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dentity Economics

看完了Akerlof與Kranton的Identity Economics，討論經濟學分析怎樣引入身份這個元素那樣。基本方法是先建立傳統經濟學模型中的utility，即個人偏好與其他經濟後果，然後引入身份的元素，當中包括三個部份︰social category、每一category的norms and ideals，以及遵從及違反norms and ideals造失的得失，稱為identity utility。

之後作者以這個模型檢視不同議題。首先是工作，傳統經濟理論認為工人產出較高就提供較高薪酬，但作者指這理論有三項問題︰team production，即產出往往是一組工人產生，難以個別分開評價；multitasking，假如工人是依工作中某幾項任務評價，他們就會只專注於這幾項任務；tournaments，即工人間評價是相對的，因而令他們有誘因貶低同事。

作者建立的模型則是將工人分為insider與outsider，insider認會他是公司一員，其ideal為努力工作，outsider則認為只想到自己，認為自己只需付出最少努力。Insider可從努力工作得到identity utility，outsider努力工作則會減損identity utility。如果可以令員工認為自己是公司的insider，就不需要付很高薪水令員工努力工作。

接著是教育，作者指學生不是計算長遠得失的理性選擇者，學校也不是人力資本生產工廠。學生在學校中的社會位置與同儕關係會影響其選擇，學校除培養技能外，也會建立學生應做甚麼的規範，左右他們所學與在學年期。

作者假設學生自認的身份有兩種︰jocks與burnouts，jocks的社會地位較高，規範是衣著得宜、運動有一定表現，對功課付出一定程度努力，卻不會過多；burnouts則為了與jocks不同，衣著打扮會故意有分別，也不大會做功課。學生選擇當jocks，就要做到jocks那樣，否則identity utility就會受損；他們也可以選擇當burnouts，不用當運動好手，為功課付出最少程度就好。

作者指學生會因體格、種族等因素無法成為jocks，只能在當適應不良的jocks與當burnouts之間選擇。未來薪金較高、工作較好等經濟回報對學生在學校是否努力影響有限，學生在校的身份才是關鍵。當學生成不了學校內的jocks，為了自我認同選擇當burnouts，他們在校的努力就會比所需低，在學年期也較短，經濟回報因而減少。對學校而言，影響何謂jocks的內容，也會影響學生在校努力程度。然而，讓部份學生對學校更投入，也代表另一部份學生更有可能反抗，選擇當burnouts。

談及性別與工作，作者也以其模型將勞工分為男性與女性，有些工作據指是men's job，有些則是women's job，假如男性參與women's job，其identity utility會受損，女性參與men's job亦然。以此模型分析可以看到，男性會偏向men's job，女性會偏向women's job；在men's job的女性技術平均較男性高；個別企業在競爭市場上無意改變這種社會性別規範，因為改變帶來的利益會在競爭市場中消失。這分析的意義包括︰女性較偏向培養女性工作相關的技能；工作性別分隔不是由個人偏好，而是由社會規範引起；要改變這種情況，個別人士或團體的改變並不足夠，需要整體社會改變。

作者也運用這模型來分析家庭內夫妻的家務分工，指出家務也可分為「男性的」與「女性的」家務，而「女性的」家務工作量較多，結果是不論男性是否工作時間比女性長，女性都需要承擔較多家務。

談到種族貧窮，經濟學上有兩種主要解釋，其一是Gary Becker的taste-based discrimination，白人僱主與僱員對黑人僱員有個人偏見，造成黑人僱員工資較低，或在與白人不同的工種就業；其二是Kenneth Arrow的statistical discrimination，白人僱主認為平均而言黑人僱員技能較低，所以乾脆完全不僱用黑人僱員。

作者指以上理論無法解釋以下情況︰黑人非婚生出生率遠較白人高；雖然犯罪無利可圖但黑人入獄率較高；Hispanics等其他少數族譜就業率遠較黑人高；黑人之間的成就也有很多差異；黑人學習技能的回報率也較高。

作者的模型假設社會上有insiders與outsiders，insiders應為企業努力工作，outsiders則不是那麼投入，黑人勞工需要在三種情況下選擇其一︰成為insider；成為工作的outsider；或成為不工作的outsider。假若試圖成為insider，其identity utility會因不為白人接受而受損； 成為工作的outsider，其identity utility就會因為與outsider的ideal不符而受損。只有成為不工作的outsider，他才能保持自尊。這模型也存在外部性︰當其他黑人選擇成為outsider，一名選擇成為insider的黑人identity utility會受損，反之亦然。

作者認為，減少黑人與白人差異的可能方法有三種︰一是消除insider ideal中白人與黑人的差別，白人不再排除黑人；二是令黑人的oppositional identity比較正面，不再建基於退學與拒絕主流工作規範等自毀行為；三是減少回饋效應，令某人選擇成為outsider不會令更多人這樣做。作者對第三種做法提出兩項政策建議︰Affirmative Action (少數族裔在僱用過程中有更多機會)與有一定社區隔離的就業計劃，都可以令黑人更相信可以成為insider。

最後作者總結identity economics正在起步階段，可以預期這會令經濟分析更為豐富，了解個人為甚麼會有經濟上不合理的選擇；由身份引起的外部性；不同團體如何操控社會類別、規範與理想；為何個人會有前後矛盾的行為；以及身份之間的變換與選擇。

本書比較像是入門簡介，許多討論都好像有點輕輕帶過。

全球化

看完了Stiglitz的《世界的另一種可能》與Michael Spence的《經濟大逆流》，兩本都是討論全球化，又同時看，弄得有點混亂，不知是誰說了哪點那樣。

《世界的另一種可能》批評當時的全球化並不完善，包括未能解決貧窮問題，不時出現國家債務危機，貿易規則偏向已開發國家，自由化無法帶來永續成長，環境問題缺乏國際合作，全球管理失靈而且缺乏民主。開發中國家的發展策略不能只靠自由化，國家在不同發展階段有其角色。

貿易也不是完全開放就代表公平，而且實際上已開發國家也用不同方式為國內行業補貼，也向開發中國家抽取更高關稅，並以防衛措施、傾銷稅、技術障礙、原產地規則等阻礙開發中國家進入市場。作者認為開發中國家在發展途中更需要特殊待遇，才有空間追求有利發展的政策與計劃，並保護窮困的民眾。

作者也指已開發國家的企業以智慧財產權獨佔利潤，忽視環境與人道等基本價值，例如藥廠以各種方式拖延授權開發中國家生產學名藥，令窮人買不到維生的藥物。作者認為開發中國家的智慧財產權不應與已開發國家劃一，讓各國自行選擇與調整與本國最適合的方式。作者也建議以豁免、強制授權、保證基金或創新基金的方式，令開發中國家更易取得專利藥物。

天然資源豐富的國家反而成長率較低，貧窮率較高，作者指原因在於這些財富令政府可靠著武力上台與維持政權，不需要向人民負責，政府分配財富依從權力原則，維持統治階級的地位。跨國財團會助長這種趨勢，它們賄賂官員以便用低價得到天然資源，在市場轉售就能賺取更多利潤。荷蘭病是指天然資源豐富國家貨幣值高漲，令該國出口商難以競爭，產品無法外銷。減緩荷蘭病的方法是保留部份資源收入到國外投資，以減慢本國貨幣匯率上升速度，只是這種做法需面對較大的政治壓力，政府需要向人民解釋為何不將錢用於國內。

作者也對已開發國家如何協助資源豐富國家提出七項建議︰以稅制讓開發資源企業更透明、減少武器銷售、生產方式認證、以援助為誘因令資源國以足額利益出售資源、制定資源開發標準合約等規範、透過國際監督減少環境損害，與以貿易制裁等懲罰進行不公平貿易的公司或國家。

因為外部性問題，大家都想搭其他人的便車，沒有人想為解決全球暖化付出代價。作者認為應將開發中國家納入京都議定書範圍對象中，從而逼使美國參與。制定的減排指標則可以國際貿易制裁執行，因為不為減少排防溫室氣體而努力，也可視為一種對國內企業的補貼。作者也建議給予誘因讓開發中國家保留森林、對碳排放徵稅與建立碳交易市場，以達到減排效果。

跨國企業既有提高開發中國家生活水準，將後者的貨物帶進世界市場，減少知識差距、引進資金、帶來工作機會、降低生活成本等貢獻，也不時有污染環境、賄賂官員、削弱社區經濟等濫權行為。作者認為有五項議題可減少跨國企業的負面行徑︰企業社會責任運動、限制跨國 如壟斷等的企業權力、藉法規與國際法律安排令企業治理符合社會利益、制定全球法律並允許消費者聯合作單一訴訟，最後也要避免像銀行保密制等助長貪腐的做法。

開發中國家借太多錢的情況並不罕見，作者認為責任不只在於借貸國，也部份在於債權國過度放款，IMF「紓困」貸款的做法，令債權人不用擔心過度放款。國際間也沒有一套公平、快速、有效的法律架構處理無法償債的情況，而IMF插手的案例似乎都令情況更為惡化。作者認為已開發國家不應妨害負債國、國際金融機構應注重反惡性循環的放款、並提供保險保障利率或匯率變動造成混亂、發展當地貨幣債務市場，開發中國家借錢也應保守，以高儲蓄率為國家基礎建設資金來源。全球也應建立一套包括債務豁免與重整制度的國際破產法，豁免債務必須足夠、顧及欠債國國內民眾，債務重整也必須快速並保護債務人。作者認為建立國際破產組織，或短期內以國際調停機構建立規範，可以令債務重整過程較為平順，也令放款者有誘因也以後借錢時更為中心。

國家設立準備金是為了增加貨幣信心，並應對匯率變動。問題在於準備金的基準是美元或歐元等「強勢貨幣」，開發中國家的資金被逼流向美國或歐洲，而且原本可刺激全球經濟的資金受到封存，使全球經濟很難維持在充分就業狀態。美國也因美元是其他國家的準備金，不斷向外借貸，而出現持續貿易逆差。作者指整個準備金制度會走向自我毀滅︰準備金貨幣國家會陷在債務中無法自拔，最後讓自己的貨幣不適合用作準備金。

對於準備金制度問題，作者重提凱因斯的建議，認為可以發行一種「世界鈔票」作準備金，在危機時國家可用這種世界鈔票兌換貨幣。每年參與國要把特定數量的錢放進這全球準備金基金內，換取等值的世界鈔票，到危機發生，國家就能以世界鈔票換取歐元、美元或日元。世界鈔票應有換匯限制，以防止利差交易。這樣做好處是避免依賴債務不斷增加的單一國家，而且各國不用陷入競爭貿易順差的零和遊戲。

國際機構的民主赤字令決策無法代表廣泛社會利益，作者認為長遠而言國際組織應改變投票機構，反映現今的經濟力量；改變代表權，讓各領域相關部長都參與；採用代表原則，讓所有重要國家在重要小組中有代表參與。短期而言，國際機構的運作也應更透明、改善利益衝突、更公開、加強開發中國家代表的能力、改善責任制度、改善司法程序與加強國際法規的執行。

作者認為全球化有效運作也需要新的「全球社會契約」，包括已開發國家實施較公平及促進經濟發展的貿易制度；調整智慧財產權與研發方向；開發中國家的「環境服務」補償；協商解決全球暖化；已開發國家對天然資源公平付費、向貧窮國家提供援助；豁免部份國家的龐大債務；改革全球金融體系使其更穩定；改革法律與制度防止跨國公司壟斷及破獲環境；減少對開發中國家的武器銷售、賄賂、銀行保密現象，支持民主制度。

《經濟大逆流》內容比較散，每章都是幾頁。本書探討的是一九四五至二零四五一段時期，先進國家工業革命延續及開發中國家經濟急速成長的情況，其終點可能是全球75%以上人口生活在先進國家，作者稱之為「匯流」。二戰後部份開發中國家急速成長，部份成長率超過每年7%，即十年經濟規模就倍增。作者認為亞洲的高成長帶來以下教訓︰我們預見未來的能力有限、困境是成功變革的溫床、財富創造需要人力資本與知識，以及經濟體結構性改變才能持續、經濟體的治理非常重要。

隨著貿易壁壘減少，新興國家更多參與國際貿易，資本、產品與服務的流動更為容易。同時運輸、連通與協調的成本降低，網際網路出現，也強化經濟的連繫與整合。知識也更易轉移至開發中國家，填補其知識缺口。開發中國家以廉價勞動力為優勢，出口產品獲利，並在比較優勢下展開更專業分工、更大規模和更有效率的流程。然而比較優勢是動態的，當勞工資薪提高，經濟體在製造業上不再有比較優勢，就需要結構性轉變，投資人力、建設制度，而不能執迷於過去的政策。

作者認為政府角色是建立讓私部門獲利的環境，面對不同成長與發展階段，需要不同的策略。政府需要保護的是人民，而不是特定的工種。政府也需要投資在教育與基礎建設上，提升私部門投資與報酬的能力。作者指出開發中國家最好以國內儲蓄為投資資金來源，以減少負面衝擊令資金突然撤回。國際間也應建立阻斷機制，防止如糧食價格波動等突發事件對人民造成傷害。包容的政策，即人們不應排除在成長創造的機會之外，所得與使用基本服務的機會也較公平，會更鼓勵創業家與新進者，推動生產力上升，也會令人們更願意為其子孫的福祉犧牲，減少政治不穩的情況。

經濟表現與治理的關係，包括需要某種經濟自由、財產權制度、較為穩定，治理形式並不是決定要素。作者認為經濟表現成功必須的是以下四點︰政府認真看待經濟成長；執政團隊依絕大多數人民利益行事；政府有能力與效率，對全球經濟開放、投資水平較高、能計劃未來；經濟自由，並有法律與管制政策支持。貧乏的經濟表現原因則是經濟體沒能對全球經濟開放，政府對基礎建設及教育投資不足，投資效率也表現不佳。

天然資源豐富國家的挑戰在於︰政治誘因扭曲，更有可能由掌控財富者鞏固權力，暴力與衝突加劇，公部門補助投資減少；天然資源帶來的財富發展為持續成長模式也相當複雜，需要許多國家缺乏的專業知識；天然資源豐富國家也需要投資海外以穩定匯率，以免其他出口業萎縮，也就是要避開「荷蘭病」。
作者認為小國較難多樣化，治理成本也較高，需要形成較大的合作組織以共享局部經濟整合。小國也需要定期協助，IMF與世界銀行在必要時需要提供這類援助。

亞洲貨幣危機後，開發中國家認識到只遵循已開發國家的金融體系，會這成金融體系不穩，匯率易受狙擊。隨後它們多選擇管理貨幣、控制資本流動的模式，並增加外匯資產作外匯存底。二零零八年金融危機令開發中國家更重視以外匯存底作自我保險，意識到IMF的治理結構需要改革 ，認識本國金融業中本土金融業需佔一定重大比例，以保障存款安全及貸款需要。

作者認為這場金融危機的原因除了法規失效外，也包括金融體系無法自我監管，投資人未能察覺與監控風險。修正失靈法規並不足以移除金融體系不穩，因為新體系需要長時間運作與測試，未來全球金融體系較有可能演變成帶點隨機的週期性不穩定狀態。跨國的經濟政策亦缺乏合作，國家不願投入自己的資源降低別國危機，各國的非合作行為產生對國際經濟不利的影響。

作者指中國的外匯存底已充分累積，繼續貿易順差對成長沒有幫助，中國已到達轉型至內需導向的階段。因所得不均及社會保險與安全網不足，現時中國家庭儲蓄率佔可支配所得30%，GDP 18%，作者認為應將儲蓄率下降至佔GDP 10%，讓家庭驅動國內消費部門成長，促成需求面的基本結構轉變。

危機後先進國家需要恢復全球成長的基礎，作者建議先進國家應解決分現問題，尤其是失業，面對結構性失業需提供更長期的失業補助金。此外，先進國家公部門也應對基礎基設、教育與出口復甦投資，以支持長期成長。

提及投資風險，作者認為金融危機反映風險的動態評估不可忽略，在整個體系的風險在短期內難以偵測，重大的系列不穩會逐漸累積，直到系統受到衝擊才能觀察。假設平時平均報酬率為每年7%，突然卻經歷一次影響達30%的衝擊，事後就需要創造43%的總報酬率，才能回到衝擊之前的水平——即使事後報酬率仍然是7%，也需要五年時間。作者認為較可行的應對方法是為中級衝擊予以保險，極端衝擊保險因違約問題反而較難做到。金融危機後的監管改革也應聚焦在偵測與限制系統性風險，雖然監管套利、全球失衡、需要時間理解系統性風險等都會令這種改革頗為困難。週期性系統風險增加也突顯出流動性資產的優點︰規避現金流困境、有適應價值過高和系統性風險升高徵兆的彈性、在危機之後也能創新投資機會。

金融危機後新興國家需要持續結構性轉變以追趕成長，隨著新興經濟體中產階級與彼此貿易增加，它們對先進國家需求的依賴程度會減少，但不是完全消失。新興國家也需要處理所得及基本服務使用機會不均，以免因局勢緊張阻撓區域成長。新興經濟體也需要保持緩衝機制，防範金業產業擴大通貨膨脹與資產泡沫的風險。隨著先進國家面臨失業與金融動濫問題，可能會令貿易保護主義者重新得勢，令政策局限於國內，忽視全球共同利益。在步調不一致的全球經濟中，新興經濟體需在全球政策抉擇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作者期望G20能協調先進國家與新興經濟體管理全球經濟與治理。

在氣候變化問題上，作者認為開發中國家與先進國家需扮演不同角色，並包括隨時間改變的不對稱，以顧及開發中國家成長。先進國家必須制訂可調整的目標，並協定五十年內達到該目標的減排策略。同時，先進國家也應協助開發中國家採行減緩行動。至於開發中國家，在成長時可讓它們增加能源消耗與碳排放，但同時需要減少能源補助並提升能源效率。透過誘因讓開發中國家引入先進國家的新科技，長期而言會令開發中國家碳排放增加速度減緩，以至排放量下降，當開發中國家漸漸追上先進國家，其每人年均碳排放路徑就會與先進國家融合為一。碳交易的分配問題也可以類似方向實行，最初碳交易系統只由先進國家成員參與，開發中國家直至經濟成長至一定程度後才加入。

網絡化電腦也令全球經濟生產力大為提升，資訊與資料處理自動化，資訊取得、搜尋與交易活動都在網際網路進行，人力資源也可以在全球參與市場流程與供應鏈。交易成本大為下降，開發中國家的民眾首次有機會使用基礎服務︰安全儲蓄管道、借貸、獲悉市場價格、取得氣候資訊、接觸書籍期刊、進行社會交流等，令知識、資訊、交易和連結的缺口快速縮小。

作者認為未來G20的任務在於兼顧持續成長，恢復並重新平衡全球需求；重啟世界貿易組織流程，朝恢復全球經濟開放方向前進；協調金融改革達到穩定與一致，避免法規漏洞，確保金融流通自由，瞭解外匯存底與主權財富基金主要持有者的投資行為，降低各國順差與逆差。

題外話，中譯本的書名十分不著邊際，Making Globalization Work變了《世界的另一種可能》都算了，The Next Convergence變了意思近乎相反的《經濟大逆流》是怎麼回事，而且副題The Future of Economic Growth in a Multispeed World改成「大創新潮為何會帶來大失業潮」，意思完全不同，這可真是相當創新。

臥底經濟學家

看完了《誰賺走了你的咖啡錢》，乾脆跟英文版Undercover Economist一樣叫《臥底經濟學家》不好嗎，是從日常事情中介紹經濟學概念的著作。

例如一開始作者以鐵路站附近咖啡店為例，為甚麼會那麼貴，原因是方便的地點具有稀有性，而且顧客為求方便較不在意價錢。高利潤不一定代表剝削，可以是稀有性引起，不過有些行業則是人工方式阻止競爭者，以便獨佔好處，例如政府設定某些行業的入行門檻、暴力介入、專業牌照等。

利潤可以透過價格差異增加，例如不太在意價錢的顧客收貴一點，嫌貴的人則收便宜一點。直接這樣做會引來不滿，但作者指像公平貿易咖啡這樣的商品，成本其實增加不了多少，但價格則遠高於一般咖啡，這樣做實際上是咖啡店區分顧客的手段，找出願意付多點的顧客，咖啡店就能賺多一點。星巴克為各種差別不大的咖啡標上不同價錢，也是為了類似目的。有機食品、大減價也是這種「自投羅網」的策略。價格差異也可針對特定對象或群體提供「優惠」，實際上為企業帶來更高利潤。

價格差異需要不讓對價格不敏感的顧客接觸較便宜商品，這樣他們才願意付較多錢，例如英國火車經濟廂沒有桌子、免費候機室設計成比較不舒服、超市自家品牌包裝較差劣，都是為了防止較有錢的顧客接觸這些便宜貨，而不去付更高價格買較昂貴的產品。

在完全競爭的市場，價格反映出顧客的偏好，企業以最有效率的方式生產，生產量會自動調整，會買東西的人就是認為價格合理的人，沒有比此更有效率的方法。非市場體系，如教育，會令價值、成本與利益的真正定義消失，不知道家長願意多花多少錢改善學校，也不知道好學校需要多少錢。這種資訊缺乏有時可帶來平等與穩定，但有時會令社會錯亂與浪費，無法確定納稅人花的錢是否真能對社會有更大貢獻。

抽稅也會帶來無效率，因為稅會令價格與成本不再相等，有些本來可以存在的交易會因稅而無法成立。作者引用Kenneth Arrow的研究指，重新安排大家的「起跑點」，在競爭市場中也能帶來有效率的結果。

完全競爭的市場在現實中不太可能出現，除了企業以稀有性得到超出成本的利潤外，市場失靈還包括外部性與資訊不對等。外部性是指個人行為帶來對他人的影響沒有得到補償或收費，例如開車會造成空氣污染與塞車。作者認為牌照費與燃油稅對減少塞車效用不大，牌照費並未針對開車的邊際成本，反正都是要付，車主會覺得越多開車才有賺；燃油稅則沒有針對尖峰時間的開車行為。作者認為就這些外部成本課稅才最有效，收費應反映所有外部成本，包括空氣污染、噪音與延誤時間，也可吸引市民乘搭公共交處工具、共乘、在家工作等。作者認為與其將環保當成道德議題，不如提供資訊與誘因，讓我們知道外部性成本，將外部納入內部。經濟學談的就是誰得到甚麼，以及理由為何。

買賣二手車可反映資訊不對等對市場交易的影響，賣方知道車的狀況，而買方不知道，那麼買方會覺得標低價的車很可能是狀況不好，但標較高價的車也不一定是好車，好車的賣方一定不願賤賣車子，但又無法向買方證明這是好車，交易就很難出現。可能的解決方法是賣方開設昂貴的陳列室，讓買方較有信心認為賣的是好車。同樣道理也適用於品牌花大筆金錢在沒甚麼內容的廣告，因為這讓顧客更相信品牌會持續努力生活高品質產品。資訊不對稱並非無解，但解決方法不保證有效，而且成本很高。

資訊不對稱也可能引起道德危險，例如買了保險就不負責任做危險的事。醫療保險的資訊不對稱既會令保費上升，也令病患無法做出正確的判斷。英國醫療體系將市場完全排除在外，卻需要冷酷地將病患看成數字，以分配有限的資源。作者認為，較切實的策略是確保資訊流通，並令病患者有選擇的機會。作者建議大部份醫療支出由民眾自付，但昂貴的醫療項目由保險承擔，由政府強制參與，並補助收入不足的人一定金額。

關於股票市場，作者重提利潤來自稀有性，企業能有長久利潤，或許是因為它有不可取化之處、控制一套標準、技術較高人一等或者有忠實的用家。網絡公司都沒有「競爭免疫力」，難以保證長久利潤，因此二千年科網股的本益比越高於歷史平均，就較像是泡沫而不是新科技帶來全新的高點。

作者談及紐西蘭拍賣無線電頻譜的失敗經驗，將理論的「維克利拍賣」(秘密標價，第二價價位中標)應用到實際上，沒有認清投標者興趣所在、沒有設底價，結果失敗收場。英國3G頻譜拍賣的籌備人則更為謹慎，採取公開拍賣，事先找尋有興趣的買家，事先進行模擬拍賣，規定競標者需不斷出價，否則會遭淘汰等，結果為英國政府進帳225億英鎊。

作者指窮國沒有經濟發展的原因在於土匪政府、資源浪費及壓制性法規，這些都是為了方便索賄而出現，阻礙國家成長發展。即使國家出錢投資，也會因為官員獨斷與缺乏監督而浪費。扭曲的法規阻礙工程計劃與企業發展，沒有良好工作機會，學童也沒有動機努力學習。作者建議貧窮國家應減少行政繁文縟節，令小企業發展，並降低關稅，加入國際經濟體系，進口資源、取得貸款和設備，才能蓬勃發展。

作者認為國際貿易令各國可專注於自己有比較優勢的項目，貿易是進口與出口並行，貿易障礙可以一部份本土經濟，卻阻礙出口行業，損害另一部份本土經濟。開放貿易會令本國部份行業人員失業，但作者認為解決之道在於對受傷害的人給予協助，而不是禁止貿易，令另一部份從事出口相關行業人員受損。作者懷疑國際貿易令富有國家將污染輸入貧窮國家的說法，並指出化工等高污染行業都需要高技術、可靠基礎建設與穩定政治環境，這些行業在美國成長最快。

最後作者談及中國經濟發展，指出中國開放市場時的優勢包括︰在世界勞工密集產業佔一席之地、藉出口賺取之外匯購買原材料及發展科技、透過外資引進最新的商業與生產技術。中國吸引外資投資的先天優勢在於強大的內需市場，而且有香港與台灣協助中國與國際接軌。

以本書入門認識經濟學概念，應該比教科書較有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