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回提到，二十世紀殖民地民族主義，與十八世紀美洲殖民地有相似之處。兩者的民族主義範圍都與母國行政單元重疊，這都與當地出身官員「受限的朝聖之旅」有關，即官員的晉升終點止於殖民地行政首府，與母國的官職無緣。然而二十世紀殖民地民族主義也有其獨特之處，因為二十世紀運輸科技更為發達，人口流動大為增加，另外帝國需要培養大量當地技術人員以維持當地行政，加上教育因道德要求而擴展，故此旅程受限的已不只是當地官員，廣泛民眾也同樣受影響。不只是官員晉升的旅程範圍限制在殖民地範圍，受母國方式教育的年輕人也圍繞着行政區高等學府的中心，展開其在行政區範圍內的教育之旅，並在旅途中遇到眾多向相同目標邁進的旅伴。
殖民地民族主義值得留意的一點是，當地的行政方言及印刷語言，並不一定是殖民地內民眾廣泛流通的語言。既然之前作者那麼強調印刷資本主義對民族主義出現的重要，殖民地民族主義為何又不一定需要劃一而流通的「民族語言」呢。作者指這是因為二十世紀的傳播技術有所轉變，有別於印刷品，收音機與電視的多語廣播，令文盲及不同母語的人口都可以構成一種想像共同體；而且當時民族主義已經成為國際間經過試驗與認同的模式，「因而民族主義領袖如今已能刻意地布署運用以官方民族主義為模型的選舉、政黨組織和文化慶典，以及被南北美洲帶進這個世界的公民—共和的理念」(p. 186)。換句話說，民族主義無論在政治意識或者技術上都相當成熟，政治人物與知識份子推行民族主義遠較前人容易。
在此作者似乎認為殖民地民族主義不經民族語言也能自動吸引大眾，但是在新版中作者也承認他「短視地假設亞洲和非洲的殖民地世界的官方民族主義是直接模仿十九世紀歐洲的王朝制國家的」(p. 231)。為了理解殖民地民族主義的「系譜」，似乎應該更深入考察殖民地政府政策。在此作者考察了人口調查、地圖與博物館(或者應該說是殖民地考古)三項殖民地政策，以釐清為何殖民地民族主義會為大眾接受。
人口調查不單為族群—種族分類，而且仔細地為自己創造的分類定下各種條件，並在不同行政部門使用這種分類，為任意分類創造真實的內容。地圖則為殖民地範圍劃界，不同區域因此有了明確的「領土」。殖民者為了使自己的佔領比較合理，製作了「歷史地圖」，為殖民地範圍添上一層古老色彩；而殖民地區域的地圖形狀也成為圖案標誌，不斷複製在各種印刷品上，隨處可見，為殖民地民族主義製造出「強而有力的象徵」(p. 244)。十九世紀開始興起的殖民地考古學，原意是以世俗化的古蹟為殖民地統治權威標誌。然而那些在大眾流通、顯示殖民地範圍以內古蹟的書籍，以及古蹟圖案同樣成為圖畫標誌不斷傳播，令殖民地範圍有了一種既古老又真實的想像。
剩下沒說的部份都很零碎，不知下次該怎麼組織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