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中介紹了1960年左右法國大學人員的結構領域與位置變動，其中大學領域的等級受到兩項原則影響，而兩者互相對立︰
大學領域內存在兩個對立的等級原則︰一方面是繼承的資本和實際擁有的政治經濟資本而獲得的社會等級，另一方面則是因科學能力和學術知名度而擁有的屬於文化的等級。兩者之間的對比是大學領域的結構所固有的特性，而大學領域其實正是兩種競爭性合法化原則對陣的場所(p. 55)。
大學領域的權威及其再生像是一種循環因果關係，學術與文化傾向往往是在自我加強︰
大學的這些領域會被這樣的一些人佔據，他們既是學術機構的產物，也是為了學術機構而出現的設置。這些學術人士只需要按自己的天性辦事，就能夠取得機構再生的條件，他們只需要從最重要的事情著手︰給文化需求和追求設定限度，但同時又設法讓人們不知道這些限度限制人們的視野，誘使他們對殘缺的東西表示支持，導致他們看不出在「普遍教育」的幌子下其實是一種極其特殊的文化，還反以為那是有普遍性質的東西(p. 108)。
這樣看來穩固的領域後來遇到了危機，即大學收生數目增加，導致所謂文憑貶值︰
要解釋危機，或者說至少解釋危機出現和擴散的結構性條件，我們就必須提到被指導人的人數增加帶來的主要後果，也就是學術文憑貶值的問題...... 嚴重後果之一是，人們根據相應的文憑過去所許諾的機會和期望，現在得不到實現了，取而代之的是，現在的文憑和位置實際提供的機會使他們大失所望(p. 176)。
我們無疑在這一過程中看到了動盪不安的東西。期望與實際機會之間的斷裂，使處於從屬地位的那些當事人當中稍有條件的人離開了這場競賽，也就是說退出了競爭，因為參與競爭就意味著承認遊戲規則，接受由居支配地位的階層所確立的目標；這些人退出後轉而從事另外一場鬥爭，我們甚至可以說把這場鬥爭稱為革命，因為它旨在建立一個不同的目標，修改遊戲規則並試圖給自己創造取勝的機會(p. 186)。
書中最後的部分對這場危機——當中以1968年5月運動為象徵——作出了有趣描述，就引其中一段出來看看︰
我們事實上總是忘記，言論自由——1968年5月運動前後都對此進行過不少探討——常常是不受他人言論拘束的自由，是對他人的沈默進行控制或支配的自由，這最具體而鮮明地表現在學生與「工人」之間的會議上，學生的發言人完全左右著後者甚麼時候該發言、甚麼時候該沈默。的確，在面對一群有聯考資歷的學生推選的代言人而他們並沒有僅僅以學生團體的名義說話時，在面對一個能言善辯、成功鼓動成員贊同自己制定的決策而又以集體的名義運作這一切的工會書記時，個體的一般群眾作為成員只是隨大流，他們能夠做的也只是屈服地沈默，那些零亂的抗議或表示反對的宗派行為若不自行土崩瓦解，也會意識到自己被剝奪了代表資格(p. 20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