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次不一樣

看了《這次不一樣︰國家為什麼會破產》，關於歷年國家金融危機，包括通貨膨脹、匯率崩盤、貨幣貶值、資產泡沫爆破、銀行危機、政府內外債危機等。書名的「這次不一樣」是指一種輕率心態︰

「這次不一樣」症候群的本質很簡單，肇因於大家堅決相信金融危機是其他國家發生過的陳年往事，我們現在不會發生這種事，我們的表現比較好，我們比較精明，我們已從過去的錯誤中學到教訓，過去的評價規則不再適用，目前的繁榮和過去(甚至在我國)以慘烈崩潰做為結束的很多次繁榮不一樣，建立在健全的基本面、結構改革、科技創新和良好的政策基礎上。總之，故事就是這樣(p. 32)。

最近一次遭打臉的是始於2007年的全球金融危機，現在還沒完結，不如說看來將有第二波。

一開始談的是債務，提及有些國家有債務不耐症(debt intolerance)問題︰

債務不耐症的定義是︰根據先進國家的標準，某種外債水準似乎是相當容易管理的水準，但許多新興市場國家卻在這種水準上，碰到極為強大的壓力。這種壓力通常包括市場信心喪失、政府外債利率急升、出現拒絕償還外國債權人的政治壓力等惡性循環(p. 39)。

我們的研究顯示出一個悲慘的事實，就是國家一旦淪為連續違將國，就會維持經常性偏高的債務不耐水準。很多國家可以根絕，但是這種過程絕對不快，也絕不輕鬆。沒有外在政治力量的協助(例如歐盟對希臘與葡萄牙之類國家的援助)，復原可能要花上幾十年，甚至幾百年。本書寫到這裡時，連用外在政治力量做保證這種強烈手段，都只是希望能克服債務不耐症的嘗試性做法，而不是一種確定有救的治療方式(p. 47)。

自本書寫成過了六年，現在歐債問題還是未能完全解決。

作者指影響國家債務不耐症的制度問題有三個層面︰一、制度、貪腐與治理；二、資本市場整合帶來的風險分擔益處很少；三、資本流入新興市場國家具明顯正向循環特質，即經濟繁榮時流入資本較高，經濟衰退時則較低。

國家債務與企業債務有不同之處，令債權人難以收回債務︰

債主要收回債權，不但要看債權國[按︰債務國？]的償債能力，也要看債權國[同上]的償債意願，這點暗示國家破產和企業破產大不相同。如果企業或個人破產，債權人有明確規定的權利，通常可以接管債務人的很多資產，而且可以針對債務人未來所得的一部分，設定留置權。碰到國家破產時，理論上債權人或許也可以這樣做，但是在實務上，債權人執行權利的力量很有限(p. 68)。

作者舉的例子是1998年俄羅斯金融危機，債權人也不可能拿冬宮博物館的珍藏來抵債。

國家違約是無力償債還是短期流動性不足也難以分辨︰

要分辨「勢難避免」的違約與「並非無可避免」的違約，並非那麼容易，就前者而言，國家的負債極高，管理制度不善，不需要什麼力量，就會走上違約；就後者而言，國家基本上很舞全，只是信心難以維持的時間，會讓原本很容易解決的暫時性流動性問題變得棘手。危機升到高峰時，自認是救星(今天主要是IMF之類的多邊貸款機構)的機構總是會說服自己，認為遇到的是信心問題，可以用短期過度性貸款來解決，實際上，他們面對的是無力償債與不願償債之類更深層強烈的危機(p. 75)。

二次大戰之後IMF的創立，和國家違約事件持續時間變得比較短暫卻比較頻繁的情形，很湊巧地全然符合。這種現象相當符合違約事件會比預期多的看法，因為貸款國與借款國都知道，到了緊要關頭，他們總是可以依靠IMF金援和貸款國政府的補貼(後來的文獻，把這種賭有錢第三者會出面幫忙的現象，稱之為國際借貸的「道德風險」)(p. 76)。

全球動盪引發新興市場國家債務危機有多種途徑，包括︰全球經濟成長減慢，打擊出口，令新興市場國家難以取得強勢貨幣償還外債；商品價格下跌，減少外匯收益；全球金融中心銀行危機令信用緊縮，對新興國家借貸突然中斷；投資人信心下降，降低整體曝險；一國銀行危機令債權人對鄰國失去信心等。

二次大戰後國家以通貨膨脹造失實際違約的做法大幅增加，作者認為原因在於金本位廢棄，而且大蕭條經驗反映通貨緊縮會令債務負擔更重，令國家更可能利用通貨膨脹降低實質利率負擔。然而外債違約後，通貨膨脹經常會繼續惡化。面對歲入匱乏又不能限制支出，有些國家一再利用通貨膨脹，走上最極端的惡性通貨膨脹之路。

作者建立的資料庫中，之前較少受研究注意的是國內債務。作者認為國內債務對國家債務頗有影響︰

我們初步評估這些資料後認為，專家必須重新評估政府外債償還能力的實證文獻，也必須重溫政府利用高通膨與惡性通膨誘因的實證文獻，考慮新發現的國內公共債務資料，甚至應當要考慮更廣泛的政府債務或政府擔保債務的定義。當然，國內債務如何衝擊通貨膨脹與外債違約，會因為事件與情勢的不同而有差異，在某些案例中，國內債務會利用高通膨來消除；在另些案例中，政府會對外債違約(p. 157)。

就政策的長遠發展來看，如果國際機構能夠在各國之間，執行(或至少是提倡)基本的申報規定與透明度要求，應該會是有相當價值的公益。奇怪的是，今天的多邊金融機構，從來沒有完全承擔有系統地公布公共債務資料的責任，這些機構理當擔任針對危機風險，警告決策官員與投資人的先鋒，卻完全不是這麼回事兒。結果，這個體系似乎完全忘了國內債務歷史是怎麼一回事兒，認為今天繁榮的國內公共債務市場是全然不同的新事物。但正如我們在中央政府內債歷史資料中所發現的驚人事實，再也沒有什麼東西比上述這種看法更偏離事實，事實上，我們有理由相信，從完全瞭解公共部門的明確負債和相關的負債來看，我們的資料庫所觸及的只是冰山一角(p. 158)。

高債務對經濟成長的影響眾說紛紜，有說長期有害，有說短期有益。本書作者在一篇論文中出現計算錯誤，也引起了各方討論。

銀行危機有兩種，一種是較窮困開發中國家中常見的金融管制，強逼國民把錢存入銀行，再強逼銀行將資金融通公共債務，或由政府直接經營銀行，在內債違約是存戶喪失儲蓄；第二種是銀行擠兌，較多出現在新興市場與先進經濟體，存戶對銀行失去信心，集體領提，銀行被逼賤賣資產，嚴重可令所有銀行失去流動性。各種論文均指銀行危機是經濟衰退的放大器，要從銀行危機脫身比國債危機艱難得多，也沒有國家能全然脫離銀行危機。

作者指資本流動榮景令銀行危機的機率上升，大量資本流入會造成信用擴張。資產價格大幅上升也是銀行危機前兆，1997-1998年亞洲金融危機、2001-2002年阿根廷危機、1998年哥倫比亞危機，以及2007年美國次按危機前當地房屋市場都出現泡沫。

銀行危機對國家的影響包括︰經濟表示下滑、政府歲入減少與政府債務急升，銀行危機的代價不只在紓困方案的成本。

作者也指出銀行危機對先進經濟體與新興市場經濟體有同等威脅︰

總之，歷史經驗指出，富國在管理資本流入方面，尤其是在處理銀行危機方面，並不像若干支持者所說的那麼「特別」。本書所依據的龐大新資料，包括一些重要新興市場的房價資料、大多數國家回溯將近一世紀的歲入與國內債務資料，也包括很多國家更長期的資料。令人驚異的是，已開發國家和中所得國家之間，不但銀行危機的頻率與延續期間很類似，而且危機前後的量化指標也很類似，更值得注意的是，他們的實質房價在金融危機後，經常都是下跌四年以上，崩跌的幅度也相當。另外，還有一項明顯的發現，就是在金融危機後，大多數國家的債務巨幅激增，金融危機後三年期間，中央政府債務通常平均實質增加約86%(p. 191)。

以往國家會以降低貨幣成色來減少債務，說明通貨膨脹與違約並不是新近現象。作者也從資料中指出，近代國家要擺脫惡性通貨膨脹並不是那麼容易︰

很多觀察家遵從外債違約中得到的相同邏輯，斷定「這次不一樣」，通貨膨脹絕對不會再回頭。我們當然同意︰我們在瞭解中央銀行的設計與貨幣政策上，有了重大的進展，尤其需要一個超然、獨立且關注於控制通貨膨脹的中央銀行，這方面也有長足的進步。但是就像債務違約的情形一樣，經驗顯示︰平靜期不會永遠延續下去(p. 207)。

長期高通貨膨脹經常會經歷「美元化」，即改以外幣為交易媒介、會計單位與儲值工具。政府過往濫發貨幣與濫用支付系統獨占權，會削弱往後執行這種獨占權的能力。即使通貨膨脹減緩，美元化程度通常不會就此大幅下降。國家需要長時間維持低通貨膨脹，才能大幅降低另一次通貨膨脹事件的機率，令美元化程度下降。過去依賴外匯管制的國家，美元化程度也會較高。

本書最後一篇集中討論2007年美國次貸風暴，作者列出這次危機的「這次不一樣」心態，包括美國特別可以承受巨額資本流入、新興經濟體為分散風險需要安全投資避風港、全球金融整合令各國可承擔更多債務、美國擁有優異貨幣政策機構及決策官員、新金融工具令新借方投入房貸市場、一切都是創新造成進一步金融化等。

這場自1929年後第一次全球危機也比二戰後其他危機更為嚴重︰

因為最近這場危機是全球性的，任何單一國家想靠提高出口走出困境，或是向國外貸款來彌補消費不振的影響，都將會困難得多，也更容易引發爭議。......事實上，IMF計劃把資源增加四倍，同時將貸款條件明顯放寬，有可能會醞釀出下一回合的金融違約，到最後，如果連IMF都碰到普遍的償債問題，違約的規模會很大。要不然，情勢也會像我們先前談到的一樣，當許多國家都遇上國內銀行危機時，新興市場經濟體的違約事件通常會急劇增加(p. 252)。

作者在本書2009年預測這次危機的蔓延情況︰

這場21世紀初期的金融風暴，對於亞洲一些比較開放且迅速成長的經濟體，在風暴初期影響較小也因應得不錯，但最終仍難逃先進國家經濟衰退所帶來的沈重打擊。這不僅是因為亞洲經濟體要比其他國家更依賴出口，出口產品中，也有一大部分是製造品，和原物料商品的需求相比，世界對這些產品需求受到所得影響較大、彈性比較高。

東歐經濟體出口導向的程度雖然不及亞洲高，卻也受到西方富裕貿易伙伴的經濟衰退所波及。墨西哥與中美洲國家也有類似的情形，對美國的經濟依存度甚深，這些國家相當依賴在外工作的勞工從美國匯回資金。非洲與拉丁美洲比較依賴原物料出口的經濟體和石油出口國家也受到衝擊。受到經濟前景不佳的影響，原物料與石油需求下滑，商品價格從2008年秋季開始劇跌。

這種蔓延效果對新興市場會造成多少傷害，最重要的決定因素是「北方國家」復甦的速度。隨著先前累積的外匯存底逐漸消耗，財政惡化，清償公共與民間債務的壓力會增加。先前說過，嚴重金融危機通常會曠日持久，由於全球金融危機和全球商品價格劇跌後，國債違約事件通常會增加，第二次大緊縮的後遺症很可能使違約、重整與IMF大規模紓困案件大增(pp. 257-259)。

到現在，美國已有復甦跡象，石油與商品價格依然疲弱，亞洲最大經濟體則似乎頗有危險。

作者也發展出一種「國家金融動盪綜合指數」，稱為BCDI指數，量度國家在銀行(B)、匯率(C)、債務(D)與通貨膨脹(I)是否碰上危機。經各國GDP加權的世界BCDI指數顯示，二戰前指數高峰在1907年銀行危機、一戰、大蕭條與二戰，二戰後則在1970年代中期石油危機、1980年控制通貨膨脹導致經濟衰退、1990年代初北歐與日本危機及2000年代科網股泡沫爆破，但水平都比二戰前高峰低。直至2008年全球緊縮，危機指數超越二戰後所有水平，成為二戰後最嚴重的危機，規模龐大並波及全球。

作者綜合自己與他人研究概括出危機事件發生順序︰首先是金融自由化，信用擴張，之後銀行危機開始，然後匯率崩盤、通貨膨脹上升，其後銀行危機升至高峰。之後如果國家內債與外債違約，銀行危機就會更為嚴重， 通貨膨脹進一步上升。

最後一章作者總結各種金融危機帶來甚麼教訓，首先是改善當期資料申報，加入長期跨國債務資料，包括州與省的債務、半國營企業債務、銀行債務保證、消費者、銀行與企業債務長期資料等，並設立新的獨立國際機構執行國際金融規則，以避免政治壓力影響。

預測銀行危機指標，最好的是每月實質匯率與定期實質房價變動，預測匯率崩盤，最好的指標則是每月實質匯率與是否發生銀行危機。

金融危機史分析指出，國家要擺脫所有類型金融危機根本遙不可及。而要成為可以利用國際資本市場的國家，則至少要在國債債信評等評為甲級(《機構投資人雜誌》評等68分以上)，並且整體評等要持續改善。

關於減輕於管理債務危機及通貨膨脹，作者認為應瞭解政府債務全貌，包括國內債務，最好也包括或有債務(contingent liability，資產負債表外的潛在負債)；償債能力評估必須以可能實現的經濟前景為基礎，考慮到資本流動突然中斷的可能；貨幣政策架構中的通貨膨脹風險，與國內債務水準似乎息息相關。作者也指銀行危機一般持續很久，需小心考慮財政刺激方案的代價。債務評等提高也不代表國家「蛻變」成功，志得意滿容易出現危機，如墨西哥、南韓、土耳其與阿根廷的例子。

最後作者以再次警告「這次不一樣」心態作結︰

科技已經改變、人類的高度已經改變、潮流已經改變，但是政府與投資人欺騙自己、每隔一段時間，就吹起讓人陶醉泡沫的能力似乎始終不變——只是泡沫吹破後僅剩悔恨。......

這次看起來可能不一樣，但是經過更深入的探討後，會發現這次「沒有什麼不一樣」。讓人振奮的是，歷史確實提供決策官員一些可以用來衡量金融風暴的警示訊號，只要官員不過度陶醉在信貸泡沫吹漲的成就中，也不要像前人那樣說︰「這次不一樣。」(p. 301)

本書以大量數據分析作論證，要深入了解還是用數據分析一次比較好，但自己只是想看看就算，無謂深究。

反動的修辭

看完了《反動的修辭》，主要討論反對社會改革的人會以甚麼方式表達意見。作者將這種意見分為三類︰悖謬論(perversity)、無效論(futility)與危害論(jeopardy)，並以此研究歷史上三波反動︰十八世紀關乎自由的人權、十九世紀關乎政治的公民權及二十世紀關乎社會與經濟的福利國家。

悖謬論是指試圖把社會推向某個方向，反而會把社會推向相反方向。例如法國大革命的發展就令當時人批評，追求人權反而會導致野蠻統治。當時這種論證通常會強調非意圖結果，甚至會說是某種「神意」，導致與人類意圖正好相反的結果。到十九世紀選舉權擴張，悖謬論則以某種社會科學法則包裝，指群眾總是非理性、愚昧，故而群眾參政會造成毀滅性後果。二十世紀福利國家各種社會與經濟政策同樣受悖謬論批評，認為市場運行有自趨均衡的性質，干遇市場運行會導致反效果。救濟貧困民眾會令他們「好逸惡勞」，鼓勵他們「懶惰」與「腐敗」，反而製造更多貧窮。批評者也聲稱政府介入會令傳統結構，如家庭或教會，功能減弱，令公共救助的需求比預期多，最後情況反而會更惡劣。

作者指，不同時代的反動修辭以如此相似的形式一再出現，顯示出悖謬式論證對反動思想的吸引力︰悖謬作用是非意圖結果最極端的形式，一般人行為如此缺乏遠見，以致結果與意圖恰恰相反，這令分析者體驗到極大的優越感，並樂在其中。作者提醒我們，這種對照是不是只為分析者自我感覺良好？悖謬作用本來是非意圖結果的變種，最後卻反而否定非意圖結果本身︰原本開放與不確定的未來，再次變成全然可測，必定會帶來相反結果。悖謬作用的吸引力與其是「社會學」洞見，不如說是形而上學的論證，正如在希臘神話中，驕傲的人總會受神懲罰。

作者說明悖謬作用並不像論者所言那麼頻繁，非意圖結果也可以受人歡迎，例如「看不見的手」、歐洲徵兵制提高識字率、公共義務教育令更多女性就業；也有許多政策與制度並沒有出現非意圖結果，如工傷賠償並沒有導致部份論者所稱工人故意自殘以得到賠償。有些行動也會同生產生正面與負面的非意圖結果，如資助未成年子女母親的福利計劃，如果真是會鼓勵家庭破碎，也是在令貧困婦女免於結婚陷阱令她們遭受殘酷虐待。政策與行動權衡的是正面效果與負面效果相對程度，過去經驗也可歸納到當前的決策考量，因而有較大機會偵測與矯正悖謬作用的趨勢。

相比較為激情、尋求即時洞察力與絕對人性的悖謬論，無效論則是以冷眼旁觀的世故老練姿態出現。無效論認為，社會變革的企圖都是徒勞無功，由於社會「深層」的結構難以改變，所有改革都是表面裝飾，一場幻影。對行動者而言，無效論比悖謬論更侮辱，不但否定行動可能成功，連社會可能變動本身都遭到否定。悖謬論可以在事情發生時就編造論證，而無效論則要在一段時間後，待歷史塵埃落定，才會有人詮釋。

法國大革命的無效論到一八五六年托克維爾的《舊制度與大革命》才出現，指許多社會變遷在革命之前已出現，大革命本身的作用成疑。十九世紀選舉權也引來擴張普選權無效論，以「科學定律」為名認為任何政治組織都區分成統治者與被統治者，選舉不會改變權力結構，以選舉權實施政治公民權只會徒勞無功。二十世紀對福利國家的無效論批評則指，福利國家的財富轉移並未到達窮人手上，而是被其他較有辦法的社會團體取走，受惠的會是中產階級或有錢人。作者稱，這種出自市場擁護者的說法，竟然與傳統馬克思主義把國家看成「資產階級執行委員會」的說法如此相似，兩者都討厭以公共開銷改良資本主義的不義或不幸。

無效論的魅力在於其怡然自得而高超的反駁技巧，將常識所理解那種充滿動盪的歷史講得風平浪靜。悖謬論認為社會世界非常不安定，而無效論認為世界高度結構化，按內在規律行事，人類無法改變世界，意圖與行動失敗是因為想要改變不可能改變的事物。悖謬論帶有個人好惡與復仇色彩，較親近於神話與宗教；無效論則依賴科學權威信仰，以物理世界規律來包裝社會科學。

作者指，無效論沒有嚴肅考慮它自己對事情產生的影響，無效論宣稱政策目標與社會後果落差不斷增加的故事，會影響觀眾並引發一種若非自我實現，就會自我否定的動力。如果無效論削弱人們的改革意志，使改革果真半途而廢，無效論就是在自我實現；如果無效論激起人們更堅決努力及更豐富的知識，最後達成真正改革，無效論就是在自我否定。無效論無疑屬於保守陣營，但它與激進推理方式也有異常的親近性，兩者都認為改革忽視社會系統的基本「結構」，局部改革是「面具」、「偽裝」，只會令結構內在運作方式更加複雜。

危害論看起來則較為溫和，認為變革的提議本身或許可取，卻會引起令人難以接受的成本或後果，扼殺先前改革的成果。例如在十九世紀，危害論認為選舉權擴張會令那些得來不易的自由淪喪，並妨礙經濟進步；二十世紀福利國家則會對個人權利或民主政治受損，或同時危害兩者。作者指，危害論預言在明確證明是錯誤的時間之外，都能證明自己絕對正確，而且做出這種預測毫不費力，也能引人注目。

危害論這種「這個會扼殺那個」的陳述方式，反映出一種零和心態，甚至是一種負面結局︰輸掉的東西比贏到的更珍貴。即使危害論的論證薄弱，也可依靠新進展會危害舊事物，以及已有的自由比某種「新自由」更有價值這類根深柢固的認知圖像，構成強力的反對意見。危害論也未能考慮，已有制度與新改革也可以相輔相成，或者更豐富、更符合實際的，在危害論與相輔相成之間各種可能。

接着作者就三種反動修辭在歷史三波反動的相對影響力︰在批評福利國家上，悖謬論最有影響，無效論為輔助角色，危害論則不太有說服力。在法國大革命時期，悖謬論依然深入集體無意識，無效論不太受重視，危害論因舊體制太快消失，未能發展成熟。邁向普選權的時代則較為複雜，在英國，兩次選舉權改革法案(1832與1867年)中危害論都充滿活力，在意大利、德國、法國，普選權出現時個人自由權尚未確立，危害論不太適用，就由無效論扮演重要角色，悖謬論在這場爭論中則沒有特別顯著地位。

由於危害論通常比其他兩種修辭更早出現，與悖謬論及無效論的互動較少。作者意外的是，悖謬論及無效論在邏輯上互斥，卻互相吸引，用來攻擊同一項政策或改革方案。或許是因為這樣做充滿挑戰，而且駭人聽聞。無效論的論證方式也會破壞危害論的命題︰無效論稱民主是騙局，令危害論指民主嚴重威脅自由失去效力；無效論攻擊民主，也會使危害論認為福利國家會威脅民主沒有說服力。更極端的是，無效論可能會產生出危害論的反命題︰既然民主是騙局，當社會進步與民主有衝突，繼續推動社會進步就好，不用管民主會受到甚麼傷害，這就成為列寧的「無產階級專政」理論。

作者點明，類似反動修辭的技巧也用在進步派或自由派修辭上。除了變成為社會進步放棄自由論外，危害論也會變成相輔相成論，任何改革都被視為加強舊有成果。此外，進步派只感受到不採取行動的危險，而非行動的危險，並只就不行動提出其危險景象，作者稱之為危險逼近論。作者認為成熟的立場應同時考慮到行動與不行動的風險，並盡力防範；也不應在預測災難時，只按最壞的情況下決定。

無效論在進步派的應用則是「歷史站在我這一邊」，這種說法同樣模仿物理定律，聲稱找到歷史的規律。相對於無效論的穩定規律，「歷史站在我這一邊」則依靠運動定律，例如馬克思主義稱，所有人類都必須經過有限與相同的發展階段，讓行動者感受到歷史運動定律的支持而增強自己的行動力。

悖謬論的反命題是否存在並不明顯，但悖謬論對法國大革命的批判，卻產生出有趣的非意圖結果︰如果制度的集體智慧能自行漸進調適演化，那麼沒有自由傳統、未能依靠制度演化的社會，是否走投無路，所有試圖解決國家困境的手段都會失敗？這種暗示會令人們認為︰既然如此，不如粉碎舊有秩序，從頭創建新的社會秩序，不管那有甚麼後果。以堅持現存制度可以改善的論點來反對激進變革，或許促成了激進主義的寫作路線——將某國家處境描寫成無法修補、改良或改革。

作者指，證明進步與反動命題的配對論證存在，就指出反動命題也是充滿瑕疵，在知識上值得懷疑。兩者都不過是一系列憑空想像、高度兩極化的極端說法，代表的是極端狀況。在大部份情況下，這些命題都需要附加限制、緩和或修正的條件。

民主政體要獲得正當性，決策必須經過各方充分與公開的商議。在商議中，參與者加入討論時不應抱持既定意見，應該參與有意義的討論，隨時可根據其他參與者的論點及辯論過程中的新訊息，修改原本的看法。作者總結指，本書的目標，就是指出有些論證是特別設計來阻礙對話和商議的巧妙裝置，並對進步與保守兩方這些論點作有系統與歷史涵養的說明。

文明的代價

看完了《文明的代價》，雖然書名聽起來很宏大，但只是討論美國近代的各種問題。前面就是談到美國現在面臨甚麼問題，例如對政府機構失去信心，人與人之間也猜疑冷漠，勞動人口實質工資停滯，借貸過多，基建與人力資本投資不足，企業不斷傳出醜聞等。作者認為，這些問題涵蓋經濟、政治、社會和心理層面。

在經濟方面，作者指混合型經濟，即政府與企業在經濟中扮演相輔相成的角色，才是合適的經濟政策。市場需要政府提供軍隊、警力、運輸等公共財，也需要政府制定負面外溢效果的規則，以及阻止買賣雙方資訊不對等引起的欺詐與浪費。政府也透過所得分配照顧弱勢，制定環境政策保護自然資源，令社會更為公平與永續。

自由市場未能未來世代永續經營，容易濫用自然資源，盡量生產以滿足當下需求，令稀少資源加速耗竭。作者指，市場與政府的平衡，應在於讓大部份生產依賴市場力量，公平與永續由政府負責，科學知識與科技公私合作發展，在全球環境日趨複雜下政府角色也更多元，市場與政府的角色因不同國家情況而異，沒有同樣的平衡點。

1980年代列根入主白宮後，主張縮限政府，為富人減稅意圖激發企業家精神，作者認為這讓貪婪支配了美國社會，為害至今。列根時代也將課程妖魔化，減少富人的最高邊際稅率，造成政府預算赤字。減少政府規模令民用支出不再增加，基礎建設不足，教育、職業訓練及就業計劃開支下降，替代能源研究預算大減。作者也批評金融與環境管制鬆綁，只靠自由市場令華爾街在2008年引起金融海嘯，之後卻要政府收拾，環保法規亦執法不一並充滿矛盾。作者也認為廢止媒體的「公平原則」令媒體只以營利為目標，放棄社會教育與公民意識的責任，造成媒體氾濫。往後經濟指標也顯示，列根的藥方無法令美國重返成長、高就業與共享繁榮之路。

自1960年代，隨著民權運動、移民潮、陽光帶崛起，美國的文化斷裂更為嚴重，南方反政府的不滿高漲，也偏向反對節育，提倡宗教，反同性婚姻及反演化論。1950年代開始，富裕白人搬入市郊，美國人因階級及種族分住不同地區，教育與所得不平有延續至下一代的情況，兩黨的支持分布區也更為分明。然而，民意調查卻發現，美國民眾仍有不少經濟共識，例如認同公平就業機會，目前所得與財富分配不公，對富人徵稅幫助窮人，政府有責任照顧無法照顧自己的人，少數企業權力過大，政府應立法規範企業減少以全球暖化等。作者認為這顯示大多數美國人是守中庸之道，並具有慷慨的美德，只是媒體誇張極端，政治人物又向富人及利益團體靠攏。

作者指日益全球化顯示美國就業問題不能單靠貨幣政策解決，美國無法自外於全球經濟之外，需要與全球合作回復繁榮。全球化令新興國家與富有國家所得差距減少，大量低技術勞工加入全球勞動存，也因資金比勞動力流動令各國可能陷入「逐底式競爭」，即以寬鬆法規及勞動標準，以及稅務優惠吸引外資。在全球化下，擁有實體資本、金融資本或人力資本的人會成為贏家，而富有國家的低教育程度勞工則國外競爭加劇，面臨失業或減薪，結果造成美國所得分配更不平均，政府因逐底競爭為高所得者及企業減稅則是火上加油。全球經濟發展也破壞環境及令天然資源枯竭，作者認為美國為此需要研發永續發展科技，並打敗大企業令政府確實執行環保法規。

美國國會「首先跨越門檻者當選」(first-past-the-post, FPTP)的選舉方式，令得票最多者當選，其他政黨則沒有席位。這種方式令較小政黨遭淘汰，趨向形成兩黨制，中間選民就成為兩黨拉攏的對象，而窮人由於很少是游離選民，候選人就很少注意他們的訴求。作者指，採用FPTP制的國家，社會福利開支佔GDP比率就較比例代表制國家低(19.9% v. 24.6%)。此外，FPTP制也令美國政黨缺乏黨紀，議員只需討好自己選區的選民，以地區利益為重，國會難以形成長久而穩定的多數聯盟，也令選區內的大企業與財團對選舉有很大影響。

美國國會每兩年改選一次，選舉沒完沒了，議員不斷要為下次選舉籌募經費，也令特殊利益團體與議員之間更易各取所需。遊說公司與特殊利益集團為議員提供經費，議員則以對他們有利的法案與合約回應，並在卸任後到遊說公司任職。作者認為，不論民主黨還是共和黨，都從同樣的源頭汲取政治獻金，並為特殊利益服務。軍事產業、華爾街、石油公司與醫療保健業，都在金權政體中扮演重要角色。

民眾心理也有各種弱點，作者認為很多美國人消費不是為了帶來快樂，而是向別人彰顯自己。這種炫耀性消費猶如軍備競賽，沒有終點。社會性消費，例如為教育及鄰居買高價的房子，也會令人人怕落後，投入無益的競逐。數位科技令媒體操縱更有力量，所有廣告都在鼓勵我們的物欲，以求更多利益。電子傳媒也令人不願互動，以各種影像與訊息影響我們決策過程，造成各種成癮行為。作者認為，像美國這樣高度商業化的社會，市場價值超越社會價值，忽視國內窮人需要，也不會樂於協助貧窮國家。個人重祝市場價值，追逐私利，喜歡討價還價與競爭。

網路似乎令這種情況更為明顯，激化公眾分歧，不利公共辯論，廣告商也可以直接利用社交媒體資訊，甚至取得各種個人資料以便行銷。網路也據指令我們注意力減少，閱讀資訊的速度雖快，也較容易忘記。身處資訊時代，美國民眾各種基本知識卻嚴重不足，對歷史、科學、政治與經濟的細節缺乏認識，易受利益團體各種宣傳左右。整個社會躁動不安，個人消費成癮，財務困窘，焦慮而孤獨。

第二部份是討論怎樣解決以上問題，作者認為美國應該成為有心有感的社會，走中庸之道，了解自己，避免沈溺在誘惑與欲望。作者感到生活中應對自我、工作、知識、他人、自然、未來、政治與世界都有心有感︰個人要節制，避免消費主義；平衡工作與休閒；培養對科學與經濟等知識；對他人有同情心，參與社區活動；認識生態超載造成的危機；對能源、氣候、資源、人口等未來議題負責；理解政府與市場的角色，減少企業對政治的影響，參與公共協商；了解世界各國需要攜手合作解決氣候變化、人口成長、金融法規等問題，並基於共同利益互相尊重。

作者談及自己認為美國直到2050年應達到目標的清單，包括提高就業與工作生活品質、改善教育品質、降低貧窮率、避免環境災難、平衡預算、提升政府治理效能、國防政策與提高幸福感及生活滿意度。作者又提到聯邦預算赤字不可能只靠削減開支消除，必須以開源解決，可行方法包括向富人增稅、加強企業課稅、追回逃漏稅、課征金融交易稅與二氧化碳排放稅。

作者也建議美國政府採取高效能政府的七項習慣︰設定明確目標與指標，並在每年加以檢討；動員專家，包括科學與技術專家，協助政府解決問題；制定多年計劃，包括各種互相關連的政策，廣納各方意見，並認識到問題十分複雜；對未來有心有感，注意今日所作所為如何影響2050年的美國人；終結金權政體，競爭經費由政府提供，候選人媒體廣告免費，禁止遊說公司政治獻金，禁止聯邦官員卸任後到任職期間接觸過的遊說公司工作，阻絕聯邦預算濫用；恢復公共管理，監督政府外判計劃；實行分權，稅收由國家統一處理，教育、醫療、公路、水務由地方政府執行，社會服務則由社區主導。長遠而言，作者認為美國應該有第三政黨對兩大政黨施壓，也可以從總統制轉為內閣制，政治制度中心可結合行政與立法，實行比例代表制則有助窮人與少數族裔表達自己的訴求。

作者總結指，未來美國是否繼續能在世界領先，要看長期的教育、環境、地理政治與多元文化。面對眼前的挑戰，這一世代對未來世世代代都有很大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