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完了《大漢帝國在巴蜀》，討論三國時代蜀漢的合法性問題。作者對《隆中對》的評價是，諸葛亮正確分析當時天下大勢，提出與孫權聯盟構成南北對峙，才可能與當時的曹操對抗。《隆中對》的不足是政治定位闕如。諸葛亮設想劉備如同光武帝一樣成為漢室代表，但漢獻帝的漢室仍在，這目標就不能明言。曹、劉、孫的政治關係沒有清晰定位，跨有荊益與結好孫權如何協調就缺少一個衡量依據，劉備取益州亦缺乏政治上的理據。
作者提出赤壁之戰是由周瑜主動進軍荊州發起，曹操在建安十三年冬並沒有征江東的計劃。當時孫、曹並未公開決裂，曹操試圖以政治手段解決江東問題，未料周瑜會採取攻勢戰略。周瑜為孫權提供一套江東帝業論述，以「先哲秘論」為據指代漢者必興於東南，這種雄心推動江東進軍荊州。
周瑜死後，孫劉調整荊州地盤，孫權讓南郡予劉備，令劉備直接面對曹操。得到南郡後，劉備得以向益州發展。
作者認為劉璋邀劉備入蜀，名義上是討伐張魯，實際動機是想震懾蜀中諸將。當初劉璋父劉焉收編流民為東州兵平益州，東州人犯法，劉璋不能制，益州人對劉璋不滿。劉璋聽從張松、法正的建議，結好劉備以解決益州內部統治危機，卻不知張松、法正的真實意圖是迎劉備為主。
劉備入蜀後，劉璋與劉備在涪城飲宴，持續百餘日。當時關中諸將起兵反曹，劉備卻無意北上進取。劉備取蜀過程始終要面對的問題，是如何既取益州又不違背「欲信大義於天下」的初衷。作者見解是，劉備本應在關中諸將起兵時北上討張魯，與馬超等人呼應，形成劉備、孫權、劉璋、關中諸將組成的反曹大聯盟，以申大義。
劉備以劉璋沒有滿足軍需要求為由與劉璋決裂。由於張松之兄張肅向劉璋告發其弟陰謀，劉備的藉口無法取信於益州士民。劉備攻雒城一年多，至荊州援軍來到才攻破，益州吏民猶欲死守成都。作者認為，這可能是出於劉備背信棄義的義憤。
劉備進成都後，任由士兵搶掠，重用自己的親信，其次為之前劉焉、劉璋時期的客籍舊人，益州人而居顯位之人只有黃權與彭羕。劉備佔領益州後將劉璋軟禁在荊州，作者認為此舉在政治上並不明智。劉璋仍有政治價值，可代表舊劉璋集團授予劉備統治益州，以及其後自封漢中王的合法性。
作者指孫權曾派兵入益州誘擊張魯，出兵幫助劉璋可視為孫劉聯盟的共同行動。當劉備與劉璋反目後，嫁給劉備的孫權妹回吳，是孫劉聯盟關係變化的徵兆。至劉備屬下荊州軍入蜀增援，劉備欲獨取益州的意圖暴露，孫權對劉備已徹底失去信任。
劉備得益州後，孫權要求劉備讓渡荊南三郡，劉備沒有答應。孫權派呂蒙以武力佔據三郡，孫劉在荊州武力對峙。在雙方交涉中，江東強調自己在赤壁之戰的功勞，以及曾向劉備讓步讓出南郡。在聯盟中，劉備所得甚多，孫權卻收穫有限。劉備襲取益州，與他匡輔漢室的旗幟自相矛盾。至曹操佔領漢中令益州受威脅，劉備讓步，以湘水為界與孫權平分荊州六郡。
劉備佔漢中後稱漢中王，但無法在漢獻帝被曹操挾持下正式受封，需要以制度外的方法賦予合法性。劉備一方在上漢獻帝表中，引竇融例權宜由部屬推舉為王。上表名單以一方諸侯、正式受封漢臣的馬超為首，繼以為天下名士許靖、代表前劉璋勢力的龐羲與射援，之後是劉備在荊州時的屬下。作者認為這與竇融被推舉為元帥的情況不符。竇融是由朝廷正式任命的河西五郡太守推舉，有合法性來源可以臨時產生更高一級的權力。劉備則是由實際上是自己部下的人推舉，推舉者與劉備並不是「位同權均」。
上表中沒有提及孫權，從史料中也看不到劉備就稱王一事對孫權有何說明。從後來曹魏代漢、劉備稱帝後，孫權才承認劉備是漢中王而不是漢帝，可以看出江東的立場，認為劉備本應率先討賊，卻自己急於稱王稱帝。劉備稱漢中王後，孫劉聯盟已分道揚鑣。
呂蒙接任孫權在荊州上游的統帥後，認為荊州的關羽是江東潛在威脅。為保障荊州安全，應該由江東獨佔整個荊州。呂蒙對江東的政治定位，已由周瑜、魯肅的江東帝業，轉為保據江東。趁關羽北上攻襄陽，孫權向曹操請降，呂蒙成功襲取江陵，關羽被斬。
作者批評，劉備在進取巴蜀與維護孫劉同盟間缺乏恰當平衡。關羽在荊州既要北拒曹操，又要防範江東，劉備以關羽軍隊單獨攻取襄陽在戰略上未必明智。既然之前劉備與孫權已因荊州問題武力對峙，劉備應該反思自己的聯盟政策，卻在關羽攻襄陽時自稱漢中王，事實上撇清聯盟關係。孫權也為奪取荊州付出政治代價，必須向魏稱臣，無法再稱曹魏為漢賊，失去問鼎中原，統一天下的政治資本。
曹操死後，曹丕代漢，封漢獻帝為山陽公，巴蜀卻有傳聞指獻帝被害。作者推測，傳聞可能是劉備一方編造，為劉備事業找回正當性依據。劉備稱帝時強調漢室仍有天命，將由劉備復興漢室。但巴蜀讖諱學者如周舒、杜瓊、譙周等，私底下卻議論漢室天命已盡，由魏取代，否定劉備的帝業論述。這種觀點影響蜀漢中後期政治，以譙周的《仇國論》為代表。
部份巴蜀人士不認同劉備政權，或批評劉備對劉璋背信棄義，或批評劉備未有在曹操死、曹丕代漢的機會討賊，反而急於自立為帝。作者評論，劉備唯有銳意討賊，才能宣明漢室天命與劉氏祖業。劉備在曹丕稱帝後既不曾北伐，也不曾聲討，顯示他將自己稱帝放在比討賊更優先位置，這削弱了劉備政權的正當性基礎。
劉備稱帝後才考慮征伐，削弱了他出兵的道義力量。假如要伐魏，應當在曹丕初篡漢之時，要伐吳，則應在孫權初襲關羽之時。劉備在關羽死後一年多才伐吳，令孫權有時間在荊州安撫人心，站穩陣腳。作者形容劉備伐吳之戰沒有政治定位，糾纏在報仇爭地之事，卻沒有聲討孫權投降曹賊之罪。
夷陵戰敗後，劉備還永安直至病逝。劉備託孤於諸葛亮時交代了蜀漢政權未來的政治路線，即北伐討賊，復興漢室。作者論述，劉備託孤強調北伐討賊事業必須開展，關乎帝業的合法性危機。蜀漢必須與整個天下連繫，展示漢室仍有天命，它在巴蜀的統治才有合法性。假如只想保據巴蜀，蜀漢就失去統治合法性，連現有基業也保不住。
魏黃初年間，曹魏對蜀漢採取過和平統一政策，試圖說服蜀漢取消帝號，歸順稱藩。曹魏大臣在劉備死後那年大量寫信給諸葛亮，講述天命去漢。諸葛亮則以《正議》回應，表明王者之興，在德不在力，前後、後漢與蜀漢一脈相承，復興漢室是據正道而臨有罪。諸葛亮主政後恢復益州的州級建制，將巴蜀置於大漢帝國天下圖景，表明蜀漢不是割據偏安的政權。
諸葛亮主政後吳蜀因現實恢復聯盟，但蜀漢已稱帝，孫吳則受曹魏封為吳王，雙方政治關係問題需要處理。孫權的說法是不承認帝號，以示對等。對於自己反覆無常，降魏受封之事，孫權則以劉邦受項羽所封之事為辯解。
蜀吳聯盟在孫權稱帝後面對棘手的政治難題。假如蜀漢不承認孫權帝號，會影響聯盟關係；假如承認孫權帝號，漢室仍有天命的帝業論述則會受動搖。諸葛亮主張維持同盟，對孫權稱帝之事則應權通變，在內部認定孫權稱帝是僭逆，但在聯盟中不公開否認，稱兩個政權為「東」、「西」。孫權需要蜀漢認可自己的帝位以增加合法性，但蜀漢卻以漢室天命未盡為核心，孫權只能淡化這種矛盾，盡可能稱蜀漢為「蜀」，又在盟約中強調諸葛亮個人的威德，而不是以漢為號的巴蜀政權。
諸葛亮北伐時強調道義之爭，定位北伐為指討凶逆，而不是窮兵黷武，爭地逐利。對諸葛亮而言，北伐是信念之戰，反映出對漢室的堅定信念。諸葛亮選擇北伐時機的優先考慮是政治因素，北伐旨在挽回正在流失的漢室認同，其次才是收復失土，時機上只能盡早行事。
諸葛亮病故後，蔣琬主政。蜀漢調整國策，不再大舉北伐，加強防禦，僅以姜維率偏師伺機北出，象徵北伐。蔣琬不駐漢中，改駐涪城，以此顯示諸葛亮的國策未有完全放棄，只有部份調整。吳、魏都看出蔣琬駐涪城，代表蜀漢國策有變，曹魏藉機主動進攻，漢中一時受壓。至費禕繼蔣琬主政，改屯漢壽。
蔣琬、費禕主政後頻用大赦、民間逃避兵役、軍隊逃亡，顯示蜀漢的社會矛盾加劇。作者認為，這是因為諸葛亮復興漢室的信念，以及公平為政的政策得到蜀人認同。諸葛亮之後，復興漢室信念衰微，蜀人對蜀漢的政治認同也越漸疏離。蔣琬、董允死後，成都政務由陳祇與黃皓把持，後主沈緬聲色，政治日益衰敗。
蜀漢後期，譙周的《仇國論》觀點主導輿論。《仇國論》稱蜀漢為因餘之國，曹魏為肇建之國。當下時勢更似戰國諸侯並立，不能指望像漢高祖般以弱勝強。作者指，《仇國論》否定了諸葛亮、蔣琬、費禕以來整套關於北伐的論述，稱姜維北伐為窮兵黷武。當北伐的意義已被否定，蜀漢政權的合法性就被抽空，巴蜀與漢室的關係悄然消解。至魏軍逼近成都，譙周力主投降。降表中後主劉禪承認自己是偽政權，漢室天命論述告終。
作者最後總結，在中國古代政治的規則中，以其德同天為帝王正當性基礎，以恭行天罰為武力誅罰正當性基礎。其德同天即天下為公；共行天罰即弔民伐罪。大利是與天下同利，與大義相通，表現在規則內化後的價值。蜀漢興亡過程體現政治變遷的內在邏輯。諸葛亮踐行信念，融貫天命與歷史觀，最終成為堅守政治道統與文化命脈的形象。作者感嘆，諸葛亮的身影卓然屹立千古，涵意已超越政治哲學，值得再三致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