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麼繼續是《想像的共同體》撮要。
上回提及小說與報紙協助改變人們的時間觀，但印刷品對民族主義的影響不止於此。當印刷品成為市場商品，在1500-1550年間因歐洲經濟繁榮，令出版業特別蓬勃之後，書商關注的就是開拓更多市場以賺取利潤，形成作者所稱的「印刷—資本主義」。
正如之前提及，即使在宗教共同體仍然有效時，也只有少數文人階層懂得拉丁文。當這個拉丁文階層市場飽和之後，渴求利潤的商人就轉向只懂得單一語言的大眾，令印刷品走向方言化。這種方言化趨勢也因三項外部因素而加強，第一，拉丁文此語言本身走向神秘化，脫離日常與教會生活；第二，宗教改革與印刷—資本主義結盟，令廉價、普及、方言寫成的書籍廣泛流傳，形成不通拉丁語的新閱讀群眾；第三，專制君王為便於行政集權，採取各自的行政方言，令某些方言偶然地取得官方地位。在此，不同區域有不同方言的「宿命」(p. 86)，透過印刷術科技複製，並在資本主義推動下以商品形式不斷流傳，漸漸將方言改造成標準的印刷語言。
這種印刷語言在三方面為民族主義奠下基礎。首先，印刷語言創造出「拉丁文之下、口語方言之上」的統一交流與傳播場域。那些有不同口音的法語、英語或西班牙語方言，可以透過印刷語言互相交流，並且只能與相同印刷語言的讀者互相交流，「形成了民族的想像共同體的胚胎」(p. 87)。
其次，印刷語言為語言添上固定性格(fixity)，以往依靠手抄本傳播，在不同時代變化甚大的語言，現在則以印刷品的形式固定下來，因此後來者也能明白先人的話語，令語言塑造出「主觀民族理念」的古老性質。
最後，印刷語言創造出一種新的權力語言，某些方言會被印刷語言吸收而變得「不正統」，而另一些方言——如高地德語、國王英語、中部泰語等——則提升到政治文化的崇高地位。這種語言的「正統性質」也促進民族想像共同體。
我們應注意到，「民族的印刷語言」與當代民族國家的具體形態並不一致，例如澳洲、英國與美國都使用英語，卻是不同民族國家；而許多前殖民地國家的「民族印刷語言」，也不是民眾的通用語言。「印刷語言、民族意識、以及民族國家之間相關而不連續的性格(discontinuity-in-connectedness)」，需要從歷史經驗中考察。尤其是1776-1838年間，在美洲出現的第一批自覺民族國家，為這類國家應該是甚麼樣子提供最早的模式(p. 90)。
下回待續，之後就是走向歷史探索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