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識份子貶值，作者認為與知識分子工作職業化有關︰
知識份子的工作一旦職業化，就不再具有獨立性，也喪失了提出艱難社會問題的潛力。相反的，它也獲得了管理或技術官僚性質的功能(p. 51)。
學術工作的制度化影響思想和社會間的關係至深。作為專業人士和專家，甚至作為學者，知識份子的權威不是建立在他們思想的品質上，而是在具有專業知識的主張上。他們的用語越來越技術和專業化，不再是可被大眾理解的日常用語(p. 52)。
知識份子在推廣專業化和制定學院規章制度方面，扮演著關鍵的角色，奠基的理性主義也讓位給實用主義，這是種顯見的對生活的工具主義態度(p. 53)。
助長這種趨勢的則是後現代主義，因為任何理想都會受人質疑︰
在所謂後現代主義的時代裏，啟蒙主義的基本原則已受到質疑，批評型知識份子的角色也受到嚴重損害。既然與知識份子權威聯繫的許多理想——尋求知識、運用理性——都成了懷疑的目標，知識份子的工作也失去若干文化的感染力。對理性失去信心，嚴重動搖了知識份子的地位(p. 55)。
知識份子衰落，知識也走向工具主義之路，作者稱之為弱智化︰
弱智化是由這些把知識和文化當作實現更高大目標手段的強大力量所催生的，這是種對工具主義的崇拜(p. 16)。
為甚麼工具主義勝利會導致弱智化？假如我們不重視學術和文化成就，就很難區分出之間的高下。自稱優秀即便聽起來不顯虛假，也會顯得是在謀求個人私利，甚至被貶為精英保護特權的可鄙企圖。這就是為何「標準」一詞會與特權和精英主義相連——甚至在許多情況下，若堅持維護特殊的標準就會被認為是種制度化歧視(p. 19)。
弱智化令公眾對政治冷感，公共辯論被一種別無選擇的世界觀取代︰
如果真無選擇，那政治也失去了意義。缺乏選擇，爭論也就成為在瑣事上的空泛姿態。政客也被逼把相對尋常的建議，誇大成重大的政策革新的層次。這是「微觀政治」的時代，政治採用技術官僚的語言，並通過管理主義的非政治化語言來表現自己。管理化政治風格的流行，與朝個人化政治的轉向齊頭並進(p. 104)。
政策的取向則將公眾當成幼兒，並以民粹主義的形式處理問題︰
用「表達你的意見」這鬆散的觀念來重新定義民主參與，乃與政治包容的議題相關。這議題的目的是通過民粹主義的形式，把討好民眾與視他們為兒童的概念相結合，以解決政治疏離的問題。這種促進包容性的計畫，除了提供參與的假象外，不需要有甚麼意義(p. 111)。
作者認為這種包容政策只是將參與當成目的，而不著重參與的內容，實際上是一種由上而下的控制手段︰
儘管打著民粹主義的旗號，社會包容工程對真正的大眾文化抱著深深的敵意。真正的大眾文化是自然發生的，而不以聯繫公眾為目的的政策產物。相反的，社會包容政策的目的是塑造公眾的品味，將其標準化並最終控制它(p. 128)。
幼兒化的做法顯示了對民眾的悲觀和反民主的看法。包容政策的目標是那些與理想的民主主體毫無相似處的個體。理想的民主參與前提，是具有智力和責任心的公民，他們自主地行動，並行使他們的權利。他們有能力批評和接受批評。他們成熟，具有責任感，樂於對不僅影響他們和其社區以外的事情感興趣。當代文化和教育機構發出的訊息，卻不希望大家按照民主理想來行動。相反的，他們期望他們的聽眾是情緒化的、只對自己感興趣、缺乏好奇心和尚未成熟(pp. 185-186)。
以教育機構為例︰
社會改造的規定，導致對民眾非正式生活的控制。……通過機構的承認，來將個人生活正式化，……對公眾具有腐蝕性的影響，並不可避免地削弱其自由。官方認可是種根據外部機構制定的標準來審查個人的經歷，往往包含逼使公眾屈從審查者關係的潛在可能(p. 197)。
終身學習主要是設計來幫助人們的生命變成一種「學習經驗」，最後還可獲得證照。這是一種幼兒化成人的現象，並讓專業成人教育者的權威來掌控他們的生命，而這才是徹底地反民主的企業。大部分的人設法從一生中得到經驗，也不需要證照告訴他們擁有終身學習的地位。像這樣將人們與經驗疏離的去勢力，使其生命的有效性不是來自生命本身，反而來自官方授與的證照。從這個角度來看，包容政策使人們對自己的生命疏離陌生，反而轉向專業的操縱中索取養料(pp. 224-225)。
作者沒有太多具體提議回應這種情況，只是說「我們可為公眾的心靈和智力發動一場思想之戰。而如何展開這場戰爭，則是我們時代的關鍵問題」(p. 199)。
在網絡找作者的名字，發現他有官方網站︰
http://www.frankfuredi.com/
那裏的文章也可以看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