鴉片戰爭

看完了藍詩玲的《鴉片戰爭》，作者指其目的是喚醒英國讀者對鴉片戰爭的記憶，以及描寫戰爭中部份錯綜複雜之處。鴉片戰爭在過去激起許多敵意、誤解與扭曲，但實際上遠比中西所熟知的還紊亂。

1820年代起，英國人開始以印度鴉片彌補與中國的貿易赤字。1834年，英國駐華商務監督律勞卑藐視廣州規定，引發武裝衝突，最後律勞卑撤離廣州，不久後病死。律勞卑雖然失敗，卻帶來兩項影響︰一是自利經濟與浮誇國家原則抬頭，中英更有可能發生武裝衝突，二是將動武塑造成英國的道德責任，是對中國百姓的「仁義之舉」。

鴉片戰爭發生時，中國大多數人，甚至包括皇帝，都不認為中國與英國正處於戰爭狀態，到衝突無法否認，皇帝與大臣也寧願稱之為「邊釁」。但在一個半世紀後，鴉片戰爭卻成為中國現代史悲劇的序幕，其教訓是舊社會問題令自己國家遭西方欺侮，最後由共產黨帶領重回正軌。當然，對共產黨自己造成的災難大致上都略過不提。十九、二十世紀西方人對中國則抱有種族主義蔑視，卻無法淡化鴉片戰爭最基本的事實，也就是英國政府為保護油水豐厚的非法販賣毒品勾當與中國開戰。

鴉片早在八世紀就是中國進口貨，用於製藥。但中國消費者吸食鴉片，則是由新大陸的菸草引起。大約在十八世紀，來往爪哇與中國的船隻，傳出將菸草泡在鴉片汁後吸食的做法。十八世紀末至十九世紀初，吸食鴉片成為時尚的休閒活動。純鴉片價錢昂貴，抽鴉片是表示富有的消費。1792年以來鴉片成為非法品，鴉片貿易是中英雙方部份人共謀的結果。外國商人為利益運送鴉片到中國沿岸，由當地走私販分銷內陸，當中每一階段都需要官員視而不見與順便收賄。

鴉片戰爭爆發時，中國不僅進口鴉片，自己也大量生產，地區包括西南部、東部沿海與西北。清朝自1792年禁止鴉片，但之後卻沒有甚麼作為，進口量一直增加。十九世紀大部份時間，不論中西方論者，對鴉片於身體的影響、在中國的使用程度，以及怎樣算是重度或上癮都莫衷一是。與此同時，中西方都有人為鴉片辯護。清廷意圖禁制鴉片，擔心的是鴉片會威脅政府穩定，以及令政府財政問題惡化。

作者指出，十八世紀二十至四十年代中國白銀流失，很難斷言單單是鴉片的影響，也需是注意南美洲獨立運動令全球白銀供應緊張，導致中國出口減少，英國也需以更多鴉片取代白銀與中國貿易。

作者認為鴉片戰爭時清朝皇帝道光有兩項缺點︰猶豫不決與喜歡諉過他人。道光在1830年代要面對許多問題，包括公共秩序混亂、政府財政窘逼與軍隊積弱。人口膨脹到達極限，帝國過度擴張，開始運作不良，造反運動與日俱增。帝國官僚由科舉選拔，但滿人擁有特權，壓力與競爭往往產生兩種差異極大的官員︰一種是創意地貪污腐敗的玩樂者，另一種則是嚴守清規的人。兩種人的緊張關係導致鴉片戰爭爆發，以及其後衍生的各種不幸後果。

1832年，受清軍鎮壓廣東西北部土著叛變失敗震撼的道光，決定採取嚴峻措施禁制鴉片，之後幾年卻又猶豫不決。1836年，支持鴉片貿易合法化的廣東官員發言，而禁煙一派也向皇帝上奏。道光徵詢各官員的看法，有官員指誅殺全部鴉片吸食者數目過多，官場也因為需要大費周章而提不起勁。但1838年11月9日，道光卻召見福建籍官員林則徐，下令鏟除鴉片。作者猜疑道光改變主意的原因，與同年10月皇帝收到報告，指發現一名皇子與一名「鎮國公」在紫禁城吸食鴉片，以及11月8日皇帝得知天津抄沒十三萬兩鴉片有關。

林則徐是嚴守清規一類的官員，他自信工作倫理可解決最複雜的問題。他最關注的是漕運管理，打算盡快處理廣州的差事後，擔任江蘇巡撫處理漕運。在向皇帝提出解決鴉片問題的建議時，林則徐幾乎沒有顧及禁煙會引起外國商人的反應，當然也沒有考慮過可能會與英國開戰。他一到廣州後，首先向中國走私販與煙民施壓，並集合行商痛斥他們，之後再透過行商警告外國人。

林則徐的英方對手義律曾任律勞卑貿易秘書。義律討厭鴉片買賣貿易，卻受困於自己所處時代的假設。他知道對帝國而言鴉片貿易在經濟上有其必要，身為公僕要保護帝國尊嚴與公民，也相信為推動自由貿易，可理直氣壯開戰。

林則徐宣佈禁鴉片時，義律擔任英國駐華商務總監，在廣州庇護一位英國走私犯。此舉激怒林則徐，他下令取消所有貿易，並包圍外國商館。三天後，義律同意交出二萬多箱英國鴉片，同時向英商保證女王會為被抄貨物負責。民間經濟紛爭，就此變成英國女王與中國皇帝之間的國家大事，價值兩百萬英鎊鴉片成為有說服力的開戰理由。作者推測，義律之舉既可能是別無他法，也可能是他希望逼使英國外交部作出明確反應，與前任律勞卑一樣，相信打一場簡短、尖銳又乾淨的戰爭，可以徹底解決中英之間的問題。

1839年5月，林則徐在虎門銷毀義律交出的二萬多箱英國鴉片，並準備上任兩江總督。5月23日，義律下令所有英國船隻離開廣州，鴉片貿易轉往香港。7月7日，一群英美船員喝醉後打死華民林維喜，林則徐要求英方查辦。義律既不願交出英國人給中國人治罪，也無法找出凶徒。林則徐進一步施壓，準備包圍澳門，義律被逼離開陸地。

林則徐似乎低估英國威脅的本質，稱英國人為「暴徒」，認為用筏隻火攻就可以打敗英國船隻，英兵也沒有有陸戰能力。英國艦隊在1840年6月抵達廣州時，林則徐還對皇帝稱那是大型鴉片走私活動。道光皇帝也不覺得中英關係值得認真與長期關注，不清楚與英國開戰的後果。到英國艦隊抵達時，皇帝的注意力已移向他處。

隨著與中國經濟紛爭不斷，英國知識界逐漸對雙方爭吵的商業本質，以及鴉片貿易的性質含糊其辭，反而系統分析中國的錯誤，以掩飾歐洲人想依自己規則控制貿易的事實。中國被指為排外而停滯，英國為維護國家尊嚴必須採取軍事行動。一旦開戰，英國就必須維持中國不可理喻的說法，推翻一切相反的事實證據。1830年代英國輿論與政客的錯誤，是將「中國」簡化為自滿的統一個體，事實上則絕非如此。

中國只是大清在十七、十八世紀擴張的領土之一。清朝皇帝利用一切文化、實務或宗教手段統治各民族，既提倡儒家美德，又是成吉思汗後代、藏傳佛教保護人與靈媒，也樂於借用歐洲人才強化政權。按中國中心理想，對外關係應該以朝貢體系管理，但實務上朝貢有時是外交保護費，中國對想朝貢的人不會拒絕，對不想朝貢的人則置之不理。

清朝遠非自給自足，而是全面依賴國際貿易提供生存基本所需，包括稻米、胡椒、糖與白銀等。由於人口膨脹，許多中國人也湧向海外尋求經商與就業機會。滿人身為少數民族征服者，對統治缺乏安全感，滿人與臣民以及不同地區臣民之間的衝突，持續削弱清帝國的統治。十九世紀的清朝已面臨太多危機，因而無法以適當方式回應英國人，將自己推向與英國的戰爭。

1839年11月3日，義律與林則徐為英方簽署具結書而準備在穿鼻交涉，之後的事情雙方各有說法，英方稱清軍水師拒絕接收交涉信，英方決定開戰，清方則指兩艘英國商船準備入河時，受到兩艘英國戰船阻撓，清軍水師前往了解時遭到攻擊。結果是清軍水師受損撤退，林則徐認識到清軍戰船無法與英軍匹敵，最好避免開戰，但此時開戰決定權已在英國內閣手中。

時任英國外交部長是巴麥尊，當時未有電報，對華指令要幾個月才送到。英政府在1839年處於內有叛亂，外有遠征阿富汗前景未明的情況。內閣對遠征中國缺乏熱情，決定開戰後也未向國會諮詢，對是否開戰一直避而不答。1840年4月7日，在野保守黨對政府處理中國問題提出不信任投票，但三天辯論後議員好像已經太累，不信任投票以九票差距沒有通過，英艦隊繼續向中國駛去。

1840年7月，英國艦隊炮轟九分鐘後佔領舟山。清軍在武器、堡壘與戰船方面都落後於英軍，仍然運用火繩槍，火炮經常沒有瞄準器與基座，戰船只有少量火炮，沒有單獨作戰能力。炮台沒有屋頂，也沒有壕溝防止陸上攻擊。軍隊調動速動太慢，軍紀不良，士兵遇到戰鬥很快逃跑。軍事預算不足，軍備廢弛，軍隊戰力成疑。更嚴重的問題是，清朝不願意承認與英國發生衝突，更不用說戰爭。

英國人在7月幾次嘗試照會清朝英國的要求，但沒有成功。清朝官員虛報戰事，令清軍指揮鏈嚴重斷裂，驛遞緩慢也令消息不能及時送到北京。道光皇帝聽聞英國艦隊開始北上，下令直隸總督琦善打發他們。8月11日，英艦隊到達天津附近塘沽港，琦善費心表示他不視英軍為入侵者，為他們提供食物。19日，道光指示琦善，英方指控林則徐的訴求將逐一查明，但其他要求則不會接受或處理。琦善極力奉承義律，拖延並說服義律回廣州。道光委派琦善接替林則徐，擔任新的廣州欽差，以完成雙方的磋商。

琦善與義律在11月抵達澳門，雙方一輪沒有成果的書信往返後，義律感到不耐煩，12月26日威脅中方回應。1841年1月7日，英方艦隊駛進虎門，在鐵甲艦「復仇女神號」活躍下大敗清軍。清朝儒家士子並未認清清帝國與英國的軍事差距，反而歸咎於國內的陰謀論，將一切罪責指向琦善，空想只要有英雄精神就能對付英軍。

1月21日，琦善收到義律要求割讓香港、賠償六百萬銀元等條款的草約，同時道光則強調義律的要求不可答應。琦善無計可施，只能拖延時間與欺瞞皇帝。2月13日，琦善得自自己已被皇帝堂表奕山與老將楊芳取代，同時義律催促琦善在草約簽字。2月15日，英方再度開戰，攻打廣州餘下兩道防線，清軍紛紛逃走。3月18日，英軍回到廣州城南的商館。同月13日，琦善被鎖拿赴京，家產充公，流放，後來在1842年復職。

1841年3月20日，英方收到清方回覆，廣州貿易恢復正常，包括鴉片與茶葉。新到任廣州的清朝官員楊芳隱瞞事實，向皇帝宣稱自己正竭力摧毀敵人。楊芳的上司奕山到達廣州後，認識到根本不可能剿辦英國人，只能答應通商。另一方面，道光皇帝決心解決中英問題，認為只要有人數優勢就能戰勝英軍。事實上，廣州當地人與外來官員互不信任，由外省調來的軍隊糧食、薪餉、訓練、裝備都不足，難以與英軍抗衡。

5月21日午夜，清軍發動突擊，情報早已為英軍得知，失敗收場。5月26日，英軍臨近廣州城，雙方達成協議，清方付贖城費六百萬銀元，並保證外省部隊六天內撤至廣州城六十英里以外。30日，英軍分隊遭到五千名持武器鄉民包圍，英軍派援軍驅散鄉民。翌日，鄉勇再度出現，可能多達二萬五千人，當廣州當局迅速介入。

這件事在中國稱為「三元里抗英事件」，起因可能是英軍褻瀆祖先墳墓，以及搶劫與強暴當地居民。三元里成為反抗帝國主義宣傳中的完美典範，但仔細檢視會發現，此事既對英國人感到憤怒，也對政府表現出怒火。奔走拯救英國人的，竟然是自己政府代表。三元里村民集結是為了報復當地確實發生的罪行，而非抽象的愛國主義。並沒有全廣東人都為愛國主義起來抗英，遠在他處的北京人對三元里事件也不以為意。當時的華南不可能彌漫著愛國反英情緒，整場戰爭期間，廣東人對外國人入侵都表現得漠不關心。

奕山與楊芳一樣，以謊言向皇帝報告，隱瞞兵敗賠款之事，宣稱外國人已聲言不敢在廣東滋事。道光滿以為事情已經結束，解散召集的部隊，完全不知道和平只限於廣東。對道光而言，這只是一場南方的貿易糾紛，根本不是全國性的衝突。

1841年初夏，隨著戰事拖延，而且仍未達到既定目標，英國政府對義律失去耐性，以璞鼎查(砵甸乍)取而代之。8月，璞鼎查抵達澳門，對廣東當局表示要與中國皇帝磋商，在有結果前英國艦隊會繼續北上作戰。奕山又再向皇帝隱瞞事實，令皇帝不知道英國艦隊為何北上。

8月26日，英軍大敗清軍，未受到激烈抵抗，翌日攻入廈門。10月1日，英軍再次佔領定海。10日，英軍佔鎮海，清朝新任欽差裕謙自殺。13日，英軍未遇抵抗佔領寧波。即使如此，道光對英國人進攻到底是為貿易、為英國同胞遭處死而報仇，還是有其他原因，仍然茫無頭緒。

10月18日，經無作戰經驗的皇侄奕經奉旨到浙江，指揮反攻。奕經赴任途中在蘇州美景中過冬兩個月，沒有決心與英國人開戰。1842年2月，清軍援軍從各省而來，他們不熟悉當地氣候與地理，也經常不聽指揮。經過又一輪拖延後，奕經計劃在3月10日凌晨展開反攻。突襲寧波的清軍成功衝開城門，但英軍一座榴彈砲擊退清軍。華南援軍本來要進攻鎮海，卻因迷路到中午仍未抵達，此時勝負已分。進攻舟山的部隊暈船又不熟地形，等潮水適合進攻時，寧波、鎮海兵敗消息傳來，部隊無心戀戰。3月13日，奕經西逃，到後來戰事平息，被流放新疆。

1842年5月18日，英軍登陸乍浦，滿州守軍抵抗失敗後，大部份人自殺。7月17日，英軍炮轟鎮江，21日佔城，滿州旗兵再次在抵抗失敗後，連同家人一起自殺。英國人觀察到，這場戰爭是「滿州人的事，而非中國人的事」。當滿州人被英國人擊敗，漢人就向無助的旗兵家庭搶劫。鎮江城破後，到處都是搶掠強姦，英軍自然也參與其中。

清朝戰區官員明白英軍無法「剿滅」，上奏皇帝建議談和。道光任命伊里布與耆英處理東南事務，卻命令他們必須對英國人「先剿後撫」。伊里布在1842年5月抵達杭州，向英軍要求休戰，但英方表示只願按先前照會規定的條件，與皇帝派來的全權大臣談判。耆英意圖自稱自己就是全權大臣，但璞鼎查要求提出更多證據。道光皇帝在六、七月時不批准給予耆英與伊里布全權，直到7月27日得悉鎮海已失，才勉強同意。

8月10日午夜，英軍宣稱早晨開始攻打南京，要求三百萬銀元贖城費，伊里布口頭答應。8月26日，條約基本要求確定︰清朝賠償二千一百萬銀元；五口通商；英國人有權住在通商口岸，訂定當地稅則；廢除行商專賣權。道光皇帝對一切已經感到厭倦，最後同意割讓香港島的要求。8月29日，南京條約簽定。

戰爭勝利說服很多英國人，這場戰爭打開中國大門，有其必要。十九世紀英國輿論中，以先是責備受傷一方逼自己不得不這樣做，然後繼續暴行來肯定過去行為佔主導。《南京條約》簽定後，中英雙方關係並無多大改善。隨著口岸開放，英國發現自己對中國的貿易逆差回復，就擴大鴉片的生產與貿易，並要清朝解除鴉片貿易禁令，但沒有成功。

1856年10月，英國的廣州理事巴夏禮，藉清朝兩廣總督葉名琛徵用中國海盜船「阿羅號」一事挑起事端。巴夏禮聲稱該船在香港註冊，因而受英國保護，雖然他清楚該船在香港的註冊已在9月27日中止。巴夏禮與港督寶寧很樂意以此威脅中國，推銷對華開戰。11月3日，英軍開始炮轟廣州城。

英國國會對此舉並不支持，1857年3月通過議案令政府倒台。但該年春天稱為「中國選舉」的改選中，倒台政府發動仇外宣傳戰，宣揚對華開戰是光榮與愛國的觀點。4月7日選舉結果，倒台政府首相巴麥尊重新上任，開戰成為定局。

由於鄰近的廣西起事，無法調動援軍，1857年12月29日，廣州城投降英軍。總督葉名琛被英軍俘獲，流放印度，一年後病死。較早前在5月時，英法聯軍駛入進京路上的炮台，強逼清廷同意修改條約的要求。到1859年6月，英軍要到北京簽署文件時，清政府封鎖天津河道，英軍回擊，但遭清軍痛擊，死傷慘重。

英軍在1860年8月14日對天津各炮台報復攻擊，之後一個月雙方安排談判。清廷短視地將英方由巴夏禮率領的三十多人談判團綁架，並在刑部拷打。英方全權代表額爾金決定教訓清廷，英法聯軍在10月攻至北京城牆北緣。10月7日，聯軍抵達皇帝夏宮圓明園，大肆搶掠三日。10月18日，聯軍放火焚毀圓明園。

1830年代起，英國開始出現國內反鴉片遊說團體，他們逐漸將矛頭轉到反對中國，以反映當時盛行的種族觀，表現中國人道德低下。最初反鴉片運動的罪惡感，漸漸變成揶揄「中國民族性格」，最後則變成令英國人心安的想法︰中國人渴望鴉片與英國炮艦及追求利潤無關，只是中國人自找的。英國人的良心不安，結合帝國主義厭惡中國的情緒，結果產生了所謂「黃禍」的想法。

十九世界末期，在歐洲人的種族觀中，中國人雖然長期以來遜於白種人，但中國對英國仍造成不少挑戰。到二十世紀初，中國勞工開始在全球各經濟體形成廉價勞工社群，西方對中國的焦慮更甚。華人勞動效率較優秀，白種工人無法以此攻擊，因此轉為以道德與種族衝突入手。仇華運動風行於英、美、南非、澳洲等地，並以嚴苛法律限制華人移民。

1900年義和拳亂加深了這種「黃色恐怖」的印象，拳民攻擊北京的外國使館區，引來各國聯國攻入北京。媒體關於拳亂的報導中，似乎認為對全體中國人施加任何報復都是名正言順。聯軍摧毀華北宮殿與寺廟，殺害無辜華人，將之當成是合理的懲罰。

西方國家恐懼已定居中國勞工會展開復仇，並與對中國鴉片煙館的畏懼融合。事實上，以英國以言，居英中國人數目甚少，到1911年也只有一千一百人，倫敦東區鴉片煙館在1904年也不過六家。

英國人對中國人的恐懼，也反映在讓白人女性吸食毒品而墮落的陰謀論中。這種論調在十九至二十世紀小說中不時出現，當中最著名的是傅滿洲博士系列，這位中國反派聰明、邪惡、難以打倒又會吸食鴉片。作者指出， 黃禍論最可疑的，是它脫離中國看法與事件，由西方人自行發展而來。正如傅滿洲小說作者自鳴得意，他之所以能成名，是因為對中國人一竅不通。

十九世紀末，曾留學英國的嚴復傳播一套民族主義理念以改革中國，此理念既強烈批評自己的國家，又因懼怕而景仰西洋的對手。嚴復是社會達爾文主義者，認為中國受外國侵略是自然的現象。他相信中國必須體認自己的缺陷，團結為民族國家，西方則是中國唯一的老師。受嚴復影響的新一代中國思想家與活動家，致力於教育中國人成為現代國家，當中影響力最大的可說是梁啟超。梁啟超同樣不認為自己國家是西方帝國主義的無辜受害者，熱心批評中國的缺點，斷言拳亂引來西方暴力，是中國受傳統小說「毒害」而自招。

1900年，與這種自憎自厭的民族主義呼應，中國展開新一輪反鴉片運動。數十萬家煙館被關，群眾攻擊老煙槍，以各種奇怪偏方醫治鴉片成癮者。禁煙運動人士似乎不願將中國鴉片問題全歸罪帝國主義者，認為是中國人意志薄弱才上癮。反帝國主義情緒有時會轉向其他事物，例如1900年代反對外國收購中國的鐵路系統。

通商口岸與租界既是西方帝國主義的象徵，也矛盾地是工業化與現代化之地。上海到1901年已有各種現代都市設施。租界治外法權容許一定程度的言論自由，1900年代報章雜誌爆炸成長，創造公共輿論，成為民族主義與革命的基礎。1911年，民族主義革命結束中國兩千年帝制，發生地點就在漢口市俄租界內。

1920年代，孫逸仙為北伐軍閥，向蘇聯尋求資助，條件是允許共產黨加入國民黨、支持共產黨部份政策，並同意蘇聯抵抗帝國主義壓逼的原則。孫逸仙想將問題歸咎於帝國主義列強有許多困難，部份在於他在知識、情感與財政上欠西方的債。但到1924年，財政與政治危機令孫逸仙不得不認同蘇聯，開始認定帝國主義是中華民國最大敵人。

為了將反帝國主義植入人心，國民黨開始宣傳國家敵人是帝國主義及其走狗，國家救星則是國民黨。1925年孫逸仙死後，其接班人蔣介石將孫逸仙變成國民黨的政治聖人，以壟斷「中華民族」的所有說法。為利用反帝國主義情緒，國民黨1920至30年代宣傳攻勢，將1839至42年發生的事，從不重要新聞轉變成史無前例的民族悲劇「鴉片戰爭」。這樣做旨在說服民眾將問題歸咎於單一外敵，鴉片戰爭與不平等條約變成帝國主義長期的國際陰謀，只有國民黨可以拯救中國，所以國民黨要求中國人做任何犧牲，也變得名正言順。

國民黨對鴉片的態度同樣矛盾。1928年，蔣介石宣布絕對禁止鴉片，但私底下，國民黨為了歲收與其他軍閥一樣從事鴉片貿易。政府竭力讓指責國民政府抽鴉片稅的反對者噤聲，恐嚇其贊助者，抹黑他們走私毒品，或者發出死亡威脅，在他們家中放炸彈。

1930年代起日本侵略中國，在日本佔領的滿州地區同樣從事鴉片貿易。國民黨指控日本人打算用毒品麻醉中國人，而日本在北京的傀儡政府卻多次召開反對鴉片戰爭、打倒英國的集會。

妖魔化鴉片戰爭由國民黨打下基礎，最後由共產黨完成。依毛澤東的說法，鴉片戰爭變成中國革命的第一課，是為時一世紀資本帝國主義壓逼的起點。中國現代史簡單地變成中國反對帝國主義及其走狗的奮鬥史。銘記過去傷痛是要提醒人民，現今共產黨帶來的甜美果實——即使這包括人為飢荒、肅清反革命與文化大革命。

形式上，毛澤東在1939年起禁止共產黨地區產製鴉片。實際上，自1941年，蘇聯運送物資給共產黨的路線被國民黨封鎖，共產黨財政緊拙，靠一種「特產」才能脫身，這種特產就是鴉片。但是到1945年，當美國特使團來到共產黨控制地區，罌粟已經鏟除，換成高粱與大麥，令中國共產黨戰時純潔正直的形象得以維持。

作者認為，中國在過去三十年有兩件事仍然不變，一是中國共產黨不厭其煩宣稱國家由他們領導，二是該黨仍然認為，中國現代史就是帝國主義逼害的歷史。1980年代這種聲音似乎已沒有市場，但在1989年，當軍隊將槍指向人民，無產階級說詞已不能用。為填補宣傳真空，共產黨重新將自己建立為國家利益保衛者，對抗想圍堵中國的西方國家。1989年正是鴉片戰爭一百五十週年，政府開始大造文章，提醒中國人民被西方壓逼的歷史。

1990年代，愛國主義在中國勃興，鴉片戰爭自然是熱門題材，民眾反西方民族主義熱情也頻頻爆發。到1990年代末期起，透過網絡科技組織的極端民族主義群體出現，一般稱為憤青。他們將所有衝突都歸類為帝國主義陰謀。作者認為，西方也一直認為中國人的行動都是在針對西方，不明白中國統治者主要關心的，一直是國內事務，而非對外關係。在二十一世紀，中國與西方依然彼此誤解，十九世紀投下的陰影繼續存在。

大腦解密手冊

看完了《大腦解密手冊》，主題是腦科學與我們怎樣決策、感受、與別人互動等，特色是整本書全彩。與動物不同，人腦是即時布線的，受生活經驗細節形塑。小孩的神經元連結從出生到兩歲期間大幅增加，每秒形成多達三百萬新連結，到兩歲時有超過一百兆突觸。在此之後，神經元連結開始「修剪」，有用的線路會強化，沒用的會變弱移除，成年後有一半突觸會修剪掉。我們成為甚麼人，並非因為腦長出甚麼，而是刪掉了甚麼。

青少年時期會發生重要神經重組與變化，特別重視自我評價，容易情緒過敏，並偏愛冒險。青少年的快樂尋求神經系統已為熟，但有關注意力與模擬未來結果的眼窩額葉皮質，活性卻與兒童時期一樣，令青少年控制情緒的能力不如成年人。青少年時期的表現並非單純是選擇或態度造成，而是強烈而無可避免的神經變化階段導致。

到二十五歲腦部已發展完成，但仍然保持可塑性，會因經驗而改變。我們所有經驗都會在神經系統留下痕跡，成就現在的我們，也局限了我們能成為怎麼樣的人。經驗會觸發腦內特定的活動模式，同一時間活化的神經元連結會更強，由此形成的網絡，就是對經歷的記憶。由於神經元數量有限，而且負責多種工作，當神經元要參與其他記憶網絡，之前的記憶就開始模糊。記憶總是重構的結果，不會所有細節都正確無誤，有些會是別人述說與我們相關的事，有些會是我們認為應該發生過的事。

我們有意識時，神經元互相進行複雜的交流，入睡後，神經元一樣活躍，但進入大規模同步的節律狀態。我們每個時刻是誰，取決於神經元正在忙甚麼。由於腦內的連結不斷變動，我們自己也在不斷變動，一直是進行中的作品。

我們對現實的知覺，與腦內發生的事情有重大關係。感覺器官充當轉譯器，將各種資訊轉為電化學訊號，在腦中詮釋為感受。以視覺為例，視覺並非只與視覺皮質詮釋光子有關，也與全身的經驗有關。腦部訊號需要與我們行動及感覺結果的資訊作交叉對照。嬰兒在觸摸碰東西時，是在學習自己對世界所做的動作，會如何影響回來的感官輸入資訊。經過廣泛實驗，視覺才得以發展。

每一種感官資訊的處理時間都不一樣，但腦部會先將所有訊號蒐集，所以一切好像是同步一樣。這表示我們其實是活在過去，意識落後於現實世界。腦會製造自己的現實，這種內在模型會預期將會出現的情況，視丘只會回報眼睛與腦內模型不同之處，也就是預期外的部份。因此我們的視覺較多是依賴腦中既有的東西，較少依賴照進眼睛的光線。

內在模型是在「世界是穩定的」這項假設運作，因此眼睛不像攝影機，在眼球迅速移動下影像都不會大幅搖晃。內在模型主要功能是令我們快速理解環境，會略過許多細節。腦不會嘗試建立完美的模型，因為腦部運作非常耗能。

有少部份人不同感覺會混雜起來，例如聽到聲音會看到顏色，這種情況稱為聯覺。聯覺是因為腦內不同感覺區域訊號互相干擾，這顯示出腦內佈線只是稍微不同，也會令人感受到不同的現實。現實就像只有自己能收看的電視節目，而且無法關掉。

腦的時間感有時為相當奇怪，例如在生死關頭中感到時間似乎變得極慢。作者指我們並不是真能感受到時間變慢，而是當我們受威脅時，腦內杏仁體會加強運作，讓記憶儲存得比正常情況更仔細豐富。因為我們的腦不習慣這種記憶密度，當我們回憶起這件事時，會將事件詮釋為經過更長的時間。

意識的我們只是腦袋活動一小部份，我們的潛意識一直在運作，通常只有在潛意識停工時，我們才察覺到它。即使是起床、走路、說話等日常動作，都涉及複雜的行動，由潛意識精心協調。假如只能由意識計算與協調，走路會變得舉步維艱。當我們已熟習一項技能，將技能深植於硬體線路中，不需要經過意識就能自動執行，騰出資源讓意識注意與學習其他任務。

腦部會提取環境資訊用於引導我們的行為，但我們通常不會察覺周遭的影響。例如冷熱會影響對人際關係的評價，惡臭會令道德評判更嚴厲，容易聯想到自己的事物對我們特別有吸引力等。

意識的優勢是在遇到矛盾與計劃未來時下決定，作者形容意識就像龐大公司的總裁，團結數百億細胞為一體。腦實驗揭露中我們受磁刺激而下決定時，仍會相信決定源於自己的自由意志。那麼自由意志是否存在？選擇是否早已預先決定？作者指出，我們的腦極為複雜，而且每顆腦都與其他腦互相影響，這令腦部不可預測，遠超我們所能察覺與掌控。

我們下決定時，腦內神經元會形成不同組合，互相競爭，由勝出的網絡決定行動。每一種選項可以用身體信號標出特點，例如出汗、流口水、感到不適等，幫助我們下決定。身體大部份行動都在意識外進行，卻對我們認為自己是誰有很大影響。

我們會依靠過去經驗模擬未來情境與相關報酬，比較各種可能的未來。當現實與預期不符，中腦的多巴胺系統會發出訊息，重新評估價值，試圖在下次更接近現實。近在眼前選項的價值，高於只能在腦海模擬的選項，這讓當下可能會阻撓我們為未來做出良好決定。作者建議以「尤里西斯合約」幫助自己抗拒眼前誘惑，即限制未來自己的行動，以實現潛在目標。例如約朋友一起去健身房，讓社交約定束縛自己去健身。

我們的腦經常進行社交判斷，不滿一歲的小孩已擁有這種技巧。腦線路依據微妙的臉部提示解讀他人情緒，透過「鏡像」方式模仿他人表情，以評估他人的感受。神經元內建感受別人痛苦的感力，看到別人受苦時，我們大部份疼痛網絡也會活化，這是同理心的基礎。社交排斥對腦部來說意義重大，帶來痛苦，顯示我們內建神經機制驅使我們與他人成群結隊。

在群體選擇中，具社會凝聚力的群體具有生存優勢，反映在我們的真社會性中。但群體驅力也有黑暗一面，即內團體與外團體的區分。當內團體成員受苦，腦部的同理心反應較大，當對象是外團體成員，腦部則較小。假如透過政治操縱將外團體成員大規模去人性化，不視他們為真正的人，道德準則就不會發揮，讓種族屠殺有可能發生。作者認為，唯有理解造成內外團體之分的神經驅力，以及操縱這種驅力的宣傳技倆，我們才有望阻止去人性化，避免大規模暴行。

人腦與電腦硬體的明顯差異是，腦是一種活體，可以重新配置自己的線路，擁有驚人的適應與改變能力。這種可塑性讓科技與生物學知識結合，將機械置入人體，例如人工耳蝸與視網膜殖入器。起初這些裝置的電子訊號難以理解，但神經網絡能夠逐漸從中擷取模式，幾星期後腦部就能從訊息找出意義。

作者提出，既然腦部因為可塑性能夠詮釋新資訊，感覺感官就如同隨插即用的周邊裝置，不管給予甚麼資訊，腦這種通用計算裝置都能夠處理。即使感覺資訊從非常用感覺管道輸入，例如從觸覺管道輸入視覺資訊，腦部仍然能夠處理，這種概念稱為「感官替代」。有一種裝置就是傳送電脈衝到舌頭，盲人戴著這種裝置，就有可能感覺到空間與圖樣。作者實驗室開發的馬達背心會將資訊流變成動態振動，聽障者穿上背心後能夠擁有聽覺。

更進一步，科技甚至有可能擴展我們現有的感官，例如感覺互聯網上的資訊、擴展或置換身體，甚至在將來讓人腦副本複製到電腦中。如果一個人成為獨特個人的理由，真的如腦計算假說所稱，純粹來自神經元彼此溝通的方式，那麼在理論上，我們可以在任何基質上執行腦的功能，心智就能存在於電腦中。在未來，我們或許能夠棲身於新型態的感官現實，寄居於新型態的身體，甚至最終一舉擺脫肉體形式。

好人怎麼會幹壞事

看完了《好人怎麼會幹壞事》，主題是我們對特定社會團體的隱性偏誤。人類是社會動物，大腦演化出對同類特別關注的功能，讓我們習以為常地揣測他人。即使只掌握少數資訊，我們也會對他人下判斷。作者指，社會群體資訊在判斷他人時成為語境提示，讓我們不自地產生潛意識推斷，而且我們會對推斷很有信心。刻板印象不只會影響我們對他人的判斷，也會影響對自己的判斷。

作者將謊言分成幾種顏色︰白色謊言是善意的謊言，灰色謊言是規避自己感受的謊言，無色謊言是自我欺騙，紅色謊言是為生存與繁衍利益所說的謊言，藍色謊言是為了印象管理採用的策略。作者以各種謊言說明，我們回答他人時頗常修飾自己的看法，這在回答種族等偏見態度的問題時會構成扭曲。

為找出人們隱藏的想法，作者與其他同事開發內隱關聯測驗(網址)，原理是讓受測者在特定屬性群體與一類形容詞語(例如花卉與愉悅)出現時選左邊，另一屬性群體與另一類形容詞語(例如昆蟲與不快) 出現時選右邊，再將類別調轉(例如花卉與不快選左邊，昆蟲與愉悅選右邊)。假如受測者對群體與形容詞組合有心智聯想(例如認為花卉與愉悅有關)，其回答速度會比較快，反之則會較慢。

令受測者意外的是，即使是自稱不認同種族歧視的人，有一部份仍會在內隱關聯測驗中顯示出對非裔人士與不快的連結。作者發現在美國社會中，自動化偏好白人的態度普遍存在，而且內隱關聯能夠預測自稱平等主義者的歧視行為，包括面試評價、醫師治療病人、對種族主義笑話的態度等。後設分析得出內隱關聯測驗與歧視行為的相關度約為0.24，屬中度相關。要注意的是，內隱關聯測驗預測的歧視行為，並不包括公開種族敵意行為。

作者以一位處境劇主角被誤會為同性戀時，既反覆澄清自己不是同性戀，又強調「同性戀並沒有甚麼錯」的情境為例，指出人們的偏好呈現反思式與自動化兩種系統。反思式偏好經過深思熟慮(「同性戀並沒有甚麼錯」)，自動化心智則只能隱約感覺到(同性戀「有些」不好)，兩種系統出現差異的情況稱為認知失調。內隱關聯測驗發現認知失調十分普遍，反映出潛意識的威力。

我們的生活離不開對事物分類，作者指大腦在分類幫助下展現出以下四項本領︰一，多維分類，即很快以多種方式為某事物分類；二，以分類描繪眾多陌生人群的模樣，例如即使生活中從未見過法國人，也可以想像出一名法國人是怎樣；三，超越既有資訊，例如想像美國人時會想像出美國成年白人男性的特徵；四，協作式分類，即人們積極發出自己所屬類別的訊號，例如分辨性別。

協作式分類啟動後，刻板印象就會開始運轉，當我們發現符合刻板印象的特徵，就會判斷一個人屬於甚麼類別。作者認為，刻板印象存在的原因，是人們能輕易在陌生人身上找到標籤進行分類，以這種多維分類將陌生人與其他人區分開來，認定陌生人為獨一無二的個體。對不同群體態度的調查反映，人們對社會中「預設」、有共同默認屬性的群體較少偏見，但對不屬於社會默認的群體則抱有成見，即使自己也是劣勢群體成員之一。

在刻板印象大多數屬於負面評價時，促使人們符合所屬刻板印象的力量可能會帶來破壞。在美國，將黑人與武器連繫的刻板印象，令黑人在生活、求職、買屋等方面都更為困難。黑人等於武器的刻板印象，也可能在警方執法時更易錯誤槍傷黑人。對亞裔美國人的刻板印象，讓他們在自己祖國上也被當成外國人，甚至造成誤將亞裔公民當成外國間諜的案例。

刻板印象也會令人們對自己所屬群體有潛意識的負面印象。內隱關聯測驗顯示80%女性對男人等於事業，女人等於家庭表現出刻板印象。女性本身這種觀念，可能會削減對權力的直接追求，阻礙女性與男性競爭社會地位，在薪酬談判中也較不進取。部份社會地位較低的群體接受自我破壞性的偏見，例如窮人看輕自身智力情況，認為自己不配與他人享有同等社會資源。

嬰兒在出生後就準備好形成偏好，他們更容易區分熟悉群體的不同成員，也偏好照顧者所屬的語言和口音，以簡單方式區分「像我的」與「不像我的」。當嬰兒不斷吸收新知識，以此為基礎成長後，就會形成身份認同，讓「我們」有別於「他們」。

最小團體實驗發現，即使是隨機貼上的標籤，也可以在兩個團體在分配成員中形成偏見，甚至願意為團體利益付出代價。大腦掃瞄顯示，人們在思考其他人的問題時，對自己認同者與不認同者的問題，大腦會使用兩組不同的神經元，而思考者對這種分別沒有認知。這種情況令人憂慮，例如法官不知不覺間依據案中人士生活方式與自己是否相似，影響自己對他們的判決。

美國種族研究顯示，對黑人造成唯一傷害的是缺乏他人幫助，導致經常受到幫助的白人比黑人佔優勢，這種情況可稱為隱性歧視。作者以耶魯大學附屬醫院急症室醫師在知道病人是耶魯大學教授後，立即給病人最好的治療為例，指出隱性歧視在四方面如何隱性︰一，醫師不知道自己對耶魯大學教授有隱性偏好；二，醫師沒有造成任何傷害，因此難以察覺自己的行為帶有偏見；三，唯一受影響的耶魯大學教授得到幫助，沒有任何人受傷害；四，在這件事中沒有明顯的弱勢團體。作者指這故事的教訓是，即使看來最善意的歧視——幫助團體內成員——對團體內外的成員都有重大影響。隱性偏誤得以維持更普遍的方式，是剝奪社會最底層資源，用來供給權貴，以盲點庇護偏見與特權。

目前研究顯示，暫時沒有有效策略消除隱性偏誤引起的潛意識歧視，但仍然有很多應對隱性偏誤的有效辦法，例如以盲試策略剔除性別刻板印象的影響，以及形成基於證據的指導原則。我們也應該注意，潛意識對團體內成員偏私，會令團體外成員處於不利位置。

附錄中作者回顧過往的種族研究，對美國社會種族提出七項結論︰一，黑人劣勢確實存在；二，黑人劣勢地位至少部份是種族歧視造成；三，社會區分確實存在；四，對不同類型人士存在反思與自動兩種態度；五，人們往往未能意識反思與自動刻板印象的分歧；六，顯性偏誤時有發生，隱性偏誤無處不在；七，隱性偏誤導致針對黑人的偏見。

戰爭史

看完了《戰爭史》，書中以討論克勞塞維茨「戰爭是政治的延續」開始，指出克勞塞維茨忽視不同文化帶來不同戰爭形式。從克勞塞維茨以辯證方式分析戰爭，認為越壞越接近「真正的」戰爭來看，他與馬克思分析政治問題的方法頗為相似。作者指出，復活節島實際需要壓過神權政治對戰爭的抑制，祖魯王國四周動亂令它變得極為尚武，馬穆魯克因宗教禁止共同信仰者互相作戰而造成軍事奴隸，日本武士刻意限制火藥發展以維持社會秩序，都是與克勞塞維茨描述不同的戰爭形式。

二十世紀富國加大自上而下的軍事化，反殖民運動則自下而上推動軍事化，造成兩次世界大戰的慘痛代價，以及貧窮世界壓逼政權更為鞏固。作者相信，戰爭已不再是解決爭端有效與理性的手段，戰爭成本明顯超過收益。要建立戰爭沒有立足之地的世界政治經濟，需要新文化管理人與人之間的關係。

從世界地理看，全世界有70%陸地太高、太冷或缺水，無法展開軍事行動。由於大海遼闊，索敵與補給困難，加上海上風暴阻撓，海戰方面大部份都在近岸發生，並集中在少數海域。

阿茲特克人或其他非鐵器社會中，武器穿透力弱，作戰高度程式化，目的通常是報復與懲罰對方的侮辱，一旦達到神話或神靈的需要即告結束。公元前第二個千年中期，蘇美爾人裝備青銅武器與鎧甲，配備複合弓，並曾經發動長距離的戰爭。到西元前第二個千年結束，馬戰車出現，在公元前1700至前1400年征服歐亞文明中心。牧民在管理畜群與屠宰的經驗，讓他們與農民作戰時冷血善戰。然而牧民在征服土地後，若希望把農田改為牧場，卻會受到自然限制，令他們或者只能在大草原與農耕之間的邊境擴張，或者與農民同化。

伊斯蘭教在七世紀所向披靡的可能原因，是伊斯蘭教中虔誠與富裕並不衝突，累積財富是行善之舉，而且伊斯蘭教消除了領土與親屬關係，其使命是讓整個世界歸順真主。

作者從軍事史中列出六種主要軍事形式︰專屬一種階層的武士，如日本武士與西方騎士；為酬勞提供軍事服務的僱傭兵；由奴隸組成的奴隸兵；擁有國籍、職業的常備軍；由國家徵召的義務兵；以及由所有公民組成的民兵。

大約在公元前1400年左右鐵開始普及，讓武器供應與開墾土地的能力大為增加，令尚武民族更有能力襲擊他國，軍隊規模更大。馬鐙發明後，九世紀歐洲的封建騎兵可以穿上鐵製鎖子甲，縱馬奔馳作戰。但在火藥到來後，鐵的威力到了盡頭，騎士作戰方式衰微。

後勤方面，作者指歷史上步兵負重不會多於七十磅，撇除一半必需裝備，以每日需要三磅固體食物計算，攜帶的給養大約十至十一日。步兵行軍速度最快是每天二十英里，不可能在不偏離行軍路線下找到足夠糧食滿足每日需求，需要運輸給養。軍需受運輸與食物容易腐壞限制，可能令士兵營養不良。鐵路大為改進運輸軍需與人員的效率，也令第一次世界大戰動員規模更大。在工業時代，軍需產業成為戰爭重要一環，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尤為明顯。

火藥時代在十八世界形成戰爭的困局，火槍、大炮與騎兵互相制約，直至耗盡財力與人力才結束戰事。法國大革命後，公民軍隊誕生，政治成為戰爭重要一環，戰爭的破壞更為徹底。在原子彈出現後，戰爭有可能造成地球毀滅的結果，發展出「保證互相毀滅」的理論。

作者最後總結，二十世紀的戰爭極為殘酷，容易令人認為戰爭不可避免趨向極端。然而，原始人的行為證明，人有能力限制戰爭行為的性質與影響，以豁免、習俗與形式避免最壞結果。從其他軍事文化可以學到許多，把政治與戰爭區分開則是更大的智慧。

數學教你不犯錯

看完了《數學教你不犯錯》，主題是數學思考與生活的關係。書中舉的第一個例子，是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數學家沃德建議怎樣增加戰機的裝甲，沃德認為應該加固在發現彈孔數最少的引擎中，因為回來的飛機某部份彈孔多，顯示這個部位能夠承受攻擊。這種思考方式與數學家總是問假設是甚麼有關，以返航飛機的彈孔頻率，推斷飛機哪個部位較少中彈，需要假設返航飛機為所有飛機的樣本，這項假設並不正確。

兩項變項的關係不一定是線性的，非線性的思維是指，應該朝哪個方向前進，是應更多還是更少，取決於目前的狀態。例如稅收與稅率的關係是非線性，降低稅率有可能增加稅收，也有可能減少，至於應該是怎樣，需要依靠艱難的實證工作。線性思考也會令線性迴歸的推論出現問題，例如以過往肥胖人口趨勢推論未來，甚至會令某些年後肥胖人口比率超過100%。

國際新聞經常會用到在某國的多少人相當於本國多少人這種比例，但這種方式的問題是，假如用不同地方相比，就會得出不同的數字。而且，有些災難是不能互相比較的，不是一個數比另一個數大的問題。用比例來描述像美國不同州腦癌佔全州人口比例，會發現人口較少的州份較常出現在最高與最低兩端，這與「大數法則」有關，即較小樣本中個別極端情況的比重較大。

作者也提醒要記住以下的口訣︰數字會變負時，免談百分比。因為正負效果會抵消，例如就業職位在某行業會增加，另一行業會減少，使用百分比的話，就會造成「某行業創造職位佔總新增增位175%！」這種混淆的說法。在真實世界的問題，需要知道數字之外的事，作者指，「用一個數除另外一個數僅僅是計算，搞清楚你該用什麼除什麼才是數學。」

「聖經密碼」聲稱聖經蘊藏預言未來的訊息，可以用特定方式來解讀。作者指數學家對此深存懷疑，因為巧合可以是人為創造，例如巴爾的摩經紀人故事中，經紀人向10,240人發信預測股票走勢，一半說會升，一半說會跌，然後向正確的一半再寄信，一半說會升，一半說會跌，如此類推，十次之後會有十個人收到連續十次正確的訊息，好像經紀人真的料事如神。只要樣本夠大，不大可能的是也會發生。此外，聖經密碼的規則也有曖昧空間，使用總是與之吻合的拉比稱呼。假如使用不同的稱呼方式，就會找不到聖經密碼。

不大可能發生的事經常發生，也表示科學論文的統計方法可能會出問題，只看到符合結果的例子，對不符合的例子視而不見。許多科學研究都以p值來排除虛無假設，也就是研究因素沒有造成影響的假設。p值是指假如虛無假設成立，實驗結果這種情況出現的機率是多少。p值少於0.05，即二十次才會有一次，是排除虛無假設的傳統門檻。p值本身並沒有說明研究因素的影響有多大，尤其在醫療上，即使相對風險可能增加一倍，絕對風險可能仍然極低，p值也不能偵測短暫而微小的影響。

作者將以p值少於0.05排除虛無假設的做法稱為「歸渺法」，即︰假設虛無假設為真，在虛無假設為真下，觀察現象出現的可能非常低，但觀察現象的確出現，因此虛無假設不大可能為真。問題是，相當不可能不等於完全不可能，例如六合彩攪珠，每次出現的結果都是相當不可能出現，但某一結果總是會出現的。

當某種現象本身在人口中的機率就極低，通過檢定但實際上沒作用的偽陽性結果，就可能會遠比真陽性結果多。如果科學領域以統計顯著性為研究發表門檻，就會令某次因巧合成功的結果發表，其他相同做法但失敗的結果則無法公開。在政治科學、經濟學、心理學與社會學論文中，p值在0.05附近的研究竟然比其他p值的研究多，表示論文作者很可能刑求數據以取得通過門檻的p值，這對科學本身並無幫助。由p值改用信賴區間在統計方法上是同一回事，但可以顯示區間的效果程度，而在得不到統計顯著結果時，也可以知道是否有證據顯示介入沒有作用，或者搞不清楚介入帶來正向還是負向作用。

貝氏推論是指先以事前機率描述看到證據前的信心，再在看到證據後調整以得出事後機率。事後機率既會受證據影響，也會受事前機率影響。這反映出我們總是以原有知識與信念為準，再以新的證據進行調整。貝氏定理的機率，是指我們相信的程度，而我們會傾向選擇簡單、可以目前知識解釋，而不是複雜、以全新現象才能解釋的理論。我們也要注意能解釋同樣觀察結果的理論可以有很多個。有些問題，例如宗教信仰，作者認為，人們還是最好用非量化的方式處理，數學最好保持沈默。

買彩券時以機率乘上結果價值可得出期望值，這不是指我們期望結果的數值，因為彩券只有贏與輸，期望值是指同樣情況下多次下注，平均會得出的結果。通常彩券的期望值都會比售價低，平均而言會是開辦彩券一方得益。作者對投注美國威力球的建議是︰不要玩；要玩的話，待獎金極高才玩；挑別人不想挑的號碼。

也曾出現彩券期望值比售價高的情況，就像2005年美國麻省的大贏錢樂透。在期望值可加的特性下，在某些情況大量投注大贏錢樂透理論上會有賺頭，的確也有人這樣做。在這些年間，大量投注的玩家賺到錢，形同莊家，開辦樂透的州政府取得獎券稅，輸家則是其他玩家。這情況不是第一次發生，十八世紀早期，伏爾泰就靠鑽彩券空子賺了大錢。

經濟學家會用效用(utility)為生活每件事定價。在實務上，將出錯機率減至零的成本相當大，甚至更勝於獲益，也就是說有時讓錯誤出現比減少錯誤的效用高。效用也有非線性的特性，增加一單位的金錢，並不會與增加的效用成正比，已有金錢越多，增加的效用越少，甚至可能會降至零。作者也指出，預期效用理論無法分析「未知的未知」，也就是不確定性。

越有錢越能夠承擔風險能以預期效用理論來解釋，對於收入微薄的人來說損失例如十萬元就是嚴重效用損失，但對有錢人來說就不大重要。有錢人認為期望值是正值的賭局，在收入微薄的人而言會是負值。把雞蛋放進許多不同的籃子中，是較乏味但有成果的投資方法。

滿足「每一對點都恰屬於一條共有的線」，以及「每一對線都恰包含一個共有的點」兩條幾何公設的理論，後來發展成通訊的數學理論，用於更正通訊時受雜訊干擾的訊息。抵擋雜訊能力與通訊速度此消彼長，這形成通訊通道的容量。利用幾何的公設，更正碼就可以在訊號被雜訊干擾後重構原有訊息。

既然從期望值看玩樂透不是好選擇，為甚麼人們繼續玩？卡尼曼與特弗斯基的前景理論認為，人們通常會偏離效用曲線另尋出路，低機率事件會得到較大權重。更簡單的解釋時，買樂透本身就是小小快樂一下。這也可以與企業家精神類比，縱使成功機會非常小，經營生意的效用本身就是創業主要理由。

身高既受先天也受後天影響，特別高可能是先天與後天因素都發生作用，其子女只遺傳到先天的因素，因此子女雖然很可能都會比平均高，但會比父母矮，這種現象稱為向平均值迴歸。體重、企業表現、棒球員全壘打數目等，都會出現向平均值迴歸的情況。醫學治療與社會政策也應考慮向平均值迴歸，否則有機會將無用的做法誤以為有效。

兩個變項的關係可以用相關這個數字表達。在紀錄不同特徵以辨識個別紀錄時，特徵之間的相關越高，有效的辨識訊息量就越少。由於一個檔案的數位彼此相關度可能頗高，相關也可以用於壓縮資訊，讓數碼檔案儲存在較小的空間。從幾何的角度看，相關就是N維(N=個案數)空間兩個向量的夾角之餘弦(cos)，夾角為0°，餘弦為1；夾角為180°，餘弦為-1；夾角少於90°，兩個變數是正相關，多於90°是負相關，等於90°，相關是0，兩者毫不相干。

相關是不可傳遞的關係，作者指有點像有血緣關係，例如父親與兒子有血緣關係，母親也與兒子有血緣關係，但父母沒有血緣關係。同樣，高濃度「好膽固醇」與降低心血管事件的風險有關，而某些藥能夠有效提升「好膽固醇」濃度，但這並不代表這些藥一定能降低心血管事件風險，當中部份可能會降低心血管事件風險，但部份不會。醫學研究的困難在於，人體極為複雜，可量度的特徵極少，而相關卻不可傳遞，意味著新藥很容易會失敗。

兩項變數不是相關也不代表沒有關係，相關只偵測到線性關係，面對像是U形的關係時，相關無法看出關係。相關也不等於因果，相關既不能指出是否有第三個因素導致相關，也不能指出兩項變數誰是因誰是果。在制定公共政策時，只能做最好的猜測然後下決策，在未完全確定就不作任何建議，原可拯救的性命就會因此喪失。

作者也提醒在非隨機的樣本中找出相關，有機會是統計的幻象，例如在醫院中抽樣，病人總是因為某些病情入院，如果他們不是因為糖尿病入院，高血壓就成為更可能的因素，這樣糖尿病與高血壓就會呈現負相關，但原因不過是所有樣本都是病人。

個人選擇集合起來有時會形成不理性的情況，在選項多於兩個時，例如有ABC三個選項，按總數計有機會出現反對A的人比反對B多，反對B的人比反對C多，反對C的人卻比反對A多這種情況，真正的民意並沒有從數字中反映出來。在兩個選項中再加入一個無關選項，也會令最後結果出現變化。不論是用優先順序計分法，還是排序複選制(IRV)，都有可能出現每個選項在一對一競爭下，輸給其他兩個選項中的一個，這種情況稱為康道塞悖論，即選民偏向A甚於B，但B卻成為選民的選擇，這對B與C亦然。

作者強調，數學並不是少數孤單天才的活動天地，並不是只有最棒的人才值得做數學，而且數學主修生也並不一定需要成為數學家。數學也需要艱苦工作，到最後出現的一瞬間靈感，其實都是之前有意識及無意識工作做好心智準備的結果。總是有人會比自己超前，但即使不是每個人都是高斯，透過通力合作還是令數學得以發展，數學是群體的事業。

作者指，數學提供一條可以不確定的道路，不過是有原則的道路，斷言不確定的原因與程度。追求過份精準是問題，在差別極小的情況下，訊號已經遭雜訊淹沒，真正是甚麼已沒有意義，不應假裝自己知道。作者最後指，數學就是擴充常識的額外手段。

搞甚麼，又凸槌了

看完了《搞甚麼，又凸槌了？！》，主題是在壓力下犯錯。「專業學養魔咒」是指專家預測初學者的表現時犯下錯誤，因為專家是運用程序記憶行事，而程序記憶是內隱的，新手卻是運用外顯記憶行事。作者提議，在評估下屬的工作技巧與能力時，與經驗較淺的人交換意見也許會更精準。

記憶分為程序記憶與外顯記憶，當中再細分成不同類型，在壓力下犯錯的情況也會有不同，解決方法也不一樣。做其他工作時保存資訊的能力稱為工作記憶，例如一邊朗誦文句一邊記憶字母。作者研究發現工作記憶容量越高的人，在壓力下表現變差的程度會較高。原因是工作記憶容量越高，越會運用明確的解決方法，但這在壓力下會失去方寸，而原本工作記憶容量較低者，總是會用捷徑方式猜測答案，在壓力下也是如此，雖然這樣做表現不算好，但在壓力下不會變得更差。

作者提議，在手頭工作需要大量工作記憶時，若能暫緩一步，而不是全力衝刺，可讓體力得以恢復，表現可能會更好。平時在壓力下練習，也能學會保持沈著冷靜，比較不會在壓力下犯錯。

在運動訓練中，練習與訓練是提升表現的關鍵，但過早專業化訓練卻不見得正確。孩子接受多樣化的休閒比賽，有機會嘗試不同運動，較不會對單項運動心力交瘁，提高自信，而且不會因過早專門訓練令身體部位勞損。研究發現當運動員意識過多時，往往較容易在壓力下犯錯。讓純熟的高爾夫球手在推捍時分心，他們的表現反而會比較好。

較近期研究指工作記憶雖然有先天的差異，但不是不可改變的，環境與腦力操練都能影響工作記憶。讓孩子接受從易到難的腦力訓練，與工作記憶相關的工作表現會提高，這種做法似乎對成人也有影響。作者提出，腦部像肌肉一樣，經過練習就能肩起更大的工作量。研究也發現每天玩一小時複雜的電玩遊戲，專注與記憶技能的表現也有所提升。

男女認知能力不同是一種根深蒂固的觀念，例如認為女性較不能攀上數學與科學的頂峰。作者則指出，在固有的刻板印象下，女性得不到機會發揮，也沒有人扶持，會令這種印象自我加強。此外，像SAT-M一類測驗並不能一視同仁測出能力，例如解題對策有所不同會影響測驗表現。單是刻板印象本身也足以壓低成就，表現出色的女性在壓力下，需要運用更多工作記憶以對抗負面情緒，成績因而受到影響。研究也提出男女表現差異可能與孩童玩空間遊戲的機會有關。各國比較顯示，國家對女性的態度，與該國男女數學成就的差異明顯相關，兩性態度越平等性別差異就越少。

有數學焦慮的人會因焦慮佔據工作記憶而下跌。以橫式還是直式解題腦部運作也會有差異，用橫式解題時人們計算時與閱讀相似，用直式計算則較像解決空間問題。研究發現，改用利於空間問題解決的直式，就可以減輕語文大腦資源的部份負荷，限制憂慮帶來的危害。在壓力時找藉口，將緊張情況變成沒那麼嚴重的情境，也對考試有幫助。

作者提出多種有助處理考試壓力的做法︰寫下自己的眾多成就，增強自信，並點出單一測驗並不能界定自己；寫下自己的憂慮，以抑制自我懷疑；以冥想等思想訓練確認並放下念頭；以能強調自己傾向成功的方式設想自己；重新詮釋自己的身體反應；暫時離開幾分鐘以激發突破；目睹同類人的成功榜樣；在壓力下練習；將中間步驟寫下，減省記憶資源；想出有意義的方法組織需要記誦的資訊。

運動場上的失誤許多時是運動員思慮過多引起，憂慮會令這種情況惡化，令運動員過於注重細節，反而更易搞砸，心理學家稱為分析導致癱瘓。傑出運動員的動作比較像事前編妥程序，只需准予行事就能落實，但遇上壓力時，腦部的交流就會增長，影響動作的執行，以致較易失準。

作者指，模擬在場上會遇到的練習對處理壓力有好處。別想太多，儘管去做，或者讓運動員分心，運動員在壓力下較少失準。專注在要做的目標，而不是怎樣去做，聚焦於策略而不是技術，也能讓熟練的運動員避免在壓力下表現拙劣。假如在壓力下犯錯，運動員也應接受過去的表現，藉機學習如何在未來改善。

在面試時，作者提議一開始就提出一組基本框架，讓主持面試者理解為甚麼你是最佳人選。微妙地模仿主持面試者有利於產生好感。思索自己要講甚麼，而不是不應講甚麼，以免適得其反。

在職場需要發表演講時，作者指，平時參與戲劇或即興表現課程以練習自嘲，習慣這種經驗，會比較不擔心萬一出錯會有甚麼後果。照著已記住的內容發表，設法不去過於斟酌字句。或者在關鍵轉折前稍為停頓，讓自己有時間重整思緒。

面對生活壓力，作者認為，寫出當中的擔憂與事件，能幫助提升工作記憶，並防止生活其他層面滲透進來。過於專注失敗情況或如何實現完美目標，可能會令人忽視邁向成功的必要小步驟。提醒自己有扎實根底成功，情況在自己掌控之下，增強自己的動力。做好準備，但不需要過度期望，過於擔心帶來的壓力往往會導致失敗，形成自我應驗的預言。

不平等的審判

看完了Benforado的《不平等的審判》，內容是以心理學與神經科學的新研究，點出隱藏在刑事司法制度背復的機制。作者指出我們在判斷時，一般都是根據極為有限的證據，就直接跳到結論。我們為犯罪受害者所貼的標籤，會大為影響他們受到的待遇。當受害者被貼上局外人的標籤，例如酒鬼，腦部活動不會將他看成有心思、有想法、有感覺的人，不需要認真看待。在特別壞的罪行中，為了希望世界是公平的，我們也會想找到受害者的錯處，以消除不適的感覺。

標籤也會形成受限的視角，讓我們只聽到確認自己想法的資訊，捨棄矛盾的資訊。即使是在確認DNA鑑定結果時，專家在聽到檢察官預設的不同框架中，也會對DNA樣本作出全然不同的解釋。由於會忽視相反跡象，我們也往往沒有察覺到自己已經貼了標籤，或標籤可能有錯。作者認為，處理現場的人在評斷受害者時，應將事實的資料與相關人員共享，但不應共享標籤，例如「這個人是醉漢」。

作者提出訊問嫌犯的「里德詢問與審問技術」對防止不實自白沒有幫助，反而助長不實自白出現。偵訊人員利用最小化——將罪行說是沒大不了——與最大化——強調證據已確鑿——技巧，長時間向嫌犯施以巨大精神壓逼，讓即使是沒有做過的嫌犯都更可能認罪。在得到嫌犯自白後，調查人員、律師、陪審團與法官都開始用有罪的眼光看待個案，由於確認偏見令其他證據看起來更有力。有一例子是自白後審訊拒絕進行DNA測試，而有八宗案例即使DNA結果證明無罪，警察、律師、陪審團與法官都因為嫌犯自白忽略DNA檢驗結果。作者問，在承認犯罪然後得到寬待，或者堅持自己無罪，但要面臨陪審團不同意並被重判的風險，要求有罪自白是不是恰當的做法？在美國，因為認罪協定，只有不到十分之一刑事被告站上法庭，這反映出嫌犯不敢冒險進入刑事司法體系的各種程序。

我們考慮一個人為甚麼犯罪時，會依賴只看外觀、對犯罪者的片面印象，不顧及周遭的環境。例如我們會認為一個人的行為，來自其固定性格、喜好與信念所作的自由選擇，犯罪者一定是邪惡的人，為滿足個人慾望行事。我們低估了大腦運動對行動的影響，例如大腦損傷、腫瘤、前額葉皮質區機能障礙、杏仁核出現問題等。此外，環境對犯罪也有重要影響，例如胎兒或嬰幼兒時期營養不足、母親懷孕時吸煙、接觸重金屬環境、遭社交孤立、朋友行為不良。年齡也是犯罪的重要因素，十六至二十四歲的暴力犯罪者，比其他年齡的暴力犯罪者加起來還要多。在暴力犯罪中，戴上面罩、持槍、環境輕微脫罪等現場因素，都可能令人犯下兇殘罪行的機會增加。作者指，我們都有可能做出傷害別人的事，我們都可能是罪犯，這很難令人接受，對於正義的法律體系而言卻是不可或缺。

作者提及一宗檢察官隱瞞血型化驗報告，導致被告十八年無辜受獄，並幾乎處死的案例。我們在欺騙時會將自己的行為合理化，以保持品德高尚的形象，例如故意貶低欺騙行為與相關損害的因果連結。在辯論性訴訟制度中，檢察官積極主張自己的立場，但最終決定權不在他們身上，檢察官可能會覺得自己較不需為行為造成的後果負責，增加欺騙被告的行為。在審判開始前與定罪後，不正當行為也較易合理化。

檢察官沒有提交重要證據、隱瞞證人作偽證的事實、明知執法官員損毀證據等都屬於失職，而不是主動的犯罪行為，較容易找到合理理由辯解，例如不清楚或忘掉。當周圍的人都這樣做時，欺騙也似乎更可以接受。檢察官也可能將自己的錯誤行為說成對，例如感覺自己處於劣勢，或貶低欺騙或說謊的對象，例如覺得讓被告入罪是在守護正義。檢察官的道德規範模糊，有很大裁量空間，讓創造力對欺騙行為發揮最大影響，不正當行為可以重新詮釋。檢察官的壓力沈重，也可能會消耗其自制力，容易做出欺騙行為。

作者指出，法律體系大部份欺騙行為不會被看到，要減少就要改變法律專業人員對自己角色的定位，其角色是要確保刑事程序正直健全，這需要建立機制加強監察，以及對檢察官施以道德提示。

背景與經驗會影響我們的判斷，形塑我們認為甚麼才是客觀的事實，這會影響陪審團成員的認見。即使是同一場面，不同意識形態與文化也會令人看到不同的事，但當事人不會覺得是身份決定自己的觀點。陪審團意見也會因為法官要求達成共識而更受影響，在與多數人相反時，我們通常會聽從多數意見，並認為自己不理智，大部份陪審團結果都可以由事先得知多數成員的意見預測。錄影視角也會帶來偏見，當自白錄影只有嫌犯身上的視角，會令被判有罪的機率加倍。錄影的確有助減少警察暴力，但作者提醒我們應小心使用角度有限的錄像，或許也可規定必須得被告同意才能將這些錄像當成證據。由於背景會影響陪審團是否公正，應該讓陪審團的預先審查能夠減少偏見，例如以「內隱聯結測驗」理解陪審員的刻板印象。

證據顯示證人指認犯人的錯誤率頗高，假如真正行兇者在其中，有三分之一證人認為真正兇手不在，即使證人指認某人，當中也有三分之一指認錯人。當指認正確的證人被要求再指認一次，而這次沒有行凶者在其中，又有一半人選了另一位無辜的人。甚至一開始行凶者不在指認隊伍之中，證人也有一半機會選擇一位無辜的人，而不是不作指認。

作者提出指認錯誤並不是偶然，而是人類記憶本人就有限制與缺陷，而刑事司法制度加深了這些限制與缺陷。對證人而言，直至事發之前，相關物件與人和自己沒有明顯關聯，很容易會忘記當中細節。記憶也會修改與重構，當我們聽到某件事的新資訊，就很可能會將它與自己記得的內容混合，甚至可能記得自己不曾經歷與觀察的內容。虛構的記憶通常十分具體，讓它們看來可信。

雖然光線、證人視力、年齡、觀察時間與距離、對方是否相同種族、受到心理壓力等都會影響記憶，法律體系卻認為許多重要變數並不相關。大幅肢體動作後，記憶正確率也會下跌，這表示與攻擊者對抗過反而會更難記得那個人。執法人員運用證人的方式也很隨意，合成肖像畫對指認嫌犯幫助有限，合成過程甚至會取代證人原本的記憶。犯罪現場模擬(show-up)極具暗示意義，通常會造成錯誤指認結果。指認時間離案發太久也會有重要影響，大概七天之後正確程度就會明顯下降。證人當面指認加害人的過程也容易出問題，當證人在認人前看到嫌犯的照片，就有可能將這記憶貼到案發現場的情境中。而在多次指認中，假如某人是唯一多次出現在指認行列，由於證人越來越確信自己見過這張臉，誤認的風險也會增加。

新聞報導、與其他證人閒聊與警察互動對證人記憶的影響可能最大，尤其是當警察透露某些細節，令證人受到暗示，或者打斷證人，催促證人想出細節，常常會令證人想起根本沒有發生的事。大部份法官與陪審員也對證人的記憶太有信心，忘記有些因素會影響證詞多大程度正確可信，因而過份仰賴個別證人的指認結果。當證人顯得特別自信，陪審員會更傾向判處有罪，即使自信不一定代表正確。證人也因為需在法庭上再次作出指認而感到壓力，假如證人在此刻才放棄指認，就顯示自己前後不一致，也會浪費警察與律師的辛勞。

作者認為，我們要讓司法體系內外人士相信現存制度出現問題，證人會犯錯，而且錯誤率頗高。記憶扭曲不只會影響被判有罪的人，也會令警方與檢察官按錯誤方向辦案，無法找出真正犯人。增進證人回憶正確與完整程度的方式之一是認知性晤談(cognitive interview)，儘量減少開放式問題與對證人的干擾。證人的記憶與頭髮樣本或指紋一樣，容易遭到誤用，需要受仔細監測或客觀評估。

作者提到司法體系的「專家悖論」，即假如對於某件事，專家比我們更有資格評估，我們應尊重專家的意見，但實際做法卻剛好相反，我們依賴自己充滿瑕疵的分析技巧，認為自己有能力辨別專家是否說謊，然後欣然接受專家誤導與無用的證據。我們相信依靠常識提供的線索可以知道一個人是否說謊，但許多我們以為相關的元素，例如手腳是否擺動、目光閃避、外表英俊、有可敬身份、啡色眼睛、臉較大等等，與對方是否說謊並不相關。實驗測試人們區分謊言與真實的正確率只有54%，比隨機亂猜只好一點，但我們對自己的判斷卻很有信心。陪審團被要求注意誤導的元素，例如證人的行為舉止，反而更容易判斷錯誤。

陪審團與法官也可能會過份高估科學證據，尤其是功能性磁振造影與神經科學。許多神經生物學家關心以現有科學水平，以遺傳學與大腦功能的整體研究應用到特定個人值得懷疑。作者認為，問題在於現在法官的教育，無法令他們回答相關的科學爭議，在決定是否採納專家證言，完全不是根據該方法是否科學，訓練法官具備科學知識是解決方法之一。在直到科學真的非常穩定可信之前，由於檢察官與被告面對的困難有別，作者認為警察不應在偵訊時使用腦部掃瞄，被告則可以用這種證據當作保護自己的盾。

與所有人一樣，法官不能免於偏見，其背景與經驗必然會影響其看法、情緒、立論與判斷，這讓法庭缺乏多元性成為問題。遵循先例的法律體制，也會讓過去觀點較為偏狹的案例形成現有法律架構。法官也會根據直覺作決定，這可以很有用，但也可能會造成系統地錯誤。研究發現法官也會受定錨效應(anchoring effect)影響，提出一個不相關的數字會影響被告判刑年期，專門知識似乎只讓法官對這項決定更有自信。

法官無法不受偏見與不相關事實影響，即使這是法律上的要求。一項研究也發現在一日中甚麼時間裁定會對裁判結果有影響，剛開始上班與用餐休息後較容易通過假釋申請，一天尾聲或休息時間前則幾乎不會通過。法官也會出現「收窄分層」(narrow bracketing)的現象，即把判斷對象分成小組，每組的結果大致一致，例如連續批准四宗假釋申請後，第五宗較不可能通過。

法學院訓練要求不「訴諸感情」，但保持淡然不代表人們的偏見減少，也不表示這就是客觀與公正。法學教授重視法學意見、法條架構與意義，希望彰顯法律一致與可預測，但這種看來是幫助法官確保客觀的解釋方式，反而遮蔽了真實。例如文本原旨主義聲稱法官判決只能根源文本，但文本通常不會只有一種解釋，找出法條來源的歷史意義，本身就是全憑主觀與推測。

法官有時會在進行事實調查時會引用外部資料來源，但他們接觸的「事實」可能會有瑕疵或造成誤導，特別是當法官依直覺作判斷後，再尋找可以支持這個判斷的資料時，會讓法官的研究用於完成特定推論，而不是顧及所有可能情況。法庭之友(friend-of-the-court)提供的資訊也會選擇事實，為某一方辯護，而法院卻不為資料作任何審查，以支持法官早已決定好的結論。作者認為，為了發掘隱而不顯的偏見，司法體系應更努力留下紀錄，以判斷實際的表現，為法官提供判決後的回饋。

我們的道德判斷通常是快速而自動的捷思過程，而不是理性的思考。有時我們不知道道德判斷是怎樣來，但還是可以侃侃而談判斷過程的理由與正當。心理學家發現，我們施以懲罰的最大原因不是威懾或隔離犯罪者，而是報復的欲望。當法律聲稱處罰時要考慮犯罪者的心智能力，但被告實際精神狀態或能力卻較不相關，而是與做成的損害本身比較有關。例如當一名十四歲男童從高向下面的汽車丟汽水瓶，假如瓶子純粹偶然地導致他人死亡，我們便會高估男童的控制能力、故意程度與自由意志，似乎是先決定好處罰，然後才證明它是正當的。

以懲罰重整道德秩序的欲望，有時會壓過我們對公平待遇的承諾。受到報復心態影響，受害者與被告的種族、被告的外觀、行為舉止、法官與陪審員對死亡的恐懼、被告的價值觀是否與法官或陪審員一致、法官或陪審員是否相信邪惡是不能改變的特質，都會改變懲罰的嚴重程度。

單獨監禁會令原本的精神疾病惡化，並引發新的精神問題。長期單獨監禁會引起抑鬱、焦慮、認知能力受損，也常會做出自殘行為。我們對單獨與長期監禁視而不見，可能是因為傷害隱而不見，受苦者與我們有距離，而隔離不是直接造成痛苦，而是剝奪與人接觸這項不可或缺的事。

大量監禁與犯罪率下跌的關係也不是看起來這麼簡單，美國的再犯罪率一直在40%，較少運用監禁的加拿大犯罪率變動與美國一致，而且監獄內發生的大量犯罪未有納入犯罪率統計。聲稱嚴厲懲罰帶來威懾作用的出發點也與實際不符，法律複雜難懂，犯罪者通常並不了解，即使了解，也不能在多變與無法預測的變數下作出完整的成本效應分析。犯罪者也會受認知偏見影響，例如認為罰款加上社會服務令比單是罰款較不嚴厲。監禁的感受也會隨時間改變，在「制度化地習慣」後，受刑人釋放時並不會覺得再待在牢內一年有那麼不快。

作者提出，威懾作用要有所發揮，必須讓潛在罪犯認為他們一定會被抓，並會受到明確而立即的處罰。低被捕率與司法拖延，都會令懲罰的威懾作用減低。作者認為資源可投入於增加警察存在感，儘量讓犯人覺得犯罪會被發現，會較易達成目標。處罰必須讓人感到不快，但不必太久，這也有助加快司法程序。

現時美國的監禁方式不但無法提供威懾作用，還可能增加未來的犯罪行為。監獄過於擠擁，獄內教育與職訓計劃不足，受刑人無事可做，部份人會進行暴力的舉動。受刑人在監獄變得殘暴，得到犯罪的人際網絡，在受刑期間失去與社會的聯繫與工作經驗，部份人因單獨監禁精神出現問題，這都讓受刑人更難重投社會。過於嚴厲的懲罰也會令人覺得法律不值得尊敬，更加不想遵守法律。北歐的經驗顯示，著眼於再社會化受刑人，致力讓他們改過遷善，再犯罪率全世界最低，反映這是可行的方向。

許多研究認為真誠的自我反省不能發現偏見，但這卻是司法體系規定的做法。例如在陪審員篩選中，法院會問候選陪審員有沒有信仰、感覺、生活經驗或其他理由，會影響他們作有罪判決，並假設陪審員答不會就等於沒有偏見。司法體系以為沒有偏見是可以選擇的，其實對於腦中許多自動過程，我們的控制力微乎其微。陪審員篩選程序對律師與法官的偏見也沒有限制，律師想要任何種族的陪審員除名，只需要隨便找一個與種族無關的理由，不必有說服力。

作者認為法律制度花太多精力保障嚴格執行程序，不太關注實質正義。例如當警察已事先告知疑犯有甚麼權利，就認為權利已獲得保障，即使疑犯有精神疾病。警方也會試圖以容易被聽者誤解與忽略的方式宣讀權利宣言，例如不經意提起與不在逮捕那刻宣讀。程序的複雜，反而製造出公平的假象，令體制問題更難被發現。

我們在理解法律制度的資訊途徑存在不平等，對大多數人而言，根據沒有渠道得知是甚麼影響警察、法官、陪審員等人的行為。學者研究的刊物昂貴，研究者也不願過度註釋自己的資料應用於實務上。這些研究成果卻形成審判顧問這門產業，成員過半數受過心理學家訓練，負責指導證人作證、研究甚麼陪審員特徵對自己一方有利、媒體關係、模擬審判等。

問題在於審判顧問的收費高昂，越有錢的人越有辦法找到幫助在體制中有利於自己，社會底層則沒有辦法，不斷在體制中往下沈淪。本書提到的心理學與神經科學發現，既可以用來促進正義，也可以用來阻礙它，而審判顧問將這些發現變成價高者得。現有司法環境鼓為委託人多做一點，也令使用人類心理人知識操縱法律上的行為人，不僅受到允許，甚至值得稱讚。

對於未來，作者指出現在已有新技術可以利用，不需總是依靠不可靠的人類，如DNA痕量證據分析、警察裝備全景掃描相機、協助調查的手機程式等。警察也可以接受急救訓練，處理打鬥造成的主要傷害，救護車配備止血藥傳明酸，以拯救更多暴力受害者的性命。法律上的行為人可自由裁量範圍也應該受限，例如成立獨立團體為所有法官提供報告，由控辯雙方出資成立獨立專家小組，限制陪審員決定證人或專家是否可靠，改善指認嫌犯的做法。電腦也可以代替法律行為人的「思考」，例如以手機應用程式引導巡警調查。

在較長遠的未來，作者提出可以捨棄由真人出席參與的現實審判，消除外在表現帶來的偏見，減低人口特徵、身體語言、語調、服裝的效果。虛擬審判也減少在法庭上作證或陪審團席的心理壓力，證人就沒有必要事先排演，造成記憶扭曲。虛擬環境標準化也法庭內的所有人更舒適，審判可以完整紀錄有助上訴法官了解實際發生甚麼事。審判也可以上呈給多組陪審團，讓我們知道審判結果是否一致，也讓更多人可以看到審判，令它更為透明。甚至辯護人提出的證據也不需要即時傳播，先由律師提出質疑，假如得到法官同意，有問題的證據就可以不必呈交陪審團。如果刑事司法制度可以重新設計，作者認為訊問疑犯、證人指認，甚至矯治環境都可以虛擬進行。

要讓原本講求對立的刑事司法制度改變，作者認為我們或許可以讓警察重新思考其工作，不是要把人關起來，而應該要改善社區的安全。偵查人員的目標也不應是讓對方承認有罪，而是把可靠的資訊蒐集起來，注意資訊的正確。律師的存在不只是為了服務客戶，檢察官與辯護人都應該追求體制的正義，方法之一是將如蒐集與調查證據等法律工作，交給一個以上的獨立機構。認罪協商阻斷正當程序的實現，不是保障憲法的捷徑。獄卒可以像北歐那樣比較接近社工角色，幫助囚犯重返社會。我們也應設法減少大眾與囚犯的鴻溝，設法讓他們可以完全回復公民權。

我們也可以思考將犯罪當作公共衛生的議題，刑事司法制度不是為了尋找責難對象，而在於修復損害。問題解決法院(problem-solving court)是過去二十年間的新發展，這種法院根據違法者的精神病、吸毒或賣淫史，為他們度身訂造治療的方式。讓刑事司法制度不再以責難為核心，可以讓受害者參與司法程序，並將社會資源轉作預防犯罪。

作者最後指，真正重要的是我們要行動，歷史的軌跡不一定歸向正義，除非我們將它導向正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