例外狀態

看完了亞岡本的《例外狀態》，探討公法中關於例外狀態的理論問題。例外狀態與內戰、暴動與抵抗等正常情況的對立面有親近關係，是國家權力對最極端國內衝突的直接回應。希特勒以「人民與國家保護令」懸置威瑪憲法關於個人自由的條文。此命令從未廢除，從法律觀點而言，第三帝國可看成持續十二年的例外狀態。在此意義上，現代極權主義可定義為透過例外狀態手段回應合法內戰的建制。這場合法內戰容許無法被整合進政治系統的整個公民範疇肉體消滅。

例外狀態不是某種特別法，而是意味著法秩序自身的懸置，構成一種空虛狀態與法的空缺。1934至1948年有關例外狀態的理論都受困於某種惡性循環，他們試圖以捍衛民主憲政之名所正當化的例外措施，正正是導致民主滅亡。絕對必要與暫時這兩項憲政獨裁與違憲獨裁的主要判準，抵觸了當時例外狀態已成為常規的事實。

西方國家法律傳統如何安置例外狀態原則上可區分為︰在憲法條文或透過一部法律規定例外狀態的秩序，如法國與德國；以及傾向不明文規定此問題的秩序，如意大利、瑞士、英國與美國。這種區分在形式在成文憲法上重要，但在實質與不成文憲法層次上，例外狀態現象存在於所有上述秩序中。至少自第一次世界大戰以來，例外狀態制度歷史發展獨立於其憲法與立法的形式與成文化。

例外狀態問題與抵抗權呈現清楚對比。主張抵抗權本質上排除在實證法領域之外，不可能依法規制，以及在憲法中明確合法化抵抗權的對立論點，正正與相信例外狀態規範管制不適當，以及在憲法條文或特別法中法律化例外狀態的對比相稱。

如果抵抗變成一種權利甚或義務，憲法就會自設為不可觸犯與無所不包，公民政治選擇最終也將以法律方式規範。抵抗權與例外狀態的爭論，最終是關於本身外於法律的行動領域之法律意義問題。是堅稱法律應與規範一致，還是法律領域超出規範，雖然兩種立場都同意完全脫離法律的人類行動場域存在。

例外狀態既非內在亦非內在於法秩序，其定義問題關係著一道門檻，其間內與外並非相互排除，而是相互混染。規範懸置不意味其廢除，它建立的無法地帶(至少宣稱)並非與法秩序無關。要理解例外狀態問題，就必須先正確決定其定位，例外狀態衝突爭辯的是其確切位置。

「必要性中沒有法律」不時被看成是例外狀態的基礎，這可詮釋成「必要性不承認任何法律」，或相反地詮釋成「必要性創造它自己的法律」。以必要性界定法律失去拘束力的獨特情境這項原則在現代翻轉，變成必要性構成法律終極基礎與真正泉源的原則。

所有界定必要性的嘗試都無法解決以下難題︰如果基於必要性而採取的措施已是法規範而非單純事實，何以仍必須經由法律加以批准與同意？如果它已經是法律，為何當它未被立法機關同意便無法繼續？而如果它不是法律，僅是單純的事實，為何經追認而獲得的法律效果不是始於它轉為法律時，而是溯及既往？

必要狀態理論終極難題關乎必要性的本質，理論作者多少視必要性為客觀情境，但必要性清楚需要一個主觀判斷，視人們想達到的目標而定。必要性最終成為決斷問題，而且決斷對象是在事實上與法律上無可決斷的事物。

某些作者將必要狀態詮釋為公法中的漏洞，行政權則負有填補此漏洞的義務。此漏洞涉及到對有效秩序的懸置，以確保規範的存在。漏洞不在法律之中，而是關於法律與現實的關係，以及其適用性本身。這就彷彿法之中蘊含在規範設立與其適用的根本斷裂，在極端情況下，只能用例外狀態填補。法律的適用被懸置，本身卻仍然有效。

例外狀態中法律效力自法律分離，其中一方面規範有效但未被適用，另一方面沒有法律價值的法令卻得到「效力」，當中關鍵是一個沒有法律的法律效力，作者寫成法律效力。這就像是一種神秘元素，以它法尋求佔領無法。

透過考察羅馬共和元老院以終極詔議宣告動亂並發布懸置法律(iustitium)，作者指出例外狀態不是獨裁，而是一個缺乏法律的空間，當中所有法律決定都失去效力。試圖將例外狀態納入法內理論，或者以必要性為法之本源，視例外狀態為國家行使自衛權或回復原初全權的理論，都不為真。試圖將例外狀態奠基於法規範與法實現規範、制憲權力與憲制權力，或規範與決斷的區分，而將例外狀態間接嵌入法律脈絡的理論同樣謬誤。

作者亦指出，例外狀態這個不具法律的空間，似乎是對法秩序而言如此根本，以至於法秩序彷彿為了奠定自身，就必須藉由與無法狀態保持關係來維繫自己。懸置法律期間的行動本質似乎避開一切法律定義，這些行動既非違法、亦非執法或立法。例外狀態理論的根本任務，是界定它與法之關係的意義、場所與樣態。

從班雅明與施密特關於例外狀態的辯論中，作者指出爭議發生於一個無法地帶，此無法地帶既必須不惜一切與法保持關係，又必須毫不妥協從此關係中被釋放與解脫。在這無法地帶爭論的，是暴力與法的關係。施密特試圖將暴力重新刻入法律脈絡之中，而班雅明則尋求以純粹暴力為法外存在欲來回應施密特。純粹暴力暴露並切斷法與暴力之間的連結，並因此不是成為治理或執行的暴力，而是純粹行動與展現的暴力。

隨著羅馬共和結束， iustitium字義從懸置法律變成主權者與近親的國殤。作者提出，這體現出主權者可說是變成活著的法律懸置，例外狀態與失序直接與主權者人身結合，主權者則從一切法律從屬中脫離，不受法律拘束。如果主權者就是活的法律，無法與法跟主權者人身重合，在其去世後的無政府狀態就必須被儀式化與控制，法律懸置就轉變為國殤。

無法與法的秘密連帶也顯露於週期慶典中，這些慶典的特色是打破並暫時顛覆社會秩序。慶典揭示，與法相關的所有人類行動界域，最終都顯示為兩股互相連結但背道而馳張力所穿越的力量場域︰一面從規範到失範，另一面從無法導向法律與規則。連結規範傾向與失範傾向的虛擬，確保了法與生命之間的關係。

羅馬元老院以終極詔議宣告動亂並發布懸置法律的基礎不是治權與支配權，而是元老權威。權威在私法領域上是自主法權者，透過宣告「我被立為權威」而介入，將法律效力授予無法獨立作出法律上有效行為的主體。「我被立為權威」表示，權利似乎不是自願行使，而是一種非人格權能，在權威者人身上實現。

在公法中，權威是元老院專屬特權。元老院並沒有屬於自己的行為，只能協同、批准法律與給予諮詢建議。權威與權力清楚區分，但兩者共同形成二元的系統。如果法律制度最真實性格確是總由例外與極端情況界定，權威似乎是在權力發生處將之懸置，而在權力不再有效處將之重新活動的力量。權威的權力不像法一樣在形式上有效，而是直接源於貴族的人身條件。

在省視現代學者輕易接受權威直接源自活生生人身這項主張後，作者指出，西方法律似乎呈現為雙元結構，由兩項異質卻協調的元素組成︰一面是嚴格意義的規範與法律元素，可稱為權力；另一面則是失範與後設法律的元素，可稱為權威。

規則元素需要失範元素才能適用，而權威也唯有在對權力的生效與懸置中才能確認自身。例外狀態就是藉由在失序與秩序、生命與法律、權威與權力間設置一道無可決斷的門檻，最終必須接合與連結法律—政治機器這兩面的虛擬裝置。當權威與權力綑綁與混染的例外狀態成為常規，法律—政治系統就會轉變為一部殺戮機器。

在例外狀態成為常規的當代，法的規範面可以被治理暴力在不受制裁下抹消與違反，卻仍宣稱適用著法。作者認為，除了揭露這部機器中心的虛擬，指出暴力與法、生命與規範之間，沒有任何實質接合，耐心分離它所宣稱連結之物外，別無取徑。在法與生命的無關之間，為人類行動打開「政治」的空間，唯一真正的政治行動，就是切斷暴力與法兩者連結的行動。

為什麼我們要懂公眾語言？

看完了《為什麼我們要懂公眾語言？》，主題是有關公眾語言的理論與實務，也就是修辭。作者以公共語言幾種修辭手法為引子︰論點壓縮成聊聊幾字(compression)、以局部代表全體(metonym)、以滑坡謬論略去推理步驟(proleptic)、暗示問題是善惡對立之爭、以最強烈的方式表達(maximal)。修辭是為特定情景與受眾設計，為了追求修辭衝擊的力量，有意無意會犧牲公共語言解釋的功能。

作者指，修辭與公民結構、體制、組織同樣重要，近年廣泛的政治危機，同樣是政治語言的危機。當修辭以震撼取代複雜、條件制約與不確定，視攻擊對象為不可修正，將「事實」當成某種意見，就會斷絕理性辯論的可能，令許多市民一心想迴避政治。辯論中最低限度的禮貌與互相尊重受到侵蝕，對言論自由的容忍度流失，甚至有越來越多人希望加以箝制。一旦公眾語言喪失解釋與激勵的力量，民眾與政治領袖的聯繫也受到威脅。作者相信這就是現時民主政體碰到的麻煩。

民粹風潮與政客雖然自稱反修辭，但作者指這也是一種修辭，其基本原則為︰徹底捨棄政治論述的謹慎與溫和，以憤怒、震撼策略與極度簡化政策等手法取代，公眾語言唯一的價值就是「真」，盲目崇拜有話直說，浮動善變，用完即棄。

新科技發展令大眾有更大權力選擇媒體內容，為新聞編輯與主管帶來兩難︰不再勉強受眾接受有價值的內容，還是堅守新聞原則卻坐視受眾大幅流失。無論哪種媒體，標題、摘要、列表等風格流行，新聞都變得更短，內容越來越誇張，譴責越來越強烈。細微差異或理應斟酌的前提乾脆全面刪除。邏輯讓位於人格，事實與辯論的篇幅縮小，意見的角色更為重要。意見在事見發生後幾秒內急速湧現，但不成比例地是偏激反應，形成回饋循環(feedback loop)。

現代技術官僚習慣用證據與邏輯為政策辯護，但政客卻需要突顯政策尖銳、能作政治動員的一面。當政客就任政職，會發現自己陷入兩種不同修辭的陷阱中。在當代政治更強調激情、新聞更受簡化壓力、治理更為複雜、媒體批評更尖銳下，對政客從期望到失望的落差更大。政客總是無法實現承諾，人民不再信任現任官員，尋找新鮮面孔與聲音，然後再度循環。

在過程中，公眾不再有能力掌握特定政策，不知道需時多久才看到結果，也無法評斷政策成敗。讓幾乎所有政治進展發生的含糊、彈性空間，在修辭上找不到共鳴。原本務實的政治中心基礎向兩邊極端蔓延，我們就此損失不確定的可能、傾聽他人的雅量、考慮證據與政治現實並隨之調整的彈性。

理性主義者認為，語言必須奠定在理性與證據，邏輯論證才是關鍵，人格與情感偏離重點而危險。真實主義者則認為，如果理念、文字從人們的行為與文化情境中抽離，就不再有意義與關聯。修辭理性主義忽略人格與情感，試圖建立理性完美系統的計劃缺乏根據；真實主義則可能變成沒有論述的個性，同樣無法察覺現時公眾論述已失去平衡。

行銷語言是現在全世界通行的修辭，常用到放大正面元素、避免批評與界定、略去脈絡、急逼、簡短等手法。政治行銷在二十世紀後半急速發展，在擬定廣告策略、思考政策與形象定型前已經出現。掌握質化與量化研究方法與各種行銷技巧，已成為政治顧問與選戰經理的先決條件。各種政治行銷技巧，主要是為了減少受眾投入同理心、無須承受不必要心理衝擊，卻因此犧牲有體系的辯論與解釋。數位科技與社交媒體令政治行銷更為精細，以自然選擇的方式找出最有效的修辭。

一般人會運用謹慎、精明等實踐智慧協助抵抗行銷宣傳。如果我們對一般人的實踐判斷有信心，就不大可能相信行銷話術會所向披靡，對民主的優勢會較有信心。但假如我們認為一般人非常好騙，缺乏內省能力，也許就會相信行銷可能永遠欺騙所有人，少數清醒者可以忽略不計，並要求更多意見檢查，認為再討論也沒有意義。

作者引用哲學家麥金泰爾(Alasdair MacIntyre)描述當代道德問題爭辯的三種特徵，指出為何價值歧見爭辯難以解決︰一，辯論雙方的觀點根本無法適用同一標準衡量，變成斷言與反斷言；二，人們通常不會坦承互不相讓的道德世界觀是個人偏好，而是包裝成非個人、客觀價值與標準的架構較量；三，近一二百年巨大的社會與文化變遷，使表達世界觀的語言處於失序狀態，就像「正義」一字沒有共識定義與前後一致的用法。

仇恨言論(hate speech)一詞經常在新聞出現，但它究竟是甚麼意思並不清楚。我們知道甚麼是仇恨罪(hate crime)，行為本身必須被認定是犯罪才成立。仇恨言論卻是鬆散的概念，有時能指以言也可能入罪，其適用範圍往往超出法律規定。當仇恨言論概念落在主權代理者或自命正義之士手上，就會有打著仇恨言論大旗，肆意打壓看不順眼人與事的危險。如果所有仇恨都能入罪，那麼身為人就可能會犯法。作者認為，言論自由無法保證壞事就此絕跡，但也不能反過來相信，打壓言論自由就是答案。

作者提出，面對公眾語言扭曲，有兩座希望的燈塔。其一是認為與生俱來的實踐智慧、謹慎精明讓人們有能力區分有效跟可疑的公眾語言。其二是期望修辭有朝一日能在辯論、風格與同理心達至新的平衡，成為作者稱為「批判的說服」(critical persuasion)，體察情緒與認同的合理需求，並追求現實的真理。

日本史的誕生

看完了《日本史的誕生 東亞視野下的日本建國史》，作者指出，日本史僅在公元七世紀「日本」這國家建立後才出現，在此之前的日本史，都是廣義的中國史。在漢朝時，日中貿易由漢朝委任的日本大部落獨佔，並與樂浪郡交接。公元57年，「漢委奴國王」遣使至洛陽，公元107年，朝貢的則是「倭國王帥升」，這反映出漢朝委任代表會變更，日本王權仰仗與中國的特殊關係。

東漢末年，軍閥公孫度割據東北，邪馬台國女王卑彌呼成為公孫度指派的貿易代表。公元238年，魏滅公孫氏，翌年卑彌呼使節到洛陽，此事記於＜魏志倭人傳＞。晉代魏後，邪馬台國於公元266年再次遣使。後來發生五胡亂華，中國軍隊於公元313年從韓半島撤退，地方諸國開始走上自己的路。

作者認為，＜魏志倭人傳＞是中國作者陳壽受政治因素影響寫成。陳壽由張華提攜，而張華曾在東北任職，因此陳壽不太可能因為缺乏知識而誇大邪馬台國。但＜魏志倭人傳＞的描述的確不符現實，作者認為，這是因為陳壽在晉朝寫作，為了足以與魏臣曹真曾經在西方吸引貴霜帝國來使相比，故將晉朝開祖司馬懿經營的東北來使邪馬台國，寫成媲美貴霜帝國的大國。《三國志》中沒有＜西域傳＞，也是出於同樣原因。

邪馬台國的位置眾說紛紜，作者明言根據＜魏志倭人傳＞的扭曲描述很難確認，但作者也先後提出兩種猜測︰一是在關門海峽附近，二是在大阪灣難波的津。不管如何，邪馬台國與倭諸國都是貿易城市，當中也有以華僑為主的「國」。遣使至中國的邪馬台國並不是王國，更像是各貿易城市聯盟的代表。

作者指出，七世紀《日本書紀》提到之前的天皇事跡並不全然可信。河內王朝仁德天皇的事跡，可見於中國南朝《宋書》＜蠻夷列傳＞在公元478年的倭王書信，提到其祖武力征服各國，並向韓半島進軍，於公元369年受到百濟承認。

《日本書紀》提到公元591至628年由女王推古天皇統治，但這與《隋書》＜東夷列傳＞的記載有矛盾，＜東夷列傳＞指當時倭王為多利思比孤，是一位男王。公元609年，隋朝使者裴清出使倭國，所見亦為一位男王。作者認為，這可能與《日本書紀》由天武天皇下令編纂，而天武天皇之父舒明天皇奪取倭國背後有黑暗內情有關。

公元630年唐滅突厥後，倭國先後四次派使者遣唐。與下一世紀有別，這時的遣唐使不是為了學習中國文化，而是為了不被強大的唐帝國吞噬，為維持獨立而拚死努力。

公元660年，唐滅倭國在韓半島的同盟百濟，舒明天皇的皇后皇極（齊明）天皇計劃西征，中途病死，其子天智天皇繼續作戰，公元663年於白村江海戰敗於唐軍，倭人被趕出韓半島。為防禦外敵，天智天皇著手統一日本列島，遷都近江大津，訂立《近江律令》，定國號日本，公元668年即位天皇。作者認為此時是日本的誕生。

公元673年，天智天皇之弟討伐天智天皇之子，即位天武天皇。天武天皇下令編纂《日本書紀》，用古老假定的皇室合理化男性繼承。《日本書紀》記載第十至十二代天皇的事跡，全部是以天武天皇及其上一代的實際事件為藍本。第一任天皇神武天皇的事跡，也可與天武天皇在討伐其姪的壬申之亂中對照。

作者認為，從漢武帝征服韓半島後，八百年來日本列島一直受中國文明衝擊，在政治、軍事、經濟上屬於亞洲大陸，但尚未有屬於自己的歷史。直至公元七世紀，受到強大唐帝國衝擊，倭人面對威脅而必須採取自我防衛，為了與中國對抗，主張獨自的自我認同，才著手編纂自己的歷史。

日本最初的歷史《日本書紀》，表現出「日本與中國對立」、「獨自從天繼承正統的國家」這些思想，永久決定了日本的性格。日本人自七世紀起一直在意中國的存在，又避免與中國建立深入的關係。

作者最後指，本書的嘗試是，理解各國史料的政治性質，以世界史一部份看待、書寫日本建國史。

專業之死

看完了《專業之死》，主題是美國人以無知為榮的現象。作者指，雖然美國人一向有看不起專家的現象，但現在他們不僅相信錯誤，而且緊抱錯誤拒絕學習。其頻率之高，範圍之廣，怒氣之盛都令作者感到可怕。「各自表述」成為爭辯打完場的口號，人們無法承認有些事就是有標準答案。

作者擔心，在網絡資訊充斥下，越來越多一般人欠缺基本常識，連基本證據法則也不願相信，拒絕學習按邏輯推論。專家與一般人的界線面臨崩潰，部份人帶著沒有根據的傲慢，可說比純粹無知更為糟糕。公民將專家當成某種技師，但拒絕彼此的對話，自信已掌握足夠資訊。

作者認為，現在許多美國人將政治上票票等值，當成任何議題的任何意見也該在價值上沒有差別，是一種對實質平等的錯誤信仰。這些美國人認為沒有誰比誰更聰明，學習只是淺嚐即止，可說是違反教育讓人謙遜、不斷學習的宗旨而行。作者指，這些問題部份扎根於人性，部份是美國高等教育的毛病，部分來自科技與媒體，也有部份是專家與一般民眾間缺乏理解。

現代社會運作有賴社會分工與專家，尊重彼此專業，專注於自己領域上，讓眾人達到非一人之力可及的高度。專家與公民難以理性討論在過去已存在，但現在更令人憂慮的情況是，對知識體系不信任的帶頭者，往往是理論上應知道不該這樣做的人，例如受過高等教育的父母在決定子女是否接種疫苗是更為昧於事實。有些美國人覺得對抗專家意見，好像就代表比較有文化深度。

政治辯論與公共政策制定本質就是衝突。在美國，政策辯論越來越像雙方都沒做功課地比爛，兩邊看法雖然不同，但都是錯的。當中有一種自我中心、目空一切、容易變成惱羞成怒的堅持︰意見沒有高低之分。對部份美國人而言，說他錯就是說他笨，糾正就是一種侮辱。他們堅信只要主觀意見夠強，就能模糊意見與客觀事實的界線。

作者指不論專家、知識份子或專業人士，都是掌握特定技術或知識體系，並以此執業為主要謀生方式。專業必然少數而封閉，由學習、天分、經驗與同儕確認集合而成。專家透過經驗累積的技術不見得能量化，也無法速成，只能投入時間、反覆練習而累積。專家的知識一定在一般人之上。自學成功的專家不是不存在，但他們是例外中的例外。更多是普通人不知道專業的門檻，以為能夠理解就有能力分析。

我們每個人都有許多弱點，令公共辯論易於變成互相吵鬧。作者直言，專家與普通人溝通困難，原因之一是公民普遍程度太差。「鄧寧—克魯格效應」描述，能力越是不足的人，對自己的能力就越有信心。當講話沒邏輯的一方不知自己沒邏輯，專家與普通中的對話總是會不歡而散。

確認偏誤是建設對談最常見的阻礙，它指出人有傾向留意與自己成見相同的資訊，忽視對想法構成威脅的資訊。我們會專注於讓自己恐懼或希望得到確認的資訊，記住印象深刻的事，忘記不夠戲劇化的事。確認偏誤可說是一種求生機制，不理性恐懼會控制我們，但不理性樂觀則不會。

專家也是人，也會受確認偏誤影響，因此科學會將研究結果送交他人進行同儕審查，由比較沒有利害關係的人帶著研究者與現實對質。一般人不會特別意識到這些過程，學術圈以外的爭議也沒有這種外部審查機街，確認偏誤容易衍生出無法推翻的主觀看法。不少人所說的「證據」，只是「我覺得對的東西」，而不是「由公認原則測試過，確認其真實的事情」。

偏方、迷信與陰謀論都算是確認偏誤與無法證偽觀點的經典案例，當中以陰謀論最難推翻。駁斥陰謀論會「充實」陰謀論的內涵，缺乏證據與互相矛盾反過來可以「證明」陰謀的強大。陰謀論廣受歡迎其中一項理由，是它會撩撥人心的俠義精神與英雄主義。對無力理解現實又不願承認的人來說，陰謀論是誘人的出口。陰謀論也在人們面對恐懼的事情時，為他們提供脈絡或意義。

日常對話中經常會提及不應以偏概全(generalize)，但作者指出這樣說的意思其實是不應搬出刻板印象(stereotype)，兩者混淆會造成溝通困難。刻板印象是社交惡習，但以偏概全(概化)則是根據可觀察事實作出的概率陳述。概化是描述而不是解釋，可以量化與確認；刻板印象則是預先的結論，容易引發主觀情感。作者認為，專家與處理主題保持距離，較能消除情緒干擾與後續偏見。

我們不想讓人知道自己知道或在乎他們錯誤，懶得為自己的專業辯護，也會動搖我們溝通資訊的能力。這種「平等偏誤」來自我們對被群體接納的心理需求，研究發現這會讓能力較差者較預期更常主張自己的看法，能力較佳者則會在對造中接受同伴明顯有誤的提案。這種考量的潤滑人際關係，卻會在需要實事求是時造成重大犧牲。

人們也很不願意承認自己在對話中跟不上與聽不懂，網絡資訊時代讓人更有衝動假裝無所不知。現代人會掃瞄報紙頭條或文章就分享在社交媒體，雖然根本沒有閱讀內容。政治信念會令事情更為複雜，因為信念反映出我們自視是甚麼樣的人。

作者也批評美國高等教育發展變成消費者導向體驗，學生學到最重要的事，就是消費者永遠是對的。大學吊詭地成為專業不受尊重問題的一環。高等教育普及後，大專院校競爭激烈，提供的只是「上大學」這種體驗。學生獲得顧客般的待遇，無從學習謙虛自律。

進大學應該是學習的起點而不是終點，老師尊重學生意見也不代表兩者學識平起平坐。但現在任何老師要點破這幻象，就會被學生全力反擊。部份學校課程只剩下輕鬆愉快的營養學分，課程分數灌水，及格標準降低。教學評鑑遭到濫用，將大學貶抑一筆買賣，學生要求物有所值，而不是入學訓練批判精神。

新一代學生運動排除異己、教條主義，甚至出現語言與肢體恐嚇，只是為了雞毛蒜皮的小事。參與學生了解的，是發高比的是激情與音量，而不是理性與證據。大學生一方面疾呼要學生治校，另一方面卻又堅持大家要把他們當成小孩看待。作者憂慮，在大學四年都學不會尊重老師與學校的人，出了校門也不會懂得尊重公民社會其他成員。連大學生都不能成為講道理的意見領袖，不能辨別客觀事實與主觀感受，那美國人就有大麻煩了。

網絡擁有前所未有的龐大資訊，幾秒就能在搜尋器出現在人們面前，但其品質高低就只能碰運氣。網絡充斥劣質訊息與半吊子觀點，有時是因為作者懶惰或能力不足，有時則是出於貪婪或惡意。

網絡令人損失辨識資訊好壞的基本研究能力。用關鍵字搜尋不是研究，只是問問題。真正的研究辛苦而枯燥，需要人有能力找出真實資訊，擷取其重點、分析、化為文字，然後呈現出來。網絡改變了我們閱讀、推理與思考的方式。我們要求即時、易懂、顧及視線效果、只給我們想要聽的資訊，也就是能在最短時間內花最少力氣吸收的解答。

網絡令我們變得不厚道與沒耐性，無法進行有建設的討論。任何時間都可與任何人對話並不一定是好事，有時人就是需要暫時緩和自省，才有時間吸收與消化資訊。網絡不給人們這種餘裕，讓其回應不經大腦，並為了面子在事後捍衛自己的直覺反應，拒絕接受新知或承認錯誤。

網絡令各種散播虛假資訊謀利的產業得以產生。人們在決定好自己要相信甚麼後，才在網絡上找證據，包羅萬有的網絡自然會令相信任何事的人都滿意。很多問題上網查過後比一無所知更糟。很多人上網調查後自以為掌握了甚麼，其實只是懷恨一大堆自己不明所以的資料。他們分不清哪些事只是自己瞥見過而有個印象，哪些事是自己扎扎實實實地知悉。在螢幕看過與真的理解並不是一回事，但研究發現網友會將兩者混淆。

大部份人在網絡上只是在找，並沒有真的在讀。研究發現人們只會看網絡文章的標題跟前面幾句，快速篩選他們想要的東西。網絡使用者會自然對先跳出來的搜尋結果產生認同，但很少人會質疑搜尋引擎的運算順序是否靠得住。

作者認為，很多人對維基百科與各種線上資源的誤解，以及對群眾智慧整體的誤解，都可以歸結為一點，也就是知識不等於一堆混雜的人事地物湊在一起，也不是丟硬幣猜結果。維基百科的價值是供應基本資訊，但需要分析的複雜議題，它就不太有效。

學習新事物需要耐心與傾聽，但網絡卻反而讓人忘記如何建立友誼，反而老是互相挑釁。輕輕一點就能分道揚鑣的網絡讓人更為涇渭分明，不與傾聽他人意見。這讓我們失去思考、辯論、承認錯誤與接受指正的能力。當中隱藏著一種扭曲的平等觀︰大家都有社交媒體帳戶，所以大家都沒有差別，故此人們可以自戀地對任何人指指點點。由於網絡上的一切都沒有決定性證據，所以每個參與辯論的人都會極力主張自己正確。這讓每個人的政治偏見或錯誤認知，都不怕找不到歸宿。

作者批評新聞界並未讓人更了解世道，反而令人感到混亂。科技與資本主義結合，令新聞界變成按市場需求的資訊生意。媒體數目急升，競爭更為劇烈，資訊量多質劣，回應消費者希望每件事更快、更簡單、更悅目、更有趣的訴求。

一般人覺得看了看手機，就等於掌握天下事的脈搏。現代媒體為個人度身訂造的選項，讓確認偏誤更為強烈。作者指，這代表美國人不僅所知不多，而且他們僅有的知識還是錯誤的。太多人觀看電視新聞時已有定見，他們看新聞只是想在同溫層得到確認。電視有數以百計頻道，任何偏見都能得到滿足。當大多數人覺得自己已經「很懂了」，專家意見自然無足輕重。

當記者也欠缺對報導主題的專業，問題就會更加嚴重。現在記者入行的門檻拉低，原本是技藝的新聞報導變成正規課程，追求制式作法。業界強調形式、外貌與速度多於內容，信口開河的標題就能便宜行事。記者懶得向專家詢問資訊是否正確，或者追查數據確認事實，只看得到他們相信的事情。

作者的建議是，專家應該知道何時要說不，不該將這責任推給記者。新聞消費者面對新聞時，應該謙虛、接觸不同立場與國家的媒體、不要覺得身旁都是壞人，並要有判斷力，在消費媒體時疑問報導是否可靠。閱讀與注意時事是熟能生巧的技術，最好天天都看。

專家也會出錯。作者細分專家失敗的種類，首先是科學本身就會出的錯誤，這包括單純失誤以及整個領域尚未突破的先天局限。這是學術研究必然存在的一環，專家也無能為力。專家能保證的，是遵循科學原則的方法，將犯錯與落入思考陷阱的機率降至遠比一般人低。

專家錯誤還會出自專家撈過界。當專家脫離其專業，他們就只是一般人，學歷多麼優異不代表他說甚麼都正確。就算專家沒有過界，當他們不只提出解釋，更想預測未來時也會出錯。預測未來違反了科學解釋過去的基本原則，但社會對預測的需求總是比解釋多。這在專家與其服務對象之間，形成一股自然無解的張力。

最後一種專家失敗就是欺騙與瀆職，雖然最少見但最危險。有時是我們以為的專家根本不是專家，或者真專家以假榮譽誇大其資歷。當真正的專家說謊，既會帶來直接後果，也會令社會對專業信任下跌。學術欺騙的例子時有發生，一般人會疑問學術研究是否可信。作者則指，一個主題領域的興衰，極少取決於單一研究的成敗。一項研究可能會造假，但數百項研究同樣造假等級就完全不同。

作者指，專家功能無法正常發揮，專家與一般人都有責任要負。專業人士必須承認並公開自己的錯誤，然後說明自己會如何修正。一般人不應要專家改行當預言家，並了解無心之失與心存欺騙的差異。公民應該要認識所謂名嘴與專家的來歷，讓自己更能鑑別接收到的意見，認知自己知道與不知道甚麼，同時帶著懷疑謙遜接觸專家意見，並理解真正制定政策的不是專家，而是官員。

專家與公民的關係建基於互信，當信任崩解，民主本身就可能陷入危機，變成暴民政治或技術官僚菁英統治。常識敗退與無知進逼，多少令公民與公共政策脫節惡性循環。公民覺得越來越疏離，也不想知道經濟、科學與政治體制如何運作。一般人對專家的表現紀錄沒有興趣，喜歡能白說大話，與自己意見相同的專家。

作者提出大眾對專家與官員的誤解中，值得優先思考的五項課題︰一，專家無法控制官員接受建議；二，就算官員接受建議，專家也無法控制如何實踐；三，專家無法指揮政策從概念到執行的整個過程；四，專家不能控制官員是否選擇地聽取建議；五，專家只能提供選項，不能替民眾作價值判斷。

作者感嘆，民主制度要穩定運作，前提是選民必須深思熟慮後決定。公眾無知經惡意操弄，就會變質成政治鬥爭的武器。民主是參政權的平等，是一人一票、每票等值、法律一視同仁的平等，而不是每個意見都一樣，主觀感受重於客觀事實的齊頭式平等。

許多人言必稱「我們人民」，但他們指的根本是「我」，單數的我，非我族類都不可以相信。無知可以改善，但與傲慢、自總與憤世嫉俗結合的無知則無藥可救。傳統的解決之道已經無效︰高等教育、媒體與網絡都在加劇民眾堅持無知。專家束手無策，覺得已經受夠。

作者悲觀總結，或許釜底抽薪的解決方法，需要一場未能預見的災難。沒有民主與包容，就得面對如戰爭、經濟崩潰或壓逼群眾等可怕命運。我們只能寄望事情一發不可收拾之前，公民、專家與官員可以克服困難，對專家與菁英在民主的角色進行深入辯論。

真確

看完了《真確》，內容是討論我們對世界有錯誤認知的現象與原因。作者的調查顯示，我們許多人對世界無知，給出種種與實際不符負面答案，比隨機亂猜更差。作者認為這種過度誇大的世界觀，源於我們大腦運作的方式。

作者談及我們的十種直覺偏誤，並提出思考工具培養求真習慣。第一種偏誤是二分化，認為世界只分成「我們」與「他們」、「已開發」與「發展中」、「富國」與「窮國」等。這種印象在1965年時或許正確，但2017年世界多數人(75%)已身在中等所得國家，活在低所得國家人口只有9%。

作者建議更現實的分類是將國家分為四級，一二級界線是2美元，二三級界線是8美元，三四級界線是32美元，大概十億人在第一級，三十億人在第二級，二十億人在第三級，十億人在第四級。大多數人都在第二與第三級，與1950年的西歐與北美生活水準相當。

二分化直覺偏誤來自比較平均值、比較極值與自己的上層目光。為扭轉這種偏誤，作者建議我們檢視分佈狀況，發現個體間重疊之處，注意多數個案都落在中間，以及不要從俯瞰目光認為底下所有事都一樣。

第二種偏誤是負面型直覺偏誤，我們傾向留意壞事而不是好事。世界許多進展緩慢分散，不易受人注目，但各種進展累積起來則是巨大進展，例如赤貧人口比例在二十年內減半、四十年來壽命提高10歲、識字率提高至86%，以及另外許多生活改善。

負面型直覺偏誤有三種情況︰對過去的錯誤記憶、新聞媒體與社運人士選擇報導，以及擔心說壞事正在好轉會顯得冷血。作者提醒，慶祝現有成功是一回事，繼續目前奮鬥是另一回事，兩者並不衝突，失去希望反而無法達成目標。

為扭轉負面型直覺偏誤，作者提出我們應區分狀態(現在怎樣)與改變趨勢(變好或變差)之別，事情可以既是糟糕也在變好。我們應留意好消息絕少會報導，逐漸進步不會成為新聞，新聞多也不代表變事多。我們也不應沈浸於美化過去，要珍惜現有成果，相信未來世代也能跨過障礙。

第三種直線型直覺偏誤認為趨勢會一直持續，例如以為地球人口會不斷增加，但聯合國的預測是逐漸趨平。正如小孩身高不會一直增長至400公分，許多趨勢都會有直線以外的走法，例如迅速攀升後趨平的S型，迅速減少後趨平的滑梯型、只在特定間隔提高的駝峰型、一直翻倍的倍增型等等。為了明白一項現象，我們需要確實了解線的形狀，不能假定它就是直線。

第四種恐懼型直覺偏誤與人類過去演化的環境有關，現在則變成媒體吸引注意力的工具，扭曲我們對世界的認知，讓我們錯估天災、航空安全、戰亂危害、化學物、恐襲的危險程度。面對恐懼型直覺偏誤，我們應留意新聞與自己的注意力都偏重恐怖消息，風險不是自己感覺多害怕，而是有多危險與自己暴露在多少危險，並避免在驚恐時下決定。

第五種失真型直覺偏誤讓我們將單獨數字與特定例子想得過於重要。有兩種工具可扭轉失真型直覺偏誤，其一是比對數字，單獨的數字沒有比對基準就沒有很大意義。在比對許多數字時，先找出最大的那些數字，它們通常比其餘全部加起來還重要。其二是善用除法，例如將數字除以總人口，找出的比例通常更具意義。

第六種概括型直覺雖然必要而有用，但它可能令我們誤將許多不同事物歸為一類，甚至以特例套用在整個分類。作者提議，要知道哪些簡單分類會導致偏誤，極好方式之一是旅行，體驗自己在家鄉習以為常的一套可能沒有用處，甚至造成危險。扭轉概括型直覺偏誤需要我們質疑自己偏好的分類，作者提出五種這樣做的方法︰尋找同一類別相異之處，不同類別相似之處；留意「多數」只代表超過一半，如果可能應問清楚百分比；當心別把特例當通則；假定自己不是「正常」，別人也不是笨蛋；注意適用某一群體的做法未必適用於另一群體。

第七種宿命型直覺偏誤認為固有特質決定命運，事情永遠會是這樣。作者提醒，文化、國家、宗教與人都不是石頭，會不斷改變。例如女性生子數目並不是受宗教固定不變地影響，不論宗教，赤貧女性都生下更多孩子，在所得增加後生育率都會減少。為扭轉宿命型直覺偏誤，我們要注意緩慢改變不是沒有改變、樂於更新知識、跟父母與祖父母的價值觀比較，認識價值觀改變之大，以及蒐集文化改變的例子。

第八種單一觀點直覺偏誤讓我們以為所有問題都有一個肇因，所有問題都有一個解答。這種思考可以省下許多時間，卻讓我們看不到不符這觀點的資訊。作者建議，我們應時常檢驗自己喜愛的概念，保持虛心，與不同人談話。雖然這樣我們會沒時間建立許多見解，但許多錯誤見解還不如幾個對的見解。

抱持單一觀點有兩個主因，其一關乎專業，專家只是自己領域的專家，在其他問題上與普通人表現差不多，有些社運人士專注自己的領域，甚至有意無意將關注的議題放大。不靠數字不能理解世界，但單靠數字同樣不能，要看到數字背後的現實世界。抱持單一觀點的另一原因關於意識形態，認為某種政治方式可以解決所有問題。公部門與私部門的答案不是只能擇一，而是視情況而定，而且兩者並行。

第九種怪罪型直覺偏誤會替壞事找出簡單清楚的元凶，讓我們誇大特定個人或群體的重要，沒看見複雜的真相，也很難解決問題。作者指出，壞事發生時，我們該把矛頭指向系統而非個人，好事發生時，我們也該把更多功勞歸功於默默推動成功的體制與科技。假如我們真的想改變世界，就得弄清楚世界真正運作的方式，而不是只想揍人一拳。

第十種急迫型直覺偏誤告訴我們再不做就沒機會，現在就要下決定，但事情幾乎從來不是這樣，不是非得擇一不可。作者堅持不應訴諸恐懼，談到未來是該抱開放態度，清楚其中牽及的不確定。有時最有用的行數就是改善數據以獲得更正確的認識。社運人士自己要冷靜才能採取明智的行動，不致危及民眾的信任。

作者最後對求真習慣如何運用在日常生活提出多項建議。在教育上，我們該教孩子基於事實的架構，訓練他們善用上述求真習慣法則，最應該教他們抱持謙虛與好奇，樂於說出「我不知道」，主動吸收新知識。

在職場上，企業應依照基於事實的世界觀做事，了解未來全球市場成長主要在亞洲與非洲，注重這兩地的員工，知道全球化仍未結束，並在投資時擺脫對非洲的天真認知。記者應時常檢視自己對世界的認知並加以更新，培養求真思維。我們也應明白新聞終究不算是增進世界觀的理想管道。各種專業團體也可以嘗試提問更多事實問題，找出自己所屬團體的無知。

作者相信，終有一天所有人都擁有基於事實的世界觀，因為基於事實的世界觀更有助把人生走好，也讓人更安心，並知道我們該怎樣令世界變得更好。

犯錯的價值

看完了《犯錯的價值》，是一本談論錯誤的書。作者指我們「知道自己是對的」令人愉快，認為自己判斷正確是常態。當面對錯誤時，我們會感到秩序失常與羞愧。錯誤總是與愚蠢聯繫，但作者指出，犯錯是人類學習與改變過程關鍵一環，讓我們修正自己的看法。作者說本書的宗旨是︰培養對錯誤的親密感受，增加討論錯誤的用語，拓展檢討錯誤的興趣，同時對常受忽略的犯錯經驗多加著墨。

人們看待錯誤有兩種模式，一種是悲觀模式，視錯誤為令人尷尬恐懼的事；另一種是樂觀模式，認為犯錯的感受不限於可恥與失敗，也可以是驚訝、困惑、興奮等等。作者指，以根除錯誤為目標有三項問題，一是我們會相信自己能明辨對錯，這卻與想要擺脫錯誤的信念互相矛盾；二是根除錯誤的努力總會引發意想不到的後果；三是根除錯誤容易變成根除與自己不同事物的心態。

科學革命看待進步不是依靠根除錯誤，而是靠延續錯誤。知識進步需要現有觀念瓦解，讓位予新觀念與發現。錯誤不但不會讓人遠離真理，反而能逐步引領人們導向真理。

錯覺與知覺失誤反映出感覺與現實的差異，讓人體會到，就算最有競服力的景象也未必是現實本身，沒察覺到的認知過程正是容易出錯之處。錯覺令人明白，我們不知道何時會犯錯，又會犯甚麼錯，但肯定一定會犯錯。

我們很擅長忽略自己的無知。例如在重大事件時的「閃光燈式記憶」感覺栩栩如生，但研究顯示，這些記憶與其他記憶一樣，準確度隨時間降低。記憶由多重特殊過程組成，每一次喚起記憶都要重組呈現。有些記憶栩栩如生，不是因為這些記憶為真，而是我們太常想起。

知道的感覺不代表實際知道。即使我們找不出真正的原因，也喜歡解釋事情，自信說出自己實際不知道的答案。當我們宣稱自己知道某些事情，本質上就是在就自己不可能出錯。如果要處理犯錯的可能，我們就無法用知識的觀念，必須轉而接受信念的想法。

我們的信念就是世界模式，不管信念多麼堅定不移，模式本身都可能動搖。心理信念的存在是為了幫助我們預測與制定政策，信念組織起來，成就了「我們是誰」的概念。

我們也有將所有事情理論化的傾向，並會自己當下的信念只是基於事實，雖然別人的信念可以是因為偏見與私心。當我們認為自己的信念是基於事實，對不同意見者就會有各種假設︰認為對方缺乏正確資訊；認為對方愚蠢、腦袋有問題；假設對方刻意漠視與忽略真相。

運用歸納推理，我們可以手邊證據來選出最適合的答案，不用找到充分證據才能下結論。但我們不能證明歸納正確，只能知道這至少比其他答案更可能是對的。歸納是我們智慧的重要一環，這表示錯誤是智慧不可或缺的一部份，而不是過程走偏的結果。

當猜測運作良好時，我們會是反應快、效率高的思想家，但也會製造許多想法上的偏見，令人妄下定論。偏偏確認偏誤會令我們容易重視支持自己信念的證據，忽略反面證據。我們會對反證視若無睹，認定反證對信念沒有影響，堅持例外能證明規則，或者不理會任何違背信念的資訊。

我們無法完全獨立思考，每個人在根本上都很依賴他人的想法。但我們判斷二手訊息時，通常都是先相信了那個消息來源，就對消息照單全收。這也表示我們抱持某些信念，擁有的是某個信念社群的會員資格。成為社群一員有實際與情感上的好處，令人有強烈誘因與周圍眾人保持信念一致。

抱持特定觀點的社會，可能會面對反對意見不足的問題，這包括︰一，社區過度支持我們的想法；二，社區保護我們免於外人的異議；三，社區讓我們即使聽到外界異議，也會置若罔聞；四，社區會消除內部異議。這容易助長我們自以為是的信念，蒙蔽我們犯錯的可能。

狂熱份子認為只有自己才能掌握真理，堅信自己正確，認為自己不可能出錯。這種對確定感的渴望存在於每個人心中。確定感最危險的特徵，是不利於觀點轉變，失去想像力與同理心，不在乎別人的事情。

另一方面，如果我們要腳踏實地過日子，有時確定是唯一的選擇，以此為基石建立自己的世界觀。確定感有助於行動，對生存與成功不可或缺，在演化過程有重要作用。我們預設的認知立場是相信，確定比懷疑來得容易。

我們渴望正確而恐懼犯錯，常常認為自己無法放棄信念。當許多信念隨時間而減弱消失時，我們的記憶會無聲無息抹去錯誤。對於突然改變的信念，我們傾向將犯錯經驗濃縮至幾乎消失不見，就像直接從正確A跳至正確B一樣。

當我們會陷入百分之百錯誤的經驗時，既迷失於這世間，也迷失了自我。但作者也指出，這樣犯錯讓我們學到自己還有多少成長空間，奪去我們所有理論，有可能帶來真正的改變。有時我們不肯承認錯誤，特別是舊有信念已投注大量心力，又沒有新信念取代。承認錯誤需要智慧，也需要情感上的技巧。

深信不疑的事情出錯時，我們不得不回答「哪裡出錯了？」這個問題。重大錯誤發生後往往會產生許多新理論，以弄清甚麼信念要棄置，甚麼值得保留。全盤接受與徹底否定是答案的兩端，中間有許多較混亂的可能答案︰輕描淡寫、避重就輕、出爾反爾、強詞奪理等。我們判斷錯誤大小會趨向保守，但最初看似明智的保守主義，有時會演變為歇斯底里感情用事，瘋狂湮滅犯錯的事實。

人們為錯誤開脫時常用「我是錯了，但是……」法則，例如說自己只是時間上搞錯、差一點就實現、有出乎意料的事發生、怪罪他人、即使犯錯也是為了大家好等等，彷彿只要開始解釋，錯誤就不再是個錯誤。

面對錯誤時，過濾掉不快資訊，否認錯誤，是一種心理防衛機制。當我們不願意證據確鑿的真相，就必須同時騙人與自我欺騙。作者指，矢口否認錯誤不只是拒絕接受困難複雜的外在世界，全盤接受也不只是接受事實，兩者更重要的地方是如何接受自己。

在親密關係中，人們的核心信念最容易受到侵犯要挑戰。要承認自己的方式並非最好很難，放棄堅持自己正確令人感到不快。追求正確與追求肯定混為一談，這有助解釋為甚麼在親密關係的爭執，人們會覺得受背叛排斥，小事變成激烈爭吵。作者認為當中教訓是，我們偶爾可以犯錯，也應該能心平氣和接受他人偶爾犯錯，依然保持親愛。幸福不是永恆不變的愛，而是讓愛將我們慢慢改變。

錯誤代表我們與自我疏離的時刻，當我們連自己都可能誤解，就表示我們自己當下在某方面特定自我認知有錯。如果我們視自我為恆常可理解的個體，會使我們排斥犯錯或改變的可能。犯錯能夠改變我們最強烈的方法之一，就是讓我們面對自己，變得更富同情心，不將錯誤當作他人無知、愚蠢或邪惡的表現，不會一直想批評別人。

為預防錯誤，我們可培養彼此傾聽能力，各人可以暢所欲言，環境公開透明，避免保密文化，允許每個人看見出錯徵兆時能夠說出來。作者認為這也是民主治理代表的一種方法，它會接受錯誤存在，削弱錯誤各種危險化身。任何政治體系想要成功，就要能夠容納錯誤，法律可以變更，有政黨制度與言論自由。自由如果不包括犯錯的權利，那就不是自由。政治開放的政府必須擁抱錯誤，接受自己有時會犯錯，讓異議者與告密者發言。

作者在結尾指，虛構與藝術世界「悖離事實」，我們可以想像虛構世界，與我們犯錯的能力無法分開。我們所有藝術受惠者都在享受錯誤的極致樂趣。如果我們像接納藝術一樣接納錯誤，就能讓我們在自己立場以外替他人設想，幫助我們成為獨立個體，有著更多可能。

民粹大爆炸

看完了《民粹大爆炸》，內容是歐美民粹主義的發展過程。作者指，民粹主義不能以左、右或中間派來定義。它不是意識形態，而是一種政治思考方式，動員一般「民眾」對抗「菁英」。民粹主義認為自己的訴求不能透過協商達成，這注定會讓人民與建制衝突。這種特色導致民粹運動掌握政權時，有時會發生認同危機。

民粹主義另一特色是，它們通常是政治危機的警示燈。只有在人們認為當時政治常規與自己的關切不一致時，民粹主義才會成功。民粹運動並不常達成自己所設目標，但它們點明現行政治意識形態必須修復，標準的全球觀點正在崩潰。

民粹主義最早出現在美國，作者認為其真正開始於1890年代人民黨，要求政府幫助農民。1930年代龍恩的分享我們財富協會，主張對富人徵稅幫助較低收入家庭，影響羅斯福推行第二次新政。1960年代華萊士反對中央政府與種族融合，呼應了美國中產激進派的訴求，他們認為富人不用承擔更多政府開支，而要由中產負擔。

1990年代，美國主要政黨都支持新自由主義，支持跨國企業與全球化，放鬆管制，對企業減稅。在工作機會減少、移民增加、放鬆金融管制產生危機後，激起民粹派對現行共識的挑戰。裴洛與布坎南先後嘗試參選總統，但1990年代晚期經濟向好下聲勢下降。

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後，出現從極右翼攻擊新自由主義的茶黨運動，以及從左翼攻擊的佔領華爾街。2016年美國總統選舉，川普以反對自由貿易協定與生產外移、限制移民、訴諸「沈默多數」等取向，吸引共和黨白人勞工與中產選民。桑德斯以攻擊富人、提倡全民健保、分離投資銀行與商業銀行、恢復政府資助競選活動等政見，嘗試激起99%與1%巨富之間的衝突，得到不少對未來感到悲觀的民主黨人與年輕人支持。

歐洲直至1970年代才有類似民粹主義的政黨。1970年代經濟衰退後，主要政黨逐漸支持放棄公部門擴張，偏向自由貿易、解除金融管制與全球資本主義。1980至1990年代，來自非洲與亞洲的難民大幅增加，歐洲開始出現反移民浪潮。右翼民粹政黨透過連結反移民情緒興起，但他們支持福利國家，變成勞工的政黨。歐盟與歐元區運作令一般公民難以影響，民粹政黨聯合起來反抗「民主赤字」，主張自己的「民主性」。

2008年起歐元危機掀起一波民粹新浪潮。西班牙與希臘等負責國家受到致命打擊，卻無法透過貶值貨幣脫困。歐洲委員會、歐洲中央銀行與國際貨幣基金「三巨頭」，要求希臘嚴格減少公共開支以取得援助，引起國內廣泛不滿，導致激進左翼聯盟興起。然而，激進左翼聯盟取得政權後，變成中間偏左主流政黨，與三巨頭達成協議。

西班牙的我們可以黨主張一般人與上層人產生衝突，反對西班牙政府的緊縮開支政策。該黨一度在2015年12月選舉中成為第三大黨，但次年6月的選舉卻流失大量選票，有意見認為是因為其政見變得與社會勞工黨太過相似。作者認為，當民粹政黨變成只是建制中另一政黨，它就不再清楚地為人民對抗菁英，以致選民不再受到它們的訊息激勵。

右翼民粹派主要在北歐與中歐，主要推動力是移民問題。移民、恐怖襲擊與移民犯罪在北歐同時增加，令右翼民粹的主張變成可信。丹麥人民黨與奧地利自由黨主張嚴格限制移民，兩黨都獲得成為執政多數關鍵的支持。

英國獨立黨成功令英國脫離歐盟，其基礎是工業衰退小城鎮、勞工階級與年長公民。法國在歐盟國家中最直接受移民與恐怖攻擊增加影響，反對寬鬆移民政策的民族陣線勒龐，在2012年總統大選第一輪中得票第三，2017年第一輪得票第二。

作者在結論指，當代民粹主義不同於法西斯主義，前者對全球政治施加離心力，著重於自己的國家。民粹主義在工作外流、歐元運作失效、經濟不平等、移民令資薪下降的憂慮、社區問題等方面指出，這些議題必須加以處理。民粹主義也令主流政黨的經濟辯論部份轉向。

作者在寫作當時預測川普或者不會當選，但會激發後來的仿效者。桑德斯淡出後，仍會對民主黨有確定的影響。歐盟2012年的穩定法案，大幅限制以赤字減緩失業，再加上移民問題，都令左翼與右翼民粹政黨的壓力越來越大，甚至可能直至其他幾個國家也決定脫歐。

如何改變社會

看完了小熊英二的《如何改變社會》，主題是日本的社會運動發展。作者指，日本在1965至1993年屬工業社會，資方僱用大量工人，工人由工會組織，所得較高；消費者購買力增強，工業產品容易賣出；都市中產階級出現全職女性；政治相對穩定。工業社會弊病是齊一與標準化，商品與工作形態相跟，女性選擇有限。

其後日本進入後工業社會，資訊科技發展與全球化，令工廠外移。工作改由非典型員工與外包處理，「麥式工作」增加，工會組織變弱。人們變得「自由」與「多樣」，更多不屬於任何組織。社會福利預算減少，貧富差距加劇，就業競爭更為劇烈，教育差距更受父母所得差距影響。後工業社會的特色是，人們更可能以不同方式生活，消費品更便宜，娛樂消遣增多，但年輕人無法負擔房租，只能繼續與父母同住。

作者指，從工業社會轉至後工業社會的問題一度由公共支出掩蓋，但1990至2000年代政策轉變，刪除補助金與公共投資後，支撐基礎完全動搖，社會問題在發生災害時浮現。。

在初期工業社會，社會運動以勞工為主，指導運動的則是都市知識階層。這類社會運動特色為道德主義，即知識份子意識自己是菁英，勞工與農民則是被剝削一方，因此前者必須捨棄自己的特權。運動組織以先鋒黨形式為特色，只有少數人能成為黨員，並必須通過審查。道德主義與先鋒黨結合，令參與社會運動的知識份子必須加入先鋒黨，放棄個人生活，遵守黨的指令。從結果來看，先鋒黨組織成功例子幾乎都發生在發展中國家。

晚期工業社會的「新社會運動」不是階級運動，不受先鋒黨指導，也沒有強烈道德主義色彩，有嘉年華與祭典元素。運動以「自由」為口號，批判工業社會生活形態均質化。運動以年輕人與女性階層為中心，批評代議民主制，主張直接行動，重視表現自我。

進入後工業社會，自由度與多樣性大增，「勞工」、「年輕人」、「女性」等分類範疇已無法成立，「我不幸是因為我屬某一類人」的意識也就無法維持，人們反而將責任歸於心理等個人原因。我群意識無法維繫，陷入難以整合的狀況，社會運動變得難以推展。

作者認為，日本戰後的社會運動有三項特徵︰追求絕對和平、深受馬克思主義影響與強大的道德主義，三項特徵都與二戰後不希望重返戰時體制的意見相關。這些特徵產生的弱點是，社會運動忽視個別議題，運動如果不從社會黨或共產黨指導，變為推翻資本主義的運動，就無法成為改變社會的力量。支持社會運動但不信仰馬克思主義的人，後來很多都感到失望，對任何運動都感到懷疑。

1960年安保鬥爭大部份參與者以共同體成員身份參與，如學生自治會、工會、町內會等。安保鬥爭牽涉到戰爭經驗的和平問題，以「民主」為代表反對回到戰前體制。運動只維持約一個月，原因包括首相岸相介下台，非日常熱潮難以持久，以及繼任首相池田勇人提出「所得倍增計劃」，並表示無意修憲。

1968年社會運動與1960年有各種差異。在經濟快速成長下共同體開始鬆動，技術改變令熟練工人較不重要，削弱工會連結。大學升學率提高，大學自治會開始無法動員學生。政治團體動員能力減弱後，彼此競爭更為劇烈，依賴金錢與暴力。與西歐不同，68年的「宗派」仍以先鋒黨模式運作，各自分裂，有部份採取武裝鬥爭路線。

作者認為，1968年學生運動熱潮再次出現，最大因素是大學教育大眾化。考試競爭更為劇烈，但大學設施跟不上升學率，授課內容乏味，校園擠擁，大學生人數增加也意味成為菁英的機會降低。越來越多學生感到空虛，認為這不是大學應有的樣子，不如趁學生時代搞一場運動。公害問題與越戰突顯出對社會的欺瞞感，點燃起學生運動。

68年學生組織「全共鬥」與以往不同的是，它是以「自由」個人名義參加，聚集各種想法的人。但實際上參與學生戴著所屬「宗派」或大學的頭盔，外表比較像軍隊。參與的團塊世代保守而集體主義，也看到性別歧視的實例。

作者指，這種形式的問題是，社會運動者硬將已不適用於當時的社會關係與意識形態帶進運動，不同宗派加入全共鬥以先鋒黨模式吸收成員。當運動熱潮冷卻，留下來的多是屬宗派者。結果不同宗派為掌握主導權引發權力爭奪，出現各種內部暴力，令運動走向分裂。宗派滲透也令全共鬥走向馬克思主義，讓運動訴求超出校內問題，校內訴求反而失去實現的機會。為擴張組織，宗派更重視花俏的鬥爭手法吸引新成員。

到1969年底，社會運動已幾乎退潮，警方取締更為嚴格，響應者減少，內部暴力變得更為強烈。留下者變得更為道德主義，否定想要找工作的自己，同時沒有自信自己正確，因此容易指責他人是叛徒。在道德主義的凝重氣氛下，部份團體開始主張武力鬥爭。

到1970年代初，經濟成長中只有少數人生活未受改善，參與學生運動者自身明明沒有特別的問題意識，但又不想自己在玩革命的家家酒，轉而支持被歧視部落、在日朝鮮人、沖繩問題等日本國內少數團體。1972年聯合赤軍事件成為學生運動結束的契機，人們開始認為打著「革命」與「正義」口號的人很危險。當局也進行政策調整，通過公害管制法、推動福利改革、整頓都市環境等，令事態得以收拾。

1970至80年代，日本工業社會成型，人們的「自由度」減少，引發廣泛共鳴的社會議題不多。大學生不再有必須關心政治的意識。政府以公共補助支援減弱的農村與商店會。企業、家庭、學校成為都會的新共同體。社會運動傾向自由參加的網絡型運動，少數群體社會運動受到注視。

1980年代反核運動主要行動者變成都市主婦，她們特別關心食品輻射污染問題，經濟上相對穩定，子女長大後也有時間與體力。但在社會安定期下，大多數人即使對政治不關心也無礙生活，政治人物也不曾感受對現有政治體制的威脅。

1990年代後期開始，日本工業社會失效，越來越多民眾感到沒有被代表。2011年福島核電廠事故後，出現許多訴求零核電的示威行動，當中有許多三十歲世代為主的「自由」受僱者參與。遊行透過網絡與推特號召宣傳，引起眾怒的，是政府公開資訊與善後的方式，並擴展為無法忍受特權階級。社會運動越來越走向自由參加模式，沒有任何團體有穩定的動員能力。

作者指，日本現在全體成員不願遵從、不表同意的情形，反映出政治體制失去正當性。正當性攸關民眾是否有「我們的代表」意識，單單得到很多選票不夠，還要是某個「群體」的代表。當人們變得「自由」，喪失從屬意識時，「群體」就無法成立。

在政治集會中，全體參加者群眾喧騰對展現人民力量至為關鍵。示威行動不單看參與人數，也要令人覺得行動代表著社會的意見。參加者熱烈討論，充分感受自己正在參與，認知到決策結果是「大家一起決定」，這種熱鬧喧嘩的過程形成「我們」與「全體」。假如政治只有投票與遊說，就會變得越來越無聊，讓更多人認為政治只是少數人的事，也有更多人不會接受與認同。

在全球化後工業社會中，人們變得「自由」，同時對未來越來越無法預測，也逐漸無法被人接受與認同。人們被籠罩在眾多選項與他人眼光中，失去相互扶助與自豪，被逼向沒有資訊收集能力與金錢就活不下去的狀態。

分類不能維持，市場無法操縱，人們相互依賴與重視的規範消失，傳統與市場都不可依靠。面對這種狀況，保守主義主張回歸舊有生活形態，但無法停止分類失效與高度反身性。特權階層自己很「自由」，卻要求對方採取「傳統」行動，造成少子化、過勞、家庭暴力、離婚增加等反效果。

無法忍受社會不穩定的人投向基本教義派，視傳統為永恆不變，拒絕與他人對話，躲在自己的認同中，認為對方是笨蛋。因為懶得與外界接觸，無法與他人建立良好關係，基本教義派要強逼多數人贊同他們時，可能訴諸最力與金錢攻勢。

作者認為，既有「我群」正在消解，民主必須積極建構新的「我群」。問題之一是民眾不願參加對話，既不習慣也沒有專業知識。若要改變，只能鼓勵對話主體，賦予他們力量，例如由政府或專家普及知識、提供職業訓練、普及大學教育、公開政策資訊並舉辦公聽會、為非政府組織提供補助促進自發活動、利用地方資源建立小規模高增值產業等。

作者指日本現在福利政策思考方式，是等問題出現再事後補救，這已經太遲，而且花費成本過高。除了財政援助外，福利政策也需要提供諮詢、再教育與工作介紹，否則受助者無法融入社會。嚴厲懲罰受助人幾乎沒有成功例子，反而令人更難與主流社會整合。

福利補助建立在受助人分類的方式，無法保護越來越多不在任何類別的人。分類政策缺乏整合，容易產生不公平與不合理。福利與職業捆綁，也讓產業轉型更為困難。為了防範於未然，作者認為應提供基本保障給所有社會成員，既可靈活應對，不會有人排除在外，也省卻審查的麻煩與成本。

現有福利政黨建基於保護的構想，其問題是保護者與被保護者的關係固定，造成主體衰弱，容易變得不關心與依賴。在反身性增加的社會，既有方式必然陷有困境。要突破這種困境，就要賦予被保護者力量，讓他們有能力自立與判斷，並有機會參與。比起行政機關，地方自發組織更能掌握現狀，讓地方人士集結民眾可展現更大成效。

作者指，當代社會沒有中央控制室，期望「換個首相做看看」，只為像不斷喜新厭舊一樣，創造出無法改變的結構。引入自由競爭原理的政策手段，也反而引發「自己不被當一回事」、「別人得到較好照顧」、「將我應有的權益還來」等批判與不滿。作者認為，在當代日本，只有在普遍認知「自己不被重視」的基礎下展開行動，促進對話與政治參與，並連結到「改變社會」與建構新的「我群」。

各種社會運動理論，例如資源動員論、議題焦點週期論、創新擴散理論、建構主義、行為主義等，都只能涵蓋一部份現實。人們應了解理論建立的前提與適用範圍，掌握不同理論工具在適合時譯用。在實踐中，社會運動首先要設定目標，然後選定倡導或施壓對象，弄清哪種方法較有效。

社會運動很難提出成功的方程式，但失敗的方程式卻有明顯傾向。忽視時代背景與社會條件，套用舊有成功經驗，很可能會失敗。將運動當成「組織」看待，很容易引發路線之爭，或變成只跟代表談判的虖戲。為保護組織要某人加入與退出，都會降低運動正當性，減低民眾參與意願。將人當成不變的個體，容易促成團體分裂為「溫和派」與「激進派」，結果通常是兩者都失去影響力。

作者認為，運動應看成一種動態過程，而不是組織。運動是眾人為了某種目標而聚集，擬定並實行某種計劃的過程。參與人數應該依運動目的判斷。運動除了是達成目的之手段，也是製造連結與賦權的手方法。運動方式不是一成不變，只要符合「改變社會」目的即可。運動與政治人物都有其苦衷與侷限，沒有原則妥協與要求不可能的事都沒有必要。

在運動中，每個人都可以分派工作扮演不同角色，而這種角色並非固定不變。運動有趣之處在於大家一起創造，歡樂與炒熱氣氛非常重要。運動是一種社交場合，氣氛熱絡就能形塑超越「自我」的「我群」，產生一種與人數不同層次的說服力，更能打動人心。

假如自己不發聲，旁人看來自己就是一面牆壁，而自己也會當周圍的人是牆壁。靜靜等待不會有任何改變。自己站在安全位置，將對方當成可換零件被動消費，並不會得到滿足。行動、運動、與他人一起創造社會，是一件很快樂的事。

作者最後指，本書不會是萬能的正確解答，寫下此書的目的，是賦予讀者力量，協助他們踏出下一步。

拯救資本主義

看完了Reich的《拯救資本主義》，主要是討論美國近年經濟利益向富人傾斜，以及如何扭轉這種情況。作者同意全球化與科技取代人力的確令美國勞工承受壓力，但這兩項因素無法完全解釋現時情況，忽略了政治權力日益集中於企業和金融菁英，而政治權力又能影響經濟運作規則的事實。

「自由市場」與「政府介入」何者較佳的辯論，未能注意到以下幾項關鍵主題︰市場組織如何演變？為何現時組織無法令繁榮共享？市場基本規則應該為何？作者強調，任何市場都需要政府制定與執行遊戲規則，這些規則對經濟與社會的影響比政府大小更為重要。「自由市場」是似是而非的迷思，讓我們不檢視哪些規則被改變，規則是為誰服務。

資本主義需要為以下五大基石制定規則︰

1. 財產︰能擁有甚麼
2. 獨佔︰能允許多大的市場力量
3. 合約︰甚麼能夠買賣，要根據甚麼條件
4. 破產︰買方無法償付時要怎樣做
5. 執法︰如何確保沒有人違反規則與欺詐

不是這些決定「入侵」自由市場，而是這些決定「建構」自由市場。沒有這些決定就沒有市場。在制定市場規則時，權力與影響力已隱藏在制定過程中，由此造成的經濟得失偽裝成「客觀市場力量」的「自然」結果。

金錢與權力總是連結起來，以權利改變市場機制以符合自身利益者，往往也是支持恆定與理性「自由市場」的同一批人。「自由」被用於證成少數大公司與富人鞏固與加大權力，降低職場中一般勞工的自由。企業獨佔的自由，同樣降低消費者選擇的自由。作者指出，在這些情況中，不連結權力，自由就少有意義。那些宣稱站在自由一邊的人，事實上是站在有權者的一邊。

在財產權上，甚麼條件下甚麼可以擁有，以及擁有多久，涉及社會權力的分配與道德。奴隸制是否違法，以及「公有地悲劇」要怎樣解決，都必須由政府來執行。給予發明家足夠所有權，同時讓大眾能夠負擔發明成果，也需要立法、行政與司法機關平衡。

近年美國的趨勢是，擁有專利權的人將其經濟力量轉化為政治與法律權力，令專利權變得更強大與持久。製藥公司也積極進行政治捐款，以輕微改變延長專利，積極行銷處方藥，禁止購買外國藥物，付錢給醫師開藥，並為延遲學名藥上市付費。版權年限在美國在不斷延長，在作家死後七十年作品才進入公共領域，難以認為這會給作家更多創作誘因。大公司經濟與政治影響力持續增加，以及智慧財產權日趨複雜，都令何謂財產的政治決定，通常擴大與鞏固既有財富與權力。

對於公司是否有「過度」的市場力量，也是由政府作出決定。大企業透過延伸智慧財產權、擴大天然獨佔、併購同業、取得業界標準的網絡與平台控制，獲得經濟的掌控權，並增加對政府決定的影響力。美國寬頻昂貴而低效、生化公司孟山都獨佔種子專利、高科技公司忙於創造標準與平台、華爾街大銀行掌控金融業，以及醫療保健產業與保險業從醫療法案中獲利，既顯示反托拉斯法喪失原本視野，也反映經濟力量集中產生的政治影響力。

政治力量對甚麼可以交易及如何交易的影響日增，例如2014年美國上訴法院裁定從遙遠消息來源取得的秘密資訊不算是內線交易，大公司提供的使用條款需要消費者放棄應有合法權利與私隱，貸款利率上限撤銷，員工必須簽署非競業條款。當大公司決定合約在法律上能允許甚麼，以及能執行甚麼規則，相對缺乏力量的人別無選擇。這種「自由市場」不提供實際的替代方案。

大公司與富人擁有足夠政治影響力，塑造符合他們需要的破產法。過去二十年美國每一家大型航空公司都至少破產過一次，迴避過去工會合約的承諾。2008年華爾街無法償債得到政府注資，損失由小額投資人與業主負擔。學生貸款也不能引用破產法。2013年底特律宣布破產，市政憑證投資人與退休市政府員工大為受損，但同屬大底特律的鄰近奧克蘭郡富裕居民不受影響。破產法中基本的政治與道德問題，是「我們」是誰，又對彼此有何義務？但「自由市場」很方便地掩飾了這些問題。

既得利益也會在執法過程中發揮影響，最隱密的就是關於哪些個案「沒有」執行。當事情出錯，擁有顯著政治影響力的產業可免於受到起訴，例如槍枝製造業者免於產品產生騷亂的責任，奇異公司不需對福島核電廠反應爐出問題負責，2010年墨西哥漏油事件中英國石油公司未受充分監督，大銀行不受聯邦儲備銀行紐約分行監管等。既有利益也會確保國會不撥出足夠的執法經費，職業安全與衛生局、國家公路交通安全局、國稅局與執行金融改革法的政府機構都經費不足。食品安全現代化法2011年通過後執行經費甚少，因此幾乎沒有執行。

有影響力者也會製造許多漏洞與例外，令法律幾乎不可能執行。華爾街以成本效益分析不充分挑戰證管會，在法庭上有先天優勢僱用專家與顧問提供想要的觀點。對大企業違規的罰款相對其利得影響甚小，而且通常來自和解。政府缺乏資源面對曠日廢時的審判，傾向和解法律案件，卻會逐漸削弱執法機制。與犯罪有關的公司主管毫髮無損不受處罰。

美國眾多法官與檢察官是透過選舉任職，為金錢影響市場規則提供另一管道。大企業捐款及特定法官與檢察官候選人，以得到有利於它們的裁決與檢控決定。私人訴訟的費用非常昂貴，也給大公司與富人另一種先天優勢。許多大企業都以掠奪訴訟阻礙新企業進入市場，以鞏固與擴大經濟主導地位。近年最高法院對集體訴訟更為限制，也降低消費者團體聯合強制法律執行的能力。

假定個人待遇是按照其「價值」支付，忽略了界定市場的法律與政治制度，也忽略了權力。透過影響「自由市場」的基本規則，大公司提高公司利潤與股價，所得最高千分之一的高階主管、銀行家、基金主管越來越依此得益。對社會最富裕成員而言，為使他們工作，目前誘因全然不是必要，而且與其工作的社會價值不相稱。

在美國，股東對公司總裁的待遇影響不大，董事會則由總裁的親信擔任。自1990年代中期，總裁待遇更大部份以股份形式發放，給予總裁謗因在短期內提高股價，即使這要在長期付出代價。近年買回股票已成為企業支出主要項目，在2003至2012年間，標普五百企業大部份稅後盈餘用於買回股票。公司實際買回股票的時間並不公開，但總裁則知道這項內部消息，以便賣出自己持股與執行選擇權。

有研究指出，給予總裁最高待遇的公司，公司給股東的績效較差。即使最後將公司搞砸，總裁在離職時仍得到數以百萬美元計的款項。由於美國讓企業給總裁的待遇扣稅，實際上就是納稅人在補貼總裁的豐厚待遇。資本利得稅率低於所得稅，最大的贏家也是總裁。以客觀評估而言，總裁並不「值」其得到的待遇。

華爾街大到不能倒的銀行接受隱藏補貼，如果撇除這項補貼，這些銀行根本就沒有能力在2013年發放267億美元紅利。即使華爾街被發現進行內線交易，透過政治捐獻、遊說與僱用大批就可以脫身。基金經理人也能運用租稅漏洞，就其收入視為資本所得，繳交較低的稅率。

美國家庭實質所得中值長年停滯，2014年9 月的鐘點實質工資質1979年相同，大學畢業生實質每小時工資在2000年至2013年間下降。市場組織改變提高大公司與華爾街獲利能力，同時降低中產階級的議價力量與政治影響。

1980年代金融管制放寬後，公司襲擊者能夠得到資金發動不友善併購。企業總裁感受到要拉高股價的壓力，最直接的方式就是削減資薪開支。勞工議價能力減弱，生產力與勞工所得之間失去連結。在跨國貿易協議中，大公司與華爾街的利益勝過勞工利益。

中產階級需要承受更多經濟風險，可以一夜之間失去工作與醫療保險。退休金轉為提撥制，當股市大跌時退休計劃跟著大跌。工會在1970年代末起衰落，勞工議價能力降低。服務業企業對員工成立工會設置障礙，即使部份是非法行為，也執行法律的全國勞資關係委員會經費不足，對僱主只施加輕微罰款。美國一般勞工失去議價能力，反映出政治經濟體系中的「反制」力量顯著下降。

在2013年，美國工作貧窮族已達4700萬人，相當於每七名美國人中就有一名。國會不提高聯邦最低工資以抵銷通貨膨脹，令最低工資實質價值一直受侵蝕。政府援助標準改為要求受助人必須工作，但他們得到的工作只提供最低工資。結果越來越領取食物勞的人，同時也是受僱的在職員工。新工作規定只是在降低失業窮人同時，增加工作窮人的數目。學校經費按區分所得的距離增加，每位學生經費差異擴大，直接不利於貧困兒童。

不工作的富人在近年所得暴增。越來越多不工作富人是透過繼承獲得財富。頂層富人從投資賺取大量成益，透過投資於政治也取得資體資本利得更大份額。朝代信託年期限制放寬、最高稅率降低、遺產稅取消、資本利得稅下降、未實現利得免稅，對繼續財富者都有莫大好處。富人也可透過捐獻扣稅，同時慈善基金收益收入免稅，相當於政府補助。這些捐獻也很少是給窮人，大部份是捐給歌劇院、藝術博物館、交響樂團、劇院，以及菁英大學。

作者指，經濟權力集中趨勢在經濟或政治上都不能持續。在經濟方面，中產階級與窮人缺乏購買力，將無法維持經濟前進。在政治方面，越來越多美國人斷定這是場不正當手段危害他們的遊戲，社會結構將因此解體。不公平感會導致廣泛違反規定，參與者缺乏忠誠，受害者則通常選擇以各種方式破壞體系。

自1980年代起美國經濟的反制力量減弱，以基層群眾為會員的組織萎縮、工會人數下降、地區組織處於劣勢、政黨變成由上而下的大型募款機器，靠近有錢利益團體、民意代表聽命於政治捐款。最高法院也加快大公司與富人付錢塑造有利規則藉此獲利的循環，提高政治捐款上限與收窄貪腐定義。許多美國民眾不再投票，藐視政治並感到無力。

作者認為，底層90%民眾在經濟上有許多共通點，他們組成聯盟將能形成新的反制力量。結束對大型公司的「企業福利」日益得到跨黨支持。美國政治未來可能從兩黨對抗，變成反建制派對建制派，當兩黨未能回應時代需求時，或許會出現第三個政黨。這些反制力量首要目標，是改革競選經費制度，公開所有政治選舉經費來源，將大資金逐出政治圈。出任公職與大企業的旋轉門需要受到限制。專家證人的公共證詞與出版都需要公開外部資金來源。

為終結目前預先向上分配，反制力量尋求縮短專利與版權保護期；禁止「為延遲(學名藥)而付費」協定；不准因小幅改變而延長產品專利；禁止製藥公司推廣本身的處方藥物。反托拉斯將用於防止有線電視、金融業、醫療業與網路平台的獨佔，企業不得擁有對食物鑝關鍵的基因專利。保險公司不再豁免於反托拉斯法。

華爾街大銀行規模應受限，投資銀行與商業銀行業務需要區隔。禁止企業要求員工、承包商與加盟商接受強制仲裁。禁止任何形式內線交易。股東應對總裁待遇有反對權，有權強逼改選全部董事。破產法應給予勞工合約比債權人優先的地位，並允許學生貸款與第一棟房屋抵押貸款重組債務。

最低工資將提高至工資中值一半，按通脹調整。低工資產業可透過佔多數的快速表決方式組成工會。國際貿易協定要顧及本國勞工的工作機會可能受危害，並以貿易利得建立完善再就業制度。執法資源需足以完整執行所有法律與規則。懲罰需足以阻遏企業與違法者。提供充分私人與集體訴訟。教育資源不應按地區所得不同分配。

作者提出，尋求市場內更公平的分配，必須重新塑造大公司。其中一項可能方法，是公司稅率依據總裁待遇相對勞工待遇中值的比率而定。其他方案包括員工加薪幅度與生產力增長相配的公司稅率較低，以及給員工更多直接所有權。

1980年代起盛行的股東資本主義，造成的後果是多數美國人工資低滯或下降、經濟不安全感增加、外包工作、社區遭遺棄、總裁待遇飛升、短視專注每季盈利，以及2008年幾近崩潰的金融業。作者提倡，反制力量應尋求員工擁有代表，而且員工投票權與員工跟公司的利害關係成正比，防止單一個人或利害關係人擁有大部份投票權。

在新科技下，例行生產服務的工作減少，親身服務的工作增加，但實質待遇因需要與其他勞工和機器競爭而下降。負責找出及解決問題，以及策略思考的符號分析服務，所得有所成長，但也逐漸受科技取代。當工作由越來越少人完成，利潤將流向更少的一群，其他人只有更少錢購買生產出來的東西。在未來，即使對全球財富徵稅，恐怕也無法達到四五十年前普遍分享的繁榮。

作者指，與其課稅與轉移財富，較合理方式是讓更多人分享未來的財富。當有足夠的反制力量，社會可以選擇不讓少數人累積大量財富的市場規則，但仍給予創新者足夠誘因發明。何謂適當平衡沒有正確答案，但當有足夠反制力量，民眾將更信任政治經濟制度決定，代表社會自願做出的取捨。

為確保所有公民都能分享未來經濟成長，最直接的做法是提供所有滿十八歲美國人基本所得，為收受者提供最低的得體生活水準。基本所得允許人們追求有意義的藝術或嗜好，讓社會享受這些自發努力的成果。其他替代方式包括讓每位公民分配極小一部分智慧財產權，或者在每名孩子出生時給予定量股票與債券。

作者總結，市場是人類創造的產物，規則由人類制定。關於未來的重要辯論不是政府大小，而是政府是「為誰」而設，以及如何設計市場規則，使經濟產生一種多數人認為較公平的分配，而不必造成既成事實後進行大規模重分配。

歷史大口吃

看完了《歷史大口吃》，主題是食物對人類歷史發展的影響，核心是「人類改變了植物，而植物又回過頭來轉化了人類」。農業孕育出文明，食物貿易讓各地互通，吸引歐洲國家建立全球帝國，蔗糖與馬鈴薯是工業革命的基礎，食物也是戰爭的關鍵。二十世紀的綠色革命，則令世界人口急劇增加。

耕地不僅是由生物組成，也同時是技術構成的風景，在一萬年前左右開始在各地獨立出現。玉蜀黍是馴化作物的最好實例。相對其近親，玉蜀黍的穀粒外露，在大自然處於繁殖劣勢，卻更吸引人類種植。玉蜀黍的穗較大，方便農夫採集，在馴化過程中越長越大，變得只能仰賴人類才能存續。以玉蜀黍為主食會缺乏離胺酸與色胺酸，以氫氧化鈣處理的人類技術才讓玉蜀黍可以維繫整個文明。水稻與小麥等其他作物也一樣，在馴化過程中成為更方便的食物，但也是在自然中更脆弱的植物。

人類學與考古證據顯示，相對於農牧，以漁獵—採集維生的人工作時間較少，營養較充足，身體較健康。既然如此，為何人們要開始農牧？簡單答案是，採行農牧是漸進過程，人們不明白發生甚麼事，直至為時已晚。其中最重要因素之一是，約公元前九千五百年開始，氣候突然變得溫暖、潮濕而穩定。人們也更為定棲，加上人口增加壓力，逐漸依重可保存的多產穀類。藉由農牧生產補充糧食，逐漸由選擇變成必要。

農業密集化讓人們分成不同工作與專業，也出現貧富之別，權力從對食物的掌控而來。在漁獵—採集中，共享較能確保大多數人在大部份時間有食物，讓群體生存的機會較大。當人們逐漸轉為農牧，可以積聚剩餘物資，就會開始出現社會區別。

從平等到分層過程中，其中一個重要階段是「大人物」的出現。大人物的功能有如物資交換所，決定如何最好分配物資。大人物的地位取決於其慷慨與分享，沒有強制追隨者的能力。從大人物發展為強勢領袖的過有許多不同理論，有理論主張是農業工程增加大人物的權勢，有理論認為穀倉令大人物得到流動資本，有理論則指爭奪農地的衝突令勝利者以統治階層出現。到了早期城市出現，社會分層無疑已經發生。

在早期文明中，社會結構由食物界定。人們以食物與農務繳稅，食物也是臣屬邦國的貢品。菁英階層向神祇供奉牲品獻祭，讓神祇能繼續賦予自然界生命，同時讓菁英階層成為農民與神祇之間的媒介，以正當化財富與權力分配不平等。

香料是羅馬帝國時期的奢侈進口貨，對香料的熱愛也驅使歐洲人探索世界。羅馬帝國派船隻行經印度洋，航向印度購買異國珍奇。香料也經陸路橫越世界，不同地方的貿易連接中國與地中海東部。沿貿易路線流動的不只是貨物，也包括發明、語言、藝術風格、習俗與宗教。商人與地理學家互相依靠，製作更精密的地圖。伊斯蘭教透過貿易傳播，遠及香料群島，成為貿易網絡的共同法則，也令歐洲排除在印度洋貿易之外。

十四世紀，香料貿易為歐洲帶來黑死病。1453年君士坦丁堡落入土耳其手中後，歐洲的東方貿易路線完全封鎖，歐洲香料價格日漸提高。歐洲航海家開始探索繞過伊斯蘭地區到印度的航線。哥倫布在向亞洲探險時，因錯誤的計算發現美洲。達伽瑪在1497至99年成功沿非洲航向印度，其後葡萄牙以武力試圖控制香料貿易。作者稱香料為「帝國的種子」，因為香料貿易，歐洲各國開始在世界各地爭奪利益。

自哥倫布後，全球作物以前作未有的速度與規模遷移，其中主角是蔗糖與馬鈴薯。甘蔗原產於太平洋島嶼，歐洲人在美洲建立甘蔗園，從非洲輸入大量奴隸，讓蔗糖成為十七至十八世界大西洋貿易主要商品之一。製糖過程也使工業組織新模型更為具體，組織生產線、運用動力裝置與機械與工人分工大規模出現，都是自甘蔗園而起。

十八世紀一連串饑荒，令馬鈴薯在歐洲得到普及。玉蜀黍與馬鈴薯使歐洲在同樣面積土地生產出遠較多的糧食，加上農業技術改善，令人口快速成長。到十八世紀末，農產量上升似乎已追不上人口成長。馬爾薩斯在1798年出版《人口論》，認為人口成長速度必定會高於糧食生產增加，造成糧食短缺。雖然後來證明，人類將會有史以來第一次，人口成長不受以往的生物性限制束縛。

這有史以來第一次的事件就是工業革命。作者指，英國工業化是幾種獨立發展趨勢驗合的意外結果，最重要的三項是︰農業生產力提高，促使手工藝更專業化；石化燃料的使用增加；以及更為依重進口食物，當中愛爾蘭人吃馬鈴薯，並生產小麥出口至英格蘭。1845與46年，愛爾蘭馬鈴薯絕收而陷入嚴重飢荒，逼使英國國會廢止《穀物法》，不再限制糧食進口。工業革命也許終究沒能令人類逃離馬爾薩斯陷阱，只是從農地限制危機，轉換成大氣吸收二氧化碳能力的危機。

在戰爭史上，最具毀滅性的武器，就是對食物供應的控制。在機械化運輸出現前，糧食與秣料供應通常嚴重限制軍隊行動。士兵通常在行軍途中從周圍國家搜索食物，這視乎行軍路線周遭國家的富庶程度。古代運輸糧食的最佳方式是船運，但受到港口位置所限。

在十八世紀歐洲，物資積存在補給站，由專門馬車運送，意味著無法實行閃電攻擊與長期行軍。拿破崙改變了當時做法，重新以極簡方式規劃後勤，軍隊以輕裝行旅，並就地取材。法軍以此在1805年奧斯特里茨戰役先後擊破奧軍與俄軍，但1812年侵略俄羅斯卻因俄方焦土策略而缺乏補給。

1810年罐頭食品在法國問世，隨後軍人開始攜帶各種罐頭口糧作戰。同一世紀機械化運輸出現，士兵、糧食與彈藥通過鐵路與蒸汽火車快速運輸。在美國南北戰爭中，北軍洗劫農場與磨坊，並拆毀通到的所有鐵道，令南軍兵糧不足，無法防守。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罐頭食物與鐵路運輸令士兵守在塹壕時，可以持續得到給養。到坦克車預示機動化戰爭時代來臨後，供應燃料與火藥，就變得比供應糧食更為重要。

在二十世紀中葉，食物成為政治意識形態的武器。1948年蘇聯封鎖柏林，美軍空運物資回應，將之用作對抗共產黨的武器。蘇聯史達林在1929年宣佈農場集體化後，以搜刮糧食對付宣稱的「階級敵人」。以史達林為榜樣的毛澤東在1950年代推行大躍進，也令大批農民挨餓，造成歷史上最慘重的饑荒。由於長期無法穩定糧食供應，蘇聯在1991年正式消失。

現今公然以食物為武器較為少見，但食物在西方民主國家找到更微妙的政治角色，當中的因素包括︰全球化令西方消費者能買到各種食物；人們對選擇食物的後果與政治運作更感興趣；食物可以聚集更廣泛的社會關注。由最早的廢奴運動，到現在公平貿易、環境保護與反外國食物，都以食物為發送社會訊號的強力手段。但作者指出，真正的變革終究需要政府採取政治行動，選擇食物絕不可能取代在投票箱投票。

二十世紀人工合成氨與高產量「矮性」品種引起綠色革命，令糧食供應增加七倍，增長速度超過人口成長的三點七倍。綠色革命幫助數億人脫離貧窮，為亞洲經濟興起提供基礎。然而，也有批評者認為綠色革命嚴重破壞環境，逼使農民不斷依賴昂貴的種子。作者提醒，任何新綠色革命都需要學習1960年代以來學到的教訓，匯集不同農業技術運用於不同地區。

作者總結，食物一直是人類歷史的基本成份，在未來也肯定是不可或缺。

第一次世界大戰

看完了尼爾·費格森的《第一次世界大戰》，作者指本書嘗試回答關於一戰經濟史及社會史的十條問題︰

1. 這場戰爭是否不可避免？
2. 德國領導人為何在1914年孤注一擲？
3. 為何英國領導人決定介入？
4. 這場戰爭被公眾輿論熱烈歡迎嗎？
5. 宣傳是否令戰爭持續進行？
6. 大英帝國經濟優勢為何未能令同盟國快速戰敗？
7. 德國的優勢軍力為何在西線無法擊敗英法軍隊？
8. 為何人們繼續戰鬥？
9. 為何人們停止戰鬥？
10. 誰贏得了和平，誰最後為戰爭買單？

作者的答案大致為︰

1. 戰爭並非不可避免。當時反軍國主義聲浪正在升高，外交手段曾經成功化解強權間的帝國主義衝突。英國與德國沒有締結正式協約，主要是因為德國對大英帝國沒有構成足夠的威脅。

2. 德國領導人採取行動，是因為意識到自己的衰弱，由於政治與財政限制無法贏得軍備競爭。作者認為，假如德國軍國主義程度能夠與法俄相比，就不會有太多理由認為自己衰弱，也不會冒險發起先制攻擊。

3. 英國介入歐戰是將領與外交官秘密計劃的結果。對法國的官方參加歐戰承諾並不存在，英國政府也不認為必須支持比利時中立。英國參戰的關鍵，是一小群人誤讀德國意圖，並誤導下議院，卻同時不做任何準備工作。假如英國置身事外，德國的戰爭目標——俄國在東歐受挫、中歐建立關稅同盟、德國接收法國殖民地——與英國利益互補。

4. 戰爭初期如此多人志願從軍，理由之一是當時失業人口因戰爭大幅增加。許多人對戰爭並不歡欣鼓舞，意識到這是一場「末日大戰」。

5. 戰爭令許多報紙流通量巨幅增長，但大多數報紙仍受到財務損失。戰爭宣傳越靠近前線效力就越低，只有基於事實的宣傳才能有效強化戰鬥意志。

6. 協約國有明顯經濟優勢，但英國與美國運用資源的效率低下。德國也沒有被所得與短缺食物分配不佳拖垮。

7. 同盟國軍隊殺敵能力遠比協約國高，協約國的消耗戰戰略也沒有成功。1918年夏天形勢翻轉，更大問題是出於德國戰略錯誤，而不是協約軍進步。

8. 士兵繼續作戰不是因為國家強逼，也不是受軍國主義洗腦。關鍵在於︰士兵繼續戰鬥，是因為覺得沒甚麼大不了。士兵並不厭惡殺人，也常常低估自己被殺的機率。戰鬥的士兵也只活在當前與下一秒，當戰爭開始像是永不結束，宿命論就在士兵之間流行。

9. 1918年8月德軍崩潰，大批士兵投降，成為決定戰爭勝負的因素。這戲劇轉變不易解釋，可能原因之一是，在此之前，投降與接受戰俘都是危險的事。更有可能是，1918年春季攻勢明顯失敗、德軍將領魯登道夫呼籲停戰，以及疾病問題擴大，導致德軍士氣普遍低落。德國士兵願意投降，並不是對暴力感到厭倦，證據是在東歐及其他地方戰爭仍未消減。

10. 第一次世界大戰成為君主制與共和制長久衝突歷史的轉捩點；布爾什維克在俄國奪權；戰勝國付出的代價遠超所得利益；一整個世紀經濟進步的成就受到摧毀；以「民族自決原則」當成和平指導原則是致命錯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