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在書中表示人類學其中兩種研究方式是民族學與社會人類學，前者以歷史研究為主，而後者則是尋求人類社會的一般法則︰
民族學正在努力成為力圖構擬文化史的名稱，它必須採用明確的、嚴格的歷史觀點，必然訂定出一套特殊的方法，並通過這種方法獲得具有某種程度可能性的結論。……社會人類學將成為對文化現象進行純歸納研究的名稱，其目的是發現普遍法則，將自然科學的普通邏輯方法應用於該學科的特殊內容(p. 35)。
作者批評當時的民族學，意圖在沒有歷史的社會尋求歷史上某種制度的「起源」，結果出現許多虛構的猜想，既不能證實，對科學發展也沒有貢獻。相反，藉著研究不同社會的制度，以一種「比較社會學」的方法，社會人類學可以發掘制度的功能，進而推導出社會生活的普遍因素︰
制度的功能的意思是指該制度在它所屬的整個社會整合系統中所扮演的部分。作為整體的文化功能就是把個人結合到多少是穩定的社會結構中，即整合到這樣一種群體的穩定體系中，這種體系決定和規範著個人相互之間的關係，提供對物質環境的外部適應和這些組合的個人和群體之間的內部適應，以便使有秩序的社會生活成為可能(p. 70)。
至於社會結構與制度是甚麼呢，作者下了這樣的定義︰
社會結構應被定義為︰人在由制度即社會上已確立的行為規範或模式所規定或支配的關係中的持續配置組合(p. 176)。
作者提倡有一分支社會人類學轉向社會學，說起來就是在社會學差不多時期也有將社會歸納尋找一般法則的偏向，最著名的大概就是AGIL模型了吧。不過到了1950年代左右社會科學能否應用自然科學的方法受到極大質疑，現在還會用社會系統來作實證研究的應該不是多數，反而在社會哲學較為常見。這是典範轉移，還是社會科學終究是趕流行的學科，就不太清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