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巴問題，聽起來是不是有點遙遠呢。說來慚愧，直到看本書之前，寫本文的人連西奈半島在哪裏都不知道，至於六日戰爭、贖罪日戰爭、黎巴嫩、敘利亞、約旦、耶路撒冷、西岸、加沙、隔離區、檢查站等等代表甚麼，也只有極為模糊的印象。本書的重點並不是這些事實紀錄，而是作者以一名猶太解放神學者，對如何解決以巴問題作出自己的呼籲。
以色列由立國之初就很有宗教味道，立國派錫安主義可說是一種回應後大屠殺時代的神學，再加上耶路撒冷的地位，令以巴問題充滿宗教論述。然而，作者認為，以巴的和解，關鍵不在於宗教的象徵符號，而在於民主的世俗性政治體系︰
公民權可以約束政治、文化與宗教上的權利要求，創造一個將正常生活的追求列為優先的中立地帶。運行於任何優先性或命運概念的軌跡之外，公民權反對把任何特殊的權利要求設定為社會運作的根本。
權利要求可以提出，委屈怨氣可以發抒，宗教情感可以聚焦，但只能作為整個公共討論的一部分。公民權的世俗性本身就是一種權利要求，但它要求的是把所有公民結合在一起，為共同體的運作與未來而盡力；這個共同體有著一種發展中的特殊性，一種內在而又超越過去各種特殊性的特殊性(p. 140)。
為了建立公民間的互相信任，「尋常禮節的修補」是必須的，即重新尊重人的尋常生活，不以各種漂亮的口號踐踏別人︰
顯然猶太人與巴勒斯坦人都是正在學習民族主義的侷限性，學習假裝清白無辜只是枉然，學習到握權的夢想在現實中往往會變成夢魘。猶太人和巴勒斯坦人兩者都自視為獨一無二的民族，有著自己不同於其他民族的特殊命運。過去幾十年來的局勢強化了雙方這種感情。當獨一性只是用橫幅和口號來呼喊時，它離墳墓只有一步之遙，離灰燼只有一步之遙。在灰燼中，尋常就是希望，甚至就是不尋常。要走出灰燼，就是要不尋常地重建那作為生活最基本面的尋常(pp. 305-306)。
目前帝國的一方固然是以色列，但如果當初勝利者是巴勒斯坦人的話，他們大概也會選擇當帝國。猶太人和巴勒斯坦人都沒有甚麼理由好假裝自己是清白的。浪漫化猶太或巴勒斯坦民族主義的結果，只會讓兩個民族落得幻滅，為各自的領導者與旗幟所遺棄。在灰燼中，共同體的力量必須放在國家主義之外，哪怕每一個共同體都有部分力量在猛烈追求民族主義(p. 312)。
作者認為解決以巴問題只能透過建立一個雙方的共同體，因為以色列與巴勒斯坦的「地圖」已經改變了︰
那個存在於以色列建國前甚至一九六七年戰爭前的巴勒斯坦已經被摧毀了。以色列已經征服和控制了巴勒斯坦，哪怕巴勒斯坦人仍憧憬著有限的自治甚至建國。強調道德與正義的猶太傳統，今日只能活在那些與猶太人利益與權力沒有直接關連的地方。隨著巴勒斯坦的摧毀，猶太傳統——一個強調道德與正義的傳統——已經壽終正寢。
......接下來五十年應該奮鬥的，......不如說是在以色列裏面追求其二元人口尊嚴和政治權力上的平等。目標應該是不帶種族或宗教認同指涉的公民權，是一種新的政治與社會身分認同，它既包含猶太與巴勒斯坦歷史的特殊性，又同時超越二者(pp. 250-251)。
改變並不能立即成功，奮鬥並不是為了日常生活不能持久，也不是為了維持不義的現狀，而是要連結現在、過去與未來︰
不斷革命與執著於保持不義現狀都是一種對日常生活不自在的表現，是一種對社群、安全和繁榮的小覤。這種克服生命侷限性的渴望應該要加以迴避，應該要視之為對我們人性的一種攻擊。這樣，植根於現在就變成了必要的，而一種從特殊性中抽繹的實踐也變成是少不了的。
儘管乍聽之下矛盾，但對根的需要並不是與更廣大的信仰和奮鬥傳統悖反的。植根於現在可以讓個人或社群得到自由去擁抱歷史上或現在的他者，以體現那些對我們為忠誠所在的奮鬥來說不可缺的元素。這樣，我們自己的奮鬥就是跟在我們之前的人和其他與我們生活在當代、正在奮鬥的人和諧不悖(pp. 219-220)。
沒有植根於現在的奮鬥，往往會變成了維護虛空口號的行動。「猶太見證的肩負者是武裝直昇機，猶太聖約是由流離失所和死亡來實現的」，就是很重要的教訓。以前是受害者，並不是現在成為加害者的理由。
書中介紹了一個網站，對以巴問題有興趣的不妨看看︰
http://www.btselem.org/English/index.as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