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勒斯坦之殤

看完了《巴勒斯坦之殤》，由巴勒斯坦人的角度，講述1917-2017年巴勒斯坦各項歷事件。1917年11月2日，英國外交大臣發表貝爾福宣言，贊成在巴勒斯坦建立民族家園，沒有提及巴勒斯坦當時佔壓倒性多數的阿拉伯人。一戰之後，巴勒斯坦人產生集體認同與民族主義，反對英國統治與猶太復國主義運動，在1920、21、29年爆發暴力事件。

1933年納粹德國上台後，德國猶太人移居巴勒斯坦人數大為增加，當地猶太人經濟部門首次超越阿拉伯人。託管巴勒斯坦的英國政府漠視巴勒斯坦人要求，巴勒斯坦在1936年爆發大規模基層起義。英國政府動用軍隊鎮壓，直至1939年才平息武裝起義。巴勒斯坦眾多領導人被殺害、投獄或流放，內部出現分裂，經濟能力減弱。

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美國與蘇聯取代英國左右中東局面。巴勒斯坦人缺乏有力的阿拉伯盟友，也沒有建立現代國家機器，面對已成準國家的猶太機構，在軍事、財政、外交上處於劣勢。1947年11月29日，聯合國通過第一八一號決議，將巴勒斯坦56%以上土地劃歸猶太國家，其餘部份成立一個較小的阿拉伯國家，為猶太機構驅逐阿拉伯人、成立猶太人佔多數的國家提供許可。

1948年被巴勒斯坦人稱為大災難(Nakba)。當年春天猶太軍隊發起D計劃，驅逐在雅法與海法等地的阿拉伯人，西耶路撒冷阿拉伯街區被佔領，巴勒斯坦大部份阿拉伯城市人口變成難民，約三十萬巴勒斯坦人被驅離。5月15日以色列軍隊擊敗干預的阿拉伯國家軍隊後，有另外四十萬人被逼逃離家園。大災難標誌著巴勒斯坦人的身份認同與集體創傷。逃離的難民家園被毀，家人四散於不同國家，被當地限制行動。留在巴勒斯坦的人土地被沒收，成為二等公民。

1956年，以色列向加薩地帶(巴勒斯坦原本保留成立阿拉伯國家的地帶)的埃及軍隊發動軍事行動，埃及軍方以幫助巴勒斯坦部隊向以色列攻擊回應，最後引發1956年10月由英、法、以攻擊埃及的蘇伊士戰爭。美國與蘇聯兩個超級大國聯手制止戰事之前，加薩平民多次被以軍屠殺。

1967年5月，埃及軍隊行軍至西奈半島挑釁以色列，同年6月以色列軍隊擊敗埃及、約旦與敘利亞軍隊，被稱為六日戰爭。1967年11月22日，聯合國安理會通過第二四二號決議，允許以色列擴大安全邊界，往後形同默許以色列殖民在巴勒斯坦與敘利亞的「被佔領土」。安理會第二四二號決議將問題視為阿拉伯國家與以色列之間的國家事務，消除巴勒斯坦人的存在，忽視1948年巴勒斯坦難民返回家園與獲得賠償的權利。

巴勒斯坦民族意識自1939年大起義失敗後一直衰落，但在1967年阿拉伯國家戰敗、國際社會否定巴勒斯坦身份下明顯復甦。法塔赫主張巴勒斯坦人立即直接行動，以及其非意識形態立場，有助其迅速成為巴勒斯坦最大政治派別。1967年戰爭後，法塔赫等激進抵抗組織接管原本由埃及領導的巴解組織，不再由阿拉伯國家代表。巴解組織在六十年代末與七十年代的外交成功，讓巴勒斯坦人在國際社會重奪講述自己故事的權利。其侷限在於對外交與資訊領域投放的資源不足，也沒有努力了解包括在美國與以色列的目標受眾，無法否定以色列將巴勒斯坦人等同恐怖份子的說法。

巴勒斯坦抵抗運動不顧一切挑釁敵人，疏遠所在地國家，令他們在1971年被驅逐出約旦。主要阿拉伯國家在1970年代事實承認以色列，令巴解組織在外交上更為孤立。1979年埃及—以色列和平條約後，在以色列主導與美國同意下，未來以色列與巴勒斯坦的談判，只能限制在可無限延長的自治條款上，排除對主權、國家地位、耶路撒冷、難民的命運，以及巴勒斯坦的土地、水、空氣管轄權的討論。與此同時，以色列開始加強對「被佔領土」殖民。

1982年，以色列入侵已內戰多年的黎巴嫩，目的是將巴解組織與敘利亞軍隊逐出黎巴嫩。以色列對貝魯特不分差別砲擊，超過一點九萬巴勒斯坦與黎巴嫩人被殺，其中大部份是平民。巴解組織沒有任何阿拉伯國家支持，被逼同意撤離貝魯特。美國同意以色列的入侵計劃，供應武器協助，並拒絕為戰爭難民提供國際保護。1982年戰爭的結果是真主黨在黎巴嫩崛起，地區衝突加劇，以色列在國際的形象暫時受損，巴解組織成員對美國的背叛感到憤怒。

1987年12月，巴勒斯坦人在「被佔領土」發動由下而上的大起義(Intifada)，以罷工、抵制、扣留稅款等公民不服從方式，否定所謂「開明佔領」的說法。以色列軍方無法只靠武力終止廣泛的抗議。流亡至突尼斯的巴解組織領導人不了解巴勒斯坦當地情況，對美國政治與聯合國運作也缺乏認識，無法利用大起義的成功，爭取以解放目的為框架的以巴談判，而是被捲入以色列設計的進程。談判1991年在馬德里開始後，巴解組織試圖停止大起義，沒有理解到必須繼續向對手施壓。巴解組織依賴伊拉克支持，在1990年伊拉克入侵科威特上誤判，同樣對巴勒斯坦造成嚴重打擊，影響到後來在科威特的數十萬巴勒斯坦人被驅逐。

馬德里以巴談判過程中，美國沒有限制以色列繼續建造定居點，以及禁止「被佔領土」其他居民進入耶路撒冷。以色列堅持1978年大衛營提出的人民自治，而非土地自治設想，假定只有猶太民族在巴勒斯坦擁有完整權利，未來巴勒斯坦自治當局不會是獨立國家。在美國主持的會談背後，以色列與巴解組織一直秘密談判，同意由巴解組織成員返回巴勒斯坦擔任「被佔領土」安全部隊，以色列與巴解組織互相承認，但以色列沒有承諾允許巴勒斯坦建立國家。

1993年以巴雙方制定奧斯陸一號文件，但巴勒斯坦的特使缺少在「被佔領土」生活的經驗，對協議細節同樣缺乏理解。奧斯陸協議對「被佔領土」的有限自治，不包括控制土地、水、邊界或其他地面，這些特權保留給以色列。作者認為，即使沒有協議都比奧斯陸協議好，就算佔領仍是會持續，但不會有巴勒斯坦自治的面具，不會減輕以色列治理與管理數百萬人的財政負擔，也不會有「安全協調」，即巴勒斯坦權力機構成為佔領的承包商，協助以色列人管理因被侵佔土地而不滿的巴勒斯坦人。

1995年關於西岸與加薩的奧斯陸二號文件，將西岸與加薩分成A、B、C區，C區佔六成以上，在以色列完全控制之下，巴勒斯坦權力機構在A區(18%)有行政與安全控制權，在B區(22%)有行政控制權，安保則由以色列負責。A區與B區容納約87%巴勒斯坦人口。以色列保留所有地區的全部權力，獨自控制人口登記冊。以色列定居點繼續快速擴張，耶路撒冷與西岸聯繫進一步被切斷，「被佔領土」的巴勒斯坦人越來越多被禁止進入以色列。後來幾十個軍事檢查站與數百英里圍牆與電欄，將西岸切割成各個孤立的島嶼。

奧斯陸協議之後，巴勒斯坦人處境持續惡化，建國前景渺茫，放棄武裝鬥爭的巴解組織與主張暴力的哈馬斯之間競爭激烈。2000年9月，巴勒斯坦爆發第二次大起義，暴力事件由「被佔領土」蔓延至以色列境內。對以色列境內平民的自殺炸彈襲擊、以色列安全部隊與定居者殺害巴勒斯坦人與巴勒斯坦人之間互相攻擊，八年間造成六千六百人死亡，當中一千一百名以色列人與四千九百一十六名巴勒斯坦人。

與第一次大起義相反，第二次大起義為巴勒斯坦民族運動帶來挫折。以色列重新佔領西岸與加薩的城市與城鎮。巴勒斯坦人之間政治分歧加劇，並缺乏可行替代策略。第一次大起義與和平談判中巴勒斯坦人的正面國際形象，被第二次大起義的暴力嚴重損害。自殺炸彈攻擊讓以色列強硬派得到支持，並削弱與分裂巴勒斯坦人。

2006年哈馬斯勝出巴勒斯坦議會選舉，巴解組織與哈馬斯衝突升級。以色列與美國抵制哈馬斯納入巴勒斯坦權力機構聯盟，建立妥協聯合政府的嘗試失敗。2007年，哈馬斯在戰勝法塔赫安全部隊後控制加薩。以色列隨即對加薩展開全面圍困，壓縮進入加薩的貨物量，出口幾近停止，燃料供應被切斷，只允許少數人進出。以色列在2008、2012與2014年三次攻擊加薩，大片地區變成廢墟。

作者指，不論是如何產生，現在巴勒斯坦已有兩個民族，只要對方否認各自的民族存在，衝突就無法解決。雙方互相接受只能建立在權利完全平等的基礎上，包括民族權利的平等。只有基於平等和正義，而不是一個民族壓逼另一個民族的道路，才能以持久和平為巴勒斯坦帶來應得的解放。

財富背後的法律密碼

看完了《財富背後的法律密碼》，探討有形資產與無形資產如何透過法律編碼變成資本，讓資產擁有者累積更多財富。資本的法律保障有四項最重要的法律屬性︰一，優先權決定誰有權從破產債務人中拿走財產；二，耐久性是以法律編碼組成資產池，延長優先權的時效，並保障資產不會落入太多債權人手中；三，普遍效力指優先權與耐久性的規定不只適用於同意受約束的對象，也適用於所有人；四，可轉換性是資產持有者在沒人願意接手下，可以明確或間接方式將資產兌換成國家貨幣，以保住先前的資產收益。

土地經法律編碼為私有財產，讓個人可犧牲其他使用者利益，換取土地的貨幣價值。土地財產權納入法律的過程通常不是由上而下，而是根據個案協商，以實際做法與法律概念互相對照。法律推論的過程複雜，涉及價值判斷與權力運作。歐洲移居者與當地原住民土地爭議，在法庭判決下可以扭轉優先權利，變成有利移居者的「發現與改良」論述。

英格蘭地主在圈地運動取得土地財產權後，透過律師以「限定繼承」將戶長從資產持有人，變成代表持有家族不動產的在世居住者，權利由大兒子繼承，不能完全轉移給債權人。另一最常用來提升財產權耐久性的方式是設立信託。設立信託釐清委託人、受託人與受益人的財產權利後，資產就會轉移給受託人，委託人的個人債主不能索賠這些資產，受益人的債權人則可以對未來權益提出請求。信託將資產與各種債權人分隔，後來演變成公司資產的屏障。

公司不只可以分配風險與報酬，還能變成創造資本的手段，利用各種公司名目掩飾資產，以低成本融通債務，並參與租稅套利與法規套利。像雷曼兄弟與其他公融中介公司，其營運、責任、利潤中心劃分給數百個法律實體，母公司資產幾乎都是子公司的股份。

有三項特點讓公司模式得以成功︰一，資產防禦，將公司負責人的個人債主擋在申索公司資產之外，只能拿走債務人的股份。債權人可能會要求母公司提供子公司債務的擔保，但整體資產沒有增加，資產分割只會令債務更不透明，子公司更難受到監督。

二，損失轉嫁，公司負責人既能享受經濟成長的好處，又能將經濟衰退的苦果轉嫁至債權人、員工與社會大眾。有限責任制下股東有「所有權人屏障」，他們只需要在公司存續期間賺取利潤，不必考慮公司的長期存續，只要能及早脫身就好。雷曼兄弟之後投資者明白，假如公司倒閉會令體系崩潰，政府就不得不紓困，讓社會大眾為公司造成的損失付帳。

三，永續存在的可能，股東鎖定防止股東撤走最初投入公司的資金，股份市場則讓股東不會被綁死，令股份公司比合夥公司更有可能長久經營。

公司是法律的產物，只能在國家承認下存在。在各國的法規競爭下，公司大致可以自由選擇各國的公司法，從而選擇適用稅率與法規成本。挑選外國法律依據的是「衝突法規則」，或稱為「國際私法」，決定在司法管轄區多於一個時遵循甚麼法律。設立地主義允許公司自行選擇母國，只要其他國家也願意認可公司的法人身份，就可以成立公司。與此相對，在所在地主義下，公司必須依照司法管轄區的法律成立，才能成為該區法人，若要到另一國家經營，則需要按另一國家法律成立公司。

歐美公司法都遵循設立地主義，承認其他國家成立的公司有法人地位。同一集團經常會在對股東友善的司法管轄區成立許多法人，這樣做可以防止子公司資產被其他子公司的債權人拿走。集團也會選擇知名避稅港，例如開曼群島成立子公司，將應課稅所得入帳在這些避稅港公司下，繳交較低稅率。當各國承認這些只是為租稅套利而成立的公司，就難以打擊利用避稅港的活動。集團在不同司法管轄區成立公司的另一目的是逃避法規，以複雜的法律架構掩飾在營運國家違法的交易。

金融資產持有者為求穩定，以法律模組掩飾，提高資產兌換成國家貨幣的可能。在金融資產債務循環下，損失主要落在兩群人︰無擔保債權人以及為紓困付帳的人民。債權轉變為可要求兌換國家貨幣的可交易資產過程中，經過匯票、資產擔保證券、證券分層化、債務擔保憑證等法律編碼，包裝成看似等同國家貨幣的私幣。當創造更多金錢的誘惑讓私幣氾濫，同時相關資產價格下跌，引發經濟體系危機，最終只能由國家以人民未來生產力為代價，將私幣換成國家貨幣。

智慧財產權是法律的產物，立法者創造臨時獨佔鼓勵發明與創作。但創作者的利潤微薄，以智慧財產權從事合法獨佔，最終得益的是透過專利賺錢的企業。潛在專利人亦會尋求營業秘密法保障，在專利到期後仍能透過特定資訊與專門知識確保優勢。法律圈地運動角逐基因密碼與知識，讓人們不能使用自己的資料與自然界的密碼，目的只是讓特定資產持有者又多一種方式，在犧牲他人利益下擴張自己的財富。

全球資本主義存在不需要全球通用法律與世界政府，只需要各國承認並執行特定外國的法律制度。這套全球通行的法律制度現時以英格蘭普通法與紐約州法為主，加上國際公約與貿易投資制度。整合各國法律的困難，使公部門讓私部門自行選擇國內或國外法的做法得以成形。

契約、侵權、財產權、公司法等領域各有不同的排除衝突原則，各國契約與公司法較為整合，財產權依據國內法與國際公約，而破產法與智慧財產權的細節仍掌握在個別國家手中。私部門會主張決定甚麼是財產權是其特權，並以國際條約為武器攻擊主權國家，試圖推翻司法體系在內的國家所作決定，要求賠償，或以仲裁庭凌駕於國家法院的判決。持有全球資本者掌握權力，將不同國內法律制度與國際及雙邊條約混雜，以調配出適合自己的法律。

熟知資本編碼的律師發揮創意，以立法機關與法院想像不到的模組重組資編碼。 律師運用契約法、財產法、擔保法、信託法、公司法與破產法的現成元素，加以塑造移植至不斷改變的資產清單上。作者稱擅長交易法規的律師為資本密碼大師，他們在一流法律學院受訓，進入一流法律事務所長時間訓練，既運用現有法律也會積極創造新法。

資本密碼大師大多來自普通法系，普通法系國家律師較有自治權，有創造新法律的機會，在資本編碼上較民法系制度有優勢。全球化下資本密碼大師可以從選好的法律制度與國際條約，拼湊出維繫商品與服務的全球市場，並決定糾紛透過法院還是私人仲裁程序解決。資本密碼大師不再依賴單一國家的法律，就能掌握與挑選需要的法律編碼策略，其發揮空間與服務價格前所未有。

新的數位編碼技術有可能挑戰現在法律編碼。最顯著的技術是區塊鏈，可以完整紀錄所有交易活動。數位契約自動執行承諾的設計，需要面對未來不確定的問題。法律編碼契約並不完整，可以在情況徹底改變時重新談判條件，設立退出機制與例外原則。數位代碼不可變的特性讓數位契約調整更不容易。從界線模糊的法律主張，轉譯為數位世界的二元變數，會遇到劃分權利界線總會改變現有權利的問題，讓資源比較少的人居於劣勢。

加密數位貨幣比較像是另一種私幣，就像以往的匯票，深受信用、不穩定性與權力影響。沒有人能防止投資人用信用交易購買數位貨幣，之後以國幣支付相應價格，讓數位貨幣較像期貨，以欠款方式購買投機性資產。分權化數位貨幣也無法避免「挖礦」能力受可掌握資源的差異影響。數位貨幣可以滿足貨幣的價值儲存與交易手段功能，但由於價格變化速度極快，無法像貨幣一樣用作計算單位。在缺乏國家作最後保障下，數位編碼者需要用更有效方式，將危機時的損失攤分給所有數位貨幣人，而不是讓最後留下的人承擔一切。

已有跡象顯示，數位代碼正與法律密碼結合，為已經用法律編碼成資本的資產服務。金融機構透過智慧財產權申請獨佔數位金礦專利。大型銀行與科技公司聯手，改寫開放原始碼為封閉的專屬區塊鏈技術，試圖以專利法與營業秘密法將數位公共空間據為己有。判定這些做法是否合法的法院與立法機關，本身就是已有法律的產物，讓法律密碼更有可能戰勝包容性較強的數位代碼。

作者提出，在資本主義社會中，要了解權力的基礎及其衍生的財富分配，關鍵在於特定資產得到法律保障的過程，以及這些過程是私人而非社會大眾的選擇。有權有勢的人不需要與國家談利益，只需要請來精通資本密碼的優秀律師。私法與憲法重疊，將主觀權利提升為基本原則。

資產持有者以法律編碼資本的利益，一方面來自私法的不確定性與可塑性，另一方面來自管理權利執行程序中的先行者優勢。潛在告訴人要挑戰權利主張，需要面對冗長法律訴訟、高昂成本、提告的資格門檻、補償時效、搜集證據等困難，訴訟期間已足以讓權利主張者大飽私囊。

資本編碼多數是在監管機構默許，經由私人交易活動累積而成，由私人律師編製，爭議交給私人仲裁，只偶爾進入法律程序。只有在沒有其他方式提出新的編碼策略，或將策略擴大至新的資產類別，資產持有者才會遊說政府公開修改法律。有時私下編碼失去控制，讓立法機關不得不平衡各方角力的賽場，或至少想辦法替未受良好保障的個體消弭損失。

作者對立法機關、法院、監管機構如何從資產持有者及其律師手中，收回資本密碼的掌控提出八項建議︰一，「明確原則」，不能讓資本擁有超過基本編碼模組的法律特權；二，讓自由選擇司法管轄區變得較為困難，例如取消設立地選擇權；三，限制私人仲裁人插手社會議題、重大政策議題或雙方談判力差距很大的糾紛；四，防範資本的負外部性效應，讓資產持有者負擔其製造的社會成本；五，讓在危機中損失最慘重的人有話語權，做法包括有權在事後尋求補償損失、懲罰性損害賠償、集體訴訟等；六，限制純投機性合約或賭注不能透過法院執行；七，各民主政體聯手實行限制資本特權的策略，避免規範向下競爭；八，重新思考法學教育資金來源與法律事務所薪資結構，減少年輕律師只能投向資本編碼工作的情況。

假如權利不能重新編碼，讓民主社會公眾重新掌握自身命運，確保私人行為遵循法律制訂的社會目標，就會有兩種可能︰一是現有秩序遭受暴力破壞，二是法律維護社會秩序的正當性被進一步侵蝕。獨立司法管轄區與自由媒體已在民主國家受到猛烈攻擊，假若趨勢持續，赤裸裸的權力將再次支配法律秩序，大部份人都會更加窮困。 

正義與差異政治

看完了Young的《正義與差異政治》，探討以支配與壓逼為起點的正義理論。作者主張以分配為典範的正義構想有兩項問題︰一，分配式典範傾向將社會正義思考聚焦於物質財貨或社會位置的配置，經常忽略協助決定分配模式的社會結構與制度脈絡；二，當分配以隱喻方式延伸到非物質社會財，分配概念讓它們看來像是穩定不變的東西，而不是在社會關係與過程中可以改變。

聚焦分配忽略並掩蓋產生這些分配的制度性脈絡——國家、家庭、公民社會、職場的的結構與實踐；指導這些結構與實踐的規則與規範；這些結構與實踐之中擔當社會互動中介的語言與象徵。制度性脈絡決定人們參與決定行動、運用自身才能的能力，對正義與不正義判斷有重大意義，但分配式典範時常預設特定的制度性結構，卻無法評價這些結構是否正義。

將分配邏輯應用至社會財，會對當中涉及的正義議題產生誤導，將社會生活化為可識別、可讓渡、可分配的實體。個人被想像為社會原子，與可分配的社會財分離，而不是社會過程與關係的產物。分配式典範只注視最終形態的社會正義，隱含一種靜態、忽視過程的社會本體論。理論從日常互動的時間流中抽離，往往無法與個人行動的理解互相連結。

作者指，將權力帶入分配邏輯曲解了權力的意義︰視權力為個人持有物或屬性，模糊了權力是人際關係而不是物品的事實。分配式權力典範的原子論式偏見，會造成只關注特定權力的代理人或其施加對象，將權力當成有權者—無權者的二價模型，忽略第三方的支持與中介功能。權力分配邏輯沒有考慮支配的結構性現象，人們經驗到的制約，通常是多數行動者意圖或非意圖的產物。權力重分配不適合用於理解當代福利統合社會︰雖然權力廣泛分散，但社會關係受支配與壓逼嚴密限制。

分配式正義著重人類身為消費者一面。作者提出，如果將人類是做事者、行動者納入考慮，可以在分配的公平性之外，尋求促進許多美好生活中的價值︰在社會認可下學職與運用令人滿足的廣泛技巧；參與制度形成與運作過程；與他人遊戲及溝通；表達與聆聽經驗、感受與觀點。社會正義不是這些價值在個人生活中的具體實現，而是社會對於實現這些價值所必須的制度性條件之容納與支持程度。

美好生活中的價值可以概括化約為「自我發展」與「自我決定」兩類，亦有兩種相應的不正義社會境況︰壓逼是自我發展的制度性束縛，阻礙某些人學習廣泛技巧，抑制人們互相遊戲、溝通、表達與傾聽的能力；支配是自我決定的制度性束縛，阻礙人們參與自己行動或行動條件的決定過程。

壓逼在重要經濟、政治與文化制度中被系統性再生產，意味著受壓逼群體不必定需要有一個相應的施壓群體。群體是社會關係的一種表達，群體認同出現，是因為人們在社會集體相遇與互動中，經歷到生活方式及交往形式的差異。群體的定義出自特定社會位置的認同、該社會位置所產生的共同歷史，以及自我認同。群體的真實不是物質真實，而是社會關係形式的真實。若要主張社會群體差異存在，同時不產生壓逼是可能的事，就必須以關係性、高流動性的方式概念化群體。群體內部以及群體成員個人都不是同質性的，不必然首尾一貫。

作者列出壓逼的五種形式︰一，剝削，指某個社群的勞動成果被穩定地轉移至另一受益群體。剝削會制定與再生產社會群體之間的權力與不平等關係。只要制度化實踐與結構關係維持不變，財貨重分配無法消除剝削的不正義。

二，邊緣化，指排除特定人群在勞動體系之外，無法有用地參與社會生活。邊緣化既造成物質剝奪的不正義，也在福利體系剝奪依賴福利人口的權利與自由、不讓人們受認可地運用自身能力上造成不平等。

三，無能力(powerlessness)，指必須遵守指令，卻幾乎沒有下指令權利的狀態。在分為計劃者與執行者的社會分工下，執行者處於無能力處境，缺乏權威、地位及自我感受，少有機會開發與運用自己的技能，工作自主性很少，沒有專門知識與權威，不會被視為「值得尊敬」。

四，文化帝國主義，指支配群體文化與經驗被視為普遍適用，並確立為規範。基於自身文化表現及認同的正常性，支配群體在面對其他群體的差異時，就會將差異群體建構為有欠陷與否定的「大寫的他者」。受文化帝國主義影響者被標上本質的印記，讓他們被逼對受刻板形象影響的他者行為作反應，創造出「雙重意識」經驗︰感覺總是透過他者的目光注視自己。

五，暴力，某些群體成員終生必須恐懼針對他們的任意攻擊，他們知道自己之所以容易成為暴力目標，僅是因為他們的群體認同。針對群體暴力的非理性顯示無意識過程在起作用，這與認同失落的恐懼密切相關。

福利資本主義體現三項放任自由資本主義沒有的重要原則︰一，經濟活動受到某些社會控制。企業依賴政府制定制度與政策，承擔訓練勞動力與研發成本，提供基礎建設，批出政府合約等。二，當私人機制無法有效運作，國家有義務滿足需求。福利國家承諾滿足公民的生活基本需求，改善他們的生存與生活品質。三，以形式平等與程序主義價值為目標，反對個人化權威與強制性合作。官僚機構根據非個人規則運作，規則一體適用於所有個案。

福利資本主義讓更多私人經濟活動納入公共政策範圍，公共事務變得越來越去政治化。社會衝突與討論大幅限制在分配課題上，組織與生產目標、位置與決策程序等不是需要被處理的問題。福利資本主義定義公民為顧客—消費者，要求高度消費以維持經濟成長動能。解決分配政策衝突的工具是利益群體多元化，不同利益群體競爭及議價，以決定政府政策與資源配置。針對正義的規範性主張變成出於欲望的自私訴求，人們無法檢視討論與衝突，對審議的提議與制定決策一無所知。

官僚體制將合作計劃定義為技術控制的目的，發展出精細的勞動分工，定義權威的階層制度位置。以明確規則與程序將集體行動正式化，結果讓集體行動與規範性的探究與結果分離。決定與行動的評價標準不是它們是否正確或公正，而是根據它們在法律上的效力。一個數以百萬計人精密合作的生產、分配與服務供給的巨大體系，其中大部份人對自己的行動或行動條件毫無決定權力。顧客與消費者深陷於微型權威佈下的天羅地網，過往服從於傳統規範、自發行動或集體決定的生命活動，不是被商品化就是被國家機器控制而標準化。

福利資本主義需要控制某些結構性衝突才能成功去政治化︰私人累積承諾與國家支出需求互相碰撞，引發財政危機；日常生活領域受理性化與人為操控，卻要讓這類操控保持去政治化，而人們可能要求針對這類政策進行有意義的公共討論。在這些衝突的脈絡下，出現各式各樣的起義(insurgency)活動，其特色為自發、針對特定課題、尋求擺脫官僚體制殖民化，並創造另類制度形成及獨立的討論。

起義活動可主要分為三類︰挑戰決策結構及有權者伸張他們意志的權利，如環境運動、反核運動、都市社會運動等；組織自主性服務，如受虐婦女庇護所、族裔服務機構、佔屋運動等；文化認同運動，如嬉皮、龐克運動、自然食物運動、同志解放運動、弱勢群體運動等。這些運動再政治化社會生活，視許多未有受質疑的既有制度與實踐為可改變，只是選擇的問題。起義活動會面對再遏制(recontainment)的挑戰，被吸納進利益群體政治的分配導向中。

以民主為儘可能減少支配的正義要素，讓公民透過參與過程確保自己的需求與利益被傳達，不受其他利益支配。民主參與提供能力開發與運用的重要工具，令人們能夠從與別人的需求相較下考慮自己的需求，在關係中發展對社會制度的興趣、說理與論證、有條理說服等，並感覺社會關係是可改變的。對於民主會造成不公正結果的質疑，作者指出民主必須始終是憲章性根本原則，遊戲規則不能隨便改變，而是對審議過程及結果的根本制約，即使民主決定也不能侵犯列明的基本權利。憲政民主應重新建構所有機構形式，而不只是限於公共政策機構，人們就比較不會因為無能力而無法表達其聲音。

作者質疑道德理論中的公正(impartiality)理想尋求將差異化約為統一的認同。公正性超然的姿態只能透過抽離情境、感情、社會歸屬與觀點的特殊性達成，但這些特殊性仍在實際行動脈絡中運作。這讓公正性理想產生普遍與特殊、公共與私人、理情與激情的二分。公正性理想讓支配群體可以宣稱其特殊觀點的普遍性，幫助正當化階層式決策結構。

同一性邏輯想將事物放在一起思考，化約為一個整體，找出普適的法則解釋所有現象。這種邏輯否認或抑壓差異，逃離感官經驗的特殊與歧義性質。藉由尋求將有差異的相似化為相同，同一性邏輯諷刺地將本來只是不同的事物變成絕對他者。想要將特殊事物統攝於整體，必然會排除特殊實體或情境的某些屬性，將差異強行塞進階層式二分法︰本質/偶而，好/壞，正常/偏差。

正如其他同一性邏輯例子，建構公正的道德理性欲望，導致的不是統一而是二分。公正性理想將道德脈絡重構為一種對立，即形式上的公正面向，以及僅是部份而特殊的面向兩者對立。公正理性從道德理性普適性中排除感覺、傾向、需求與欲望，產生出理性與感覺之分，也令普遍意志與特殊利益對立。作者指出︰

公正性的理想表達的是一種不可能，一個虛構的故事。沒有人能夠採取一種全然不帶個人色彩、不帶感情、全然隔離於任何特殊脈絡與承諾的觀點。在尋求這樣一種道德理性觀念的同時，哲學成了一種烏托邦空想(pp. 184-185)

在政治理論與實踐中體現公正性同樣出現公與私、普遍與特殊、理性與欲望的二分。公正、普適的公民公共理想可疑之處，是宣告公正與普適理想同時，相當有意識地排除一些人的公共參與，如女性、非白人、無財產者。透過假定理性對立欲望、情感及身體，公民公共構想排除人類存在的身體與情感面向，實踐上強加同質性於公民公共之上，排除不符理性公民的個人與群體︰女性身體及欲望的特殊性、種族及文化差異、需求的多變與異質、個體的目標與欲望、感覺的模稜兩可與變化多端。

公正性理想會正當化支配或壓逼的意識形態︰它支持國家中立的觀念，為分配正義典範提供基礎；它正當化官僚制權威及階層式決策過程；透過預設特權群體觀點為普適立場，它再次強化壓逼。凌駕特殊利益及公民社會衝突的國家中立觀念是迷思，如果不同群體在權利、資源、公共領域參與管道有顯著差異，所謂公正決策過程通常會產生有利於更有權力者的結果。特權群體的經驗與標準會被建構為中立，當受壓逼者經驗與此不同，不單會被忽視與噤聲，也會被指為違背公正的普遍利益，被建構為偏差及劣等。

作者認為公共、私人與兩者關係的意義應該重新概念化，與啟蒙共和主義傳統分道揚鑣︰

公共的首要意義，就是公開而且可以取用的。這種公共原則上不是排他性的。雖然就該意義而言是普遍的，但是這個公共的構想並不意味著同質性或採取某種普遍或普適的立場。確實，在公開、可取用的公共空間及論壇中，一個人應該期待與不同的人相遇並聆聽他們的聲音，這些人特殊的觀點、經驗及社會歸屬都是不同的。於是，為了促進一種包容的政治，參與式民主主義者必須促進異質性公共的理想；人們在其中可以帶著自己的差異站出來，他們的差異得到他人的認知與尊重，儘管也許沒有被完全理解。(pp. 208-9)

在據稱自由而寬容的社會中，被他人投以憎惡目光的經驗，影響所有承受文化帝國主義的群體。將群體定義為醜陋他者的互動動態及文化刻板印象，與壓逼性的騷擾與身體暴力有極大關聯，並讓這些群體的許多成員身心受害。在這樣的社會中，大部份人並非有意識相信有些群體比其他群體好，明顯的歧視與排除被社會正式規則禁止。但是在私底下，人們對自己的偏好與偏見更直言不諱，無意識反應的偏見與貶損更為普遍。

人們在互動脈絡與媒體中無意地對美醜、好惡、聰明愚蠢、有能無能的判斷，經常標記與刻板印象化某些群體，或將它們貶損與降級。許多人有意識地承諾要平等對待不同人士，但是他們的身體與感覺對這些群體成員卻出現憎惡或迴避反應。人們會在推論意識層次壓抑這類反應，原因在於這些相遇會威脅到其基本安全感系統，他們所屬文化卻主張理性與身體分離。自由主義的要求促使人們保持沈默，即使在實踐意識層次上人們「知道」群體差異的重要。當受壓逼者將實踐意識層次的行為與反應帶進推論意識層次，往往會被指為反應過度、無中生有。理性與身體欲望分離的主張，令媒體可以赤裸表達各種刻板印象，並以「不過是無傷大雅的幻想」打發質疑。

可敬性觀念認為值得尊敬的人是貞潔、節制適度的，尤其關注清潔與行為得體，一絲不苟的體面莊重生活規則。性別兩極分化是可敬性整齊有序的一個關鍵面向，讓陽剛氣質與陰柔氣質成為既互斥又互補的兩極，這種邏輯否認或壓抑差異。對持續被標記為大寫他者的人們而言，即使他們成功展現出可敬性規範，他們身體中引發他人無意識緊張或憎惡的事物仍持續被標記出來，讓其他人不認為他們值得尊敬及具有專業性。大寫他者的人們不斷需要「證明」自己值得尊敬。

道德理論主流典範往往將道德判斷的範圍限制在深思熟慮的行動。作者指，如果無意識反應、習慣與刻板形象再生產對某些群體的壓逼，那就應該被判斷為不正義，因此應該改變。責備人們與需要人們負起責任可以作出區分，責備無意識行動的人們不恰當，但人與制度都應該為無意識與非意圖行動或態度負責，要求人們或制度「從現在起」反思這類無意識行動，並努力改變習慣與態度。

同化理想定義解放為超越群體差異，假定要所有人都有平等社會地位，就需要根據相同的原則對待每一個人。差異政治則主張，所有群體都能參與並被包容進來的平等，有時需要的是對受壓逼群體或弱勢群體有不同待遇。在人們廣泛同意沒有人該因先賦特質被排除在政治經濟活動之外的社會，強調平等解放而忽視差異會帶來三個面向的壓逼後果︰

一，對差異盲目，會令與特權群體不同的群體處於不利地位。同化主義策略中，特權群體隱約定義評價所有人的標準，受壓逼群體在努力符合這些標準時處於不利地位。

二，沒有社會群體差異的普適性理想，允許特權群體忽視他們自身的群體特殊性，展現出中立普適的外觀。受壓逼群體被貼上特殊性標記，被客體化為大寫的他者。

三，偏離聲稱中立標準的群體會受到貶損，這些群體的成員可能內化出一種無價值感，陷入沒有出路的困境。參與同化意味著接受非己所願的認同，決定參與時會被自己與其他人提醒自己的不同。

作者指，主張群體差異正面性的政策具有解放與賦權效果，重新取回並肯定支配文化要求去鄙視的認同，讓支配文化相對化，推廣群體團結以促進根本制度改革。想要為現在受壓逼群體伸張正義會面臨一項兩難︰忽視群體差異往往維持被定義為偏差者的不利處境，但聚焦於差異恐怕會重新製造出差異過去承受的污名。作者的回應是一種雙元的權利制度︰一面是人人平等的一般性權利制度，一面是更特定的群體意識政策與權利體制。

在公共沒有超越群體差異，經常允許特權群體觀點與利益佔支配地位下，民主公共只能透過承認並給予內部群體差異發言權，以抵銷這種偏差。作者提出，民主的公共應該提供機制，有效認可代表受壓逼或劣勢群體的特殊聲音與觀點。制度性機制與公共資源必須支持群體成員自我組織，決策者有義務說明其審議已將群體觀點納入考量。對直接影響特定群體的政策，那些群體應擁有否決權。這個群體代表制的特殊代表不適用於利益群體或意識形態群體，只要求受壓逼或劣勢群體有特殊代表。群體代表制適用於任何有權影響人們行動的機構，著重群體經驗、觀點與利益得到代表，而不是比例代表制。

利益群體多元主義中每一利益群體徹底提倡自己的特殊利益，不要求合理化其利益，也不要求利益必須正確或與社會正義相容。在鼓勵群體自我組織與採取群體代表制決策的異質公共中，參與者一起討論眼前議題，根據正義原則進行討論，要求主張者必須明確站在不同社會位置的其他人面前，為自己的需求提出正當理由。

對積極矯正歧視措施的既有討論聚焦在分配式正義典範，沒有能力質疑制度組織與決策權力的課題。哲學家與政策制定者往往將官僚制勞動分工假定為給定的，也假定少數特權位置應該根據功績分配。積極矯正歧視措施反對者認為，平等待遇、無歧視原則應該有絕對道德優先性。作者認為，人們應拒絕歧視是群體所承受唯一或首要惡行的假定，壓逼才是群體相關的首要概念。壓逼所涉及的許多行動、實踐與結構都與歧視無關。歧視往往將注意力放在加害者及特定行動與政策，而不是放在受害者及其處境上。歧視看待群體不正義為異常，是例外而不是規則，讓人誤以為某些群體不正義已減少就等同已消失。

積極矯正歧視措施正面介入壓逼有幾個面向，包括讓機構宣佈接納之前它排除的群體、反制機構及決策者與特定群體相關的偏誤、將群體代表制的好處帶入決策階層。積極矯正歧視措施首要目的不是補償過去的歧視，也不是彌補過去被排除群體所謂的缺陷，而是緩和機構及決策者現在的偏誤與盲目造成的影響。

不論是積極矯正歧視措施的支持者或反對者，都假定社會位置應分配給「最具資格」的人，鮮少討論位置定義是否正義、錄取方式如何決定這些更廣泛結構問題。以績效原則分配人們渴求的稀缺職位，只有在滿足以下條件下才是公正的︰一，資格必須以技術才能及能力定義，不受價值與文化影響，二，純粹的技術才能及能力必須與工作相關，三，表現與能力必須受個別評判，四，測量尺度必須獨立於價值及文化。

作者指出，無偏誤績效標準與公正理想一樣不可能實現。首先，大部份工作太過複雜多面，無法精準確認它們的任務，並據此測量個人在這些任務上的表現。其次，在複雜的工業與辦公組織，經常無法確認每個個人的貢獻，因為結果與產出來自勞工共同合作。第三，許多工作中，勞工的角色是否定性多於肯定性，確保流程按預定進行避免出錯，通常不可能以勞工沒有介入可能產生的成本，來評量勞工生產力。最後，在大部份大型組織中，勞動分工意味著評價表現的人往往不熟悉工作流程，上級常常沒有能力評量技術性工作表現本身，因而依賴對勞工的態度與勞工的社會舉止評量工作。這四類評量阻礙在專業與管理工作最為明顯，而這類職位最稀缺、報酬最高。

在職場與教育體制中，人們以標準化測驗為表現的代理指標，希望能夠針對技術或認知能力提供規範及文化中立、客觀的評量方式。然而，標準化測驗無可避免反映價值選擇與文化意義︰測驗本身有屬於測驗的文化，獎勵競爭性、獨立作業、迅速作業、強烈傾向抽象概念；測驗所能確認的技巧實際上被賦予更高價值；所有個人化約為一個共通尺度，必然將差異重新建構為偏差或降值，並以階級、種族、性別分化。

評估個人資格的評等標準具有規範與文化特殊性，意味著證明人們是否符合資格始終是政治性的，可公開接受挑戰。績效評估在分配之外的重要正義問題因而浮現︰誰應該決定資格、透過甚麼原則來決定。作者主張建立並運用資格標準的決定民主化，並受到公平性限制︰一，評估資格的標準應明確公開，包括它們服務的價值與目標；二，標準不應排除任何社會群體在職位考量之外；三，所有職位候選人都應根據公開宣佈的正式程序得到徹底考量；四，特定群體親近性、社會位置與個人特質者也許會受到偏愛，但只能基於削弱壓逼或補償劣勢的理由，而且絕對不能再強化特權。

在典型擁有階層結構的組織中，許多受僱者對自己責任與行動的限制只有極少甚或沒有決定權。專業與非專業劃分讓專業者得到更高薪水、更多認可、更大權力，即使他們的工作仰賴非專業者才得以實現。工作過程只包括執行他人指揮的任務讓勞動貶值，更容易被自動化，並緊縮對勞工的控制，增加剝削。去技術化對許多勞工造成無能力的壓逼，個人生活大部份面向幾乎沒有自主性。專業與非專業劃分也體現文化帝國主義，假定某些工作優於其他工作，從事某類工作的人更「值得尊敬」，忽略某些方面無法比較的智能與技術。

社會正義要求職場民主化，以及削弱任務定義與任務執行之間的劃分。職場民主至少有兩項必要條件︰一，企業僱員必須參與企業整體的基本決策；二，企業僱員必須參與事關他們直接工作情境的特殊決策。民主的勞動分工不需要排除專業化，削弱專業與非專業劃分的意義為︰首先，只以地位或聲望與專業工作特權連結是錯誤的；其次，應該讓每個人都有機會流動到較高技術工作，雖然留在同一工作也不應背負污名；第三，專業及管理職勞工應該從生產線或第一線服務展開工作生涯，取得專業技能所需學校教育應該免費；最後，擁有專業技能或特殊知識的人們必須對勞工與社群負起責任。

作者主張，社群理想無法提供民主政體的適當替代版本。這個理想表達一種主體們彼此融為一體的欲望，但其同一性邏輯在實際運作上排除無法認同群體的人。社群主義的社會關係理想是主體共同在場，每個人都了解與認可彼此，否認主體之中與主體之間的本體差異。作者指，主體不是一個統一體，無法向自己現身，也無法完整向各主體彼此現身。社群理想只看重面對面關係，忽略即使兩人之間的關係也受聲音、手勢、距離、時間等中介，當有第三者介入，這類中介會越來越多。小型去小心化自足社群組成良善社會的理想，經常無法回答不同小型社群如何連結，迴避如何與陌生人組織的政治問題。

作者提出以城市生活理想為社群理想的替代方案。城市經驗中可找到以下四種美德︰一，沒有排除的社會分化，各種群體重疊混合，但未變得同質；二，多樣化，社會空間有各種用途，人們在此相遇交談；三，魅惑力，人們被拉出安全的例行軌道，邂逅新鮮而驚奇的事物，穿過各種風格與氣氛的空間；四，公共性，在公共空間與論壇，任何人都能說話與聆聽。城市生活由多樣交疊的鄰人組成，社會正義無法透過普適性公共產生，而是以差異政治實現。

作者以城市生活理想評估實際城市帶來的各種不正義。中央集權化企業及官僚從自身理性與效率觀點決定投資，經常造成喪失活力的功能驅隔，並透過投機行為影響居民福祉。城市與鄉鎮政府的決策受企業與中央官僚限制，同時與利益團體議價決定地方政策，不受質疑與公開討論，令土地使用計劃對沒有組織、適應力較落後的群體造成不成比例負擔。都市空間隔離讓城市生活更單調無意義。工作地點與居住社區分隔，令較無能力獨立在廣大區域移動的人邊緣化。群體隔離強化憎惡式歧視。富裕社區可以搬往郊區，逃避負擔城市設施的稅收，擴大地區之間的不平等。

自治權支持者主張以地方自治反制階層支配，但作者則指自治權強調私人與排他性，分區規劃讓許多自治市阻礙低收入者離家較近工作，缺乏大眾運輸讓窮人與老人孤立，郊區社群自治讓這些社群不用付出就可以剝削城市的好處。作者主張，自治權應該與賦權區分，賦權是指施為者透過有影響力的發聲與投票參與決策過程，是公共、開放的概念。

賦權最低限度意味著擴張透過民主進行決策的範圍。政府權力最低層級應該是地區性，地區指人們可以認同為自己生活的空間。地區性代表制應遵循以下原則︰一，地區應該促進自由，重要決策公開、民主化、參與式、以地區為範圍；二，地區規劃應儘量減少隔離與功能區劃，以培育多樣而共存的群體與活動為目標；三，以地區為基礎的公共政策，規劃與服務，應致力於培育公共空間，開放給所有活動，禁止車輛通行。

對於國際正義，作者認為以支配與壓逼概念了解不正義依然有效，但壓逼的範疇需要按照脈絡改變。世界各地有三種涉及差異的社會與政治情況︰一，在宣稱要超越對政治無關緊要差異的國家，內部出現族群復興現象；二，有些分離的民族與國家正創造制度，讓它們更密切接觸與互動；三，在世界上許多地方，人們持續視群體差異為絕對的他者性，造成支配與暴力。作者認為，肯定群體差異並給予受壓逼群體特殊代表權的政治理想，與每一種情況都直接相關。群體自我定義與它們在公共的代表權得到保證，才能讓人們對更和平公正的未來世界抱持希望。 

真實烏托邦

看完了《真實烏托邦》，討論資本主義帶來的不公，與社會賦權的路徑與可能。書中提出「解放社會科學」三項基本任務︰針對現存世界的系統性診斷與批判；展望可能替代方案；了解轉型過程的阻礙、可能性與矛盾。本書關注兩種規範性宣稱的正義觀，社會正義與政治正義︰

社會正義︰在一個社會正義的社會裡，所有人基本上應能平等取得必要的物質及社會資源，過著蓬勃發展的生活。

政治正義︰在一個政治正義的社會裡，所有人基本上有著平等的機會來取得必要資源，以有意義地參與會影響他們生活之決定。這包括個人有自由做出影響他們自己做為不同個體之生活的決定，以及個人有能力參與會影響他們做為社群成員之生活的集體決定。

(p. 57)

社會替代方案可依據三項標準評估︰可欲性強調正義抽象原則；可行性提出社會結構與制度如何轉型的方案；可達成性評估轉型方案會否被推行的機率，這視乎正反行動者的相對權力與有意識採行策略，以及社會結構條件，當中包括非意圖累積效果與行動者改變自身行動的條件。

資本主義在本書指由私有制及無產工人定義的階級關係，以及透過去中心化市場交易組成的經濟協調。作者對資本主義經濟體系的批判有十一點︰

1. 資本主義階級關係讓人類不必承受的苦難持續存在。

2. 資本主義阻礙了讓人類廣泛蓬勃發展的條件普及化。

3. 資本主義讓個人自由及自主性之中原本可以消除的缺點持續存在。

4. 資本主義違背了自由平等主義的社會正義原則。

5. 資本主義在某些重大的面向上沒有效率。

6. 資本主義整體上會偏向消費主義。

7. 資本主義會破壞環境。

8. 資本主義商品化威脅了廣被推崇的重要價值觀。

9. 資本主義在由民族國家組成的世界中給軍事主義及帝國主義火上加油。

10. 資本主義侵蝕了社群。

11. 資本主義限縮了民主。

作者澄清，並不是所有當代世界嚴重問題都歸咎於資本主義，對資本主義批判的核心任務是具體指出何種資本主義機制直接導致某些危害，以及如何間接阻礙各類減少壓逼的努力。

馬克思主義是資本主義替代選項之一，認為資本主義無法長期持續，資本主義發展動力深化階級鬥爭，最終導致革命性轉型，過渡至集體擁有生產體系的社會主義，並以階級與國家消亡的共產主義為終點。作者評論，馬克思主義傳統在資本主義批判與階級分析架構上有價值，但其歷史趨勢理論有嚴重問題，對危機深化、無產化、階級能力、斷裂式轉型的理論都與實際動態不相符。古典馬克思主義理論是軌跡理論，預言未來會發生甚麼。作者認為，我們可以轉為建適可能性的理論，探索未來可以發生的事物，告訴我們是否走在正確方向。

作者區分各種權力為三種權力形式與相應的行事方式︰經濟權力建基於經濟資源控制，透過收買人們行事；國家權力建基於控制規則制定與領土內執行規則能力，透過強逼人們行事；社會權力建基於動員人們進行自願集體行動的能力，透過說服人們行事。資本主義中生產工具私有，透過經濟權力運作。國家主義中生產工具國有，透過國家權力運作。社會主義中生產工具由社會所有，透過社會權力運作。資本主義、國家主義、社會主義都是理念型，實際社會是三者的混生體，鬆散結合不同體系，在這一刻不同功能可以相容，但不代表未來一定如此。

在經濟、國家與社會三種權力形式上，社會賦權路徑有三個原則方向︰1. 社會賦權左右國家權力對經濟活動的影響；2. 社會賦權左右經濟權力對經濟活動的形塑；3. 社會賦權直接左右經濟活動。三種權力與經濟體的關係表示如下︰

1. 社會經濟

2. 國家經濟

3. 資本主義市場經濟

4. 對國家權力的民主控制

5. 對資本主義廠商的國家管制

6. 控制經濟權力的社會參與

作者討論當中七條路徑的特質︰

1. 國家社會主義︰透過國家影響經濟活動，例如提供健康、教育、運輸等公共財，當中關鍵是如何深化國家的民主性質。

2. 社會民主國家主義經濟管控︰透過國家影響經濟權力，例如安全標準、證照制度，但國家可能以有利資本而不是公民社會的需求管制經濟。

3. 結社民主︰讓公民社會直接參與治理活動，過程與政府及商業組織合作，例如各方參與的開發協調會議。

4. 社會資本主義︰由公民社會影響經濟權力，例如工會投入薪資與工作條件的協商，反血汗工廠運動等。

5. 合作市場經濟︰工人合作社組成聯盟，形成市場提供服務，以加強社會權力直接組織經濟活動的角色。

6. 社會經濟︰由自願性團體直接組織非市場生產，例如維基百科與非營利機構負責老人照護服務。

7. 參與式社會主義︰國家與公民社會共同組織與控制商品與勞務生產，例如參與式預算制定。

民主治理體制有三種形式︰直接民主，由公民直接參與政治治理活動，例如公投民主；代議民主，人民透過選舉代表進行統治；結社民主，由各種集體組織參與政治決策與治理。作者以巴西愉港參與式市政預算為例，提出「賦權式參與治理」形式的直接民主，其原則為︰

1. 由下而上的賦權式參與，由一般人參與影響他們生活的決策細節

2. 實用主義傾向，賦予人們解決具體問題的權力

3. 審議，參與者提出理由說服彼此，而不是利益交換

4. 權力下放及分權化，決策層級盡可能下移至真正面對問題的層次，例如地方行動單位

5. 重組分權化，地方單位與中央權威連接，中央權威支持地方單位審議，以有效公平方式讓後者問責

6. 以國家為中心的制度化，改變國家權力的主要程序，而不是運用外部壓力

7. 抗衡力量，指減弱權力與菁英優勢過程的有組織力量，例如政黨、工會、社運組織

對於活化代議民主，作者提及他稱為「民主卡」的安排，讓每名成年人有定額金錢捐助政黨進行選戰。接受民主卡安排的政黨不能再接受其他選舉獻金，讓獻金機制與政治平等的民主原則更為相符。作者另一項提議是隨機挑選的公民會議，以加拿大卑詩省政府2003年的選舉制度公民會議實驗為例，指出隨機挑選的公民會議或可成為第二議院，對公投議題進行審議。

結社民主以次級團體行動推動民主，其潛力為補救弱勢集結資源、促進公民教育、提供有用資金、有助解決集體問題。例如將代表工人與僱主團體納入全國政策形成過程是否有效，視乎團體能否廣泛代表各種社會類別、團體領導者能否以民主過程向成員負責、團體能否有效制裁成員。在經濟政策以外，結社民主也可能在勞動技能養成與保育瀕危物種棲息地這類議題中發揮作用。

社會經濟指運用社會權力直接組織與控制的經濟活動。以維基百科為例，其組織原則不僅是非資本主義，更可說是反資本主義，當中包括︰

1. 非市場關係︰自願、無償的貢獻及免費取用

2. 完全、開放、平等參與

3. 貢獻者之間直接、審議的互動

4. 民主治理與決斷

加拿大魁北克省的「就業與經濟高峰會」是另一社會經濟案例，由公民社會與經濟的各類組織參與對話，提交方案給政府與公民社會，例如幼兒托育與非醫療性老人居家照護。魁北克經驗有四項制度設計元素促進社會賦權︰

1. 國家提供社會經濟補助，對支持社會經濟活動持續發展非常重要

2. 社會經濟投資基金發展，提供內部募款機制

3. 透過結社民主治理，深化連結公民社會中社會經濟活動的團體

4. 組織的民主參與形式，肯定平等主義的解放價值

社會經濟潛在問題是公民社會中存在排他性團體，以及如何與資本主義銜接。社會經濟需要穩定資金來源，作者提出資金可來自「無條件基本收入」。無條件基本收入吸引之處在於大為減少資本主義的強制、在勞動市場產生平等主義、直接大量減少貧窮、讓非商品化照護服務的價值得到肯定、增加勞工集體力量，同時為社會經濟提供資金。對無條件基本收入的質疑主要是勞動供給減少與資本外移，這兩項問題隨著無條件基本收入水平增加可能會加劇，在缺乏實際經驗下難以預測影響。

社會資本主義指公民社會社會權力直接衝擊資本主義經濟權力的運作，例如工會、大學捐款、退休基金等。共同資金進行民主控制的策略，包括由勞方控制創投基金，以及股份納稅制的受薪者基金。魁北克總工會的團結基金是勞方控制的創投基金，由工會直接管理，得到政府補助，投資者多數是工會成員，以自願地方代表協助申請購買基金，只投資通過社會審查的廠商，以長期觀點看待獲利，積極介入投資的公司管理與員工訓練。

股份納稅制的受薪者基金未曾被實施採納，其提案為股份公司支付的稅款成為新股，這些新股納入受薪者基金，擁有一般股份權利，但不能出售，在動態演變下稀釋私人股份的價值，公司所有權逐漸移至受薪者基金集體組織。透過控制受薪者基金，公民社會中的社會賦權團體可以對股份公司施加民主控制。

工人合作社指工廠由僱員所有，並由其成員以民主方式治理。西班牙巴斯克的蒙德拉貢合作社公司是工人合作社的重要例子，透過製造、銷售、金融三大部門組成一種合作市場經濟，部份隔絕於資本主義全面逐利的壓力。蒙德拉貢合作社公司的特點，包括社會政治與技術雙重結構、原則上全體大會是合作社最高治權機構、個別合作社選舉代表出席更高層級會議、合作社有隨時退出的權利。

其他社會賦權制度設計方案包括︰社區土地信託、國際勞動標準運動、學生反血汗工廠運動、森林保育認證、公平貿易運動等。

社會轉型理論由四項元素組成︰社會再生產的機制、再生產過程的裂縫及矛盾、非意圖社會變革潛在的動力及軌跡、集體行動及轉型鬥爭策略。社會再生產理論說明人們為何沒有挑戰壓逼，指出影響人們個別或集體行動的四類機制︰強制力、制度規則、意識形態、物質利益。 再生產過程裂縫及矛盾則有以下四項重要根源︰

1. 社會再生產的複雜性及條件不一致

2. 策略的意向性與其衍生結果

3. 制度僵化與路徑依存

4. 偶然與不可預測性

非意圖社會變革潛在的動力及軌跡出於兩種互動︰一，人們行動有現存社會關係運作時，累積出非意圖的副產品，例如女性決定生育後繼續工作，是想解決自己面臨的問題，但累積效果成為廣泛社會變革。二，有意識社會變革計劃累積的意圖性效果，包括各類集體行動者有意以各種方式改變社會結構與制度。解放轉型過程涉及兩種互動匯合，既要有策略與鬥爭，也需要不是由集體行動者促成的適當時機。

轉型策略有三大邏輯︰斷裂式、間隙式與共生式，其特色列表如下︰

		與轉型邏輯最密切相關的政治傳統	促成轉型的關鍵集體行動者	針對國家的策略邏輯	針對資本家階級的策略邏輯	對成功的比喻
對超越資本主義之系統性轉型軌跡的想像	斷裂式	革命社會主義及共產主義者	透過政黨組織起來的階級	攻擊國家	對抗資產階級	戰爭(勝利與失敗)
	間隙式	無政府主義者	社會運動	提出國家以外的替代方案	忽視資產階級	生態競爭
	共生式	社會民主派	社會力量及工人的結盟	利用國家︰在國家場域內進行鬥爭	與資產階級協作	演化式的適應

斷裂式轉型在二十一世紀看似不切實際，但作者認為仍值得討論的原因是︰革命式斷裂仍激勵著一部份運動者；認識斷裂式轉型的邏輯與侷限有助釐清其他策略；在特定情境下，有限度的斷裂有可能發生；未來斷裂式策略會否可行仍未可知。

斷裂或策略是否符合多數人利益視乎三項關鍵因素︰沒有斷裂下生活會怎樣；斷裂時期結束後新制度會怎樣；斷裂開始至新制度均衡期間會怎樣。即使是最樂觀的路徑，人們預期新制度下生活會好轉，但關鍵是轉型期物質福祉的低谷會多深與多久。不同階級經歷的轉型低谷有別，讓斷裂式轉變難以在民主條件之下維持。假若在轉型期採取非民主手段，則較有可能轉變為威權國家主義，而不是社會賦權的基進民主。

間隙式策略刻意發展支配權力以外的活動，建設替代的制度，有意識培育新形態的社會關係，以促進整體的轉型。間隙式策略指出超越資本主義的兩種主要途徑︰改變現有條件，以促成斷裂的現實；逐漸擴張間隙式策略有效範圍，超脫資本主義束縛。作者認為，這兩種情境的問題是它們忽視國家，視國家為不變整體。國家不能只簡單從它與社會再生產的關係理解，也必須從社會再生產缺口與矛盾的觀點理解。

共生式轉型主張社會賦權如果有助解決資本家與菁英面對的問題，會最穩定與容易捍衛。共生式轉型的核心概念，是穩定的正向階級妥協可能性，通常取決於工人階級結社力量與資本家物質利益。兩者呈反J型曲線關係，即工人原子化對資本家最有利，隨著工人階級力量增加，資本家利益滑落，但在工人階級力量越過特定門檻後，其增長會對資本家利益有正面影響，顯示如下︰

階級鬥爭與妥協不是憑空發生，而是在特定的制度中，當中有三種制度場域特別重要︰

政治的場域︰有關國家形成與執行

交換的場域︰有關勞動市場與商品市場

生產的場域︰有關生產過程

三種場域的特點表列如下︰

	工人階級力量的典型形式	增強的工人階級力量如何威脅資本家階級利益	增強的工人階級力量如何促進資本家階級利益
政治的場域	政黨	資本家單方面對再分配政策的政治影響力	穩定維繫三方統合主義式合作的能力
交換的場域	工會	資本家單方面僱用、解僱、訂定資薪的能力	在吃緊的勞動市場中限縮資薪的能力；出售產品的能力(凱因斯主義提倡的效果)
生產的場域	工人協調會	資本家單方面控制勞動過程及工作結構的能力	促進複雜的垂直及水平合作的能力；解決生產中資訊問題的便宜方法

當工人階級力量接近理論最大值，再有一點增強就可以對資本家利益與權力形成關鍵性的挑戰，令整體圖像變成︰

在實際資本主義世界中，不是所有理論值都能實現。社會體制根本結構特徵形成體制性排除，除非改會社會的基本結構原則不能改變；歷史上可變的制度安排形成制度性排除，讓行動者立即可實行策略範圍受限，直到行動者能有效挑戰那些制度。如下圖所示︰

不同社會的體制性排除與制度性排除並不相同，讓工人階級力量發展可能在某一社會較受資本家接受，在另一社會則被拒斥。轉型的共生式策略總是包括相應的兩項過程︰一，針對制度性排除的區域鬥爭，試圖開啟曲線向上部份以促進集體行動；二，在制度範圍內，試圖達到最受人們偏好的均衡狀態。

作者總結全書的關鍵課題︰

1. 資本主義同時阻礙社會正義及政治正義的實現

2. 經濟結構必定是混生體，包含不同元素

3. 社會主義式混生體必須讓社會賦權掌控經濟

4. 社會賦權有多條制度各異的路徑

5. 社會主義無法保證可以實現，必須仰賴人們的能動性

6. 沒有直接的策略路線，無法只靠一種策略邏輯推進轉型

7. 未來可能範圍不確定，無法事先得知社會賦權軌跡能走多遠

不平等的童年

看完了《不平等的童年》，是一項階級與兒童教育關係的深入參與式觀察研究。作者以「規劃栽培」形容中產階級教育孩子的特徵，孩子生活由父母規劃的活動填滿，親子語言包含說理，父母會代表與訓練孩子對體制批評與介入，讓孩子逐漸產生個人權利感。勞動階級父母則以讓孩子「自然成長」，孩子對休閒活動有控制權，成人與兒童的界線明確，孩子通常接受指令，父母在體制下無力，孩子逐漸產生局限感。兩種教養方式各有優異，但在面對正式體制時，規劃栽培下的孩子更容易適應，較易獲得體制下的優勢。像是財富、好工作、好學校等珍貴資源的分配，與父母所屬階級息息相關。

研究中，中產階級與勞動階級的學校設施、資金、人員、教師薪水都有很大差異。學校教師普遍認同中產階級的規劃栽培方式，支持家長積極介入兒童教養，安排體育、音樂等組織式活動，協助孩子完成功課，安排閱讀，以說理取代命令等。按照法律規定，教育工作者需要介入體罰行為，讓勞動與貧困階級的家庭承擔官員介入家庭的風險。

中產階級孩子在持續參與組織式活動中，得到行走體系世界需要的技能與氣質，學會管理行程、與陌生人交流、團隊合作等有價值技能。其代價則是對兄弟姊妹的競爭意識與敵意較高，與家庭成員的關係較弱。孩子的活動需要父母大量工作，包括報名、付款、安排交通、清洗制服、接送孩子、準備食物、陪同活動等。不同活動時間衝突增加額外勞務，父母有時需要調整自己工作的時間表，活動衝突也帶來緊張或沮喪心情，特別是母親的額外勞務負擔更重。

在緊密行程下，中產階級孩子對某些活動感到興奮，但對部份活動缺乏興趣，有時會顯得精疲力盡，情緒低落。兄弟姊妹間有時互相競爭，對自己要遷就兄弟姊妹的行程感到不滿，會直接提出「討厭」某位家庭成員。中產階級孩子與其他親戚的接觸頻率較勞動階級孩子低，參與組織式活動相比與親戚共度時光優先。

組織式活動花費不少，研究的中產階級家庭為一名孩子一年花費在活動上的金額超過四千美元。父母即使有經濟問題，也不會向孩子提及錢。孩子因此產生微妙的應得權利感，覺得自己的待遇理所當然，在碰到更優渥家庭的孩子時會覺得自己家庭不夠富裕。

勞動與貧困階級父母劃定不可超越的界線，之後任孩子自然成長。研究中勞動與貧困階級孩子更多與家庭成員互動，兄弟姊妹彼此更多陪伴與支持，與親屬接觸是日常生活一部份。課餘時間相對未經安排，與成年人的世界分開。孩子學著管理自己的時間，與鄰居即興遊戲，男孩比女孩更自由離家更遠。玩伴相對穩定，孩子學會如何自行建立友誼與組織協商，解決衝突。

貧困階級父母認為孩子的社交生活不那麼重要，孩子與更大體制世界交流時感受到局限感。貧困階級家庭在資源限制下缺乏選擇，隨時有陷入困境的機會。貧困階級父母相對較少感到有義務培養孩子，認為孩子的遊戲只是遊戲，不認為值得成年人花時間。這種教養方式好處是父母勞務付出較少，孩子更放鬆有活力，對遊戲有完全的掌控權。

規劃栽培策略塑造中產階級家庭的語言使用方式。兒童在家中會大量交談，被鼓勵從對話中表達自己的看法。父母維持紀律時以說理論據為主，給孩子選項，暗中引導，不會直接下命令或指示。親子對話可以提高孩子的詞彙量，預習或加深學校教導的知識，熟習在正式體制中與其他成年人的語言互動。中產階級兒童認為自己與成年人平起平坐，經常評判周圍的成年人，覺得自己的意見很重要，有權利向成年人提出要求。這種方式帶來的反效果，是父母面對孩子一直據理力爭，有時會感到家庭生活疲憊不堪。

勞動與貧困階級家庭生活不會圍繞著口語表現的討論，相比中產階級家庭交談較少、句字較短、用字簡單，對話中很少交涉談判。父母的發言較簡單直接，不會尋求孩子的意見，維持紀律時使用命令或體罰威脅。語言功能偏向實用性，不是為了培養說理技巧，不會用來引導情感或思想的表達。孩子在同儕間使用的語言較與父母或教師互動時自然。家庭面對主流體制權威個體時小心翼翼，有時表現出不信任感。這種語言運用方式可能令父母沒那麼疲累，孩子也較為自主。但是這些好處無法轉譯至教育與工作等正式體制，孩子缺乏詞彙庫、知識與論述方法捍衛自己。

中產階級父母積極替孩子干涉體制，讓體制配合孩子的特別需求，孩子學會累積應付體制所需的詞彙與定位，讓體制符合個人需要。相比勞動與貧困階級家庭，中產階級父母更可能從專業人士取得有價值訊息與建議，以便向正式體制交涉。中產階級父母普遍相信自己有權利與責任干涉課堂，質疑課程、功課或課堂安排。這類介入不一定總是帶來正面結果。在研究中，一名中產階級家庭母親試圖積極幫助女兒完成功課，但這令母女對抗而情緒耗竭，與學校周旋後也沒有得到預期成果。

勞動與貧困階級父母相當服從校方，不太會提出要求。他們認為學校與家庭區隔，不會相互聯繫，因而令相信規劃栽培的教育人員不滿。即使父母面對其他情況時有能力為自己出頭，但面對醫療與教育人員則沈默接受意見，部份原因是缺乏質疑所需的詞彙，不了解或誤會專業人士的用詞。父母預期教育是教育者的工作，讓監督孩子學習由教育者處理。部份勞動與貧困階級父母會認為教育人員不公平可信，學校的紀律策略不適當，也害怕體罰孩子後，校方會指控自己的孩子受到家暴，帶走自己的孩子。

作者概括研究中展示的階級差異情況︰

階級地位影響了家庭生活中決定性的層面，包括︰時間分配、語言使用，和親戚關係。勞工階級和中產階級母親或許表現出類似「密集母職」的信念，但她們的行為相當不同。因此，我用「文化邏輯」來描述相應的信念和行動。當孩子與家長踏出家庭、進入社會時，他們會發現不同的文化實踐被賦予了不平等的價值。有跡象顯示，中產階級孩子在家的文化腳本相似於體制標準，因此能以隱性方式從中獲益。(p. 229)

作者在本書的新版進行後續研究，追蹤研究的孩子在青少年的生活。孩子變成青少年後，勞動階級與貧窮階級的差異變得更明顯，勞動階級家庭更能避開壞學校。社會階級塑造父母對體制時程與時機的認知、介入和技巧，以及確保孩子獲得最佳利益的資源。勞動與貧窮階級家庭接受到的體制訊息廣泛而模糊，中產階級父母則擁有詳細資訊，例如高中選修課程、準備公開試、獎學金申請、不同類型大學的分別等。中產階段父母有能力介入體制幫助有困難的子女，勞動與貧窮階級青年則沒有成年人替他們介入體制。

作者安排一章討論民族誌的研究問題，提及續向後續研究的困難、本書出版後研究對象反應不一、民族誌往往會帶來創傷等。最後一章是量化分析，為本書的描述提供脈絡。 

情緒勒索

看完了《情緒勒索》， 書中情緒勒索是指周遭的人為滿足個人要求，透過我們的珍惜、弱點與秘密，利用親密關係逼我們讓步。情緒勒索六個階段是要求、抵抗、壓力、威脅、順從與舊事重演。當我們不斷受到控制支配，必須對情緒勒索者有求必應，犧牲自我欲求與人格時，就是被情緒勒索。

情緒勒索可分為四類型，施暴者、自虐者、悲情者與欲擒故縱者，通常會四類型會互相混合。情緒勒索就像迷霧，令我們失去判斷力，作者提到的三種迷霧是恐懼、責任與罪惡感。在創造迷霧時，情緒勒索者的手法可大致分為︰二分法(好人/壞人、正常/不正常、愛/背叛)；病態化，指責我們不依從是不正常、騙人、有問題、愛幻想；聯合陣線，即找我們關心與尊敬的人站在他們一方；負面評比，將我們與某個人比較，藉此貶低我們。

情緒勒索者有將遭人婉拒小題大做的傾向，認為輕微挫敗都需要以激烈手段反擊，才能得到自己想要的。他們當中有從幼年遭遇中一直缺乏安全感者，有童年積習者，有些在過去的挫折中受到衝擊者，有天之驕子總是想要得到一切者。情緒勒索者幾乎自想到自己的需求，經常藉由小技巧取得優勢，但沒想到會對雙方關係造成不可彌補的裂痕。越有「技巧」的情緒勒索者越會將主觀感受的「傷害」放大，藉此報復我們不對他們完全順從，並會認為「這是為你好」。

受到情緒勒索者的「默許」讓情緒勒索得以持續。易於受情緒勒索者的特質有︰極需別人認同、害怕別人生氣、不論如何都希望維持表面平靜、容易為別人負不必要責任、經常懷疑自己能力。受情緒勒索者的特定反應會為情緒勒索者提供練習機會，這包括道歉、爭吵、提出讓步、無法設定界線等。

情緒勒索會奪走我們的自我完整性，讓人失去自尊、影響健康、出賣自己與其他親朋好友。受情緒勒索影響的親密關係不再安全可靠，我們不再分享丟臉、不安、艱苦、正尋求改變的事，以免情緒勒索者藉此貶低自己。

作者在本書第二部介紹如何脫離情緒勒索，也重申以下策略對會用肢體暴力的人不適用。受情緒勒索者必須改變不由自主回應的方式，不斷練習，漸漸改變。作者提議的準備工作有︰與自己簽訂「寫下承諾」合約、複誦「我承受得住」、寫下向情緒勒索者屈服時的感覺、延後決定、以旁觀者角度思考發生甚麼事等。

面對不合理要求可能有三種情況︰要求沒甚麼大不了；要求涉及重要事件，影響我們的完整自我；要求涉及重大決定，讓步可能對我們或別人造成傷害。三種情況應對方式有別，在要求沒甚麼大不了的情況，先要了解讓自己困擾的要素，然後才有意識地讓步，有時需要有條件的YES，製造雙贏的妥協。在要求會影響完整自我時，先評估讓步的影響，了解自己與對方的需求，認清一方面的強逼不能算是愛。

在重大決定中，除了涉及暴力、酗酒、濫藥、賭博、不法行為需要迅速決定外，其餘情況可給自己時間思考對方要求與自己的對應方案。有需要發洩情緒時，作者建議可找一張空椅子，想像成對方，大聲將想法與感覺說出來，避免對情緒勒索者直接發脾氣。向情緒勒索者提出要求前可先多預演幾次，或者用書信方式讓想說的事清楚表達出來。即使現況不允許攤牌，我們也能調整行為策略，不只是屈服或讓步。只有藉著關心自己，做出清楚而不是出於恐懼的回應，我們才能保住完整的自我。

向情緒勒索者陳述事實並固守立場的策略包括︰非防禦性溝通技巧、化敵為友、條件交換與幽默感。非防禦性溝通的例句有︰很遺憾你這麼不高興、這頗有趣、你可以有你的看法、等你冷靜點我們再談、真的嗎？、也許你是對的(即使你不這麼想)等。大聲反覆練習非防禦性語言，直至應用自如。不需要為你自己的決定提出辯護或解釋，不用擔用反應不夠快，可以留片刻安靜沉澱對方的話。要擔當保持理性一方令人氣結，但這可能是改變現況的唯一方法。

讓雙方減少仇恨的方式，是抱持願意學習的態度，詢問對方的建議與資訊，找出兩人都能接受的建議。以條件交換降低情緒勒索，可以排除只有一個人承受改變帶來的壓力這種認知，比較容易被接受，同時消除使我們排斥與他人討論問題的感覺。要注意的是，讓情緒勒索者承諾行為不難，但讓他們實踐承諾就困難許多，需要適當地提醒，隨時保持警覺，讓他們遵守約定。在雙方關係仍算良好下，運用幽默感向對方開玩笑可讓雙方放鬆，回想親密關係時的感受，為潛在爆發場面降溫。

作者建議，在為未來雙方關係下決定後，觀察情緒勒索者三十至六十天，看他們是否對其情緒勒索行為負責、認知並願意學習表達想法的其他方法、承認情緒勒索不是愛的表現、同意彼此溝通並在有需要時尋求外界協助、認同你有權與他們的想法、感覺行為可以有別而不代表「不好」、承諾放棄使用情緒勒索技倆。

要讓自己不再易於受情緒勒索，作者指，就要改變恐懼感、責任感與罪惡感情緒鏈。要讓自己不再恐懼責難，需要了解自身價值，有自我判斷的能力；克服憤怒的恐懼，要堅持說出住口，站在強勢地位，也可以透過想像與改寫過去場景，或扮演憤怒者的狀態，令自己更堅強；害怕改變可向經驗相似者或外界團體求助，幫助重建自信心；害怕被遺棄時，作者提議每日只用五分鐘專注在這負面思慮，或想像生命中最好的一天。

面對責任感，作者提議先寫下令自己沮喪的要求，然後加上「無論何時何地」這句，對這些要求提出挑戰。對於罪惡感，作者提出可自問以下問題︰你的行為是否出於惡意、殘忍、太過份、對人不敬、吹毛求疵或造成實際傷害？如果全是否定的，有罪惡感就太苛責自己。作者提議，可列出情緒勒索對自己不是事實的評價，再在每項評價後面加一句︰「這是個人意見，與事實不符！」象徵性儀式有很大影響力，例如將情緒勒索者的指控記下，放進盒子再燒掉；故意演練一次完全順從情緒勒索者要求自己會有多荒謬；以故事人物方式寫下自己的情況等。

作者勸告，要對自己好一點，注意傾聽自己內心真正的感受。一旦感到困惑，可尋求諮詢或親密家人與好友支持。要用自己的步調前進，選擇適合自己的方法。

因果革命

看完了《因果革命》，是Judea Pearl以一般大眾為讀者講述因果革命的著作。書中先介紹推論發動機藍圖，由九項要素組成︰

1. 「知識」是推理者對查詢項目的過往經驗，隱藏在推理者思想中，模型不會明確說明。

2. 「假設」是研究者根據現有知識清楚說明的敘述。

3. 「因果模型」描述因果關係，作者其後會以因果圖說明。

4. 「可驗證含意」計算資料符合模型假設的程度。

5. 「查詢」是以因果詞彙寫成的科學問題，例如其後說明的do演算法機率是甚麼。

6. 「被估量」是以資料估計的統計量，用來回答查詢，但前提是必須經推論發動機檢定。

7. 「資料」是被估量的輸入成份，作者其後會說明只靠資料本身不能找出因果關係。

8. 「統計估計值」是從樣本中得出的輸出，以統計方法可以調整至接近實際全體值。

9. 如果模型正確、資料充足，就可以得出因果查詢的「答案」。

理解因果至少必須掌握三層級的認知能力︰觀看、實行與想像。觀看探知環境中的規律看出不同變項的關係；實行預測刻意改變環境的效果，選擇適當的介入行動；想像讓人知道工具有效的原因，並預計反事實情況下的結果。因果階梯第一層探討眼前的世界，第二層探討可見的全新世界，第三層探討看不見的世界。

統計學與機器學習在因果階梯的第一層，具備強大運算能力但不具智慧。介入屬第二層，不只需要觀察，還要改變現狀，這無法以被動取得資料來回答。沒有因果模型，無法回答關於介入的問題。因果階梯第二層的基本查詢可寫成P(Y｜do(X))，也就是介入X後某個Y值的機率。例如改變牙膏價格後，以某價格賣出牙線的機率是多少，可寫成P(牙線｜do(牙膏))。反事實屬因果階梯第三層，在事件已發生後，推論假如是另一情況會怎樣，理解為甚麼現實結果會是那樣。物理定律是反事實推論的例子，以任何假定的輸入值都可推論出輸出值。

因果圖可用於呈現因果關係及其演算法。假設行刑隊收到命令槍決囚犯，以因果圖呈現過程如下︰

其中CO、C、A、B、D都是真假變項。以因果圖可以解答關聯問題，例如當囚犯死亡為真，下令執行是否為真，依據邏輯答案為「是」。在因果階梯向上爬提出介入問題，就先要打破規則，去除指向介入變項的箭頭。例如假設A沒有隊長下令就自行開槍(介入項)，以因果圖表示如下︰

去除指向A的箭頭，並設定A為真，可得出介入(A沒有命令下開槍)必定造成囚犯死亡的結論。

對於反事實問題，例如假設囚犯已死亡，即D為真，可以推斷CO、C、A、B均為真。但假如A當時決定不開槍會怎樣？這個虛構世界中C指向A的箭頭擦去，以因果圖表示如下︰

去除指向A的箭頭，並設定A為假，可推斷士兵B會殺死囚犯，所以虛擬世界的囚犯也會死亡。

因果圖看似是花很多工夫回答十分明顯的問題，但重點是這種方式可讓電腦選擇性違反邏輯，讓電腦也能進行因果推理。因果圖傳達的知識比機率分布呈現強固性，在機率大幅改變後因果圖結構不會改變，新資料可套用在被估量上，產生新的估計值。

機率關係一碰到干擾因素就會改變，補救方法是運用do運算符號，當P(Y｜do(X))>P(Y)，則X是Y的原因。這個定義可透過因果圖轉化為可以運算。

自卡爾‧皮爾森後，統計學與「因果」分道揚鑣，只說明變項之間的相關。西瓦爾‧萊特在1920年發表天竺鼠研究，以圖形表達遺傳與發育對天竺鼠的影響，並以數學語言(路徑系數)呈現實際的因果知識。萊特繪製的路徑圖之一是關於幼鼠出生體重，設X=出生體重，Q=產前生長速度(無法觀察)，P=懷孕時間，L=同窩幼鼠數目，A=其他生長速率原因(無法觀察)，C=其他懷孕時間原因，表示如下︰

要查詢懷孕時間 P對出生體重X的直接影響，先要去除同窩幼鼠數目 L造成的偏差。通過測定配對(P,X)、(L,X)與(L,P)後，解出方程式可求得P對X的路徑系數。

萊特的研究方法在1920至60年間幾乎被忽視，作者認為是因為路徑分析與因果推論需要科學思考，而統計學不鼓勵科學思考，偏好「套裝」程序。自1960年代起，社會科學將路徑分析改為結構方程建模(SEM)，研究者對內部運作不感興趣。萊特在1983年再次發表論文，指出沒有模型無法進行路徑分析，繪製因果圖必須依據使用者對因果過程的個人理解。

貝斯法則提供逆機率問題的通解。假設有事件S與T，P(T)代表T發生的機率，P(S)代表S發生的機率，P(S︱T)代表已知T發生下S的機率， P(T︱S)代表已知S發生下T的機率，則︰

P(S︱T) P(T) = P(T︱S) P(S)

在貝氏法則中，「已知我已知」是經驗主張，受知識邏輯而不是頻率與比例邏輯規範。已知T後對S的置信度，永遠不會低於發現T之前對S與T兩者的置信度。貝氏法則的事前機率由資料估算，並以新證據修改假設置信度。

作者在1985年以貝斯網路命名一種機器學習的計算法，由節點與連接組成，連接分為三種基本類型︰

1. A→B→C，這類連接稱為鏈或中介，例如「起火→冒煙→警報」，B為中介變項，將關於C的資訊與A隔離。當冒煙=1，不論起火的值是0或1，警報的值都是1，換言之，已知冒煙的值後，起火與警報條件獨立，讓機器可專注相關資訊，捨棄其餘資訊。

2. A←B→C，這類連接稱為分叉，B為A與C的共同原因或干擾因子。干擾因子可在A與C沒有直接因果連結下產生統計相關，例如「鞋子尺寸←兒童年齡→閱讀能力」。將兒童年齡條件化後，可以消除這類假性相關，例如只觀察七歲的兒童。如果周圍還有其他因果路徑，也必須列入考慮。

3. A→B←C，這類連接稱為衝突，例如「才華→成名←外貌」，如果才華與外貌無關，將成名條件化會使A與C變成相關，例如只觀察著名演員(成名=1)，才華與外貌會呈現負相關，即使在一般大眾中兩者無關。這類負相關稱為衝突偏誤或自圓其說效應。

在貝氏網路中，每個節點的條件機率依據親代指定。例如要表現在機場轉盤拿到行李的機率，以因果圖表示如下︰

假設機場所有行李都會在十分鐘內卸下轉盤，行李在飛機上的機率是50%，轉為貝氏網路的條件機率表，則表示如下︰

機率→ 已知↓		轉盤 = 假	轉盤 = 真
行李在飛機上	經過時間
假	0	100	0
假	1	100	0
假	2	100	0
假	3	100	0
假	4	100	0
假	5	100	0
假	6	100	0
假	7	100	0
假	8	100	0
假	9	100	0
假	10	100	0
真	0	100	0
真	1	90	10
真	2	80	20
真	3	70	30
真	4	60	40
真	5	50	50
真	6	40	60
真	7	30	70
真	8	20	80
真	9	10	90
真	10	0	100

假如經過x分鐘，還是沒有拿到行李，那麼行李在飛機的機率是多少？參照機率表，會得出1分鐘後，機率為(90/(90+100))%=47%，5分鐘後，機率為(50/(50+100))%=33%，十分鐘後就會是零。

貝氏網路應用例子包括DNA比對與通訊雜訊處理。貝氏網路無法處理「微調」或分辨觀察與實行的差別，或者分辨 A→B→C鏈與 A←B→C分差，因果圖則可以模擬條件化作業能否產生A與C的相關，預測介入效果，回答為甚麼的問題。

干擾因子會令因果效應出現偏差，例如下圖中Z是干擾因子，影響X→Y的因果效應，以致無法分辦真正效果與假性效果。

統計學透過對照干擾因子調整干擾偏差，但因為不探討因果性，分不清甚麼變項應該對照，只是越多越好。運用有科學根據的因果圖，找出足夠的去干擾因子，再以去干擾因子執行調整，就可以表示用經計算出X→Y的因果效應。

統計學去干擾的原理是隨機對照實驗(RCT)。作者指出， 從因果圖了解RCT為何不受干擾偏差後，就不需要視RCT為因果分析最佳標準。隨機化能切斷所有與隨機化變項間的連結，包括不知道或無法量測的連結。假設在一般情況下的因果圖如下︰

透過隨機化指定肥料，RCT的模擬世界會變為下圖，以計算肥料對產量的效應︰

在不可能進行RCT的情況，非實驗性研究可運用do運算子提出因果圖假設所提出的因果性。干擾偏差是指P(Y｜X)與P(Y｜do(X))的差異。在因果圖中，X→Y的干擾因子Z，定義是「Y與Z相關，而且相關路徑沒有經過X」。

以中介變項(A→B→C的B)或分叉變項(A←B→C的B)及其後代執行對照可關閉A→C的資訊管道，以衝突變項(A→B←C的B)及其後代執行對照可開啟A→C的資訊管道。在更長的管道中︰

A←B←C→D←E→F→G←H→I→J

如果其中一個連接被阻斷，J就無法透過這條路徑找到關於A的資訊。阻斷方法如以B執行對照、以C執行對照、不以D(衝突)執行對照、以E執行對照等。假如不執行任何對照，這條路徑是阻斷的，因為D與G都是衝突。將衝突執行對照會開啟原本關閉的管理，將所有可測量變項都用作對照並不正確。

要去除X→Y的干擾，只需阻斷兩者間的非因果路徑，但不阻斷或擾亂因果路徑。更精確地說，阻斷所有後門路徑，也就是以指向X的箭頭為起點，由X至Y的路徑後，就可去除X→Y的干擾。書中其中一例如下︰

當中後門路徑X←B←C→Y需要阻斷，可以C執行對照。假如以 B執行對照，則X←A→B←C→Y路徑會開啟(B在這路徑中是衝突，對照後會開啟路徑)，需要進一步以A執行對照。

在因果革命出現之前，1950-60年代吸煙是否導致肺癌引起過激烈爭議。反對吸煙導致肺癌的最重要說法是，有不明因素同時導致尼古丁成癮與肺癌，這類干擾現在可以藉因果圖消除，但當時的科學家沒有這種方法。為說明吸煙導致癌症的理論正確，1960年代美國衛生總署採用一連串非正式指導方針，名為希爾準則。希爾準則最初有五項︰一致性(不同群體的多項研究結果相仿)、關聯強度(包括劑量反應效果︰吸煙越多、風險越高)、關聯特異性(特定因素有特定效果)、時間關係(原因先於效果)、連貫性(生物上可信、吻合實驗與時間序列等)。希爾準則最後說服了醫學界，但對未來的因果研究，這些準則依然不足。

在「蒙提霍爾悖論」中，假設遊戲要選擇三道門之一，要選的是其中一道有汽車的門、而另一道門有山羊、最後一道門甚麼都沒有，在選擇一號門後，知道門後有甚麼的主持人打開三號門，門後是山羊，這時主持人問要不要換選二號門，換另一扇門選中門後汽車機率會由之前1/3增加至2/3。以因果圖看蒙提霍爾悖論顯示如下︰

主持人「打開的門」是玩家「選擇的門」與「汽車位置」的衝突，取得「打開的門」這個變項的資訊(也就是主持人打開山羊的門後)，衝突條件化會造成親代之間的假性相依︰如果之前選一號門，汽車位置在二號門的機率是一號門的兩倍，反之亦然。這種相依純粹是貝氏條件化產物︰任何假設一旦通過可能威脅其正確性的檢驗，這個假設的可能性就會提高。這種相關沒有原因，違反我們的常識，就像視覺幻象一樣造成系統性錯誤。

辛普森悖論是指在每一子分類下的相對機率分布，與合併整體後的相對機率分布相反，以一組虛構資料為例︰

	對照組(不服用藥物)		處理組(服用藥物)
	心臟病	無心臟病	心臟病	無心臟病
女性	1	19	3	37
男性	12	28	8	12
全體	13	47	11	49

在上例中，不論女性或男性，服用藥物組別的心臟病比率都較高，但數字合併後，反而是不服用藥物組別的心臟病比率比較高。直覺以為當A/B>a/b以及C/D>c/d，那麼(A+C)/(B+D)>(a+c)/(b+d)，但這樣的直覺並不正確。作者認為，這種情況應該稱為辛普森逆轉，而不是根深柢固想法出現衝突的悖論。

上例中性別對服用藥物的比例與心臟病罹患率都有影響，這可以藉因果圖表示如下︰

因而性別是藥物→罹患心臟病路徑的干擾因子，必須以干擾因子執行調整。例如分別觀察男性與女性的資料，再取其分布機率平均值，假設男女比例相同，則不服用藥物組別中，男性心臟病比例為30%，女性為5%，兩數平均為17.5%；服用藥物組別中，男性心臟病比例為40%，女性為7.5%，兩數平均為23.75%。對比不服用藥物組別的17.5%與服用藥物組別23.75%，可見服用藥物增加心臟病罹患率。

即使數字完全一致，但因果模型有別，則處理資料的方法也有差異。例如上例組別由性別變成血壓︰

	對照組(不服用藥物)		處理組(服用藥物)
	心臟病	無心臟病	心臟病	無心臟病
低血壓	1	19	3	37
高血壓	12	28	8	12
全體	13	47	11	49

假設已知血壓是心臟病可能原因，藥物據稱可以降低血壓，要找出藥物對心臟病風險的影響，以因果圖表示如下︰

由於血壓是中介變項，不是干擾因子，不需要劃分資料，以血壓條件化反而會令藥物→罹患心臟病其中一條因果路徑失效。以整體資料得出結論，藥物對降低心臟病資料有效。

羅德悖論與辛普森悖論相似，後來修改過的羅德悖論查詢不同飲食對學生體重增加幅度的影響，顯示如下圖︰

WI代表起初體重，WF代表最後體重，學生分別在不同食堂用餐，起始體重較輕的學生較多在食堂A用餐，較重的學生較多在食堂B用餐。整體而言所有學生體重都沒有增加，但在每個最初體重組別中(例如W0)，在食堂B用餐組別的體重增加都高於食堂A組別。

此例以因果圖表示如下︰

可見WI是D(飲食)與WF的干擾因子，分析時應以起始體重執行對照，推論在食堂B用餐的學生體重增加較多。

當資料有足夠變項組，可以阻斷介入與結果間的所有後門路徑，就可藉調整公式以干擾因子執行對照，按照去干擾因子的分層(例如性別比例)加權。在數字值的變項中，處理變項X、結果變項Y、與干擾因子Z的關係方程式可寫成Y = aX + bZ + c，a就是X在調整Z後的回歸係數。如果Z是唯一的干擾因子，a就是X對Y的平均因果效應，前提是因果路徑圖代表可信的真實情況，以及Z應該符合後門準則。回歸調整只適用於線性模型，無法建立非線式交互作用模式。

當有無法阻斷的後門路徑，就無法進行後門調整。另一種調整方法是前門調整，以某種吸煙基因、吸煙、焦油與癌症的關係為例︰

由於不知道吸煙基因是否存在，無法蒐集相關資料阻斷後門路徑。解決方法是改為注意前門路徑，即「吸煙→焦油→癌症」，推理過程如下︰

1. 估計吸煙對焦油的平均因果效應，因為「吸煙←吸煙基因→癌症←焦油」路徑已被癌症衝突阻斷，不用做後門調整，直接觀察P(焦油｜吸煙)與P(焦油｜不吸煙)的差，就是吸煙對焦油的平均因果效應。

2. 估計焦油對癌症的平均因果效應，後門路徑「焦油←吸煙←吸煙基因→癌症」可藉由調整吸煙阻斷，以後門調整公式得出P(癌症｜do(焦油))與P(癌症｜do(無焦油))，兩者的差就是焦油對癌症的平均因果效應。

3. 透過在P(癌症｜do(焦油))與P(癌症｜do(無焦油))兩種情況，在do(吸煙)下的機率分別執行加權，可以計算出吸煙導致癌症的總機率；同樣的兩種情況以do(不吸煙)下的機率分別執行加權，可得出不吸煙導致癌症的總機率。兩者的差就是吸煙與不吸煙對癌症的平均因果效應。

設X代表吸煙、Y代表癌症、Z代表焦油，前門調整以公式表示如下︰

P(Y | do(X)) = Σz P(Z = z, X) Σx P(Y | X = x, Z = z) P(X = x)

後門公式如下︰

P(Y | do(X)) = Σz P(Y | X, Z = z) P(Z = z)

前門調整能以無法觀察、甚至不知道的干擾因子執行對照，而且可以觀察人在自然狀態的行為，作者認為前門調整可以成為隨機對照試驗的有力競爭者。

消除P(Y | do(X))中的do運算子有三項規則。規則一，觀察與Y無關的變項W，則Y的機率不會改變，以符號表達為︰

P(Y | do(X), Z, W) = P(Y | do(X), Z)

規則二，當一組變項Z可以阻斷從X到Y的所有後門路徑，則以Z執行條件化後，do(X)等於觀察資料中的see(X)，以符號表達為︰

P(Y | do(X), Z) = P(Y | X, Z)

規則三，只要從X到Y沒有任何路徑，只有指向前方的指頭(X→Y)，則︰

P(Y | do(X)) = P(Y)

引用前述吸煙、吸煙基因、焦油與癌症關係的例子，設s=吸煙，c=癌症，t=焦油，以這三項規則推導出前門公式的步驟如下︰

在接受線性假設下，運用工具變項可以做出與前門調整相同的方法，找出X對Y的影響。設工具變項為Z，未知干擾因子為U，X、Y、Z、U的因果圖如下︰

由於Z與X沒有受到干擾，所以Z對X的因果效應(a)可由Z對X的回歸線斜率rZX估計得出。同樣，由於路徑Z→X←U→Y被X的衝突阻斷，所以Z對Y的因果效應(ab)等於Z對Y的回歸線斜率rZY。因此a=rZX，ab=rZY，可得出X對Y的因果效應b=rZY/rZX。

在反事實因果模型中，假如X指定為x值，Y對個體u所採用的值，以符號可寫為YX=x(u)，或簡化成YX(u)。以公司員工薪水為例，設EX為工作經驗年數、ED為教育程度(為簡化以0=高中畢業、1=大學畢業、2=研究所畢業)、S為薪水、u為員工，各員工的資料如下︰

	工作經驗	教育程度	薪水
員工(u)	EX(u)	ED(u)	S0(u)	S1(u)	S2(u)
愛麗絲	6	0	$81000	?	?
伯特	9	1	?	$92500	?
卡洛琳	9	2	?	?	$97000
大衛	8	1	?	$91000	?
恩斯特	12	1	?	$100000	?
法蘭西斯	13	0	$97000	?	?
其他

假如愛麗絲是大學畢業生，會有多少薪水？換句話說，S1(愛麗絲)是多少？以資料比對或線性回歸都無法解答反事實問題，關鍵在於經驗有可能取決於教育程度，以因果圖表示為︰

薪水(S)以教育程度(ED)、經驗(EX)為函數最符合的線性方程式為︰

S = $65000+2500*EX+5000*ED +US

US代表影響薪水的未觀察變項。由於S沒有箭頭指向EX，EX線性方程中S的係數為0，EX的線性方程為︰

EX = 10-4*ED+UEX

UEX代表影響經驗的未觀察變項。

要回答 SED=1(愛麗絲)是多少需要進行三個步驟︰

1. (外展) 以愛麗絲與其他員工的相關資料，估算愛麗絲專屬的US(愛麗絲)與UEX(愛麗絲)。已知EX(愛麗絲)=6、ED(愛麗絲)=0，可得US(愛麗絲)=$1000、UEX(愛麗絲)=-4。

2. (行動) 使用do運算子，依據提出的反事實假設修改模型，設定ED(愛麗絲)=1。由於沒有箭頭指向教育程度，在此例中不需要去除箭頭，但較複雜模型中可能會影響之後計算。

3. (預測) 以修改過的模型，根據US(愛麗絲)、UEX(愛麗絲)與新設定ED(愛麗絲)的值，計算SED=1(愛麗絲)。SED=1(愛麗絲) = $65000+2500*2(即︰10-4*1[新的ED(愛麗絲])+(-4)[UEX(愛麗絲)])+5000*1[新的ED(愛麗絲))+1000[US(愛麗絲)] = $76000

這三個步驟可綜合為YX(u) = YMx(u)，也就是使用模型MX去除指向X的箭頭，計算其結果Y(u)，得出潛在結果YX(u)。

作者以法律為例說明機率反事實論證︰

假設知道太平門被堵塞(X=1)且某人死亡(Y=1)，那麼如果X為0，此人存活的機率是多少？

以符號表示，上面要評估的機率是P(YX=0=0 | X=1, Y=1)，也可以稱作X=1為Y=1的必要性機率(PN)。在法律上，刑法採用近因原則，即結果之發生不應太過遙遠或偶然，難以歸因於抗辯人的責任或其行為效果。作者指這是一種充分性機率(PS)，以符號表達為P(YX=1=1 | X=0, Y=0)。作者認為，當PS太小，Y=1就不應歸責於被告。

以本書最初的行刑隊例子來說，A士兵或B士兵開槍都足以導致囚犯死亡，但兩者本身都非必要，所以PS=1，PN=0。加入不確定性，例如假設A士兵有pA機率沒有擊中目標，則他的PS是他擊中目標導致死亡的機率，即1-pA；他的PN則取決於B士兵沒有擊中目標的機率。

區分PS與PN有助於理解溫室氣體與氣候變化的關係。以2003年歐洲熱浪為例，PS低至約0.0072，表示當年無法預測這次事件，PN則是0.9，代表沒有溫室氣體，這次熱浪很可能不會發生。極低PS值需要放在更長遠背景來看，時間拉長，其他造成熱浪機制產生影響，PN因而降低。由於有更多時間產生隨機值，加上溫室氣體濃度持續提高，PS會不斷提高，即極端天氣出現機率持續上升。

中介分析探討中介變項是否能完整解釋處理變項的效應，區分直接與間接效應，這與反事實陳述有關。以性別、學系、錄取結果的因果圖為例︰

如果要封閉性別到結果的間接路徑，需要使學系保持恆定，再改變性別變項。但以學系執行條件化，在學系有干擾因子下(例如圖中的居住州)，就會條件化學系這一衝突，開啟「性別→學系←居住州→結果」的後門路徑。不保持中介變項(此例中為學系)恆定，而以中介變項執行條件化，作者稱為「中介謬誤」，可能導致分析翻轉。

直接效應可以do運算法定義。假設有處理X、結果Y與中介M三個變項，對照直接效應(CDE(0))以符號表示為︰

CDE(0) = P(Y=1 | do(X=1)), do(M=0)) - P(Y=1 | do(X=0)), do(M=0))

CDE(0)中的0代表規定中介變項值為0，也可以規定中介變項值為1，計算出CDE(1)，但過度對照實驗可能會扭曲原本的情況。另一方法是隨意指定X的值，計算出自然直接效應(NDE)，以符號表示為︰

NDE = P(Y_M=M0=1 | do(X=1)) - P(Y_M=M0=1 | do(X=0))

以學系例子說明，前面一項代表女性學生如果選擇自己喜歡的學系(M=M₀)，同時謊報為男性(do(X=1))時被錄取的機率。

自然直接效應無法以do計算法估算，必須以中介方程式去除反事實下標。計算間接效應不能封閉直接路徑，因而沒有「對照」版本，但有「自然」版本的自然間接效應(NIE)，同樣以反事實定義。作者以寵物犬在其他寵物寄宿時較接受家居訓練的事為例︰

作者想問的是，已知其他寵物在家，小狗改變了行為，但如果其他寵物不在家，應該有甚麼結果。同時，如果其他寵物不在家，但小狗關在籠子或接受看管，應該有甚麼結果。這種自然間接效應以符號表達為︰

NIE = P(Y_M=M1=1 | do(X=0)) - P(Y_M=M0=1 | do(X=0))

第一項是已知沒有其他寵物在家(X=0)，但把中介變項設定為有其他寵物(M=M₁)時的值，居家訓練成功(Y=1)的機率；後一項則是沒有其他寵物在家的「正常」(M=M₀)情況下，居家訓練成功的機率。反事實M₁必須每隻小狗分別計算，不同狗隻對關籠子或看管的需求可能不同，不適用do計算法。假設M與Y之間沒有干擾，可以去除NIE中的反事實，產生它的中介方程式，計算出NIE。

線性因果模型不考慮各變項的交互作用。以線性因果模型分析，整體間接效應就是每條路徑的間接效應總和，整體效應則是直接效應與整體間接效應的總和。巴隆—肯尼法依此評估中介，比較包含中介變項與排除中介變項的線性方程，兩者有明顯差別就是中介的證據。問題在於，路徑效應相加與路徑系數相乘在非線性模型中不成立。

作者跳出線性理想世界，以反事實表達直接與間接效應，寫成中介方程式。假設變項之間沒有干擾，且M為處理X與結果Y的中介變項，則自然間接效應為︰

NIE = Σ_m[P(M=m | X=1)] - P(M=m | X=0)] * P(Y=1 | X=0, M=m)]

乘項前面的式子代表X對M的效應，後面的式子代表X=0時M對Y的效應，這方程式代表兩個非線性效應的乘積。與前面的NIE方程式不一樣，此方程式沒有下標與do運算子，可以由觀察資料估算。

作者在最後一章再次討論人工智慧，指出深度學習對特定工作相當有效，但完全不具透明性。如果機器人不透明，人類就無法與之溝通。深度學習的理論限制是，無法超越因果階梯的第一層，影響它在受多重因果力掌控的環境中運作。在強AI中，因果模型是必須品，應該能理解「我應該採取其他行動」這個陳述，其反事實詮釋是「我做了X=x，結果是Y=y。但假如我採取其他行動，如X=x'，則結果會更好，如Y=y'」。

當人們要求機器擁有執行X=x的意圖、察覺這個意圖，但決定執行X=x'，就是要求機器擁有自由意志。自由意志幻覺可大幅降低機器人與人類間溝通的不確定性，強AI必須了解與選擇各意圖有關的詞彙，或許最好「相信」自己有自由意志，因此能觀察自己的意圖，採取不同的行動。作者相信，反事實演算法已跨出一大步，讓人類以運算方法產生意識與自主能動性。讓思考機器有自主能動性的程式至少應有三部份︰世界的因果模型、本身程式的因果模型，以及記錄意圖與外在事件間對應方式的記憶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