自我型謊言主要是為了取得與保住某些東西、印象管理、爭取權力、避免懲罰等。他人型謊言的原因包括顧及別人感受、保護別人不受懲罰與損失、提升別人形象與財富等，也包括為了傷害別人。自我型謊言比他人型謊言多，特別是嚴重的謊言以自我型佔大多數。

由於人們有各種不同的欲求，是否誠實也就因不同情境碎片化。有些情境我們傾向誠實，有些情境則傾向說謊。多數人長期的說謊習性不會有太大變化，形成一種行為規律，而每個人的說謊行為模式都有分別。從日常生活小謊話很普遍卻不怡當的證據可以看出，許多人並不符合誠實這種德性。但與此同時，多數人說謊時會感到不好過，會為他人而說謊，也會在受到提醒後表現誠實。

關於作弊的實驗顯示，受驗者即使在不會被抓而有更高回報時，也只會有限而不是徹底地作弊。同時，在事前提醒他們有關誠實的榮譽準則後，即使不會被抓作弊情況也會大幅減少。作者認為，這是因為多數人既想要作弊帶來的好處，也想要別人與自己眼中的良好道德形象。小作弊可以讓我們別想太多道德對錯，又可以享受作弊的成果。而事前接受關於榮譽準則的提醒，會突顯別人對自己的期許，讓受驗者不得不面對作弊稱不上有道德的事實。

真正偽詐的人不會在乎作弊與道德的關係，不會在意自己行為是否正直，對於作弊是輕微還是嚴重不會在意。這些特質都與受驗者的多數情況不符，顯示出多數人稱不上有偽詐的劣性。

從前面的描述中，作者指出，多數人內心有很強的善，在許多生活情境中道德表現非常好。然而，同一群人在許多情境中也會表現出最差勁的行為。世界並不是由一群總是表現得宜的「好人」與另一群總是行為差勁的「壞人」組成。現實是多數人在某些情境行為美善，在另一些情境行為令人感嘆。

道德行為深受環境因素影響，但我們經常沒有注意到這些因素。許多道德行為混合多種動機，可以是出於自我、無私或者責任的混合。有時我們無法察覺行為背後的潛意識動機，會誤判自己的動機來源。多數人的品格呈現碎片化狀態，根據應對方式不同，有可能是正面或是負面思維佔上風。

作者認為，認識多數人品格面貌的複雜，意義在於能矯正對別人的錯誤信念，不會斷言對方是好人或壞人，評判別人品格時應小心謹慎。善惡二分法會導致誤解，探索世界如何複雜才能瞭解人們真正的心理與思考方式。既然知道多數人缺乏德性，就該降低自己對他人的期待，並注意到品格良善的一面可以由外力提醒而啟動。知道多數人不具德性，也讓我們可以提醒自己有不足之處。

對於如何成為更好的人，作者認為評判各種方法的標準為︰一，是否有實證研究支持；二，是否確實改變行為與強化動機；三，效果能否持續；四，對現代人來說做法是否可行；五，做法是否涉及道德爭議。無為自化可能會讓人隨時間與經歷成長，但培養德性需要反覆練習形成習慣。對人們貼上正面標籤或者可以激發良好行為，但相關研究有限，作用時間不明，而且改變行為不一定代表背後動機與德性有關。

推力運用選擇架構將人們導向特定行為，但作者指長期的資料仍未充分，而且推力與動機之間的關係值得擔憂，企業與政府運用推力改變人們行動也令人不安。由於不少推力在設計上，被大眾得知效果就會大打折扣，施行推力者有保密的理由，但沒有人希望自己被人蒙在鼓裡。道德上最能接受的品格推力設計上應該一開始就公開並為人接受。

作者提出以道德楷模改善品格的做法。楷模可以因單一事件或整體生活而值得效法，其重要不僅在於他們實際生活，也在於設想在某種處境下，換作是他們會如何反應。道德楷模能重塑我們的道德想像，如果是現實人物也能與我們一起成長。

跨越品格落差的另一辦法是，主動尋求能刺激自己行善的情境，避免各種誘惑與陷阱。這項策略會受到不知道所有影響道德的所有因素，或者無法控制與避免這些因素所限制。我們也應注意到自己在創造身處環境過程中扮演的角色。

意識到自己的種種欲望，才能有特定情境中察覺到自己是否受到影響，並加以平衡改正。知道旁觀者效益、避免尷尬、服從權威等傾向會令人忽視需要幫助的人，或許就可以再次思考並加以改善。但作者同時指出，相關研究仍然不足，而且太多資訊需要注意，追求德性可能會變得過份沈重，對大多數人而言未知是否可行。

即使有種種策略，人們是否有動機足夠在乎德性仍然是關鍵問題。作者在最後一章討論宗教增進德性的途徑，聚焦在基督宗教，提出宗教儀式與習俗、宗教的社會層面以及聖靈使人成聖三種方式，都可能是增進品格的方法。

決斷的演算

看完了《決斷的演算》，討論電腦科學的演算法如何應用到日常生活上。作者指出，與面對日常問題一樣，現代電腦並不是以冗長運算找出絕對正確的答案，特別是困難問題的演算法，必須接受機率、取捨時間與精確性，並運用近似法，不是必須追求最好的結果。

作者在討論秘書問題——在錄取新入職者時，如何提高找到最佳人選機率，屬於最佳停止問題——時，提到37%法則︰面試的前面37%應徵者時只觀察不錄取，接著看到比先前更好的人就錄用。採用此策略時，找到最佳人選的機率也是37%——更精確來說是1/e(natural log)。

37%法則的前提是，當不錄取某個應徵者後，就不能再回頭錄取，而決定錄取應徵者時，對方不會拒絕；只知道不同應徵者的相對等級，沒有絕對標準；延遲決定沒有成本。現實情況比較複雜，拒絕與回頭的機率會影響最佳策略；假如擁有絕對標準，剩餘應徵者越多，取錄標準就應定得越高；尋找成本會影響成交臨界值，但停止價格不會隨尋找過程降低——換言之，考慮尋找成本後，不要回顧過去。在時間本身就是成本的現實中，決策過程最重要的面向，就是何時應該拿定主意。

重複過去還是嘗試新事物在電腦科學稱為開發/善用權衡(explore/exploit tradeoff)，開發是蒐集資料，善用是運用現有資訊得到已知結果。開發與善用的矛盾體現在「多臂土匪問題」︰假如有許多報酬率不同的老虎機，怎樣知道哪一部較易贏錢？開發(試另一部未玩過的)與善用(只玩已知報酬率最高的一部)的相對價值，取決於可用的時間有多少︰時間越多，開發的價值越高；越接近離場時間，善用的價值越高。

多臂土匪問題有一種簡單策略︰贏錢繼續玩、輸錢換一台。這種策略表現比完全隨機好，但沒有考慮前述的時間因素。在考慮過往機率與時間折現後，我們可以按照「吉廷斯指數」決定是否繼續在同一部機下注。 吉廷斯指數的啟發是，完全未開發的機器指數相當高，在時間折現不太嚴重的情況下，未開發機器比已經10注贏7次的機器吸引力更大。

吉廷斯指數的前設是，時間折現以幾何級數進行，而改變不需要成本，這都不一定與現實一致。而且吉廷斯指數計算複雜，不容易應用在各種情況。另一種選擇方式是特別注意遺憾，目標是讓遺憾減至最少。遺憾的特性是︰因為最佳策略並非完美，即使運用最佳策略，也會產生遺憾，但選擇最佳策略遺憾會增加得比較慢，對問題的了解也會隨時間增加。

讓遺憾減至最少的方式，是遺憾隨下注次數對數增加，例如n次下注的遺憾次數是log n，這樣遺憾次數應該會逐年遞減。信賴上界演算法是減少遺憾次數的演算法，遇到多臂土匪問題時，信賴上界演算法指出應選擇信賴區間最高的選項。這種演算法展現出「面對不確定時的樂觀」，根據現有證據只看選項的最好情況。樂觀是防止遺憾的最佳方法。

A/B測試是網絡經營常見的測試方法，將兩種展示方式隨機分配給兩組瀏覽者，測試一段時間後採用兩者中的勝利者。A/B測試也是醫療實驗的常見形式，但引起傷害受驗者的爭議。有專家認為選擇治療方式可看成多臂土匪問題，這會在實驗進行中為患者提供更好治療。

當多臂土匪問題變成不定土匪，即贏錢機率會隨時間改變，問題將變得更為困難。當世界變化不定，生活可能也需要變化不定的特質。我們一輩子要做許多決定，在人生初期強調開發才是真正合理的選擇，而在生命接近終結時，善用則更有價值。年輕人善變，老人不喜歡改變，都是依據自己的時間做出完全適宜的行為。

電腦科學的重點比較不是最佳情況，而是平均速度與最差情況。演算法的最差情況以"Big O notation"表示，常數時間問題，即處理時間不受數目影響的，表記為O(1)；線性時間問題，即處理時間與數目同等加倍的，表記為O(n)；平方時間問題，即處理數目線性增加時，處理時間以平方增加的，表記為O(n²)；指數時間問題，即每增加一項處理時間加倍的，表記為O(2ⁿ)；階乘時間問題，即每增加一項處理時間增加一階乘(factorial)的，表記為O(n!)。

電腦科學排序方式讓我們了解如何整理不同事物的順序。規模越大的事物，排序就越困難，因此減少排序麻煩的重點就是減少排序對象數量。氣泡排序(bubble sort)是單純、直覺、效率差的排序方法，做法是每次掃視序列，找到順序錯誤的兩項，將兩者對調，重複此過程直至沒有順序錯誤的項目。這種方法的最差情況是O(n²)。插入排序(insertion sort)則是將項目逐一排入序列，雖然比氣泡排序快一點，但最差情況仍然是O(n²)。

合併排序(mergesort)則是能將最差情況減少至線性時間與平方時間之間，即線性對數時間，表記為O(n log n)。做法是先排好兩疊，再對比合併，不斷重複這過程。如果知道項目的大致分布，將所有項目分成幾堆再分類會是更有效的方法，這種方式稱為桶排序(bucket sort)，只要「桶」數目相對項目數目比起來相當小，最差情況就會減少至接近O(n)。

排序與搜尋之間需要互相權衡︰不會搜尋的資料不用浪費時間排序，沒有排序的資料則搜尋效率極差。當搜尋相當方便時，排序就會變得不必要。混亂有時也可以是最佳選擇。

運動比賽其實也是一種排序，或者說排序就是運動比賽的目的。單淘汰制除了第一名外，其餘名次的意義都不大，實力最強四位選手都獲得各自應得獎項的機率微乎其微。循環賽最為完整，但最花時間與體力。運動排程設計的主要目的，是盡可能讓整季比賽都精彩。電腦科學中浪費時間的做法，在運動比賽中卻會變成重點。

當面對有雜訊的環境時，效率較差的演算法，例如比較計數排序——將每個項目與其他項目比較，列出大於該項的項目數——表現最不受干擾。由於運動比賽總有運氣成分，比較計數排序——像是足球聯賽——就比較能夠反映球隊之間的實力。

當排序過程由下而上，為避免對抗次數以線性對數增加，就會出現替代行為︰預先建立順序，在遇到不值得對抗的對手時離開。自然界中分散式排序的關鍵，在於優勢階級掌握現行順序。

擁有可評量表現的數值可以令排序以常數時間進行，基準數值可以自然排序，不需要每次進行一對一的對決，就能產生優勢階級，節省時間並減少衝突。人與動物最重要的差別，或許就是以競賽取代打鬥。

從電腦科學的記憶體管理可以學習如何整理物品。電腦內部有許多不同階層的記憶以提高效率，容量較大的階層速度較慢，容量較小但速度較快的記憶階層稱為快取，用於暫存之後可能會再用的資料。快取系統需要替換策略以騰出空間，目標是盡量減少在快取中找不到所需資料。快取演算法需要預測未來需要甚麼資訊，方法包括隨機剔除舊資料、先進先出(FIFO)與最近最少使用法(LRU)，除非情況特殊，一般情況下LRU與其稍微修改的版本表現較好。

快取演算法對圖書館如何排架也有啟發。參考LRU的優異表現，圖書館排架應把新進書籍放在後面，讓想看到的讀者自己去找，最近歸還的書籍則放在前廳，讓讀者知道其他讀者看過甚麼書。這可讓歸還的書跳過上架程序就能讓讀者看到，前廳的功能與電腦的快取一樣。

若是參考快取管理方式整理物品，首先要決定保留或捨棄甚麼，按照LRU的原則，很久沒使用的就丟棄，最近使用過的就保留。要充分運用物理環境，最常在哪裡使用某件物品，就將它放在那個地方附近。利用多層級記憶階層，將物品分為從容易取得但容量小，到難取得但容量大的階層，例如從衣帽架、收納箱、衣櫃、雜物房到迷你倉等，並以LRU原則決定物品如何從特定層級剔除。

LRU原則也適用於整理在同一層級中使用完後要怎樣放回物品︰用完後不要放回原處，而是放到最上面。由於我們無法預知未來，用完放到最上面就已經是最好的辦法。

人類記憶同樣需要快取與遺忘，在經過一段時間沒使用後，記得某項資料的機率就會減少。當記憶必須進行取捨，遇到越多資訊，需要管理的記憶越多，搜尋與取出資料所需時間越長。當記憶的基本挑戰是整理而非儲存，年齡較大的頭腦，必須解決的問題就會越艱難。記憶隨著老化出現遲緩現象，有一部分是因為已知的經驗增加。

分配時間的排程問題也可以用演算法方式描述。最重要的單一機器排程問題就是關於我們自己。單一機器排程的重點是，只有一部機器完成所有工作，以任何次序執行工作，花費時間都會相同。何謂好的排序方式取決於測量標準。如果希望盡量減少最大的延遲，最佳策略就是先處理到期日最早的工作。

假如不同項目的到期日有別，例如不同食物腐壞速度不同，而目標是盡量減少腐壞的食物，那麼摩爾演算法表現會較好︰一開始依腐壞日期順序食用，但在下一種食物可能無法及時食用時，先暫停再規劃，棄掉需要花最多時間才能吃完的項目。這種做法可以盡量減少延遲的項目數，但不在乎已經延遲的項目如何執行。

若要減少總延遲時間，則可以運用最短處理時間演算法，永遠處理能最快完成的工作。其重點放在減少待辦事項清單的項目數。這種方法也可將各項目的重要程度加權，將權重除以所需時間，再從重要性最高的工作開始，以盡量減少工作過程中的總負擔。

電腦運行排程演算法可能會出現另一問題︰命令系統執行一大堆瑣碎工作，無法處理真正重要的事。優先權反轉(priority inversion)就是低優先權工作取得系統資源，但中途遭計時器干擾令工作中斷，呼叫排程器，而已排程的高優先權工作因為資料庫被佔用而無法執行。解決方法是優先權繼承，讓佔資源的低優先權工作暫時成為高優先權工作，繼續受它阻擋那些工作的優先權。

排程問題中有許多屬難解問題，沒有明確演算法能在合理時間內找出最佳時程。當其中幾項工作有優先權限制，即某項工作必須等待另一項工作完成才能進行，找出最短處理時間的演算法就屬於難解問題。必須在特定時間才能開始工作，也會令絕大多數原本具有效解的排程問題變成難解問題。學者調查後發現，大多數排程問題都沒有現成解決方案。

中途停止工作改做另一項稱為佔先(preemption)，允許佔先可令部份排程難解暇題得到有效解。只要在某項工作踏入開始時間時，以最早到期日或最短處理時間原則決定展開新工作還是繼續原有工作，仍然是最佳策略。最短處理時間的加權版——一出現新工作，就將其重要性除以所需時間，與現有工作比較——可說是不確定狀況下最佳通用排程策略之一。

在單一機器運用佔先的特點是，重新排程本身也是待辦事項之一，而且同樣需要成本。切換次數越多，間接成本越高，最極端會導致往復移動(trashing)，即超過臨界點後，系統全速運作，但完全沒有結果。為節省運算時間，我們可以用隨機排程決定工作次序，即使這並不聰明，但總比空轉好。

電腦會設定每項作業的最小執行時間，防止為確保反應能力而忽視處理能力。電腦也會用中斷接合方式處理排程問題，在固定間隔才檢視所有狀況，以避免經常需要切換。人類希望好好完成工作，也可以決定好自己的反應速度，並在特定的時間間隔後才一次過回應問題。

如果我們事先對某種彩券的中獎率一無所知，而且只買了一張就中獎，那麼預期中獎率會是多少？數學家拉普拉斯運用貝斯的逆向推理，推論出一條簡單的公式︰買了n張獎券並有w張中獎，預期中獎率就是(w+1)/(n+2)。拉普拉斯也指出，面對已知看法與觀察結果相結合的問題時，只要直接把兩個機率相乘就能解決。這種關係現在稱為貝氏法則，前提是必須有事前機率。

在我們一無所知的狀況下，貝氏法則就會是稱為哥白尼原理的特例︰某事物已存在多久，就將會繼續存在多久。代入的事前資訊越多，得出的預測就越有用。「自然」值事物大致遵循常態分布，但有許多現象則屬冪次分布，數量可分散在許多尺度。

運用貝氏法則預測時，最重要的條件就是擁有正確的事前分佈。在冪次分布中貝氏法則運用的是乘法法則，即是將觀察到的數字乘以某個常數；在常態分布中貝氏法則運用的是平均分則，即以「自然」平均值為指引。還有一種事物已持續時間對結束機率沒有影響，其分布稱為厄蘭分布，例如放射性衰變。厄蘭分布的預測法則是加法法則︰事物的持續時間總是會加長，而加長的時間固定。

實驗發現，我們人類對甚麼情況下運用哪種預測法則表現不錯。我們從周遭世界吸收不同事物的資訊，在預測前腦中儲存許多事前分布。反過來說，透過一般人的期望值也可以間接地探察世界，例如預測等待客服時間呈乘法法則，顯示等待時間可能以冪次分布。然而，當我們沒有適當的事前分布，預測就不會那麼準確。我們對未來的期望，會透露我們過去的經驗。

如果我們對事物的認知不是來自個人經驗，而是從他人聽聞而來，我們的預測就不會那麼準確。我們偏向想說與想聽引入入勝的故事。這種故事傳播給他人的機會更高，讓我們難以擁有正確的事前分布。奇怪的是，假如要保護事前分布以進行較準確的預測，應該做的反而是少看新聞。

在進行預測時，納入更多因素會令預測模型更符合現有資訊，但這並不一定代表做出更好的預測。少量的資料點變化就會令多因素模型大幅改變，這種情況稱為過度配適(overfitting)。只要資料有雜訊或測量失準——幾乎無可避免——過度配適模型就只是反映雜訊造成的幻影。

對於如何察覺機器過度配適，研究提出最重要的一項策略是交叉驗證(cross-validation)，即評估模型在看不見的資料的一般狀況，例如採用另一種測驗測試同一種技能。

要減輕過度配適的危害，最直接的方法是壓抑要找出完全符合模型複雜度的念頭︰要讓模型更複雜，就先要證明這樣做表現會好上許多。運用拉素(Lasso)演算法，可以令只有對結果有明顯影響的因素，才允許保留在模型中。這種運用限制懲罰複雜模型的原理稱為正則化(Regularization)。

要減少過度配適的影響，我們可以抑制模型受輸入資料影響的程度。生物演化的變化速度緩慢，許多生物特徵並不是最佳配置，但這可以令生物不會對環境過於敏感，有助生物適應未知的未來。許多演算法也會一開始先找出最重要因素，而不是立刻建立多因素模型，防止過度配適出現。

在面對複雜的真實生活時，比起複雜模型，單純試探法可能是更理性的選擇。決策越複雜、越不穩定、越不確定，跟著直覺走的方法就越理性。

電腦科學家發現，有一類問題不可能找出完美解決方案，例如屬於階乘時間O(n!)的業務員問題。在面對無法解法的挑戰時，既不應該堅持也不應該放棄，而是應該運用鬆弛法(relaxation)。最簡單的鬆弛法是限制鬆弛法(constraint relaxation)︰先去除問題的某些限制，再著手解決問題；到有一定進展後，再逐漸加上限制。鬆弛法不保證提供找到完美解答的捷徑，但可以告訴我們時間與解答品質如何取捨。

對於離散最適化(discrete optimization)問題，即解答非此即彼，沒有灰色地帶的難解問題，我們可以先將離散問題放鬆成連續問題，得到鬆弛的解，再考慮如何還原至現實生活中，並比較鬆弛的解與實際最佳解相比表現如何。

另一種鬆弛法稱為拉氏鬆弛法(Lagrangian Relaxation)，將規則當成是計分制，考慮違反問題中某些限制會有甚麼後果。只要可以超越界線，難解問題都會變得可解。

鬆弛法顯示出，與其浪費時間尋求完美答案，先假設比較容易的問題並加以解決，是取得進展的最佳對策。鬆弛法為真實解答設下品質界限，有助於面對完整問題時設定自己的預期，與現實互相調和。

隨機在電腦科學扮演的角色日益重要。處理困難問題時，比起各種已知的確定性演算法，隨機性演算法有時更快提出不錯的近似答案，甚至在特定問題上超越最好的確定性演算法。這表示問題最佳解法方法有時候是交給機率決定，而不是自己試圖推出答案。

以樣本模擬取代完整機率計算的方法稱法蒙地卡羅法(Monte Carlo Method)，適用於次原子粒子交互作用這類計算非常困難的問題。即使不是計算機率，而是有明確答案的問題，例如找出質數，隨機性也可以快速提供非常確定的近似值，雖然答案不是百分之百確定。對於多項式是否相同的代數問題，隨機代入幾個數值測試也能快速獲得近似答案。在評估公其政策對社會的影響這類複雜問題時，仔細研究隨機樣本可能是最有效的方法。

在電腦科學中，時間、空間與誤差機率三者總是需要取捨。電腦給出的答案未必會是正確答案，因為有時要確認答案是否完全正確的解決方法可能比問題更嚴重。只要容許一定的錯誤率，就可以省下大量時間與空間。

隨機性也可用於解決離散最適化問題。以規劃經過不同城市的行程為例，假如目標是盡量節省航班費用，先選出離開出發點最便宜的航班，然後繼續選出離開每個地點最便宜的航班，這種演算法稱為貪婪演算法，選出的解決方案不會太差，但可能離最佳方案甚遠。之後可以對調行程中的城市順序，從中找出最佳方案。這種演算法稱為登山法，直至對調任何兩點都不會變得更好。但是這不代表結果是最佳方案，而只是局部最大值。

為了離開局部的峰項，有一種方法是增加抖動(jitter)︰隨機做幾項更改，即使結果較差也沒關係，然後再使用登山法。更徹底的是將解決方案全盤打亂，隨機選擇新起點登山，進而得出多個局部最大值。第三種方法則是不貫徹登山法，在任何一點既接受好的修改，也接受壞的修改，以避免陷於局部最大值太久。

電腦科學從材料冷卻快慢會大幅影響最終結構的特質——稱為退火——中得到啟發，將最適化問題當成退火問題處理，先「加熱」再「冷卻」。以上述的規劃行程問題為例，先隨機選出一種可能解決方案，形成「高溫」，再按機率調整城市順序，在改變令方案更佳時接受，在方案更差時則以一定機率接受，而接受更差方案的機率隨過程逐漸降低，形成慢慢「冷卻」的過程。再之後則與登山法相同，只接受更佳方案的改變，到局部最大值後停止。這種方法稱為模擬退火(stimulated annealing)，是目前已知效能強大的最適化問題解決方法。

隨機性能激發創造力，可讓我們離開局部最佳狀態，繼續追尋整體的最佳狀態。從電腦科學中，我們知道應該怎樣運用隨機性︰每次都應該採用好點子，只有時採用壞用壞點子；採用壞點子的機率，與點子的糟糕程度成反比；盡早運用隨機性，快速離開完全隨機狀態，隨時間逐漸降低隨機性。

電腦間交換訊息不像人類那樣持續講話，而是一段時間講一大堆，接著沉默一陣子，再講一大堆。這種交流適合使用封包交換網絡，即把訊息切割成極小的封包，再把封包合位成共有的資料流，就像是每次寄一封信那樣。封包交換網絡除了更有效率使用頻寬，在網路劇烈變化時，也可透過演算法讓每條訊息到達目的地。

封包交換的問題是，我們不會自動知道訊息已經送到。封包有可能損壞或遺失，或者到達次序不對。在網絡上，封包遞送以應答封包(ACK)確認，方法是連接伺服器時會獲派一個序號，伺服器本身則會有另一個獨立序號，每次送出封包時ACK會將兩組序號加1，如果收到的封包跳過某個序號，並在呼叫三次都收不到跳過的封包時，另一方就會重新送出這個封包。

與不可靠的人或電腦時聯絡時，首要問題是要將多久沒有回應視為對話中斷，答案視乎網絡本身的特性，例如電話與電郵的預期等待時間就有差別。在網絡中讓雙方調整應答時效的期望，對系統正確運作十分重要。

在發現通訊中斷後，雙方安排重新發送訊息時需要考慮，同時再發送訊息可能會造成互相干擾。通訊雙方要協定如何禮讓時，可以先打破對稱︰一方先等一陣子，讓另一方先重新發送。具體方法是把嘗試重新傳送前的可能延後時間加倍，並在此範圍內隨機發送︰第一次一至兩輪，第二次一至四輪，第三次一至八輪，如此類推，這種方式稱為指數退讓(exponential backoff)。

除了避免通訊衝突外，指數退讓也成為處理網絡失敗或不可靠的預設方法。當電腦嘗試連線停機的網站時，會使用指數退讓法，先是一秒後重試，然後是幾秒後，再不斷拉長。這種方式可避免伺服器重新上線後因要求太多而停擺，並防止我們自己的電腦做太多白工。指數退讓在網絡安全上也扮演要角，密碼輸入錯誤時鎖定時間會按指數方式延長，避免不斷輸入密碼入侵帳戶的情況，也不會令真正使用者忘記密碼時帳戶永遠鎖定。

指數退讓可用於考慮如何原諒他人行為︰一開始較寬容，懲罰較輕微，但重複犯錯後設定呈指數增長的冷靜期，或者指數增長的懲罰。這種做法讓人表達出仁慈無限但耐心有限，又不至於需要殘酷地完全放棄犯錯的人。

封包交換系統在網絡壅塞時不會完全停頓，而是速度大幅變慢。控制網絡壅塞的演算法稱為加法遞增乘法遞減(AIMD)。假如封包一直接收成功，傳送封包數目會雙倍增加。但在任何封包的ACK沒有傳回發送者後，AIMD就會接手，方式是當封包成功接收後，下次傳送的封包數目加1(加法遞增)；當有封包遺失，傳輸率則減半(乘法遞減)。AIMD可以確保所有使用者速度不能超過令網絡過載速度，並防止急劇過載與復原循環。

AIMD顯示出，在無法預料且不斷變化的環境中，要充分運用全部資源，最好甚至唯一的方法，就是將狀況推到出現錯誤，確保錯誤可以迅速反應，而且很快能恢復。作者提議AIMD可用於職位升遷制度，每年員工不是晉升一級就是下降一級，不會有人長期負擔過重，也不會有人抱怨長期沒有獲得升遷。這種做法可以避免彼得原理︰所有員工通常晉升到無法勝任的職位。

網絡需要緩衝以消除暴增的流量，但緩衝的代價是傳送延遲。當緩衝爆滿(bufferbloat)時，通常會出現墜尾(tail drop)現象，指在此之後到達的所有封包都會被拒絕並刪除。假如緩衝一直滿載，則會出現無限延遲，同時沒有封包得以處理的現象。緩衝必須定期清空才能運作。

凱恩斯提出股票市場像是選美問題，每個人都在考慮別人想甚麼，並層層遞迴(resursion)︰我知道，你知道我知道，我知道你知道我知道，等等。電腦科學以停機問題(halting problem)說明這種情況，指出電腦程式永遠無法明確告訴我們，另一程式是否會永無止境計算下去。系統在模擬複雜程度與本身相仿的事物時，本身的資源會幾乎完全用盡。

要破除遞迴可以運用賽局理論，模擬雙方在各種情況下的損益，從中找出均衡(equilibrium)，即雙方可遵循、在知道對方行動後也不想改變的策略。雙人賽局至少有一種均衡狀態，但賽局理論沒有說明如何可達到均衡。尋找均衡被證實是難解問題，這代表賽局參加者並不是那麼容易找到均衡策略。當均衡無法有效運用，賽局理論預測理性參加者行為的可信度就會大打折扣。

即使能達到均衡，這並不代表均衡策略就是讓所有參加者獲得最佳結果的策略。囚徒困境是在不知對方策略時，選擇與對方「合作」保持緘默還是背叛對方的賽局。假如對方合作，自己選擇背叛的報酬比合作好；假如對方背叛， 自己選擇背叛的報酬同樣會比合作好。換言之，不論對方如何選擇，背叛都是主導策略。然而，在對方的立場， 背叛同樣是主導策略，結果會是雙方都背叛，報酬比雙方都合作更差。

在現實的賽局中，自主行為的代價可高可低，需要按不同領域評估。當自主代價很低，糸統細心管理還是放任不管運作情況都差不多。例如道路駕駛者各行其是，有研究指這只比最佳狀態慢33%。反之，當自主行為代價很高，互相協調可以改善狀況，毫無介入則會造成災難。例如員工休假，假如沒有介入，員工之間會以他人為基準，比這基準放少一點假，以示自己忠誠認真，從而增加晉升機會。

當賽局規則逼使我們作不好的策略，比起改變策略，我們或許應該試圖改變賽局。探討改變賽局在賽局理論中稱為機制設計，了解甚麼規則會產生我們希望看到的行為。以上述的員工放假例子來說，提高放假的誘因作用有限，因為升職前景遠比可能提供的誘因大。機制設計指出，這種情況下用棒子比用胡蘿蔔效果更佳，例如設定最低強制休假日數。

合作可以在某些賽局中帶來更佳結果，但如果合作只對群體有益，對個體幫助不大，合作從何而來？作者指或許必須來自個體無法完全控制的事物，例如宗教、合約、情緒。以婚姻為例，愛情產生的依附感讓人不至於過度思考伴侶的意圖，並令報酬本身改變，產生更好結果。

從他人學習可以擴充自己的世界觀，但有時候這不一定特別理性。賽局理論提出，即使沒有人有錯，跟隨他人行為都可以造成災難。我們可能都不知道其他參與者怎樣想，只知道他們做了甚麼；但其他人可能也只是看到其他人這樣做而遵循。一群行為理性合宜的參與者，仍可能受無限錯誤資訊左右，這種現象稱為「資訊瀑布」(information cascade)。

資訊瀑布給我們的教訓是，要留意在公開訊息多於私人訊息時的狀況，這種狀況下我們比較在乎自身判斷是否符合共識，而不是符合事實。要記住，人未必會根據自己的想法行事。否決自己的懷疑時必須格外謹慎，採取行動時也應該表達自己的懷疑。有時身陷賽局中後就會難以脫身，資訊瀑布理論或許能告訴我們如何避免陷入這類賽局。

有一種拍賣設計可以乾淨俐落解決遞迴問題，稱為維克里拍賣(Vickrey auction)，運作方式是秘密出價，價高者得，但得標者要付的不是自己的出價，而是第二高的標金。維克里拍賣鼓勵參與者誠實，依據自己心目中對標的物的價值下標。在維克里拍賣中，無論其他參與者是否誠實，自己誠實依然是最佳策略。機制設計的揭示原理(revelation principle)證明，必須藉策略掩蓋事實的賽局，都可轉化成只需要誠實就好的賽局。尋找誠實才是主導策略的賽局，之後只需要好好做自己。

作者總結指，任何受空間與時間限制的動態系統，都會有運算問題，這點可以得出三個簡單的結論︰第一，某些問題電腦科學家與數學家已找到可用演算方法，例如37%法則、LRU準則、依據信賴上界決定是否開發；第二，即使沒有得到最理想結果，知道自己運用最佳演算法也能讓人放心。如果採取最佳可能過程，而且已盡己所能，結果不如願也不應該怪自己；第三，有明確解答的問題與沒有明確解答的問題可以清楚劃分。遇到難解問題，運用經驗法則、估計與隨機找到可用解答，夠好就真的已經夠好。

電腦科學有個原理是，運算是不好的，良好演算法的基本指令，是減少用於思考的腦力。本著「運算的善意」，我們可以適當界定問題，令隱含運算問題變得更容易。「隨便」、「你今晚想做甚麼？」這些話表面上是客氣，卻是將認知責任推給對方，並要對方臆測自己想法，讓對方面對最大的運算挑戰。

運算的善意與傳統禮儀有別，客氣表達自身偏好(我比較想……你覺得如何？)才能分擔認知負荷，幫助群體達成決議。給別人較少的選項，群體中每個人都先刪去最不偏好的選項，提出一兩個確定提議讓對方接受或拒絕等做法，都能明顯減少互動運算的成本。

運算的善意也是設計原則，讓使用者免除不必要的對立、摩擦與腦力消耗。例如停車場設計成向上延伸的螺旋車道，駕駛者只要向前開，看到有車位就停泊。餐廳登記等待顧客的順序，不用顧客每一刻留意有沒有空桌。公車顯示到站時間資訊，乘客就不需要一直盯著遠方。

最好的演算法是在最短時間內得出最合理的答案，而不是仔細考慮所有因素，進行所有可能的計算。面對難解問題時，有效的演算法會做出假設，偏向較簡單的解答，權衡誤差與延遲代價，接著冒險一試。這並不是對理性的讓步，它本身就是理性的方法。

民主國家如何死亡

看完了《民主國家如何死亡》，內容主要是按過往各國經驗評估美國民主的未來。第一章列出獨裁行為的四個關鍵指標︰

1. 拒絕接受(或不太在乎)民主的遊戲規則
- 他們拒絕憲法或表現出願意違憲嗎？
- 他們暗示需要反民主手段，像是取消選舉，違反或擱置憲法，禁止某些組織或限制基本民權或政治權利嗎？
- 他們尋求使用(或支持使用)超出憲法的方法去改變政府，例如軍事政變、暴力叛亂或群眾示威以強迫政府改變嗎？
- 例如，他們拒絕接受可信的選舉結果，設法削弱選舉的正當性嗎？

2. 否定政治對手的正當性
- 他們形容對手有顛覆性，或反對現有的憲政秩序嗎？
- 他們宣稱他們的對手對國家安全式現有生活方式構成實質威脅嗎？
- 他們毫無根據地形容黨派對手是罪犯，涉嫌違法(或可能會違法)所以沒資格參與政治競爭嗎？
- 他們毫無根據地暗示對手是外國間諜，私下跟通常是敵國的外國政府(或外國政府雇員)勾結嗎？

3. 容忍或鼓勵暴力
- 他們跟武裝幫派、準軍事團體、民兵、游擊隊或其他從事不正當暴力的組織有關聯嗎？
- 他們或黨內的盟友有贊助或鼓勵暴民攻擊對手嗎？
- 他們拒絕明確譴責與懲罰暴力，暗中為支持者的暴力背書嗎？
- 他們稱讚(或拒絕譴責)過去或其他國家的政治暴力的重大行為嗎？

4. 願意剝奪對手，包括媒體的公民自由
- 他們支持限制公民自由的法律或政策，例如擴張誹謗或污衊罪範圍，或限制示威遊行、批評政府、特定公民或政治組織嗎？
- 他們曾經威脅採取法律或其他懲罰行為對付敵對黨派、公民社會或媒體的批評者嗎？
- 他們曾經稱讚過去或其他國家的政府採取的壓迫手段嗎？

作者認為，民主國家阻止威權的責任落在政黨與政黨領導人身上，他們擔當民主的守門人。支持民主的政黨需與極端勢力保持距離，例如避免專制派取得黨的選票、在黨內基層排除極端派、避免與反民主政黨或候選人結盟、避免正常化獨裁專制人物，以及不同意識形態主流政黨願意組成聯合陣線打敗極端勢力。

作者回顧過去美國民主有效運作，是依賴兩項並未寫明的規範︰相互容忍，視對手為正當的權力競爭者；制度性自制，基於公平競爭精神克制使用制度性特權。美國民主近年黨派極度分裂，包括政策、種族與宗教差異，情況可能會長期延續。作者認為，要克服美國的兩極化，專注於處理種族宗教重組與惡化的經濟不平等較有價值。

寫給每個人的基本收入讀本

看完了《寫給每個人的基本收入讀本》，說明基本收入為甚麼是可取的政策。作者的名字很容易記住，名為Guy Standing。

作者指，基本收入越來越受重視，是因為既有所得分配系統因全球化與科技革命瀕臨崩潰，貧富差距日趨擴大。作者相信基本收入更平等主義與解放，它已成為當今逼切的政治要務。

基本收入是指定期無條件對個人給付一筆適當金額。金額要足夠提供基本安全感，例如取得足夠食物與住所、學習機會、醫療照護。作者認為，基本收入一開始應從低設定，逐步提高，但它不應該意圖全面取代福利國家。

基本收入應發放給個人而不是家戶，因為同一家戶內收入通常不會被平等分享。基本收入的發放應該無條件，這包括收入、支出與行為條件。基本收入應定期、自動發放，並且不可撤銷，也不可因償債而被扣押，以確保經濟權利得到保障。

基本收入與最低所得保證及負所得稅不同，後兩者會隨著收入上升而被撤銷。基本收入也與一筆過的基本資本補助有別，作者指後者會造成意志力薄弱效應，即受助者一次過得到一大筆錢，可能會受不住誘惑揮霍掉，事後需要再幫助他們，這會引致道德風險。

實施基本收入的正當理由包括正義、自由與安全感。從社會正義的觀點而言，作者認為，社會財富是社會性或集體性的，主要來自前人努力與成就，而基本收入可視為分享屬所有人共同財富與自然資源所衍生的報酬，是政治實體平等成員的權利。

作者批評自由至上主義者的自由，沒有保護最弱勢國民的基本自由，到最後將導致弱勢者的報復式正義。家長式自由至上主義支持政府促使人民做出「正確選擇」，運用潛意識手段誘使人民採取特定行為。作者質疑假如人民在受操縱下，最後做出錯誤的選擇，到時應該由誰負責。

「共和主義式」自由指自由必須等於不受制宰，免受其他人、制度或流程的潛在與實質控制。當每個人能免於受無謂干預影響，並在合理程度下無需畏懼這種干預，這個社會就有健全的共和主義式自由。作者指基本收入對共和主義式自由是必要卻不是充足的，需要其他制度與政策增補，例如能為集體與個人發聲的制度與機制。

基本收入強化共和主義式自由的方式包括︰拒絕厭惡性工作、接受非厭惡性但較薪工作、開創事業、從事無薪但有意義工作、從事創意活動、學習技能、免受官僚干預、窺探與脅迫、脫離虐待關係、養育小孩、偶爾偷懶等自由。

作者認為，如果社會政策強行控制特定群體，但社會最自由群體卻不受這些控制，政策是不公義的。如果社會政策不是促進目標人民的權利或自由，反而助長提供者的裁量權或權力，政策也是不公義的。

作者指基本收入也是提供基本經濟安全感的理想方法。特別在全球市場環境下，經濟的不確定性是不安全感的主要導因，無法以傳統保險方式應對。全球化與市場彈性政策產生日益龐大的殆危階級，即使經濟繼續成長他們也無法獲得任何經濟利益。就業機會越來越難以讓人脫離貧窮。基本收入能夠提供持續的基本安全感，這是其他替代方案所不能及的。

基本收入的優點在於，它既能改善貧窮，又不會造成污名化，或者陷入收入增加福利就會減少的貧困陷阱。資產審查與有條件津貼申請極為複雜，令領取人無法即時獲得給付，不清楚自己是否符合資格，並需要回答許多侵入性的質問。基本收入則可以避免現有社會福利計劃產生的道德風險，也不會鼓勵人民走入灰色經濟。

除了社會正義、自由與安全感這三項主要理由外，作者指出基本收入也帶來經濟利益，包括較高與永續的經濟成長，更穩定的經濟週期，並保護經濟體系免受破壞性技術變遷造成的大規模失業所傷害。基本收入也有可能令人民在精神與生理健康得到改善，從而降低相關公共醫療、刑事司法系統與社會支援服務的公共支出。

作者也反駁基本收入的各種反對意見。對於基本收入將影響充分就業政策，作者指出，在充滿經濟不安全感的現在，盡可能將最多人塞進從屬於不同「老闆」，不一定是進步主義。

對於不分貧富派錢的批評，作者認為視基本收入為全民權利，就應該給予所有公民，而從行政成本與資產審查計劃的複雜來看，基本收入比較容易實施，目前鎖定型制度也不會令貧富不均得到改善。

有意見認為向窮人發放現金會令他們花錢在煙酒等公害，但這在道德上斷定窮人不應花錢在必需品以外的任何事物，而在基本收入試點的實際證據則顯示，絕大多數金錢都用在私人的「良性用途」。

作者認為，基本收入對工資的影響，不是令工資降低，而是讓人們較有協商能力拒絕剝削的工資條件，人民有較大自由決定是否樂意接受低薪或無薪工作。

作者指，認為基本收入會導致通貨膨脹的論述，忽略基本收入帶來的額外購買力，對商品與勞務供給的影響。因為受惠於基本收入最大的是低收入者，這會讓高供給彈性的基本商品與服務佔比提高。況且，近年世界各國的目標是設法提高通貨膨脹，只要基本收入產生的需求能使物價穩定或溫和上漲，就可以帶來益處。

基本收入是否會導致移民湧入，作者認為基本收入既可成為阻止遷移的公平方法，也可用於促使移民合法入境並融入社會的誘因，重點是需要設計一套著重實效且讓多數人感覺公平的規定。

對於基本收入的財政負擔能力問題，作者提醒在計算時，需要考慮以稅賦從較高資薪所得者收回基本收入的影響；廢除資產與行為審查津貼節省的行政支出；其他公共領域的公共支出是否可以改變；現有租稅減免與免稅額能否縮減。此外，也需要考慮如碳稅、地租、富人稅、遺產稅、金融交易稅、機器人稅、主權基金等新財政來源，以及基本收入對經濟的動態影響。基本收入的財政負擔能力問題，是一項政治議題。

作者認為，基本收入將能增加「工作」——包括有薪與無薪——的數量與生產力，並能提高「休閒」品質。在工作與勞動界線越來越模糊，令工資水準測量更為武斷與誤導的現狀下，薪酬與工作不成正比。基本收入獎勵每一個從事社會工作的人，財源則來自依靠這些無薪工作獲利的個人與企業。「工作權」只有在有權從事自己選擇值得從事的活動才有意義，而基本收入是這種工作權的必要支柱。基本收入帶來更多閒暇，也有助人民參與創意與再生產工作。

作者以五項原則評估基本收入的不同替代方案︰
一、保障差別原則，即能夠改善社會上沒有安全感的受保障程度；
二、家長主義測試原則，即有沒有對特定群體施加控制，但社會上最自由的群體卻不需受控制；
三、權利非慈善原則，即加強領取人權利，並限制提供者的裁量權；
四、生態約束原則，即不使社會或相關人士生態成本增加；
五、尊嚴工作原則，即不阻礙人民有尊嚴地工作，也不會令最沒有安全感群體在這方面陷入不利處境。

依據這五項原則，作者對不同福利計劃的評價如下︰

	保障差別原則	家長主義測試原則	權利非慈善原則	生態約束原則	尊嚴工作原則
最低工資	X	✓	✓	—	—
社會保險	X	✓	✓	—	—
資產審查	X	X	X	—	X
補貼券	X	X	X	—	—
就業保證	X	X	X	—	X
勞動福利計劃	X	X	X	—	X
稅額抵減	X	✓	✓	—	X
負所得稅	X	✓	✓	—	X
慈善捐助	X	X	X	—	X
基本收入	✓	✓	✓	✓	✓

對於如何在政治上向基本收入演變，作者認為，將基本收入視為某種社會紅利與爭取社會正義、自由與基本安全感的較好工具，而不是視為解決貧窮問題的工具，在政治上比較站得住腳。基本收入也可描述為因應科技對就業市場潛在大規模改變的策略準備。

不同社會如何實施基本收入，部份取決於經濟體系與既有社會福利制度的結構。作者建議的方法包括，為每個人建立部份基本收入，先從較低基數開始；或者先在特定群體實施基本收入，再逐漸擴大至其他人。

How to rig an election

看完了How to rig an election，介紹各種操縱選舉的手法。作者列出六種操縱選舉的方式，包括扭曲選區劃界、買票、打壓、扭曲選舉、竄改投票結果與向國際偽裝選舉公正。六種策略可視為工具箱的不同工具，視乎情況組合運用。

作者提醒，只有選舉而沒有其他政治改革，不能稱為民主。沒有其他政治改革，獨裁者可利用合法與不合法優勢令對手難以在選舉中競爭。這樣的選舉可以給政治體系帶來認受性，讓在任者得到國際財政援助，並消除反對黨與公民團體其中一項主要要求，反而能夠延長獨裁政權的壽命。

作者將政治體系劃分為四類︰一，純粹獨裁，沒有任何選舉；二，主宰獨裁，選舉在政治權利與公民自由極為有限的框架下進行；三，競爭獨裁，選舉競爭激烈，但反對一方在競爭中被綁手綁腳；四，選舉民主，投票傾向合理地自由與公平。本書主要討論第二與第三種政治體系，作者稱之為冒牌民主。

有三項因素令獨裁領導人不願離任︰離任後很可能被競爭對手報復；非法財產會被未來政府充公；有機會因過去罪行被控告。獨裁領導人在任越長，越有可能操縱選舉保住地位。有助領導人能夠留任的因素包括︰石油或其他天然資源、位處重要的策略地理位置、擁有有效的武裝力量。

有助改善選舉質素的因素包括︰經濟衰退、更一致與專注的國際社會、反對勢力組成統一聯盟、執政黨因領導人生病、死亡等原因必須選出新領袖，以及領導人與其繼任人關係不佳。

對操縱選舉者而言，在各種選舉前進行操縱的戰術中，最理想是低調、合法卻可以確保勝選的策略，最不可取是容易被發現、非法與低效的策略。操縱選民登記、阻止特定候選人參選、操弄選區邊界都是可取戰術的例子。

以扭曲選區劃界(傑利蠑螈)而言，它最適用於國會制，在總統選舉中不太有效，配合打壓選民則有更佳效果。排除特定選民的方法，還有控制國民身份制度與選民登記；散播關於如何投票、暫時投票率、「票數已足夠」等錯誤資訊；搬弄法律令選民不能投票。傑利蠑螈會令選民覺得自己一票無關重要，降低投票率，造成對政治的無力感。排除選民則會令中間派的基礎消失，政治變得更為兩極化。

為應對傑利蠑螈與排除選民，選舉委員會需要保持獨立，選區可以根據數學計算劃分，法院亦需要在選區劃分有問題與選民被排除的情況下介入。選舉監察組織應更為留意選舉日之前的不當行為，否則即使投票過程本身完全公正，選舉結果也已經在事前被操縱。

除直接提供金錢買票外，更巧妙的方法是侍從主義，即對個別團體或地區提供實物或服務，以換取政治支持。有時候選人會提供「小禮物」給選民，這些小禮物在部份社會被視為禮儀，而不是賄賂。買票是否嚴重，受到政治制度是否穩健，以及政治文化是傾向侍從主義還是政策主導影響。

買票盛行會令選舉成本大為增加，令當選者更容易貪污，以補償龐大的選舉支出。執政黨在買票上有較大優勢，除了因為它可以用公共資源向選民提供利益，也因為當選舉委員會由執政黨委派時，賄選規則可以選擇性地執行。

買票選舉賄賂的效果，很視乎由甚麼人向甚麼對象提供甚麼，在選民與政治領導人的關係緊密是最為有效。由於選民可能收受利益卻不投票給提供利益者，為確保選民收取利益後確實投賄賂者一票，政治領導人會採用以下三種策略︰(i) 向公民聲稱選舉並不是真正保密，例如散佈流言、在投票站安排政府治安人員在場、撤走投票站的帷幕等；(ii) 在社區層面監察投票行為，並以減少當地開發支出與援助為威脅，令社區出現一致投票給特定候選人的內部壓力。(iii) 要求選民提供他們按承諾投票的證明，例如相片、公開聲明、強逼受賄者登記姓名等，並在選舉結果「正確」後才提供賄賂。

由於投票行為是逐漸形成的習慣，買票一項意外的正面影響，是在選舉初推行時推高投票率。但買票也會帶來長遠的惡果︰讓執政黨勝出本應落敗的選舉；推高選舉成本，因而鼓勵貪污，並讓有錢權貴擁有競選優勢；選民與政治領導人建基於恩庇—侍從關係，而不是評估領導人的管治能力。

買票行為不能單由教育選民制止，因為就算選民可能知道賄賂不當，也會覺得這是他們應得的。說服選民賄賂不等於真的要投票給行賄者可能更有效。歐洲與北美的經驗反映，選民資格擴大令賄賂成本增加、引入匿名投票、生活水準提升、中產階級人數增加與教育擴張，讓政治領導人更傾向以政策獎賞支持者，直接買票的情況就會洞少。這意味著強化民主與其他政治與經濟活動關係密切。

暴力打壓不只帶來人身安全威脅，也會造成分化，令政府與反對陣營更加壁壘分明，兩方中的溫和派將更難找到共同基礎合作。運用暴力操縱選舉會引起國際聲討，並減損投資者信心，從而對經濟帶來負面影響。當政治體制薄弱，領導者又覺得自己可能會輸，或者執政黨在國際中擁有不追求自由價值的有力後援，都會令領導者更可能使用暴力。

既需要運用暴力取勝，又希望減少暴力引起害處的政治領導者，會運用影子武裝組織與幫派實行暴力，「提醒」選民如何「正確」投票。即使國際譴責，操縱者也可以推卸責任，而且這種譴責一般不會為持太久——大多數半年內就會消失。到再下一次選舉，就算不再使用暴力，只要有些微暗示，選民也明白該怎樣做，而操縱者當選看來就更為名正言順。

以暴力操縱選舉有三類實行方式︰一，暗殺、恐嚇、拘禁反對領袖；二，騷擾反對派支持者、公民社會代表與媒體，營造恐懼文化；三，以暴力驅離選民，令選民失去投票資格。領導者不但以暴力對抗外部反對聲音，也有助維持內部紀律。

國際刑事法庭設立的目標是起訴獨裁政權濫用暴力，但它面對的挑戰包括政治領導人透過國家外的架構使用暴力、法庭缺乏能力搜集證據，以及沒有正式的保護證人計劃。國際對資助與組織暴力個人的制裁，範圍鮮少擴大至影響政權掌握權力，也受到西方國家外交政策利益左右，被視為新殖民主義干預。

以數碼工具扭曲選舉與散播謠言難以追查，參與者也很容易否認責任。數碼投票科技普及，令選舉過程更易受到數碼操縱，包括誰能投票、投票給誰與總得票數。假新聞則會令公眾更為懷疑主義，質疑特定制度的權威。當事實可以隨意願而發明與丟棄，人們就更易受到獨裁統治。數碼工具也可用於封殺異議，確保民眾自我審查。民意調查會受寒蟬效應影響，令人不敢說出反對政府的意見。

竄改投票結果是更顯眼、更難控制、更容易引發國際聲討與國內衝突的操縱方法。竄改方式有四種︰重複投票、不正當投票、假票、偽造計票結果。具體方法有用死者的名義投票、直接放假票進票箱、讓反對票無效或消失、虛報票站計票結果與虛報總得票。選舉委員會在竄改投票過程擔當重要角色，假如選舉委員會由政府操縱、預算不足、受到恐嚇與威脅，竄改投票就更容易實行。竄改投票最「漂亮」的勝選差距是5-15%，但由於過程涉及許多代理人，有機會「做得過火」，令操縱路人皆知。

防止計票過程受操縱的方法包括︰由獨立機構組織平行票數計表、在計票過程引入生物測定技術、調派政黨代表與選舉觀察員。平行票數計表的弱點在於︰樣本小令誤差間距大、只在樣本票站有代表性才有效、無法指明票站層面的所有結果都有效。生物測定技術既可用於防止選舉操縱，也可用於製造虛假結果。操縱選舉者也可派出自己的選舉監察員，並聲稱所有選舉都沒有問題。

成功向國際社會偽裝舉行公平選舉，在國際上可以贏取聲譽，從而獲取財政援助與外國直接投資，對內則可以向民眾宣示，未來不大可能會改變。大國為了當地資源與地緣政治考慮，也有時會認可質素欠佳的選舉。國際選舉監察也面對標準不一、資源不足、當地設限、可能引發政治衝突等挑戰。部份威權國家成立「喪屍選舉監察組織」，互相認可選舉，也令選舉是否有問題的訊息更為混淆。近期國際強權對投資時間、政治資本與金錢推動真正民主改革的意願減少，保障選舉的任務負擔可能更多落在當地監察團隊身上。為了建立更有效的反操縱選舉策略，國際監察團體需要投入更多時間與資源加強與當地選舉監察合作。

作者最後指，二十一世紀的選舉將會受到各種新舊策略操縱，因為獨裁者明白到舉行受操縱選舉比不舉行選舉更能夠保住權力。除非我們找出並回應這些操縱策略，否則選舉質素將會持續下降。長遠而言，當人們因為選舉未能帶來改變感到沮喪，民主的基本認受性都會受到質疑。

獨裁者手冊

看完了《獨裁者手冊》，作者首先提出統治法則的四項教訓︰

1. 政治的一切就是取得權力、保住權力，而非為國民全體謀福祉。
2. 確保政治生存的最佳方法，就是在奪權與掌權時只需依靠少數幾個人。
3. 假如這一小群黨羽知道有一大堆人等著取代他們，統治者的權勢就更穩固。
4. 人民享有不同程度自由，會決定他們上街抗爭能否成功改變，還是繼續活在壓逼之下。

從本書的觀點看，沒有所謂國家利益，只有領導者個人的利害與行動。

作者提醒，沒有人能獨自統治，沒有人能有絕對權力。差別在於仰賴領導者施捨好處的人數，以及有資格進入獲得好處族群的人數是多少。對領導者而言，人可以分為三類︰

1. 名目選民︰依法有權(不論權力大小)可以選擇領導者的人。個別名目選民的權力甚微，屬可替代的一群。
2. 實質選民︰可以「真正」選擇自己的領導者那些人。例如黨國制的黨員、皇室制的皇室成員、國會制的國會議員。屬有影響力的一群。
3. 核心圈盟友︰最重要的一類，成員來自實質選民。他們可以選派候選人，控制全國政策，有能力推翻領導者。屬少數關鍵支持者。

以上三個群體是本書討論的基礎，作者稱它們是所有組織政治運作的根本。三大群體的規模變化與相互交錯決定政治裏發生的一切。

在民主政體中，關鍵支持者規模太大，私下收買他們成本太高，每個成員可得到的好處太少。因此民主政體更重視以公共政策爭取支持，稅率通常較低。

相較之下，獨裁者、公司執行長等仰賴一小群關鍵支持者，將部份收入以私人利益收買這一小群人忠誠更能有效統治，容易助長以私利導向的政權，領導者偏好徵重稅分配給少數關鍵支持者。

根據本書「統治是為追求政治生存」這基本理論，作者歸納出在不同政治制度下成功的五大基本法則︰

1. 盡可能壓低關鍵支持者的人數，關鍵支持者人數越少，領導者權力就越大，花錢也更為自由。
2. 盡可能擴張名義選民人數，以輕易撤換麻煩的盟友，讓他們彼此防範，不論他們屬有影響力的一群還是關鍵支持者。
3. 控制金錢流向，領導者決定誰有飯吃。
4. 給關鍵支持者只要剛好足夠保持他們忠心，不要過多。
5. 千萬不可從少數關鍵支持者口袋中掏錢以討好人民，關鍵盟友不滿叛變，領導者就會被推翻。

作者指出，這些法則一樣適用於民主政體。

奪權的挑戰者需要做的只有三件事︰排除現任統治者、掌握政府機器，以及建立支持自己成為新統治者的核心圈。排除現任統治者的方式包括現任死亡、利誘關鍵核心成員投誠或由外推翻現有體制。在舊有統治者消失後，挑戰者需要以最短時間控制國家機器。新上任的領導人要安撫支持者，讓他們不會擔心成為棄子。

在民主制度下，挑戰者是否成功，依靠能否提出比現任政府更好的獎賞。民主政體的政權交替不像獨裁政體緊迫，因為現任者在敗選瞬間，勝選者的支持聯盟已自動成形。民主領袖必須以公共政策酬賞支持者，但這不代表民主政治沒有私人利益。民主領袖需要很多支持者才能上台，分化對手加以擊破是奪權的有效方法。

保住權力與奪權所需的技巧大為不同。新領導者需要迅速行動，剷除部份盟友，拉攏與引進更願意為自己效忠的人。寧可任用忠心無能的人，也不要留下能幹的潛在敵人。要讓核心盟友圈每個人都知道，有許多人可以取代他們——這就是很多獨裁政體舉行假選舉的原因。

只要逃過制裁，領導者永不應放過任何選舉作弊的機會︰規定選民資格、暴力阻止、操弄選票、補貼小黨、設立弱勢群體保留席次等等。集體動員投票令可能真正有影響力群體人數遠比名義選民少，透過公共政策酬賞支持自己的群體，懲罰不支持自己的群體，就變得更有效率。

核心盟友圈大小左右領導者的平均在任期。核心盟友圈較小的專制者存活較久，但他們要撐過任期前六個月卻異常困難。一旦專制者掌握財源、整肅盟友後，他們要活下來就簡單得多。核心盟友圈較大的民主領袖則需要不斷討選民歡心，雖然上任頭幾個月有蜜月期，但不斷尋求好政策的壓力讓他們甚少能在任超過十年。

在專制政體中財源何在尤加重要，但錢也藏得特別好。秘密藏錢不但能防範敵人，也能讓支持者不知道其他人拿到多少，令每個擁護者的價碼被盡量壓低。專制者在上台頭幾個月必須盡量搜括財源。有時他們也會暫時擺出關心民眾的樣子，以撐過最困難的頭幾個月。

稅金是領導者的重要財源，可能的話他們都想盡量加稅，但刮得出多少錢也受限於三件事︰一，稅金會降低人民工作意願，令可抽稅額減少；二，稅金負擔也會落在關鍵支持者頭上；三，徵稅需要技術與資源。

在仰賴小型聯盟的政體中，徵稅既可以給領導者用於獎賞支持者，又可以令盟友圈以外的人變得更慘，從而令盟友身份的更為重要。當稅金可回流到關鍵支持者手中，他們就會就不猶疑支持高稅率。雖然名目稅率不高，但專制政體的隱含稅極高︰私有財產可被直接沒收。

當某國擁有豐富資源，領導者不用依靠稅金就可以賞賜支持者，就不需要提供讓人民努力工作的條件，並能讓盟友圈以外的人更加無力反抗。

政治讓領導者舉債變得更有吸引力。債務由全民承擔，但借貸好處卻是在盟友圈內分享。隨著盟友圈縮小，成員間從舉債獲利增加，舉債的誘因更強。為了比挑戰者更有能力酬賞支持者，領導者能借多少就會借多少，不借錢反而會危及領導者的權力。作者認為，國際間的減債計劃只會讓專制者的政權穩固，有資源可以收買盟友。經濟危機一結束，專制者的改革承諾就會成為空談。

作者指民主並不是富國的奢侈品︰

小型聯盟的領導者常說，凡是可以改善人民福利、推動優良政策的事，如言論自由、媒體自由、集會自由等，屬於奢侈品，要等國家經濟繁榮後才能給予人民。這只是一時方便的說詞，領導者只是想讓人民繼續窮困，好繼續壓迫他們而已。

……在財富還沒出現之前，只要預先出現「必須仰賴大型盟友圈才能上台」的政局，該國人民的生活品質就可提高，而且還可預示了未來的經濟繁榮。相反地，經濟的發展與成功並不保證帶來良善的治理，事實上還可能是阻礙治理。(pp. 157-158)

領導者只需依賴少數關鍵支持者時，高等教育是為權貴的子女而設。對專制者來說，沒必要讓一堆人學習無關創造收入的技能。專制者提供醫療照護的動機，也是讓勞工工作創造收入。幫助嬰兒對維持權力用處不大，結果是嬰兒照護水準較差。出於維護權力的成本考慮，專制者也較不著重一些基本而重要的公共財，如乾淨飲用水。至於道路、電網、水壩等基礎建設，既可提供公共財，又能當作私人酬賞，較受到專制者重視。

當自然災難發生，災後情況會反映出領導者如何分配收入。如果關鍵支持者眾多，救災會非常迅速，重建也快速有效率。相反，當關鍵支持者人數不多，救災不力不會導致有人丟官。專制者往往會傾向誇大損害爭取國際援助，當援金到手後，就流入高官要員的私人帳戶。

統治者需要私下酬賞盟友以獲得他們支持，因此，貪腐可以令領導者得到更多權力。喜歡貪腐的人最容易成為支持者。領導者要逼害、打壓、消滅敵人，就需要有人幫忙做這些骯髒事。正因為金錢讓少數人生活優渥，這些人才會貫徹領導者的意志，保護領導者的權力。即使在民主政體中，私人酬賞也會為私利扭曲經濟，只要領導者提出對特定選民有利的政策，這些人就會支持他。

貪腐在小型盟友圈政體中更為盛行。在這些政體中，與其讓警察得到國庫而來的私人酬賞，不如讓他們自由貪腐。這樣一來他們就會更依賴現有政權︰他們既會感謝現有政權讓他們上下其手，也知道自己如果不忠誠就會喪失特權遭到起訴。不管任何反貪腐法律都不可能讓貪腐絕跡，因為整個政治系統就是建立在貪腐之上，由領導者到支持者每個人都沾上邊。作者認為，讓政治領導者對更多人負責，令盟友圈擴張，貪腐才會失去其作用。

在制定外交政策時，民主國家領導者的行為與專制者差不多。收買其他民主國家的政策昂貴，因為民主國家要向多數人負責，補償反對該政策者的代價很高。收買專制國家的政策則遠為簡單，只需要收買該國少數關鍵支持者。民主國家領導者為了帶出討好自己國家選民的政策，需要聽話而不是民主的外國政權。民主國家打著促進民主的名號干預外國，卻往往大幅降低目標國的民主程度，讓易於收買的專制者變得更聽命行事。

在民主政體中，抗議是為了提醒領導者人們已經不滿，可能會讓領導者下台。但在專制政體中，抗議意味著人們要推翻現有政府，改變統治方式。專制者厭惡自由會讓人民聯手反抗政府，但缺少自由人民工作就沒有效率，進而令領導者收不到稅。因此，專制者有多仰賴稅收維持政府運作，決定了他們對人民的壓逼有多深。

民主化革命最常出現於推翻原政權後，沒有豐富資源的國家。沒有天然資源，好的革命領導者為鼓勵人民生產，必須讓人民擁有更多自由。民主化革命另一原因，是領導者上台時盟友圈規模已較大，政府為了生存，最少會暫時試圖維持聯盟現狀。

關鍵支持者規模會影響領導者對戰爭的看法。依賴眾多關鍵支持者的領導者不會輕易讓士兵涉險，只會在確信可獲勝時才開戰，否則他們會設法以和平手段解決問題。因此，兩個大型盟友圈國家開戰的機率非常低，除非其中一方極為弱小。民主領袖需要提供國內人民喜好的政策，更在意戰爭的結果。在戰局不利時，民主領袖會盡力求勝，因為敗仗的領導者幾乎等著下台。獲勝後民主國家也更可能繼續留下，確保戰後協議執行，通常這意味著扶植傀儡政權。

依靠少數關鍵支持者的領導者更容易開戰，即使獲勝機會並不特別高。專制者開戰時竭盡全力，要是這樣不足獲勝他們就會撤退。要是能帶來更多財源，專制者不反對打勝仗，但對他們而言，保住權力比追求額外財富更重要。即使打敗仗，專制者受到的影響也比民主領袖小得多。只要能保住足夠資源，戰敗造失慘重傷亡也通常不會令專制者下台。

作者指，可替代一群人、有影響力一群人、關鍵支持者與領導者想要的東西都不一樣，即使想讓世界變得更好，仍會受政治現實所束縛。所有懷抱改革善意的人也不應該追求完美。即使治理上一點小改進，也可能力許多人受惠。

要讓世界變得更好，先要提防人們做事的動機。以意識形態捍衛原則或權力通常是幌子。最重要是了解倡議的人真正想要甚麼，不同政策與改革又會如何影響他們的利益。人民總是希望有影響力的一群人擴大規模，以從政府提供的大量公共財中受益，但他們未必能得償所願。推動長遠改革最值得探究的，是關鍵支持者群體想要甚麼。

關鍵支持者與領導者都希望盟友圈較小，但關鍵支持者希望可取代他們的群體人數較少，而領導者則希望可取代盟友的人較多。一旦盟友圈開始擴張，領導者與關鍵支持者想要的目標就會出現分歧。盟友圈希望體制改變的契機，會發生在私人酬賞隨盟友圈擴張而減少，但公共利益與社會生產力隨盟友圈擴張而提升時。

作者以下圖說明這種情況︰



當關鍵支持者人數繼續擴張會令盟友圈福利增加時，關鍵支持者會開始支持擴張聯盟，並與領導者發生矛盾。隨著聯盟日益擴張，領導者要說服盟友圈成員進行肅清，或是政敵想發動政變，以縮減聯盟規模就會越來越困難。

當新領導者剛上台，或者領導者患病或太老在位不會太久時，盟友圈成員無法確保自己還能留下，最容易被改革打動。面對經濟危機，領導者沒有足夠金錢收買關鍵支持者，很可能進行肅清時以更有效運用手上財源時，關鍵支持者也會更願意接受聯盟擴張。

作者也就民主政體怎樣改善提出建議，包括以程式及數學原則劃分選區，藉以達至公平代表，防止選區疆界操弄；刪除選舉人團制度；放寬移民資格與權利以擴大勝選所需聯盟規模，讓公共政策品質得以提升。

對於第三世界改革，作者提出仰賴觀光業的國家需要給予人民一定自由。手機與網絡連線可以改善人民的生活，以經濟情勢逼使專制者開放人民交流。外援捐贈者可以協助民眾連接網絡，也可以信託形式提供援助，訂明捐助條件，未能達成款項需要退回。

作者也建議，聯合國可以制定一套由獨裁走向民主的流程，規定專制者有一小段空檔離國，換取專制者不會因執政時的罪行被起訴。作者明言，讓前獨裁者全身而退並非正義，但為了保護並改善人民生活，不應讓他們與獨裁者困獸鬥而受苦。為了讓獨裁者盡快離開，作者甚至提議可以讓他們保有部份財富，以順利交出權力。

面臨危機的領導者常會舉行假選舉，營造公平假象。假選舉讓可替代一群人的人數增加，但關鍵支持者人數不會明顯上升，這只會強化統治者的立場。作者強調，選舉必須是先有自由之後的結果，不能誤認選舉本身會帶來更多自由。

最後作者總結，幾乎所有政治生態都環繞著可替代一群人、有影響力一群人與關鍵支持者的規模發展，擴大這三個群體，不讓可替代一群人規模增長比關鍵支持者更快，那麼事情就會朝著有利多數民眾的方向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