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紀幾次大戰反映人們願意為民族獻身，想像共同體成員似乎自認彼此有自然的連帶關係，而這種連帶關係不能選擇，民族因此像是有宿命的性質。作者指這種愛國主義與語言有關，首先，語言具有「原初性」(primordialness)，即語言沒有特定的誕生日期，像是自然出現，在社會廣泛流通，並且能連繫故人，令語言添上彷彿是遠古流傳而來的色彩。另外，詩與歌也令語言構成同時代的特殊共同體。互不相識的人共同朗誦同一詩歌與唱同一首國歌，也為想像共同體提供實質，連結共同體內的成員。
至於種族主義，與其說與民族主義相關，不如說是為了貶低對手的民族屬性。以輕蔑的種族主義詞語稱呼對手，就否定了兩者間是平等民族相互競爭的關係。而且種族主義往往是在一民族之內發生，是一種「對內的壓迫與制宰」，代表的是階級意識形態。十九世紀殖民地的種族主義就與歐洲的支配相關，如前所述，官方民族主義是統治階層面對群眾民族主義的回應，然而民族共同體卻與帝國殖民地支配不符。為調和帝國與民族的矛盾，就出現了種族主義，聲稱母國人較殖民地人優越，採用「俄羅斯化」政策建構民族時就能將母國方式輸入殖民地，而母國人在殖民地也有了類似貴族的色彩。
縱觀全書，個人會說有三類與民族主義相關的線索，一是理性化，二是技術發展，三是民族概念的發展路徑。
理性化不但是對削弱宗教共同體有影響，也為美洲首創民族主義提供背景。因為在啟蒙時代時為不同地方的人分類，而且是「科學的」、世俗的分類，故而出現了以氣候為人們分類的生態學解釋，令「同種」美洲殖民地要面對與母國人的差異，即書中所指「受限的朝聖之旅」，繼而醞釀出美洲的想像共同體。
本書提到最重要的科技發展自然是印刷技術，這包括美洲的報紙、歐洲的方言書籍與聖經及殖民地的小說，以及各種民族傳記，它們令讀者在「同質的、空洞的時間」中構成閱讀共同體。這當然也涉及理性化過程中，印刷品與渴求世俗利潤構成了印刷—資本主義，為擴大市場令方言印刷品廣泛流通。而從殖民地民族主義中，也可以看出傳播技術發展對民族主義的影響，古蹟與地圖的圖像標誌化固然也需要印刷技術，但收音機與電視出現甚至令民族主義擴展至擁有不同語言成員的群體。
運輸技術發展也與民族主義發展相關，沒有地理大發現所需的航海技術，歐洲就不會意識到其他文明與歐洲文明同樣發達，也不會有語言與文化的比較學，因而不大可能出現民族之間互相競爭的思想。而到了二十世紀，殖民地「受限的朝聖之旅」雖然與十八世紀美洲有相似之處，但由於運輸技術發展——鐵路、氣船與航空——更多人有條件踏上旅程，也因此更多人感受到如何「受限」，民族主義激發的想像力也打動更廣泛階層。
民族概念發展令早期或許是偶然的現象經過改寫後，成為後期民族主義的模式。譬如十九世紀的官方民族主義雖然是統治階級政策，目的是在回應群眾民眾主義同時保有其統治地位，但他們也不得不至少是表面上依照由美洲經驗轉化的模式，例如是承諾廢除農奴制，以滿足群眾民族主義的期望。到了二十世紀，民族主義甚至已經不是不同政策選舉之一，而成為一種國際規範，即使是聲稱國際革命意識形態的革命家，在奪得統治權後，也不得不繼承官方民族主義的方向。由此可見，民族主義發展，與許多歷史現象一樣，是路徑依賴的。
那就這樣結束本書的討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