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蘭西所說的國家由政治社會與市民社會組成，市民社會是「傳統的」知識份子在國家運作中活動的領域，與公民社會的概念其實頗有差異。因為市民社會也是國家運作的一部份，所以政治社會與市民社會之間只有方法論的區分。由此觀點看來，所謂經濟活動屬於市民社會，因此國家不得干預，是一種理論的錯誤︰
自由放任也是一種國家「調控」形式，是靠立法和強制的手段來採納和維持的︰它是一種意識到自身目的的、有意的行為，而不是經濟事實的自發自主的表現形式。所以說，自由放任是一個政治綱領，就已經取得的成就而言，它的目的在於改變國家的領導成員和國家自身的經濟綱領，換言之，也就是改變國民收入的分配(p. 35-36)
關於對未來的預見，葛蘭西有這樣的看法︰
認為有純粹「客觀的」預見的想法是荒謬的。一個有所預見的人實際上所具有的，只是他希望獲勝的「綱領」，而他的預見本身就是取得這一勝利的一個要素。......只有強烈地希望有所作為的人才能確認哪些是實現他們的意志所必需的要素。
因此，認為某一特殊的世界觀、生活觀本身在預見力方面具有優越性，便是一種毫不掩飾的、愚蠢而淺薄的錯誤。(p. 51-52)
對於以「數字決定一切」反對選舉制度的人，葛蘭西的回應是︰
數字並不是「至高無上的法則」，而所有選民的意見也不是「居然可以」等量齊觀。數字在這裏也只是具有工具的價值，給出一種衡量、一種關係，僅此而已。衡量了甚麼呢？它衡量的恰恰是那些積極分子、精英、先鋒隊等少數人意見的有效性，它們的擴張力和說服力，也就是那些意見的合理性、歷史真實性和具體作用(p. 88)。
觀念和意見並不是自發地「誕生」於每個個人的頭腦；它們有一個形成、輻射、傳播和說服的中心，即按照現實的政治形式整合、並提出這些觀念和意見的集團，甚至是一個獨一無二的個人。......所以，問題並不在於頭腦「好用」的人們覺得自己被貶低到了最差的文盲水平，而在於這些自以為頭腦好用的人想要剝奪「普通」人在決定國家生活進程時所擁有的哪怕很小的那一丁點兒權力(p. 89)。
最後是對法律的看法︰
一旦我們創造出了使某種生活方式成為「可能」的條件，那麼就必須讓「犯罪行為和過失」接受帶有某種道德意味的懲治，而不限於把它們作為一般的危害加以審判。法律是由國家實際發展的整個積極文明化活動中鎮壓和消極的一面。諸如個人和團體的「嘉獎」等等也應該納入法的概念；對犯罪行為要懲戒(而懲戒的方式要新穎，要讓「公眾輿論」也來扮演懲治的角色)，對值得推崇和嘉許的舉動更要獎賞(p. 96)。
葛蘭西是位行動家，因此他的理論也是以行動為依歸的，現在並不是自然而然，而是局勢和力量對比的結果，而未來也是如此，必須要有行動，讓綱領擁有物質力量，才會有預見中的未來。
說起來葛蘭西那些具影響力的札記都是在獄中寫成的，連極權政府也是那麼半吊子嗎，容許反對派的葛蘭西在獄中繼續影響民眾。到了極端還是不能作出完全控制，果然意大利在那時代是不行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