昭和天皇

看完了Bix的《昭和天皇》。裕仁受教育時以明治時的架構理解周遭世界，當時國家權力被定義為以家族親密關係為基礎，天皇如同父母，絕對君權觀念納入公立教育體系中。明治時期成立的皇軍以嚴苛紀律與天皇道德權威為從屬基礎，軍隊同時保護外來入侵與在國內執法，兩者從未得到釐清。裕仁的教育混合傳統與現代化，既有儀式禮節也有現代科學教育，裕仁本身也成為業餘海洋生物學家。

1921年3月，裕仁完成在御學問所的教育，出訪歐洲，加強自己積極參與世界事務的形象。身近則認為裕仁雖然資質不錯，但缺乏自信並拙於社交。裕仁也從英王喬治五世中，學到君主應有自己政治判斷，以及以典禮與儀式深入人心的重要。

1925年3月，日本眾議院通過高壓的《治安維持法》，旨在禁絕無政府主義、共產主義與共和主義思潮。新法實際後，「國體」成為政黨間互相攻擊的政治手段，「國體」不再只是天皇行使主權，社會秩序與道德都納入「國體」觀念範圍。日蓮宗乘勢成立「國柱會」，以「澄清國體」得勢，敵視民主，標榜反猶，部份成員獲升為陸軍高級將領，如1931年滿州事件主謀石原莞爾。代表民族主義的日蓮宗運動，成為催生日本極端民族主義的有力媒介。

1926年12月，大正天皇去世，裕仁繼位，定年號為昭和。 自1927年起，裕仁身邊的宮廷派設法讓天皇在背後自由行使權力，卻不必承擔責任，內閣決定必須反映天皇的意志。1928年登基儀典後，政府處置批評天皇者的措施變得更為嚴厲，打壓世俗派領袖，監視新聞界與大學自由派知識份子。登基儀典讓報紙與廣擋服從國家意志，盲目迎合時代潮流，自我審查。其後國內經濟情況惡化，社會衝突加劇，種族主義興起以安撫時局，促成日本民族主義向世界擴張的衝動。作者認為，登基儀典反映出神道極端二元論，在1930與40年代扭曲日本人的認知，認為本國純粹種族與世界對抗，是正義與神聖的戰爭。

1930年倫敦海軍條約讓政黨內閣與軍隊發生衝突，反對條約的軍方與右翼份子認為，條約是英美白人列強對日本強加限制，認為要扭轉這些政策就要排除墮落的政黨政治與宮廷近臣。同年11月，首相濱田雄幸被殺。1931年，關東軍發動九一八事變，侵佔滿洲。裕人並未趁此機會支持內閣，壓制軍方，反而接受既成事實，即使陸軍僭越也無所謂，只要有好結果就好。

1931年10月，陸軍激進軍官試國發動政變事敗，但主事者未受嚴懲，內閣已無法壓制軍方。陸軍出現「皇道派」與「統制派」派閥鬥爭，兩者都旨在建立軍事獨裁並積極對外侵略，前者不惜政變以達成目標，以蘇聯為主要敵人，強調軍事與民族「精神」；後者則較傾向合法改造政府，以集結整體國力對抗，提升科學技術與工業現代化，促進全國精神動員為手段。兩個派系衝突益發激烈，貫徹整個1930年代的日本政壇。

1932年5月，海軍青年將校殺害首相犬養毅，始於大正時期的政黨內閣實驗結束，由篤信國體的「新官僚」組閣。1933年3月，日本因滿洲問題退出國際聯盟，沒有資料顯示裕仁注意到外交孤立會衍生甚麼問題，對他來說與陸軍維持良好關係更為重要。1936年2月26日，陸軍基層軍官發起叛亂，殺害大臣起事。裕仁決意鎮壓叛變，拒絕另組新閣，以最高統帥身份平叛。二二六事件讓裕人確信要以憲法維持他的軍事統帥權，認知到自己的權力無可限量，也開始偏向陸軍的統制派，認同批准巨額軍事預算。

1936年8月，日本通過「國策基準」，定下確保華北資源、準備對蘇戰爭，甚至支配西太平洋與東南亞等遠超日本國力能負荷的目標。這反映出日本官僚菁英用字含糊，放棄各方辯論以解決歧見，反而總之先把不同立場都放進國策的特色。政府與軍方的分歧越趨複雜，導致東京參謀本部與前線軍官的意見對立。裕仁強逼政府與軍方統帥統合的政策文書，實質上力促海外擴張，更在不久後鼓動無休止的戰爭。

1937年7月8日，日軍在北平附近的盧溝橋與中國守軍衝突，日本政府決定借題發揮，以掌握平津地區，並得到裕仁積極支持。日本以「事變」之名進行與中國的戰爭，原因在於避免美國限制工業與原料出口，以及神道中日本必然為道德與正義化身，因此攻擊中國不過是「事變」與表達「八絃一宇」使命的「聖戰」。

1938年10月，日軍地面行動在攻克武漢與廣州後轉向守勢，短期內勝利無望，但日本領導層彷彿是硬著頭皮繼續打下去。1939年5月，關東軍在諾門罕附近與蘇聯交戰敗北，但關東軍主事者只受到調職處分。1940年，德軍壓倒性征服西歐，德蘇簽訂互不侵犯條約，裕仁受到更大壓力同意陸軍建議德、義、日三國同盟，9月宣佈結盟。

作者指，正是由於中日戰爭，日本海、陸軍才得以擴充軍事工業，得到1941年秋冬對付英美上升的鉅額經費，並在佔領區掠奪與軍管，可以說是中國消除抑壓日本軍事支出的因素。作者也認為日美之戰並非不可挽回，裕仁其實不需急於接受軍方對外交交涉設下的時間，也不必同意外交需向備戰讓步。他可以集中力量於對華戰爭，調動滿蘇邊界兵力投入中國戰場，或是可以暫時接受英美警告，不介入歐洲戰事並以此圖利。但裕仁被軍方強硬派說服，選擇接受到時限就宣告開戰。對日本決策的各方而言，擴大戰端比冒著統治體系崩解終究有利得多。

1941年12月向英美開戰後，日軍順利佔領南洋重要戰略地區，但因為欠缺仔細盤算的終戰計劃，未能及時停止，採取較有彈性的戰略。1942年6月5日，海軍在中途島戰敗，損失四艘大型航空母艦，但海軍事後並未分析研究中途島一役損失慘重對未來作戰的影響。1942年秋天，裕仁堅持死守瓜達康婿爾島，直至同年年末才放棄，令日本在太平洋戰場遲遲未改為採取守勢。日軍接連戰敗，1944年7月，首相東條英機下台。10月，裕仁與統帥部強逼菲律賓日軍在雷伊泰與美軍決戰，戰敗，日本聯合艦隊幾近殲滅。

1945年沖繩戰役反映出裕人的個性缺陷︰拘泥於死板程序、不知變通，過度注重細節，拒絕接受敗局並未雨綢繆。1945年4月，在沖繩之役造成慘重傷亡，與日本本土城市多次被美軍空襲後，裕仁才表示有意求和。裕仁遲至八月十五日才正式宣佈投降，作者認為原因在於裕仁與統治菁英設法爭取保全戰後天皇地位，以及軍方高層對蘇聯調停的期望過高。直至原子彈投下與蘇聯參戰，加上民間批評皇室聲浪日增，才令裕仁原則上接受波茨坦宣言。

裕仁在終戰詔書重新塑造其愛好和平、被動戰爭旁觀者的形象，對自己不肯主動終止戰爭含糊其詞，避而不談決策者的責任，反而提出「全國皆應分擔責任」的觀念。美軍佔領日本後，麥克阿瑟希望利用天皇以改造日本人民精神，佔領軍旨在轄免裕仁的戰爭責任，並盡量利用日本既有政府組織，這與日本保護國體的策略不謀而合。

盟軍總部民間情報教育局在1945年12月發起運動，將絕大部份戰爭責任歸咎於少數「軍國主義者」，描繪百姓與天皇均受矇騙。日本統治菁英則提出「鑒於周邊局勢，帝國被逼發動大東亞戰爭」，天皇對突襲珍珠港全然不知情的日方官方說法，成為日後保守派政客對大戰觀點的主幹。盟軍與日本領袖在保護天皇一事中，基本上頗有共識。

1947年5月，裕仁在麥克阿瑟與首相幣原重喜郎催促，皇族成員威脅要天皇遜位，以及畏懼會受東京戰犯法庭起訴下，屈服接受日本的新憲法。此後終其一生，他始終無法調整心態，接受自己只是象徵性君主的地位。1946年的東京審判聽任國際法屈從於現實政治而扭曲，美國獨大，麥克阿瑟掌握大權，盟國各國政府以自己國家利益為先，法律與道德純屬次要。東京審判後，日本右派人士認為是鬧劇，馬克思主義知識份子批評天皇與商界領袖免於責任，民間則普遍能夠接受，繼續埋首於重建工作。作者也指東京審判讓日本民眾得知戰爭領袖的謊言與罪行，讓許多人立志日本不應再發動戰爭，也有助民眾接受新憲法。

自戰後起，日本政府對戰爭責任的態度一直是「雙重標準」，對外接受戰爭責任，對內則否認之，裕仁正是此「雙重標準」的最大象徵。1948年起，美蘇衝突加劇，裕仁在幕後支持日本與美國軍事同盟。1960年美日簽署安保條約的過程受到在野黨、工會與學生團體強烈反對，統治菁英無需搬出天皇就安然渡過這場國家危機，使裕仁期望有朝一日恢復政治影響力的美夢落空。

自1976年起，裕仁開始起草第二份《聖談拜聽錄》，試圖重新界定其歷史地位。1987年9月，裕仁健康開始惡化，1989年1月7日病逝。作者最後指，日本從二次大戰產生的許多問題仍未解決，日後會否有政治領袖利用天皇體制，阻止民主政治與民權思想，是日本在新千禧年必須深思的重要問題。

Philosophy and Real Politics

看完了Raymond Geuss的Philosophy and Real Politics，是一本政治哲學小書。本書批評以「理念理論」看待政治的哲學方式，認為這忽略了人的不確定與政治學習並非單線。作者主張政治哲學必須以現實為本，考慮在特定環境中推動實際人類的因素。政治是關於行動與行動的脈絡，立足於歷史，像工藝或藝術，而不是應用理論。

政治是以下三條問題的回答︰一，甚麼人對甚麼人做甚麼事，以讓甚麼得益；二，在特定次序、時機與優先程度下，集體需要做出甚麼選擇；三，集體行動這樣做的原因，或者合法性是甚麼。政治哲學的任務，在於理解實際發生甚麼、依特定面向評價發生的事、對行動概括定位、創建概念，以及與意識形態聯繫。政治理論可以是與意識形態假象對抗，批評意識形態，也可以是自己扮演意識形態角色，主動推動意識形態或轉移注意。

作者指與實際為本政治哲學相對的觀點，包括以權利為中心的理念化法律體系，以及以特定美德為中心的理念化社會，兩種觀點都忽視構成人類生活的歷史與社會學。作者用諾齊克理論為以權利為中心的例子，此理論假定有自然的主體權利，作者則指歷史上存在沒有自然主體權利觀點的較複雜社會，假設這種權利存在不會令我們更理解這些社會。

至於以特定美德為中心的理念化社會，作者以羅爾斯在《正義論》的理論為例，指出羅爾斯的理論帶來以下疑問︰正義是否在直觀上必然處於首要地位？人們對正義是否有清楚、已成共識的正義概念？政治理論以正義直觀為起點是否最適合？「在無知之幕下於原初位置選擇」是否前後一致及有用？如果正義是指平等分配，問題在於平等總是有不同面向，一方面的平等會成為另一方面不平等。如果正義是指「公平」，公平的定義在不同歷史下有差異，視乎環境脈絡。

由此，正義概念可以是指︰一，給予人們他們「應有」的；二，按功過看待；三，視乎總體的美德與卓越；四，與份額、資源或成果相等有關；五，公平或無私程序的觀念。羅爾斯的觀點似乎有幾點不足︰以總體卓越定義正義幾乎是循環定義；「作為公平的正義」堅定處於首要位置未有明確原因；羅爾斯的「我們」，似乎只是指寫作時的美國公民；「無知之幕」排除部份資訊以獲得事先希望的結果，但又沒有移除人們在壓抑與意識形態下的假象；沒有討論權力議題；將「直觀」視為人類本性，但人們的直觀本身反映其他社會轉變；沒有提及規則的執行與演變，而缺乏權力的規則只是空洞無物。作者認為，權力理論沒有位置的理論取態不但嚴重不足，而且因為它令人迷惑而有害。

作者最後指，在我們已知的社會中，權力是實際上廣泛出現的事實，在考慮政治時，建議先考慮權力。以理念理論談論道德，旨在讓我們的世界簡化為善與惡的二分，但在描述實際政治的用處不大。

自戀病

看完了片田珠美的《自戀病》，討論無法控制自己欲望，認為自己很特別，因而滋事惹禍的各種例子。欲望來自匱乏感，而匱乏感是相對的，視乎比較的對象，這包括過去的自己與他人。有較多樣欲望對象時，較能夠在一種慾望得不到滿足時轉換心思。反之，關心層面狹窄，人際關係不佳，無法審視自己，執著於特定一種慾望時，失控的機會就會較大。

近年慾望失控越來越常見，作者認為這與階級差距擴大、社群網站普及與受慾望刺激機會增加有關。失控與否關鍵在於快樂原則與現實原則的平衡，假如受快樂原則控制，慾望就容易失控。人在慾望無法實現時，大致會以三種方法應對︰在其他方面補償、找理由逃避現實與攻擊其他對象。第一種方法較正面積極，第二種方法只有短暫效果，而第三種方法則讓人變成「自戀怪獸」。

作者以想要攻擊還是依賴對方，以及鎖定特定個人還是不特定多數兩組軸心，為各種自戀怪獸事件分類。攻擊他人的事件，包括攻擊親近者或社會上有關聯的人，例如跟蹤狂、怪獸家長與職權騷擾等。為了確認自己是特別的，自戀怪獸熱衷於控制他人，展現權力。跟蹤狂被心儀對象拒絕，但沒有承受沮喪的能力，反而照自己意思扭曲事實。

針對不特定多數人的事件包括向店員找麻煩、在網絡亂罵人、歧視他人等。在網絡伸張正義會謁人沉浸在自我陶醉中，既滿足自己的自戀，又能恣意攻擊邪惡一方。向店員找麻煩者，有部份是本身也在工作中承受壓力，沒有憤怒出口，因此鎖定沒有反擊能力的人為發洩對象，有部份則是想獲得處於優越地位的快感。

作者對2008年6月秋葉原隨機殺人事件分析指，犯人無法擺脫兒童時代自戀式的全能感，認為「現在的我並非真正的自己」，難以適當處理困境，將責任推到別人身上。作者引述犯罪學家提出引起大規模殺人的主要原因︰起因包括欲望長期無法得到滿足與將責任歸於他人的傾向；促進因素是毀滅式喪失與外部契機，誘發因素則是社會與心理上的孤立，以及取得大規模破壞武器。這與犯人的情況完全符合。

希望他人認為自己是特別存在的事件，包括不斷投訴的奧客與病人、自我忽略、邪教等。 自我忽略是指忽略飲食、健康管理、衛生等事務，威脅到安全與健康，例如居所變成「垃圾屋」。與周遭關係疏離，受孤獨感折磨，容易導致人們自我忽略，以自我懲罰的方式，間接報復輕視自己的家人或社會。

想獲社會重視與博取名聲而引發的事件，包括駭客事件、在推特炫耀自己犯罪、故意犯下嚴重刑事罪行等。2012年一宗駭客事件的犯案者名言想讓警察出醜，以炫耀自己比警察優秀。故意犯下嚴重刑事罪行的犯人無法擺脫自大妄想，因此在真實社會中犯下嚴重罪行，以恢復自戀式的全能感。自我評價過高的人似乎越來越多，作者認為原因應該在於家庭過度保護、學校避免激烈競爭，社會鼓勵肯嘗試就會成功，令自戀沒有被糾正的機會。

作者指出，避免成為自戀怪獸的方法，在於以正確方法處理現實與理想自我的差距，客觀看清現狀，了解真實的自己，然後努力消縮短與理想的距離。此外，也要與社群網站保持適當距離，以減少與他人比較。在感到憤怒時，仔細觀察自己，分析自己的罪惡感，並了解自己有甚麼情結，認識心中「欠缺的部份」。作者總結，報復只會陷入不幸，幸福才是超越報復願望的最好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