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像的共同體 5

上回提到，二十世紀殖民地民族主義，與十八世紀美洲殖民地有相似之處。兩者的民族主義範圍都與母國行政單元重疊，這都與當地出身官員「受限的朝聖之旅」有關，即官員的晉升終點止於殖民地行政首府，與母國的官職無緣。然而二十世紀殖民地民族主義也有其獨特之處，因為二十世紀運輸科技更為發達，人口流動大為增加，另外帝國需要培養大量當地技術人員以維持當地行政，加上教育因道德要求而擴展，故此旅程受限的已不只是當地官員，廣泛民眾也同樣受影響。不只是官員晉升的旅程範圍限制在殖民地範圍，受母國方式教育的年輕人也圍繞着行政區高等學府的中心，展開其在行政區範圍內的教育之旅，並在旅途中遇到眾多向相同目標邁進的旅伴。

殖民地民族主義值得留意的一點是，當地的行政方言及印刷語言，並不一定是殖民地內民眾廣泛流通的語言。既然之前作者那麼強調印刷資本主義對民族主義出現的重要，殖民地民族主義為何又不一定需要劃一而流通的「民族語言」呢。作者指這是因為二十世紀的傳播技術有所轉變，有別於印刷品，收音機與電視的多語廣播，令文盲及不同母語的人口都可以構成一種想像共同體；而且當時民族主義已經成為國際間經過試驗與認同的模式，「因而民族主義領袖如今已能刻意地布署運用以官方民族主義為模型的選舉、政黨組織和文化慶典，以及被南北美洲帶進這個世界的公民—共和的理念」(p. 186)。換句話說，民族主義無論在政治意識或者技術上都相當成熟，政治人物與知識份子推行民族主義遠較前人容易。

在此作者似乎認為殖民地民族主義不經民族語言也能自動吸引大眾，但是在新版中作者也承認他「短視地假設亞洲和非洲的殖民地世界的官方民族主義是直接模仿十九世紀歐洲的王朝制國家的」(p. 231)。為了理解殖民地民族主義的「系譜」，似乎應該更深入考察殖民地政府政策。在此作者考察了人口調查、地圖與博物館(或者應該說是殖民地考古)三項殖民地政策，以釐清為何殖民地民族主義會為大眾接受。

人口調查不單為族群—種族分類，而且仔細地為自己創造的分類定下各種條件，並在不同行政部門使用這種分類，為任意分類創造真實的內容。地圖則為殖民地範圍劃界，不同區域因此有了明確的「領土」。殖民者為了使自己的佔領比較合理，製作了「歷史地圖」，為殖民地範圍添上一層古老色彩；而殖民地區域的地圖形狀也成為圖案標誌，不斷複製在各種印刷品上，隨處可見，為殖民地民族主義製造出「強而有力的象徵」(p. 244)。十九世紀開始興起的殖民地考古學，原意是以世俗化的古蹟為殖民地統治權威標誌。然而那些在大眾流通、顯示殖民地範圍以內古蹟的書籍，以及古蹟圖案同樣成為圖畫標誌不斷傳播，令殖民地範圍有了一種既古老又真實的想像。

剩下沒說的部份都很零碎，不知下次該怎麼組織好。

想像的共同體 4

繼續是《想像的共同體》。

1820年至1920年在歐洲出現的民族主義有兩點與美洲不同，首先，「民族的印刷語言」在歐洲民族主義中十分重要，其次，歐洲民族主義參照了美洲及法國大革命模式，因而民族是有意識渴求之物。

如前所述，地理發現令歐洲人明白世界有許多不同的文明，亦使他們開始比較不同語言，再加上神聖語言沒落，印刷資本主義出現，方言地位大為提高。在十九世紀歐洲，方言已取代拉丁文地位，而此時正值資產階級崛起，他們並非以血統為內聚力量，而是以識字為特徵，使他們的內部連帶受印刷方言通行的範圍限制。語言逐漸成為「人們的語言」，並屬於擁有共同印刷方言的群體。

印刷品也令法國大革命及美洲獨立運動廣泛流傳，並成為一種定型的模式，與民族國家相關的事物，例如共和制、公民權、國旗與國歌，成為想像現實，植入人們的記憶，而與之衝突的事物，如美國在十九世紀的農奴制或南美共和國之間語言相同，則為人們省略不提或當成個別例子。這種由過濾事實組成的模式，構成了歐洲民族主義的某些標準，故此就算是歐洲較落後社會集團提出的民族主義，也帶有「民粹主義」色彩，就像農奴制必須廢除，這是因為民族主義概念的模式已在歐洲落地生根。

民族主義模式在歐洲興起為多民族君主國家帶來文化與政治困難，因為這些國家的統治正當性與民族無關。為了回應群眾性民族主義的挑戰，這些國家推行「官方民族主義」，也就是有意識地將帝國領土範圍「民族化」，以調和帝國與民族主義的矛盾。 官方民族主義 以1881年開始在位的沙皇亞歷山大三世為代表，其所推行的「俄羅斯化」政策包括規定學校只能用俄語，打壓其他方言等。與此相似，英國也在印度引進英式教育系統，然而與俄羅斯不同的是，印度與英國並不相連。受英式教育的印度人，以及其他受母國形式教育的帝國殖民地人，感受到類似十八世紀美洲的朝聖之旅障礙，由此也影響到二十世紀殖民地民族主義的發展形態。

應該還要再寫一兩次才能完結吧。

想像的共同體 3

繼續是說《想像的共同體》。

十八世紀末至十九世紀初美洲新興國家在兩方面與往後的歐洲民族主義運動有別︰語言不是把美洲與母國區分的因素，而且至少是中南美洲民族主義與中產階級關係不大。為甚麼這些美洲歐裔海外移民會先於歐洲發展成民族共同體？作者認為，雖然母國收緊殖民地控制，以及傳播技術發展令自由主義在美洲傳播都是重要因素，這兩項因素卻不能解釋殖民地會轉變為那種形成的合理實體。要解釋為何這些新的共和國具的意義，或者應該要留意新的國家都是由行政單元轉變而來。

作者借用了維多‧特納對宗教共同體朝聖之旅的概念來美洲歐裔海外移民，在美洲殖民地，官員晉升途徑不同於母國「半島人」可以在母國與殖民地，或者殖民地與殖民地之間，殖民地出身的官員只能束縛在當地，晉升的「朝聖終點」僅為所在行政單元中最高行政首府。出身殖民地的官員之間因此成為旅伴，共同經歷此受限的朝聖之旅，半島人與美洲人的分別因而變得明顯。

母國拒斥殖民地出身官員，是因為帝國需要剝削殖民地，卻又怕殖民地的上層階級會威脅君主的權力，因而派「半島人」的官員到殖民地以控制海外移民大亨。另外，隨着殖民地的混血兒增加，歐洲對「種族」的障礙日益加強，這種「種族污染」的概念更因啟蒙運動後，盧梭與赫德(Herder)主張生態影響文化與性格的說法而更有影響，這樣即使是「純種」歐裔的海外移民，也因「生態」不同而被視為與母國的人有別，所以被排斥在母國重要公職之外。

官員朝聖之旅影響範圍並不廣泛，要等到民族想像出現之後才發揮其重要影響，當中牽涉到前述的印刷—資本主義。美洲印刷業要到十八世紀中報紙出現才真正開始蓬勃，而報紙的重要在於，它將殖民地發生的不同事件聚集在同一頁新聞上，為同一頁新聞的讀者創造出可想像的共同體。然而為何西班牙殖民地最後不是變成單一共同體，而是成為多個共和國？作者認為這與在討論印刷—資本主義時提到的共時性有關，因為傳播技術不足與地理問題，不同行政區域的消息無法即時互通，而是會有幾個月延遲，這令行政區之間的民眾不能透過報紙想像，他們與其他行政區的民眾同時行動，也令彼此之間無法構成閱讀共同體。由此作者也順帶指出，「一個民族主義究竟在哪個世界史的時期誕生，對於它的範圍可能有著重大的影響」(p. 107)。

當美洲民族解放結束，自1820年起，歐洲也開始走進民族主義年代。

想像的共同體 2

那麼繼續是《想像的共同體》撮要。

上回提及小說與報紙協助改變人們的時間觀，但印刷品對民族主義的影響不止於此。當印刷品成為市場商品，在1500-1550年間因歐洲經濟繁榮，令出版業特別蓬勃之後，書商關注的就是開拓更多市場以賺取利潤，形成作者所稱的「印刷—資本主義」。

正如之前提及，即使在宗教共同體仍然有效時，也只有少數文人階層懂得拉丁文。當這個拉丁文階層市場飽和之後，渴求利潤的商人就轉向只懂得單一語言的大眾，令印刷品走向方言化。這種方言化趨勢也因三項外部因素而加強，第一，拉丁文此語言本身走向神秘化，脫離日常與教會生活；第二，宗教改革與印刷—資本主義結盟，令廉價、普及、方言寫成的書籍廣泛流傳，形成不通拉丁語的新閱讀群眾；第三，專制君王為便於行政集權，採取各自的行政方言，令某些方言偶然地取得官方地位。在此，不同區域有不同方言的「宿命」(p. 86)，透過印刷術科技複製，並在資本主義推動下以商品形式不斷流傳，漸漸將方言改造成標準的印刷語言。

這種印刷語言在三方面為民族主義奠下基礎。首先，印刷語言創造出「拉丁文之下、口語方言之上」的統一交流與傳播場域。那些有不同口音的法語、英語或西班牙語方言，可以透過印刷語言互相交流，並且只能與相同印刷語言的讀者互相交流，「形成了民族的想像共同體的胚胎」(p. 87)。

其次，印刷語言為語言添上固定性格(fixity)，以往依靠手抄本傳播，在不同時代變化甚大的語言，現在則以印刷品的形式固定下來，因此後來者也能明白先人的話語，令語言塑造出「主觀民族理念」的古老性質。

最後，印刷語言創造出一種新的權力語言，某些方言會被印刷語言吸收而變得「不正統」，而另一些方言——如高地德語、國王英語、中部泰語等——則提升到政治文化的崇高地位。這種語言的「正統性質」也促進民族想像共同體。

我們應注意到，「民族的印刷語言」與當代民族國家的具體形態並不一致，例如澳洲、英國與美國都使用英語，卻是不同民族國家；而許多前殖民地國家的「民族印刷語言」，也不是民眾的通用語言。「印刷語言、民族意識、以及民族國家之間相關而不連續的性格(discontinuity-in-connectedness)」，需要從歷史經驗中考察。尤其是1776-1838年間，在美洲出現的第一批自覺民族國家，為這類國家應該是甚麼樣子提供最早的模式(p. 90)。

下回待續，之後就是走向歷史探索了。

想像的共同體 1

總算是把《想像的共同體》看完並討論一遍，以下是說好的撮要，頁數與引文都來自聯經新版繁體中文本。

概念

本書討論的是民族主義，不過光是看到書名，覺得民族是「想像的共同體」的說法有趣就算，好像不太恰當。

首先應該說明作者如何描述民族︰

它是一種想像的政治共同體，並且，它是被想像為本質上有限的(limited)，同時也享有主權的共同體(p. 41)。

在此提到需要注意幾點。民族是想像的，就是指成員之間的連繫不是由直接接觸而來，重點不是民族是否虛假，而是其成員以非直接方式認為彼此是一體。民族是有限的，就表示它有界線，不代表全人類。民族享有主權，代表它應該自由，並以民族國家為代表。至於民族是共同體，則反映成員之間存在「深刻、平等的同志愛」(p. 43)。

文化根源

作者認為民族主義不單單是虛假的意識形態，而是有文化的根源，這與人類注定受苦，又必須生存繁衍下去的意義相關︰

儘管宗教信仰逐漸退潮，人的受苦——有一部分乃因信仰而生——卻未隨之消失。天堂解體了︰所以有什麼比命運更沒道理的呢？救贖是荒誕不經的︰那又為什麼非要以另一種形式延續生命不可呢？因而，這個時代亟需的，是經由世俗的形式，重新將宿命轉化為連續，將偶然轉化為意義(p. 49)。

宗教共同體

在民族主義之前，人類存續的意義由宗教共同體維繫，這不單是指一群人有共同信仰與世界觀；也是指他們有獨特的真理語言，一種在某範圍內所有文人階層通用的，連繫塵世與天堂的神聖語言——如中國的中文、基督教世界的拉丁文與伊斯蘭教的阿拉伯文——共通世界觀與神聖語言創造出不自覺的整合，令同一宗教成員之間變為可想像的共同體。

宗教共同體的效力卻因兩項原因減退。首先是十三世紀歐洲對世界的探險，不同宗教共同體的接觸增加，令宗教變得相對與領土化——單一宗教不再世界通行，而不同地方存在不同宗教的事實，也「預示了日後許多民族主義耆的語言」，即是在「比較的場域」中，爭奪自已才是「最好」的頭銜(p. 54)。

另外是自十六世紀起神聖語言開始衰退，拉丁文不再是唯一值得教授的語言，方言書寫的書籍日漸流行，箇中原因在於之後詳述的印刷—資本主義。總之，方言崛起，也是神聖共同體「逐步分裂、多元化及領土化」的證據(p. 56)。

王朝

民族主義出現之前，人們唯一想像到的政治體系就是王朝，即由權力神授的君主領導，「把所有事物環繞在一個至高的中心四周而組織起來」(p. 56)。國家的邊界模糊，貴族血統是君主人選的重要理由，國家也有時透過與別國聯姻擴張自己的勢力，故此君主本身無法指認屬於特定「民族」。然而在各種過程後，神聖君主的正當性不斷衰退。雖然到了二十世紀初，大多數國家仍屬於君主制，但已透過後述的官方民族主義改造，以民族名義證成國家的存在。

兩種同時性

在宗教共同體依然有效時，時間概念是以神諭為標準的。故此，即使以撤與耶穌處於不同時代，他們卻是同一神諭下將會完成的事物。既然基督隨時會再次降臨，過去與現在就並非斷然二分，兩者都「匯聚於瞬息即逝的現在」(p. 61)，這就是宗教共同體的同時性觀念。

反之，若要想像民族，人們就要以不同方式理解世界，也就是時間上的一致(temporal coincidence)。小說與報紙協助發展這種時間概念。小說表演出一種「同質的—空洞的時間」，不同角色可能同時做不同的事，彼此之間沒有交流，而只有讀者可以上帝視角觀看不同人「由時鐘與日曆所界定的同一時」的動作，並自行找出角色之間的聯繫(p. 62)。這與民族想像相似，不同人不可能遇到民族中所有人，但透過想像同一民族的人在「同質的—空洞的時間」行動，他們就可結成共同體。

至於報紙，其上方的日期本身就是「同質的—空洞的時間」之標示，而且報紙——作者稱為極端形式的書——只會在某一天消費與閱讀，這種消費雖然是私密的，群眾卻同時且每天重複閱讀那天的報紙。作者認為，這種閱讀共同體正是「生動的、世俗的，依歷史來記時的(historically clocked)，想像的共同體的形象」(p. 71)。

待續，下回預告是講述印刷—資本主義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