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藥時代

看完了歐陽泰的《火藥時代》，考究中國與西歐在軍事上何時出現大分流。從宋代發展火藥武器說起，到宋金戰爭、元帝國、元末鄱陽湖之戰，直至明代初期，中國都積極在戰事威脅下改良火藥的軍事應用。

 

歐洲管型火器應用最早在1326年，在十四世紀末已應用大炮攻城。對於為何同期中國沒有發展大炮，作者提出，最初重要因素之一是中國的城牆遠比西歐的厚，而且角度傾斜可卸去炮彈力量，重金研發大炮的回報較低。在此之後，歐洲戰事頻仍，發展出更精良的大炮。在中國，自明成祖在1424年死後，明代戰事激烈程度大幅減緩，缺乏進一步創新誘因。作者稱這段時期為火藥時代的「小分流時代」。

 

1521-2年明葡在中國海岸發生兩次海戰，第一次戰爭中明朝發現葡萄牙的大砲優勢，到第二次海戰明朝艦隊火力大為增加，很可能是學習與改良外國火器。其後明朝官員推廣採用佛朗機砲，在外敵威脅增加下推行軍事創新，作者稱這段時期為「勢均力敵時代」。東亞在演練與火槍戰陣上能夠與當時歐洲軍隊抗衡，歐洲在海軍與稜堡方面擁有優勢，但在後勤補給方面不及當時的清帝國。

 

清朝中期以後進入穩定和平期，缺乏戰爭刺激，到鴉片戰爭時軍事實力已遠不及英軍。作者稱這段時期為軍事力量「大分流時代」。英軍擁有工業化與應用科學的彈道學優勢，大砲威力強大，也更精準輕便。與之相比，清軍因長久和平而武備廢弛，因為缺乏工程製圖技術與「製器之器」的機械式工具，難以在短期內有效複製英軍武器。

 

當時歐洲武器發展迅速，清朝既要追趕落後情況，同時要不斷更新當時發展，在舊時代既得利益仍存在的情況下，難以籌集足夠資源維護與更新軍事裝備。清朝顧忌軍事權力集中會影響政權安全，分散各地軍事指揮權，與明治維新後軍事權利與資源集中的日本形成對比。作者主張，在無煙火藥時代前最後一場大戰甲午戰爭，日本戰勝清朝不是因為科技，而是出自政治問題。

他們用女性主義幹了什麼！

看完了《他們用女性主義幹了什麼！》，討論女性主義在主張改變社會與被市場收編之間的張力。隨著商品與娛樂消費推廣以特定群體為目標分層，以女性為目標的廣告更多以女性主義為名，宣稱購買這產品或體驗能為女性消費者帶來「解放」與「賦權」。例子由信用卡、穀物產品、鑽戒、運動鞋、胸罩、內衣、巧克力、優格到個人照護用品都有。在這種宣傳中女性主義失去政治脈絡，變成某種個人選擇，再變成購買某種產品。

在電影業界，電影是否「女性主義」受更多人關注，卻可能讓女性主義變成某種是否值得消費的標準，而不是一套價值觀、倫理道德或政治觀點。電影情節中更多女性與男性平起平坐，並沒有令電影業界本身的運作變得更為性別平等。女性導演仍然受性別刻板印象影響而被投資者忽視，女性觀眾的口味仍被視為「小眾」。

自1996年《電視傳播法》後，美國電視節目更為集中由巨型跨國媒體集團製作，最重要的考量是賺錢。電視實境秀成為電視台的搖錢樹，資訊娛樂變成新聞廣播最大宗內容。電視實境秀特點之一，是不斷驅使女性參與者以狹隘定義看待美、自我價值與成功，鼓勵她們視其他女人為競爭與比較對象。女性創作者參與電視劇的人數增加，但依然是少數，更被製作人埋怨女編劇已夠多。市場女性主義讓探討電視劇與其他流行文化變成二元對立，彷彿看某些劇就是罪惡娛樂一樣，將女性主義演譯成某種消費標準。

碧昂絲、艾瑪‧華森、麗娜‧鄧罕、泰勒絲等名人對女性主義的觀點引起廣泛討論。作者指，女性主義運動多元而分裂的情況，讓名人即使真心在乎女性主義，但由於在特定議題沒有利害關係，令他們對實質議題的理解與其聲量之影響力不相稱。名人女性主義與女性主義運動的差別，是前者著重於個體，後者則視體制為關鍵。重點不是「誰」說自己支持女性主義，而是他們如何為促進平等付出實質努力。

始於1990年代的後女性主義宣稱，女性主義可以不再帶有咄咄逼人的政治意味，嘲弄女性主義者太鄭重其事而不夠「酷」。媒體推波助瀾怪罪女性主義讓女人更不快槳，好像問題不在於陷困性別準則與結合不平等的世界，而是有些人指出這些問題存在。暴女龐克演變成市場收編的辣妹合唱團，強調消費就是賦權，忽視妨礙許多年輕女性實踐真正賦權的結構性阻礙。選擇女性主義佯裝所有選擇都一樣好，以轉移大眾女性主義對重新分配權力與資源的關注，並否認社會期待如何限制女性的選擇，就像她們只能「選擇」負責打理大部份家務。

性別本質主義宣言男女之間有固家不變的二元差異，可以解釋「天生」的行為與特性。在現代這種宣稱仍見之於對女性教育程度提高的焦慮、女性獨立自主「有害」、性別差異的兒童產品、宣稱性別角色可達成兩性幸福的大眾心理學、堅持女性接受角色定型的右派運動等。在市場女性主義中，何謂女人經過狹隘定義，包裝成「賦權」活動與政治宣傳，用以指涉有餘裕選擇的女人身份認同，而不是社會及政治變革的歷程，這對沒有特權的廣大群體毫無幫助。

強調「性資本」的論點鼓吹當代女性好好打扮，但要性感又不顯浪蕩，而展示性資本是否恰當的界線則由有權力者隨意劃分。整形手術被包裝成「為自己而做」，但流行的外貌隨時改變，任何身材都永遠會受以此維生的市場與媒體質疑。女性主義運動內部為何謂向父權投降的外觀互相攻擊，好像外觀議題與如婦女受暴或完善家庭照顧假政策同樣重要。著迷於個人可控制的外觀，總是比批判損害自由與人性的人與體制來得輕鬆。

最後作者提出，頌揚與收編女性主義之間有一條非常微妙的界線。兩者的核心衝突，是女性主義運動尋求改變體制結構，但市場女性主義著重個體優先，將結構議題塑造成個人問題，再熱情推介商業的解決辦法。市場女性主義否認結構性別不平等，主張只要個人更有自信、接受人生指引後就能解決有關問題。在兒童照護、低薪女性、墮落與身體自主權等議題，女性主義仍有許多未竟之業。

The Unaccountability Machine

看完了The Unaccountability Machine，主題是為何大型系統在嚴重出錯後沒有人需要負責。現時不同組織都有作者所稱的accountability sink，由一群專門擋住投訴的人盾員工(或稱客戶服務)，加上沒有任何方法聯絡更高管理層，以及看來由各種規則列明而無法改變的決定組成。作者指這可以推導出管理上問責的根本定律︰一個人可以改變一項決定的程度，正是此人需要為此決定問責的程度，反之亦然。換言之，所有決定由規則訂定，沒有人可以更改，就沒有人要問責。當意料之外的情況發生，系統就可能產生荒謬的結果。

作者介紹現時大致被學界遺忘的管理模控學(management cybernetics)學者Stafford Beer，以模控學概念分析accountability sink流行的緣由。管理模控學的重要格言是︰系統的目的就是其所做之事。系統的特質不能與其成員特質混淆，組織結構可以產生與其成員意圖相反的結果。管理單位之間最根本關係是 Beer所稱的resource bargain，任一單位的自主程度只能在不會危害更廣泛系統的界限之內。系統問責程度建基於資料的流動，系統中更高層級負責制定目標，確保資源供應與各級職責一致，並與運作層級持續溝通。

Beer的管理模型由五個系統組成︰一是運作系統，負責在現實世界中行動；二是管制系統，確保運作順暢；三是整合系統，協調不同運作達致特定目的；四是智能系統，負責處理未來計劃與周遭環境資訊；五是身份系統，決定「系統的目的就是其所做之事」要做的事，也可以稱之為系統整體的哲學。

五個系統任一資源不足，都會令資訊流動無法與其處理能力平衡。資訊只有在能夠轉為行動才有意義，因此資訊必須快速到達可讓處理之的系統。各系統透過盡可能在同層級處理所接接資訊以維持其運轉能力(viability)，但它們也需要有通往各層級的溝通渠道，以應付需要即時改變的大型衝擊。當組織只顧及系統中的部份資訊，就會好像大腦無法正常運作一樣。或許組織能在環境沒有重要變化下運作一段時間，但面對衝擊就會陷入危機。如果無法在危機下尋找資源重新建立不足的功能，系統就會崩潰。

作者認為，現時社會充滿accountability sink，重要原因之一是其身份/哲學系統——經濟學——無法有效處理系統的資訊。當代經濟學以市場為社會運算結構，認為看來是市場均衡的結果就是最適(optimal)解答，讓政策制定者不願質疑市場結果，忽視如房產泡沫與金融管制鬆綁造成的影響。當代經濟學模型假設時間及不確定性不太重要，讓它拋棄系統需要處理的大部份資訊︰傳遞必要資訊所需的溝通渠道容量；資料轉為可行行動形式的困難；模糊不清、觀念、不相容價值對決策的影響。當代經濟學亦有作者稱為Ricardian Vice的盲點︰在模型中解決問題，然後應用解決方案至現實世界，以致不在模型中的現實資訊沒有被處理。

在企業會計中，需要檢視企業活動本身、以程序控制與成本分派為要旨的管理會計，被法定要求、按一般公認會計原則(GAAP)進行的財務會計取代。GAAP產出的數字變成企業決策與顧問提供建議的主要來源。當財務數字缺乏實際決策所需資訊，而運作層面的經理與高階管理層(不論是否有意)無法有效溝通，管理層就可能無法察覺運作層面的問題。在商業環境日趨複雜下，管理系統處理資訊的能力無法跟上需要，外聘的管理顧問又趨向於奉承企業主管，讓企業的身份系統無法有效處理資訊。

經濟學與管理的盲點讓非人類決策系統與現實脫節。佛利民(Friedman)學說以「代表性股東」試圖減低企業決策複雜度，作者認為這是扭曲現實成公司被一個理論建構僱用的謊言，讓管理層可以脫離複雜情況，服膺於簡單的股東價值原則。債務與融資是用作控制的技術，讓公司管理系統最重要目標變成確保有足夠現金生存。在私人股權投資(private equity)與槓桿收購(leveraged buyout)盛行的環境下，企業可能因被收購而背上大量債務，有限責任制則讓槓桿收購者更容易借債下注，真正處於風險的是依靠公司存續生活的人︰工人、供應商、顧客、經理。

製造現金流的需要讓高層管理與商業運作之間的resource bargain更為受限，外判合約讓溝通渠道頻寬縮窄成「一齊如常」或是「有問題要解決」。在多數情況「一齊如常」時，溝通渠道的容量受到削減，讓企業對運作層面的資訊所知有限。考慮未來的智能系統已因為債務而只顧及製造現金還款，企業系統再無能力吸收波動與衝擊，經濟只能重組讓工作階級來吸收衝擊。

2007年金融危機前，中央銀行只監控政府赤字，卻沒有監控私人部門的債務水平。在實質工資停滯下，中層階級透過借債維持其消費水準，可以這樣做的前提是利率下降與樓價上升。當樓價下跌，私人部門債務違約，危機就發生。當最高層系統無法處理衝擊，民眾沒有溝通渠道可以傳遞資訊，就會引發集體不滿並高叫示意——作者認為這就是「民粹主義」的訊息。

對於怎樣改善現狀，作者指有限責任制是accountability sink，應施加規則讓任何接管正營運公司的實體必須擔保公司債務，杜絕槓桿收購中「用公司的錢收購公司」這種情況。債務與「股東利益最大化」的限制讓企業決策脫離現實，持續運作的系統根本上追求的是穩定，而不是最大化。任何追求單一目標最大化的系統都有潛力嚴重失常，需要有更高層系統監察。

最後，作者推測未來當事物更為複雜，機器可能會接管實際決策，人們最終無法要求某個可辨認人類為事情出錯負責。但unaccountability最不能忍受的可能是回饋連結斷線，如果有機制讓人與更高層決策溝通事情如何出錯，人們的聲音得到聆聽，或許就能接受個人責任不再存在的事實。

集體倦怠

看完了《集體倦怠》，主題是美國千禧世代(大致是1981-96年左右出生的世代)為何感到倦怠(burnout)。倦怠是指人達到疲憊的狀態，但仍不斷督促自己前進，達成任何事情都不能帶來成就感，只覺得自己在勉強度日，感覺已燃燒成灰燼。

作者指，包括她自己的千禧世代，從小被教導相信「只要我夠努力，一切都會順利進行」這種觀念。具體方法是任何道路都以大學為起點，再不斷努力工作以得到舒適生活。但現實是，千禧世代比父母一代貧窮，最窮的人變得更窮，中產階級則必須努力地留在原地。千禧世代的生理與財務狀態不穩，必須嚴格遵守互相矛盾的期待，缺乏社會機構支持，潛力受到阻礙，變得精疲力竭。作者反復強調，這不是個人問題，而是社會問題。

千禧世代的信念由戰後嬰兒潮父母培養，後者抱持對自己階級地位的緊張情緒，變成以成功導向的規劃栽培父母，著重子女的日程安排、人脈建立、課外活動。許多千禧世代面對強大升學壓力，要全力到達大學這一終點，出現身心健康問題。

現代職場以「熱情」為口號模糊工作與生活的界線，過勞變成常規。理想工作的競爭激烈，待遇可以大幅削減，甚至沒有報酬。當所有奉獻都站不住腳，千禧世代對實現抱負的途徑開始感到懷疑，就會變得倦怠。企業更重視股價，削減「非核心業務」，更多人成為派遣人員，缺乏保障與晉升前景，過勞、被監控、高壓、不穩定成為標準。成為自由業者並沒有自由，而是隨時要準備工作，並且完全沒有保障。

科技看似令一切成為可能，卻以不間斷的通知令人無法忽視，以效率為名義加重倦怠感。智慧型手機變成人們的延伸，滲入生活各方面，擺脫手機如同擺脫生活。「注意力經濟」誘使用家參與應用程式的時間遠超於正常使用時間，用家失去私隱、注意力與自主，以換取企業利潤。社交媒體、持續更新的新聞、工作蔓延至生活，都令千禧世代更容易倦怠。休閒時間變得破碎，被自我增值的目的支配，無法讓人恢復精力、獲得樂趣、與他人一起放鬆。

成為父母讓千禧世代倦怠情況加劇，社會照護服務缺乏而昂貴，無所不在的社會責難隨時準備指責父母疏忽照顧，職場與政策並沒有配合家庭工作增加的事實，特別是母親仍要負擔大部份家庭責任。理想與現實的距離無法承受，失敗被視為是個人不夠努力，都會令人感到倦怠。「好」母親要求數不盡的任務、態度與習慣，當挫折無法處理，母親們不願承認自己需要幫助，而是與其他母親競爭。父親藉工作忙碌擁有「休閒特權」，口說平等同時無法在家中落實平等。下層階級父母忙於緩解經濟需要，中產階級父母不斷擔心向下流動。

作者在結尾自言，在學業要求、工作不穩、租金昂貴、育兒支出龐大的情況下，她認為自己要養育孩子在經濟與工作量上並不可行。當社會繼續對一般父母，特別是母親生活如此不友善，更多千禧世代考慮不生孩子並不意外。作者再次強調，事情不必一定是這樣，千禧世代可以團結起來抵制現狀，拒絕將社會大範圍失敗歸咎於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