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anking on Words

看完了Banking on Words，主要論點是2007至08年美國金融體系的失效，是一場語言的失效，其中與衍生產品關係密切。作者指出，衍生產品是當代金融的核心創新，它本質上是與金融資產未來價格有關的合約，利用合約當中的語言力量。衍生產品市場失效，主要是關於承諾無法兌現，這種無法兌現的情況有系統並具傳染特質。

衍生產品合約是對未來不確定價值的語言聲明，由一對共同承諾構成。然而經過重複商品化與貨幣化後，之前的承諾力量經過許多參與者而分散減弱，讓衍生產品實際與理想形式漸行漸遠。在承諾鏈不斷加長後，衍生產品日益脫離背後實際資產的價值，令系列性失效的風險增加。

金錢沒有限制的性質鼓勵所有人擁有無盡渴求，衍生產品則將這種渴求引導至金錢本身可帶來更多金錢的管道，以之前的風險冒更多風險，不論資產價格還是下跌都可以賺錢。這代表在衍生產品市場冒險，是獨立於真實世界商品服務的交易價值。衍生產品的價值建基於未來永遠可作交易，當沒有買家時，衍生產品市場就陷入系統性失效。

作者認為，全球資本主義的巫術儀式，在於絕對地相信市場，認為市場可提供確定性，專注於市場訊息與韻律會得到回報，市場萬能會獎賞滿足其道德需求的選民。其結果是，計算技術遠超管理這些技術的組織與工具能力，專家與民眾對風險的理解更為不同，機率與可能混為一談。自有永有的企業道德用於合理化功利計算，免受更廣泛道德信條影響。賭博、投機與每日交易混為一體。

作者論稱，自1970年代初開始的資本主義金融化，並不是一段恣意冒險的時期，而是在風險工具前所未有地形式化、抽象化、商業化下，「不確定性精神」重新甦醒的時期。在這段期間，金融市場領導並形塑其他市場，金融資本遠超於製造及工業資本，金融政策制定者主宰全球經濟政策，主要經濟危機由風險工具、市場與創意法律及會計工具引發並延長。

近幾十年參與並形塑金融遊戲的人，其根本精神顯現在以其直覺、經驗與當時感官，擊敗過度依靠工具處理風險的對手。他們對風險管理工具是否可靠存疑，不介意對特定市場、經濟甚至國家抱有悲觀預期，抗衡對投資與股票升值的一般意見，並願意對其關於不良資產的悲觀評估大量下注。他們相信自己有能力透過不確定性的運作，成為風險遊戲的贏家，這種信心是他們擁有的「恩典」。

現時市場成為社會自我神聖化的對象，在我們的道德秩序中獲得權威與邏輯優先地位。我們的日常行為與感受已經「金融化」，反映在債務、股票、房貸、攤銷、退休金與保險等事物上。信貸評級將所有特質化為數字。商業新聞氾濫讓我們變成服從的金融主體。機率知識論讓個人不同的元素間失去連結，也沒有考慮同一個人在不同時間的差異。在當代金融世界中，個體分離成可用於重組獲利的碎片，沒有凝聚社會的可見道德機制。

作者引用Elie Ayache的說法指，在衍生產品市場中，評估價值不是關鍵，定價才是關鍵。衍生產品的核心價值，在於其可以交易的性質。Ayache論稱，衍生產品價格只是隨意表達的數字，不屬於可理解的數字系列。假如這點正確，所有交易員的行動就實際上是創造行為，以明文協議創造出衍生產品價格。在這過程中，他們也創造出整套條件，讓衍生產品市場得以繼續存在。

交易創造出價格，意味著衍生產品真正的風險，在於沒有人願意交易，找不到交易的另一方。衍生產品交易的力量源於明文協議，背後依靠的是各種法律與官僚組織結合，令或有求償權(contingent claim)取得商品交易的歷史地位。每一宗衍生產品交易都是一次韋伯式的魅力事件，回溯地加強市場的合法性。

金融化時代令「獨立個體」(individual)地位受到侵蝕，傾向更為基本層面的社會代理「分離體」(dividual)。金融資本造成的分離化最適合用作掩飾不平等，因為一般公民難以辨認不明的量化形式，各種獲利工具與技術能夠逃離審計、規管與社會控制。 獨立個體變成大量資料搜集、整理、尋找規律與利用的主體，令個體特定層面的特徵，比整個獨立個體本身更為重要。

當代金融運用分離化技術，目的是讓大型機構參與者獲得最大利潤，承受最小風險，其興趣狹窄並以控制為中心，作者稱之為「掠奪式分離」(predatory dividuation)。風險在專業交易員之間不對等地分配，代價則由已被分離化、承擔大部份市場下行風險的行動者承受。

現在主要的勞動形式不是為工資而勞動，而是為產生債務而勞動，主要任務是產生債務以作貨幣化，讓控制貨幣化債務工具的金融企業家獲利。作者由此指出，轉化現在金融資本主義的關鍵，在於為大多數債務生產者，獲取貨幣化債務的工具。挑戰在於讓貨幣化債務的利潤，能夠獲得社會化與民主化。

作者總結指，假如我們開始視自己為由動態互動潛質組成的代理人，即分離體，與世界上許多不同種類代理人有暫時聯繫，我們就能夠在聯繫、集結、組織與推動周圍環境中出現各種新可能，建立新形式的團結。

Minding the Markets

看完了Minding the Markets，主要論題是金融市場總是創造危險刺激的故事、有問題的精神狀態，以及令現實思考根本受阻的不尋常群體過程。本書以作者對基金經理的訪談為主要分析對象，分析概念框架主要來自精神分析，當中較重要的概念包括︰uncertainty，即根本不可知的未來；phantastic objects，即人們認為非常吸引的對象，認為它能滿足我們最深層的渴望；divided state，特徵為無法連貫的強烈信念，並影響人對現實的觀感，讓意識主動避免並系統地忽視未知的層面；groupfeel，指群體依據不希望與眾不同、沒有完全地認知的強力希望，組織其思想與行動。

作者根據他的訪談，歸納出金融資產三項重要的內在特徵︰首先，金融資產不斷起伏，令它們容易產生對快速回報的興奮，以及對急速損失的憂慮；其次，金融資產是描象的，其價值完全視乎其未來可能的價值，根本地不確定，並受交易員反身性(reflexive)的預期影響。第三，評估交易表現時，不可能分出有多少是技巧，有多少是運氣。這三項特徵及其帶來的不確定性，意味著不可能按教科書所說，以計算風險與機率為金融資產定價。反之，在這種情況下作出決定，基金經理不得不將含糊不整的資訊，套入他們想像的故事當中，受到當時情況與情緒影響。

基金經理總是要在過多選擇中下決定，資訊超載而不確定。理性計算在決定是佔重要部份，但受到經驗現實、個人處理能力與相關資訊是否可得限制。基金經理普遍認為分析員對股票前景的分析帶有偏見、不準備、跟風或不可靠，但他們仍會花費訂閱這些服務，以幫助自己知道其他人在想甚麼。

基金經理總是受到客戶要求影響。有位基金經理舉例，客人買入以較高風險換取回報跑贏大市5%機會的基金，假如結果是跑輸大市5%，客人不會認為這是高風險投資的結果，而是會提走資金離開。為了滿足客戶，他公開基金每日的表現，這會影響他的思考方式。另一位基金經理指，客戶通常較短視，要以好故事說服他們留下。

從先導訪談中，作者找出基金經理面對環境的四項關鍵元素︰一是不確定性的重要，尤其在電子資訊泛濫的時代，資訊既不能全部分析，卻也不足以令決定變得確定；二是買賣股票是建立與結束情緒依附的過程，決定買入股票時會喜愛它，股價不如預期時會覺得受背叛；三是基金經理是社會團體的一員，股價總是受其他人的想法影響，要對抗共識情緒並不容易；四是基金經理以說故事令自己面對的情況合理，以投資策略等故事令自己覺得行為前後一致。

在現實中，基金經理的花紅與未來，都會因即使是很短時期的表現不佳而蒙上陰影。一位受訪基金經理指，雖然「增長」為投資策略的基金應該以三年為投資週期，但實際上基金表現仍是每日受到評估，這帶來壓力並影響情緒。統計數據也證實這種現象，資產經理的流轉率甚高，2007年英國的數字是，一組十人團隊在三年後會有七次人事變動。此外，數據也顯示基金經理持有股票時期偏短，短於基金廣告宣稱的時期。面對這些現實，基金經理很容易陷於自相矛盾的 divided state。

作者從訪談中整理出基金經理決定購買股票時提到的六項特徵︰一，經由出眾的能力或努力看穿真相；二，某公司或行業有極佳的機遇；三，不好的突發事件發生機會有限；四，購買企業的管理層扎實、有能力或已獲證明；五，下決定時已格外管理好情緒；六，購買企業獨佔或有相關力量左右市場。這六類故事讓基金經理相信不確定性有限、風險得以部份減低。認為自己找到其他人看不到的異常回報前景，令這些故事更有說服力。

在購買股票後，面對各種新聞消息，最初將企業理想化的想法會持續受到質疑。股價下跌會引起憂慮，急需得到解釋，引起情緒反應。企業管理層相對投資者擁有不對等資訊優勢，可能引發潛在道德風險，令購買股票時的信心相當脆弱。整理每日消息等同於管理每日的情緒衝突。股價停滯的「沈悶」股票，意味著購買股票時，認為這股票前景美好的想法並不正確。最初的興奮感覺減少以至消失，餘下的大部份是擔憂。

基金經理需要面對影響他們決定的制度情境，擔心因為某項投資，或者錯失某次獲利機會而失去顧客。這會令他們非常留意其他同行的行為，並促成groupfeel發展，令基金經理難以採取長期觀點行事。價格波動與不確定，也會令他們難以分辨短期與基本因素改變的分別。基金經理處於與所屬公司及客戶的三方關係之中，受到各種指標評價，以回應客戶的憂慮。這些根本衝突會促成自我保護的從眾行為，卻令市場更為危險不穩。

作者發現，在解釋其投資成功與失敗的例子時，受訪基金經理在兩者的故事敘述之間並沒有很大分別，只是在某情境中有效的故事，在另一情境中失去效用。有五種對不滿意投資的解釋被多次提及，包括1. 基金經理自認部份犯錯；2. 有不能預期或預測的事發生；3. 市場出現預期外的發展；4. 企業管理層能力不足或誤導；5. 其他諮詢者或內部機制犯錯。作者指出，基金經理自認犯錯，是令自己覺得事情受控的方式。這種解釋是為了滿足渴望得到解釋的需要，而不是用於計劃未來。不論錯誤原因在於自己、他人還是不可預測的情況，解釋都是為了抑制基金經理因失敗帶來的疑慮。

作者從訪談得出的核心發現包括︰本質上，金融資產市場交易的是故事，參與者每日追逐phantastic objects；在金融市場，每日有各種關係離合，情緒衝突不斷發生並需要處理，令參與者處於divided state；金融決定在社會或制度設定下發生，金融參與者的主觀經驗與預期，以及對彼此之間的想法，很容易會主導金融決定的群體過程，產生groupfeel。

作者認為，以上述發現為基礎推導的「情緒金融學」(emotional finance)，其核心意義在於，假如視未來為本質上不確定，主流均衡模型就不是有用的起點，特別是在理解不穩定上。較有潛質的是代理人基模型(agent-based modelling)，以及以理性「行動」、機率因果關係、有限理性為基礎的理性行動理論。

金融管制在創新與節制之間的衝突，源於金融資產未來價值的不確定性無法完全消除。金融管制難以決定應在何時對資產泡沫插手，它既要在面對不確定性下能夠說「不」，也要在說「不」後得到支持。作者認為，要避免泡沫，第一步是對泡沫怎樣發生有足夠認識與良好理論，第二步則是建立制度環境支持市場進行決定時多方面考慮現實。

作者對管制機構提出六項提議︰一，要求金融網絡中重要的環節提供資訊；二，讓資訊更為透明以減少divided state；三，減少對異常回報的渴求，讓大部份一般投資市場走向「沈悶」的投資；四，減少制度性鼓勵賭博投機；五，教育公眾與社群投資面對的根本衝突；六，改變經濟學教育，將投資者面對的現實及其影響納考慮。

對於一般投資者，作者的忠告是好故事相當罕見，要知道自己是否在賭博，真正承受的風險是甚麼。

Fragile by Design

看完了Fragile by Design，主題是各國銀行制度的設計怎樣受到政治影響。作者認為，銀行體系長短處是政治討價還價的結果，由社會基本政治建制構成。

只有在銀行冒高風險，以及其資產負債表資本不足以吸收損失時，銀行體行才有可能崩潰。沒有銀行危機、信貸充裕的經濟體是少數。在作者研究的117個經濟體中，只有六個符合這兩項條件。

為何這種情況如此罕見？作者的答案是，銀行體系脆弱與信貸供應不足反映政治建制的構造。在銀行運作中，政府總是面對既有利益衝突。首先，政府既管制銀行又需要以銀行為資金來源。其次，政府代表銀行執行借貸合約，但需要銀行借貸人的政治支持。第三，在銀行資不抵債時，政府負責分配損失，但政府需要銀行的最大債主，即存款人的政治支持。

這表示銀行體系的財產權體制，從來都是政治交易的結果，沒有銀行體系是完全私有制。作者稱這種政治交易為Game of Bank Bargains，政府、銀行家、少數股東、借貸人與存款人都可能參與其中，依據政治建制定下規則，決定誰應納入政府與銀行家的合作關係中，以及開辦銀行、信貸流動與條款、銀行活動與銀行資不抵債時損失如何分配的做法。

由於銀行向存款人借錢再放貸出去，借貸人卻可能無法還款，存款人也有可能立即要求提款導致擠提，營運銀行總是不穩定並帶有風險。解決方法之一是建立緩衝，包括股本資金與現金資產。為吸引外人注資銀行股本，銀行業內人可以自己的財富擔保，由法律保障避免業內人詐騙，又或者實行股東有限責任制，後兩者都只能夠由政府透過法庭與銀行特許權提供。特許權數目稀缺可帶來溢價，讓銀行更能吸引少數股東注資。

銀行特許權突顯出財產權三項根本問題︰一，在特許下，銀行所有財富公開，銀行與政府需要建立機制，防止政府充公銀行財產，或在充公時賠償損失；二，少數股東與存款人需建立機制防止銀行家奪取其股本，或者用銀行資源投資自己的企業。如果要接受這種風險，少數股東與存款人需獲得賠償；三，銀行需建立機制防止借貸人對銀行家、少數股東與存款人借錢不還，或者在需要接受這種風險時得到賠償。為吸引銀行家、少數股東與存款人投資銀行，這些問題都需要解決，當中涉及他們與政府的互動。如前所述，政府在銀行運作總是面對不可避免的利益衝突，令情況更為複雜。

在銀行出現重大損失時，控制政府人士可能會選擇政治上最易推行的做法，令銀行家、少數股東、存款人與借貸者都受益，例如存款保險與銀行重組。這樣做可能會令審慎放款原則受損，損失實際上是由納稅人承擔。制定承受風險與分擔損失的規則不需要納稅人主動同意，這讓銀行業相關團體有很大空間從納稅人中取利。集體政治行動的交易成本高昂，納稅人不易分清拯救銀行方案的利害關係，而且納稅人有時也是存款人，都讓納稅人反對由他們支付銀行損失較為困難。

作者提到Game of Bank Bargains四項特徵︰一，控制政府者、銀行家、少數股東、存款人與借貸者可以形成的聯盟組合有限，政府與一組人聯盟，就可能要對另一組人投機取巧；二，專制與民主政權形成的聯盟形式很可能不同。專制政府無法對其他人信服地保證財產不會充公，借貸人也不能通過選票影響政府，以要求信貸供應增加；三，從專制轉型至民主政府並不會自動重整銀行體系以增加信貸供應，三項財產權問題需由制度解決，建立像有效率法庭、可信警察與準確財產及商業登記等建制都需要時間；四，由於有各種可能的聯盟方式，聯盟對銀行業組織方式的影響並非中性。民主可以產生損害銀行穩定與信貸供應的聯盟，專制也可以產生銀行體系穩定的聯盟，有時甚至連政府都不存在，在混亂中銀行無法生存。

在絕對專制下，專制者無法保證銀行資產不會遭充公，私人個體不大可能創立銀行、投資銀行股票或在銀行存款，結果造成貧窮困局。銀行體系未能實際存在，信貸不足令經濟增長緩慢，政府沒有私人信貸來源支持開支，有強烈誘因充公私有財產。

專制者未至於可以個人獨斷，但穩坐支配地位時，他需要建立同盟網絡以掌握權力，當中重要一環就是銀行家。在中央集權的專制中，專制者通常會限制銀行特許數目，減少競爭，讓銀行家分享特殊利益，銀行家則以向政府提供貸款為回報。少數股東知道銀行家有誘因將銀行資源導向銀行家擁有企業，並可能會欠債不還，在政府支撐下掠奪少數股東財產，因而會要求額外補償以抵銷這種風險。

在這些條件下，銀行競爭有限，政治聯盟由專制者、少數股東與銀行家組成。專制者得到收入來源，少數股東得到額外回報，銀行家既得到額外回報，又擁有銀行向自己企業貸款的特權。這種裙帶銀行體系傾向不穩，原因包括專制者的權威與自由裁量權缺乏限制，在急需財政來源時可能會掠奪銀行。此外，銀行家傾向放款給自己的企業，在經濟不佳時他們可能會違約，犧牲銀行以保住自己。

缺乏集權的專制者更為依賴富有寡頭，較有可能以通脹稅為財政收入來源。政府增加貨幣數量以應付開支，造成通貨膨脹，令現金資產價格下跌，本質上就是向擁有現金的人徵稅。這種做法的好處是，納稅人可能根本察覺不到自己被徵稅，專制者甚至可以用增加的貨幣支持福利計劃，在向窮人徵稅同時，扮演協助窮人的角色。銀行透過不支付利息的支票戶口，也能從通脹中分享利益。

通脹稅的問題包括︰一，高通脹令市場更難運作，傾向阻礙經濟成長；二，高通脹也會導致公眾減少擁有貨幣與存款，令可供銀行放款給企業與家庭的資金減少；三，當政府支出急劇上升時，有誘因為了增加通脹稅收入而提高儲款準備金要求，這可能會完全侵蝕銀行存款基礎，令銀行信貸減少甚至破產。

當專制者面對更為割據一方的地方寡頭時，地方寡頭通常更偏向自己控制銀行，令銀行體系即使存在也是服務地區需要。結果是類似中世紀時代的零碎銀行體系，只有當地寡頭才能獲得地區銀行信貸。

相對於專制政權，民主的差異在於︰一，財產充公的機會較少；二，向銀行借貸者不再處於被動，他們可以投票支持給他們更多信貸的政客；三，通脹稅較為罕見，因為這會得罪選民，讓他們轉投承諾向富人徵稅的政客。

作者提出自由派(liberal)與民粹(populist)這兩種民主哲學有重要差異，對Game of Bank Bargains的策略與後果影響深遠。自由派認為投票本身沒有道德意義，民主需要其他輔助建制防止暴政，包括民主多數的暴政，自由(freedom)就是指沒有暴政。民粹則認為多數意志本身就是神聖及必然正確的，建制是用於限制官員濫權，政府的任務是執行人民意志。

在自由派民主中，政府較難充公財產，選民可以投票除去貪污官員，建立裙帶銀行體系的誘因減少，也較為困難。選民可以投向承諾開放銀行體系、增加競爭的候選人，令信貸成本減少，供應增加，傾向形成有效與穩定的銀行體系。

在民粹民主中，政府或許不至於直接充公銀行財產，但在選民要求大量增加信貸供應、改善信貸條款，並在無力償還時免除債務時，政府有強烈誘因讓借貸人掠奪銀行。另一種做法是由政府提供大量福利與就業保障。當這樣做不可行時，銀行可能加入民粹行列支持債務寬免，並以政府拯救銀行及提供存款保障為交換，甚至與民粹者訂立利益協議，為民粹者提供特定貸款，以換取他們支持限制銀行競爭。

特許銀行的發展由兩項重要需要帶動，一是為距離日漸遙遠的貿易出資，二是資助更為血腥與漫長的戰爭。前者專注於貿易的特許銀行推動跨銀行匯票結算，後者則是為政府籌措資金的特許銀行，例如英倫銀行，一開始是處理政府債務的機構，並不參與中央結算。不論何者，在特許銀行已成為現代國家基本建制後，出現另一項重要創新︰法定貨幣。

十九至二十世紀，貿易更為頻繁，戰爭及其他政治開支劇增，統治者學會以銀行聯合其他有助政治秩序團體的利益。例如將銀行信貸給予政治同盟的企業，資助有關鍵政治地位的行業，平順商業週期以控制失業，補貼各種政治工程等。到二十世紀末，中央銀行已成為貨幣政策的管理人，各種有特定目標的金融機構也陸續出現，以籠絡政治盟友。

1708年法案讓英倫銀行成為唯一有限責任合股銀行，其他銀行只能以合夥形式存在。創立英倫銀行令國王借貸成本減少，原因包括︰一，英倫銀行由國會控制，違約風險比國王低；二，政府欠英倫銀行的是長期債，政府可以長期債重組短期債，而且本金不用分期償還。只要英倫銀行特許繼續延期，政府就不需償還本金；三，英倫銀行擁有的特權是無形資產，減低其籌資成本；四，英倫銀行股票是同質、永久並可交易的金融工具，擁有更大流動性，從而減少不確定與利息支出。

由於英倫銀行成立目的是為政府籌措資金，而不是鼓勵工業發展，十八世紀至十九世紀早期英倫銀行對工業融資的貢獻非常有限，甚至可能有負面影響。1793至1815年拿破崙戰爭令英國政治支出再度攀升，政府暫停銀行鈔票可兌換黃金與硬幣的保證，變相是開徵通脹稅。

在選舉權日漸普及下，英國銀行體系經歷四階段轉變︰十九世紀初英倫銀行不再是唯一的特許銀行；1870年代銀行體系穩定，信貸走向私有部門；二十世紀前半政府支出增加限制了信貸供給；1970年代銀行法規放寬，金融服務大幅增長。

1826年，地區銀行法案鼓勵英倫銀行在倫敦以外開設分行，銀行特許獨佔結束。1833年，合股銀行在倫敦的禁令取消，銀行利息上限全面撤除。英倫銀行鈔票成為法定貨幣，以鼓勵英倫銀行在危機時向其他銀行提供流動性。

1858年，對道德危機的顧慮令英倫銀行宣報在榮景時對貼現較為嚴緊，在危機時則會較多篩選。就結果而言，這項政策幫助穩定英國銀行體系，結束之前四十年的興衰循環，直至2007年前不再出現之前的嚴重銀行危機。

由1826到1862年，特許銀行的數目與規模增加，比之前的地區銀行更為穩定，成為市場流動性的主要來源，也減少結算票據貼現的需要。英倫銀行開創與英國金融體系其他銀行共同分擔風險的做法，例如帶頭讓其他倫敦銀行出資建立共同保險資金。英倫銀行的做法確保自己處於優先債權人位置，減少中央銀行協助銀行體系其他成員出現的道德危機問題。

踏入二十世紀，維持軍事力量的需要上升，同時選舉權擴大，讓英國銀行體系逐漸變成為戰爭籌資的機制，體系更為寡頭，在數十年間無法為私有經濟提供足夠信貸。私有部門競爭與信貸受限，以壓低政府支出與公債利息。銀行以寡頭方式運作，為政府債券定價。

二戰結束後，政治議題以重分配稅制、福利轉移與國有化工業為焦點。英國私營銀行在這段時期增長有限，反映戰後政府以高水平與赤字支持創造就業的政治壓力，以及遵從布列敦森林體系下固定匯率的宏觀經濟環境。由於不可能同時維持擴張貨幣政策、固定匯率與自由資本市場三者，英國政府最終在1967年決定讓英鎊貶值。

政府嚴格控制銀行體系的做法受到三方面批評︰一是私有部門信貸短缺讓企業無法投資有利項目，二是嚴格控制造成銀行寡頭，這種政府主導獨佔不符合公眾利益，三是相比傳統貨幣政策，信貸管制在平順商業週期波動上有許多缺陷，如透明度不足。

1986年10月戴卓爾推行大幅金融改革，其急劇過程被稱為「大爆炸」(the Big Bang)。政府批准並鼓勵商業銀行、投資銀行與外匯交易為一體的綜合銀行營運。銀行放款相對GDP比例從1985年45%升至1989年100%。

2007至09年英國發生嚴重銀行危機，對英國銀行的未來帶來疑問。英國銀行僱用大量員工，可能令它擁有特殊政治權力，向政府索取更多資助。另一方面，英國金融部門相對經濟的規模龐大，英國不可能以大量納稅人資源重複救助銀行。

美國由獨立戰爭直至十九世紀由菁英聯盟主導，從1810年代起至1980年代政治體系則由小型單一銀行與農業民粹主義者同盟控制，1980年代儲貸銀行危機後，擁有全國分行網絡的大型銀行1990年代在美國史上首次出現。

在英國殖民時代，美州十三殖民地受敵意鄰居圍繞、土地充裕、以煙草、玉米與小麥這些可在小規模單位生產的作物為主。英屬美洲社會由小規模武裝農民組成，農民權益得到重視。獨立戰爭激起農民的政治熱情，到1800年，農業民粹主義者已獲得重要政治地位。

與農業民粹主義連繫的政治家對美國銀行政策有重要影響。他們對大城市商業與商人深為懷疑，反對銀行建立分行，並因此與小型銀行家形成聯盟。憲法並未對銀行規管置詞，也讓農業民粹主義者與小型銀行家不需要贏得全國的法律挑戰，只需在遠為容易的地區層面取勝。

美國憲法規定州政府不能發行鈔票，但沒有規定州如何批出銀行特許權，這讓州政府有強烈財政誘因盡量提高銀行特許權的價值，包括自己成為銀行大股東、限行銀行特許數目、以特許威脅銀行等。由於州政府不會在其他州的銀行獲得經濟利益，受利害關係影響州政府禁止跨州運作的銀行。

十九世紀選舉權擴大，州內與州份之間的政治競爭增加，限制銀行特許的因素減弱，銀行特許數目開始快速增長，但仍對特許人與銀行開設分行有所限制。1837年恐慌引起的反應帶來「自由銀行時代」。自由銀行不准開設分行，讓它們難以擴展至人口稀疏的地區，較致力於進佔地區的壟斷市場。

與北部不同，1837年後美國南部州份容許銀行在州內開設分行，原因在於南部主要財富是較易調配的奴隸，而不是固定的土地，因而較少從固定地區銀行中受惠。而且南部州份政治權力集中在大地主手中，白人小農民處於相對政治劣勢，要求單元銀行的聲勢也較薄弱。對出口農作物的南部而言，分行銀行也較易進行跨銀行交易，更方便棉花作物在廣泛地區流動。

美國內戰導致美國政府首次發行可用於公共及私人債務的法定貨幣，並讓全國政府再次介入銀行特許事務。1863年國家銀行法案規定，銀行鈔票需要全數由政府債券支持，並透過稅率差異吸引銀行取得聯邦銀行特許。

由單元銀行組成的零散銀行體系在十九世紀末仍然存在。在1873至1907年間美國出現五次重要銀行危機，每次都是在商業週期下跌時引起恐慌。這反映出美國單元銀行體系三項重要弱點︰風險沒有分散、銀行儲備易受紐約證券市場影響，以及銀行陷入流動性危機時難以互相合作。

1907年危機引發銀行家與政府討論美國銀行危機持續的問題，提出建立聯邦儲備體系減少流動性風險，卻沒有解決銀行體系結構零散的問題。1920年代銀行發生破產潮，大眾對單元銀行的支持開始消失。銀行分行數目增加，同時銀行之間互相整合，令銀行數目下跌。在經濟大蕭條後，1930年初州政府進一步放寬設立分行的限制。

1933年聯邦存款保險公司(FDIC)成立，作者認為，FDIC是單元銀行政治遊說的產物，FDIC成立時，1932至33年的銀行危機早已結束。存款保險納入Glass–Steagall法案，只是為了爭取眾議院銀行委員會主席，民粹主義眾議員Henry Steagall的支持。

FDIC成立後，民眾對州政府解除分行限制的壓力減少，而由於存款利息受Glass–Steagall法案限制，存款人沒有誘因從單元銀行轉到分行銀行。1930年代還包括禁止給予活期存款利息，以及為農民與業主信貸提供補助。

作者提出，這些措施確實產生穩定的銀行體系，並持續多年，但它們只在政府限制赤字並穩定通脹時有效。當1960年代美國政府赤字增加，通脹急升，銀行又因為可提供利率受規限而流程存款，單元銀行體系就不能維持。

自1970年代起，美國銀行市場受五種動力推動而加劇競爭︰一，城市人口相對郊區人口增加；二，電腦與自動櫃員機等科技發展；三，通脹急升與銀行利息受法律限制，令存款人轉向「影子銀行體系」；四，美國銀行逐漸失去全球市場份額，令放鬆銀行規管的支持增加；五，1980年代銀行困境潮掀起支持銀行整合的政治運動。1994年，國會終於立法全面容許銀行跨州設立分行，單元銀行時代正式告終。

只有在兩項條件都成立下，2006年美國次按危機令銀行體系崩潰才會發生︰一是銀行在貸款與其他投資過度冒險，二是銀行資本不足以吸收風險造成的損失。作者指，這兩種情況都是政治交易的結果，在這宗交易核心的成員是巨型銀行，以及推動向窮人貸出風險房貸的運動團體，例如ACORN。

1977年社區再投資法案(CRA)原意是確保銀行為地區社群服務，但在1990年代，它卻成為銀行併購潮的重心。銀行併購時需要滿足「良好公民」條件，符合CRA評級，為此銀行需要運動團體為其在聽證會上背書。銀行與運動團體合作建立貸款計劃，運動團體以此為工具與打算合併的銀行談判，左右銀行貸款的群組對象。

銀行不希望過度投入較高風險的次級房貸，運動團體因而說服國會成立政府資助機構(GSEs)，如房利美及房地美，重購低收入群組的房貸。由於GSEs願意購買高風險的房貸，整個信貸風險市場的標準改寫，信貸供應增加，連中等收入家庭也可以提高槓桿比率購買更大的房屋。

到2006年，美國房貸市場新增次級與Alt-A房貸已佔總數34%，數目達一萬億美元。許多高風險房貸都是可調整利率房貸(ARMs)，甚至有部份初期還款額低於利息，令風險進一步提高。房貸相對GDP比率由1996年54%，升至2006年89%。只要房價稍為下跌，失業率增加，或者利率輕微上升，許多借貸者都會無力償還。

作者指2007年次按危機不只是出自脆弱的房貸承銷標準，監管當局也沒有要求銀行與GSEs維持高資本比率以吸收可能損失。這兩種情況都是出自同一政治考慮，即推動自置物業者數目上升，因而放棄謹慎的規管原則。銀行與GSEs規模越大，得到的補貼越多。

監管規則造成套利行為，令房貸抵押證券(MBSs)更為流行。監管當局令情況更為惡劣，他們實際上將監管工作外判給私人企業，也就是評級機構，而這些評級機構在證券化市場中有利益衝突，傾向低估風險。聯儲局在2002至05年實施超寬鬆貨幣政策，提供誘因令購屋者更為冒險。

在危機發生後，作者指監管當局行動緩慢。從2007年春天至2008年9月崩潰期間，部份大型美國金融機構資本市值對賬面值比例一直下跌，監管當局只是袖手旁觀。聯儲局為了自身在財政政策上的自主權，特別不願意與國會有衝突，最好還是暫時視而不見。

對於為何不是所有銀行都在次按危機後陷入困境，有證據指這與銀行的特許權價值——即其管理團隊建立可靠客戶關係，令銀行擁有穩固與有利投資機會的能力——與銀行在次按危機是否最受波及有關。特許權價值較高者在危機前傾向保守，受危機影響最深者特許權價值則較低，也較願意承擔風險。

危機過後仍有待處理的問題包括︰銀行必須更謹慎管理風險，持有更多資本，更為有序地承受損失；政府房貸政策必須改革；防止大型金融機構大到不能倒。如果要說對美國次按的描述帶來甚麼教訓，教訓就是不要期望政客或監管當局，會用心防止下次銀行危機。

作者指加拿大銀行體系穩定，政府很少介入保護銀行負債或拯救銀行，而且在各方面都比美國表現更佳。作者認為，最主要因素是英國決心並成功維持加拿大的單一殖民地狀態。為防止法語地區魁北克控制加拿大內陸經濟發展，加拿大聯邦中央政府獨佔經濟政策制定與銀行特許發行權，省政府不能建立地區銀行，令反全國銀行聯盟缺乏核心。

十八世紀的加拿大在語言、文化與社會團體上分裂。內陸地區要接觸外部市場，需要依靠跨越其他省份的運輸。地理上接近美國，也可能令蒙特利爾以西英語區投向或至少支持美國。除非英國確實控制魁北克，否則法語居民可以此阻礙整個加拿大的商業發展，並鼓勵美國對加拿大的投機主義。

1867年英屬北美法令規定加拿大為自治領，並確立加拿大的政治體制。法語居民權力受限制，在人口與控制省份方面成為少數。國會分為上下議院，其中下議院選舉採用簡單多數制，傾向產生爭取中間選民的兩黨政治。下議院通過的法律可由通常是英總督終身委任成員的上議院否決。

政治權力集中在中央政府，由於政治聯盟遊說需要在全國層面展開，大型銀行擁有眾多分行的體系並未受到嚴重挑戰。加拿大的地理也意味商人強烈傾向大型銀行，因為各地自然資源分散，而加拿大商人的主要目標是將原料輸向英國，全國銀行更有利於國際與地區匯票長距離交易。

由於開設分行沒有限制，政府又沒有提供存款保障，銀行有強烈理由整合。面對銀行資不抵債時，加拿大銀行體系大致以市場為本機制處理。如果銀行規模較大，可能威脅整個體系，蒙特利爾銀行會協調其他銀行回應，有可能會直接接管發生危機的銀行。加拿大政府有時也會向銀行體系提供額外支持，修改主權鈔票規則，以提供緊急流動性。

作者指加拿大銀行體系受民粹主義挑戰較小的原因，是農業區接觸銀行服務的途徑很多，而且加拿大政治體制令改變銀行基本規則較難，既要得到全國規模的下議院支持，又要上議院批准。

在大蕭條時期，經濟急劇收縮，但沒有加拿大銀行倒閉。民粹主義聲音因經濟不佳而增強，特別是西部。為回應這種聲音，政府組織委員會研究，在1935年接納委員會建議，成立加拿大銀行，1938年加拿大銀行變為政府擁有，1944年獨佔鈔票發行權。但除此之外，加拿大銀行體系在大蕭條後並未有很大改變。

在二戰前後，加拿大更為工業化與城市化，小型製造商與城市居民要求銀行更切合他們的需求。為滿足房地產借貸需求，政府不是透過銀行，而是透過1944年改寫國家房屋法案，翌年成立中央房貸與房屋公司(CMHC)，提供政府保證鼓勵企業向業主、建築商與發展商借貸。

到1960年代，這些非銀行中介控制資產為金融機構總數三成以上。銀行開始反對這些「類銀行」，1954年CMHC退出與類銀行的共同放款，改為提供房貸保險與直接資助房屋建造，銀行也可以參與CMHC的保險計劃。1967年，銀行法案再次修訂，特許銀行許多限制撤銷，包括貸款利率上限與限制進入常規房貸市場。類銀行則得到政府20000元存款保障。

隨後改革陸續撤銷對銀行的其他限制。到1992年，銀行有能力收購與他們競爭的類銀行，變成大型金融複合體。1997年外國銀行可以自行設立分行，但是受各種限制。加拿大第一類的大型銀行仍不能受外國銀行收購。

作者認為加拿大銀行與政治體系非常成功令銀行穩定、信貸充足與致力保持金融服務的競爭，並重申加拿大有效的規管體系不是獨立出現，而是來自加拿大的Game of Bank Bargains，因此並不容易複製至其他地方。

專制政治體行的銀行結構與表現有數項原則，首先，沒有穩定政府時，銀行體系不會出現；其次，集權威權政府可輕易剝削其銀行體系，傾向令銀行體系規模小於民主政體；第三，威權政府與銀行家可以建立尋租聯盟，令兩者利益一致。

墨西哥是研究政治制度與銀行體系關係的自然實驗例子。自1821年獨立直至1876年，墨西哥政治體制混亂，銀行體系無從說起。波費里奧·迪亞斯將軍結束軍閥時期，他發現利用外國貿易與投資賺取的利益，可以用於整合政治對手的誘因，建立穩定的威權體系。在1877年至1911年「波費里奧和平」時期，迪亞斯建立銀行體系以大量信貸給政府，銀行體系的競爭受到限制，銀行家、銀行股東、政府與政府成員及其家人從中獲得經濟租。大部份處於這聯盟外的墨西哥人，則沒有政治聲音、沒有信貸，只有有限的經濟流動機會。

1910年，一般民眾與聯盟外的菁英發起叛亂推翻迪亞斯，將迪亞斯放逐至法國。隨後革命勝利者互相鬥爭，由1911至1928年墨西哥受內戰、叛亂、軍事政變與政治暗殺而四分五裂。銀行體系很快瓦解，每一方人馬都榨取銀行以資助自己的軍事活動。

1929年，血腥衝突後生還的軍閥組成政黨以消除分歧，政治穩定重新建立。新的國家革命黨(PNR)並不是典型政黨，它不是由候選人名單組成的政治平台，而是軍閥、政治大老與腐敗勞工領袖討價還價的平台。由單一政黨內定選舉的做法制度化，PNR 最後改名為體制革命黨(PRI)，有效壟斷權力直至1990年代後期。

由於PRI掌控幾乎全部政治權力，投資者擔心政府會充公銀行，不敢為銀行體系提供資本。然而，PR需要銀行體系提供資金，保障工會勞工的就業，補貼大型工業部門以維持統治。政府因而建立複雜的發展銀行體系擔當次級放款者，回購商業銀行通過特別計劃進行的貸款，這些特別計劃用於提供信貸給PRI認為重要的行業部門。在此體系中，商業銀行的銀行家、股東與存戶都得到政府保障風險，代價由納稅人承擔。

自1960年代起，墨西哥政府的財政赤字不斷上升。PRI政府不願為加稅而得罪銀行與工業家，也沒有開徵資本稅。為應付赤字，政府指示中央銀行增加貨幣供應，一如預期引起通脹升溫。與此同時，政府大幅提升銀行準備金要求，以確保通脹稅收益絕大部份歸於政府。銀行也受存款利率上限規管，被逼提供低於通脹的存款利息，令存款人從銀行體系抽走資金。

1982年初，油價崩跌，墨西哥面對外債問題，披索貶值。總統洛佩斯·波蒂略在9月1 日充公所有銀行，並以價值成疑的政府債券補償。之後七年，墨西哥銀行過半貸款都是放貸給政府，僅餘的私營部門貸款也用於政治分贓，企業與家庭嚴重缺乏信貸。

1988年，卡洛斯·沙利納斯總統上任，計劃出售國營企業以應付財政與政治挑戰。銀行私有化在18個月內完成，政府獲得三倍於銀行帳面價值的收入。銀行家願意冒再被充公的風險購買銀行，原因是交易中大部份費用都不是出自自己口袋，而是借貸得來，部份甚至是來自即將收購的銀行。由於銀行家與少數股東自己付出的資本很少，他們缺乏誘因審慎放貸。至於存款人，由於存款由政府無上限擔保，他們只需要選擇最高利息的銀行，無需考慮銀行貸款組合的風險。唯一要以自己錢冒險的，就是在整場交易中沒有代表的納稅人。

墨西哥銀行家獲得參與「公我贏，字你輸」賭博的牌照，讓銀行信貸急速增長，從1991年至1994年增加一倍。房貸增長速度更快，變成原本的三倍，而且許多未能還款的房貸並未計算在內。這種貸款增長比存款增長速度更快，差距則以特別是來國外銀行、以外幣計價的銀行拆借融資，造成匯價風險。

1994年末，投資者認為墨西哥政府無力維持披索定價過高的固定匯率，披索匯價在12月開始下滑。墨西哥中央銀行試圖加息以阻止披索貶值，令房貸年利率在1995年3月達74%。結果，披索並未停止貶值，短時期內價值減少近半。以美元計價借債的企業無法還債，銀行也嚴重資不抵債。政府拯救銀行，最終令墨西哥納稅人負上約等於GDP 15%的代價。

1997年，墨西哥銀行體系千瘡百孔，PRI的統治聲望下滑。面對PRI的困境，1997年總統埃內斯托·柴迪洛決定容許外國人擁有墨西哥銀行。至2003年，外國銀行已擁有墨西哥總銀行資產超過八成，並在其後一直維持相當水平。

與外國銀行家成為盟友後，政府為打壓內線貸款，政府規定銀行需要公開帳目，也不准在員工福利計劃外放款給銀行僱員，向與銀行有關連組織的放款則設有上限。銀行資本要求提高，也需要按投資組合風險建立最低準備金。會計準則更改為更接近公認標準。存款保障設上限，範圍只包括銀行存款。

隨後一項研究指，民主政府與大型外國銀行的聯盟，令墨西哥銀行比1970年代資本更為充足，更有能力獲利，而銀行體系整體則比自1910年代任何時刻更穩定。外國銀行並未收取更大利率差，也沒有比現時墨西哥銀行提供更少信貸。研究指外資銀行的分別，是對篩選借貸人更為謹慎，估計墨西哥銀行被外國銀行收購後，貸款壞帳比率下跌6.5個百分比。

作者指，墨西哥銀行體系信貸不足的問題仍然存在，其解決需要建立容許以房地產為抵押品，並容許銀行較易收回這項抵押品的制度。但是這些制度不會憑空出現，需要公共與私人投資在有效率法院、誠實的警察與準確的房地產登記。

在巴西，人力資本分佈極不平均，只有少數精英幾乎擁有所有可課稅的事物。面對如此不平等，政府只能在三種同樣不理想的選項中選擇︰一是不向任何人課稅，政府持續財困貧弱；二是以通脹向窮人課稅，令政府不受歡迎；三是向富人課稅，而面對被立即推翻的風險。巴西政府只有在與其他群體組成聯盟才能統治，盟友有時是富人，有時是窮人，視乎不時發生的根本權力轉移而定。

在1808年至1889年巴西君主制時期，首二十年政府以通脹課稅，以資助一連串絕對君主。種糖主與商人菁英感到不滿，1831年逼使君主讓位給其年幼兒子。從1831至1889年，巴西政府極為衰弱，真正權力掌握在地方寡頭與商人手中。在此期間，政府無法以銀行體系徵收通脹稅，銀行也未能為私營部門提供多少信貸。

巴西的Game of Bank Bargains有兩項影響廣泛、形塑經濟及政治制度的初始條件。一是巴西是國家龐大，地理特徵不利於建立跨區市場或政治中央集權。在殖民與後殖民歷史，巴西更像是各個利通當地自由資源的獨立定居地集合，各地彼此孤立。巴西的地理位置也處於地緣紛爭之外，不需要大規模動員，缺乏推動擴大選舉權的壓力。

另一初始條件是巴西土壤與氣候極適宜種植甘蔗，自十六世紀就是世界主要製糖地。甘蔗需要在收割後12小時內處理，以及製糖明顯的規模經濟效應，令收穫與製糖過程需要仔細協調。加上收割甘蔗的工作非常艱辛，讓甘蔗更常種植於擁有奴隸工人的大型種植園內。結果是巴西成為新世界最典型的奴隸社會。即使在製糖業衰落後，巴西仍然是世界上最不平等國家之一。

巴西地方寡頭成功拖延自1826年起內外的廢奴訴求，直至1888奴隸才完全廢止。巴西菁英也在十九世紀中期設法妨礙勞工市場轉型為競爭市場，1850年立法排除土地自由擁有。憲法也在1824年與1881年兩度提高選舉權門檻，旨在限制菁英以外的選舉權。

在銀行制度上，十九世紀中期的巴西政府力圖限制銀行數目，盡量減少競爭，以提高銀行股票回報率，讓在銀行董事會任職的政治家獲益。內閣可以大筆一揮徵用銀行資本，令新成立銀行數目有限。

有限的銀行體系帶來兩項缺點︰經濟增長速度不足，以及中央政府持續衰弱。國王開徵通脹稅受菁英阻撓，受國會反對不能向收入、財富與消費課稅，向外借債能力也受稅基不足、還款能力成疑而有限。

1889年11月15日，軍事政府推翻君主制。取代君主制的舊共和國並不算民主，之後則是各壽命不一的類民主政府。在這段時期，巴西銀行再次用作課徵通脹稅的工具。開徵通脹稅必須為存款利率設上限，但存款會因而減少，令私人信貸減少。1964年，軍隊發動政變，實行軍事獨裁，但隨後通脹幅度進一步上升。到1980年代末， 持續加速的通脹極不受歡迎，促成軍事政府倒台與民主崛起。

自1988年民主化後，巴西的Game of Bank Bargains圍繞著創造就業給政治關鍵選民。選民偏好結束通脹的候選人，讓民選巴西總統推動私有化州政府控制銀行，以避免這些銀行用來資助州政府赤字，引起通貨膨脹，並需要聯邦政府不時拯救。選民也期望收入與機會重分配，讓巴西政府不得不走在民粹的邊緣，卻又不能過度運用政府預算重分配，令財富外移。故此，許多重分配以國有銀行按就業機會分配信貸形式進行，令私人投資可獲的信貸受限。

作者指，未來巴西銀行業有許多樂觀跡象。然而，這不代表巴西銀行業未來一定美好，新制度安排未受過經濟衝擊考驗，而巴西政府透過國營銀行補助信貸，也可能會發展成像美國那樣的銀行危機。

作者參照本書個案與不同跨國統計研究，得出以下三項教訓︰一是在其他條件相同下，民主比專制較有利於銀行信貸的廣泛分配；二是其他條件相同下，擁有自由派制度的民主政體，會令銀行家與民粹主義者較難組成聯盟，更有利於銀行信貸廣泛分配，以及避免銀行危機發生；三是政府安全網傾向令銀行體系不穩，安全網不是出於經濟效率，而是政治談判的結果。

作者指出，現時主流的銀行危機理論，視銀行危機為在所有時間地點都共通的現象。但本書則展示，銀行危機不是隨時間與國家發生的定期事件，因此不是銀行普遍經濟特徵的結果，而是這些特徵與特定政治環境結合而成。

銀行危機共通理論著重三項層面︰銀行結構、銀行間的連結以及人類天性。作者認為，這三項層面並不是銀行危機發生的足夠條件。流動性風險、銀行間連結與資產泡沫是否造成危機，決定的是政治因素。政府多大程度為銀行提供安全網與推行審慎規管，是由政治人物決定，而這些政治人物通常是以盡量擴大其短期政治利益為動力，而不是長遠而言對社會是否有益。

作者總結指，社會並沒有選擇其銀行體系，而是獲得其政治制度與主導政治聯盟允許的銀行體系。在威權體制下只談銀行改革或許只是徒勞，最有效的改革可能是轉型為民主政體。即使在民主社會，改革也需要面對已掌控銀行的政治聯盟反對。危機可能會動員選民要求改變，但權力既得利益者也會趁危機加強其權力。

只有好的意念並不足夠，關鍵是民眾持續支持好的意念。難處在於銀行規管非常複雜，連專家也有各種不同意見，媒體記者專業知識不足且帶有偏見。這不代表銀行規管改革毫無希望，但推動者既需要認清政治權力如何分配，可能也要有點非理性的堅持。

擁抱戰敗

看完了《擁抱戰敗》，主題是二戰戰敗後在美軍佔領時期的日本。1945年8月15日昭和天皇宣佈無條件投降後，兩星期間日本政府致力燒毀內部文件以掩飾罪行，特別是要設法維護「國體」，即保住昭和天皇皇位。

美國完全主導同盟國佔領日本時期的政策，在日本推行由上而下的革命，麥克阿瑟如同新的天皇。麥克阿瑟將民主主義變成基本理念，也制定日本放棄戰爭的方針。

日本人在戰時已經處於緊張壓力，在天皇終戰詔書後即時反應是震驚麻木，接著則是疲憊與絕望的虛脫狀態。物資匱乏，糧食早已不足，生活必須依靠黑市。心理上日本人同樣感到虛脫，戰爭期間政府一直濫用權力，戰敗後戰時犧牲又變得沒有意義。新聞界廣為報導酗酒、吸毒與犯罪，孩童遊戲模仿黑市、妓女拉客與左翼示威。

通貨膨脹加劇，戰時軍用物資被人侵吞，日本人為維持同盟國佔領的費用龐大，都產生物質與心理上的影響。在這種狀態下，許多日本人出現受害者意識，認為自己是戰爭最大的受害者，對昔日帝國軍隊在外地施暴不太關心，對進步改革也缺乏熱情。

戰敗後邊緣群體帶來與眾不同的次文化，分別來自稱為「潘潘」、專門接待佔領軍士兵的妓女；以物欲與弱肉強食為規範的黑市；以及以縱欲、醉酒、低俗雜誌為代表的粕取文化。三者表現出以生命力、本能與色情驅使人們擺脫虛脫狀態，挑戰舊價值的觀念。

從戰爭用語轉換為和平用語，反映出整個社會從戰爭轉向和平的混亂過程一部份。戰時口號以舊瓶新酒方式出現。對「新」的崇拜與過去並無不同，但新的定義則已經改變。各種過往的語言與歷史，協助民眾投身於「新」日本的前景。

言論在戰時遭嚴重壓制，戰後日本人對言論大為饑渴。即使戰後存在審查制度與物資匱乏，出版業仍是最初復興的商業領域之一。各種戰時雜誌改名重新登場，雜誌種類、報紙發行量與出版書籍大幅上升。

英語會話小冊子成為戰後最初的暢銷書，之後則是普世與嚴肅的作品，反映大眾關注思考人性與社會責任，女性作家也出現在暢銷書排行榜上。隨著佔領當局對出版戰爭資料的限制放寬，原子彈爆炸倖存者永井隆的著作也成為暢銷書。

到1950年間，戰時死亡的日本大學生遺書集《聽，海神之聲》登上暢銷書排行榜。作者指，此書將一種十分接近軍國主義者虛構的犧牲形象變成不朽。人們用這些精英年輕人為哀悼對象，沒有非日本人的受害者在場，以逃避過去並向新的目標邁進。

麥克阿瑟從不與日本人交際。東京市中心盟軍司令部等同於日本政府之上的政府，推動政府、經濟、社會與文化政策。雖然理論上司令部的中層人員對日本官員沒有命令權，但其提議與勸告仍得到有效執行。這種「行政指導」模式成為佔領結束後日本官僚的作風。

佔領當局直接干涉教育與日常文化，派提供民間的美式教育，審查教科書，影響大眾媒體，審查媒體內容並主動發佈宣傳。佔領軍部隊構成特權集團，在東京中心組成「小美國」，而且明確實行種族隔離政策。所有與佔領軍的交際，幾乎都是以征服者的語言界定。

麥克阿瑟的助手們擁有極大權力。公眾媒體不能對最高司令部提出政策異議、對同盟國進行負面報導，也不能提到自己受到上述限制。佔領軍襲擊與強姦的事件時有發生。征服者鼓吹民主，卻依仗命令行事；他們擁護平等，卻自己成為特權階級。征服者與被征服者的交流，充斥著白人至上主義氣息。

戰時美國將日本人宣傳為野蠻人或瘋子，狂熱盲從的「猿人」。但在計劃對日實行民主化與非軍事化後，軍方宣傳就轉為鼓吹，日本人的可怕行為，都是「軍閥」教導所致。美國人的使命，就是讓日本人認識「真理」，以建設而和平的方式生活。

美國政府的「舊日本派」認為，日本人沒有自我統治的能力，但結果是強調日本民族性格適應力的行為科學家，以及相信民主本質普遍性的自由派與左派政策制定者一派取得勝利，反映出美國政府官僚體制內更廣泛的政策鬥爭，也部份與羅斯福死後權力交接有關。這也反映在最高司令部在日常營運層面，刻意排除事日本事務有認識的人在制定政策崗位之外，起用對日本幾乎沒有認識的人員。

戰後日本人給麥克阿瑟的來信眾多，寫信者對他滿懷崇敬與感謝之情，並送各種禮物給他。但民眾也毫不猶疑向新的當權者表達觀點，提出批評與建議，這與戰時的情況大為不同。

知識份子在戰後以「進步文化人」姿態集結在民主與解放大旗下。戰時大多數自由主義者與左翼知識份子放棄自己的信仰，支持過戰爭。他們決意重新開始，自發擁抱非軍事化與民主化。這群「悔恨共同體」傾向世界大同主義，並擁抱「進步的」歐洲知識，包括馬克思主義，這引起佔領當局反共主義者的注意。

民眾開始思考擁抱民主的意義，學生運動出現，婦女要求參政權，勞工組織成立，工業行動擴展。地方報紙、校報、企業或社團通訊熱烈議論民主革命，大量政治交流活動在地方集會、小組討論與民意測驗展開，廣播節目促進政治參與。這些草根行動悄悄推翻舊等級體制，反映民眾擁抱民主的自發創造力。

制度劇烈改變，觸及民眾日常生活。舊法律廢止，獨裁統治的基礎結構崩解，農地改革幾乎摧毀地主與佃農的剝削制度。選舉制度改革強化參眾兩院政治權力，憲法確立主權在民原則，廣泛保障人權，以反對軍國主義理想為核心。勞動法改革大為改善勞動者的基本權利。教育改革令課程自由化，擴大接受大學精英教育的機會。民法改革消除家族制度的法律基礎，並加強女性權利。

日常語言發生永久變化，吸收外國思想與習慣。大眾文化領域美國化，和製英語新詞不時冒起，諷刺的俗彥成語層出不窮。部份舊有言論與標誌口號則驟然消失，「報國」已與許多說法一起埋葬，而最為流行的新詞是「民主化」。

戰後工會迅速發展。通貨膨脹白領階層廣泛加入工會，特別是公務員。在工會之外，「生產管理鬥爭」代表了草根的激進反資本主義思潮，最初形式是通過奪取生產控制權，要脅管理者答應勞動者的要求。後來則發展時讓勞動者相信自己有能力作基本決策，獲得公眾關注。

1946年5月1日，日本全國各地在勞動節出現集會遊行。5月19日民眾發起「糧食五一節」，二十五萬人聚集在皇居，訴說難以獲取足夠食物。然而這次事件的意識形態混亂矛盾，要求創建民主的運動，卻以向天皇這絕對權威請願的傳統方式表達其意願。

參與四、五月示威的民眾被最高司令部稱作暴民。佔領軍藉此明確劃下民主革命手段的界線，並最終傾向保守派。美國代表稱五一節集會組織懷疑與蘇聯有聯繫。

民眾運動並未因而完全凍結。東京大學生以「學生五一節」名義發起第三輪示威，呼籲大學自治，並審判「戰犯教授」。工會運動持續，工會計劃在1947年2月1 日發起全國總罷工，但因麥克阿瑟干預而停止。左翼反美主義在此事後出現，而勞動者平等分享民主權利的可能則告終。

共產黨人日漸敵視盟軍總司令部，美國人則越發傾向於放棄改革，日趨保守。韓戰爆發前後，佔領軍實行「赤狩」，在公私部門解僱左翼僱員，並讓支持軍國主義及極端民族主義者重新恢復公共活動。往後日本保守派一直佔支配地位，而左翼則成為佔領當初非軍事化與民主化理念最堅定的擁護者。

事實證明裕仁善於隨機應變，仰賴麥克阿瑟而得以從戰爭罪行中全身而退。既然連國家政治與精神最高領袖都不用負上責任，就難以指望其一般民眾能夠自我反省。佔領軍將天皇重新置於新生民主國家中心，讓世襲特權得到重新肯定。天皇繼續是父權制至高標誌，也是所謂人種純粹與文化同質的體現者。

麥克阿瑟司令部在戰時已將天皇看成戰後重建日本的核心，著重天皇對日本人心理極端凡「精神」支配力。戰後，日本政府也極力塑造天皇為和平主義者，戰時行為只是軍方插入天皇與臣民之間所致。

天皇對戰爭缺乏自省，認為日本戰敗是軍部近臣的失策，太輕視英美，投降是為了保住其建國神話象徵的「三神器」。在戰後對《紐約時報》的書面答覆中，天皇卻堅稱他無意使宣戰詔書在珍珠港事件中如此利用，雖然他知情並下令戰爭部署、艦隊任務與開戰時間等。

麥克阿瑟與裕仁天皇一張合照可說是佔領時期最著名的影像。照片中兩人並肩站立，麥克阿瑟姿態隨意，明顯比天皇高，天皇則身穿常禮服，姿態僵硬。誰人大權在握，在照片中一目了然。麥克阿瑟決定將照片公之於眾，樹立起廣為人知的權威形象。

佔領軍成員毫不猶疑向皇室擁護派提供個人鼓勵與建議。兩者的勾結卓有成效，為天皇披上新衣之餘，皇室周圍與佔領軍上層也公然培育出深交。

戰後日本人對天皇的崇拜終結。許多人對天皇制的命運，似乎只有旁觀者的態度。民眾更關心糧食、住房的問題，逐漸接受天皇是凡人的觀念，也開始將天皇當成笑話的內容。天皇萬世一系神話受到質疑，新興宗教紛紛出現。

1946年元旦天皇發表後來所稱的「人間宣言」。藉由否定天皇是「現人神」，宮內迴避了佔領軍對直截否定天皇與日本人是「神的子孫」的要求。

1948年東京審判臨近判決時，天皇對臣下將被處死或監禁有何反應，再次成為大眾討論的話題，而美國人則照常壓制天皇退位的主張。到佔領期結束，天皇近臣木戶幸一勸告天皇退位的時機已至，讓皇室承擔責任並「服從真實」，然而天皇仍然絲毫沒有提到他個人的戰爭責任。

為回應天皇退位的壓力，保守派與最高司令部精心策劃巡遊宣傳活動，將天皇由君王轉為名人。巡遊令大眾對天皇的崇拜世俗化，也意外令他成為國民痛苦與犧牲的親切象徵。當然，當巡遊遇到可能的抗議時，新的天皇制民主與過去一樣，會壓制「危險思想」的人。

1946年初，麥克阿瑟開始著手以新的國民憲章取代明治憲法。最初麥克阿瑟傾向由日本政府自行提出憲法修正案，1945年10月，美方通知日本政府希望進行憲法修正，並等待回覆。日本民眾與政黨則迅速領會美方意圖，各自提出自己的草案。

日本政府自己的草案最遲公布。日本政府保守派內閣認為憲法修正是輕率概念，既存憲法經過重新詮釋就足夠，這與美國希望系統地防止日本重蹈覆轍的想法有異。佔領當局顯然關注到個別民間方案的自由主義訴求，與此相反，日本政府的草案則在報紙記者竊取公開後，被廣泛嘲弄為虛飾與脫離時代。

1946年2月3日，麥克阿瑟決定日本政府需由民政局詳細指導憲法典範。新憲法需基於麥克阿瑟宣稱的三項原則，大致是天皇處於國家元首，職務與權能基於憲法行使；日本放棄國家主權的戰爭權力；廢除華族政治特權，終結封建制。

麥克阿瑟如此決斷行事，而不是讓日本人自己建立民主政府修憲，原因是他相信主動出擊對保護天皇至關重要。同盟國遠東委員會預定在二月尾正式運作，也可能會削弱麥克阿瑟在修憲上的權力，催促他快速行事。

民政局「憲法制定會議」在東京第一生命大廈第六層的舞廳展開。憲法制定會議參與者有一種身負實現民主制度化使命的共同判斷，以最寬容、最自由主義的向度解釋君主立憲制形式。他們將天皇描述為國家與人民團體的「象徵」，而主權完全在於國民。代議制與廣泛國民自由及人權得到保障。國家主權以放棄戰爭、反軍國主義為基礎。

民政局的「修正」實質上是以新憲法取代舊憲法，這既未經內部討論也未向公眾發表。修正參與者對種族中心主義與文化帝國主義批評的回應，是「政治道德法則的普遍性」適當而必要。他們也認為，假如日本國民不支持美方的憲法提案，之後也可以更改。

1946年2月13日，民政局主管惠特准將訪問日本外務大臣官邸，向日本政府提交美方憲法草案。日方官員大感錯愕，但反應依舊緩慢，直至2月19日內閣才得悉美方意向。雖然內閣官員不願大幅修改憲法，但天皇本身卻很快接受，很可能是因為其「聖體」得到保護。

3月4日，日方向美方提交日本政府的日文版憲法草案，雙方進行馬拉松式翻譯會議。日方草案摻進了許多變更。3月6日，新憲法以天皇與民主和平理念並重的形式公佈，日本人都知道新憲法由美國人暗箱操作。雖然如此，只有共產黨反對新草案，其他所有政黨都表示認可。

國會對憲法第九條放棄戰爭條款的修正，讓該條款的措辭含糊不清，沒有界定為自衛而武裝是否受到禁止。第九條矛盾的措辭，在1950年6月朝鮮戰爭爆發時，讓保守派與美國人找到漏洞，讓日本開始重新武裝。

盟軍最軍司令部設置民間審查部審查媒體內容，審查範圍涵蓋各種媒體，包括日文與外文資訊，披露審查制度存在本身也受到禁止。民間審查部的準則從未公佈，以致參與任何公開交流者，只能以最軍司令部發佈的曖昧法規，以及根據過去經驗推測甚麼內容可以通過審查。

佔領初期，審查內容著重針對控制戰爭議論，防範動搖佔領當局改革計劃。批評佔領軍的內容不准公開，連日本政府必須付出巨額佔領軍維持費一事也只能含糊其辭。攻擊天皇、描述戰後經濟苦況、提及向美軍「親善」女性的存在也是禁忌。

1947年後，審查制度的人員繼續擴張，並由更保守的技術官僚接任，變得更為嚴格專斷。到1947年12日，審查制度視左翼為民主新敵人成為公開的方針。日本政府在最高司令部積極協助下實行「赤狩」。

由於最高司令部狂暴的反左翼運動，許多早期熱心支持美國的民主主義者，轉變為懷疑派或徹底的反美派。征服者不斷談民主，卻致力於控制輿論，令許多人明白沈默順應大勢較為明智。這種意識由征服者鞏固，但佔領期結束後卻被外國人認為是日本人原本獨有的態度。

以「反和平罪」審判A級戰犯帶有司法正義與勝利者制裁之間的矛盾，這成為日本戰後新民族主義的溫床。東京審判始於1946年5月3日，歷時三十一個月。長期拖延的審判，令日本民眾對戰爭罪行與戰爭責任的問題日益厭倦。

作者指，A級戰犯審判基本上就是復仇行動，立下令人擔憂的先例，將來任何曾經支持本國發動戰爭而失敗的身居高位者，都可能會被勝利者追訴為戰爭罪犯。

到東京審判結束時，世界局勢已經變化，同盟國因冷戰而分離，各國在亞洲正進行殖民戰爭，美國佔領日本的政策已偏離「非軍事化與民主化」理念。在1948年，已沒有人相信紐倫堡與東京審判，能為建立國際法與正義新秩序提供依據。

對許多人而言，東京審判與紐倫堡審判的主要差別，是被告人與其被控罪行性質不同。日本本存在領導人陰謀小集團，也沒有像納粹黨及其下屬犯罪機構的組織。 日本也沒有可與德國相比、有計劃實行的種族滅絕行為。

有觀察者將東京審判喻為美國荷里活式的表演，燈光眼花撩亂，大多數審理時間都被拍攝。美國憲兵俯首被告，展示出強勢者與失敗者對比的拍攝構圖。審判基本語言是英語，首席審判官大多數都是英美法實踐專家，令日本辯護律師極為不利。

在法律問題上，法庭提出日本對侵略戰爭進行十八年「共同謀劃」的說法，更像是宣傳而不是嚴肅歷史分析。共謀一罪在1945之前的國際法並不存在，也惹來違反無法可依不能定罪、不可處罰法律原則的質疑。辯方也就1928年凱洛格—白里安公約並沒有將戰爭等同犯罪，以及讓個人承擔國家行為罪責是否合法提出抗辯。

東京審判A級戰犯人選容易受到批判，憲兵頭目、極端民族主義秘密團體領導人、發戰爭財的實業家、強制動員朝鮮與台灣人、強逼非日籍女性當「慰安婦」、進行人體試驗的731部隊、運用化學武器都沒有受到起訴。

審判官人選相當隨意，沒有一人是國際法專家，蘇聯代表曾參與史達林主義偽審判，菲律賓代表根本沒有法律資格。更驚人的是，十一位法官從未全體商討全終判決，只有七位法官內部決定結果，並以多數決規則強加於其餘四人。

審判運用勝利者界定的寬鬆證據規則，為審判任意性與不公正打開方便之門。檢察方資源遠比被告多，檢察方翻譯人數遠超被告方，對翻譯版本也有決定權。檢察方最公然操縱的證據，是全心開脫天皇的舉動，與辯方合作令天皇保持隱形。

令東京審判更顯荒謬的，是審判途中美國已引入反共產主義的馬歇爾計劃，到審判尾聲，代表仍在審判席的中國國民黨正逃向台灣，反共氣氛日益增加，但蘇聯代表繼續安坐在審判席上。

亞洲民族在東京審判上參與甚少，日本人本身也被排除擔當任何正式角色。戰敗後，日本民間強力支持積極揭露國家戰爭罪行。內閣在1945年9月曾向最高司令部提出，由日本調查戰爭罪行並獨自審判，天皇勉強同意，但提案被最高司令部駁回。

雖然無法擔當任何正式角色，日本精英人士卻對起訴人選施加非正式的影響力。他們向最高司令部通風報信，甚至包括天皇宮內人士，主張責任在東條核心的少數人，與天皇無關。

戰敗之後，日本人為戰爭懺悔贖罪時，關心的是如何告慰自己死去的同胞。終戰日本男性都知道帝國軍隊的劫掠暴行，其他日本人也在戰勝國宣傳下得知相關證據，這令日本人難以接受。雖然許多人開始承認戰爭涉及犯罪行為，卻並未抑制國民在懺悔與贖罪行為中，已肯定方式安慰己方死者的逼切訴求。

戰後日本國民普遍感到自己受騙，甚至連戰時宣傳者也藉此洗脫個人責任。當主張慘敗是壓制國民言論自由的魯莽國家領導人引發，自身協助戰爭的污點就得以洗脫。從這一觀點看，全體國民都是戰爭的犧牲者。

戰時領導者的無能，在於他們未能意識到日本科學與應用技術的落後。「科學」成為解答為何戰敗與未來出路雙重疑問的答案，而只有在「自由的精神」下科學才能繁榮發展。在受騙意識與戰敗在於科學兩者影響下，不免令日本人傾向更多元、平等、民主、負責任與理性的社會。

敗戰時日本政府一方面努力銷毀犯罪證據，另一方面則宣稱全體國民需要總懺悔。集體化的說法令沒有人想要負責任，也沒有人自己要求負責任。

日本人自認為犧牲者的意識，並未超越國民與種族。當東京審判披露日軍的暴行時，有意見認為全體國民都應負上戰爭責任。但隨著冷戰氣氛加強，佔領軍視共產黨中國為大敵，而將阻止日本人對暴行的記憶列為重要政策。

在反共風潮下，未被起訴的戰犯嫌疑人也乘勢復歸，公眾也對戰時的一切心存遺忘。到1950年代，留在海外戰犯的受害者形象受到歌頌，死刑犯的遺囑與家書陸續出版，透過強調他們對家人的關注，不提及處決的緣由，消除他們是真正罪犯的印象。

在佔領期間，美國人已成為日本政治版圖的利益集團之一，其後出於冷戰考慮，放棄當初許多「非軍事化與民主化」的理想。在轉變過程中，美國人公然與日本保守甚至右翼勢力結盟。日本媒體將這種美國人方針的劇烈轉變稱為「逆流」。

朝鮮戰爭爆發後，美國強行要求日本再軍備。1950年日本的時代精神是「混亂與虛無」，在人人爭著改弦易轍的世界中，將罪行說成只是錯誤，很容易引起更廣泛共鳴。在這段時期，流行歌曲轉向傳統的感傷風格，中世紀武士的傳記與小說重現，真正解放與草根民主之夢終結。

1948年，經濟政策「逆流」已佔優勢，許多指定解體的企業從名單剔除。戰後經濟混亂造成惡性通貨膨脹，加上可能解體的威脅，令大企業消極悲觀，為中小企業創造機會。戰後崛起的中小企業，多數是迎合消費者的需求，當中包括美國士兵的需要。

為恢復經濟活力，日本政府推動戰略優先產業，推行名為「傾斜生產方式」的經濟干涉計劃，將勞動力與原材料分配至主要產業部門。這些部門受政府直接補助，並通過復興金融金庫發放政策誘導貸款。

政策對象部門生產得以提高，但復興金融金庫為貪污受賄提供方便，並帶來通貨膨脹。傾斜生產方式只維持兩年多，但它開創戰後制定最高產業政策的崇拜，令政府與大企業更緊密結合。它也為巨額資金再整合與經濟計劃奠定基礎。

美國人一直認為日本是二流經濟，設想日本未來市場是亞洲國家，而非歐美。但日本決策者並不認為日本是劣質產品生產國。戰時壓力下的重化學工業改進，以及未來推進科學、掌握科技與管理技術，加上高附加值生產，將是未來繁榮的關鍵。

1946年外務省特別諮詢委員會一份報告推想，未來紡織業與其他輕工業生產就會由中國與印度取代，日本只能從事高附加值的勞動密集生產，特別是出口機械與化學產品。官僚將承擔過去財閥的職責，提供貸款，促進中小企業出口競爭力，防範基礎工業受外國控制，並盡可能維持穩定就業。

1948年12日，華盛頓發表安定日本經濟的九項原則，隨後由道奇率領使團到日本實行。在道奇路線下，政府財政補助減少，內閣與國會必須實現盈餘預算，匯率固定以刺激出口，通商產業省成立，反壟斷法放寬，勞動法受到削減。到1950年，道奇路線成功壓抑通貨膨脹，但公共支出減少，失業率上升，消費低迷，小型企業破產增加，不同政治立場的日本人都感到不滿。

6月爆發的朝鮮戰爭帶來轉機，美國特需採購刺激軍需繁榮，讓首相吉田茂形容朝鮮戰爭是「天佑神助」。按估計，1950年6月至1953年底，特需為日本帶來二十三億美元，超過1945至51年美國援助總額，而且是以美元支付。朝鮮戰爭也打亂全球貿易方式，日本是唯一工業技術能力過剩的工業國家，大量購買機械製品訂單湧入。日本也獲得美國商業許可與專利權，也令品質管理方法普及。

戰後日本經濟特質主要就是在道奇路線與軍需景氣下成形。通商產業省與大藏省控制經濟權力，並對大企業與銀行施加影響。銀行與產業關係親密，形成稱為「系列」的商業與製造業集團。到佔領期結束後，官僚構造仍然延續，以守護日本人新的資本主義。

朝鮮戰爭時日本由美國人著手再軍備，顯得並不光明正大。時任首相吉田茂否認正進行再軍備，並反對美國人籌建三十至三十五萬人軍隊的要求，以避免日本需要與美軍在朝鮮共同作戰的風險。

1951年4月，美國總統杜甫宣佈免去麥克阿瑟職務，日本民眾普遍將此事解讀為令人意外的悲劇。佔領期即將結束時，人們缺乏喜悅期待之情。對民眾而言，軍事佔領與從屬獨立並沒有很大差別，自然也沒甚麼好慶賀。1952年4月28日，日本恢復行使主權。

作者總結指，佔領軍未能抑制從戰時繼承的官僚政治影響，並在冷戰佔上風後以「逆流」令官僚政治權威更為集中。最高司令部自上而下的革命既推動了進步變革，也重新強化獨裁統治結構。但相比帝國時代，戰後日本確是極其自由與主張人人平等的國家，人民對軍國主義與戰爭極為謹慎。

佔領期結束後，日本國會可以修改征服者推動的新憲法，但直至實施五十年後的1997年，憲法仍然一字不改。現在「非軍事化與民主化」理想背後的體系已經崩潰，戰敗的教訓與遺產，仍然遠未到終結之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