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作

看完了Richard Sennett的《合作》，主題是現代生活如何削弱人們的合作能力，又如何能夠補救。開放的對話式合作需要同理心而不是同情心，同情心是透過想像的認同行為來克服差異，同理心則是以尊重他人本性的方式關心他人，聆聽者需要抽離自我。

作者將交流行為分為五類︰需要自我犧牲的利他交流、雙方受益的雙贏交流、意識到彼此差異的差異化交流、以另一方為代價獲益的零和交流，以及一方消滅另一方的贏家通吃交流。合作與競爭之間的平衡，落在利他與惡性競爭兩極的中間。

有三項要素讓儀式可以獨立存在︰重複進行、符號化與戲劇表達。儀式可以塑造非正式的雙贏文流，在有強弱差距的聯盟中顧全雙方面子。十六世紀歐洲社會出現變化，新教反對宗教儀式變成只有神職人員單向表演的戲劇，工作坊開發出更高技能，外交領域形成職業禮儀，導致當時競爭與合作的平衡變得脆弱，讓儀式在差異化交流中的地位更為重要。

當代合作在三個領域受到削弱︰不平等、職場帶來的疏離與自我文化的形成。不平等抑制兒童相互連結與合作的能力，在童年商業化下讓青少年出現嫉妒性比較，以物質商品補償自卑感。社群網站突顯出面對面聯繫、人際關係、實體存在是一種特權形式的事實，他人生活變成一種消費，不同階層的青少年社交活動日益減少。

職場上的非正式關係由三項要素組成︰上司掙來的權威、相互信任與在危機中的合作。掙來的權威可以緩和上下關係帶來的羞辱，相互信任讓員工可以放膽工作，危機中的合作可以為新情況帶來解決方案。短期時間觀改變了工作的性質，讓職場的社交三角崩潰。短期工作否定背景知識的重要，增加勞動者的不安全感。失業帶來恐懼與創傷。團隊只是假裝團結以展現自己，事情出錯時彼此推卸責任。當權者漫不經心、放棄權威，沒有發揮領導作用，卻盡力保住自己的特權與好處。

當代社會出現「不合作的自我」這種性格，他無法因應費神又複雜的社交活動，失去與他人合作的欲望，缺乏為他人挺身而出的性格(character)。當遠離社交的目的只是為了減輕與他人互動的焦慮，遠離帶來的不是啟發而是盲目，當中涉及兩項心理因素︰自我陶醉的自戀，以及退回自己世界的自滿。當人們癡迷於證明自己而努力時，別人最多只是可以利用的工具，與他人合作本身並沒有價值。

作者提出強化合作的三個領域︰體力勞動如何促進對話式社交、日常交際如何落實對話式交流、社區生活面對的挑戰。工作坊展現身體與社交連結的例子，包括以儀式體現勞動節奏，重視視覺、習慣的非正式肢體動作，以及因應阻力處理問題本身。

在日常交際中，就業輔導間接、輕巧、避免過度投入的技巧，讓人把注意力集中在外部以解決問題。「換句話說，你的意思是……」的技巧可為談判建立共同基礎。在沈默與說話之間取得平衡可以修復損害。非正式提出妥協方案可創造模糊性，讓交流繼續進行而不是放棄問題。中性的社交面具可讓人不專注於展示自己，促進表演以填滿共同的社交空間。

社區生活的挑戰有三方面︰難以維持士氣，在生活困難下陷入情緒低落；如何彈性與適應地思考具體行為；怎樣在互不相信的環境下建立合作。作者認為，社區是進入世界的過程，其中人們確定面對面關係的價值，並了解其限制。社區無法填補人生的全部，但它能帶來確實的樂趣。

作者最後指，現代社會削弱儀式透過共同象徵行為將人向外轉，從而緩解焦慮的連結。現代冷酷簡化可能會壓制與扭曲人們一起生活的能力，但不會將這種能力摧毀。人類身為群居動物，能夠比現有社會秩序所預設的更深入合作。

從人到鬼 從鬼到人

看完了《從人到鬼 從鬼到人》，主題是二戰後在中國的乙丙級戰犯審判。作者先指出，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言投降後，日本帝國佔領各地的情況並不是立即結束。特別是在中國，由於日軍在當地沒有被大型戰事擊敗，日本軍官相信他們沒有敗給中國。在戰爭結束後，中國國民黨、共產黨、美國，還有日本，都持續在爭奪中國的控制權。

國民黨希望藉由以正確法律程序審判戰犯，向國際社會表達他們有能力承擔國際法的責任。乙丙級戰犯主要涉及戰爭中的實際行為，在中國進行戰犯審判面對的問題包括︰認定被起訴者的族群政治身份、設立法庭體系以取得證詞、分辨何謂「通敵者」(在日本前殖民地臺灣此問題特別複雜)、調查犯罪行為並尋找證據、追捕已回日本的嫌疑人等。

蔣介石在戰後宣言寬大對待日本人，希望重新與日本建立明確關係，以對抗國內的敵人共產黨。在山西，部份日軍不及回國，被當地國民黨勢力閻錫山收編對抗共產黨。內戰情況轉差後，蔣介石開始招募日本軍官協助軍事訓練，後來他們被編為「白團」。國民黨審判日本的戰犯，包括涉及南京大屠殺的日軍第六師團司令谷壽夫，他並非國民黨最意欲起訴的人選，但美國只同意引渡他。一再被往後中國歷史書提及的「百人斬」比賽涉事者野田毅與向井敏明被國民黨法庭判處死刑。更為突出的個案是日本中國派遣軍司令岡村寧次，國民黨高層希望利用岡村的軍事人脈，於是指令法庭判處岡村無罪。

戰後日本社會視戰犯審判為軍人受到戰爭陷害，企圖以「個人無法為自己控制不了的行動負責」為由規避責任，並故意不提戰犯本身的行為性質。日本政府亦故意阻撓戰犯相關檔案公開，在這段歷史上公開失憶。盟軍佔領在1952年結束後，許多日本都相信，要重建日本，就必須去除戰爭罪行所帶來的污點，將戰爭及其遺緒拋開。在此觀念下，日本戰犯變成受害者，也是為國家犧牲的英雄，被處決的戰犯被入祀靖國神社化為典範。

1950年，在內戰獲勝的中國共產黨從蘇聯轉移一批日本戰犯至中國，當時在共產黨下的日本戰犯總共一千人左右，分別關在太原、西陵與撫順。中國共產黨審判日本戰犯的目的，是證明日本在戰爭中的暴行，以及「轉化」日本犯人，讓他們公開認罪，這種寬大政策意在擴大中國在日本人民的影響。犯人需要寫下自己做過甚麼事，參加歷史課程與研討、表演戲劇重現戰爭罪行，並被安排到中國各地參觀。部份獲釋日本人後來在日本成立中國歸還者聯絡會，長年為戰爭罪行悔罪。但在國際政治中，中國寬待日本戰犯並未改善中日關係，1960年代日本在政治上與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和，雖然在貿易上日本已成為中國最大夥伴。

作者最後指，對日本戰犯進行追訴的背景與政治政策，加上累積的媒體事件創造了法律認同，根本上形塑冷戰初期中日關係的成長，深刻影響日後中日關係的發展。 

Career & Family

看完了Career & Family，主題是美國女性college graduates邁向更為性別平等的過程，以及仍然存在的性別收入差距。書中將女性按年齡分為五組︰第一組1878-1897年出生，作者稱為"Family or Career"組別。這組女性要面對各種針對女性的僱用與規範限制，包括不僱用已婚女性與夫婦不能在同一機構任職。假如她們選擇致身於特定職業生涯，幾乎不可能擁有小孩。

第二組1898-1923年出生，作者稱為"Job then Family"組別。這組女性經歷經濟大蕭條與第二次世界大戰。當時家庭電器、中央暖氣、自來水、沖水馬桶等科技普及，節省許多家務時間，加上白領工作增加與教育擴張，帶來更多「好工作」，促使女性勞動參與率上升。由於當時已婚女性仍面對僱用限制，女性較多先在年輕時投入工作，到結婚生子後退出職場。

第三組1924-1943年出生，作者稱為"Family then Job"組別。這組女性相對之前組別結婚年齡較早，孩子數目較多，許多在畢業後短期內結婚。由於缺乏便宜可靠的兒童照顧服務，女性在小孩年幼時難以工作。隨著針對已婚女性的職場門檻放寬，她們在孩子年齡較大後重投職場，選擇教學、護士、社工等工作時間較穩定的工作。

第四組1944-1957年出生，作者稱為"Career then Family"組別。避孕藥問世讓這組女性可以避免意外懷孕，結婚年齡中位數較第三組高。她們更多追求終生職業生涯，在學表現更積極優秀，有更多人畢業後繼續進修，投身專業人士行列。在職業生涯穩固後，她們才考慮結婚生子。

第五組在1958年以後出生，作者稱為"Career and Family"組別。這組女性希望既追尋職業生涯，同時建立家庭與生孩子。她們首次生育年齡中位數比第四組高，但在生育科技協助下生育率也比較高。第五組女性同時在職涯與家庭獲得成功的比率在五組中最高。

即使兩性收入差距已收窄，但仍然存在，男女收入比例為1:0.8，而且最主要是相同職業內的差距。作者分析，性別收入差距主要來源不是歧視、女性不夠主動、教育水平等因素，而是來自職業生涯短暫停頓與每週平均工作時數。特別是在工時長、隨傳隨到、著重決策與人脈、競爭激烈的高薪職業中，在孩子出生後，家庭中其中一人任職要求高的職位，另一人減少工作時數，可為家庭帶來更多收入，同時滿足家庭需要。家庭中減少工作時數的通常是女性，這會令她們在高薪職業中建立人脈、參與重要計劃、晉升機會受影響，從而出現性別收入差距隨畢業年數擴大的情況。

針對這種情況，作者提出的解決方法之一，是減少這種隨傳隨到工作形式的額外報酬，包括令工作標準化、以團隊而不是個人為單位面對客戶、採用有助同事之間交接工作的科技等。兒童照護可增加供應與減少費用，鼓勵更多女性投入工作。社會規範改變可令工作與家庭的取捨不再以性別劃分，只是這不會令家庭內的取捨消失，伴侶之間仍需要其中一人減少工時。

The Scythian Empire

看完了The Scythian Empire，說明公元前八世紀起歐亞大陸中部的斯基泰帝國及其文化，如何影響其後的米底—波斯帝國、中亞、印度與中國，深刻形塑後來的古典時代。斯基泰文化為歐亞大陸中部四周帶來軍事、政治與宗教哲學創新，包括配合騎射戰術的短弓、新式銅箭頭與箭袋(gorytos)，以弓騎兵為主力作戰的新型軍事組織，特式短劍(akinakes)與戰斧(sagaris)，大王(Great King)、總督(satraps)與副總督組成的層級封建政治制度，一神宗教與單一大王的聯繫，強調皇室血統神聖與皇家語言的Aria概念，便於騎馬、附有袖與褲的貼身外衣、貼伏的頭盔(bashlyq)與皮製長靴，影響伊朗、中亞、興都庫什等地區語言的帝國斯基泰語。作者指，從現有證據推論，斯基泰的語言與文化影響不是透過貿易與交流，而是透過統治與同化不同地區人群發生。

在斯基泰的皇家血統觀念中，大王是唯一神天神(Heavenly God)的直系後裔，第一位斯基泰王Skula是皇家斯基泰創立者、天神之子Aryapita(意為Aria之父)的第三子。Aria一詞後來在不同的語言中演變︰

古波斯語Ariya = 西斯基泰語 Aria = 大夏語Aria = 古華語*Harya (意為「皇室的」)

*Harya (「皇室的」) > *Harya (「中國的」，「華」與「夏」) →古藏語 Rgya(「中國的」)

*Harya 去鄂音化 > *Harã→*Kara 'Kaya'→古日語Kara(「中國的、韓國的」)

*Harya→*Harya(「吐谷」)→前古藏語 Haźa

*Harya→古印度語Ārya→古藏語 Rgyagar(「印度」)←古華語*Ḥáryaḥwárǎ←古印度語*Āryāwarta (Āryāvarta) (Aryas的故鄉，印度)

*Harya→前古藏語*rgya+-l→古藏語rgyalpo(「國王」)中的rgya-l-(「皇室的」)

斯基泰政治結構由封建層級組成，大王指派封臣至各省，各省封臣則委任自己的從屬封臣。不同封建層級由領主與封臣之間的誓言維繫，天神信仰認為遵守誓言者可在彼世前往天堂。斯基泰人主要活動是畜牧馬、牛與綿羊，生產奶、羊毛、與皮革，定期在不同牧場間移動，也養貓與驢。斯基泰人掌握冶金技術，自行製造甲冑、馬具、箭頭等金屬製品，並參與金屬製品與動物產品貿易換取外國奢侈品。

自公元前八世紀左右，歐亞大陸中部草原的辛梅里亞人(Cimmerians)與斯基泰人向外擴散，在西方抵達米底亞(Media)(現今伊朗西部與北部、土耳其遠東安納托力亞與伊拉克北部)，在東方佔據現今圖瓦、蒙古、內蒙古與黃河河套以東的草原帶，當地最早騎馬者考古證據出現在公元前八至七世紀。從公元前八世紀起，騎射戰術突然出現在烏拉爾圖(Urartu，現今亞美尼亞)與亞述北部邊境，騎射者被稱為辛梅里亞人，其文化與斯基泰人相同。公元前676年，亞述紀錄首次記載斯基泰人。

據希羅多德描述，斯基泰人整合統治當時由不同領主割據的米底亞，直至約公元前620年被米底王子基亞克薩雷斯(Cyaxares)推翻。作者指基亞克薩雷斯當時在斯基泰宮廷成長，顯示他很可能屬於皇家斯基泰血統(Aria)，或許是來自其父或母。從基亞克薩雷斯的成長經歷看，當時米底人被斯基泰人同化，成為政治上的斯基泰人，與斯基泰人通婚，以斯基泰文化生活。同化過程中令米底亞地區不同人聯合為「斯基泰—米底人」，說一種稱為"Ariana"的斯基泰口語，銘文與文字證據顯示這種語言就是「晚期亞維斯陀語」，與瑣羅亞斯德《伽陀》(Gatha)中的早期亞維斯陀語密切關聯。

米底王國首都Agamatana(希羅多德轉錄為Ecbatana)以斯基泰語命名，王國內的斯基泰服飾、武器、政治結構、宗教等沒有重大改變，許多斯基泰人依然留在米底亞。阿斯提阿格斯(Astyages)在公元前585年繼承基亞克薩雷斯王位，在公元前550年被外孫居魯士二世(Cyrus II)推翻。居魯士二世與其子坎比塞斯(Cambyses)透過軍事征服擴張王國。坎比塞斯在公元前522年進軍埃及期間離世，王位爭奪戰由居魯士表親大流士一世(Darius I)獲勝。大流士一世建立阿契美尼德朝，宣稱自己屬於Ariya皇室血統，以設立在paradise的巨大金帳為皇室象徵，顯示斯基泰的統治正當性觀念仍發揮影響。

坎比塞斯時期已出現顯然與宗教有關的叛亂，由居魯士支持復興的多神信仰，與斯基泰—米底的早期瑣羅亞斯德(Early Zoroastrian)一神信仰衝突。大流士即位後，強調主神阿胡拉·馬茲達(Ahura Mazdā)的至高地位，不能與其他小神相比，指稱多神信仰為虛假與說謊者。這種宗教秩序與封建層級結構對應，擁有皇室血統Ariya的「大王」統治帝國「諸王」，後者統治更小的領主。

大流士一世自認其Ariya皇室血統來自與居魯士二世同祖先的阿契美尼斯，其系譜如下︰

阿契美尼斯(斯基泰語的「大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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鐵伊斯佩斯(Teispes，安善與波斯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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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魯士一世（安善）　　　　　　阿里亞蘭尼斯（波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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坎比塞斯一世　　　　　　　　　阿爾薩米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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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魯士二世「大帝」　　　　　　希斯塔斯佩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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坎比塞斯二世　阿托莎　　—　　大流士一世「大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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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薛西斯一世

古波斯語中有許多屬於伊朗語族但並非古波斯語的名字與字詞，有些學者認為它們屬於阿維斯陀語，即《伽陀》中的語言，另一些學者則認為它們來自稱為「米底語」的伊朗語族。在對比阿維斯陀語、米底語、古波斯語及重構的斯基泰語字詞後(在頁150-1的表4與頁159的表5)，作者指古波斯語與斯基泰—米底—阿維斯陀語有明顯分別，後三者是屬於同一口語——作者稱為皇家斯基泰語(Imperial Scythian)——的方言。在阿契美尼德帝國中，統治者與其親屬說波斯語，行政機關掌握在米底人手中，他們說皇家斯基泰語，造成許多古波斯語「政治」詞彙借用自皇家斯基泰語。

斯基泰人在斯基泰語的名字*skuδa在西斯基泰語中演變成skula與saka，在東斯基泰語中演變成sugda(粟特)與*suɣla，再演變成*suŋla(古華語轉譯為匈奴)。在對比重構東斯基泰語與重構古華語後(見頁181表8)，作者提出與斯基泰人相關的各中文轉譯字字義，如邯鄲指首都、冒頓指力量來自神、單于指海與河，借指天子、徑路指斯基泰短劍、撐犁指上天等。

秦始皇帝瑯邪臺刻石「六合之內，皇帝之土。西涉流沙，南盡北戶。東有東海，北過大夏。」中的「大夏」，從方向看顯然不是後來也稱為「大夏」的中亞巴克特里亞。瑯邪臺刻石的大夏指歐亞大陸中部草原帶、中國北部與西北部的遊牧部落，在考古學中屬斯基泰人。史記指「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當中的「夏」來自Ḥarya~Aria~Ariya的斯基泰傳承。

戰國時代的趙國首都「邯鄲」，如前所述，來自東斯基泰語「目的地、首都」(*ăɣámătánă)。由於趙國屬於北方邊境，作者推斷當時趙國由斯基泰草原居民與中國農民混居，由此分析趙武靈王「胡服騎射」不是中國學習「胡」文化，而是強調當時在趙國存在已久的傳統，並受到希望趙國轉向中國語言與文化的中國居民反對。墓葬證據顯示，「胡服騎射」的服飾與弓與斯基泰文化特徵相似。

「夏」成為中國傳說中第一朝代的說法從戰國時代開始，在此之前沒有任何銘文與文字指稱商朝以前中國的夏。戰國時代趙國的草原牧民菁英以東斯基泰語Ḥarya指「皇室」，此用法可能從趙國擴散，用以稱呼傳承久遠的王家血統。戰國中國人發明「大夏」稱呼比商朝更早的中國王朝，並以「華」或「夏」代表中國身份。秦始皇帝政在趙國成長，作者認為始皇帝很可能受斯基泰的皇室帝國層級秩序影響，建立與阿契美尼德朝類似、統一標準與思想、以銘文強調統治秩序的帝國。

斯基泰人在歐亞草原東西兩方的影響亦見於城市名字中。米底亞首都在希羅多德著作中稱為Ecbatana，現在稱為Hamadân，但更早期則稱為Agamatāna。在中國，邯鄲源自東斯基泰語*Ăɣámătánă，咸陽則來自類似的*Ăgắmădáⲛă。粟特語中洛陽稱為Saraɣ，此字在後來中世新波斯語、突厥語及蒙古語通常指「王宮」，這可能是受古華語的影響，並透過斯基泰語與其後繼語言粟特語傳播。

作者最後指，在公元前600至400年間，斯基泰人阿那卡爾西(Anacharsis)影響希臘哲學，說斯基泰語的瑣羅亞斯德活躍於斯基泰—米底帝國，釋迦牟尼受斯基泰思想影響，擁有斯基泰名字的老子影響早期中國，都顯示斯基泰對形塑古典時代至關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