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完了《艱困時代的經濟學思考》，主題是經濟研究如何看待移民、貧窮、貿易、歧視、經濟成長、環境、自動化、課稅與再分配等問題。作者提出，何謂美好生活不只是收入與消費，也需要尊嚴、人際往來、輕鬆與愉悅。只關注收入會扭曲現實，對窮人有錯誤看法，讓經濟成長與地球健康的矛盾更為尖銳。
對古巴移民邁阿密的研究發現，在移民潮後，邁阿密原居民工資與就業率變化與其他相似城市沒有差別，移民湧入並未影響當地工資。其他地方的移民研究都顯示，移民對本地人工資的影響很少。這與經典供需理論不符，當中可能因素包括︰新來者會花錢，創造當地就業機會；移民流入減慢機械化過程；雇主重新組織生產方式以便有效利用新增勞動力，讓本地人職業升級；新移民願意做本地人不願做的工作；以及移民較會嘗試新事物。
招聘與購買商品不同，通常雇主與員工的關係比顧客與商家的長久。解僱比不再去特定商店購物困難，多數公司不會隨便僱用任何願意工作的員工。員工的質素比商品更難判斷，企業必須花時間瞭解可能僱用的人。這代表已有工作者面臨新來者競爭時，比供需模型提出的要安全；雇主支付薪酬也必須高至員工真的希望保住工作，經濟學家稱為「效率工資」。員工厭惡公司內部工資不平等，有助解釋本地勞工沒有被工資較低的新移民迅速取代。
高技能移民的影響與上述低技能移民的討論有異。高技能移民薪酬遠高於最低工資，雇主未必需要給付他們效率工資，因為有機會從事這種工作就是一種獎勵。這表示高技能移民反而較大機會壓低本地人工資。此外，高技能工作雇主較關注員工是否符合工作的法定要求，如果移民合符要求，需要支付的工資較低，雇主較有理由聘用。高技能移民對低技能本地人有利，因為服務變得較為便宜，但會令高技能本地人的就業前景受損。
即使遷居能夠改善經濟狀況，也不是所有窮人都會選擇遷居。除非災難逼使他們離開，多數窮人寧願留在故鄉。新移民不易找到體面的工作，因此移民往往選擇前往他們有人脈的地方。如果有些人有人脈而其他人沒有，在所有人都沒有人脈下可正常運轉的市場就可能無法運作，形成「檸檬市場」，結果是很多人無法就業。
多數第三世界城市缺乏服務居民所需的基礎設施，窮人經常佔據無人居住的土地，蓋起臨時房屋，形成貧民窟。城市規劃的密度限制令城市過度擴張，居民需要花費大量時間通勤。遷入城市的低收入者必須忍受居無定所與長時間通勤，做沒有人想做的工作，缺乏人脈在困難時提供協助。因此，離開家鄉的往往是最絕望的人，或者因為條件很好能承擔風險。
傳統家庭生活性質可能是阻礙人們遷徙的另一因素。假如留在村內可分享家庭農場的收入，即使家庭農場不需要這個人的勞動力，他也會留在村內，而不是去城市工作。擔心年老會被遺棄的父母可能會縮減子女投資，確保子女沒有能力遷移城市。
假如準移工未能掌握正確的重要資訊，可能會因為過於樂觀而踴躍出國，也可能會因為錯誤資訊留在國內。遷移是離開熟悉環境去擁抱未知世界，結果屬於無法概率化的不確定性。如果無法掌握問題的確切輪廓，多數人討厭自己造成的錯誤，盡量避免做決定。當準移工沒有經驗可以作指引，許多人猶豫不決不足為奇。
許多人認為移民失敗攸關個人榮辱，相信假如自己失敗是因為個人缺陷。為了維持聰明、勤奮、正直的自我形象，不少人寧願不嘗試冒險。要克服這種維持現狀的傾向，當事人需要有能力替自己創造夢想，又或者必須過度自信。這或許解釋移民往往不是最富有或教育程度最高的人，而是有某種特殊動力的人，以及為甚麼這麼多成功企業家是移民。
興旺城市的居住成本高昂，以及所在地房地產市場衰退令轉售價值變低與當地租金下跌，都是阻礙人們往更好發展機會地方遷移的因素。托兒服務昂貴、脫離家庭安全網、重新學習技能亦然。投資經濟衰落地區的努力成效有限，吸引人群聚集的設施不足、產業群聚傾向、招聘合適員工困難、土地規劃限制都會令從小規模開始發展遠為艱難。
現時情況不是移民太多，而是人們沒有能力或不願意遷徙以把握經濟機會。作者認為鼓勵國內與國際移民應是政策要務，應該消除阻礙移民的關鍵因素。這些政策包括簡化移民流程，提升溝通效率；方便移民匯款；提供某種移民保險；協助新移民融入社會，例如居住援助、工作轉介、托兒協助。
作者對自由貿易跨國比較研究有三方面懷疑。首先，因果關係可以倒轉，可能是經濟成長導致貿易自由化，也可能是反過來。此外，貿易自由化是更大規模改革的一部份，例如政府對商界減少控制與較為友善，這些轉變與貿易自由化的影響難以區分。最後，貿易自由化不易根據資料辨明，各國改變的東西不同，改變速度也不一樣。貿易自由化對國內貧富不均影響的跨國研究也有類似問題。
市場黏性讓研究國內自由貿易影響更有啟發。對印度國內的研究顯示，貿易影響較大的地區，不均程度惡化情況較顯著。由於資源並不容易流動，勞動市場、土地與資本都有轉型成本，在外部競爭加劇時，資源配置沒有調整以提升效率，反而因循舊有方式。結果是企業裁員，員工退休後不替補新人，工資下跌，企業利潤下降，一切都是為了盡可能維持現狀。
安全法規會成為富國保護本地業者的藉口，特別是經濟不景氣時，令新出口國家更難打進相關市場。在缺乏外力中介下，開發中國家較難參與高收入進口市場。問題在於外國買家向不知名製造商進貨有很大風險，製造商可能無法交貨、延誤或產品品質不如預期。價格很難可以低至消費者願意浪費時間在不信任的產品上。即使生產商成功找到機會出口，也必須處理外國買家拒付與臨時更改要求的問題。
品牌可藉由名聲推銷其他新產品，並擋開競爭者。由於品牌與分銷成本遠比製造成本高，效率較佳的生產商很難顯著改變產品的最終價格。聲譽的巨大影響意味著，價格合理、想法創新、低關稅與運輸成本廉宜不代表就能在國際貿易成功。新業者很難打進並控制市場，因為他們一開始沒有聲譽。線上市場有可能讓新的賣家逐漸建立聲譽，但需要一段時間。
出口擴張政策或能幫助出口商以較低價格出口，建立聲譽與資本。消費者則為此付出代價，必須以偏高價格購買進口商品。即使中國的出口擴張政策成功，其他國家採取同一策略不大可能有效，原因之一正在於中國的規模巨大，令其他國家較難成功。作者因此懷疑，致力打入國際貿易市場是否一般窮國的正確發展道路。
受到貿易衝擊的地區製造業就業人口大幅萎縮，而且非製造業就業成長幅度低於其他地區，勞動力並沒有重新分配到新類型工作。很多人失業之後就再也找不到工作。產業群聚令貿易衝擊更為猛烈，可能引發惡性循環，令區內房屋價值連鎖下跌，家庭信用額度與再融資能力萎縮，消費進一步減少。區內商店消失，稅基流失令公共服務縮減，最終可能使整個地區完全失去吸引力。
貿易理論家一直指因貿易受傷害的人應該得到補償。對美國的研究顯示，政府資助根本不足以補償當地居民損失。失能給付變成部份勞工的生存策略，往往導致許多人永久失業。被視為失能者對勞工而言可以是受打擊後的額外侮辱，既失去工作也喪失尊嚴。公共政策不支持以地區為基礎的計劃，人口外移卻沒有大量發生，白人男性出現「絕望死」(濫藥、酗酒、自殺)增加的情況。
為估算貿易的最終得益，必須知道特定國家的進口商品對貿易成本有多敏感。如果非常敏感，就意味著進口商品很容易以本地生產商品取代，貿易不是很有價值。如果貿易成本改變，而進口價值保持不變，意味著貿易顯著增進人們的福祉。以美國為例，貿易得益估算為GDP的2.5%，約略是2017年美國經濟的增長。
像美國與中國這樣的大型經濟體不缺技能與資本，國內市場夠大，不會因為終止國際貿易蒙受很大損失。國際貿易對經濟規模較小、相對貧窮的國家重要得多。對印度、中國、奈及利亞、印尼等大型發展中國家來說，更大問題是內部整合，例如運輸與各地區的稅率、政策差異。國家內部聯繫必須改善，國際整合才有可能帶來好處。
作者指，保護主義關稅對改善貿易衝擊沒有幫助，會製造新一批輸家。貿易調整協助並不是理念上沒有用，但在美國的資金嚴重不足。擴大貿易調整協助計劃，讓勞工接受教育期間獲得失業保險，鼓勵國內移民與適應，都有助人們調整適應貿易衝擊。對於較難轉型的長年勞工，作者提議可以補助受貿易衝擊而僱用長期勞工的企業，以保住一定數量職位，防止社區崩潰。
人們期望市場可以淘汰偏好狹隘的人，但事實並非總是如此。有偏見的人可能會贏得許多同道者支持，從眾行為會帶來短暫流行現象，同儕影響會令人做明知不符自身直接利益的事。人們遵守社區規範，避免受社區排斥，並期望遇到困難時得到社區幫助。但規範也可以帶來種姓分隔，即使沒有人覺得合理，規範仍然能夠運作。
在接觸不多的情況下，人們很容易想像自己不熟悉或未見過的群體與自己根本不同。個體為對所屬群體表示忠誠，有時可能會覺得自己必須展現偏執與歧視的態度。統計歧視會令人將個別特徵推論至整個群體，例如罪犯中黑人較多，就令警察認為黑人較可能是罪犯。刻板印象威脅會令自我歧視自行強化，受偏見群體得到較差期望與待遇，令群體成員也覺得自己表現較差。
偏好會受社會脈絡影響，人們在不同脈絡下會有不同的表現。人們不喜歡改變自己的想法與承認自己之前的錯誤，避免逼使我們面對自身道德問題的資訊。人們會責怪他人以顯示自己的偏見合理，並努力尋找支持自己看法的證據。任何人質疑自己的觀點，會被看成是影射自己道德失敗或質疑自己的智商，人們因而對質疑反應激烈。這可以解釋，指責人們歧視沒甚麼用，事實查核對人們的觀點也沒太大影響。
喜歡自身群體多一點的溫和偏好，不一定是源自對其他人的負面看法。這種行為導致意外而大致是無意識的隔離。僅與相似者往來的明顯缺點，是人們接觸不到他者的觀點，最終形成多個封閉群體，幾乎沒有能力在互相尊重的基礎上溝通。群體成員內部通常對多數問題持共同觀點，折衷的立場越來越站不住腳，即使群體的立場完全錯誤。網絡資訊自我重複、假新聞流行、鼓勵尖酸語言與自動客製化，都令糾正偏見變得更為困難。
增加不同群體之間接觸或許可以減少偏見，但前提是群體之間有平等地位、共同目標、相互合作，並得到政府、法律或習俗支持。假如群體之間處於互相競爭關係，光是接觸可能不足以造就寬容。偏見往往是一種感到不公平、承受苦難與不受重視的防禦反應，不是一種絕對的偏好。人們表達歧視觀點，未必代表他們對此有非常激烈的感情。對抗偏見最有效的方法，可能不是直接討論人們的觀點，而是說服他們相信，參與其他政策議題有其價值。
經濟學預測經濟成長的能力有限，二十世紀大部份時間的經濟成長前有未有，但也不意味它不可能再發生。作者明言，我們不知道未來會怎樣，除了等待沒有辦法找到答案。網絡的價值沒有反映在GDP上這種說法，在研究臉書使用者的實驗中缺乏支持。既有證據沒有甚麼可令人相信，富有國家的GDP可以像以往一樣高速成長。
趨同理論認為，各國勞動力與資本的平衡趨向均衡，預期各國勞工人均GDP差異將隨時間縮小。在現實中，窮國經濟成長速度通常沒有比較富裕國家快，這似乎與投資不足關係不大。為創造條件加快永久經濟成長而促進區域發展未必可行，最初的刺激作用可能因土地、勞動力與技能短缺而衰竭，地區經濟成長也可能損害其他地區的成長。特許城市不大可能成為開發中國家成長關鍵，原因是國內政治強制力反撲。
提高創新獎勵的另一面，是獲得保護者容易變得不思進取。稅率與經濟成長率缺乏相關性，為富人減稅不能促進經濟成長。產業集中可能令生產力成長下降，但打破獨佔不足以恢復快速成長，畢竟歐洲比美國更積極打擊獨佔，但同樣受成長緩慢困擾。
試圖找出可以預測經濟成長表現的因素容易碰壁。單一國家經濟成長率在十至二十年間大幅變動，在國家層面下，幾乎所有事物某程度上都是其他事物造成。長期因素與經濟成長有很大關係，但這對現在建立特定制度會否幫助經濟成長沒有答案。沒有辦法可以證明，某些國家經濟得以成長，到底是有寶貴經驗可以學習，還是只是它們走運。技術愛好者以為窮國的問題是未能接觸最新技術，但這些創新與它們想改變的生活聯繫不足，結果製造出目標受惠者缺乏興趣的產品。
窮國的資源並未流向最佳用途，好企業不怎麼成長，壞企業不會倒閉。原因包括無法籌措資金擴張、資本與土地市場不成熟、企業主沒有動機改善管理、勞動力與工作錯配、勞工期望與現實的落差、開發中國家勞動市場的二元特性等。有些國家的快速成長，源自它們起初有大量遭浪費的資源與人才。當浪費的資源被充分利用，成長需要仰賴額外資源投入，經濟成長就可能迅速放緩。
作者認為，經濟學家無法掌握持續經濟成長的深層機制。明確聚焦於社會底層福祉，有望創造出更為深刻的變革，根本改變數以百萬計人的生活。找不到辦法稍為提升富裕國家的經濟成長率，對整個世界甚至可能更好。
造成氣候變遷的碳排放主要源自富裕國家與有錢人，但最大的代價由窮國承受。窮國通常比較接近赤道，同時居民較沒有能力保護自己免受酷熱天氣傷害。氣候變遷對窮國的農業生產危害更大，而且酷熱影響勞工生產力與健康。窮國淘汰氫碳化物冷氣機的速度較慢，可能會令氣候變化更為嚴重。環保技術在現實中的表現沒有預期好，民眾參與意願不高，能源效率提升較預期低。企業採用新技術後增產帶來反彈效應，增加能源需求。
減低碳排放看來沒有免費午餐，人類消費必須減少。影響能源消費的許多行為是重複與習慣性的，改變必須付出很高代價，但改變做法後維持新做法就容易得多。人們似乎願意改變自己的行為，為將來做好準備。宣佈未來對消耗大量能源的商品加稅，可能有助於人們較輕鬆適應這種變化。
對窮國居民而言，增加能源消費並不奢侈，而是改善生活的行為。窮國是否有理由完全置身於氣候對話之外？作者認為此一立場的問題，是嚴重污染技術的壽命會大為延長，造成持久後果，開發中國家也未必能承受污染增加引起環境快速退化。大眾需要為比較環保的消費模式付出一些代價，但可能並不大。幫助世上窮人稍微增加消費，同時改善空氣品質與減少排放，不需要花世界上最富有的國家很多錢。重點是避免相關辯論把窮國窮人與富國窮人對立起來。
人工智慧帶來新一波自動化浪潮的影響仍然未知，但至今的影響似乎較負面。製造業就業人口大為減少，工資壓低。在有黏性的經濟中，資源不一定會在自動化後順暢地重新配置。中等技能的工作被淘汰，由技能需求兩極化的工作取代，這種趨勢會導致貧富不均加劇。
即使自動化生產力不如人類，企業仍可能因稅務安排、勞動市場摩擦或產業獨佔將工作自動化。目前自動化仍以現有工作為主，而不是發明新產品，賦予勞工新角色，進而提供新的就業機會。這種資源配置令研究人員與工程師難以專注於開創性創新。
在美國，貧富不均嚴重惡化在三十年前開始。1980年代起，美國政府以減稅、削減福利、打擊工會、鬆綁法規等措施試圖恢復經濟成長。經濟成長速度並未增加，所得與財富不平等則大幅上升，平均實質工資一直停滯。
經濟學對貧富不均加劇是否能直接歸咎於政策沒有共識。這段時期世界經濟出現重大變化，中國展開市場改革，印度走向自由化，全球貿易佔全球GDP比例提升。電腦開始普及，技術變革讓大學教育對勞工變得更有價值。許多成功的技術發明是贏家通吃，平台網絡效應與全球化品牌價值讓少數公司佔據大半市場。超級企業既吸引資本，也吸引優秀員工。未能服務全國或全球顧客的行業倒閉後，受影響的員工多數不會搬走，工資下跌，地區經濟走向衰退。
超級企業理論未能解釋金融業報酬攀升。共同基金的表現一般不如美股大盤，金融業員工的溢酬有一大部份是佔據特定職位的租金。這種租金扭曲勞動市場整體運作，讓優秀人才從事對社會無益的工作，對社會有貢獻的企業就會損失這些人才。執行長的酬勞由薪酬委員會決定，委員會則以其他公司的執行長酬勞為基準，也會令薪酬搶高，並讓運氣變成執行長薪酬增加的原因。
非常高的最高稅率是為了消滅極高所得，讓極高所得變得沒有吸引力，這可以縮減稅前所得不均。工作動機不會跟著最高稅率而變化，但逃稅或避稅的努力則會。當稅制對各種所得一視同仁，沒有輕易避稅的漏洞，應稅所得對稅率的變化並不敏感。作者認為，針對非常高所得課很高的邊際稅率，是處理頂層所得比例暴增的明智方法。
假如政府大幅加稅，逃稅活動也會大幅增加，應稅所得在短期內會急跌，但隨後影響會顯著減輕。如果頂層能以家族信託等方式合法避稅，所得稅就很難產生重分配作用。巨額財富稅可以解決這個問題，確保非常富有者為其全部所得納稅。財富稅在政治上的阻礙是富有者有效的遊說，以及海外避稅並不困難，各國在稅率上「向下競爭」。限制逃稅的方法有全球金融登記制度，改革稅制令跨國企業按營收所在地分攤稅額，以及有效的全球合作。世上沒有阻止世界更人道的經濟學鐵律，但人們因信仰、利益或知識不足卻認為這條鐵律存在。
數十年來，貧富不均加劇是社會焦慮與不滿情緒猛烈增加的根源。當人們知道自己在同胞中處於甚麼位置，窮人變得更悲傷，有錢人變得更快樂。經濟上的不安全感會增加人們的炫耀性消費，以證明自己的價值，即使他們無力負擔。「美國夢」的樂觀看法與代際流動較低的現實不符，最可能堅持美國夢的地方，實際上是美國夢最不可能成真的地方。當觀念脫離現實，貧富差距不斷擴大，人們不是自責而陷入絕望，就是指責他人搶走工作而憤憤不平。作者指出，假如經濟成長的好處只有少數菁英享受，社會政策未能幫助人們在嚴重貧富不均的世界生存並保持尊嚴，公民對社會處理這項問題的信心就可能永久受損。
即使從富豪徵稅可控制貧富不均，可能仍不足以支持整個政府運作。租稅改革要實現政策創新，一般有錢人以致中產階級也必須付出，但這項提議幾乎不受所有人歡迎。許多著名經濟學家聲稱，加稅會讓許多人停止工作，但相關資料並不支持這種觀點。問題在於，即使選民認為加稅不會影響自己的工作積極性，假如他們相信這會導致「其他人」停止工作，他們仍可能會反對加稅。
人們不願加稅以換取更多公共服務的另一因素，是他們強烈懷疑任何形式的政府干預。這種心態的原因包括政府往績不佳、與事實不符的「自力更生」意識形態、不信任菁英階層、認為政府干預浪費等。作者指出，指控政府浪費需要有比較對象，證明有另一種方式可以組織同樣活動，而且效果更好。比較私營與公營的同一服務，並未發現私營服務表現更好，有時甚至不如政府部門，私營化並不是減少政府浪費的靈丹妙藥。
民眾常會假定只要政治意志夠強，貪腐就可以消除。這種觀點忽略貪腐的源頭與人們控制貪腐的能力。政府容易出現貪腐問題，往往正是因為政府要做市場不碰的事。假如將收取罰款的工作交給私營公司來做，相關人員一樣愛錢，一樣可能受賄。私人承包收稅工作的歷史，也指出代理人額外敲詐無辜者的問題。政府的職責往往就是介入市場，即使出於最好的意圖，也會有作弊的誘惑。
反貪腐並不是毫無代價。提高透明度是對抗貪腐的有力手段，但高透明度仰賴外部人士監督，他們能力有限，難以評估整體社會目標的實現情況，最多只能查核當局是否遵循正當程序。結果是官僚傾向耗費大量精力完成必要步驟，遵循法規條文，但實際做法可能與法規的精神背道而馳。
作者認為，將官僚政官描繪成白癡或混蛋，促使人們反射式反對擴大政府規模的所有提議；影響人們為政府工作的意願，以及為政府工作者的誠實程度；傾向剝奪政府人員的所有決策權；讓政府合約受太多規定限制，無法吸引不擅長政府文書的公司參與；製造出政治厭倦的公民，反而為大規模腐敗創造空間。
在公共福利辯論中，一端認為最好給受困者現金然後讓他們自尋出路，另一端則對窮人自顧能力毫無信心，主張任由他們自生自滅，或者嚴重干涉他們的生活選擇，並懲罰不聽從的人。一方認為公共福利受益者的尊嚴不是問題，另一端則不關心或認為是接受公共救助的代價。
作者指出，渴望得到尊重往往是社會干預無法得到足夠支持或失敗的原因之一。複雜的申請程序令目標受助者難以獲得幫助，最需要幫助的人往往特別容易因申請程序卻步。申請福利帶來的負面印象，以及認為自己被不公平排除在外，也會阻礙需要幫助的人申請救濟。有條件現金轉移計劃讓潛在申請人擔心未能合乎要求，不想因表現不佳被取消資格而受辱，可能寧可自行決定不參加。
無條件現金轉移有可能改善現行轉移支付計劃的缺點，但其阻力包括計劃成本高昂，福利支出需要大幅提高；福利導致貧困的觀點沒有證據支持，但仍然大為流行；現金轉移會令窮人亂花錢的想法，儘管現有現金援助計劃的證據並非如此。負所得稅的實驗結果顯示，負所得稅的確會導致勞動力供給減少，但幅度平均而言是一年工作時間減少二至四週全職工作。
在開發中國家，人們面對收入波動風險，堅持擁有土地，結果是小農佔土地很大比例，難以工業化。如果有某種全民基本收入為農民提供穩定收入，他們對政府徵收土地的抗拒或會大幅減少。擁有土地的人會比較願意賣出土地，搬到就業機會較好的地方，令勞動力錯置問題得以改善。貧窮國家政府能負擔的全民基本收入，支付額相當有限。引入某種溫和自我篩選，可以杜絕幽靈領取者，並讓有錢人因為嫌麻煩而放棄這種福利。
較低額全民基本收入計劃，似乎對孩子的長期福祉產生持久正面作用。相對於對照組，印尼類似計劃的受惠兒童有更好醫療照護，發育不良兒童數目下降，不上學兒童減少，完成學業人口比例增加。然而，受惠家庭並未顯著變得較富裕。最好的組合可能是較低額全民基本收入計劃，加上為非常貧窮人口提供與預防保健及兒童教育掛鉤的大額轉移支付。
對富裕國家而言，全民基本收入似乎無法解決許多人失去工作帶來的自我價值感這項問題。多數人實際上想工作，並非只是因為他們需要錢；工作使人覺得有目標，也帶給人歸屬感與尊嚴。即使收入可以大致保持不變，人們通常不想放棄他們喜歡的工作，轉做他們認為沒有價值的工作。人們實際上不容易在工作結構之外找到意義。在大衰退期間，美國人在家以外的工作時間減少，多出時間有一半花在看電視與睡覺。有更多空閒時間者投入志願工作的可能性比全職工作者低，志願工作是常規活動以外做的事，不是替代常規活動的事。
作者認為，為被裁勞工提供補助的「彈性保障」模式雖然有效，但無法解決失業問題的關鍵，也就是失業者原本確定的人生計劃與美好生活願景驟然幻滅。對在同一工作多年、年紀較大的人而言，轉業的得益有限，遷往另一地方可能造成更大損失，他們在同一領域做類似工作，轉變會較為容易。作者提出政府應補貼勞工，幫助他們保住工作。行業補貼會有差錯與濫用問題，但要宣稱貿易對所有人有利，必須有機制找出貿易受害者並補償他們。地方補貼的代價由其他人承受，但可以避免社區衰敗，社會也能從中得益。
補貼工作比較可行的做法，可能是增加勞力密集型公共服務的預算，政府未必需要直接提供這些服務。可能的工作有老人照護、教育與托兒等較重視社會技能的行業。這些行業較難由自動化取代，而且對社會有益，可以提供大量有意義的工作。只要有必要材料支持，以較低成本快速培訓稱職的學前教師看來可行。以政府補貼擴大優質全日托兒服務，能有效提高低收入婦女的所得。照顧老人的工作薪酬偏低，提供充裕人手與足夠培訓，確保照顧者有足夠時間照顧每一名長者，並支付體面的薪酬，可以讓照顧老人者為自己的工作感到自豪。
幫助弱勢者遷居或轉業是另一項重要政策。作者提議可以讓被裁勞工自動享有較長時間失業保險給付，容許受惠者選擇較長期的進修方案，例如大學或社區學院課程，有全額獎學金資助。該做的不只是幫助失業勞工找另一份工作，而是幫助他們找到另一種事業。這些計劃可以提供托兒或交通協助，或者轉介房屋或法律服務，也可能擴展至短期住宅與為兒童找學校，協助勞工遷徙。幫助僱主與員工配對也可以增加職缺，讓僱主從更廣範圍選出合適員工。這種計劃可以幫助人們減少焦慮與重拾尊嚴，對未來可能逼迫失業或逼迫失業者身邊的人都有益處。
嚴重漠視窮人人性尊嚴是社會保障制度的通病，這會導致人們避免與它有任何關係。人們可能面臨一些問題，但他們本身不是問題。他們是怎樣的人，就應該怎樣看待，不應該以他們遭遇的困難定義他們，將境遇化為本質，否定了希望。社會政策目標應該是幫助人們承受影響他們的衝擊，同時阻止這些衝擊影響他們的自我意識。不幸的是，現有社會保障體制並非如此。
作者最後指，若要對抗不良思想觀點，人們不能輕信「顯然而見的道理」，應該對可創造奇蹟的承諾保持懷疑，審視證據，對複雜事物保持耐心，對知與不知甚麼保持誠實。沒有這種警惕，對話會淪為口號與可笑語言，政策分析會被藥石亂投取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