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6月12日 星期日

大漢帝國在巴蜀

看完了《大漢帝國在巴蜀》,討論三國時代蜀漢的合法性問題。作者對《隆中對》的評價是,諸葛亮正確分析當時天下大勢,提出與孫權聯盟構成南北對峙,才可能與當時的曹操對抗。《隆中對》的不足是政治定位闕如。諸葛亮設想劉備如同光武帝一樣成為漢室代表,但漢獻帝的漢室仍在,這目標就不能明言。曹、劉、孫的政治關係沒有清晰定位,跨有荊益與結好孫權如何協調就缺少一個衡量依據,劉備取益州亦缺乏政治上的理據。

作者提出赤壁之戰是由周瑜主動進軍荊州發起,曹操在建安十三年冬並沒有征江東的計劃。當時孫、曹並未公開決裂,曹操試圖以政治手段解決江東問題,未料周瑜會採取攻勢戰略。周瑜為孫權提供一套江東帝業論述,以「先哲秘論」為據指代漢者必興於東南,這種雄心推動江東進軍荊州。

周瑜死後,孫劉調整荊州地盤,孫權讓南郡予劉備,令劉備直接面對曹操。得到南郡後,劉備得以向益州發展。

作者認為劉璋邀劉備入蜀,名義上是討伐張魯,實際動機是想震懾蜀中諸將。當初劉璋父劉焉收編流民為東州兵平益州,東州人犯法,劉璋不能制,益州人對劉璋不滿。劉璋聽從張松、法正的建議,結好劉備以解決益州內部統治危機,卻不知張松、法正的真實意圖是迎劉備為主。

劉備入蜀後,劉璋與劉備在涪城飲宴,持續百餘日。當時關中諸將起兵反曹,劉備卻無意北上進取。劉備取蜀過程始終要面對的問題,是如何既取益州又不違背「欲信大義於天下」的初衷。作者見解是,劉備本應在關中諸將起兵時北上討張魯,與馬超等人呼應,形成劉備、孫權、劉璋、關中諸將組成的反曹大聯盟,以申大義。

劉備以劉璋沒有滿足軍需要求為由與劉璋決裂。由於張松之兄張肅向劉璋告發其弟陰謀,劉備的藉口無法取信於益州士民。劉備攻雒城一年多,至荊州援軍來到才攻破,益州吏民猶欲死守成都。作者認為,這可能是出於劉備背信棄義的義憤。

劉備進成都後,任由士兵搶掠,重用自己的親信,其次為之前劉焉、劉璋時期的客籍舊人,益州人而居顯位之人只有黃權與彭羕。劉備佔領益州後將劉璋軟禁在荊州,作者認為此舉在政治上並不明智。劉璋仍有政治價值,可代表舊劉璋集團授予劉備統治益州,以及其後自封漢中王的合法性。

作者指孫權曾派兵入益州誘擊張魯,出兵幫助劉璋可視為孫劉聯盟的共同行動。當劉備與劉璋反目後,嫁給劉備的孫權妹回吳,是孫劉聯盟關係變化的徵兆。至劉備屬下荊州軍入蜀增援,劉備欲獨取益州的意圖暴露,孫權對劉備已徹底失去信任。

劉備得益州後,孫權要求劉備讓渡荊南三郡,劉備沒有答應。孫權派呂蒙以武力佔據三郡,孫劉在荊州武力對峙。在雙方交涉中,江東強調自己在赤壁之戰的功勞,以及曾向劉備讓步讓出南郡。在聯盟中,劉備所得甚多,孫權卻收穫有限。劉備襲取益州,與他匡輔漢室的旗幟自相矛盾。至曹操佔領漢中令益州受威脅,劉備讓步,以湘水為界與孫權平分荊州六郡。

劉備佔漢中後稱漢中王,但無法在漢獻帝被曹操挾持下正式受封,需要以制度外的方法賦予合法性。劉備一方在上漢獻帝表中,引竇融例權宜由部屬推舉為王。上表名單以一方諸侯、正式受封漢臣的馬超為首,繼以為天下名士許靖、代表前劉璋勢力的龐羲與射援,之後是劉備在荊州時的屬下。作者認為這與竇融被推舉為元帥的情況不符。竇融是由朝廷正式任命的河西五郡太守推舉,有合法性來源可以臨時產生更高一級的權力。劉備則是由實際上是自己部下的人推舉,推舉者與劉備並不是「位同權均」。

上表中沒有提及孫權,從史料中也看不到劉備就稱王一事對孫權有何說明。從後來曹魏代漢、劉備稱帝後,孫權才承認劉備是漢中王而不是漢帝,可以看出江東的立場,認為劉備本應率先討賊,卻自己急於稱王稱帝。劉備稱漢中王後,孫劉聯盟已分道揚鑣。

呂蒙接任孫權在荊州上游的統帥後,認為荊州的關羽是江東潛在威脅。為保障荊州安全,應該由江東獨佔整個荊州。呂蒙對江東的政治定位,已由周瑜、魯肅的江東帝業,轉為保據江東。趁關羽北上攻襄陽,孫權向曹操請降,呂蒙成功襲取江陵,關羽被斬。

作者批評,劉備在進取巴蜀與維護孫劉同盟間缺乏恰當平衡。關羽在荊州既要北拒曹操,又要防範江東,劉備以關羽軍隊單獨攻取襄陽在戰略上未必明智。既然之前劉備與孫權已因荊州問題武力對峙,劉備應該反思自己的聯盟政策,卻在關羽攻襄陽時自稱漢中王,事實上撇清聯盟關係。孫權也為奪取荊州付出政治代價,必須向魏稱臣,無法再稱曹魏為漢賊,失去問鼎中原,統一天下的政治資本。

曹操死後,曹丕代漢,封漢獻帝為山陽公,巴蜀卻有傳聞指獻帝被害。作者推測,傳聞可能是劉備一方編造,為劉備事業找回正當性依據。劉備稱帝時強調漢室仍有天命,將由劉備復興漢室。但巴蜀讖諱學者如周舒、杜瓊、譙周等,私底下卻議論漢室天命已盡,由魏取代,否定劉備的帝業論述。這種觀點影響蜀漢中後期政治,以譙周的《仇國論》為代表。

部份巴蜀人士不認同劉備政權,或批評劉備對劉璋背信棄義,或批評劉備未有在曹操死、曹丕代漢的機會討賊,反而急於自立為帝。作者評論,劉備唯有銳意討賊,才能宣明漢室天命與劉氏祖業。劉備在曹丕稱帝後既不曾北伐,也不曾聲討,顯示他將自己稱帝放在比討賊更優先位置,這削弱了劉備政權的正當性基礎。

劉備稱帝後才考慮征伐,削弱了他出兵的道義力量。假如要伐魏,應當在曹丕初篡漢之時,要伐吳,則應在孫權初襲關羽之時。劉備在關羽死後一年多才伐吳,令孫權有時間在荊州安撫人心,站穩陣腳。作者形容劉備伐吳之戰沒有政治定位,糾纏在報仇爭地之事,卻沒有聲討孫權投降曹賊之罪。

夷陵戰敗後,劉備還永安直至病逝。劉備託孤於諸葛亮時交代了蜀漢政權未來的政治路線,即北伐討賊,復興漢室。作者論述,劉備託孤強調北伐討賊事業必須開展,關乎帝業的合法性危機。蜀漢必須與整個天下連繫,展示漢室仍有天命,它在巴蜀的統治才有合法性。假如只想保據巴蜀,蜀漢就失去統治合法性,連現有基業也保不住。

魏黃初年間,曹魏對蜀漢採取過和平統一政策,試圖說服蜀漢取消帝號,歸順稱藩。曹魏大臣在劉備死後那年大量寫信給諸葛亮,講述天命去漢。諸葛亮則以《正議》回應,表明王者之興,在德不在力,前後、後漢與蜀漢一脈相承,復興漢室是據正道而臨有罪。諸葛亮主政後恢復益州的州級建制,將巴蜀置於大漢帝國天下圖景,表明蜀漢不是割據偏安的政權。

諸葛亮主政後吳蜀因現實恢復聯盟,但蜀漢已稱帝,孫吳則受曹魏封為吳王,雙方政治關係問題需要處理。孫權的說法是不承認帝號,以示對等。對於自己反覆無常,降魏受封之事,孫權則以劉邦受項羽所封之事為辯解。

蜀吳聯盟在孫權稱帝後面對棘手的政治難題。假如蜀漢不承認孫權帝號,會影響聯盟關係;假如承認孫權帝號,漢室仍有天命的帝業論述則會受動搖。諸葛亮主張維持同盟,對孫權稱帝之事則應權通變,在內部認定孫權稱帝是僭逆,但在聯盟中不公開否認,稱兩個政權為「東」、「西」。孫權需要蜀漢認可自己的帝位以增加合法性,但蜀漢卻以漢室天命未盡為核心,孫權只能淡化這種矛盾,盡可能稱蜀漢為「蜀」,又在盟約中強調諸葛亮個人的威德,而不是以漢為號的巴蜀政權。

諸葛亮北伐時強調道義之爭,定位北伐為指討凶逆,而不是窮兵黷武,爭地逐利。對諸葛亮而言,北伐是信念之戰,反映出對漢室的堅定信念。諸葛亮選擇北伐時機的優先考慮是政治因素,北伐旨在挽回正在流失的漢室認同,其次才是收復失土,時機上只能盡早行事。

諸葛亮病故後,蔣琬主政。蜀漢調整國策,不再大舉北伐,加強防禦,僅以姜維率偏師伺機北出,象徵北伐。蔣琬不駐漢中,改駐涪城,以此顯示諸葛亮的國策未有完全放棄,只有部份調整。吳、魏都看出蔣琬駐涪城,代表蜀漢國策有變,曹魏藉機主動進攻,漢中一時受壓。至費禕繼蔣琬主政,改屯漢壽。

蔣琬、費禕主政後頻用大赦、民間逃避兵役、軍隊逃亡,顯示蜀漢的社會矛盾加劇。作者認為,這是因為諸葛亮復興漢室的信念,以及公平為政的政策得到蜀人認同。諸葛亮之後,復興漢室信念衰微,蜀人對蜀漢的政治認同也越漸疏離。蔣琬、董允死後,成都政務由陳祇與黃皓把持,後主沈緬聲色,政治日益衰敗。

蜀漢後期,譙周的《仇國論》觀點主導輿論。《仇國論》稱蜀漢為因餘之國,曹魏為肇建之國。當下時勢更似戰國諸侯並立,不能指望像漢高祖般以弱勝強。作者指,《仇國論》否定了諸葛亮、蔣琬、費禕以來整套關於北伐的論述,稱姜維北伐為窮兵黷武。當北伐的意義已被否定,蜀漢政權的合法性就被抽空,巴蜀與漢室的關係悄然消解。至魏軍逼近成都,譙周力主投降。降表中後主劉禪承認自己是偽政權,漢室天命論述告終。

作者最後總結,在中國古代政治的規則中,以其德同天為帝王正當性基礎,以恭行天罰為武力誅罰正當性基礎。其德同天即天下為公;共行天罰即弔民伐罪。大利是與天下同利,與大義相通,表現在規則內化後的價值。蜀漢興亡過程體現政治變遷的內在邏輯。諸葛亮踐行信念,融貫天命與歷史觀,最終成為堅守政治道統與文化命脈的形象。作者感嘆,諸葛亮的身影卓然屹立千古,涵意已超越政治哲學,值得再三致意。

2022年6月1日 星期三

窮人的經濟學

看完了《窮人的經濟學》,透過描述實際的窮人如何生活,了解如何對抗全球的貧窮問題。作者認為比起著眼於「大問題」,例如制度、國際援助與跨國研究,思考有答案的具體問題才有真正的幫助。知道窮人如何做決定,才能找出最有效幫助他們的方法。

每天花費不到99美分的人,也不是將所有錢花在食物與其他必需品上。當窮人意外得到更多錢,即使是最窮的一群,亦不會將增加的額外支出全部花在食物上。額外花在食物的錢不是全部用來增加熱量,而是買比較美味、價格較高的食物。例如一項研究的印度窮人中,相比最便宜熱量來源的玉蜀黍,會花額外金錢在米、小麥,以至較不具營養價值的糖。

作者指,窮人就算可以也不會攝取更多熱量,部份原因是大多數人有足夠東西吃,很少人因為吃不飽而無法工作。但這項解釋並不足夠,因為兒童營養不足會影響未來生命機會,而這項投資對窮人而言很有價值。當中因素包括人們可能未認識營養的價值、對外人的飲食建議有懷疑,以及不容易從個人經驗得知營養的價值。

窮人飲食習慣的另一解釋,是他們覺得生活中有比食物重要的事,例如婚禮、嫁妝、葬禮,以回應社會壓力。讓生活沒那麼苦悶也是窮人的優先選項,這可能是一部電視,或者美味的飲食,還有生活中的節慶。假如窮人懷疑自己的生活是否有徹底改變的可能,他們會專注當下,讓自己生活過得快活一些。

從實際的窮人生活中可以看到,直接將錢投入改善小孩與孕婦的養分,社會回報相當巨大。在人們喜愛的食物中加添微量營養素,比注重在便宜穀物上更有價值。

成長過程未感染瘧疾的兒童,終生所得比感染過的兒童高。這表示防治瘧疾的投資有很高金錢回報。潔淨食水與衛生設備同樣是很好的健康投資。但實際的情況是,窮人似乎不想把過多金錢與時間犧牲在這些投資上,寧願花錢在染病後的治療。

政府提供的公立醫療系統做得不好,例如醫生與護士缺勤,問診時間不足,是人們避開公立醫療系統的原因之一。瞭解醫療知識並不容易,這對每個人而言都是如此。當窮人感到無能為力,也需要抓住希望。例如很多人根本付不起治療慢性病的費用,試試傳統醫者與巫師,至少讓病人感覺做了點事。

作者在烏代浦提供兩磅木豆為誘因的疫苗注射實驗結果,是注射率由6%升至38%。窮人好像有理由拒絕注射,但他們確知自己沒有有力基礎評估疫苗成效。讓他們給小孩注射疫苗不需要根本改變其信仰。

人們也不是相信接種的價值,就會帶小孩去接種所有劑量。對現在的想法與對未來的想法不同,兩種想法有時間不一致。人們傾向把小成本延後,如果接種的好處在未來,花時間去接種的成本卻要今天承擔,就不如將事情擱置到明天。提供兩磅木豆,就是讓母親可以今天就拿到東西,補償今天付出的成本。

相比窮人,較富有的人優勢在於他們處於理所當然的環境,不需要利用有限的自制與果斷,就能保持健康。作者認為,宣導個人需要對自己的生命負責,未免說得太輕易而舉。只有資訊是沒有效的,人們實際上懂得的都比自己想像要少。

作者指,期待教育應傳授甚麼的特殊想法,扭曲了父母的需求,也扭曲了公立與私立學校的傳授內容,並改變孩童的實現目標,這一切都造成資源浪費。父母往往視教育為買彩券,而不是穩當的投資。他們相信最初幾年的教育回報低於接下來的幾年,認為多讀一年高中的收入增加遠比多讀一年小學多。事實上,多受一年教育的收入是等比例增加。父母的觀念讓他們將一切教育資源放在同一籃子上,而不是平均分散至所有小孩。

整個教育體系與父母的觀念相近,以培養最好的學生通過最難的考試為前提。父母與教師對學生的成就不抱期待會造成傷害。期望過高與自信不足,讓學生受到成見威脅影響,怪責自己並放棄努力,在上課時發呆或拒絕上學。私立學校的教學重點是針對困難的公開考試,課程進度超前且無所不包,大部份學生越來越落後。

菁英式學校體系不公平而浪費。有錢人的小孩在學校受呵護,協助他們發揮真正的潛能。窮人小孩假如沒有早期展現天賦,就會認清學校並不歡迎他們,放棄離開。這造成大量人才浪費。發展中國家的教育體系無法教導大家完整的基本技能,亦無法挖掘人才。

成功的實驗發現,只要學生與老師都願意重視基本技能,每個小孩都可以學好這些技能。課程需要不停測驗學童真正知道的東西,以評估他們是否進步。教育計劃也發現,低年級補救教學只需要老師受相對短的訓練。重新規劃課室與教育有助落後的學童專注在基本知識。改變父母、學生與老師的期待令學生表現更好。善用科技輔助教學可讓學生設定自己的學習節奏。

從現有的研究顯示,沒有確鑿數據證明家庭規模越大就越不利於小孩,吃虧的很可能是母親。容易取得避孕藥對降低生育率幫助有限。讓少女晚點懷孕,例如幫助她們上學效果較好。女性在家中的說話份量是家庭規模的關鍵,這會受妻子的年齡與教育,以及社會、政治與經濟環境影響。私下向婦女提供避孕藥,丈夫並不知情,採取避孕措施的比率也會提高。

許多父母眼中小孩代表經濟前景,以確保老年能得到照顧。研究發現,當生育率下降,家庭儲蓄率會相應提高。這表示生得較少,父母也將減少投資在小孩身上的金錢。假如女孩在婚後不預期會照顧父母,社會可能會出現性別篩選。當女孩在婚姻或勞動市場上更有價值,性別篩選問題會比較不嚴重。

作者指,家庭與個人並不相等,家庭的決定可視為家人之間討價還價或權宜的結果。家庭綁在一起不是因為家庭和諧,而是透過不完整、非常粗糙,而且很鬆散的「契約」,劃清每個人對其他家人的責任。靠著社會規範強行落實規則,問題在於改變緩慢,規則可能完全與現實脫節。

社會政策的目的是讓家庭行動更完整,有時是讓人免於家庭暴力。有效的人口政策讓人不需要生那麼多小孩。良好社會安全網,以及讓人為退休多存點錢,都能降低生育率,或許也會降低對女性的歧視。

窮人隨時處於很大風險。大多數窮人耕種的土地沒有灌溉系統,容易因氣候而欠收。農產品價格波動相當大,農人無法確保收成時的農產品價格是否足夠回報投資,城市居民則受食物價格波動之苦。窮人另一種主要工作是臨時工,按日薪計,工作機會斷斷續續。

一旦厄運來臨,對窮人的傷害可能比沒那麼窮的人更大。對窮人來說,收入減少意味著砍掉基本開銷,例如減餐。現在收入減少也會影響未來收入增加的機會。失去希望的心理因素令窮人更難努力東山再起。壓力與憂鬱則令人難以專注,可能造成生產力降低。

面對收入減少,窮人自然反應是更努力工作。這樣做卻可能在本來機會減少的環境下,令互相競爭更會激烈,導致薪酬更低。窮人費盡心思分散風險,從事不同活動,分散農地位置,部份家庭成員暫時遷移。身兼多職很難成為專家,不斷暫時遷移也需要放棄正式職位獲得技術與經驗的機會。

窮人降低風險的另一種方式是務農與做生意相對保守。例如堅持使用傳統農耕技術,避免採用新技術要花一大筆錢投資。較富有的農民則因為能夠承擔損失,較願意冒險。貧窮農民也會擔任佃農,由地主負擔一部份耕種成本,取走一部份收成。這會減低農民努力耕作的誘因。

窮人處理風險的另一方法是形成互相認識的廣泛網絡,在成員有困難時互相幫助。傳統互助網絡有助減緩衝擊,但效果有限,有困難的家庭仍必須承受減少消費之苦。生病尤其難以得到互助網絡幫助,這可以解釋為醫療費用所費不貲,超出人們對分享的道德義務。

貧窮國家缺乏向窮人提供的保險,原因包括規範保險業者與監督投保人很困難,容易出現「道德風險」;非強制參與的醫療保險有「逆向選擇」問題,導致只有知道未來可能生病的人買保險,而保費則高於一般人可以接受的水平;明目張膽欺詐會令保險公司難以經營。

即使提供保險,窮人的投保率與投保額也不高。作者認為關鍵在於,市場販售的保險只能保護人們對抗大型災難。例如入院後申請理賠,保險公司卻因疾病不在重症保障名單中而拒絕,人們就不再願意繼續投保。當保險只針對大型災難,窮人不想花太多時間想那些特別不悅的未來,可能是本能反應。

窮人承受的風險之高,保險公司顯然難以接受。作者指,為了讓真正的窮人保險市場出現,政府可能需要介入。政府可以為窮人支付一部份保費,或許一段時間後,大家看到保險的作用,市場開始成長,補貼就可以逐步取消。氣候保險則可能可以透過公共基金促進普遍利益。

由於缺乏抵押品,窮人可以貸款的金額很少。當貸款金額越少,監督與審核貸款的成本比例就越高,因而令利率提升。一旦借款利率上升,借款人更有機會不還款,放款人需要更謹慎監督與審核借款人,利率就會進一步提高。結果是惡性循環造成利率飛漲,或者借款人乾脆不貸款給窮人。

因為借款給窮人的主要限制是蒐集資訊,窮人大部份從熟人處借款就相當合理。這可以解釋借款者離不開原有債主,以及銀行為何不借款給窮人。銀行不擅長以用暴力威脅借款者還款,以法律解決則為時甚長,並要面對逼害窮人的政治指責,乾脆不借錢給窮人比較簡單。

小額貸款機構同樣仰賴緊盯客戶的能力,典型做法是貸款給一群人,讓群體中每個人互相擔保。小額貸款機構與傳統貸款的明顯分別,是它幾乎去除所有彈性,每週償還固定金額,以群體為單位收款。這種方式有助降低放款行政成本,實際違約率也低於7%。

然而作者指出,小額貸款能改變人們生活的宣稱缺乏實際研究支持。作者對一間小額貸款機構的研究發現,沒有跡象看出小額貸款令女性更有權力,創業家庭比率則由5%升至7%。作者表示,這雖然不是多年來過度承諾所說的奇蹟,但確實發揮作用,顯示小額貸款是對抗貧窮的關鍵工具之一。

作者的研究也發現小額貸款參與率不高,在研究地區只有四分一家庭向小額貸款機構借錢。原因之一在於連帶責任,讓不想牽涉他人生意的女性抗拒加入,也會讓團體制止勇於冒險的人。每週還款缺乏彈性,不適合需要較多時間才能回本的計劃。小額貸款機構過於在意「零違約」的特色,與創業精神有不符合之處。

小額貸款機構的困難在於,其成功是基於把償還貸款變成一種社會默契。假如借款人相信其他人可能違約,對小額貸款機構失去信心,違約率就可能大幅上升,造成清償危機。小額貸款機構的設計,並不是要把大筆資金交給可能失敗的人,例如想擴張企業的老闆。

窮人不大在正式儲蓄機構開戶,但有許多其他儲蓄方法,例如共同組成儲蓄俱樂部、互助信貸協會、將押金放在金錢管理人或錢莊。由於銀行等正式存款機構受嚴格監管,小額帳戶的相對手續費太高,不適合窮人需要。作者指出,允許當地店舖代理銀行業務,有可能讓存款業務手續費大幅減少。

即使有不錯的儲蓄機構,許多人還是存不了錢,當中有部份原因來自人的心理。時間不一致讓人容易注重當下的誘惑,放棄未來的計劃。窮人對此有自知之明,因而會一磚一瓦慢慢蓋房子,確保餘錢花在目標上,甚至會付錢給人強逼自己存錢。

假如目標太過遙遠,存錢對窮人的吸引力會減少。如果需要定期重複克服自制的問題,存錢會變得更困難。作者指出,以穩定工作、保險與社會安全網讓窮人對未來感到安心,會讓他們有動力儲蓄。

窮人創業成功的故事令人振奮,但作者提到有兩點需要注意,一是窮人經營的生意都非常小,二是這些非常小的生意大部份利潤也很少。這些生意平均僱用人數少於一人,幾乎沒有機器或車子的資產,扣除家庭成員勞動成本後大部份都虧本。投資在這些生意的邊際回報(每投資多1元的回報)不錯,但扣除成本後的整體回報淨值則不高。

作者考察印度窮人的生意特徵是︰精力充沛、有生意頭腦,但大部份力氣耗費在小本生意,做的事與其他人完全一樣,因而賺不到合理利潤。這些生意沒有成長,除了融資原因外,也因為小生意成長潛力減少的速度很快,到達瓶頸後需要大幅投資才能轉型,只能在生意整體報酬很高才能實現。如果知道自己存款達不到想要目標,窮人就可能不會投資那麼多。

窮人創業比較像是傳統就業管道不通後,自己買一份工作來做,而不是特別想要創業。窮人特別希望子女就任公職,顯示他們渴望穩定有保障的工作。當人們知道每個月有固定收入,擁有掌握未來的感覺,就可以更專注於建立自己與小孩的未來。如果人們不敢想像未來生活品質會大幅改善,有可能選擇停止嘗試,留在原地不動。

作者指,要創造更多令人感到安穩的「好工作」,讓人們更容易遷移至城市會有幫助,例如低收入住宅與社會安全網。在整個國家各小鎮創造更多好工作也很重要,例如改善基礎建設、制定適合現況的勞動法,以及運用政府資源協助建立大企業的產業政策。

作者認為,一點一滴的進步,加上小變革的累積,終究會帶來寧靜的革命。制度改變不只限於大制度,大制度能實現要透過特定的地方制度。作者強調細節的重要,從下而上的觀點顯示,即使在不良制度中,也有改善政府問責程度並減少貪腐的空間。同樣,好制度也不保證可以暢順運行。

作者不同意政治經濟學認為制度決定經濟政策界線範圍的說法。大規模浪費與政策失敗,往往不是深層結構問題,而是政策規劃時懶得思考。政治與政策一樣,必須一點一滴改變,在過程中注意細節,了解人民如何決定,並願意進行實驗。

作者總結本書學到的五堂課︰一,窮人通常無法掌握關鍵資訊,誤信許多錯誤事情;二,窮人要為自己的生活承擔太多事;三,對窮人來說,有些市場不是如海市蜃樓,就是要承受不利價格;四,窮國不會因為貧困或有不幸歷史就注定失敗;五,對人民可以及不能做甚麼的期待,許多時會變成自我實現預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