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完了斯科特的《反穀》，討論人類生態改造、農業、定居與國家出現的過程。人類塑造環境最重要的第一項技術是用火，以清除植被、改變植物生長、驅趕獵物。西元前9000年左右，已有智人栽培植物與馴養動物的零星證據，至西元前5000年，肥沃月灣已有數百村莊種植完全栽培化的穀物。
作者否定美索不達米亞地區出現農業需要施行灌溉的說法，指當時波斯灣比現在更深入內陸，栽培植物遺址當時是沿海沼澤地，接壤不同生態區。當地居民可依靠多種食物來源，栽培植物只是其中一種。在氾濫平原沖積土上耕作，所需勞動力遠比旱地耕作少。
當農莊越來越普遍，植物、牲畜與智人也被馴化。穀穗經選擇栽培，形成顆粒不易脆落、限定生長的品種，在缺乏人類幫助下無法生存。馴養動物活動範圍受限，面對人類的選擇壓力，逐漸變得溫馴，對外部刺激反應較低，雌雄差異減少，大腦容量縮小，幼崽死亡率上升，生育率急劇增加。人類圍繞在農莊行動，依靠少數品種維生，飲食營養單一。
定居將多種物種長時間集中在狹窄空間，成為新型流行病出現的溫床。早期人口眾多的居住點突然被遺棄，有可能就是因為流行病。霍亂、天花、腮腺炎、麻疹、流感、水痘都是自城市化與農業開始出現。寄生在各物種的疾病互相感染，加上動物與人類與其廢棄物共處，以及因食物種類單調而營養不良，都讓病原體更快速擴散。農作物也會受疾病與其他動植物威脅，令農莊的食物基礎極為單薄脆弱。
定居、農業、灌溉、城鎮都在早期國家之前兩千年出現。美索不達米亞務農人口成為國家臣民的原因，可能是海平面在公元前3500至2500年急劇下降，減少耕地面積，人口更為集中，灌溉變成當務之急。早期小邦一般壽命甚短，解體十分平常。居住點本身已經基礎脆弱，再加上納稅與戰爭就有更大風險。
早期國家建構的地理條件，是土地肥沃、水源充足、水運方便，以集中人力資源。國家需要可管理、易收取的徵稅基礎，早期國家符合此條件的維生方式只有種植穀物。相比塊莖與豆類，穀物易見、大致同時成熟，可儲藏、分割、估計、運輸，方便收稅官徵收。至於狩獵、採集、捕撈海產、游耕、畜牧業等維生方式，人員流動與分散，收稅官無法回收管控人口的成本。
由於耕種者是國家菁英的收入來源，為防止人口逃離，國家築牆以劃出政治範圍。為紀錄土地收入以向農民徵稅，官僚發展出專門的書寫系統。當國家消失，文字的使用就算不會完全消失，也會大幅減少。除非受到逼迫，農民不會自動生產精英階層徵用的盈餘。國家會以強逼性的手段達成目的，但也要平衡子民集體逃亡的風險。
奴役制度在國家發展中佔重要地位，為美索不達米亞早期國家提供出口紡織品的勞動力，提供最艱苦工作的勞力，並充作菁英地位的標誌與獎賞。最明確的奴隸來自戰俘，被視為與馴化的家畜無異。征服者可以挑選適齡、有特定技能的俘虜為己所用，不需自行培育人力。婦女經常被充當妻妾僕人，兒童則被同化。戰俘奴隸確保階級分化最底層有新血補充，不需作苦工的奴隸則用於點綴菁英。對早期國家而言，掠奪戰利品是戰爭的關鍵目標。獵奴戰爭可部份滿足人力資源需求。軍隊中每個人都期待分贓時獲得一份。
早期國家的體質脆弱，會因歉收、傳染病、森林濫伐、土地鹽化、戰敗、內部衝突、精英壓柞過度等情況而消失。國家「崩潰」意味著頂點消失，由更自給自足的基本單位取代。作者認為，這不一定等於秩序崩壞，也可能是開創新政治秩序的契機。在戰爭與流行病下逃離國家核心，可挽救許多原本會喪失的性命。文化上可能會不再受中央束縛。人民回歸採集與畜牧維生，但可能因此避免農勞、穀物稅與流行病，身份與來去更為自由。國家「崩潰」後稱為「黑暗時代」，是因為國家紀錄消失，我們所知有限，而不是文明之燈熄滅。
不在國家統治之下的人會被國家稱為「野蠻人」，被視為對文明構成危險。作者主張，自國家出現開始，直至國家體系開始宰制非國家體系人民，中間的階段可稱為「野蠻人的黃金時代」。在此期間，野蠻人可以掠奪國家的豐富資源，也有可以做買賣的地方，為自己的生活增色不少。
文明與野蠻之間並不是單向，逃離國家、改變維生方式的人一直存在。「部族」是國家的指稱，與真相相去甚遠。這些團體是不同民族為相同軍事目的而聚集的鬆散聯盟，而不是國家所稱的「單一」民族。對突襲國家的野蠻人而言，國家的報復相對安全。野蠻人機動而分散，可逃入國家軍隊不能到達的地方。
突襲掠奪可能變成殺雞取卵，讓居民逃離、社區摧毀，因此突襲者更像是在「勒索保護費」，這在本質上與國家並沒有很大差別。古代國家經常符出大量資源希望野蠻人停止侵略，這些付出可能被美化成「禮物」，以掩飾實際上的納貢。野蠻人與國家的關係，可看作是將定居人民盈餘據為己有的競爭陣營。遊牧民族需要定居社區為資源與貿易來源，假如遊牧民族寄生的國家崩潰，他們也會隨之瓦解。
作者指出，野蠻人的貿易商品包括許多其他非國家體系的人口，強大的野蠻人以犧牲其他野蠻人為手段為自己圖利。此外，野蠻人以傭兵身份向國家出售自己的軍事技能，以其武力壯大國家規模，這等同於自願自掘墳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