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國界的世界、民族國家的終結

本日說大前研一兩本早年著作，《無國界的世界》與《民族國家的終結》，談全球化。

先說《無國界的世界》，主要是說企業︰

在已經沒有國界的環境下，想做有效的經營並非是指，建立雄厚的財力找出投資的新地方。也不是說，一路跟到你對手的巢穴，先發制人地將對手腰斬於他們本土市場裏。更不是說，在新的殖民領域裏盲目地複製本土的企業系統。而是要十分注意地把價值交給顧客，而對顧客的身分和需求發展出等距的概念。首先一定要瞄準顧客，這是第一件要事。顧客是讓你做全球化思考所依賴的根據(p. 38)。

談到R&D︰

研究開發是一種試誤的過程，就此定義而言，即超過百分之九十由最佳人選所作出的企劃要告失敗，同時也是我們能學到東西的過程，更是我們縮小研究領域的原因。把傳統計算例行、固定的經營過程的方法，運用在開發活動上，是計較錯了。產品的開發並非是固定的成本開銷，回收情形又有辦法掌握的東西。它是帶有冒險性的一般性投資，吹毛求疵的人可能對企劃案先來個迷你的收支平衡表，才會感到高興些，但是他們的高興與否卻非問題所在(p. 88)。

說到跨國企業︰

在今天的經濟世界裏，由於資訊的自由流通，顧客所知已甚多。而他們所作出來的決定，通常要比政府的好得多。假如政府只選出少許公司，讓他們專權來經營地方經濟上的製造與銷售事宜，這不啻是否定了自己人民能自由挑選好又便宜產品的機會。而一旦有如上的特權地位，跨國企業便會充分利用此一機會。然而，假如市場在基本上是開放的話，即使是有所依恃的跨國企業還是得隨時提高警覺(p. 220)。

當然，在看到本書大力支持顧客因資訊流通而更懂得選擇時，不妨記住若干年後同一位作者寫的書是《低IQ時代》。

作者也談到公司︰

我對公司的主權全由股東們一手把持的觀念也大不以為然。公司可說是一種社會機構，除了要照顧到股東們的福利之外，更有責任對其員工、代理商、顧客、衛生工廠和分包承諾人提供一放安全以及好的生活，因為他們都要靠公司生活。股東們的錢只是公司經營上成功或失敗的因素之一。……我個人相信，目前正是重新界定「公司」意義的好時候，假如一個公司能正視到本身的社會責任，而想作長遠打算，我們得好好地檢討過去幾年來，由貪婪所帶動的股票市場式的公司體制(pp. 257-258)。

《民族國家的終結》較多談及國家，作者認為在全球經濟體系中，民族國家已失去了參與者的角色︰

民族國家初始在重商主義盛行時代，的確扮演了創造財富的強大而有效率的龍頭角色，可是晚近選舉政治的掣肘邏輯，卻掐死了他們的經濟命脈，民族國家反而搖身一變，成為極無效的財富分配機器。當選的政治領袖靠滿足選民之所欲，來取得與鞏固他們的權力，但是選民之所欲卻很少是大幅刪減國家支出的福利、服務或補助。

……民族國家的第二個問題，也是更切入重心的問題，是他們越來越像是虛構的懷舊小說，……以為這些區域能代表單一經濟實體的民間企業管理者或者政府官員，所持的基本假設即是大錯特錯，因為這些地區差異如此之大，他們之間並不存在平均數值。以一視同仁的態度來對待這些地區，在政治上可能還有其需要，但是在經濟上只是個幼稚的謊言罷了。

第三個問題是，當你仔細環顧目前世界上生產、交易的貨品與勞務，以及負責產銷的公司後，你會發現很難明確界定這些貨品或公司屬於哪一個國籍。……關於今日的無國界經濟，有一項顯著但常被忽略的事實，是某些產品不再由「本國」生產之後，當地人民反而比較容易取得成本低廉、品質較高的替代品(pp. 17-19)。

作者提出在經濟上可以區域國家取代民族國家︰

區域國家之所以能成為全球化經濟的敲門磚，是因為他們的本質就是應全球化經濟的需求而形成的。譬如說，區域國家的規模必須大到足以構成令人垂涎的市場，如此消費性產品的領導品牌才能夠充分的發展成形，因此區域國家通常是人口居於五百萬到兩千萬之間的地區。從五百萬到兩千萬，聽起來似乎上下差距極大，不過兩極的數字倒是很有道理︰既非五十萬，也非五千萬或一億，理由是區域國家的範圍不可太大，否則其轄下公民將無法分享身為消費者的利益，但是也不能太小，否則將不符經濟規模的原則(p. 141)。

基本上整本書就是這兩個論點…… 至於經濟與政治分開是否可行，誰知道，反正本書讚揚的馬來西亞總理現在都已經是另一回事了。

經濟發展理論

這次說的是熊彼得之《經濟發展理論》。

首先是作者對經濟的定義︰

社會事實(至少直接是)人類行為的結果，而經濟事實則是經濟行為的結果。經濟行為可以定義為以取得貨物為目的之行為。在這種意義上，我們可以談行為的經濟動機，社會和經濟生活中的經濟力量等等。可是，我們所要研究的只是以透過交換或生產來取得貨物的那種經濟行為，因此我們將經濟行為的概念限制在這種類型的取得上，而把比較廣泛的領域留給經濟動機和經濟力量這些概念……

因此，經濟事實的領域首先就由經濟行為這個概念所限定。每一個人都必須(至少部分地)合乎經濟性的運行；每一個人都必須是一個「經濟主體」，不然就是依附於一個經濟主體。可是，一旦各社會集團的成員在職業上各有分工之後，我們就可以區分出兩大類人︰一類人的主要活動就是經濟行為或營業，另一類人的經濟行為相對於其他方面而言則退居次要地位。在這種情況下，經濟生活是由一個特別集團的人來代表的，雖然所有其他社會成員也必須有經濟性的行為。於是這個集團的活動就可以說是構成了經濟生活，這樣說的時候就不再是抽象的，不管從這種意義所說的經濟生活，和人們的其他重要表現所具有的一切關係為何(pp. 18-19)。

生產的概念︰

從技術上以及從經濟上考慮，生產意謂著在我們力所能及的範圍內把東西和力量組合起來。每一種生產方法都意謂著某種這樣的特定組合。不同的生產方法只有透過它們組合方式的差異才能加以區別，也就是說，或者是根據所組合成的結果來區別，或者是根據它們的數量之間的關係來區別。每一個具體的生產行為，都為我們體現了這樣一種組合。也就是為我們創造出這樣一種組合(p. 29)。

相對於循環周轉的「靜態」分析，作者認為要解釋經濟發展還需要解釋「革命性」的變化︰

連續的變化——它們可能透過由無數的小步驟所形成的連續不斷之適應，到頭來使一家小零售商店成長為大百貨公司——屬於「靜態的」分析。但是，「靜態的」分析不僅不能預測傳統的行事方式中非連續性變化之後果。它還既不能說明這種生產性革命的出現，又不能說明伴隨它們的現象。它只能在變化發生以後去研究新的均衡位置。而恰恰就是這種「革命性」變化的發生，才是我們要涉及的問題，也就是在一種非常狹窄和正式的意義上之經濟發展的問題。

……因此，我們所指的「發展」只是經濟生活中並非從外部強加於它的，而是從內部自行發生的變化。如果情況是，在經濟領域本身中沒有這樣的變化發生，而我們所稱的經濟發展現象在實際上只不過是建立在這一事實之上，即數據在變化而經濟則不斷地使自己適應於這種數據，那麼我們應當說，並沒有經濟發展(pp. 84-85)。

書中說的經濟發展就是生產組合的新手段，包括︰

(一) 採用一種新產品——也就是消費者還不熟悉的產品——或一種產品的一種新特性。
(二) 採用一種新生產方法，也就是在有關的製造部門中尚未透過經驗檢定的方法，這種新方法絕不需要建立在科學上新發現的基礎之上，並且，也可以存在於商業上處理一種產品的新方式之中。
(三) 開闢一個新市場，也就是有關國家的某一製造部門以前不曾進入的市場，不管這個市場以前是否存在過。
(四) 取得原材料或半製成品的一種新供應來源，也不問這種來源是已經存在的，還是第一次創造出來的。
(五) 實現任何一種工業的新組織，比如造成一種壟斷地位(例如透過「托拉斯化」)，或打破一種壟斷地位(pp. 87-88)。

實現新組合的人，也就是經濟發展的動力，作者稱為企業家︰

我們把新組合的實現稱為「企業」，把其功能是在實現新組合的人稱為「企業家」。……我們所稱的企業家，不僅包括在交易經濟體制中通常所稱的「獨立的」生意人，而且也包括所有在實際上完成我們用來給這個概念下定義的那種職能的人，儘管他們是——現在逐漸變成通例——某家公司的「依附性」僱用人員，例如經理、董事會成員等等，甚或他們具有任何其他的基礎來執行企業家職能的實施權力，例如控制大部分的股權。由於是要實現新組合才能被稱為企業家，所以他不一定要和某個個別廠商有永久的聯繫。許多「金融家」、「發起人」等等就不是與某些具體廠商有永久的聯繫，但他們仍然可以是我們所說的企業家。另一方面，……它並不包括各個廠商中所有只是經營已建立的企業之主管或經理或實業家，而只是包括實際履行那種職能的人們(pp. 96-97)。

作者認為其發展理論概念以三組矛盾為特徵︰均衡與變化、靜態與動態、經理與企業家。

作者也提出三項創新的困難︰缺乏認知的管道制定決策、心理惰性及社會的反響，從而帶出領導的重要︰

領導是一種特殊的功能，與只是等級上的差別有所不同…… 上面提到的事實圈出了一個界限，超出這個範圍之外的大多數人不能單靠自己就可以迅速發揮作用，而得要有來自一群少數人的幫助(p. 107)。

領袖的功能就在於「做這件事」，如果不去做，那麼可能性就消失了(p. 108)。

創新所需的購買力，則從信用而來︰

信用在本質上乃是為了授予企業家以購買力而進行的對購買力的創造，但並不單純是現有的購買力之轉移。原則而言，購買力的創造標誌著在私有財產及勞動分工制度下實現發展的方法。藉著信用，企業家在對社會商品流還不具備正式要求權之前，就取得參與社會商品流之活動的機會。可以說，信用暫時以一種虛擬的要求權替代了這種要求權本身。在這種意義上的提供信用，有如一道命令要求經濟體制去適應企業家的目的，也有如一道命令要求提供商品去滿足企業家的需要。這意謂著把生產力量託付給他。只有這樣，才有可能從完全均衡狀態的簡單循環周轉中出現經濟的發展。這種功能構成了現代信用結構的基石(p. 137)。

談到企業家的利潤︰

我們所考慮的企業家在創辦新企業時所做的貢獻是甚麼呢？意志與行動，除此之外再無其他貢獻。……他們並未累積任何種類的商品，他們並未首創任何獨特的生產工具，而只是與眾不同地，更適當地，更有利地運用了現有的生產工具。他們「實現了新的組合」。他們就是企業家。他們的利潤，也就是我們所談到的剩餘，對此沒有相應承擔甚麼義務，就是一種企業家利潤(p. 170)。

這種利潤需要滿足三項條件︰因為產品供應上升引起的跌價不高於邊際所得、新生產組合成本低於舊有組合、生產工具需求上升引起之漲價不高於邊際所得。

企業家利潤最終會消失，在資本主義這是因為競爭︰

由於自由競爭之緣故，生產工具的價格必然要將產品的價格吸收殆盡。如果不能做到這一點，產品的價格就必然相應地下跌。如果在這些情況下利潤竟然還存在，那只是因為從一個沒有任何剩餘的情況過渡到另一個毫無任何剩餘的情況，企業家發揮作用是不可或缺的過程，此外還要滿足資本主義制度下的另一個條件，那就是，不會因為有了競爭，企業家的利潤遂立即被奪走(p. 189)。

至於壟斷︰

由於在新產品問世之初，企業家沒有競爭對手，新產品的價格完全是，或者在某種範圍內是按照壟斷價格的原則來確定的。因此在資本主義經濟體制內，利潤中含有壟斷因素。現在讓我們假設新組合企圖建立一種永久性的壟斷，也許企圖組成一個完全不用害怕外邊有競爭者的托拉斯。這時利潤顯然可以直接看成是永久性的壟斷收入，而壟斷收入也可以直接看成就是利潤。不過在這裏仍然存在著兩種很不相同的經濟現象。實現壟斷性組織可說是一種企業家的行為，其「成果」表現為利潤。這樣的組織一旦順利運行，這個企業就能持續地賺得剩餘，不過這種剩餘此後必然歸屬於壟斷地位賴以維持的自然力與社會力——剩餘變成了一種壟斷收入。實際上，創建一家企業所獲得的利潤，與持續性的收益，是彼此區別開來的。前者是壟斷的價值，後者不過是壟斷條件所帶來的報酬而已(p. 191)。

從信用的說明中，作者推論利息與經濟發展關係密切，因此利息是購買力價格的一個因素，購買力則是控制生產財的手段︰

只有在發展的過程中……當我對我用一百個貨幣單位所購買的生產能力進行新的組合，並成功地把一種具有更高價值的新產品投入市場時，我才能夠從我的產品中獲得更高的收益。因為生產工具的價格不是根據這一次的用途，而是根據以前的用途決定的。於是在這裏，有了一筆錢，就有了得到更大一筆錢的手段。為了這個緣故也是在這種程度上，人們通常把現在的錢數估計得比將來的錢數具有更高的價值。因而現在的錢數——也可以說是潛在更大的錢數——將具有一個價值貼息，並且也將導致一個價格貼息。於是在這裏，就可以找到對利息的說明。在發展中，信用的提供和取用成為經濟過程的一個必要組成部分。在那裏，由「資本的相對缺乏」、「資本供給滯後於需求」等等所表述的現象就會發生。只有恰逢，並且因為這種社會的商品流變得越來越寬和越來越豐富時，利息才會顯得如此鮮明突出，並且最終把我們如此有力地置於它的影響之下，以致我們只有經過長期的努力分析，才能領悟到並非在人們從事經濟活動的任何地方，都會出現利息(pp. 237-238)。

少數企業家的成功促使其他企業家出現，而企業家在短時間內湧現會對經濟現況造成干擾，作者認為其中適應過程就是週期性蕭條︰

企業家的成批出現是繁榮產生的唯一原因，它對經濟體制的影響在性質上不同於企業家按時間均勻分佈的連續出現對經濟體制所產生的影響——只要它不像後者那樣，是一種連續的，並且甚至是不可察覺的，對均衡位置的干擾，而是一種突然發作的干擾，一種在層次上不大相同的干擾。企業家的連續出現而引起的干擾可以被連續吸收，而企業家的突然整批整群不連續出現則需要一種特殊的、可辨識的吸收過程，一種合併新事物並使經濟體制與之相適應的過程，一種清理的過程，或者，像我過去常說的那樣，一種探索以達到新的靜止狀態的途徑。這個過程是週期性蕭條的本質，因此若按照我們的觀點，它可以被定義為經濟體制奮力走向新的均衡狀態，適應於由繁榮的干擾所改變了的境況(p. 285)。

作者認為，週期性蕭條會令貨流充實，生產成本減少，企業利潤最終成為其他階層增加的真實收入，「它完成了繁榮所許諾的東西」。不過作者也提到，蕭條期間也會造成恐慌、新企業取代舊企業有時存在困難、新企業對勞力需求終止、機械化、新組合勞動力邊際重要減少等，都帶來了失業問題。作者以這樣的論點作結︰

沒有一種療法能夠永久地阻止大規模的經濟和社會過程，而在此過程中，工商企業、各個人的地位、生活方式、文化的價值和理想等等，將以整個社會的規模下沉，並最終消失。在一個存在私有財產和競爭的社會裏，這一過程是對新的經濟和社會形態之不斷出世的必要補充，也是對所有社會階層其不斷增高之實際收入的必要補充。如果真的沒有週期性的景氣循環，那麼這個過程就會緩和一些。但是這個過程並不能整個地歸因於週期性的景氣循環，事實上這個過程倒是獨立於它的影響之外而完成的。在理論上和實際上，在經濟上和文化上，這些變化倒是比長期以來被所有的分析集中注意的經濟穩定性，要重要得多。而且家庭和廠商的興與衰，在它們特殊的變動方式中，較之在以固定速度進行反覆的自我繁衍過程的這種涵義上的靜態社會裏所觀察到的任何事物，更能說明資本主義制度的特徵，它的文化和它的成果(p. 308)。

當然，變化是否令生活更美好的問題，作者沒有討論。

道德情操論

本日要說的是亞當‧斯密的《道德情操論》。

作者認為，判斷他人情人是否合適的準則，在於設身處地想像︰

一種感情希望產生或通常產生的結果是善還是惡，決定了它所引起的行為是有益還是有害，也決定了人們應該對這種感情表示報答，還是加以懲罰。

……當我們……判斷任何感情與引起它們的原因是否相稱的時候，我們唯一可以利用的標準和規則就是它們和我們自己在相應情況下產生的感情是否一致，除此，別無他法。假如我們設身處地地想一想，發現自己處在相同情況下的感覺與對方的情感吻合一致，我們就會認為這感情同激起它們的客觀實際情況相符相稱，自然我們就對這些感情表示理解和贊同；反之，如何對方的感情相對於實際來說過分或不相稱，我們就不會對其表示贊成(p. 14)。

旁觀者對同自己交往的那些人的情感基本上是通過同情心的表達來體現的，如果他為他們遭遇的災難感到悲傷，為他們受到的傷害表示不平，為他們碰到的好運感到高興，在我們眼中，他必然是一個非常和藹可親的人。……反之，如果一個人冷酷無情，一心只想著自己，對別人的幸福或不幸全都無動於衷、漠不關心，這樣的人看來是多麼令人厭惡啊(p. 20)！

評價行為可以有兩種標準︰

我們會經常使用兩個標準來判斷一個行為是值得責備還是稱讚。第一個標準是從完全合宜與十全十美的希望這一角度來考慮的。以這個標準來看，總有些困難的情況永遠都沒有辦法達到完美合宜，因為人類的行為從來不曾也不可能達到完美合宜和盡善盡美。第二個標準就是以大部分人的行為通常能達到的程度作為標準，這實際上是考慮人們的行為盡善盡美的差距有多大，或者說，二者之間有多接近。如果人們的行為超過了這個標準，也許它同盡善盡美之間還存在很大的差距，但是都應該得到稱讚，因為它更接近盡善盡美；而無論甚麼行為，達不到這個一般的標準，毫無疑問，都應該受到責備(p. 22)。

談幸福︰

如果像我所認為的那樣，人類幸福的主要原因是意識到自己被人所愛，那麼實施上，命運的突然改變就對幸福基本上產生不了甚麼影響。最幸福的人是這樣的︰他一步一步地努力升到高貴的地位，他的每一步升遷都在社會公眾的預料之內，因此，高貴地位落到他的身上，不會使他自己產生過分的高興，並且這合乎情理且眾望所歸，人們也不會對他有甚麼嫉妒，那些被他忘記的人，也不會對他有甚麼猜忌(p. 41)。

優雅與庸俗︰

正是因為對他人的痛苦感覺遲鈍，在巨大痛苦之中的高尚行為才顯得那麼優雅合度。一個能經歷小災小難而保持愉快的人，總是舉止彬彬有度，讓人愉快。但是，他好像還能以這種態度忍受巨大災難。我們感到，平息困難處境中必然激動不已的劇烈情緒，需要作出極大的努力。我們驚訝地發現他能完全控制自己。他的堅定在此時和我們的冷漠完全相稱，因此他的行為也極為合宜(p. 48)。

與此相反，那個由於自己遭到某種不幸而悲傷沮喪的人，總是顯得有些庸俗和卑劣。我們不可能像他那樣對他的自我同情表示同情(如果我們處在他的境地，可能也會同他一樣)。我們為此看不起他，如果有不公正的感情的話，那麼，這就是，它或許是人性中固有的罷。動輒悲傷決不會讓人愉快，除非當它是我們對別人表示的同情，而不是我們自己對自己表示同情(p. 49)。

等級差別與社會秩序︰

等級差別是人們易於對富者、強者的激情能夠發生共鳴的社會基礎。人們順從和尊敬地位高的人，常常源於對他們的優越境遇的羨慕，而不是源於他們給予的善意的恩賜與感恩。……我們尊重他們的意願主要不是因為這種服從有實際的效果，而是因為它能更好地維護社會秩序(p. 52)

不知大人物是否意識到︰他們博得公眾愛戴的代價是否太低？或者他們是否想過，這種愛戴也得用汗水和鮮血才能換取？(p. 53)

仰慕或崇拜富人和大人物，蔑視或至少是怠慢窮人和小人物的這種心理，儘管我們需要用它建立和維持等級差別和社會秩序，但它也是道德情操敗壞的一個重要而又最普遍的原因。因財富和地位而得到的那種尊敬和欽佩常常應是智慧和美德才能引起的，而那種只對罪惡和愚蠢才適用的蔑視，卻常常極不應該地降臨到貧困和軟弱身上(p. 59)。

並不是所有美德都由人們的意願決定，正義就是這樣︰

有一種美德，對它的遵從並不由我們自己的意願而決定，它可以用壓力逼使人們遵守，誰違背它就會招致憤恨，從而受到懲罰。這種美德就是正義，違背它就是傷害；違背正義的行為肯定是出於一些讓人無法贊同的動機，它確確實實地給人們造成了傷害。因此，它是憤恨的適當對象，也是懲罰的適當對象，這種懲罰是憤恨的必然結果(p. 80)。

作者由正義的重要推論宗教的重要︰

我們認為，我們還是需要有善惡分明的神，今後他會為受到羞辱的寡婦和喪失父親的人復仇，在這個世界上，他們總是受到傷害而無人對施虐者加以懲罰。所以，在世上所有宗教和各種迷信中，都有著可怖的地獄和幸福的天堂，地獄是為懲罰邪惡者而提供的刑場，天堂是為報答正義者而準備的樂園(p. 93)。

只有宗教才能向他們展示一個比他們目前身處的世界更充滿光明、更富有人性和更為公平正義的世界的景象，在那個另外的世界裏，……他們的美德終將得到報答；而只有上述神聖法則，才能使作奸犯科者不再暗自得意，而感到膽戰心驚，才能對蒙受恥辱和欺侮的無辜者帶來唯一有效的安慰，還他們以清白(p. 126)。

關於自我評價︰

當我努力審視自己的行為時，當我認真對自己的行為作出判斷並對此表示稱讚或指責時，在所有這樣的場合，我就像把自己分成兩個人︰一個我是扮演和另一個我不同的角色，即審察者和評判者；另一個我則是接受審察和被評判的行為者。第一個我是旁觀者，當以那個特殊的觀點審視自己的行為時，有關自己行為的情感，盡力通過設身處地地設想來考慮它會如何在我們面前表現來理解。第二個我是行為者，準確地說是我自己，我將以旁觀者的身份對其行為作出某種論斷(pp. 117-118)。

論黨派︰

真實的、可尊敬的和公正的旁觀者，只能遠離而非處於敵對政黨殘暴激烈鬥爭的漩渦之中。可以說，對鬥爭的雙方來說，這樣一個旁觀者在世界上的幾乎任何一個地方都不可能找到。他們甚至認為自己的所有偏見都是由於宇宙的偉大的最高審判者，並且常常認為神聖的神受到自己所有復仇的和毫不留情的激情的激勵。因此，在敗壞道德情感的所有破壞者中，黨派性和狂熱性總是最大的敗壞者(p. 160)。

本書也有提及那著名的「看不見的手」︰

在任何時候，土地產品供養的人數均接近於它所能供養的居民人數。面對大量的產品，富人只是能優先選用最珍貴和最滿意的東西。他們的消費量遠不及窮人多。儘管他們生來自私自利，貪得無厭，儘管他們只圖自己的便利，儘管他們僱用千百人來為自己勞作的目的只是為了滿足自己無聊而又貪婪的欲望，但是最終，他們還是同窮人一起分享他們一切的成果。生活必需品的分配，與土地產品的分配近似，有一只看不見的手，指引他們平均分配給全體居民，從而不知不覺地增進了社會利益，並為不斷增加的人口供給生活資料(p. 194)。

只是很遺憾當代社會寧願將剩餘必需品銷毀掉以保持產品價格……

整本書其實主要是描寫四種美德的重要︰

關心自己的幸福，要求我們具有謹慎的美德；關心別人的幸福，要求我們具有正義和仁慈的美德。前一種美德約束我們以避免受到傷害；後一種美德敦促我們提升他人的幸福。他人的情感是甚麼、應該是甚麼、或者在一定的條件下會是甚麼，在不考慮上述這些問題的時候，那三種美德中第一種最開始是我們的利己心向我們提出要求，另外兩種美德是我們仁慈的感情向我們提出要求。然而，對別人情感的關心，會逼使所有這些美德付諸實踐並給予指導；而且一個人若在其整個一生中或一生中的大部分時間堅定不移地仿傚謹慎、正義或合宜的仁慈這種思維方式，則其行為便主要是受這樣一種尊重的指導，這種尊重的對象是那個想像中的公正的旁觀者、自己心裏的偉大居住者和對自己行為做出判斷的那個偉大的法官和仲裁者的情感。

……雖然謹慎、正義和仁慈這些美德在不同的情況下可能是由兩種不同的原則幾乎向我們提出相同的要求，但是，自控的美德之所以產生，在大多數情況下向我們提出要求的主要並且幾乎完全是由一種原則——合宜感，對假想中的這個公正的旁觀者的情感的尊重。假設沒有這種原則所施加的約束力，在絕大多數情況下，如果可能的話，每一種激情就會急速地暴發出來並以此為快(pp. 284-285)。

簡單點說，就是完美的謹慎、嚴格的正義、合理的仁慈加上最完善的自我控制，就能帶來最愉悅的結果那樣。

人民與國家

本日說的是《人民與國家》，作者是G. J. Stigler，芝加哥學派，本書是其論文集。

作者談及當時(1966年)的社會辯論︰

美國的保守主義者和自由主義者之間的論爭，一直有點像和稀泥，完成沒有達到爭論的目的。……我認為這場爭論之所以失敗，雙方都應承擔過失，而我將試著把雙方的對峙歸納為幾個基本課題。由於我個人是道地的保守主義者，而且不保證能隨時做到公平的地步。因此，我必須事先敬告讀者，注意那些以單方面立場來敍述某一個論題的情形，儘管這種情形並不是有意的(p. 17)。

在現代社會中，個人隨時會面對新的問題。自由主義份子沒有權力假定人們無力處理這些問題，而保守主義者也沒有權利假定市場將會自動地保護廣大民眾。

……自由的維護，對需要幫助的群體給予人道支援，政府的能力，以及個人的能力，在每一個例子中我們都不難發現，參與辯論的人沒能進入主題。……知識份子們現在負有一項重責，就是要尋回討論的說服力和相互的尊重。

針對問題進行辯論，以及蒐集和分析我們所需的大量資訊，並不會消除對公共政策意見上的歧異；此後依然會有人不同意個人責任的比較角色和社會對於特殊個體的善意。……但是，有效的辯論至少可使我們看清楚問題癥結所在，從而引導政策朝進步的道路上走。我們需要有效的辯論！(p. 29)

經濟學家當然會討論誘因︰

我已說過，一般來說，改革家比較就事論事，採取行動時也比較單刀直入。如果他們想要改善住屋，他們就會要求政府蓋房子。如果想降低工廠的意外事件，他們就會通過法律，禁止使用沒有加裝安全設備的機器。如果希望幫助農夫獲得有利的價格，他們就會透過立法來制定最低的價格。但是，我們已經看到，這樣的政策通常是不成功的。

改革家所忽略的有力武器，就是訴諸個人的自利心。如果我們能設計出一套誘因，來促使個人自動自發地朝改革目標努力，則我們可以確信改革必定成功(p. 52)。

在關於電力與證券管制的實證研究後，作者表示︰

管制通常是行業主動要求的結果，並且基本上是為了該行業的利益而設計和運作的(p. 145)。

任何產業(或職業)可能會向政府尋求政策支持，主要有四。

一個群體可能向政府尋求之最明顯的幫助是直接的金錢補助。

……產業通常所尋求的第二項重要公共資源，是限制對手之進入。

……第三種產業會向政府尋求助力的範圍，是對其替代品和互補產品發揮影響。

……第四種產業所尋求的公共政策與價格的訂定有關(pp. 147-149)。

對管制當局委員的描述︰

為了在延續的委員生涯當中——或者在往後相關的政治或產業工作中——追求個人效用的極大化，管制者必須避免和受管制的產業公開衝突。不管是要達成表面或實質上的管制目標，管制者都必須得到對方的合作。……管制者每以維持維持該產業的「穩定」和「責任感」為由，支持一些政策——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對進入產業的管制(p. 194)。

管制團體與競爭︰

競爭，就像其他治療惡疾的方法一樣，長久以來人人都認為對於社會有好處——只要是加在別人身上。每個請得起發言人的產業都言之諤諤地強調其對此一原則的熱愛，以及為甚麼只有在它的市場內必須降低競爭，因為那是唯一不適合競爭的領域。

……管制團體在接受這種雙邊哲學時是相當忠誠的——事實上他們也該如此，因為它們存在的價值就繫於此(p. 218)。

最後作者自然而然講述個人努力與競爭的好處︰

個人傳統防衛的優越性——靠著本身的努力和市場競爭的力量——就在於它具有和政府管制完全不同的特徵。每一種傳統防衛都是隨時可以派上用場的——「私利」和「競爭」永遠不會過時，而且，對於每個人或小團體而言，也都唾手可得——每當需要改變政策或對新環境做調適時，我們毋庸再去煩心如何扭轉一個政府之龐大、昂貴，而又反應遲鈍的機構和體制這種問題。歸根究底，消費者真正需要提高警覺的對象，其實正是「管制」本身啊(p. 224)！

其實本書最有趣的是實證研究部分，不過引出來就太累贅了，有興趣請自己去看。

後工業社會的來臨

以下寫的是《後工業社會的來臨》，作者是丹尼爾‧貝爾。

首先是定義，作者表示後工業社會是社會的社會技術面向，其特點如下︰

就我的意思，後工業社會並不取代工業社會，就像工業社會並不廢除經濟中的農業部門一樣。……這些新的發展將舊的一層除去，覆蓋了新的一層而加厚了整個社會結構。為了指引讀者了解這本書的詳細論點，強調後工業社會某些新的面向，我想會有點用處︰

1. 理論性知識的首要性︰每個社會總是要基於某種知識而生存，只不過是現在有點改變，理論性知識的具體化和物質科學成為技術創作的基礎。……

2. 新智識技術的產生︰藉著基於電腦線性規劃，馬可夫的連銷猜想(按︰見http://en.wikipedia.org/wiki/Markov_chain，現已應用於Google)等新的數學和經濟方法，我們可以利用模型、模擬和系統分析、決策理論等工具，來對經濟和工程問題提出更有效且合理的解決(假使它不是個社會問題的話)。

3. 知識階級的擴展︰在社會中成長最快速的團體是技術與專業階級…… 技術和專業將會是社會中最大的一個團體。

4. 在商品轉變到勞務︰……在工業社會的服務業指的是用來輔助商品生產運輸的公用事業和金融，以及個人的服務(美容院、餐廳服務生等)。但在後工業社會當中新服務業所指，基本上是對人的服務(醫療保健、教育和社會服務)，以及專業和技術的服務(例如︰研究、評估、電腦和系統分析)。這類服務業…… 成為經濟成長的限制，以及持續通貨膨脹的原因。

5. 工作性質的改善︰在前工業的世界，生活就是和自然的競爭。……但在後工業的世界裏，基本上是人與人之間的競爭……。於是在工作和日常例行的經驗當中，自然和人造的事物被排除在外，而人們要學習如何生活在一起。在人類社會的歷史上，這是個空前絕後的新狀況。

6. 婦女的角色︰在工業部門的工作(例如工廠)，大部分是男人的工作，婦女通常是被排除在外。而在後工業部門的工作(對人的服務業)，卻為婦女提供了更大的工作機會。也可以說，婦女第一次在經濟獨立上有個堅實的基礎。……

7. 科學的蛻變︰……現在的科學已經變得和技術、軍事、社會技術和社會需求有密不可分的關係。這個後工業社會主要特色的這些新科學組織特徵，將會是自由研究和未來知識的最重要問題。

8. 工作地點成為政治單位︰……對後工業部門而言，社會分析的焦點可能是其工作地點……，一組垂直的等級關係將會是政治著力的最重要地點。……有四個職能的工作地點︰科學的、技術的(亦即工程學、經濟學、醫學等應用技術)、管理的和文化的工作地點；還有五個組織的地點︰經濟企業、政府官署、大學和研究團體、社會團體(如醫院和社會服務中心)，以及軍事單位。我以為未來的主要利率衝突，將會發生在工作地點團體之間，而且這種對於其工作地點的強烈歸屬感，將阻止新專業團體在社會上組成一個堅實的階級。

9. 功績主義︰基本上，後工業社會是個技術社會，其中報酬較料以遺產或財產為基礎(雖然這些可以佔到財富或文化上的便宜)，而較以個人的教育程度和技藝為基礎。不可避免的，功績主義……的問題成為一個重要的規範問題。在這本書上，我試著界定功績主義的特質，並且支持公道的功績主義的觀點，或者是支持在尊重他人的前提下強調以成就取得地位的觀念。

10. 匱乏的終結︰……清楚的是，匱乏總是困擾著我們。我指的並不只是資源稀少的問題(因為這還是個爭論點)，而是在本質上，後工業社會帶來了十九世紀和二十世紀初人們所從未想到的一些新匱乏。社會主義論者和自由主義論者都談論商品的匱乏，但我所指出的，後工業社會將會有資訊和時間上的匱乏；而且不可避免的，分配的問題依舊冷酷的存在著，甚至於人們在配置其休閒時間上，日益成為一個經濟人。

11. 資訊經濟學︰……為了求得知識投資的最佳社會政策，我們必需採取合作的策略，使得社會在知識的傳播和使用上更能增加。有關於資訊的新問題，在後工業社會的政策和理論上，為經濟學家和決策者帶來一個重大的挑戰(序，pp. 15-18)。

嗯…… 好像引完這幾頁就將全書重點寫完似的，如果用正文的內容再簡略點說︰

後工業社會概念是一個廣泛的概化。如果從五個面向，或五個組成要素來說明這個術語，它的意義就比較容易理解︰

1. 經濟層面︰從生產商品的經濟轉變為服務業經濟；
2. 職業分佈︰專業與技術人員階級處於主導地位；
3. 軸心原則︰理論知識的首要性，它是社會革新與制定政策的源泉；
4. 未來的取向︰控制技術發展，對技術進行鑒定；
5. 政策構定︰一個新「智識技術」的產生(p. 15)。

而後工業社會的意義在於︰

1. 它強調科學的角色與認知價值為社會所需的基本結構；
2. 由於決策更具有技術性，這就使科學家和經濟學家更加直接地參與政治活動；
3. 它使現有的知識研究工作的官僚化傾向不斷加深，從而造成傳統意義上的知識的目的和價值發生一系列變化；
4. 由於技術知識分子的生成與發展，從而帶來了技術知識分子與文科知識分子的關係這樣一個重大問題(p. 54)。

作者提及學生運動與後工業社會的關係︰

一個重大的變遷帶來重大的反應。六十年代後期的學生的反抗，部分地反映了反對出現一個以科學為基礎的社會抗爭文化的新力量。但從更大的範圍來說，那種學生造反是對於後工業社會不可避免地「從組織上管制」智識活動的一種反動，這種管制體現在對青年人尤其在年齡越來越小的人們身以施加越來越大的壓力，強使他們挑選好大學，選擇一個主要學科，為進入研究所操心，為將來的就業而著急地方看來來(p. 148)。

更有趣是作者以下的評述︰

大學裏即使有必修課，也並不是公司企業界的典型，而且即使學生意識的提升也很可能不是「受壓逼的」意識。大學是一個溫室，在這裏，學生生活在一個不同的世界裏，特別在今天，學生幾乎不會因任何越軌行為而受到對待成人的那些制裁和賠償的懲罰。畢業以後，學生便進入一個不同且極為分化的社會，並且開始擔負起他們自己及其新家庭的責任。因此，不管激進主義最初的基礎如何，大學的一代隨著年齡的增長，就會變得更加保守(p. 187)。

後工業社會也令社會決策增加︰

後工業社會也是一個「公共」社會。在這裏，社會的單位是社區而不是個人；人們必須完成一種社會決策而不只是個人決策的總和，即使能讓個人決策匯集到一起，其結果將會是個夢魘，例如私人小汽車造成公共交通的擁擠。但是，人與人之間的合作較之對物的管理更加困難。參與成了社區的一個條件；然而當許多不同團體都要求太多的不同事物，而又不準備進行協商或交易的話，那就會出現衝突和僵局的後果。而又不是政治上的一致，就是政治上的困境。

由於人與人之間的競爭，社會生活變得更為困難，因為政治要求和社會權利增加了，社會變革的速度和不斷變遷的文化風尚使舊事物不知所措，同時，未來的方向也侵蝕著傳統的指引和過去的道德。資訊成為主要的資源，在各組織內部成為權力的源泉。專業化成為地位的標準；但是，由於要求擴大權利和更多地參與社會生活產生了民粹主義思想，造成了專業化和民粹思想的衝突。如果說資本家和工人之間在工廠裏的鬥爭是工業社會的標記，那麼，專業人員和民眾之間在組織內和社會內的衝突，便是後工業社會中衝突的標記(pp. 157-158)。

雖然後工業社會需要許多必要的改革，但作者指出有幾個限制這些變革的因素。首先是生產力限制，因為服務業的生產力成長速度不及商品生產力；其次是通貨膨脹，令政府無力支付日益增加的需求與開支，而增加稅收不受民眾歡迎；第三種限制是前述的「公共」社會需求各異，無法決定應該先做甚麼。

關於高等教育擴張︰

這種群眾性本身就失去了它的特點，高等教育的概念本身也失去了它的精英性質。到那時，最為重要的是知識社會本身的內部分別。像現在這樣，社會的教育制度劃分為社區大學、公立大學和較小的私立大學的情況，實際上使得精英、特權分子和受過教育的一般大眾這三個分野保持下來並永遠存在，也強化了「科學城」本身結構內部的階級分野(p. 298)。

大學的角色︰

我認為，大學日益成為後工業社會的主要機構。過去二十年中，大學(提到「大學」，我想的就是指精英團體)已經承擔了許多擴大了的職能︰例如在基礎研究方面，作為一種服務性機構方面，並在擴大普通教育方面。……其中的新東西是規模的巨大變化。今天，在基礎研究領域從事研究工作的大多數科學家都在大學裏；大學成了政府和公共組織所需要的專門知識人才的來源；甚至大多數批評家和作家今天也都在大學就業。大學已經成為統治團體文化的中心。……然而一個重要的事實是，由於缺乏任何有組織的學術體制，政府把大量任務強制大學裏接受，不問其是否願意，而這些任務在其他國家是在大學系統之外完成的。戰後社會的一個重要層面，不是教育制度傳統地依附於政制，而是在美國歷史上前所未有地出現一個代表政府、科學和大學交相溶合的科學行政綜合體(pp. 302-303)。

科學與政治的關係︰

後工業社會將比以往涉及更多的政治，因為選擇成了有意識的選擇，決策中心更容易為人們所看到。市場社會的本質是把責任分散，使「生產」決策由分散的消費者的多種多樣需求指導。但是，把資金分配給這一個科學項目而不分給另一個項目的決定，卻是由一個政治中心而不是一種市場決策作出的。由於政治是利益與價值觀的綜合，而兩者又往往是不同的。所以，在後工業社會裏，衝突和緊張程度的加深似乎是不可避免的。

由於知識和技術已成為社會的主要資源，那麼，某些政治決策是不可避免的。由於知識機構對公共資源提出了要求，那麼大眾對這些機構提出某種要求也是不可避免的(pp. 323-324)。

後工業社會的公司︰

現代社會愈來愈大的問題是私人成本和社會成本…… 產生愈來愈大的偏離。但是就這樣的認識，還出現了一個問題，即成本的嚴格概念以及投資成益…… 在今天是否適當。換句話說，有關「成就」的舊定義或許太狹隘了。於是出現的問題就不僅是某個公司的「社會責任」問題，而是社會組織更大格局和社會目標的「正確性」的問題了。就公司已成為現存格局的組成機構而言，它就成為新探索的出發點(p. 333)。

當人們使用公司「社會責任」一詞時，並不是玩弄詞藻(雖然許多公司負責人是這樣的)，也並非想到高尚的義務(更少的公司負責人會這樣想)，也不是認為某種帶有顛覆性的主義已經潛入社會(某些自由放任主義經濟學家曾經這樣提出過)，而只不過是接受了人類感情這一基本的社會心理事實。如果人們不把忠誠和認同看作是簡單的金錢交易，不把就業僅僅看作是幹活掙錢的一種有限的關係，那麼公司就是一個對其成員承擔社會義務的集體；公司也是一個向顧客的經濟世界競相提供價格低廉商品的經濟化工具(p. 351)。

作者列舉了一些公司可能要權衡的義務，包括對職業的滿足感、少數團體的就業問題、相對工資、對社區所負的責任、對環境所負的責任與面對道德問題。若是這樣，就不得不重新思考「公司」的定義︰
作為一個企業機構，「公司」就是管理部門和董事會，它們作為受托人為整個企業成員工作——不僅僅為股東，也為工人和顧客——並要適當考慮整個社會的利益。但是如果接受了這一觀點，就會產生一個重大的邏輯推論——即構成該公司全體成員都應當在公司權力機構中有發言權。如果沒有這個，就沒有對管理部門的有效制衡力量。更重要的是，沒有這種發言權，就會使管理權的「合法性」產生嚴重的問題(p. 360)。

對於評估社會成本，作者提出社會需要一套有效的會計系統︰

實際上，我們所需要的是一個社會會計系統，它將擴大我們的成本和效益概念並把經濟會計置於比較廣泛的結構之中。最終目的是制定一個有利於說明政策選擇的「資產負債表」。

我們要社會會計系統做甚麼用呢？「會計」一詞在這裏也許並不恰當。社會學家很少能確立完全始終如一的幾組關係。即使在複雜的社會分析能夠確立這種關係，也難以用可計的詞語來作到這一點。但是，我們可以開始設法建立一種理性的概念架構。

社會會計系統要從一系列的社會指標開始，這些指標使我們要廣泛而均衡地計算我們所知道的經濟進步的意義。創立社會會計系統的努力，可以推動我們從四個方面衡量我們社會中利用人力資源的情況︰一、衡量社會成本和發明創造的淨收益；二、衡量社會弊病(例如犯罪、家庭分裂)；三、在內容明確的社會需要領域內(例如住宅、教育)制定「活動預算」；四、確定經濟機會和社會地位升遷的指標(p. 398)。

後工業社會由誰來統治︰

在後工業社會中，生產和企業決策隸屬於、或者將產生於其他的社會力量；與經濟成長及其平衡有關的關鍵性決策將由政府作出，但它們的基礎則是由政府主持的研究與發展、成本效能和成本效益分析；鑑於決策及其結果之間的複雜關聯性質，制定決策的技術性將不斷增加。人才開發及擴大教育與智識機構，將成為社會優先考慮的問題；不僅最好的天資，而且最終還有全部聲望與地位都將以知識界和科學界為基礎(p. 417)。

後工業社會製造了新的匱乏，這包括資訊的成本，因為蒐集資訊的成本上升、技術性資訊增加、傳播資訊需要媒介及人們可能吸收的資訊有限；還有協調的成本，當中需要參與、互動、交流機會、大型社會計劃與管制的協調；時間的成本，維修消費品的時間、消費本身耗用的時間、將閒暇變得「高收益」的需要等。

作者也略述了資本主義的文化矛盾︰

我認為，……社會結構(經濟、技術和職業體系)和文化(象徵性的意義)之間的分離日益擴大，雙方由不同的軸心原則所支配。社會結構根植於功能理性與效率，文化則根植於完成自我的過程中認可主張廢棄道德的舉動。

雙方動力的泉源是相當不同的。社會結構的「生活方式」是由計算原理、工作與時間的理性化、以及直線進展所形成的。這一切基本上來自努力靠技術來控制大自然，努力用全新的生活節奏來取代受制於季節規律性和土地報酬遞減律的生活節奏。技術熟練反過來和一種特性的結構相溶合，這種結構同意延遲享受的思想、強制獻身於工作的思想、勤儉和節制的思想，而這些是侍奉上帝的一種道德而顯得神聖不可侵犯，並藉著是種高尚可敬的觀念來證明自身的價值。在這個過程上，十九世紀的資產階級社會是一個整體，在其中，文化、性格結構和經濟充滿單一的價值系統。這是位於最高峰的資本主義文明。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這一切都被資本主義自己所破壞了。藉著大規模的生產和大規模的消費，它熱情地鼓勵了享樂主義生活方式而破壞了新教倫理。等到二十世紀中葉，資本主義不是設法以工作或財產而是以物質佔有的地位標誌和鼓勵享樂來證明自身的價值。日益提高的生活水準和道德的鬆弛成了個人自由含義本身的目的。

其結果是社會結構本身內部的分裂。在生產與工作的組織中，這種體系要求有遠見的行為、勤奮與自制、獻身於事業和成功。在消費領域，它促使了及時行樂的態度、揮霍浪費和炫耀、以及尋歡作樂。但是，在這兩個領域裏，體系是完全世俗的，因為任何超自然的道德業已消失(pp. 586-587)。

這問題在作者另一本專著《資本主義的文化矛盾》會有更詳盡討論，那麼改天借來看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