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世代報告

看完了《i世代報告》，以各種問卷調查為資料，輔以對該世代的訪談，討論1995-2012年出生的美國年輕人有甚麼特徵。i世代在高中時較少體驗過去認為的青春期里程碑，並不急著要長大。他們不在父母陪伴下外出次數比之前世代大幅降低，面對面約會次數遠較前一世代少，性行為次數與生育率較低。i世代較不在乎自己是否有駕照與自己開車，14-16歲青少年課後單獨在家與獨自外出情況較少。飲酒在18歲之前較不普遍，但大學生狂飲情況減少幅度較低，意味著i世代需在更短時間加強自己的酒量。i世代不會太反抗父母過度保護，受訪i世代認為身為小孩比成人有較少壓力與更多樂趣。

i世代各種媒體使用習慣與之前世代年輕人差別之大，可說是一場媒體革命。i世代是智能手機與社交媒體的世代，有超過75% 12年級青少年幾乎每天使用社交媒體。玩遊戲時數呈現雙峰分布，有些青少年完全不玩，有些則花費大量時間。i世代青少年比之前世代更不愛閱讀書本與報紙雜誌，較少看電視與出外看電影，由串流影音與其他線上活動取代。

i世代與同儕親身相處的時間遠比之前世代少，參加派對時數每週減少三小時，與朋友碰面的時間每週減少四小時。週五與週六晚上待在家的青少年比率上升，逛購物中心的比率下降。i世代更多在家時間大多用在智能手機，線上友誼取代了線下友誼。有些i世代指出，網上社交較為輕鬆，可以避免面對面的社交尷尬。

對青少年的心理健康調查發現，就8年級生而言，上網、社群網站、簡訊、電玩等螢幕活動與更不快樂相關，運動、宗教活動、親身社交等非螢幕活動則與不快樂減少連結。對照研究顯示停用社交媒體可以改善心理健康。花更多時間使用社交媒體的青少年更傾向同意覺得自己寂寞。社交媒體對年齡最小的青少年造成較大不快樂風險，年齡較小、使用時數較高的青少年憂鬱症風險越高。每日螢幕時間超過五小時令8至12年級生的自殺風險提高，當中因素之一是網絡欺凌。即使在社交網體過得很好，也無法像真人互動一樣讓年輕人發展社交技巧。生活中的重要社交判斷，如入學面試與求職等仍取決於親身互動，而i世代缺少這類經驗，更可能在這些重要場合中犯錯。

i世代在快樂程度與生活整體滿意度的自我評分比前一世代暴跌，有更高比率表示自己經常無人理會與感到寂寞。作者分析，平均而言，螢幕時間增加與親身社交互動減少會令寂寞感增加。感覺被排擠的青少年女性增幅比男性大，有更高比率表示曾經受到網絡欺凌。2012年後青少年女性有憂鬱症狀的比率急升，重度憂鬱發作比率增加。作者提出這可能是因為青少年女性在社交媒體特別容易受批評，並受網絡上性的雙重標準影響。i世代夜晚睡眠時間少於七小時的比率較前一世代更高，尤其是使用電子產品時間越多的青少年。夜晚睡眠時間少於七小時是憂慮與自殺的風險因子。

青少年與年輕人加入宗教比率在之前時代的下跌趨勢在i世代持續。大多數i世代仍會一定程度參與宗教，但完全無信仰人士的比率比之前世代高，「屬靈」(spiritual)比率也較之前世代低。黑人與白人禮拜與相信上帝的比率差距，以及美國南部與國內其他地區的信仰比率差距擴大。受訪的i世代指，宗教只教人不要做甚麼，並以這些規定限制別人，非常過時。他們表示希望知道人生的意義，教會應更互動讓人積極思考。

i世代比之前世代更注重安全，收交通罰單與捲入交通事故的比率較低，更願意繫好安全帶，較少乘坐酒駕者開的車。雖然i世代認為大麻風險較低，但使用大麻比率與前一世代差別不大。i世代暴力行為與性侵害問題沒有之前世代那麼嚴重。認為「危險的事有樂趣」與「有時冒險」的i世代比率比上一世代同齡人都要低。關注安全的另一面，是i世代遠離與自己觀點不同的人，在大學也要求有「安全空間」以避受不同言論冒犯，以保障「情緒安全」。當遇到令自己反感的情況時，i世代較傾向訴諸更高層權威，如要求大學管理層解決，而不是當面回應或自己採取行動。作者指，關注安全有得也有失，i世代較謹慎小心，較少魯莽行為，同時不願冒險卻會令他們面對風險時變得脆弱。

i世代注重經濟成功，但自戀程度不高，更多疏離感與憤世嫉俗。認為上學開心、喜歡上學、課程有趣、課業有意義的i世代學生比率比之前世代低。i世代12年級學生較少認為學校學到的事對未來人生很重要，以及在校成績對找到好工作很重要。i世代大學生則更多認為讀大學是為了找更好工作。i世代比前一世代更多認為幫助有困難的人很重要，但捐款給慈善機構的意願則較少。i世代中上網時間較多的組別並不是社群參與程度最高的一群。

i世代對職場社交興趣較之前世代同齡人更少，比上一世代對工作更講求實際，更願意加班，同意「錢夠了就不想工作」的比率減少，但「不想努力工作」的比例差不多。受訪i世代對工作隱約透露出疲倦感，只要有工作償還學貸就好。i世代的創業意願比上一世代更低，更多年輕男性沒有找工作。12年級生i世代更大比率認同接受現狀比嘗試改變快樂，並更多感到嘗試前進時受阻。遠較前一世代比率高的i世代認為女性在大學教育與頂尖職場受歧視。i世代更少期待30歲能成為專業人士或管理層，更不確定未來是否成功。i世代比上一世代更認同廣告與消費的作用，更渴望獨戶住宅，但較少注重時尚，較留意突顯自己與功能合符自己需要的商品。

i世代更認為婚前與青少年性行為完全沒有錯，但伴侶人數比之前世代低，沒有性伴侶比率則更高，兩者在女性改變更為顯著。部份i世代表示性行為有性病與性侵害風險，或是不願參與約炮文化。性行為減少另一可能原因是網絡色情資訊流行，與真實性愛的距離越來越遠。有部份人也可能覺得色情影片已經足夠，不用冒險與真人發生性關係。

i世代較少認同愛情值得冒險，較認為談戀愛壓力很大，並害怕受傷害與依賴對方。表示想結婚、有終身伴侶與絕對希望生孩子的i時代比率與之前相去不遠。他們較多贊成先同居，認為養家的重要性排在經濟富裕之後。受訪i世代表示要在經濟方面準備好才考慮結婚生子。i世代18-29歲未婚比率應會延續之前趨勢上升，在經濟不安定更常見下，首次生產年齡也應該會繼續延後。

i世代支持同性戀與同性婚姻的比率比之前世代更高，在訪談中對跨性別人士有所了解，但未有既定答案。i世代比之前世代更認同職業婦女能與子女建立溫馨關係，更不同意母親有工作會令學齡前兒童受苦，但不同意「男主外女主內是最好安排」的比率只比前一世代稍高，遠不及1990年代的8-12年級生水平。

2014年多宗警員槍擊黑人案後，12年級生認為警察做得很糟以及黑人、白人關係惡化的比率急升。i世代有更多與其他種族相處的經驗，但i世代白人認為身邊人有部份是其他種族「令人嚮往」的比率與上一世代差別不大，大約四分之一，黑人與拉美裔人比率是三分之一。這顯示多元環境對i世代只是「可以接受」，但不到「令人嚮往」的程度。雖然這可能反映i世代並不在意種族，但這也可能會忽略不同膚色學生的經歷差異。在白人對黑人的負面印象中，除了70歲以上組別外，2014-16年i世代與同期較年長年齡組別的態度相距不遠，但更高比率i世代白人認為黑人懶惰。

i世代較有可能支持限制言論以阻止冒犯弱勢族群。在近年有更多美國大學演講受邀人言論不受學生歡迎而被取消邀請的例子。作者對自己部門的大學生調查發現，有超過四分一受訪者同意上課時說出「種族層面未顧及聽者感受」的教職員應被免職，38%受訪者認為種族平均差異不應在課堂討論。作者認為這會令有可能促進理解的交流都會被噤聲。難題在於，甚麼言論會冒犯到人莫衷一是，但只要冒犯到一個人，就可能會構成「微侵略」而被投訴。

i世代與前一世代一樣有較高比率拒絕主流政黨認同，不論政治立場都會用個人主義理由解釋自己的選擇。i世代自認是保守派的比率比前一世代高，非常偏向保守派比率則是調查以來最高。他們更關注保守派的經濟議題，對保守派社會議題的關注較少。同意大麻合法化、墮胎合法化、廢除死刑與反對槍械銷售限制的i世代比率比前一世代高，更高比率不同意全國性健保方案。這反映出i世代的自由意志主義觀點，以個人至上的方式思考。兩項例外是大學教育與育兒，受訪i世代表示支持政府資助大學教育與育兒開支。

i世代不滿意美國國家現狀，對教育、媒體與政府的信任都比之前世代同齡人下跌，這與整個美國社會的趨勢一致。i世代對政府的興趣較之前世代低，參與政治行動的百分比下跌，對於自己能否影響政治或政府感到懷疑，對新聞不感興趣。

作者提出，很多i世代知道沈迷智能手機並不好，最好延後子女擁有智能手機的時間點，並限制使用時間。睡覺時手機不可放在三公尺範圍內。不論青少年或成人，都要懂得適時放下手機。父母需要與青少年討論與性有關的網絡問題。上網對減少寂寞與憂鬱沒有幫助，面對面社交則有許多好處。對於i世代成長過程較慢，未有足夠經驗就進入大學與職場，父母可以放寬宵禁與和朋友出遊規則，鼓勵子女考駕照。進入大學前空出一年「空檔年」或許也有幫助。

作者認為學校管理者應謹慎將「安全」當成理由，過度保護學生會令他們上大學時感到害怕。反欺凌計劃過度擴展，防止任何「情緒傷害」，可能令兒童變得凡事害怕受傷。在大學面對爭議觀點時，相比強調「創傷」，嘗試討論、忽視、反證都是比較好的做法。隨著i世代大量在網絡學習，學校需要教授如何查證來源與評估證據的課程。

i世代更願意專注在工作，渴求穩定與證明自己，較不傾向創業，期望較溫和，害怕犯錯。在職場上，i世代需要詳細指示與額外引導。僱用i世代的企業需要強調安全感，並提供怎樣與其他年齡有效溝通的指導。i世代對種族、性別、性傾向、跨性別議題更有意識，企業需注意他們會否感受到微侵略。

整體而言，作者指i世代更多感到害怕、成長步調慢、重視安全、對經濟前景不安、面對螢幕社交、真實互動減少。他們是人身最安全，心理最脆弱的世代，更注重工作與現實，對平權、心理健康、LGBT權利更有意識，並更少投入宗教體制。

為什麼我們不欠父母?!

看完了《為什麼我們不欠父母?!》，與較聳動的標題不同，書中內容是論證身為子女本身沒有帶來特定的義務，但不代表子女對父母沒有義務(例如身為平等的人之間的義務)，也不表示子女與父母建立良好關係不可取(作者認為這是有價值的)。

作者首先從子女要為父母照顧他們的犧牲還債這觀點著手，指出債務人還清債務義務就結束，但親子關係並非如此。孩子一開始就負債的想法不是家庭關係的準繩。此外，償還債務的內容並不明確。如果親子關係理解為債務關係，當中問題是缺少協議。子女出世時沒有選擇，必須依賴父母付出。只因是某人子女就欠父母債務的想法，在忽略、虐待子女的父母身上也不能成立。這樣子女義務就會變成與父母照顧品質掛勾，而對父母教養義務的評價在親子間可能有極大差距。最後，負債的想法對親愛關係造成阻礙，子女會被逼保持距離，想辦法逃離這個困境。

子女是否有道德義務對父母感恩，作者指出，為了自己存在「必須」感恩父母，就像是說孩子出生時就負擔債務，或者強逼他接受一份禮物，他必須終身心存感激。然而，存在本身不盡然是好的，大概只有對生命有正面評價的孩子才會把生命當成禮物。這樣對父母感恩就會有另一項先決條件，也就是對接受到的好處有正面評價。

這種「感恩債」也會遇上問題，父母執行撫養義務大都是父母同意與明白的，孩子感恩是一項美德，但不是可以被要求，受第三方批評的義務。只有當人們不是被強逼接受禮物，也就是能夠拒絕這份禮物時，感激似乎才有道理。假如父母先是無條件幫助子女，子女成年後父母指責子女不知感恩，作者認為這樣不公平，這種情況下感恩不是必要的義務。

孩子對父母沒有感恩的「義務」，不代表感恩的孩子有問題，培養表達感恩能力甚至是件好事。批評感恩債也不意謂世上沒有不知感恩的孩子。如果感恩之心在親子關係之間蕩然無存，可能要問親子關係是否徹底失敗，成年子女才沒有看見感恩父母的理由。

作者稱以債務與義務角度看待親子關係為交易的觀點，但親子關係不是交易關係，父母對成年子女的期望大多不是物質補償，而是孩子自願關心父母。我們可以從親子為彼此「做了甚麼」，轉換觀察身為父母與子女對彼此的「意義」。

子女的義務能否理解為類似友誼的義務？固然親子之間在親屬關係以外也可能做朋友，但這沒有說明身為子女的普遍義務。子女義務與朋友義務的類比，只適用於對父母真的有好感那些孩子。此外，家庭結構不可能出現朋友之間的協商，友誼需要長時間培養，彼此關係較平等，但這種關係在家庭並不存在，尤其是孩子的童年階段。

不同於朋友，父母必須管束孩子，在孩子犯錯時自己也容易受傷，並訂定親子關係的規則與內在結構。孩子與父母無法互相選擇，也無法徹底擺脫家庭關係，僅因為偶然的身份而負有義務並不合理。家庭關係本身是非自願的，但家庭成員間的親密關係不是非自願的。情感緊密聯繫會衍生出特殊理由照顧父母，但僅是身為孩子不負任何義務。

親屬關係是否帶有合理的要求與義務？如果親屬關係真的存在道德面向，似乎也只要求父母對子女負責任，父母有義務向子女揭示父母的身分。但孩子是否因親屬關係而虧欠他們的父母，生命禮物的論點在前文已被駁斥，我們對自己出身與家庭歷史的興趣，也不能導出道德上的義務。一個人對在自我認識中十分重要的家庭歷史漠不關心，我們可能會覺得可惜或奇怪，但他們的行為並沒有可以道德譴責的錯誤。人們既不必定需要基因上的親屬關係拓展自我身分認同，也不只有家庭才是人格基礎的來源。

對於親子關係本身已包括特殊的子女義務這說法，作者指出這令負擔義務的理由看來像是循環論證︰我們有義務，因為我們是有義務的人。面對我們擁有的角色與責任，我們可以採取自己的態度，而不是機械臣服現狀。如果孩子與父母都重視彼此的關係，他們會小心維持，認為有責任關心對方，因為他們是心中重要的人。但如果關係破裂，單是親屬關係不能產生子女的義務。

父母與子女在家庭關係中特別脆弱，所愛的人讓人們快樂，也會讓人們受傷。子女中斷聯絡常令父母覺得心痛。既然父母特別容易受到傷害，子女是否有義務格外顧慮父母的願望？正如書中反複提及，親子關係無法解除，也無法另找他人取代。

因關係而產生的脆弱點有三個面向︰共同的活動計劃、自我身份認同，以及私密關係帶來的特別傷害。假如孩子沒有被徵詢過就被捲入父母的期望，他們是否可以禮貌回絕？子女沒有做父母期望的事，是否傷害了一個合理要求？作者認為沒有，為了形成自己的身份認同，有時候必要保持形式距離，讓孩子不用一直兼顧父母的感受與願望。但這不表示子女應該完全不理會父母受了傷。身為成年人必須尊重待人，重視別人表現的脆弱點。如果不能顧慮別人對自己的願望，也可以表達自己的遺憾，不實現那個願望，但表現出重視。子女有義務不濫用親密關係，不利用別人的信任，但這不是子女的特殊義務，而是普遍原則︰非不得已不可互相傷害。

雖然為別人服務有各種優點，但作者提醒，父母老去加諸子女身上的負擔可以很沈重，尤其是要求子女負擔一般照顧的普遍財。社會可以設計方案提供這些普遍財，減輕子女負擔與父母依賴，家庭成員才有更多空間互相扶持，細心經營相處之道。

作者總結，本書否認子女義務——單純因為子女是父母的孩子而要對父母負擔的義務——的存在。這不表示家庭不受道德約束。家庭成員必須互相尊重，禁止故意傷害對方，因為彼此都是有尊嚴的人，是道德共同體的成員。與其他關係不同，家庭無法選擇，這可以是潛在的價值。因為家庭成員不能挑選，我們不需要與他人競爭，可以簡單做自己。非自願的關係也強逼我們與現實妥協，不能生活在狹窄的同溫層中。

好的生活不是只有道德與義務，還要有靈活手腕做好我們想做的事。希望重視家庭和諧，在本書討論中可歸納出幾點應注意的普遍原則︰一，知道父母面對他們的特殊脆弱點，他們會考慮有甚麼可能傷害父母，謹慎行動，也不會忘記考慮自己。二，清楚自己對父母有多重要，親子在很多方面是「命運共同體」。三，既重視父母，也重視自己，並清楚自己的需求。四，知道家庭是個結，每一個決定都會牽涉他人。五，好的子女對面也必須站著好父母，以尊敬友善的態度面對成年子女。

浮萍男孩

看完了《浮萍男孩》，討論美國男孩為何變得缺乏動機。知道本書緣由是在《大西洋月刊》看到一篇提倡男孩"redshirt"(延遲一年上學)的文章，文章作者的blog提到本書作者Leonard Sax，就找來看。

書中提到令男生變得冷漠、沒有動機的因素有五大項。首先是學校的改變。幼兒園的學習課程加速，要五歲小孩學習以前小一的課程，遊戲活動減少，閱讀與寫字教學增加。這對五歲的男生特別困難，因為男生的腦部成熟年齡較女性遲。當男孩在幼兒園落後，形成不喜歡學校的印象，對往後學習也會造成障礙。作者提出，女孩會為取悅老師做家庭作業，男孩則只在對作業有興趣才會做。當基礎教育課程加速，可能會製造出性別差異。

學校更著重書本知識而不是經驗知識，會損害男孩對事情有熱情與好奇心的發展。被剝奪戶外時間的男孩與真實世界互動時，有時會抓不到概念與問題重心。

作者認為當代美國的學校對男生並不友善，在作業課題中不考慮男女孩處理情緒的腦部發展差異，為免麻煩禁止孩子丟雪球，即使課題是戰爭也完全不允許作文功課有暴力情節，將競爭變成「人人都是贏家」，令男孩覺得很愚蠢。

如果允許界內與界外，而不是純粹「零容忍」，男孩就不會那麼容易覺得學校不屬於自己。如果是喜歡競爭的小孩，集體競爭可以令他們投入，不用因毫無勝算而逃避，並理解團隊的榮譽，不會那麼自我中心。

男孩失去動機的第二項因素是電玩遊戲。有些男生對電玩很有動機，但對其他事情則缺乏興趣。作者指當中與有些男生希望控制其環境的意志有關。他們認為自己獨一無二，擁有隱而未顯的命運，但也知道自己的世界觀對別人沒有說服力。在電玩世界中，玩家可以很偉大，失敗也可以輕鬆重來。相對而言，真實世界對他們就顯得非常無趣。

帶有暴力成份的電玩會令小孩缺乏注意力，較易做出真實的危險行為，更容易肥胖與過重，更有機會將包括自己的所有人看成非人與物體，對攻擊性行為更不敏感，同理心與憐憫降低。暴力電玩以虛擬世界的動機交換真實世界動機，令男孩較易認為真實世界的事物並不真實。

第三項因素是ADHD(注意力缺失過動症)藥物。美國男孩服用ADHD藥物的比例在三十年內大增。這可能與責任轉移、家長不妨一試心態，以及醫師傾向以藥物效力評估病人有關。作者指，ADHD藥物改善正常兒童表現的效力，與改善ADHD兒童表現的效力相同。這表示藥物改善孩子表現，不代表孩子就有ADHD。作者特別反對濫用安非他命與派醋甲酯類興奮劑藥物，兩者可能會令伏隔核變小，令孩子失去動機。

第四項因素是內分泌干擾物資，作者主張這包括環境雌激素、鄰苯二甲酸與雙酚A，並懷疑其他塑膠也會干擾內分泌。鄰苯二甲酸與雙酚A在動物實驗中會損害大腦系統，也可能與ADHD及肥胖問題有關。近年美國男性的男性荷爾蒙水平比其祖父輩低，作者引述研究推論這與鄰苯二甲酸有關。

第五項因素是文化。作者認為當代美國文化忽略男孩轉型成男人的過程，世代之間的文化交流薄弱，男孩缺少正面的成年男性模範引導。成為大人不是長大就好，需要由男孩主動完成。任何文化都需要對如何定義男子氣概作個別與集體選擇。在沒有成年男子社群引導下，一些在乎自己是不是真正男人的年輕人，可能會轉向幫派暴力、濫藥或飆車以肯定他們的男性認同。

作者指，近年美國傳統工作被淘汰或不再吸引，服務業也吸引不了太多男性，培養出一批沒有生產力的年輕人，看不到自己生活的意義或目標。男性角色需要重新思考，但不是許多男性選擇負起照顧家庭的責任，反而變成家庭的寄生蟲。

更多年輕男性與父母同住，選擇未來不結婚與生孩子。色情資訊讓男性不需要真實女性也得到性滿足，越來越年輕男士過度利用色情資訊後，無法對真的女人興奮。作者稱為「賴家王老五」的一群美國年輕男士，特點是懶散、沒有鬥志，依賴父母維生，自己只是想玩，並對此非常滿意。

本書目標讀者應該是家長，作者針對上面討論的五項因素向家長提出若干建議。對教育制度的轉變，作者提議家長了解幼兒園的上課情況，是否過早強調識字能力，有沒有機會接觸大自然等，並找出學校如何評估孩子，是否只運用紙筆測驗。假如發現孩子在學校很辛苦，學校缺乏體驗式學習，可以與其他家長組成團體再與學校商談。

對於電玩遊戲，作者指家長需要提供比電玩更有趣真實的管道，才較有可能限制孩子的電玩時間。例如加州「合法飆車」運動讓年輕人安全體驗飆車的樂趣，或者讓孩子參與像欖球等肢體接觸較多的團體運動。

當學校指孩子可能患有ADHD時，作者建議由沒有偏見的專家診斷，最好不是家庭醫生或駐校心理學家，他們傾向診斷孩子患有ADHD。作者列出評估小學男性是否ADHD的各種因素︰一，過動、衝動或缺乏注意；二，在十二歲之前出現症狀；三，症狀在不同地方都會出現，而不只是在學校；四，在社交與學業有顯著功能障礙，純粹表現低於平均不在此列；五，不能歸因至其他疾病，如家庭問題、憂鬱症等。一旦確診ADHD，作者認為用藥應由非興奮劑類開始，興奮劑類藥物劑量應盡量降低。

作者提醒，對學校不感興趣不是ADHD，ADHD是孩子想注意聽課但無法做到，討厭學校的孩子則是漠不關心。如果孩子小學時表現優異，進中學後則失去動機，則很可能不是ADHD，可能是生活適應有困難，需要他人輔導。

對環境中的內分泌干擾物質，作者意見是避用塑料產品，樽裝飲品可以用玉米原料製造的樽取代。

男孩需要健康的男性角色模範，作者認為這需要家長提供，不然男孩會在市場上選那些不健康的模範。作者批評學者拒絕父親身為提供者的傳統角色，卻沒有任何替代，真空由不尊重的文化填補。成年男性社群為男孩提供不同的男性角色，這可以是宗教社群、童軍、球類活動、保護自然組織、射擊俱樂部等。只要家長選擇男孩可以與其他男人互動，看到其他男人怎樣生活、休閒、照顧家庭與服務社區的社群就可以。

作者主張，在完全忽略性別差異與狹窄的性別角色之間，第三種方法是承認性別的重要，並引導男孩打開視野，而告訴孩子真正的男性價值是熱衷學習，勇於承擔做對的事，讓男生受益而女生不會吃虧。

作者一系列三本討論性別與教養的著作當年引起討論，像是作者提及那些特徵的性別差異是否真的那麼明確，以及作者對各項研究的解讀是否合適。就本書而言，作者指學校忽略男孩腦部發展，過早著重讀寫知識似乎頗有說服力。電玩遊戲的影響看來比作者提及的要複雜。關於ADHD對評估偏誤的批評較有力，對藥物長期影響那部份較多是推測。內分泌干擾物質重點只在塑膠，有點意猶未盡，也沒有提及男性荷爾蒙水平下降受多種因素影響，例如肥胖與壓力。成年男性角色崩解的文化問題涉及許多方面，解決方法或許不是本書討論範圍內可以處理。

本書引用許多真實例子，實際人物的故事總是有引人入勝之處。

為毛主席而戰——文革重慶大武鬥實錄

看完了《為毛主席而戰——文革重慶大武鬥實錄》。1966年8月8日，中共通過「十六條」，掀起文革新的高潮。8月15日，重慶大學師生支持與反對市委工作組的派系對立，聚眾數千人，爆發八一五事件。後來向市委造反的派別被稱為八一五派。8月17日，毛澤東刊登《炮打司令部》大字報，引發全國幹部主張炮打自己。

8月28日，八一五造反派與支持市委的江北區教師發生糾紛，市委試圖以此批判八一五派，卻激化不同觀點群眾的對立情緒。八一五派上京告狀，北京的大學師生到重慶調查，認定是市委在政治逼害，重慶市委陷於被動。

重慶市在文革最初的組織由市委協辦，稱赤衛軍、毛澤東主義紅衛兵等，後來被稱為保守派、保皇派，「破四舊」時打砸搶的多是這些組織。9月，市委佈置將毛澤東主義紅衛兵與同情八一五派的中學生紅衛兵強行合併，激發中學生紅衛兵組成造反派組織。上京八一五派在9月15日得到毛澤東接見，造反派大受鼓舞。

10月1日國慶遊行，重慶市委不檢閱八一五派紅衛兵的遊行隊伍，但在北京造反派與保守派一同獲邀到天安門參加國慶典禮。重慶市委已不得不承認造反派學生的合法政治地位。

工人組織方面，市委首先在9月組織重慶工人糾察隊，造反派則在稍後由學生協助建立組織，但受到市委打壓。10月5日，中央發出平反運動初期打成反革命、反黨、右派的《緊急指示》，掀起全國平反浪潮，「踢開黨委鬧革命」成為全社會潮流。重慶市委不得不以造反派學生成立平反監察委員會。

造反派工人在10月11日向市委提出平反，不獲答覆要求，組織告狀團上京。其後造反派工人組織相繼成立組織。造反成為潮流後，黨政機關、文藝界、少年兒童都出現造反組織。在毛澤東與中央日益明確支持造反派的態度下，原保守派組織成員紛紛走向造反。

12月4日，為表明自己響應中央立場，受市委支持的工人糾察隊在重慶市體育場召開大會，引來造反派紅衛兵到場對峙。大會演變成群眾鬥毆，平息後場外發生武鬥。造反派試圖聲稱工糾打死人，祭出假烈士屍體，後查證屬捏造。一二．四事件經外地駐重慶紅衛兵散播，在北京全國性集會造成影響。作者考察，這應該是文革中全國第一次大規模武鬥。

1967年1月，保守派在重慶已失勢，八一五派內部矛盾日趨激烈。1月21日晚，《人民日報》關於奪權的社論廣播。重慶造反派在五十四軍支持下在1月24日起展開奪權，成立革命造反聯合委員會(革聯會)。五十四軍領導人韋統泰支持八一五派，1月28日重慶駐軍2000人舉行支持奪權的武裝遊行。

奪權後造反派矛盾進一步加劇。重慶工人造反軍、西南師範學院八三一戰鬥縱隊等組織在2月公開電報，批評重大八一五派奪權是欺騙群眾。隨著2月10日《紅岩》作者之一羅廣斌被八一五派關押時自殺，八一五派與反革聯會派的衝突白熱化，雙方互相指責對方是「叛徒集團」。

「一月奪權」後，社會大為動亂，生產急劇下降。1月底，毛澤東開始號召「鎮反運動」。2月1日，《紅旗》雜誌社論鼓吹對「牛鬼蛇神」大掃除。2月，鎮壓反革命運動在重慶迅速擴大。重慶鎮反運動目標除了「牛鬼蛇神」外，也包括反對革聯會的人。反革聯會組織被勒令解散，大批群眾被捕或強制自首。3月1日，《人民日報》發表文章推廣按單位、部門「歸口」，重慶部份跨行業組織宣告撤銷。

4月初，「無產階級司令部」扭轉方向，「反擊資本主義反革命復辟逆流」。之前部份造反派被認定為「復辟逆流」，打擊這些造反派的行動到這次又變成「復辟逆流」，作者感言不知兩者在復辟甚麼。為響應毛澤東與中央號召，革聯會在4月7至8日舉行炮轟大會，革聯會下屬組織陷入混亂。

支持砸爛革聯會的派別後來形成「砸派」。4月中旬以後，砸派迅速壯大，原八一五派組織有部分投向砸派一方，包括院校與中學生、工商業、市政機關、報紙、財貿與國防工業等。

5月7日，中央宣讀《中共中央關於處理四川問題的決定》，人稱「紅十條」，否定四川鎮反運動，全面撤換四川黨政領導人，籌組四川省革命委員會籌備小組(革籌組)，但對重慶革聯會的處理模稜兩可。5月16日，周恩來宣讀《中共中央關於重慶問題的意見》，人稱「紅五條」，將前重慶市黨政領導人定為走資當權派。《意見》對五十四軍既有肯定，又承認他們鎮反時處理不當，對革聯會則採取迴避態度。周恩來當場只稱兩派停止爭論，避免影響生產任務。

「無產階級司令部」的模稜兩可無法解決重慶派別矛盾。八一五派與砸派都認為自己堅持「毛主席的革命路線」，對方是反動反革命，沒有調和的餘地，只能打倒對方。路線之爭日益演變成利益之爭，兩派從動口變成動手，逐步升級成其後的大規模武鬥。

5月下旬，全國各地都發生派系武鬥，即使《人民日報》5月22日發表制止武鬥社論，對武鬥為何形成卻沒有解釋，「立即制止武鬥」頓成空話。隨著武鬥升級，重慶武鬥人員開始使用鋼釺(長鋼棍)，對陣情況有如回到中世紀。有青年學生公開遺書，聲言「要毛澤東思想，寧可不要腦袋！」。

6月5日，西南師範學院八三一戰鬥縱隊(砸派)與春雷造反兵團(八一五派)爆發大規模衝突，市內兩大派前往增援。大規模武鬥至6月8日結束，八一五派打敗西師八三一，為防報復迅速撤離。八一五派撤離途中，砸派認定五十四軍軍人幫助八一五派，抓走偵測連長等軍人四名，在隨後的交涉中語帶挑釁，加深砸派與五十四軍的裂痕。

7月7日，兩派武鬥打響「第一槍」，加入砸派的二輕兵團在嘉陵江大橋南橋頭打死八一五派二人。兩派都揚言要打一場「人民戰爭」，以「戰爭解決問題」。7月13日，四川省革籌組支持砸派的劉結挺演講，提議砸派改名為反到底派。八一五派以五十四軍為靠山，反到底派則有革籌組部份成員支持，誰也不服誰，武鬥規模繼續擴大。

毛澤東在7月大讚全國武鬥後形勢大好，助長武鬥升級。7月25日，八一五派強攻工業學校紅岩兵團，動用大量槍枝，打死九人。八一五派被開槍打死兩人，疑似是友軍誤射所致。反到底派當時正在開會，得知工業學校之事後，通過向下屬成員發放軍工廠成品槍枝的決定。

當時生產槍、炮、炮彈的工廠主要由反到底派控制，八一五派主要控制坦克與子彈工廠。為扭轉不利局面，八一五派在駐軍支持下從部隊中「搶」槍，當時稱為「明搶暗送」，全國各地都出現這種現象。重慶兩派從此進入真槍實彈的全面內戰。

8月1日，兩派在國防工業區楊家坪地區大武鬥，動用了坦克與輕重武器。8月4日，重慶市中心區解放碑附近，反到底派攻擊八一五派正在搬遷的中學生，打死六人，年齡最小的死者14歲，重慶市民人心惶惶。8月8日，反到底派改裝三艘船隻運送增援物資，八一五派在沿岸還火，時稱「八八海戰」，參照1965年國共艦艇在南海交戰的「八六海戰」而命名。

8月11至13日，為報復8月4日的襲擊，八一五派猛攻反到底派在市中心繁華地帶的交電大樓廣播站，引發大規模槍戰，最後交電大樓起火焚燬。8月11、12日，重慶兩派為爭奪嘉陵機器廠大戰。反到底派隔岸開炮支援，並對沿途對岸的重慶大學發炮。

8月15日，八一五造反一週年，反到底派進攻嘉陵江南橋頭，八一五派以榴彈炮反擊江陵機器廠。8月18日起，兩派在潘家坪區激戰至8月20日，動用榴彈炮、三七炮、高射炮、機槍、坦克等武器，據稱雙方死亡人數上百人。戰事直至21日中央調查組至重慶才不得不中止。

重慶全面內戰驚動「無產階級司令部」，派出調查組30人在8月21日飛抵重慶。8月22日，在反到底派佔領的山城寬銀幕電影院下方馬路，三名無所屬派別青年為搶車玩，攔下五十四軍車輛，五十四軍幹部處處長與司機被撃斃。五十四軍與八一五派群情洶湧，反到底派因這件突發事件陷於被動，雖然交出三名青年仍無法解決問題，對案情一無所知的現場造反軍成員成為替罪羊。

兩派武鬥期間一直進行停止武鬥的談判。9月1日，兩派代表達成停止武鬥協議。9月5日，中央下達「九五命令」，禁止搶奪解放軍兵器，不再縱容武鬥。9月9日，反到底派為向毛澤東表忠，率先上檄武器給重慶警備區司令部。這段時期，毛澤東還在表示「打一打也好」，「是一次很好的戰備演習」。

重慶兩派停火期間，在10月27日，林園「擁軍愛民」表演引發兩派磨擦，反到底派負責人被護送出會場，八一五派衝擊值勤士兵，勤務連勸阻無效後開槍阻止，據記載造成32人死亡。

1967年底，「無產階級司令部」不再強調「造反有理」而強調「鬥私批修」大聯合，武鬥轉入低潮，文鬥掀起高潮。重慶文鬥高潮圍繞在四川革籌會劉結挺與張西挺兩夫妻。劉張二人偏坦反到底派，引起重慶八一五派反感，與紅衛兵成都部隊聯手「打劉、張」。革籌會成員梁興初與五十四軍親近，偏向八一五派，加劇兩派的矛盾。

八一五派自認有梁興初作靠山，在12月再起武鬥，已上檄武器並面臨極大政治壓大的反到底派一敗塗地。然而到1968年3月15日，周恩來嚴厲指斥「打劉、張」是劉(少奇)、鄧(小平)復辟，批評五十四軍針對反到底派，時稱三一五指示。八一五派不得不表面認錯，內心則憤憤不平。五十四軍則默許八一五派「搶奪」武器，武鬥再次升級。缺乏武器的反到底派處於劣勢，在3、4月的武鬥中節節敗退。

眼看重慶武鬥越演越烈，周恩來等中央領導人在1968年4月27日再次接見四川與重慶幹部，取態與三一五指示幾近反轉，出言安撫五十四軍，並拒斥反到底派等對五十四軍的指控。4月29日，周恩來強硬指示重慶不能再亂，一定要按九五命令與禁止破壞交通與搶奪的二六命令來辦。

4月30日，重大八一五總團負責人上繳武器。5月2日，八一五派聲明在5月5日前上繳所有武裝與軍事物資，即日解散一切武衛組織。兩派各種專業武鬥隊自此陸續解散。

6月2日，重慶市革命委員會成立，兩派各有數十人代表擔任委員。然而革命委員會成立不代表武鬥告終，直至7月兩派仍參與武鬥。這時武鬥已與路線之爭無關，目的是爭奪地盤與單位控制權，以獨佔革命委員會。

1968年7月3日與24日，中央經毛澤東同意發佈七三與七二四佈告，嚴令停止武鬥，解散專業武鬥隊，交回解放軍裝備。8月5日，《人民日報》文章已不再強調群眾革命造反精神，否定「多中心論」，強調以毛澤東與林彪為核心，暗示群眾組織就是另立中心。文革群眾組織不再有利用價值，「多中心論」變成「反革命」、「資產階級」。

10月15日，重慶兩大派群眾組織宣告撤銷各自總部。剩下的基層組織很快在「歸口大聯合」中不再存在。五十四軍自1969年10月起陸續調離重慶。群眾組織大規模武鬥基本平息。

最後一章作者回顧重慶大武鬥的各種面向。軍隊在文革除了需要用作緊急勞動力，支援運輸外，也被推上政治鬥爭前線，在缺乏明確解釋與操作標準下，按毛澤東指示「支左」。重慶駐軍深深捲入群眾組織間的衝突，與八一五派連成一線，視反到底派為敵人，加劇兩派的對立情緒。

專業武鬥隊在武鬥規模擴大後形成，成員多是熱血青年，接受革命傳統教育，行為方式模仿小說電影的革命英雄。兩派都自比為昔日與國民黨鬥爭的共產黨，對立派就變成當年的「國民黨反動派」，這是武鬥得以越演越烈的思想基礎。作者重申，文革的武鬥隊不是土匪軍閥，可說是一種特殊形式的革命群眾組織。

武鬥擴大產生許多「烈士」。當時官方宣傳文革是偉大的事件，為這場大革命獻身自然就成了烈士。各群眾組織為自己一方死難的「烈士」召開隆重追悼會。作者感嘆，這些「烈士」到底是為正義捨棄自己性命的犧牲，還是為祭祀而被宰殺的犧牲。

長期接受教育要對敵人殘忍的造反派，在武鬥中很容易會做出虐俘殺俘的行為。虐俘行為包括毆打、電擊、火燒、「假槍斃」，殺俘人數有紀錄指共有1737人，是否準確無法確認。

武鬥中有組織走上「中間路線」，如重慶工人造反軍司令部，致力使自己置身武鬥之外，堅持文鬥不要武鬥，明言「烈士」只是「上當士」、「受騙士」「冤士」。重慶工人造反軍司令部注意「政策與策略」，在1968年革委會成立後，最早認識群眾組織使命終結，率先著手解散。

造反派「文鬥」主要手段是報紙、廣播、傳單與大字報。只有在文革前期，才出現群眾組織自辦的小報與廣播。到大規模武鬥時期，除了一般小報外，各派還經常出版某次武鬥事件的專題報導，以及針對特定問題的專刊。「全面內戰」後，群眾組織的小報與廣播都出現庸俗化傾向，有些報紙變成「色情文學」，廣播則變成挖苦謾罵。

在文革之前，大量文藝作品已打成「毒草」，只有「主旋律」可公之於眾。武鬥期間小報刊登仿傚主旋律的詩歌，歌頌自己派別的偉大。武鬥時期另一種流行文學形式是毛體詩詞，有時會把毛澤東詩詞的句子直接挪用。

內戰時期的文藝由群眾組織自發，但主題統一歌頌毛澤東。造反派參考《東方紅》等自行編演「史詩式」大型歌劇，如八一五派的《八一五風暴》。美術則以漫畫佔最重要位置，一類批判「反修分子」，另一類則是兩派互相攻訐。在重慶興起的另一種美術作品，是巨型毛澤東塑像。

武鬥令重慶到處變成「戰爭廢墟」，如交電大樓、二輕工業局大樓、重慶河運學校等，都成為繁華地帶中一片荒蕪。樓房牆上的彈孔隨處可見。嘉陵江大橋欄杆的鋼筋滿是子彈穿過痕跡。山城夜景變為一片漆黑，只有炮彈照亮。各種電線散落，商戶閉門，滿街大字報，楊家坪到處是墳包。

由於武鬥升級，重慶生產急劇下降，市民糧食、煤炭供應緊張。水電供應不穩，交通中斷，出門只能步行，並要經過武鬥哨卡的盤查，不時受莫名騷擾、毆打甚至槍擊威脅。武鬥炮火常傷及無辜。趁火打劫的「財扒」(搶匪)橫行。

作者最後指，有些人希望人們盡快遺忘這些前事，但願本書能為拒絕遺忘的人提供參考。

大漢帝國在巴蜀

看完了《大漢帝國在巴蜀》，討論三國時代蜀漢的合法性問題。作者對《隆中對》的評價是，諸葛亮正確分析當時天下大勢，提出與孫權聯盟構成南北對峙，才可能與當時的曹操對抗。《隆中對》的不足是政治定位闕如。諸葛亮設想劉備如同光武帝一樣成為漢室代表，但漢獻帝的漢室仍在，這目標就不能明言。曹、劉、孫的政治關係沒有清晰定位，跨有荊益與結好孫權如何協調就缺少一個衡量依據，劉備取益州亦缺乏政治上的理據。

作者提出赤壁之戰是由周瑜主動進軍荊州發起，曹操在建安十三年冬並沒有征江東的計劃。當時孫、曹並未公開決裂，曹操試圖以政治手段解決江東問題，未料周瑜會採取攻勢戰略。周瑜為孫權提供一套江東帝業論述，以「先哲秘論」為據指代漢者必興於東南，這種雄心推動江東進軍荊州。

周瑜死後，孫劉調整荊州地盤，孫權讓南郡予劉備，令劉備直接面對曹操。得到南郡後，劉備得以向益州發展。

作者認為劉璋邀劉備入蜀，名義上是討伐張魯，實際動機是想震懾蜀中諸將。當初劉璋父劉焉收編流民為東州兵平益州，東州人犯法，劉璋不能制，益州人對劉璋不滿。劉璋聽從張松、法正的建議，結好劉備以解決益州內部統治危機，卻不知張松、法正的真實意圖是迎劉備為主。

劉備入蜀後，劉璋與劉備在涪城飲宴，持續百餘日。當時關中諸將起兵反曹，劉備卻無意北上進取。劉備取蜀過程始終要面對的問題，是如何既取益州又不違背「欲信大義於天下」的初衷。作者見解是，劉備本應在關中諸將起兵時北上討張魯，與馬超等人呼應，形成劉備、孫權、劉璋、關中諸將組成的反曹大聯盟，以申大義。

劉備以劉璋沒有滿足軍需要求為由與劉璋決裂。由於張松之兄張肅向劉璋告發其弟陰謀，劉備的藉口無法取信於益州士民。劉備攻雒城一年多，至荊州援軍來到才攻破，益州吏民猶欲死守成都。作者認為，這可能是出於劉備背信棄義的義憤。

劉備進成都後，任由士兵搶掠，重用自己的親信，其次為之前劉焉、劉璋時期的客籍舊人，益州人而居顯位之人只有黃權與彭羕。劉備佔領益州後將劉璋軟禁在荊州，作者認為此舉在政治上並不明智。劉璋仍有政治價值，可代表舊劉璋集團授予劉備統治益州，以及其後自封漢中王的合法性。

作者指孫權曾派兵入益州誘擊張魯，出兵幫助劉璋可視為孫劉聯盟的共同行動。當劉備與劉璋反目後，嫁給劉備的孫權妹回吳，是孫劉聯盟關係變化的徵兆。至劉備屬下荊州軍入蜀增援，劉備欲獨取益州的意圖暴露，孫權對劉備已徹底失去信任。

劉備得益州後，孫權要求劉備讓渡荊南三郡，劉備沒有答應。孫權派呂蒙以武力佔據三郡，孫劉在荊州武力對峙。在雙方交涉中，江東強調自己在赤壁之戰的功勞，以及曾向劉備讓步讓出南郡。在聯盟中，劉備所得甚多，孫權卻收穫有限。劉備襲取益州，與他匡輔漢室的旗幟自相矛盾。至曹操佔領漢中令益州受威脅，劉備讓步，以湘水為界與孫權平分荊州六郡。

劉備佔漢中後稱漢中王，但無法在漢獻帝被曹操挾持下正式受封，需要以制度外的方法賦予合法性。劉備一方在上漢獻帝表中，引竇融例權宜由部屬推舉為王。上表名單以一方諸侯、正式受封漢臣的馬超為首，繼以為天下名士許靖、代表前劉璋勢力的龐羲與射援，之後是劉備在荊州時的屬下。作者認為這與竇融被推舉為元帥的情況不符。竇融是由朝廷正式任命的河西五郡太守推舉，有合法性來源可以臨時產生更高一級的權力。劉備則是由實際上是自己部下的人推舉，推舉者與劉備並不是「位同權均」。

上表中沒有提及孫權，從史料中也看不到劉備就稱王一事對孫權有何說明。從後來曹魏代漢、劉備稱帝後，孫權才承認劉備是漢中王而不是漢帝，可以看出江東的立場，認為劉備本應率先討賊，卻自己急於稱王稱帝。劉備稱漢中王後，孫劉聯盟已分道揚鑣。

呂蒙接任孫權在荊州上游的統帥後，認為荊州的關羽是江東潛在威脅。為保障荊州安全，應該由江東獨佔整個荊州。呂蒙對江東的政治定位，已由周瑜、魯肅的江東帝業，轉為保據江東。趁關羽北上攻襄陽，孫權向曹操請降，呂蒙成功襲取江陵，關羽被斬。

作者批評，劉備在進取巴蜀與維護孫劉同盟間缺乏恰當平衡。關羽在荊州既要北拒曹操，又要防範江東，劉備以關羽軍隊單獨攻取襄陽在戰略上未必明智。既然之前劉備與孫權已因荊州問題武力對峙，劉備應該反思自己的聯盟政策，卻在關羽攻襄陽時自稱漢中王，事實上撇清聯盟關係。孫權也為奪取荊州付出政治代價，必須向魏稱臣，無法再稱曹魏為漢賊，失去問鼎中原，統一天下的政治資本。

曹操死後，曹丕代漢，封漢獻帝為山陽公，巴蜀卻有傳聞指獻帝被害。作者推測，傳聞可能是劉備一方編造，為劉備事業找回正當性依據。劉備稱帝時強調漢室仍有天命，將由劉備復興漢室。但巴蜀讖諱學者如周舒、杜瓊、譙周等，私底下卻議論漢室天命已盡，由魏取代，否定劉備的帝業論述。這種觀點影響蜀漢中後期政治，以譙周的《仇國論》為代表。

部份巴蜀人士不認同劉備政權，或批評劉備對劉璋背信棄義，或批評劉備未有在曹操死、曹丕代漢的機會討賊，反而急於自立為帝。作者評論，劉備唯有銳意討賊，才能宣明漢室天命與劉氏祖業。劉備在曹丕稱帝後既不曾北伐，也不曾聲討，顯示他將自己稱帝放在比討賊更優先位置，這削弱了劉備政權的正當性基礎。

劉備稱帝後才考慮征伐，削弱了他出兵的道義力量。假如要伐魏，應當在曹丕初篡漢之時，要伐吳，則應在孫權初襲關羽之時。劉備在關羽死後一年多才伐吳，令孫權有時間在荊州安撫人心，站穩陣腳。作者形容劉備伐吳之戰沒有政治定位，糾纏在報仇爭地之事，卻沒有聲討孫權投降曹賊之罪。

夷陵戰敗後，劉備還永安直至病逝。劉備託孤於諸葛亮時交代了蜀漢政權未來的政治路線，即北伐討賊，復興漢室。作者論述，劉備託孤強調北伐討賊事業必須開展，關乎帝業的合法性危機。蜀漢必須與整個天下連繫，展示漢室仍有天命，它在巴蜀的統治才有合法性。假如只想保據巴蜀，蜀漢就失去統治合法性，連現有基業也保不住。

魏黃初年間，曹魏對蜀漢採取過和平統一政策，試圖說服蜀漢取消帝號，歸順稱藩。曹魏大臣在劉備死後那年大量寫信給諸葛亮，講述天命去漢。諸葛亮則以《正議》回應，表明王者之興，在德不在力，前後、後漢與蜀漢一脈相承，復興漢室是據正道而臨有罪。諸葛亮主政後恢復益州的州級建制，將巴蜀置於大漢帝國天下圖景，表明蜀漢不是割據偏安的政權。

諸葛亮主政後吳蜀因現實恢復聯盟，但蜀漢已稱帝，孫吳則受曹魏封為吳王，雙方政治關係問題需要處理。孫權的說法是不承認帝號，以示對等。對於自己反覆無常，降魏受封之事，孫權則以劉邦受項羽所封之事為辯解。

蜀吳聯盟在孫權稱帝後面對棘手的政治難題。假如蜀漢不承認孫權帝號，會影響聯盟關係；假如承認孫權帝號，漢室仍有天命的帝業論述則會受動搖。諸葛亮主張維持同盟，對孫權稱帝之事則應權通變，在內部認定孫權稱帝是僭逆，但在聯盟中不公開否認，稱兩個政權為「東」、「西」。孫權需要蜀漢認可自己的帝位以增加合法性，但蜀漢卻以漢室天命未盡為核心，孫權只能淡化這種矛盾，盡可能稱蜀漢為「蜀」，又在盟約中強調諸葛亮個人的威德，而不是以漢為號的巴蜀政權。

諸葛亮北伐時強調道義之爭，定位北伐為指討凶逆，而不是窮兵黷武，爭地逐利。對諸葛亮而言，北伐是信念之戰，反映出對漢室的堅定信念。諸葛亮選擇北伐時機的優先考慮是政治因素，北伐旨在挽回正在流失的漢室認同，其次才是收復失土，時機上只能盡早行事。

諸葛亮病故後，蔣琬主政。蜀漢調整國策，不再大舉北伐，加強防禦，僅以姜維率偏師伺機北出，象徵北伐。蔣琬不駐漢中，改駐涪城，以此顯示諸葛亮的國策未有完全放棄，只有部份調整。吳、魏都看出蔣琬駐涪城，代表蜀漢國策有變，曹魏藉機主動進攻，漢中一時受壓。至費禕繼蔣琬主政，改屯漢壽。

蔣琬、費禕主政後頻用大赦、民間逃避兵役、軍隊逃亡，顯示蜀漢的社會矛盾加劇。作者認為，這是因為諸葛亮復興漢室的信念，以及公平為政的政策得到蜀人認同。諸葛亮之後，復興漢室信念衰微，蜀人對蜀漢的政治認同也越漸疏離。蔣琬、董允死後，成都政務由陳祇與黃皓把持，後主沈緬聲色，政治日益衰敗。

蜀漢後期，譙周的《仇國論》觀點主導輿論。《仇國論》稱蜀漢為因餘之國，曹魏為肇建之國。當下時勢更似戰國諸侯並立，不能指望像漢高祖般以弱勝強。作者指，《仇國論》否定了諸葛亮、蔣琬、費禕以來整套關於北伐的論述，稱姜維北伐為窮兵黷武。當北伐的意義已被否定，蜀漢政權的合法性就被抽空，巴蜀與漢室的關係悄然消解。至魏軍逼近成都，譙周力主投降。降表中後主劉禪承認自己是偽政權，漢室天命論述告終。

作者最後總結，在中國古代政治的規則中，以其德同天為帝王正當性基礎，以恭行天罰為武力誅罰正當性基礎。其德同天即天下為公；共行天罰即弔民伐罪。大利是與天下同利，與大義相通，表現在規則內化後的價值。蜀漢興亡過程體現政治變遷的內在邏輯。諸葛亮踐行信念，融貫天命與歷史觀，最終成為堅守政治道統與文化命脈的形象。作者感嘆，諸葛亮的身影卓然屹立千古，涵意已超越政治哲學，值得再三致意。

窮人的經濟學

看完了《窮人的經濟學》，透過描述實際的窮人如何生活，了解如何對抗全球的貧窮問題。作者認為比起著眼於「大問題」，例如制度、國際援助與跨國研究，思考有答案的具體問題才有真正的幫助。知道窮人如何做決定，才能找出最有效幫助他們的方法。

每天花費不到99美分的人，也不是將所有錢花在食物與其他必需品上。當窮人意外得到更多錢，即使是最窮的一群，亦不會將增加的額外支出全部花在食物上。額外花在食物的錢不是全部用來增加熱量，而是買比較美味、價格較高的食物。例如一項研究的印度窮人中，相比最便宜熱量來源的玉蜀黍，會花額外金錢在米、小麥，以至較不具營養價值的糖。

作者指，窮人就算可以也不會攝取更多熱量，部份原因是大多數人有足夠東西吃，很少人因為吃不飽而無法工作。但這項解釋並不足夠，因為兒童營養不足會影響未來生命機會，而這項投資對窮人而言很有價值。當中因素包括人們可能未認識營養的價值、對外人的飲食建議有懷疑，以及不容易從個人經驗得知營養的價值。

窮人飲食習慣的另一解釋，是他們覺得生活中有比食物重要的事，例如婚禮、嫁妝、葬禮，以回應社會壓力。讓生活沒那麼苦悶也是窮人的優先選項，這可能是一部電視，或者美味的飲食，還有生活中的節慶。假如窮人懷疑自己的生活是否有徹底改變的可能，他們會專注當下，讓自己生活過得快活一些。

從實際的窮人生活中可以看到，直接將錢投入改善小孩與孕婦的養分，社會回報相當巨大。在人們喜愛的食物中加添微量營養素，比注重在便宜穀物上更有價值。

成長過程未感染瘧疾的兒童，終生所得比感染過的兒童高。這表示防治瘧疾的投資有很高金錢回報。潔淨食水與衛生設備同樣是很好的健康投資。但實際的情況是，窮人似乎不想把過多金錢與時間犧牲在這些投資上，寧願花錢在染病後的治療。

政府提供的公立醫療系統做得不好，例如醫生與護士缺勤，問診時間不足，是人們避開公立醫療系統的原因之一。瞭解醫療知識並不容易，這對每個人而言都是如此。當窮人感到無能為力，也需要抓住希望。例如很多人根本付不起治療慢性病的費用，試試傳統醫者與巫師，至少讓病人感覺做了點事。

作者在烏代浦提供兩磅木豆為誘因的疫苗注射實驗結果，是注射率由6%升至38%。窮人好像有理由拒絕注射，但他們確知自己沒有有力基礎評估疫苗成效。讓他們給小孩注射疫苗不需要根本改變其信仰。

人們也不是相信接種的價值，就會帶小孩去接種所有劑量。對現在的想法與對未來的想法不同，兩種想法有時間不一致。人們傾向把小成本延後，如果接種的好處在未來，花時間去接種的成本卻要今天承擔，就不如將事情擱置到明天。提供兩磅木豆，就是讓母親可以今天就拿到東西，補償今天付出的成本。

相比窮人，較富有的人優勢在於他們處於理所當然的環境，不需要利用有限的自制與果斷，就能保持健康。作者認為，宣導個人需要對自己的生命負責，未免說得太輕易而舉。只有資訊是沒有效的，人們實際上懂得的都比自己想像要少。

作者指，期待教育應傳授甚麼的特殊想法，扭曲了父母的需求，也扭曲了公立與私立學校的傳授內容，並改變孩童的實現目標，這一切都造成資源浪費。父母往往視教育為買彩券，而不是穩當的投資。他們相信最初幾年的教育回報低於接下來的幾年，認為多讀一年高中的收入增加遠比多讀一年小學多。事實上，多受一年教育的收入是等比例增加。父母的觀念讓他們將一切教育資源放在同一籃子上，而不是平均分散至所有小孩。

整個教育體系與父母的觀念相近，以培養最好的學生通過最難的考試為前提。父母與教師對學生的成就不抱期待會造成傷害。期望過高與自信不足，讓學生受到成見威脅影響，怪責自己並放棄努力，在上課時發呆或拒絕上學。私立學校的教學重點是針對困難的公開考試，課程進度超前且無所不包，大部份學生越來越落後。

菁英式學校體系不公平而浪費。有錢人的小孩在學校受呵護，協助他們發揮真正的潛能。窮人小孩假如沒有早期展現天賦，就會認清學校並不歡迎他們，放棄離開。這造成大量人才浪費。發展中國家的教育體系無法教導大家完整的基本技能，亦無法挖掘人才。

成功的實驗發現，只要學生與老師都願意重視基本技能，每個小孩都可以學好這些技能。課程需要不停測驗學童真正知道的東西，以評估他們是否進步。教育計劃也發現，低年級補救教學只需要老師受相對短的訓練。重新規劃課室與教育有助落後的學童專注在基本知識。改變父母、學生與老師的期待令學生表現更好。善用科技輔助教學可讓學生設定自己的學習節奏。

從現有的研究顯示，沒有確鑿數據證明家庭規模越大就越不利於小孩，吃虧的很可能是母親。容易取得避孕藥對降低生育率幫助有限。讓少女晚點懷孕，例如幫助她們上學效果較好。女性在家中的說話份量是家庭規模的關鍵，這會受妻子的年齡與教育，以及社會、政治與經濟環境影響。私下向婦女提供避孕藥，丈夫並不知情，採取避孕措施的比率也會提高。

許多父母眼中小孩代表經濟前景，以確保老年能得到照顧。研究發現，當生育率下降，家庭儲蓄率會相應提高。這表示生得較少，父母也將減少投資在小孩身上的金錢。假如女孩在婚後不預期會照顧父母，社會可能會出現性別篩選。當女孩在婚姻或勞動市場上更有價值，性別篩選問題會比較不嚴重。

作者指，家庭與個人並不相等，家庭的決定可視為家人之間討價還價或權宜的結果。家庭綁在一起不是因為家庭和諧，而是透過不完整、非常粗糙，而且很鬆散的「契約」，劃清每個人對其他家人的責任。靠著社會規範強行落實規則，問題在於改變緩慢，規則可能完全與現實脫節。

社會政策的目的是讓家庭行動更完整，有時是讓人免於家庭暴力。有效的人口政策讓人不需要生那麼多小孩。良好社會安全網，以及讓人為退休多存點錢，都能降低生育率，或許也會降低對女性的歧視。

窮人隨時處於很大風險。大多數窮人耕種的土地沒有灌溉系統，容易因氣候而欠收。農產品價格波動相當大，農人無法確保收成時的農產品價格是否足夠回報投資，城市居民則受食物價格波動之苦。窮人另一種主要工作是臨時工，按日薪計，工作機會斷斷續續。

一旦厄運來臨，對窮人的傷害可能比沒那麼窮的人更大。對窮人來說，收入減少意味著砍掉基本開銷，例如減餐。現在收入減少也會影響未來收入增加的機會。失去希望的心理因素令窮人更難努力東山再起。壓力與憂鬱則令人難以專注，可能造成生產力降低。

面對收入減少，窮人自然反應是更努力工作。這樣做卻可能在本來機會減少的環境下，令互相競爭更會激烈，導致薪酬更低。窮人費盡心思分散風險，從事不同活動，分散農地位置，部份家庭成員暫時遷移。身兼多職很難成為專家，不斷暫時遷移也需要放棄正式職位獲得技術與經驗的機會。

窮人降低風險的另一種方式是務農與做生意相對保守。例如堅持使用傳統農耕技術，避免採用新技術要花一大筆錢投資。較富有的農民則因為能夠承擔損失，較願意冒險。貧窮農民也會擔任佃農，由地主負擔一部份耕種成本，取走一部份收成。這會減低農民努力耕作的誘因。

窮人處理風險的另一方法是形成互相認識的廣泛網絡，在成員有困難時互相幫助。傳統互助網絡有助減緩衝擊，但效果有限，有困難的家庭仍必須承受減少消費之苦。生病尤其難以得到互助網絡幫助，這可以解釋為醫療費用所費不貲，超出人們對分享的道德義務。

貧窮國家缺乏向窮人提供的保險，原因包括規範保險業者與監督投保人很困難，容易出現「道德風險」；非強制參與的醫療保險有「逆向選擇」問題，導致只有知道未來可能生病的人買保險，而保費則高於一般人可以接受的水平；明目張膽欺詐會令保險公司難以經營。

即使提供保險，窮人的投保率與投保額也不高。作者認為關鍵在於，市場販售的保險只能保護人們對抗大型災難。例如入院後申請理賠，保險公司卻因疾病不在重症保障名單中而拒絕，人們就不再願意繼續投保。當保險只針對大型災難，窮人不想花太多時間想那些特別不悅的未來，可能是本能反應。

窮人承受的風險之高，保險公司顯然難以接受。作者指，為了讓真正的窮人保險市場出現，政府可能需要介入。政府可以為窮人支付一部份保費，或許一段時間後，大家看到保險的作用，市場開始成長，補貼就可以逐步取消。氣候保險則可能可以透過公共基金促進普遍利益。

由於缺乏抵押品，窮人可以貸款的金額很少。當貸款金額越少，監督與審核貸款的成本比例就越高，因而令利率提升。一旦借款利率上升，借款人更有機會不還款，放款人需要更謹慎監督與審核借款人，利率就會進一步提高。結果是惡性循環造成利率飛漲，或者借款人乾脆不貸款給窮人。

因為借款給窮人的主要限制是蒐集資訊，窮人大部份從熟人處借款就相當合理。這可以解釋借款者離不開原有債主，以及銀行為何不借款給窮人。銀行不擅長以用暴力威脅借款者還款，以法律解決則為時甚長，並要面對逼害窮人的政治指責，乾脆不借錢給窮人比較簡單。

小額貸款機構同樣仰賴緊盯客戶的能力，典型做法是貸款給一群人，讓群體中每個人互相擔保。小額貸款機構與傳統貸款的明顯分別，是它幾乎去除所有彈性，每週償還固定金額，以群體為單位收款。這種方式有助降低放款行政成本，實際違約率也低於7%。

然而作者指出，小額貸款能改變人們生活的宣稱缺乏實際研究支持。作者對一間小額貸款機構的研究發現，沒有跡象看出小額貸款令女性更有權力，創業家庭比率則由5%升至7%。作者表示，這雖然不是多年來過度承諾所說的奇蹟，但確實發揮作用，顯示小額貸款是對抗貧窮的關鍵工具之一。

作者的研究也發現小額貸款參與率不高，在研究地區只有四分一家庭向小額貸款機構借錢。原因之一在於連帶責任，讓不想牽涉他人生意的女性抗拒加入，也會讓團體制止勇於冒險的人。每週還款缺乏彈性，不適合需要較多時間才能回本的計劃。小額貸款機構過於在意「零違約」的特色，與創業精神有不符合之處。

小額貸款機構的困難在於，其成功是基於把償還貸款變成一種社會默契。假如借款人相信其他人可能違約，對小額貸款機構失去信心，違約率就可能大幅上升，造成清償危機。小額貸款機構的設計，並不是要把大筆資金交給可能失敗的人，例如想擴張企業的老闆。

窮人不大在正式儲蓄機構開戶，但有許多其他儲蓄方法，例如共同組成儲蓄俱樂部、互助信貸協會、將押金放在金錢管理人或錢莊。由於銀行等正式存款機構受嚴格監管，小額帳戶的相對手續費太高，不適合窮人需要。作者指出，允許當地店舖代理銀行業務，有可能讓存款業務手續費大幅減少。

即使有不錯的儲蓄機構，許多人還是存不了錢，當中有部份原因來自人的心理。時間不一致讓人容易注重當下的誘惑，放棄未來的計劃。窮人對此有自知之明，因而會一磚一瓦慢慢蓋房子，確保餘錢花在目標上，甚至會付錢給人強逼自己存錢。

假如目標太過遙遠，存錢對窮人的吸引力會減少。如果需要定期重複克服自制的問題，存錢會變得更困難。作者指出，以穩定工作、保險與社會安全網讓窮人對未來感到安心，會讓他們有動力儲蓄。

窮人創業成功的故事令人振奮，但作者提到有兩點需要注意，一是窮人經營的生意都非常小，二是這些非常小的生意大部份利潤也很少。這些生意平均僱用人數少於一人，幾乎沒有機器或車子的資產，扣除家庭成員勞動成本後大部份都虧本。投資在這些生意的邊際回報(每投資多1元的回報)不錯，但扣除成本後的整體回報淨值則不高。

作者考察印度窮人的生意特徵是︰精力充沛、有生意頭腦，但大部份力氣耗費在小本生意，做的事與其他人完全一樣，因而賺不到合理利潤。這些生意沒有成長，除了融資原因外，也因為小生意成長潛力減少的速度很快，到達瓶頸後需要大幅投資才能轉型，只能在生意整體報酬很高才能實現。如果知道自己存款達不到想要目標，窮人就可能不會投資那麼多。

窮人創業比較像是傳統就業管道不通後，自己買一份工作來做，而不是特別想要創業。窮人特別希望子女就任公職，顯示他們渴望穩定有保障的工作。當人們知道每個月有固定收入，擁有掌握未來的感覺，就可以更專注於建立自己與小孩的未來。如果人們不敢想像未來生活品質會大幅改善，有可能選擇停止嘗試，留在原地不動。

作者指，要創造更多令人感到安穩的「好工作」，讓人們更容易遷移至城市會有幫助，例如低收入住宅與社會安全網。在整個國家各小鎮創造更多好工作也很重要，例如改善基礎建設、制定適合現況的勞動法，以及運用政府資源協助建立大企業的產業政策。

作者認為，一點一滴的進步，加上小變革的累積，終究會帶來寧靜的革命。制度改變不只限於大制度，大制度能實現要透過特定的地方制度。作者強調細節的重要，從下而上的觀點顯示，即使在不良制度中，也有改善政府問責程度並減少貪腐的空間。同樣，好制度也不保證可以暢順運行。

作者不同意政治經濟學認為制度決定經濟政策界線範圍的說法。大規模浪費與政策失敗，往往不是深層結構問題，而是政策規劃時懶得思考。政治與政策一樣，必須一點一滴改變，在過程中注意細節，了解人民如何決定，並願意進行實驗。

作者總結本書學到的五堂課︰一，窮人通常無法掌握關鍵資訊，誤信許多錯誤事情；二，窮人要為自己的生活承擔太多事；三，對窮人來說，有些市場不是如海市蜃樓，就是要承受不利價格；四，窮國不會因為貧困或有不幸歷史就注定失敗；五，對人民可以及不能做甚麼的期待，許多時會變成自我實現預言。

帝國之間、民國之外

看完了《帝國之間、民國之外》，內容是1914-41年左右新加坡與香港華人在政治、商業及人口與中國互動的歷史。當時海外華人與中國的互動沿著三條主軸︰英帝國與日本帝國較量、中華民國的民族主義，以及海外華人的籍貫與語言。

以人數計，新加坡華人數目由1911年約二十二萬人升至1931年約四十二萬人，以閩人最多。香港華人則以廣府話粵人最多，四邑話粵人其次。在1931年，廣東省與香港出生者佔香港絕大部份人口。

在新加坡，經濟特許權與租稅農場具壟斷性，土生華人容易變成效忠英帝國的菁英。同時，新加坡華人透過管理與招募華人移工，成為華人社區領袖，與南來勞動移民關係密切。

在香港，華人社區領袖的華商來自廣東省，以東華三院在華人社會中聲望甚高。1913年香港華商總會成立，並沒有取代東華三院的社會功能。前者協調不同華商團體的利益，後者著重慈善事業。

1920年代前半葉，反帝國主義蓋過海外華人實業救國式民族主義主張，強調華洋有別。廣東反帝國主義浪潮影響香港工人，香港華商與勞工關係不免削弱。在新加坡，鄉緣與語言連結沒有被削弱，各幫商人仍能維持影響力。

1925年省港大罷工，廣州國民政府嘗試將之指定為對抗英國在華南的利益。「不愛國」的海外華商「同胞」同被視為敵人。廣州國民政府希望能從反英抗爭中獲得好處，香港或會因罷工失去華南轉口站的經濟地位，並由廣州取代。直至1926年，蔣介石聯同右派對付黨內左派，到10月香港與華南恢復貿易。

新加坡華人並沒有跟隨香港反抗英帝國。直至省港大罷工結束後的1927年，新加坡爆發反英運動。運動平息後，國民黨左翼在南洋發展，以海南島新移民為主。反帝國主義鬥爭仍以按籍貫與語言劃分的「幫」為骨幹，各幫對立反而緩和幫內的階級矛盾。

1930年代前半葉，廣東是反蔣大本營，香港捲入英國、南京與廣州三方的政治角力，廣東與香港的關係相對融洽。新加坡則成為支持南京國民黨政府的海外基地。海外華人對民族主義的表達，已從實業救國變成配合南京政府關稅政策，以及捐款支持中國對日戰事。

在全球大蕭條後，新加坡橡膠業、膠鞋製造、英國貨進口與轉口，都受日本商業勢力擴張影響而萎縮。閩南與潮州社群逐漸由生於中國或認同中國的工商界人士主導。在香港，大蕭條後歐亞貿易銳減，寶安商人勢力受挫，以粵港貿易起家的香山與四邑商人勢力崛起。

自1928年起南京政府推行國貨運動，以關稅保護國內工業。新加坡與香港製造的產品不被視為國貨，但在1932年渥太華會議後享有英帝國進口稅優惠。粵港華商在1930年的策略，是在廣東設廠免受中國國貨運動關稅政策影響，在香港出口成品以享受英國特惠關稅。

中日戰爭爆發後幾年間，香港成為中國聯繫外界的唯一據點，有七百間上海廠在香港重新投產。1939年起，中國政府開始向香港製造商頒發國貨證明書。香港享有英國特惠關稅優惠，是國民政府重視香港的原因之一。

在杯葛日貨運動中，1928年新加坡有效動員反日，但經過到1928-30年沈寂後，新加坡日貨銷售反彈程度卻高於香港。香港自1928年後一直有排斥日貨之勢。至1937年後，新港兩地的日貨銷售都在下降。

因英倫本地商人的訴求，英政府決定犧牲香港華商利益，提高香港出口品獲特惠稅的標準︰需要使用英國原料，以及紡織與成品製造在英帝國領土內完成。新要求難以達成，令香港製造業大受打擊。英國戰時貨幣政策亦限制香港製品出口至新馬，香港至馬來西亞的出口貿易大受打擊。1939-40年間，英國本土市場供應來源因戰爭而減產，英國成為香港工業品主要出口市場。

1930年代南京國民政府與各地方競爭，對中國民族主義有不同詮釋，令海外華人按族群網絡需要選擇自己喜好的民族論述。1933年十九路軍在福建成立人民政府，後稱為閩變。新馬閩僑看法各異，意見尚未一致，福建人民政府已在數月內瓦解。

同為1933年，廣東主政者陳濟堂號召建設新廣東，得到港澳商人集資響應。1936年，陳濟堂批評蔣介石對日政策，後稱為兩廣事件。同年陳濟堂被解除軍政職務，移居香港。

在日本控制中國大部份海岸線，國共聯合陣線之後，海外華人政治取向並未趨於一致。國民黨分裂令部份海外華人對重慶政府轉趨保守。國民政府統制經濟亦困擾從事中國貿易的海外華商。

作者總結，各地華人與其後代或有共通之處，亦被外界歸類為同族，但其身處社會與文化脈絡，已形塑其獨特的在地認同。南洋華人自稱華僑，但不完全跟從中國大陸的政治領導。南洋是一個獨特的政經與文化空間，以香港與新加坡為兩軸，香港連接廣東，新加坡連接福建，同時兩地亦聯繫日本帝國的商業網絡，形成華商跨域活動的匯集處。

夢遊者

看完了《夢遊者》，講述歐洲如何走向大戰。本書首先提及塞爾維亞1903年發生軍事政變，國王被暗殺，民族主義情緒自此更為高漲。政變後塞爾維亞與奧匈帝國關係變得疏離，與法國關係更加密切。1908年奧匈帝國吞併波士尼亞與赫塞哥維納後，塞爾維亞民族主義者對奧匈帝國更為憤怒，支持採取激烈行動，也與俄國及法國進一步親密。塞爾維亞政府在1914年塞拉耶佛事件與的角色撲朔迷離，但事前很可能知情。

自從被驅逐出意大利與德國後，轉為二元體制的奧匈帝國將焦點放在巴爾幹地區，不免與俄國針鋒相對。俄國在1905年日俄戰爭戰敗後，也對巴爾幹地區更為著緊，以斯拉夫民族的保護者自居。巴爾幹戰爭後，奧匈帝國在巴爾幹地區的地位日益衰退。帝國就如何應對出現分歧，斐迪南大公計劃改革帝國體制，避免對抗的外交政策，而總參謀長康拉德則堅持以戰爭解決。假如斐迪南大公不是被刺，奧匈帝國與塞爾維亞的關係當時看來正在改善。

歐洲從1887年多極形勢演變成1907年的兩極化，1887年除德意奧三國同盟外，也有德俄再保險條約與英義奧地中海協定；到1907年三國同盟中意大利已貌合神離，英法俄則互為聯盟，一戰的陣營對壘已經成形。1894年形成的法俄同盟中，法國著眼點是德國，但俄國重視的是奧匈帝國向巴爾幹地區擴張，以及德奧與英德的交往。法俄同盟的重要，也在於同盟不再只是用於制衡他國，而是以軍事協定對抗共同敵人。

法俄同盟後，與英國在殖民地的糾紛成為法國對德政策的考慮因素。假如德國願意歸還1870年佔法領土，法國政客也考慮過與德國友好。但德國在反英政策上猶豫不決，也不願放棄佔領的阿爾薩斯—洛林，法國轉為以埃及換取摩洛哥利益而與英國交好。

1901年後，英國認為俄國在遠東形成威脅，促成後來的日英同盟。為瓦解法俄同盟，英國在殖民地問題上向法國示好，1904年簽訂英法協約。1905年日俄戰爭俄國戰敗，令防範俄國對印度的威脅不再有必要。對英國而言，直至1905年，德國的威脅只是伴隨著法國與俄國而來，與德國對抗不是英國的外交重點。

俾斯麥為避免反德聯盟出現，避免參與殖民地爭奪，但代價是在世界其他地區變成局外人，而且容易因為失誤導致國民對政府不信任。其他國家可以用殖民地利益與他國交換，但德國缺乏這種本錢。法俄軍事協定後，德國發現自己與俄國或英國交好都難以實行。德國無法削弱法俄同盟關係，而當德國致力在歐洲以外擴張利益，不可避免造成英國的抵觸。面對外交孤立，德國的政客選擇加強實自身實力，建立更強大的海軍，提高自身影響力，卻未有預見國際環境如何令德國逐步處於劣勢。

日俄戰爭後，俄國以至所有國家都從周邊地區重新聚焦於歐洲大陸，極為限制德國的自由。1905年摩洛哥危機，德國拒絕法國的提議，堅持召開國際會議解決問題，卻發現英國、意大利與西班牙已被法國的領土補償收買，不支持德國對摩洛哥警力與經濟機構國際化的提案。1907年英俄就東方殖民地爭議簽署協定，顯示英國為殖民地利益捨棄德國而與俄國建立關係。德國陷入孤立不是因為咎由自取，而是國際形勢轉變的結果。

當時歐洲各國的外交政策出自政府內部不同部份，受派系與職能衝突、財政限制與輿論左右，方向搖擺不定。即使在俄國，獨裁也無法強逼人們接受沙皇意願，這種狀態滋長黨派勾結。德皇威廉二世經常突發奇想，觀點不時矛盾，動機模稜兩可。其大臣試圖讓他與重要決策過程保持距離，無法對外交政策方向有決定作用。奧匈帝國的外交政策不是出自皇帝的決定，而是外交部、外圍派系與遊說團體互動中產生。

國王與皇帝的存在，令核心決策過程一直處於不確定狀態，也令國內內部關係的界線變得模糊。俄國外交大臣、大臣會議主席與其他會議成員，都可以透過直接向沙皇提出意見影響外交政策。

法國外交部有更大自主權，但外交部長權力不大，而且經常更替，讓「中央」官員能影響外交事務，並透過向媒體洩露資訊左右決策。而當中央失勢，外交部鷹派在1911年引起第二次摩洛哥危機。

德國在聯邦體制下，外交大臣角色很大程度由帝國首相承擔。當首相處於弱勢，外交政策主動權會傾向於高官手中。大多數高層官員合作避免德皇對決層造成威脅。

英國外交大臣格雷不用擔心王室的干預，在位時間長，對外交政策大權在握。格雷與同夥致力推動德國威脅論，但戰前幾年英國輿論逐漸偏向親德。格雷回應的方式是秘密行事，公開場合否認英國有義務向法國援助，與法國協商時卻承諾戰爭爆發後提供軍事支援。這種做法令法國與德國對開戰之後，英國會否採取行動有不同判斷。

決策機構不同利益令歐洲國際體系內溝通更複雜與不可預測，尤其在危機爆發時。1911年第二次摩洛哥危機中，法國總統與外交部鷹派意見分歧，總統試圖繞過外交部與柏林密談，這讓德國對解讀法國的行動更為不確定。

德國外交事務當時由外交事務秘書控制，他只希望能夠保障德國的利益，並在法屬剛果得到領土補償。在媒體與民族主義聲音介入後，外交事務秘書無法控制輿論，也受到德皇批評。德法條約最終落實，但受到兩國國內的批評，而德國政策搖擺也加深法國對德國的誤解。

危機期間英國暴露出內部嚴重分化。自由黨內閣認為法國要對危機負主要責任，規勸法國讓步。以外交大臣格雷為首則堅定反德親法，成功以德國將獲得大西洋港口的未來說服內閣，鼓動海軍的不安，並向德國傳遞強硬挑釁的訊息。由於英國議會政治黨派結構，以及格雷得到保守黨支持，令格雷面能夠面對媒體攻擊。然而格雷也必須面對如何滿足法國要求，又同時說服內閣中非干涉主義者的問題。

戰前歐洲各國政府軍人與文官的衝突重點在於錢，即政府資源應該用在何處。俄國財政大臣與軍政大臣針鋒相對。德國財政大臣經常拒絕參謀總長的資金要求。英國自由黨內閣主張削減軍事開支。奧匈帝國雙元政體阻礙軍事發展，軍事開支相對比例較低。法國文官在德雷福斯案後指責軍方，在1905年推行兵役年限從三年減少至兩年。

戰爭爆發之前幾年，各國又朝著軍方的意願轉變。法國政策與輿論主導的重組令政府支持軍方，1913年恢復三年兵役。德國在第二次摩洛哥危機後倡導增加軍事開支者逐漸壓倒對手。俄國首相在大臣會議與沙皇要求下，也不得不批准軍事開支。軍人與文官各自在政策制定過程中施加影響，持續成為列強之間關係不明朗的原因。

戰前幾十年，公共領域與國際關係事務的公開討論迅速擴大。在議會體系，積極宣傳可變成選票，消極的報導則可醞釀反對聲音；在更專制的體制，民眾支持民主不可或缺的媒體。歐洲外交常以半官方報紙與導向性文章檢測輿論情況，效果取決於讀者的懷疑程度。媒體成為僅次於外交人員的國際溝通方式，能在不被承諾束縛下進行恐嚇或鼓勵。

媒體雖然無法成為輿論的唯一管道，但至少會對政府傳達輿論的觀點與趨勢。沙文民族主義報刊之間互相敵對，有可能威脅國際關係。各國主流媒體都高度警戒並互相監視對方媒體。戰爭爆發前幾年媒體營造出一種「心態」，令人相信戰爭不能避免，社會應為戰爭做好準備。這種心態難以評估，在不斷累積的情緒中，文官領導者對列強之間戰爭是災難一事保持緘默。

1903至1914年，君主混亂干涉、軍人與文官關係含混不清、政客之間對抗、內閣不團結，加上媒體對危機與安全問題的煽動與批判，令這段時期歐洲各國的國際關係空前不確定，為政客對國際環境的分析造成障礙。不同勢力在不了解彼此意圖下，展開持續而急切的交往，過程中缺乏自信與信任，充滿敵對與偏執。在充滿潛在衝突關係的環境中，當雙方都由鷹派主導，意外而迅速的事態升級將難以避免。

1911年意大利攻擊利比亞令地緣政治失去平衡。意大利毫無理由進攻鄂圖曼帝國在非洲的領地，引發巴爾幹國家舉兵向鄂圖曼帝國攻擊。鼓動意大利的不是奧匈帝國與德國，而是用以撼動三國同盟的俄國與英國。意大利成功令鄂圖曼帝國滿足其要求，也反映出歐洲親鄂圖曼聯盟全面瓦解。

1912年10月，第一次巴爾幹戰爭爆發，巴爾幹國家迅速獲勝。巴爾幹國家勝利後對如何瓜分領土無法達成一致，特別是塞爾維亞與保加利亞在馬其頓的紛爭。1913年7月，兩國爆發第二次巴爾幹戰爭，保加利亞戰敗，失去第一次巴爾幹戰爭大部份領土。

俄國在第一次巴爾幹戰爭中搖擺不定，希望塞爾維亞與保加利亞聯盟能令俄國控制巴爾幹半島。第一次巴爾幹戰爭之後，俄國不得不抉擇應該支持保加利亞還是塞爾維亞。第二次巴爾幹戰爭中，俄國默許羅馬尼亞加入塞爾維亞，明確表示支持塞爾維亞反對保加利亞的立場。保加利亞不得不投向德國，接受德國提供的貸款。到1914年，羅馬尼亞由奧匈帝國轉投俄國。

第一次巴爾幹戰爭爆發，代表奧匈帝國之前的巴爾幹政策已徹底破滅。奧匈帝國設法阻止塞爾維亞在戰事中正式取得阿爾巴尼亞。國際會議確認阿爾巴尼亞成為獨立國家後，巴爾幹地區卻再度爆發戰爭。戰後塞爾維亞領土大幅擴張，其軍隊再次在阿爾巴尼亞領土挑釁。1913年10月17日，奧匈帝國向塞爾維亞發出最後通牒，才讓塞爾維亞撤軍。這次僵局令奧匈帝國認為，最後通牒確實有顯著效果，塞爾維亞只會在威逼下撤退，軍事實力大於一切。

巴爾幹戰爭揭示奧匈帝國處於孤立，它與俄國在巴爾幹地區敵對，其他列強則對此事冷漠。英法兩國政府出現奧匈帝國落後時代、必將滅亡的聲音。德國的支持並不熱絡。德皇立場不斷轉變，德國在巴爾幹問題也不願反對俄國。奧匈帝國面對孤立感與不斷挑釁，越趨傾向採取對抗軍事威脅的政策。由於帝國負擔不起和平時期戰略徵兵的策略，應對危機的靈活度大為降低，戰略選擇沒有那麼多細微差別，只有和平或戰爭。

1912年，時任法國總理與外交部長普恩加萊讓法國擴大對俄國的承諾，宣布可能對巴爾幹危機進行武裝干涉。法國在第二次摩洛哥危機後，也進入民族主義復興思路，考慮軍隊職業利益，設想下一場戰爭的進攻作戰。鄂圖曼勢力衰落或許是普恩加萊將巴爾幹半島納入戰略考慮的因素。普恩加萊認為，巴爾幹戰爭是最可能徹底讓俄國與法國共同對抗德國的方式。法國的巴爾幹政策不再根據新狀況隨機應變，陷入沒有回頭路的決定中。

1913年普恩加萊擔任總統，繼續逐步提高法國軍事進攻的可能。1913年至1914年間，法國決策者關注俄國的發展，擔心俄國一旦變得強大富有，不再需要依靠法國援助，局勢會變得不利於法國。從中長期來說，普恩加萊的未來並不樂觀，讓他在塞拉耶佛事件後，面臨分秒必爭的壓力。

在1912至1914年間，德國對俄國與英國的緩和政策嘗試都寸步難行，原因包括國內外的反對，而且國家之間的集團式思維，令任何緩和政策的發展潛力受到聯盟內部集團反彈的約束。英國親德可以得到的好處太少，遠無法彌補失去俄國支持導致的風險。俄國在法國支持下對巴爾幹地區更進取。德國軍中如毛奇等指揮官認為俄國會越來越強大，未來國際形勢對德國不樂觀，主張盡早發動戰爭。這種保衛性戰爭思維對決策者在1914年夏的危機思考中影響深遠。

德國增加對鄂圖曼帝國的投資，為建造巴格達鐵路出資，同時德皇對泛伊斯蘭主義表示認同，都加深俄國與英國對德國的恐懼。1913年12月德國軍事代表團抵達君士坦丁堡引起俄國強烈反應，但英國與法國對此缺乏興趣。俄國決策者決心解決達達尼爾海峽問題，變得更為好戰，保守傾向的首相科科夫佐夫完全失勢。

協約國政治家不時談到奧匈帝國必將衰落，以此合理化塞爾維亞的武裝鬥爭，同時掩蓋奧匈帝國才是歐洲文化、管理與工業現代化中心之一，而塞爾維亞卻深陷經濟倒退與生產力下滑的事實。以奧匈帝國必將衰落為由，決策者可以隱藏自己行為所要承擔的責任，將政治從可行選項中的選擇，變成無關個人的歷史潮流。

法俄決策者將自己的行動視為防禦性行為，將侵略意圖完全歸咎於敵人。他們未有考慮自己的措施可能讓德國的選擇越來越少。一個國家為加強自身防衛採取的措施，反而會降低其他國家的安全感並被逼作最壞打算，這種情況稱為「安全困境」。英國決策者知道俄國的巴爾幹政策可能引發一場歐洲戰爭，但外交部長格雷傾向維持協約國同盟，而不是考量大國之間的策略平衡。

隨著奧匈帝國內部抑制塞爾維亞領土擴張的決心增強，以及德國日益倚仗實力政策，巴爾幹半島問題變得極為敏感。德國決策者受到德國相對優勢能維持多久，以及俄國是否積極準備針對德國的預防性戰爭這兩個問題困擾。假如俄國確實尋求與德國開戰，用高昂政治代價讓步以避免戰爭就不大有說服力，明智的選擇變成現在主動與敵人開戰。

1914年的政治家經常刻意訴諸男子氣概，例如「應當挺直腰杆」、「冷血地」解決國際問題、「意志堅定不移」、批評「自我閹割」等等。當時菁英受到底層階級與邊緣雄性挑戰，過度膨脹男性氣質，同時在壓力下情緒不穩、優柔寡斷、逃避現實。這一代政治家似乎崇尚基於堅強不屈的行為準則，而不是如俾斯麥等上一代政治家展現的能屈能伸與詭計多端。堅強不屈的行為準則會增加衝突的可能。

歐洲領導層之間驚人的共同點，是長期未能確定盟友與潛在敵人的各方面意圖。權力在派系間變化，以及民眾意見可能帶來的影響都增加這種不確定。所有猜疑與侵犯表面下，是不確定如何解讀他國官員情緒與基本意圖，更不用說如何判讀他們對未發生的不測之事會有何反應。

在1914年，沒有一個歐洲大國正考慮對鄰國發動侵略性戰爭，他們都對這種主動行徑心存恐懼。造成災難性結果的眾多相互承諾，並不是歐洲體系的長期特徵，而是無數短期調整的結果。如果同盟關係能更可靠與持久，關鍵決策者或者不用承受那麼大壓力採取他們傾向的行動。

1914年6月28日，奧匈帝國皇儲斐迪南大公在塞拉耶佛被刺殺。奧匈帝國懷疑事件與塞爾維亞有關，而塞爾維亞並沒有為事件動機的調查提供協助。不過幾日，奧匈帝國決策者已認為，只有靠軍事手段才能解決與塞爾維亞之間的種種問題。但對匈牙利首相第薩而言，倡導改變既有權力體系的斐迪南大公在塞拉耶佛被殺是極大解脫。第薩強烈反對立即衝突的政策，而在二元體制下匈牙利首相的意見不能忽略。此外，塞爾維亞官方在事件的角色需要調查，軍事行動準備需時，奧匈帝國需要先了解德國取態，都讓奧匈帝國不可能立即採取軍事行動。

俄國否定奧匈帝國對刺殺案調查的權利，描繪兇手的無辜形象，並斷言奧匈帝國想以事件為藉口入侵塞爾維亞，背後則是德國想藉此向東進軍。法國政府依從俄國取態，總統普恩加萊未經任何親自調查，就斷定塞爾維亞政府與事件無關。英國外交部沒有明確表態，格雷認為英國不應支持任何一方所挑起的戰爭行為，但英國也不打算質疑俄國在塞拉耶佛事件上的態度。

7月5日，奧匈帝國代表霍約斯抵達柏林。霍約斯與德皇及德國政府官員會談，眾人得知奧匈帝國已準備好向塞爾維亞開戰，並想先確認德國的立場。翌日，霍約斯獲德國告知將給予奧匈帝國支援。德皇自己相信衝突只會發生在巴爾幹地區，也不認為俄國會貿易參戰，因為俄國未來的實力增長會讓它更有勝算，德皇也認為沙皇不會支持謀反者。此外，德國沒有意識到奧匈帝國與塞爾維亞的鬥爭，已成為法俄同盟關注所在。同時在科科佐夫離開內閣後，俄國政府已由主戰派主導。

德國首相霍爾維格認為，在奧匈帝國實力逐步削弱下，如果反對奧匈帝國在巴爾幹地區的行動，德國將失去最後一個可靠盟友。奧匈帝國不可能參與因德國而爆發的戰爭，來自巴爾幹地區的戰爭，則會令奧匈帝國全力投入。這種想法與法國領導人相似，法國政府同樣相信，巴爾幹地區的戰爭會讓俄國在對抗德國的戰爭中全力以赴。

由於匈牙利首相第薩堅持，奧匈帝國政府接受只有在塞爾維亞政府對最後通牒無動於衷時，才會實施軍事打擊。除了第薩外，奧匈帝國政府認為純粹外交手段沒有任何意義，因此最後通牒規定得足夠苛刻，令塞爾維亞難以接受。

針對塞爾維亞政府的最後通牒在7月19日通過。因為法國總統與總理在7月20至23日訪問俄國，奧匈帝國政府認為必須避免在這段時間讓最後通牒曝光，增加法俄進行軍事干預的可能。然而，德國外交大臣將奧匈帝國尋求德國援助的意圖告訴意大利，而意大利則將消息轉告俄國。俄國亦在7月16日從維也納得知奧匈帝國在起草最後通牒。沙皇認為這是希望發動戰爭的行為，表明支持塞爾維亞抵制奧匈帝國。

奧匈帝國保密失敗讓塞爾維亞在最後通牒正式呈交前就可以採取相應措施。法國總統與總理在抵達聖彼得堡時有充分時間為最後通牒準備。奧匈帝國領導人指責德國將秘密戰略曝光，中斷與德國政府的聯絡，德國甚至不如其他大國了解奧匈帝國最後通牒內容。這讓其他大國更認為奧匈帝國與德國密謀甚麼大計，讓危機進一步升級。

奧匈帝國決策過程中表現出個人與團體的狹隘視野。奧地利人從未評估奧匈帝國與歐洲大國爆發戰爭的具體後果，原因可能是對德國軍力的巨大信任。決策者往往只關注輿論走向，而不是實際國情。地緣政治隔離讓奧匈帝國政治家眼中沒有「對歐洲的責任」，認為對塞爾維亞無所作為只會讓人覺得奧匈帝國氣數已盡。

1914年7月15日前往聖彼得堡的法國總統普恩加萊出發時，要面對軍需不足、內部政治醜聞，以及議會對頭克列孟梭阻止新軍事預算通過的問題。7月20日法國代表抵俄，隨後三日進行的高峰會中，主要議題是中歐日益升級的危機狀況，以及拉英國進入法俄同盟。21日普恩加萊與各國大使會面時，暗示不會承認奧匈帝國對塞拉耶佛事件調查的權威，並表明塞爾維亞與俄國關係密切，而法國與俄國是同盟。俄國外長薩佐諾夫表現則沒有普恩加萊強硬。

22日的法俄會談內容完全關於戰爭事宜。23日，法國代表參與俄國閱兵儀式。法國對兩國會談的公報經總理維維亞尼修改，用詞非常委婉。普恩加萊則認為此行已達成目的，讓俄國拿出更強硬態度。在普恩加萊眼中，就奧匈帝國對塞爾維亞的行為毫不妥協此方向已定，法俄對德奧將不會戰敗，而且還有大英帝國在後。

法俄會談進行時，奧匈帝國也準備對塞爾維亞發出最後通牒。1914年7月19日，部長聯合委員會得出最終確定方案，於7月23日發布最後通牒，塞爾維亞有48小時回應。奧匈帝國所有會議都沒有涉及如何全身而退。對俄國的反應也沒有準確評估，軍事部署只集中針對巴爾幹地區。

最後通牒提出十大要求。第五條與第六條最具爭議。第五條要求塞爾維亞政府與奧匈帝國合作，共同鎮壓對皇帝有害的組織活動。第六條要求奧匈帝國相關部門參與相關犯罪活動的調查。這些要求與法、俄、塞爾維亞本身在其主權問題達成的共識有不可調和矛盾。奧匈帝國的最後通牒就是從塞爾維亞可能不會接受的假設而定，用來表示自己毫不讓步的立場。

7月23日收到最後通牒時，塞爾維亞正值大選期，總理帕希奇不在貝爾格勒。帕希奇回來後對俄國代表表示，不應立刻回應這些條款，應設法推遲回應最後通牒期限，並向國際社會申訴。在其他報告中顯示，塞爾維亞決策者們既恐懼奧匈帝國發起攻擊，又覺得已沒有選擇餘地。直至俄國表明支持塞爾維亞，並有跡象顯示準備動員，將塞爾維亞的悲觀情緒一掃而空。

25日下午塞爾維亞對奧匈帝國的回應極為含糊其辭。當日下午，塞爾維亞軍事總動員令已生效，國家銀行與重要檔案已撤出貝爾格勒。26日，俄國通知塞爾維亞正動員十萬人部隊，保證在奧匈帝國攻擊塞爾維亞時立刻進攻。28日，奧匈帝國皇帝約瑟夫一世簽署對塞爾維亞宣戰聲明。

俄國於7月24日下午召開一場持續兩小時的大臣會議，達成五點共識︰要求奧匈帝國延長最後通牒限期；建議塞爾維亞軍隊從邊境後撤至國內備戰；要求沙皇原則上同意隨時動員四個軍區的部隊；責成國防大臣儲備軍需物資；緊急撤回俄國在德奧的投資資金。25日，沙皇親自主持另一場大臣會議，確認先前的決定，並制定更具體軍事行動措施。會議授權戰爭籌備階段的準備工作，適用於俄國在歐洲所有領土。

兩次大臣會議推動進行的局部備戰動員方案，實際上並沒有創造戰略空間，因為德國會找到藉口反撃，而且在運輸兵員上也會造成混亂。重新啟動備戰階段的各種措施，被許多其他勢力視為局部動員。俄國的舉動令塞爾維亞只能硬著頭皮應戰，也讓德國深感威脅。危機進一步惡化，爆發歐陸戰爭的機會大增。

從俄國領導層對黑海海峽未來的焦慮情緒，或者可以理解俄國對這次危機回應為何如此強硬。黑海海峽不平靜會讓俄國商船活動與農作物出口大受影響。希臘或保加利亞可能奪走俄國渴望的鄂圖曼領土。英國海軍可能會滲入黑海。最令俄國擔憂的是，鄂圖曼帝國將擁有無畏級戰艦，而俄國海軍在黑海無法與之抗衡。如果在巴爾幹半島獲得支配權，俄國將能夠防止博斯普魯斯海峽地區受更多侵擾。

英國決策者在1914年7月更關注愛爾蘭地區的問題，自治法案爭議令愛爾蘭頻臨內戰。首相亞斯奎在奧匈帝國對塞爾維亞發出最後通牒後，仍應為英國有可能置身事外。收到奧匈帝國最後通牒副本後，外交大臣格雷經內閣批准後，建議英、法、意、德應干預俄國與奧匈帝國可能爆發的衝突。格雷並沒有表現投身衝突的想法，英國媒體亦不看好英國加入歐洲戰爭。至少直到八月初，民眾輿論與內閣都不打算對此次危機進行干預。

格雷認為任何大國都不應捲入由塞爾維亞發起的戰爭，但也無意對奧匈帝國的最後通牒進行調解。格雷表現出協約國的思維方式，不在乎奧匈帝國與塞爾維亞的實際爭端，只考慮當俄國加入後，假如德國加入必然會攻擊法國，進而引發歐陸戰爭，而英國不能坐視德國消滅法國。

法國總統普恩加萊與總理維維亞尼離開俄國後訪問瑞典，尋求瑞典保持中立，並在7月27日提前回國。總統與總理對國際形勢的分歧擴大，維維亞尼害怕走向戰爭，而普恩加萊已決心開戰，懼怕的是不能戰勝奧匈帝國。普恩加萊回國後發現部長們比總理決心更堅定，並已為開戰作準備。得知俄國局部動員後，法國部長級會議明確對此表示認同。

7月29日德國公告如果俄國不停止軍事動員，德國出將開始出兵。7月30日，俄國外交大臣薩佐諾夫向法國發電報，表示俄國將加速執行防禦措施，實際意味著俄國即將全軍總動員，這不可避免會導致歐陸戰事。法國同日對俄國的回應措辭謹慎，但從普恩加萊的日記指，這份文件是「考慮到英國舉棋不定的態度」寫成。私底下，法國政府向俄國表示，他們可以聲明願意為和平放緩軍事動員措施，但實際上不用這樣做。

俄國在7月29日會簽全面軍事動員文件，大臣會簽時氣氛深重。當晚，全面軍事動員文件準備經電報發送全國前，沙皇表示突然改變主意，以局部動員令代替。30日下午，外交大臣薩佐諾夫與沙皇會面，看到沙皇「勞累且心事重重」。薩佐諾夫向沙皇解釋已經沒有和平的希望，最後沙皇同意全面軍事動員。當日下午六時，全面軍事動員文件經電報發送全國。

俄國是七月危機第一個總動員的國家，此時德國仍未宣佈國家進入備戰狀態，奧匈帝國仍專注於對塞爾維亞的局部動員，7月31日才下達全軍總動員令。短短數日內俄國從局部動員轉為全面動員，原因包括技術上從局部轉為全面動員的困難，還有薩佐諾夫認定，奧匈帝國強硬態度背後有德國撐腰，假如是這樣局部動員就毫無意義。俄國也得到法國支持的保證，並有信心會獲得英國支援。

沙皇本身個性存在矛盾，既擔心戰爭對自己國家的破壞，又有著強烈愛國使命感。7月29日晚上，全軍總動員令準備經電報發出前，德皇向沙皇發出電報，希望奧匈帝國與俄國政府建立直接的理解。德皇的電報令沙皇有藉口，推遲自己不太情願首肯的總動員。但兩國政策互相對立，總動員令只是推遲了一天。

錯誤的情報分析對時局有重要影響。俄國情報部門高估奧匈帝國戰力，誇大奧匈帝國對俄國的威脅。在當時充滿偏執心態的氛圍中，幾乎不可能做出客觀評估。俄國政府對這些錯誤評估信以為真，一直認為自己的全軍總動員，是在奧匈帝國總動員後被逼進行，與所有捲入這場危機的國家一樣，聲稱自己是逼不得已背水一戰。

德國在1914年7月中旬仍堅持將衝突限制在局部區域的政策。為此德國採取手段避免戰備升級，讓德皇在波羅的海例行巡視艦隊，建議高階將領與德皇同行或休假。當時德國軍情情報網表現鬆散，負責情報與反間諜工作的主管正在度假，未被召回。東部邊境情報搜集負責人職位懸空。負責與部份俄國領土毗鄰地區情報工作的官員獲許休假。

為將衝突局限在局部地區，德國多次敦促奧匈帝國有所行動，但維也納的政客無力或沒意願遵從。德國決策者亦相信，俄國軍備計劃不完整等深層結構因素，抑制了擴大武裝干預的可能。德國軍方評估法軍在東部邊境的軍事準備不足，認為法國軍方不會讓法俄同盟為塞爾維亞捲入戰爭。

對德國而言，希望衝突局限在局部地區的另一原因，是他們缺乏替代方案。德國只有奧匈帝國這個大國盟友。意大利搖擺不定，令英國外相格雷提出的四國調解方向不太可行。霍爾維格也希望事情發展至俄國為塞爾維亞悍然發動戰爭，讓協約國同盟戴上入侵者的帽子，成為整個歐洲的敵人。德國與其他參與者一樣，認為自己受外部不可抗力，不得以而為之，而戰爭或和平的責任則在對手身上。

德皇在波羅的海巡視途中收到奧匈帝國的最後通牒副本，仍然相信危機範圍不會擴大，不願認清可能開戰的現實。回國得知塞爾維亞的回覆後，德皇建議奧匈帝國不應直接向塞爾維亞宣戰，而是考慮暫時佔領貝爾格勒市區，以確保塞爾維亞履行承諾。在7月28日，德皇仍堅持以政治手段解決巴爾幹問題。

德軍參謀本部情報評估委員會總結所有最新消息後，在7月28日認為俄國已開始局部軍事動員，範圍包括德國邊境的邊防部隊。隨著俄國的軍事準備工作迅速進行，德國幾乎被打亂陣腳，無法再顧及和談。7月31日德國得知俄國總動員消息後，德國領導人認為俄國已成為主動出兵一方。在俄國拒絕停止軍事動員令後，德國於1914年8月1日向俄國正式宣戰。

德皇一直以為英國不會參戰。但在7月30日，英國外相格雷向德國大使李奇諾夫斯基指，英國只有在衝突限制在奧匈帝國、塞爾維亞與俄國之間時，才會保持中立。8月1日德國政府簽署總動員令後，李奇諾夫斯基傳來消息，指格雷似乎表示，假如德國不進攻法國，英國會保持中立。晚上李奇諾夫斯基收到消息，格雷甚至指德法交戰英國也會中立。這些消息引發德皇與參謀總長毛奇激烈爭辯，德皇要求在消息確認前停止向法國進軍，毛奇則激烈反對。

不久後，李奇諾夫斯基的新電報報告與格雷會談內容，格雷沒有提出關於英法中立的提議，反而警告不能妄想英國會容忍對中立國比利時的暴力行為。李奇諾夫斯基問假如德國同意軍隊不進入比利時境內，格雷是否能承諾英國繼續中立。格雷無法承諾，同時暗示自己之前的提議沒有徵詢過法國政府的意見。這封電報令德國政府無言以對。

格雷模稜兩可的態度成為歷史學家爭論的話題，但顯然，這讓事態處於危機爆發的邊緣。格雷受到內閣主流鴿派人士反對，以及保守黨內傾向加入戰爭議員的壓力。另一巨大壓力來自俄國7月30日的總動員令。31日深夜，德國通告俄國不立刻收回總動員令，德國也將被逼出兵。當晚凌晨一時半，英國首相亞斯奎告知國王此一消息，讓國王發電報給沙皇要求停止俄國軍事動員。

法國駐英大使康朋在7月28日與格雷的會議上，表示只有英國政府全面參與才有可能挽救和平。7月30日巴黎部長級會議決定，法國掩護部隊不接近前線十公里以內地區，避免與德國巡邏隊衝突，以向英國政府展示法國政策的和平本質。然而英國政府既不承認是法國盟友，也對三國協約內容不聞不問。

康朋一直以為英國與法國一樣，視協約為限制德國的工具。但對英國領導人來說，協約還是轉移大英帝國領土威脅的手段。格雷在干預戰爭問題上沒得到內閣支持。內閣在7月29日的決議認為，反對德國軍事入侵比利時是一項政策，而不是義務。決策關鍵所在已由外交部轉至內閣會議。

英國反對黨保守黨表態支持干預政策，但內閣主流意見還是對歐洲的戰爭不作干預。多數人對法國的協約抱有懷疑，並敵視與俄國的公約。8月1日的內閣會議出現兩極化意見。翌日會議則達成共識，假如德國艦隊穿過北海或進入英吉利海峽，阻斷法國航道或攻擊法國海岸線，英國艦隊將為法國提供全面保護。而當比利時中立性遭破壞，英國將被逼採取行動。

除了法國海岸與比利時外，英國做出最終決定的過程中，自由黨也需要考量，假如決定不干預令格雷與阿斯奎辭職，如何在黨派政治鬥爭中存活。而如果出兵干預，愛爾蘭地方自治政策也不得不無限期延遲。從全球而言，俄國在中東與印度是英國的威脅，爭取與俄國的友好關係可管理帝國周邊的衝突。從歐洲大陸均勢角度看，則有需要抑制德國。兩種政策都需要英國對協助國的援助。

法國軍事政策是主動出擊與被動防禦結合，但德國由於腹背受敵，必須決定先攻破哪一邊。德國的戰略計劃是，先集中兵力消滅法國軍事力量，並認為只有取道中立的盧森堡與比利時才能成功。德國軍事領導層完全不關心破壞比利時中立造成的政治影響，又認為英國不太可能參與歐陸戰爭，造成戰略與政策上的誤判。

德國決定動員後進軍比利時，卻又在8月2日向比利時發出最後通牒，都是災難性錯誤。假如德軍直接從比利時南部穿過，或許直接能形成軍事上的突破口。但最後通牒讓比利時政府有所防備，並明確表示奮起反抗。8月3日德國最後通牒與比利時的回應公開後，比利時與協約國群情激奮，讓協約國參與者得到一種堅不可摧的道德正義感。

戰爭即將到來。被徵召的男性多少自願前往集結地點，這並不是出於對戰爭的渴望，而是出於保家衛國的熱情。士兵與民眾都相信自己是出於自衛，認為自己的國家受到攻擊與挑釁，自己是為維護和平挺身而出。事件的導火線本身很快被人遺忘。

在1914年，道德與政治的爭端磨滅各國共識與信任，也沒有成熟國家體系準備制定策略、調解衝突、實施有效補救。1914年危機的複雜源自各國面對各種迅速轉變威脅時，頻繁出現的軍事動作與高風險、低信任時的反應。國際體系快速變革，令國際關係變得更不透明且難以預測。

與後來一戰帶來的災難相比，1914年危機期間政客冒險得到的所謂權益實在微不足道。歐洲決策者都心知戰爭可能會曠日持久，造成巨大破壞，但他們是否切身感受到則成疑問。對短期內結束戰爭的期望，與對長期戰爭的恐懼互相抵消，讓人們不怕冒險。作者總結，1914年這些主角們像是一群夢遊者，被自己的夢困擾，卻沒有一個人睜眼去看，自己會給世界帶來怎樣的災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