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粹大爆炸

看完了《民粹大爆炸》，內容是歐美民粹主義的發展過程。作者指，民粹主義不能以左、右或中間派來定義。它不是意識形態，而是一種政治思考方式，動員一般「民眾」對抗「菁英」。民粹主義認為自己的訴求不能透過協商達成，這注定會讓人民與建制衝突。這種特色導致民粹運動掌握政權時，有時會發生認同危機。

民粹主義另一特色是，它們通常是政治危機的警示燈。只有在人們認為當時政治常規與自己的關切不一致時，民粹主義才會成功。民粹運動並不常達成自己所設目標，但它們點明現行政治意識形態必須修復，標準的全球觀點正在崩潰。

民粹主義最早出現在美國，作者認為其真正開始於1890年代人民黨，要求政府幫助農民。1930年代龍恩的分享我們財富協會，主張對富人徵稅幫助較低收入家庭，影響羅斯福推行第二次新政。1960年代華萊士反對中央政府與種族融合，呼應了美國中產激進派的訴求，他們認為富人不用承擔更多政府開支，而要由中產負擔。

1990年代，美國主要政黨都支持新自由主義，支持跨國企業與全球化，放鬆管制，對企業減稅。在工作機會減少、移民增加、放鬆金融管制產生危機後，激起民粹派對現行共識的挑戰。裴洛與布坎南先後嘗試參選總統，但1990年代晚期經濟向好下聲勢下降。

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後，出現從極右翼攻擊新自由主義的茶黨運動，以及從左翼攻擊的佔領華爾街。2016年美國總統選舉，川普以反對自由貿易協定與生產外移、限制移民、訴諸「沈默多數」等取向，吸引共和黨白人勞工與中產選民。桑德斯以攻擊富人、提倡全民健保、分離投資銀行與商業銀行、恢復政府資助競選活動等政見，嘗試激起99%與1%巨富之間的衝突，得到不少對未來感到悲觀的民主黨人與年輕人支持。

歐洲直至1970年代才有類似民粹主義的政黨。1970年代經濟衰退後，主要政黨逐漸支持放棄公部門擴張，偏向自由貿易、解除金融管制與全球資本主義。1980至1990年代，來自非洲與亞洲的難民大幅增加，歐洲開始出現反移民浪潮。右翼民粹政黨透過連結反移民情緒興起，但他們支持福利國家，變成勞工的政黨。歐盟與歐元區運作令一般公民難以影響，民粹政黨聯合起來反抗「民主赤字」，主張自己的「民主性」。

2008年起歐元危機掀起一波民粹新浪潮。西班牙與希臘等負責國家受到致命打擊，卻無法透過貶值貨幣脫困。歐洲委員會、歐洲中央銀行與國際貨幣基金「三巨頭」，要求希臘嚴格減少公共開支以取得援助，引起國內廣泛不滿，導致激進左翼聯盟興起。然而，激進左翼聯盟取得政權後，變成中間偏左主流政黨，與三巨頭達成協議。

西班牙的我們可以黨主張一般人與上層人產生衝突，反對西班牙政府的緊縮開支政策。該黨一度在2015年12月選舉中成為第三大黨，但次年6月的選舉卻流失大量選票，有意見認為是因為其政見變得與社會勞工黨太過相似。作者認為，當民粹政黨變成只是建制中另一政黨，它就不再清楚地為人民對抗菁英，以致選民不再受到它們的訊息激勵。

右翼民粹派主要在北歐與中歐，主要推動力是移民問題。移民、恐怖襲擊與移民犯罪在北歐同時增加，令右翼民粹的主張變成可信。丹麥人民黨與奧地利自由黨主張嚴格限制移民，兩黨都獲得成為執政多數關鍵的支持。

英國獨立黨成功令英國脫離歐盟，其基礎是工業衰退小城鎮、勞工階級與年長公民。法國在歐盟國家中最直接受移民與恐怖攻擊增加影響，反對寬鬆移民政策的民族陣線勒龐，在2012年總統大選第一輪中得票第三，2017年第一輪得票第二。

作者在結論指，當代民粹主義不同於法西斯主義，前者對全球政治施加離心力，著重於自己的國家。民粹主義在工作外流、歐元運作失效、經濟不平等、移民令資薪下降的憂慮、社區問題等方面指出，這些議題必須加以處理。民粹主義也令主流政黨的經濟辯論部份轉向。

作者在寫作當時預測川普或者不會當選，但會激發後來的仿效者。桑德斯淡出後，仍會對民主黨有確定的影響。歐盟2012年的穩定法案，大幅限制以赤字減緩失業，再加上移民問題，都令左翼與右翼民粹政黨的壓力越來越大，甚至可能直至其他幾個國家也決定脫歐。

如何改變社會

看完了小熊英二的《如何改變社會》，主題是日本的社會運動發展。作者指，日本在1965至1993年屬工業社會，資方僱用大量工人，工人由工會組織，所得較高；消費者購買力增強，工業產品容易賣出；都市中產階級出現全職女性；政治相對穩定。工業社會弊病是齊一與標準化，商品與工作形態相跟，女性選擇有限。

其後日本進入後工業社會，資訊科技發展與全球化，令工廠外移。工作改由非典型員工與外包處理，「麥式工作」增加，工會組織變弱。人們變得「自由」與「多樣」，更多不屬於任何組織。社會福利預算減少，貧富差距加劇，就業競爭更為劇烈，教育差距更受父母所得差距影響。後工業社會的特色是，人們更可能以不同方式生活，消費品更便宜，娛樂消遣增多，但年輕人無法負擔房租，只能繼續與父母同住。

作者指，從工業社會轉至後工業社會的問題一度由公共支出掩蓋，但1990至2000年代政策轉變，刪除補助金與公共投資後，支撐基礎完全動搖，社會問題在發生災害時浮現。。

在初期工業社會，社會運動以勞工為主，指導運動的則是都市知識階層。這類社會運動特色為道德主義，即知識份子意識自己是菁英，勞工與農民則是被剝削一方，因此前者必須捨棄自己的特權。運動組織以先鋒黨形式為特色，只有少數人能成為黨員，並必須通過審查。道德主義與先鋒黨結合，令參與社會運動的知識份子必須加入先鋒黨，放棄個人生活，遵守黨的指令。從結果來看，先鋒黨組織成功例子幾乎都發生在發展中國家。

晚期工業社會的「新社會運動」不是階級運動，不受先鋒黨指導，也沒有強烈道德主義色彩，有嘉年華與祭典元素。運動以「自由」為口號，批判工業社會生活形態均質化。運動以年輕人與女性階層為中心，批評代議民主制，主張直接行動，重視表現自我。

進入後工業社會，自由度與多樣性大增，「勞工」、「年輕人」、「女性」等分類範疇已無法成立，「我不幸是因為我屬某一類人」的意識也就無法維持，人們反而將責任歸於心理等個人原因。我群意識無法維繫，陷入難以整合的狀況，社會運動變得難以推展。

作者認為，日本戰後的社會運動有三項特徵︰追求絕對和平、深受馬克思主義影響與強大的道德主義，三項特徵都與二戰後不希望重返戰時體制的意見相關。這些特徵產生的弱點是，社會運動忽視個別議題，運動如果不從社會黨或共產黨指導，變為推翻資本主義的運動，就無法成為改變社會的力量。支持社會運動但不信仰馬克思主義的人，後來很多都感到失望，對任何運動都感到懷疑。

1960年安保鬥爭大部份參與者以共同體成員身份參與，如學生自治會、工會、町內會等。安保鬥爭牽涉到戰爭經驗的和平問題，以「民主」為代表反對回到戰前體制。運動只維持約一個月，原因包括首相岸相介下台，非日常熱潮難以持久，以及繼任首相池田勇人提出「所得倍增計劃」，並表示無意修憲。

1968年社會運動與1960年有各種差異。在經濟快速成長下共同體開始鬆動，技術改變令熟練工人較不重要，削弱工會連結。大學升學率提高，大學自治會開始無法動員學生。政治團體動員能力減弱後，彼此競爭更為劇烈，依賴金錢與暴力。與西歐不同，68年的「宗派」仍以先鋒黨模式運作，各自分裂，有部份採取武裝鬥爭路線。

作者認為，1968年學生運動熱潮再次出現，最大因素是大學教育大眾化。考試競爭更為劇烈，但大學設施跟不上升學率，授課內容乏味，校園擠擁，大學生人數增加也意味成為菁英的機會降低。越來越多學生感到空虛，認為這不是大學應有的樣子，不如趁學生時代搞一場運動。公害問題與越戰突顯出對社會的欺瞞感，點燃起學生運動。

68年學生組織「全共鬥」與以往不同的是，它是以「自由」個人名義參加，聚集各種想法的人。但實際上參與學生戴著所屬「宗派」或大學的頭盔，外表比較像軍隊。參與的團塊世代保守而集體主義，也看到性別歧視的實例。

作者指，這種形式的問題是，社會運動者硬將已不適用於當時的社會關係與意識形態帶進運動，不同宗派加入全共鬥以先鋒黨模式吸收成員。當運動熱潮冷卻，留下來的多是屬宗派者。結果不同宗派為掌握主導權引發權力爭奪，出現各種內部暴力，令運動走向分裂。宗派滲透也令全共鬥走向馬克思主義，讓運動訴求超出校內問題，校內訴求反而失去實現的機會。為擴張組織，宗派更重視花俏的鬥爭手法吸引新成員。

到1969年底，社會運動已幾乎退潮，警方取締更為嚴格，響應者減少，內部暴力變得更為強烈。留下者變得更為道德主義，否定想要找工作的自己，同時沒有自信自己正確，因此容易指責他人是叛徒。在道德主義的凝重氣氛下，部份團體開始主張武力鬥爭。

到1970年代初，經濟成長中只有少數人生活未受改善，參與學生運動者自身明明沒有特別的問題意識，但又不想自己在玩革命的家家酒，轉而支持被歧視部落、在日朝鮮人、沖繩問題等日本國內少數團體。1972年聯合赤軍事件成為學生運動結束的契機，人們開始認為打著「革命」與「正義」口號的人很危險。當局也進行政策調整，通過公害管制法、推動福利改革、整頓都市環境等，令事態得以收拾。

1970至80年代，日本工業社會成型，人們的「自由度」減少，引發廣泛共鳴的社會議題不多。大學生不再有必須關心政治的意識。政府以公共補助支援減弱的農村與商店會。企業、家庭、學校成為都會的新共同體。社會運動傾向自由參加的網絡型運動，少數群體社會運動受到注視。

1980年代反核運動主要行動者變成都市主婦，她們特別關心食品輻射污染問題，經濟上相對穩定，子女長大後也有時間與體力。但在社會安定期下，大多數人即使對政治不關心也無礙生活，政治人物也不曾感受對現有政治體制的威脅。

1990年代後期開始，日本工業社會失效，越來越多民眾感到沒有被代表。2011年福島核電廠事故後，出現許多訴求零核電的示威行動，當中有許多三十歲世代為主的「自由」受僱者參與。遊行透過網絡與推特號召宣傳，引起眾怒的，是政府公開資訊與善後的方式，並擴展為無法忍受特權階級。社會運動越來越走向自由參加模式，沒有任何團體有穩定的動員能力。

作者指，日本現在全體成員不願遵從、不表同意的情形，反映出政治體制失去正當性。正當性攸關民眾是否有「我們的代表」意識，單單得到很多選票不夠，還要是某個「群體」的代表。當人們變得「自由」，喪失從屬意識時，「群體」就無法成立。

在政治集會中，全體參加者群眾喧騰對展現人民力量至為關鍵。示威行動不單看參與人數，也要令人覺得行動代表著社會的意見。參加者熱烈討論，充分感受自己正在參與，認知到決策結果是「大家一起決定」，這種熱鬧喧嘩的過程形成「我們」與「全體」。假如政治只有投票與遊說，就會變得越來越無聊，讓更多人認為政治只是少數人的事，也有更多人不會接受與認同。

在全球化後工業社會中，人們變得「自由」，同時對未來越來越無法預測，也逐漸無法被人接受與認同。人們被籠罩在眾多選項與他人眼光中，失去相互扶助與自豪，被逼向沒有資訊收集能力與金錢就活不下去的狀態。

分類不能維持，市場無法操縱，人們相互依賴與重視的規範消失，傳統與市場都不可依靠。面對這種狀況，保守主義主張回歸舊有生活形態，但無法停止分類失效與高度反身性。特權階層自己很「自由」，卻要求對方採取「傳統」行動，造成少子化、過勞、家庭暴力、離婚增加等反效果。

無法忍受社會不穩定的人投向基本教義派，視傳統為永恆不變，拒絕與他人對話，躲在自己的認同中，認為對方是笨蛋。因為懶得與外界接觸，無法與他人建立良好關係，基本教義派要強逼多數人贊同他們時，可能訴諸最力與金錢攻勢。

作者認為，既有「我群」正在消解，民主必須積極建構新的「我群」。問題之一是民眾不願參加對話，既不習慣也沒有專業知識。若要改變，只能鼓勵對話主體，賦予他們力量，例如由政府或專家普及知識、提供職業訓練、普及大學教育、公開政策資訊並舉辦公聽會、為非政府組織提供補助促進自發活動、利用地方資源建立小規模高增值產業等。

作者指日本現在福利政策思考方式，是等問題出現再事後補救，這已經太遲，而且花費成本過高。除了財政援助外，福利政策也需要提供諮詢、再教育與工作介紹，否則受助者無法融入社會。嚴厲懲罰受助人幾乎沒有成功例子，反而令人更難與主流社會整合。

福利補助建立在受助人分類的方式，無法保護越來越多不在任何類別的人。分類政策缺乏整合，容易產生不公平與不合理。福利與職業捆綁，也讓產業轉型更為困難。為了防範於未然，作者認為應提供基本保障給所有社會成員，既可靈活應對，不會有人排除在外，也省卻審查的麻煩與成本。

現有福利政黨建基於保護的構想，其問題是保護者與被保護者的關係固定，造成主體衰弱，容易變得不關心與依賴。在反身性增加的社會，既有方式必然陷有困境。要突破這種困境，就要賦予被保護者力量，讓他們有能力自立與判斷，並有機會參與。比起行政機關，地方自發組織更能掌握現狀，讓地方人士集結民眾可展現更大成效。

作者指，當代社會沒有中央控制室，期望「換個首相做看看」，只為像不斷喜新厭舊一樣，創造出無法改變的結構。引入自由競爭原理的政策手段，也反而引發「自己不被當一回事」、「別人得到較好照顧」、「將我應有的權益還來」等批判與不滿。作者認為，在當代日本，只有在普遍認知「自己不被重視」的基礎下展開行動，促進對話與政治參與，並連結到「改變社會」與建構新的「我群」。

各種社會運動理論，例如資源動員論、議題焦點週期論、創新擴散理論、建構主義、行為主義等，都只能涵蓋一部份現實。人們應了解理論建立的前提與適用範圍，掌握不同理論工具在適合時譯用。在實踐中，社會運動首先要設定目標，然後選定倡導或施壓對象，弄清哪種方法較有效。

社會運動很難提出成功的方程式，但失敗的方程式卻有明顯傾向。忽視時代背景與社會條件，套用舊有成功經驗，很可能會失敗。將運動當成「組織」看待，很容易引發路線之爭，或變成只跟代表談判的虖戲。為保護組織要某人加入與退出，都會降低運動正當性，減低民眾參與意願。將人當成不變的個體，容易促成團體分裂為「溫和派」與「激進派」，結果通常是兩者都失去影響力。

作者認為，運動應看成一種動態過程，而不是組織。運動是眾人為了某種目標而聚集，擬定並實行某種計劃的過程。參與人數應該依運動目的判斷。運動除了是達成目的之手段，也是製造連結與賦權的手方法。運動方式不是一成不變，只要符合「改變社會」目的即可。運動與政治人物都有其苦衷與侷限，沒有原則妥協與要求不可能的事都沒有必要。

在運動中，每個人都可以分派工作扮演不同角色，而這種角色並非固定不變。運動有趣之處在於大家一起創造，歡樂與炒熱氣氛非常重要。運動是一種社交場合，氣氛熱絡就能形塑超越「自我」的「我群」，產生一種與人數不同層次的說服力，更能打動人心。

假如自己不發聲，旁人看來自己就是一面牆壁，而自己也會當周圍的人是牆壁。靜靜等待不會有任何改變。自己站在安全位置，將對方當成可換零件被動消費，並不會得到滿足。行動、運動、與他人一起創造社會，是一件很快樂的事。

作者最後指，本書不會是萬能的正確解答，寫下此書的目的，是賦予讀者力量，協助他們踏出下一步。

拯救資本主義

看完了Reich的《拯救資本主義》，主要是討論美國近年經濟利益向富人傾斜，以及如何扭轉這種情況。作者同意全球化與科技取代人力的確令美國勞工承受壓力，但這兩項因素無法完全解釋現時情況，忽略了政治權力日益集中於企業和金融菁英，而政治權力又能影響經濟運作規則的事實。

「自由市場」與「政府介入」何者較佳的辯論，未能注意到以下幾項關鍵主題︰市場組織如何演變？為何現時組織無法令繁榮共享？市場基本規則應該為何？作者強調，任何市場都需要政府制定與執行遊戲規則，這些規則對經濟與社會的影響比政府大小更為重要。「自由市場」是似是而非的迷思，讓我們不檢視哪些規則被改變，規則是為誰服務。

資本主義需要為以下五大基石制定規則︰

1. 財產︰能擁有甚麼
2. 獨佔︰能允許多大的市場力量
3. 合約︰甚麼能夠買賣，要根據甚麼條件
4. 破產︰買方無法償付時要怎樣做
5. 執法︰如何確保沒有人違反規則與欺詐

不是這些決定「入侵」自由市場，而是這些決定「建構」自由市場。沒有這些決定就沒有市場。在制定市場規則時，權力與影響力已隱藏在制定過程中，由此造成的經濟得失偽裝成「客觀市場力量」的「自然」結果。

金錢與權力總是連結起來，以權利改變市場機制以符合自身利益者，往往也是支持恆定與理性「自由市場」的同一批人。「自由」被用於證成少數大公司與富人鞏固與加大權力，降低職場中一般勞工的自由。企業獨佔的自由，同樣降低消費者選擇的自由。作者指出，在這些情況中，不連結權力，自由就少有意義。那些宣稱站在自由一邊的人，事實上是站在有權者的一邊。

在財產權上，甚麼條件下甚麼可以擁有，以及擁有多久，涉及社會權力的分配與道德。奴隸制是否違法，以及「公有地悲劇」要怎樣解決，都必須由政府來執行。給予發明家足夠所有權，同時讓大眾能夠負擔發明成果，也需要立法、行政與司法機關平衡。

近年美國的趨勢是，擁有專利權的人將其經濟力量轉化為政治與法律權力，令專利權變得更強大與持久。製藥公司也積極進行政治捐款，以輕微改變延長專利，積極行銷處方藥，禁止購買外國藥物，付錢給醫師開藥，並為延遲學名藥上市付費。版權年限在美國在不斷延長，在作家死後七十年作品才進入公共領域，難以認為這會給作家更多創作誘因。大公司經濟與政治影響力持續增加，以及智慧財產權日趨複雜，都令何謂財產的政治決定，通常擴大與鞏固既有財富與權力。

對於公司是否有「過度」的市場力量，也是由政府作出決定。大企業透過延伸智慧財產權、擴大天然獨佔、併購同業、取得業界標準的網絡與平台控制，獲得經濟的掌控權，並增加對政府決定的影響力。美國寬頻昂貴而低效、生化公司孟山都獨佔種子專利、高科技公司忙於創造標準與平台、華爾街大銀行掌控金融業，以及醫療保健產業與保險業從醫療法案中獲利，既顯示反托拉斯法喪失原本視野，也反映經濟力量集中產生的政治影響力。

政治力量對甚麼可以交易及如何交易的影響日增，例如2014年美國上訴法院裁定從遙遠消息來源取得的秘密資訊不算是內線交易，大公司提供的使用條款需要消費者放棄應有合法權利與私隱，貸款利率上限撤銷，員工必須簽署非競業條款。當大公司決定合約在法律上能允許甚麼，以及能執行甚麼規則，相對缺乏力量的人別無選擇。這種「自由市場」不提供實際的替代方案。

大公司與富人擁有足夠政治影響力，塑造符合他們需要的破產法。過去二十年美國每一家大型航空公司都至少破產過一次，迴避過去工會合約的承諾。2008年華爾街無法償債得到政府注資，損失由小額投資人與業主負擔。學生貸款也不能引用破產法。2013年底特律宣布破產，市政憑證投資人與退休市政府員工大為受損，但同屬大底特律的鄰近奧克蘭郡富裕居民不受影響。破產法中基本的政治與道德問題，是「我們」是誰，又對彼此有何義務？但「自由市場」很方便地掩飾了這些問題。

既得利益也會在執法過程中發揮影響，最隱密的就是關於哪些個案「沒有」執行。當事情出錯，擁有顯著政治影響力的產業可免於受到起訴，例如槍枝製造業者免於產品產生騷亂的責任，奇異公司不需對福島核電廠反應爐出問題負責，2010年墨西哥漏油事件中英國石油公司未受充分監督，大銀行不受聯邦儲備銀行紐約分行監管等。既有利益也會確保國會不撥出足夠的執法經費，職業安全與衛生局、國家公路交通安全局、國稅局與執行金融改革法的政府機構都經費不足。食品安全現代化法2011年通過後執行經費甚少，因此幾乎沒有執行。

有影響力者也會製造許多漏洞與例外，令法律幾乎不可能執行。華爾街以成本效益分析不充分挑戰證管會，在法庭上有先天優勢僱用專家與顧問提供想要的觀點。對大企業違規的罰款相對其利得影響甚小，而且通常來自和解。政府缺乏資源面對曠日廢時的審判，傾向和解法律案件，卻會逐漸削弱執法機制。與犯罪有關的公司主管毫髮無損不受處罰。

美國眾多法官與檢察官是透過選舉任職，為金錢影響市場規則提供另一管道。大企業捐款及特定法官與檢察官候選人，以得到有利於它們的裁決與檢控決定。私人訴訟的費用非常昂貴，也給大公司與富人另一種先天優勢。許多大企業都以掠奪訴訟阻礙新企業進入市場，以鞏固與擴大經濟主導地位。近年最高法院對集體訴訟更為限制，也降低消費者團體聯合強制法律執行的能力。

假定個人待遇是按照其「價值」支付，忽略了界定市場的法律與政治制度，也忽略了權力。透過影響「自由市場」的基本規則，大公司提高公司利潤與股價，所得最高千分之一的高階主管、銀行家、基金主管越來越依此得益。對社會最富裕成員而言，為使他們工作，目前誘因全然不是必要，而且與其工作的社會價值不相稱。

在美國，股東對公司總裁的待遇影響不大，董事會則由總裁的親信擔任。自1990年代中期，總裁待遇更大部份以股份形式發放，給予總裁謗因在短期內提高股價，即使這要在長期付出代價。近年買回股票已成為企業支出主要項目，在2003至2012年間，標普五百企業大部份稅後盈餘用於買回股票。公司實際買回股票的時間並不公開，但總裁則知道這項內部消息，以便賣出自己持股與執行選擇權。

有研究指出，給予總裁最高待遇的公司，公司給股東的績效較差。即使最後將公司搞砸，總裁在離職時仍得到數以百萬美元計的款項。由於美國讓企業給總裁的待遇扣稅，實際上就是納稅人在補貼總裁的豐厚待遇。資本利得稅率低於所得稅，最大的贏家也是總裁。以客觀評估而言，總裁並不「值」其得到的待遇。

華爾街大到不能倒的銀行接受隱藏補貼，如果撇除這項補貼，這些銀行根本就沒有能力在2013年發放267億美元紅利。即使華爾街被發現進行內線交易，透過政治捐獻、遊說與僱用大批就可以脫身。基金經理人也能運用租稅漏洞，就其收入視為資本所得，繳交較低的稅率。

美國家庭實質所得中值長年停滯，2014年9 月的鐘點實質工資質1979年相同，大學畢業生實質每小時工資在2000年至2013年間下降。市場組織改變提高大公司與華爾街獲利能力，同時降低中產階級的議價力量與政治影響。

1980年代金融管制放寬後，公司襲擊者能夠得到資金發動不友善併購。企業總裁感受到要拉高股價的壓力，最直接的方式就是削減資薪開支。勞工議價能力減弱，生產力與勞工所得之間失去連結。在跨國貿易協議中，大公司與華爾街的利益勝過勞工利益。

中產階級需要承受更多經濟風險，可以一夜之間失去工作與醫療保險。退休金轉為提撥制，當股市大跌時退休計劃跟著大跌。工會在1970年代末起衰落，勞工議價能力降低。服務業企業對員工成立工會設置障礙，即使部份是非法行為，也執行法律的全國勞資關係委員會經費不足，對僱主只施加輕微罰款。美國一般勞工失去議價能力，反映出政治經濟體系中的「反制」力量顯著下降。

在2013年，美國工作貧窮族已達4700萬人，相當於每七名美國人中就有一名。國會不提高聯邦最低工資以抵銷通貨膨脹，令最低工資實質價值一直受侵蝕。政府援助標準改為要求受助人必須工作，但他們得到的工作只提供最低工資。結果越來越領取食物勞的人，同時也是受僱的在職員工。新工作規定只是在降低失業窮人同時，增加工作窮人的數目。學校經費按區分所得的距離增加，每位學生經費差異擴大，直接不利於貧困兒童。

不工作的富人在近年所得暴增。越來越多不工作富人是透過繼承獲得財富。頂層富人從投資賺取大量成益，透過投資於政治也取得資體資本利得更大份額。朝代信託年期限制放寬、最高稅率降低、遺產稅取消、資本利得稅下降、未實現利得免稅，對繼續財富者都有莫大好處。富人也可透過捐獻扣稅，同時慈善基金收益收入免稅，相當於政府補助。這些捐獻也很少是給窮人，大部份是捐給歌劇院、藝術博物館、交響樂團、劇院，以及菁英大學。

作者指，經濟權力集中趨勢在經濟或政治上都不能持續。在經濟方面，中產階級與窮人缺乏購買力，將無法維持經濟前進。在政治方面，越來越多美國人斷定這是場不正當手段危害他們的遊戲，社會結構將因此解體。不公平感會導致廣泛違反規定，參與者缺乏忠誠，受害者則通常選擇以各種方式破壞體系。

自1980年代起美國經濟的反制力量減弱，以基層群眾為會員的組織萎縮、工會人數下降、地區組織處於劣勢、政黨變成由上而下的大型募款機器，靠近有錢利益團體、民意代表聽命於政治捐款。最高法院也加快大公司與富人付錢塑造有利規則藉此獲利的循環，提高政治捐款上限與收窄貪腐定義。許多美國民眾不再投票，藐視政治並感到無力。

作者認為，底層90%民眾在經濟上有許多共通點，他們組成聯盟將能形成新的反制力量。結束對大型公司的「企業福利」日益得到跨黨支持。美國政治未來可能從兩黨對抗，變成反建制派對建制派，當兩黨未能回應時代需求時，或許會出現第三個政黨。這些反制力量首要目標，是改革競選經費制度，公開所有政治選舉經費來源，將大資金逐出政治圈。出任公職與大企業的旋轉門需要受到限制。專家證人的公共證詞與出版都需要公開外部資金來源。

為終結目前預先向上分配，反制力量尋求縮短專利與版權保護期；禁止「為延遲(學名藥)而付費」協定；不准因小幅改變而延長產品專利；禁止製藥公司推廣本身的處方藥物。反托拉斯將用於防止有線電視、金融業、醫療業與網路平台的獨佔，企業不得擁有對食物鑝關鍵的基因專利。保險公司不再豁免於反托拉斯法。

華爾街大銀行規模應受限，投資銀行與商業銀行業務需要區隔。禁止企業要求員工、承包商與加盟商接受強制仲裁。禁止任何形式內線交易。股東應對總裁待遇有反對權，有權強逼改選全部董事。破產法應給予勞工合約比債權人優先的地位，並允許學生貸款與第一棟房屋抵押貸款重組債務。

最低工資將提高至工資中值一半，按通脹調整。低工資產業可透過佔多數的快速表決方式組成工會。國際貿易協定要顧及本國勞工的工作機會可能受危害，並以貿易利得建立完善再就業制度。執法資源需足以完整執行所有法律與規則。懲罰需足以阻遏企業與違法者。提供充分私人與集體訴訟。教育資源不應按地區所得不同分配。

作者提出，尋求市場內更公平的分配，必須重新塑造大公司。其中一項可能方法，是公司稅率依據總裁待遇相對勞工待遇中值的比率而定。其他方案包括員工加薪幅度與生產力增長相配的公司稅率較低，以及給員工更多直接所有權。

1980年代起盛行的股東資本主義，造成的後果是多數美國人工資低滯或下降、經濟不安全感增加、外包工作、社區遭遺棄、總裁待遇飛升、短視專注每季盈利，以及2008年幾近崩潰的金融業。作者提倡，反制力量應尋求員工擁有代表，而且員工投票權與員工跟公司的利害關係成正比，防止單一個人或利害關係人擁有大部份投票權。

在新科技下，例行生產服務的工作減少，親身服務的工作增加，但實質待遇因需要與其他勞工和機器競爭而下降。負責找出及解決問題，以及策略思考的符號分析服務，所得有所成長，但也逐漸受科技取代。當工作由越來越少人完成，利潤將流向更少的一群，其他人只有更少錢購買生產出來的東西。在未來，即使對全球財富徵稅，恐怕也無法達到四五十年前普遍分享的繁榮。

作者指，與其課稅與轉移財富，較合理方式是讓更多人分享未來的財富。當有足夠的反制力量，社會可以選擇不讓少數人累積大量財富的市場規則，但仍給予創新者足夠誘因發明。何謂適當平衡沒有正確答案，但當有足夠反制力量，民眾將更信任政治經濟制度決定，代表社會自願做出的取捨。

為確保所有公民都能分享未來經濟成長，最直接的做法是提供所有滿十八歲美國人基本所得，為收受者提供最低的得體生活水準。基本所得允許人們追求有意義的藝術或嗜好，讓社會享受這些自發努力的成果。其他替代方式包括讓每位公民分配極小一部分智慧財產權，或者在每名孩子出生時給予定量股票與債券。

作者總結，市場是人類創造的產物，規則由人類制定。關於未來的重要辯論不是政府大小，而是政府是「為誰」而設，以及如何設計市場規則，使經濟產生一種多數人認為較公平的分配，而不必造成既成事實後進行大規模重分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