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書研究發現不論任何社會與時代，社會流動率都不是很高，代際社會地位相關程度大約在0.75。研究結果也似乎暗示根本社會地位是由父母遺傳而來，先天比後天培養重要，若是如此，則會有幾種影響︰一，世界似乎比想像公平，才能是經濟成功主要來源，而不是繼承優勢；二，大量投資於照顧和教養子女對阻止長期向下流動並無用處；三，政府干預對改變社會流動性影響不大；四，聯婚可以增加社會流動，因此增加長期社會流動的方法，是以同質文化盡量提高不同社會群體的聯婚率。
作者研究瑞典、美國、中世紀英格蘭與現代英格蘭個別姓氏佔菁英比例，結果發現社會流動率都比現時主流研究低，在不同面向(財富、教育、職業與政治菁英成員比例)測量的社會流動速度相似，而且不同社會比例中地位持續率相似。作者認為主流研究是以不同世代中，社會地位與隨機因素混合得出的外顯個人特徵來計算社會流動性，因而會高估社會流動的速度，如圖所示︰
主流研究計算的是β，但根本社會流動性是b。以如姓氏等群體來計算，則會將隨機因素(ρ)減少，令結果更為接近b。
作者的研究表示家族歷史對代際社會流動率沒有影響，重要的是父母世代的地位。代際地位的相關度也與子女數目無關，反映父母投資並不能影響代際地位向平均遞迴。對孟加拉的婆羅門姓氏研究顯示，同族通婚社會幾乎沒有種姓間的社會流動，似乎支持根本社會地位是父母遺傳的說法。
即使中國在共產黨統治下社會階層看來已徹底改變，姓氏研究也顯示其社會流動率只是稍為增加，社會地位仍然相當持續。台灣姓氏研究反映出流動性看來比其他社會高，這有可能是菁英大量移民至美國的結果。有學耆認為中國社會因索族網絡援助會令其社會流動性較低，但姓氏研究卻沒有發現這種情況。
日本姓氏研究發現武士與華族姓氏後代佔現代菁英比例仍然很高，而且武士姓氏的持續率比華族高，即是在近期仍是如此，作者未能解釋此差異的原因。韓國與日本一樣是高度同質化社會，但姓氏研究反映兩者與種族更歧異社會的流動率差不多。即使智利在近年經歷各種政治動盪，對社會流動率的影響也很小。
作者總結姓氏研究推論的流動性定律指，白手興家是特例，世代的變化平均而言很小，極富裕者祖先最有可能是中等財富與才華者，極貧窮與缺乏才能者則多半是頗貧窮與沒有才能的子女。換言之，這些家庭在高於或低於社會均數地位已很長時間。
部份群體持續高或低的地位，似乎違反上述流動性定律。但作者指地位分佈一開始可能由揀選機制創造，或群體內高與低地位生育率不同引起。地位建立後，則可藉同族通婚或社會群體揀選來維繫。
從收養子女地位與生父母而不是養父母相關度較高來看，似乎生物遺傳因素對社會地位比後天來得重要。既然如此，作者認為與其無效地推動改變社會流動率政策，不如以重分配方式改變實際結果。作者認為，目前製造高地位子女的競爭，由擁有最佳遺傳潛力者的婚配競爭取代，會令比現在更好、更人道、較不具競爭性的社會更有可能存在。
個人意見︰本書在「控制隨機因素」後得出的流動性，也就是排除了個人機遇後的姓氏研究結果，以此推論根本社會流動性是遺傳而來，看來不知道是不是有點套套邏輯。在排除影響社會地位的後天(「隨機」)因素後，自然就只剩下先天因素，先天因素自然大部份來自父母遺傳。此外，遺傳潛力婚配競爭會比「現在更好、更人道、較不具競爭性」似乎也有點過度推論，關鍵字︰優生學、種族滅絕。
